论50年代后我国人口过快增长的深刻原因——兼议“错批一人，多生三亿”之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人论文,过快论文,之说论文,深刻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348(2009)10-0074-04
一、一种影响广泛的人口问题认识
近年来，一些正式出版物上，流行着一种类似的人口问题历史观：“错批一人，误增三亿”成为对20世纪50至60年代中国人口政策及其后果的概括，有的刊物甚至发表了“毛泽东的最大错误并非‘文化大革命’，而是在人口问题上”的评论。
按照上述人口问题历史观，导致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至少可以归结为三点：一是当年毛泽东错误地批判了马寅初等人关于“节制生育”的正确主张；二是错误地批判最终导致了人口政策的“失误”，促使了我国人口的迅猛增长；三是我国今天日益严重的人口问题完全是由“一个人”的“错误失误”造成的，这一沉重的历史“代价”需要整个中华民族“用100年的时间来偿还”。然而，只要我们不抱任何偏见地看待当年那段历史，就会发现上述见解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因此，我们有必要对5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政策形成、变化和发展的历史过程重新加以考察。
二、毛泽东人口思想辨析：实事求是地看待20世纪50年代围绕人口问题进行的争论
20世纪50年代末期，理论界发生了一场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错误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当时制定和推行正确的人口政策。这是不容回避的历史事实。问题是，这场批判与毛泽东到底有多大的联系？它是否从根本上改变了当时中央已经作出的一系列控制人口的决策？它对当时我国人口政策和人口增长的实际影响究竟有多大？
早在20世纪30至40年代，我国一些学者就试图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适度人口论”。当时，我国社会学界对此就有不同认识和争论。解放初，曾有人大代表提案呼吁节育。但当时，我国社会刚刚结束上百年的动荡和战乱，恢复时期以资源扩张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对劳动力的需求，以及大规模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不仅掩盖了人口增长潜伏的危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人口增长的动因和依据。在世界范围内，由于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人口锐减，战后绝大多数国家，包括美、苏、法、德等国都实行鼓励生育政策，特别是苏联人口理论对我国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样，鼓励或放任人口增长，自然成了人口理论的主流意识。虽然毛泽东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是为批驳艾奇逊对中国革命的污蔑，其主旨在于表明共产党有能力解决中国众多人口的“吃饭问题”，鼓舞人民在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上建设新中国的信心，而不是在宣示新中国的人口理论和政策，但是对此，当时思想理论界确实有不少人是当做社会主义的人口理论来理解的。有鉴于此，马寅初等人提倡节育、发表“新人口论”，就必然被一些人视为离经叛道的“新马尔萨斯主义”。
1953年人口普查显示，我国人口已高达6.02亿，增殖率为20‰。照此下去，前景令人担忧。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毛泽东等领导人就先后开始提倡节育。1957年2月，马寅初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阐发新人口论，主张计划生育，当即得到毛泽东的支持：“马(寅初)老今天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1]然而不久，反右斗争、“大跃进”运动先后席卷全国，马寅初也被波及，由于康生的插手，围绕人口问题的争论演变成先后有200人卷入的政治批判。
可见，对马寅初人口论的批判，是各种历史、政治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既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也与当时人口学界主流意识有关，而反右斗争和“大跃进”运动则是起了诱发和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此，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毛泽东并没有直接批判过马寅初，也没有因此改变对计划生育的支持态度，所以对他的责任必须作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不仅如此，我们还有必要全面认识和评价毛泽东人口思想对当时确定和坚持计划生育政策的积极影响。
第一，“大跃进”以前，毛泽东对适当控制人口、实行计划生育是支持的，对马寅初“新人口论”中的主要观点也是赞同的。
从1953年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先后提出要节制生育。1954年，刘少奇主持节育问题座谈会时明确表态：“党是赞成节育的”。1955年3月，中央批转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并指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1957年2月，毛泽东亲自草拟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讲话提纲，明确提出：“从六亿人出发，节育。”[2]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明确提出了“计划生育”概念和“逐步达到普及计划生育”的设想[3]，强调“要有计划地生育”，“设立一个节育委员会”来“提倡节育”，“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要“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遍实行”[1]。特别是，毛泽东1957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公开表态，明确支持马寅初的主张。因此，可以肯定，“大跃进”以前，毛泽东对控制人口、实行计划生育是支持的，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主要观点是赞成的。诚然，他对马寅初也有批评。实际情况是，马寅初曾在一次演讲中说：人口过快增长，人多地少，怕中国要侵略人家了；要和平共处，做到不侵略人家，也不要人家侵略我，就非控制人口不可。事后，毛泽东要求马寅初不要再说这种话了。马寅初也承认了错误，做了自我批评[4]。可见，这种批评并非政治批判，而是严肃、中肯、善意的，与马寅初“新人口论”中的主要观点无关。
第二，“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人口思想出现了明显摇摆，发生了偏差，但很快得到了纠正。
“大跃进”向人们传递了两个虚假信息：一是建设中的人海战术使剩余劳动力有了充分出路，甚至劳动力已显不足；二是唯意志论盛行，空前夸大人的作用，使人口多带来的困难淹没在浮夸的海洋里。在群众建设热情高涨、各种“卫星”和自己先前“不怕人口多”思想影响下，在人口多好还是少好问题上，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矛盾和动摇，原来的节制生育思想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确实说过“应当看到人口多是好事，实际人口到七亿五到八亿时再控制”，宣传人口多的困难会“造成悲观空气”[1]。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也没有改变实施计划生育的想法。据记载，当时毛泽东召见邵力子等人听取对“大跃进”的意见。邵力子为马寅初进言，毛泽东虽在人口增长的压力问题上持“还不严重”的观点，但明确表态：“对计划生育，仍应实施。”1958年至1959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中，针对苏联经济学教科书对社会主义制度下“人口迅速增加”的肯定，写下“总要有个限度，要有计划”的批语。三年灾害时期，经济困难加重了人口压力，使毛泽东重新认识到控制人口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60年，中央已开始纠正人口问题上的偏差，二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对在“除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实行计划生育作了明确规定。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发布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这是我国第一个较完整的计划生育政策文件，为后来我国推行严格的、强有力的控制人口政策提供了重要思想前提。
事实表明，对1950年代人口问题争论和大批判，毛泽东虽负有一定责任，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他一味鼓励人口增长。恰恰相反，我们既不能以毛泽东在人口问题上的暂时摇摆来否定他提倡计划生育的总体倾向；也不能把当时理论界在人口理论问题上出现的错误，完全归结到毛泽东个人身上。还是邓小平说得好：“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历史事实。”[5]同时，我们看到，这场大批判虽然对我国人口理论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一定干扰作用，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1950年代以来决策层提倡节制生育、实行计划生育的总体走向，毛泽东也并未放弃计划生育的想法。
三、缘何“多生三亿人”：全面准确地把握我国人口增长与人口政策的关系
1953年我国人口突破6亿。根据科学测算，我国适度人口为6至7亿，但目前已经突破13亿。我国人口如此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究竟何在？
可以说，50至60年代，我国人口政策的主调是提倡节育和计划生育。“大跃进”中出现了暂时波动，但很快得到纠正。60年代初期，计划生育在更广泛范围内、以渐进方式逐步展开。人口理论不是人口政策。我国人口理论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真正实现拨乱反正，而人口政策上的摇摆则持续时间很短，很早就在毛泽东领导下得到了彻底纠正。正因为如此，截至60年代末，我国计划生育取得了一系列进展：一是建立健全相关组织。1957年，中华医学会总会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成立；1964年，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二是避孕药具生产和节育技术有所发展。1961年，卫生部召开全国计划生育技术经验交流会；1967年，国家科委、卫生部、燃化部召开全国口服避孕药鉴定会，对5种短效避孕药进行鉴定和推广。三是避孕节育和优生优育宣传从城市向广大农村扩展。1956年，卫生部根据中央指示，发出《关于避孕工作的指示》，并公开广泛宣传。1956年，国务院计生委在实行晚婚、节育成效显著的山东文登召开经验交流会。四是提出了生育计划、生育胎次政策和生育规定的一些初步方案。譬如，周恩来曾提出20世纪末人口增长率降到1％的奋斗目标，各省市也相应制定了出生率、增长率的近期和远期目标及规划。这一时期，我国控制人口出生率取得了明显成效。1965年，城市出生率由1953至1958年的39‰降至26‰，城市妇女总和生育率1964年为4.49、1965年为3.7、1966年为3.1、1967年为2.9，4年下降1.5左右[6]。
但是，在计划生育政策逐步展开，出生率、生育率出现下降的情况下，我国人口总量仍在迅猛增长。1964年人口普查显示，我国人口超过7亿，比1953年增加1.2。1966至1970年5年净增人口超过1亿。实际上，人口政策与人口增长的关联，绝不是简单的、直线性的。对195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迅速增长原因的考察，需要一种全方位的历史意识。从人口学角度分析，1950至60年代我国人口迅猛增长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人口基数庞大是既定历史原因。中国历来以人口众多著称于世，汉魏至清末始终占世界人口1/3左右，为人口增长积累了庞大基数。近现代中国战乱、灾害频仍，生活条件恶劣导致的高出生率与高死亡率暂时抑制了人口快速增长，却为日后和平环境下的补偿性回升积蓄了巨大能量。新中国成立时，人口约为5.4亿，占当时世界人口的22％，到1953年，人口突破6亿。基数庞大使人口进入高增长的“惯性”时期。这一时期先后两次出现生育高峰，其对总量增长的追加效应进一步强化了人口增长的惯性，使之难以在短期内缓解和消除。
其二，建国后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对人口增长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因死亡率下降导致人口激增，是二战结束后世界许多国家发生的一个重要现象。1949年以后，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中国进入了恢复、发展经济时期。新型的生产关系和组织制度使城市工业化运动蓬勃发展，三年土改使农业生产在广度和深度上有了拓展，农村贫困化过程被遏止。随着生活条件改善和医疗卫生事业迅速发展，人口寿命大大延长，社会人口、特别是婴儿死亡率以大大快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速度下降，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突如其来的“婴儿激增”(Baby Boom)一样，中国进入人口急剧膨胀时期。
其三，粗放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构成了我国人口增长的深层原因。经济增长方式既可强化、也可弱化人们的生育意愿。在中国，小农经济历时久远，得到了充分发展，这使简单劳动力的数量追加成为生产发展的基本条件。这就使物质资料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不断固化着偏好男婴和多生多育的传统生育模式。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70年代末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经济基本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人海战术往往成为推动生产发展的自然选择，扩大生产规模对人口增长的需求加速了人口的膨胀。
其四，传统生育文化对推动我国人口增长发生着深远的影响。在小农经济与宗法制度联姻的文化背景下，生育子嗣、绵延后代，一贯被视为上事宗庙、下继后世的大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观念成了各阶层历来恪守的信条。同时历代统治者为富国强兵，也采取措施鼓励人口增长。这种极具韧性的生育文化，塑造了我国人口增长的历史机制和生育模式，时至今日仍然在部分贫困、落后地区得以维系。
四、结语
1953年，中国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截至1953年6月30日，中国人口总计6亿，估计每年要增加1200万到1300万，增值率为千分之二十。这次人口普查引起了马寅初的注意，他对人口普查的结果表示怀疑。因为这次人口普查采取的是抽样调查的方法。马寅初认为这种方法不能概括全貌。据他了解，仅上海一地的人口净增长就是千分之三十九。但他也同时认为，有如下几个方面可以证明中国的人口增长率是比较高的：第一，解放后，人民生活安定，就业率高，结婚人数增加，生育机会多；第二，解放前婴儿死亡率很高，解放后，社会福利和卫生条件得到很大改善，新生儿存活率大大提高；第三，解放后生活条件改善，鳏寡孤独皆有所善，人均寿命延长；第四，战争消弭，天灾损失降低，社会安定，人民死于非命者少；第五，尼姑还俗，娼妓从良，组成新的家庭，创造生育机会；第六，封建残余观念，如多子多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五世其昌等等，推动着早婚多生；第七，政府对于一胎多婴的家庭，除了奖励以外，还有经济上的补助，无形中变成多生有奖的政府行为。
因此，195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增长，即所谓“多生三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实际上，早在1953年人口普查结束后几个月，国家领导人就冲破传统观念，公开号召节育，表现出了他们的远见与气魄。当时，一方面存在庞大人口的压力，另一方面生产发展又需要大量人力，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又发展又困难，这就是矛盾。”[7]同时，那时实行节育，要让社会大众普遍给予自觉配合，也绝非易事。1957年，卫生部决定放宽对人工流产及绝育手术限制，而中华医学会常委理事会则迅速作出决议，公开反对。一些有名的医学专家，纷纷责难人工流产放宽限制，甚至说这是卫生部领导“不尊重和不信任科学家意见的表现”。因此，当时推行节育，只能通过宣传教育，争取群众理解，并在自愿基础上逐步推进。从历史发展角度说，正因为当时计划生育不遗余力地宣传，对节育技术坚持不懈地推广，才为后来开展大规模的计划生育，奠定了坚实而广泛的基础。
总之，50至60年代我国人口迅速增长，是多方面历史因素促成的。其间，批判马寅初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对节育政策的实施产生了负面影响，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我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总体方向，更不应该把人口大量增长这一历史自然发展的结果归咎于毛泽东。这才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