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研究
伯恩斯坦“语码”理论对阶层固化问题的分析与解决
徐 苗 苗
(黑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哈尔滨 150080；哈尔滨商业大学 法学院，哈尔滨 150028)
[摘 要] 语言社会学家巴兹尔·伯恩斯坦受到布迪厄的符号暴力论、萨丕尔语言实在论与福柯的权力话语观的影响，提出“语码”概念，并将语码分化作为社会阶层固化的根源，在此基础上，伯恩斯坦探究了语码分化背后的社会权力关系结构：一方面强调社会权力关系结构对语码形成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则指出语码对维护社会权力关系结构的反作用。为解决这一问题，伯恩斯坦主张应在家庭教育中保持两种语码的均衡，在学校教育中去除刻板印象的影响，应关注语码转换过程中的情境要素，通过这三个途径实现教育场域的话语建构，以重新整合分化的社会阶层，打破语码分化对社会流动的限制。
[关键词] 巴兹尔·伯恩斯坦；语码；阶层；权力关系
在关于伯恩斯坦的研究中，语言社会学这一概念之所以具有合法性，是因为伯恩斯坦遵循一种语言本体论的思路，将语言看作独立的社会现象。受到布迪厄的符号暴力论、萨丕尔语言实在论和福柯权力话语观的影响，伯恩斯坦在其论文集《阶级、语码与控制：语言社会学的理论研究》(Class ，Codes and Control ：Theoretical Studies towards a Sociology of Language )中认为语言的真正意义在于能够解释“社会何以可能”这一重要问题，具体来说，客观化的语言符码在一些时候能够设置社会交往的藩篱，但另一些时候开放的社会关系也源自语言的建构，因而社会学的关注点应该转向作为独立社会现象而存在的语言，在社会分层与社会整合中了解语言在众多社会现象中的功能和地位。
一、 问题描述：语码分化与社会阶层固化
“语码”是理解伯恩斯坦语言社会学的关键所在，这一概念的提出受到布迪厄符号暴力论的影响，布迪厄强调语言符号是一种塑造“惯习”的方式，人们总是在对话中去适应一些外在的抑或是潜在的规则，按照某种既定的套路去约束自己的交谈、表白、讲演等言语行为，这些语言背后的规则被布尔迪概括为“符号暴力”，它是一种通过系统教育而被施加的强制力，那些看似自由流通的话语会受到制约，人们在对话之中实现一种惯习，也就是“持久的和调适的行为倾向”[1]87，将外部的社会规则化约为自我控制，布迪厄虽然摆脱了“语言工具论”的影响，在社会学领域倡导“语言本体论”[注] 语言工具论和语言实在论原本是语言哲学中的两个倾向，前者将语言仅仅看作交谈的工具，后者则视语言为塑造事实的本体，社会学家布迪厄受到哲学领域语言转向的影响，在社会学领域中主张把语言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事实来影响，强调语言系统中隐藏着一套“符号暴力”，从根本上制约着人们的一切社会行为。 ，反思了语言研究中的意识形态问题[2]2，然而布迪厄将目光集中于人们在符号暴力的约束中所形成的惯习，并没有注意到符号的使用者在塑造自身言语行为的过程中渐渐被分化为社会的不同阶层。
(一)语码的作用机制与类型划分
和布迪厄的符号暴力论相比，伯恩斯坦主张将语码的分化看作社会分层的重要影响因素。从语言学层面来定义伯恩斯坦的语码(code)，它主要是指“潜在于语言变体背后的制约性规则，相当于语言的深层结构，位于语言的语义层”[3]84。从社会学层面来看，语码则被伯恩斯坦理解为社会符号系统，这种符号系统存在于话语形式之中，通过交往过程得以传达一定的信息量，此外它也暗含一套规则，人们在会话过程中所得出的语言规律。从社会功能来看，语码的作用机制表现为两个方面：限制性(restriction)语码和阐释性(elaboration)语码。[4]58限制性语码有助于“社会化”符号的建构和共享，而阐释性语码有助于“个性化”符号的建构和独享，这里伯恩斯坦从社会学意义上探讨了言语行为的特征。首先，一切的交谈、独白、演讲都被要求遵循一些共同的规则；其次，这些具有同一性的规则却由于行为主体在时间、空间、阶层等方面的差异而产生变体。通过上述两种作用机制，我们看似偶然、随机、无意识的言语行为实际上是被逐渐塑造的，我们的谈吐受到年龄、地域、职业等因素的制约，这些都在不同的层面反映了语码的规制力。
为符合“两票制”要求，药品批发企业需将药品的上游来货相关票据资料提供给医疗机构，以备查验。现阶段，医疗机构为方便操作，一般要求药品批发企业将发票复印件随货提交，医疗机构收货验收时直接核对票据信息是否符合“两票制”要求。为应对这一变化，企业一般都会加派人手，增加设备，进行材料的准备。企业人力、物力成本大幅增加，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
当我注意到班上有个女生也对陆浩宇示好后，我明里暗里一次次找那女生的茬。陆浩宇看见我对那女生的刁难，来找我，让我别那么霸道。陆浩宇的话激怒了我，于是趁在课间休息时，我偷偷跑去停车处，拨掉了那女生的单车汽门芯。陆浩宇再次找我，问我能不能收敛点？他说他对我从来没有感觉。看着陆浩宇铁青的脸，我想解释，他却决绝地说：“我拒绝了你那么多次，难道你都不明白吗？我怎么会去喜欢一个不自尊自爱的女生？”
本研究采用综合评分法,参照国内外的各种综合指数的分组方法,划定综合评分在80～100之间为Ⅰ级,70～80之间为 Ⅱ级,60～70之间为Ⅲ级、30～60之间为Ⅳ级,0～30之间为Ⅴ级。
根据伯恩斯坦的划分，我们能够了解，公共话语和正式语言并不是自发形成的，两种语码的主体分属不同的阶层，公共话语被那些专业技能较差的或者分工粗陋的群体所使用，如体力劳动者；正式语言则被中产者或专业人士熟练掌握并运用，如律师、医生等专业人士。这种分化能够在时间中不断加剧，即使在公共话语被广泛使用的早期家庭教育中，父母也会将各自的语码代际传递给子女，试图让他们能够部分地接受正式语言，儿童则会积极模仿早期教育者的言语行为，在后来的社会交往中也会根据儿童时期所接受的教育进行编码和解码。这是两种不同的言语行为过程，编码是向外传递信息的过程，解码则是向内接收、理解并反思信息的过程，在信息交换的过程中主体会在言语行为中去积极识别“同类”，将语码作为一种社会角色(role)的标识，交往双方若发现共享相似的语码，则会获得一种归属感，即伯恩斯坦所宣称的“阶层规则”，如果是相反的情况，双方无法共享语码则会体验到疏离或漠视，交往无法顺利进行。因此，虽然不同阶层的人都认同正式语言相对于公共话语的优势，但并不是每一个言语行为主体都能够有足够的条件去掌握正式语言这样一种语码。随着这种现象的普遍化，语码的分化会带来社会阶层的分化，这样一种分化又会在家庭关系和学校教育的动态循环中不断被固化，阶层固化和社会解组(fragmented)之间又呈现出一种正相关。例如，电影《窈窕淑女》诠释了一个来自社会底层的女孩被改造为上流社会淑女的过程，然而，同服装的升级和举止的塑造相比，从“底层”的叙述转变为“上流”的谈吐成为最难解决的问题，因为人们总会通过说话的方式建构自己的社会角色，开口的瞬间就会暴露他所处的阶层。
由于语码的双重作用机制，虽然人们在交往的过程中会遵循一些相同的原则，比如礼貌原则和普遍语用原则，但另一方面人们也会受到时间、空间、阶层等因素的制约，语码并不是在社会范围内被统一使用，因此不同社会群体的语码系统会出现不可通约的情况。语码的作用机制往往通过教育进行渗透，从早期教育开始，上层人士、中产者和底层人士已经开始区分语码，只不过在言语行为主体的婴幼儿及儿童时期，更易于接受和理解公共话语，但随着教育的深入，语码的分化会渐渐凝结为阶层固化。
(二)语码分化对社会阶层固化的影响
伯恩斯坦根据人们所属的阶层划分了公共话语(public language)和正式语言(formal language)两种语码，公共话语的形成凸显出语码的限制性机制，而正式语言则能够凸显语码的诠释性机制。公共话语具有如下特征[4]31：简单的语法；连接词(如所以、那么、并且、因为)的重复使用；祈使句和疑问句的频繁使用；较少使用非人称代词(如某个、它)；陈述(主体)通常以暗示性问题谋求支持性回应；一个关于事实的陈述常常既是原因，又是结论，或更准确来讲，人们得出一个确定的说法的时候，其原因和结论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明确；习语的频繁使用；极少使用象征的手法；个体特征在句子结构中体现得并不明显。在咿呀学语的婴幼儿时期以及儿童早期的家庭教育中，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对话都带有较为强烈的公共性，对话关系得以建立取决于言语行为主体之间的亲密程度，对话过程具有强烈的情境依赖性，且伴有丰富的肢体语言，描述的对象也是彼时彼刻可经验的事物或行为。伯恩斯坦强调，虽然公共话语易于表达也易于理解，但表达的对象仅仅是对情感的抒发以及对经验世界的描摹，即表达对象的有限性、适用阶段的特殊性以及使用群体的阶层性，这些共同构成公共话语的限制性(restriction)。随着个体的成长与社会交往的深入，人们不仅需要解释规律、价值等抽象事物，也渴望在交往过程中向他人清晰地表达思想、观念和态度，在此后的学校教育中，言语行为主体的一个重要目标在于使用一种不同于公共话语的语码来满足表达和交往的需要，这种语码就是正式语言。正式语言的特征则在于[4]41：精确的语法和语义约束着言语行为；通过语法复杂的句式结构进行逻辑上的调节，尤其是一系列连词和关系副词的使用；表示时间、空间、逻辑关系介词的适用；非人称代词(它，某个)的频繁使用；形容词和副词的有区别的运用；人的个性通过句内或句子间的关系结构得到形塑，这是一个能够外化的过程；它所传递出来的是一种具有足够影响力的支持，而不仅仅是逻辑意义；这样一种语言应用指向的是那些能够总结人类生活经验的复杂概念体系。正式语言的上述特征不仅可以更为形象地表达情感，描述经验世界，而且也能够清晰地阐释规律、价值等抽象存在物，并且在对话中帮助言语行为主体表达复杂的思想、观念和态度，实现深层次的交流与沟通，在描述对象方面突破公共话语的限制性。正因如此，在学校教育中，儿童在各类课程中都会被训练使用正式语言，在这个过程中，言语行为主体对正式语言的运用渐渐内化为一种自发行为，但主体之间由于对正式语言的接受程度不同则会呈现出较大的差异，随着语码的分化会形成不同类型的言语行为主体，在伯恩斯坦看来这是阶层分化的主要原因。
二、 问题诊断：语码形成的社会权力关系分析
(一)权力关系结构支配语码的形成
伯恩斯坦进一步解释，阶级关系的权力分配和控制原则通过家庭和学校实现对语码进行规制。家庭是个体社会化的第一个步骤，个体通过家庭教育习得一种“语码”，并通过这种语码和初级群体进行交往，形成一种初级的关系网络，获得对语码所属社会阶层的认知。随着个体开始接受学校教育，社会关系网络开始扩大，学习者能够通过语码辨认出交往对象是否来自同一个阶层。如果是阶层内的角色互动，彼此之间共享一套符号系统，能够用可通约的方式去诉说、表达、反馈他们所面对的规则体系，这种角色之间的互动又能够让阶层内的符号系统更为固着；不同阶层之间的角色互动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编码过程，这个过程会让遵循不同语码作用机制的交往主体产生角色冲突、角色不适乃至角色失调等困境，语言层面的沟通不畅成为个体在社会阶层间垂直流动的最大障碍，但这种障碍并没有得到解决，因为编码和解码行为总是通过家庭、学校以及社会组织等群体不断被重复，按照这个程序循环，一种具有阶层属性的语码会发生代际传递，所以，我们总会看到的一个社会现象就是，工人阶层劳动者受教育时间越久，与中产阶级学生学业成就差距越大这一悖论性现实。[7]154伯恩斯坦根据这一点得出结论，社会权力关系影响甚至决定着个体所使用的词汇、句法、语体风格乃至会话主题，语码不是个体自由选择的结果，只是社会权力关系的反映。
据此而言，正式语言的使用并不是为了彰显言语行为主体自身的教育背景，而是在会话过程中塑造逻辑性较强的思维方式，保持对自我、他人乃至社会情境的客观认知，这样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一旦养成就很容易通过家庭教育的首因效应代际传递。阶层固化的实质不是贫穷限制想象，而是语码约束思维。然而若要改变阶层固化的现实，仅仅依靠家庭教育还远远不够，学校教育也需要去除对公共话语及其使用者的刻板印象。
图 1“语码”的权力关系分析 [6] 11
伯恩斯坦通过语码概念揭示出语言这种社会现象的意识形态性。语言系统的背后却有一套规律制约着人们在交往中所使用的语码。意识形态性则揭示了语言作为社会现象的决定性因素：言语行为的主体在语码的习得、使用、选择乃至修正过程中都会受到他所处社会权力关系的制约。如图1所示，社会权力关系中包括阶层关系、权力分配和控制原则三个层次，其中阶层关系(relations of classes)是最核心的要素，包括阶层之间的分化、隔离、冲突、整合等形式，阶层关系决定着权力分配(power distribution)和社会控制原则(regulations of control)，社会控制原则既包括法律、规范、政策等外在规则，也包括宗教信仰和文化模式等因素的潜在影响，外在原则和潜在原则对社会共同体都具有整合作用，保证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能够分工明确，并形成有机团结。在阶层之间的分化、隔离、冲突、整合等一系列过程中，正式语言和公共话语属于不同的言语行为主体，这是通过权力分配和社会控制原则来实现的。具体来看，权力系统通过家庭和学校教育塑造个体的角色、地位与分工，每个阶层都会在教育中渐渐习得被权力系统所赋予的特定“语码”。社会控制通过外在原则和潜在原则共同实现，外在原则的作用在于规定了行为主体的“不可做”，一旦违背便会受到权力系统的惩罚，但潜在因素则以潜移默化的方式确定了言语主体“如何说”，对于语码是一种积极的塑造。例如，从小说《简·爱》女主人公的职业经历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个性自由随意的上层人士罗切斯特先生，也会为了塑造养女阿黛尔的谈吐去聘请家庭教师，让女儿的言语行为符合本阶层的语码，优雅的谈吐不仅仅凭借教师的奖惩来实现，更重要的是博闻强识的教师通过对英国文学、社交礼仪以及欧洲历史的讲解熏陶渐染，让原本并不聪慧的女学生不断学习优雅的会话，反观家庭教师简·爱，虽然由于监护人的弃养而一度落入底层社会，但由于后来的工作面向上层社会，也必须熟练掌握并运用正式语言。根据伯恩斯坦的阐释，语码的形式和作用机制是权力关系作用的结果，它对于主体行为具有“定位功能”，让主体能够按照社会意识形态所确立的伦理原则去调整、完善、改变自身的行为。这里，伯恩斯坦的分析带有涂尔干社会实在论的痕迹，强调社会有机体的有序应该由一套合理的规范价值体系来控制，这是因为“唯有共同的信念才能维系彼此间的一致”[5]208，分裂的社会群体之间则需要保持某种限度的一致性才能整合起来。但涂尔干仅仅是在规则体系和社会有机团结之间建立了一种线性因果关系，社会整合过程中的具体环节却被这样一种过于宏观的理论视野所遮蔽。伯恩斯坦“语码”概念的引入则重新分析了权力关系通过社会控制原则对话语进行塑造的过程，弥合了早期社会实在论者所存在的理论限度。
(二)语码对权力关系结构的反作用
既然语码的不平等机制通过家庭和学校等载体发挥作用，那么这一问题的解决方式也应在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中去寻找，伯恩斯坦主张通过教育场域中的话语建构实现个体在社会阶层之间的顺利流动以整合固化的阶层关系。
受到萨丕尔语言实在论的影响，伯恩斯坦强调语言在宏观上能够维护权力结构所支配的社会秩序，这种宏观意义上的秩序则需要话语对个体思维的模式的塑造与建构方能得以实现，恰如萨丕尔强调的那样，“语言的内面即思维的模式”[9]19。伯恩斯坦则认为语言在塑造个体思维模式的基础上，会让言语行为主体能够识别出使用相同语码的同类，在不断重复的识别过程中概括出同类语码的特征与规则，并在语码的传播与传递中形成阶层身份和社会角色的认同，这样一种群体意识不仅帮助每一个社会阶层实现内部整合，也能够形成社会阶层之间的清晰界限，维护了社会秩序和现有的权力关系结构。
伯恩斯坦强调，由于语码的形成体现了权力关系的作用机制，因此言语行为主体接受教育的过程，总会伴随语码的转换，个体在学习的过程中通过谈吐的塑造将权力关系的外在控制内化为一种积极的自我控制。在家庭和学校等初级群体中，人们渐渐习得说话的模式或套路，对那些权力关系所接纳的行为、观念和现象表达强烈的认同感，而对权力关系所拒斥的行为、观念和现象则表达漠视感或增无感，有一些行为或现象遭遇了刻板印象，被标签化为具有负功能的存在，权力在个体的认同、漠视或憎恶中被进一步加固。例如，面对疯癫这样一个主题，生活在当代西方社会的人可以自由谈论，并不像文艺复兴时期那样将疯人、疯癫这样的话语视为禁忌，一些人会表达同理，另一些人则会表示怜悯，但这些看似自由的表达都隐藏着对精神障碍人士的刻板印象，权力话语对待疯癫的态度在这个过程中被反复强化。因而，对语码的分析不仅可以发现、校验语言使用者对语言结构的选择和意义的实现形式与语言使用差异背后的权力关系结构，而且语码的阶层性特征在交往过程中会不断被强化，原有的权力关系结构更加稳定，社会秩序得以维系。从这个层面而言，语码的分化是权力对等的结果，同时也加剧了这种不平等，据此而言，语码本身不仅是一个用于交换信息的符号系统，毋宁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的社会机制。
三、 解决路径：以教育场域的话语建构整合固化的社会阶层
伯恩斯坦虽然受到福柯权力话语理论的影响，揭示权力关系对言语行为的单向度支配，但二者的批判对象并不相同。福柯批判了言语行为的虚假主体意识，这种虚假意识掩盖了一种“匿名的，历史的规律的整体”[8]130，在福柯看来，各个时代的话语实践，无论是口头的叙述，还是文献记载，都是以“档案”(file)的形式呈现出来。这些档案彼此之间是断裂的，恰似考古学中的“断层”，我们无法用某个固有规律来一以贯之，断层的出现则是由于权力的作用方式不同，前现代社会是政治权力直接决定了人的生死，现代社会则演变为一种生命权力，支配方式隐蔽、具体、细致，以至于自由交流的话语成为一种被信以为真的假象。和福柯不同，伯恩斯坦并不认为社会权力关系对语码的支配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单向度推动，语码对权力关系结构的固化也具有反作用，二者之间呈现出一种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
(一) 家庭教育应保持两种语码的均衡
语码的作用机制最早通过家庭教育形成，父母言传身教能够形成子女的首因效应。因此，对于劳工阶层而言，若要让学习者能够均衡限制性语码和诠释性两种作用机制。作为早期教育者的父母须有意识地使用正式语言，避免阶层烙印过早地出现在子女的话语之中。正式语言的八个特征之中包含了三个重要的语用原则：虚词的频繁使用、精确的语法和较为复杂的句式结构。伯恩斯坦认为若将上述原则运用到家庭教育中，则能够帮助言语行为主体逐渐养成科学的思维模式。具体来看，虚词的使用帮助行为主体认识客观事物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避免主观臆断；精确语法的使用则帮助行为主体养成独立逻辑严谨的思维习惯，避免线性思维；有意识地使用复杂句式结构，能够挖掘出更多的有效信息，帮助行为主体对事物作出全面客观的判断，避免以偏概全的状况。例如，单亲家庭的儿童总会用一种公共话语来自动思考：爸爸妈妈离婚了，我是一个不幸的孩子。由于虚词使用的缺位和过于简单的句式结构，言语行为主体将“父母离异”和“不幸”简化为一种直接因果关系，忽略了那些有利于成长的积极因素。对于早期教育者来说，应该慢慢地引导儿童学会“虽然”“但是”“然而”“即使”“因此”“只要”等表示转折、递进、因果、条件等逻辑关系的虚词，让叙述结构更加完整和复杂，通过语码的转换避免将“父母离异”这个客观生活事件单向度地引入“不幸”这种主观判断，从新的叙述中获得“关心”“陪伴”“独立”对自身成长和未来发展更为有利的正向思考。
以上四个问题，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给学生创设了一个观察、联想、抽象、概括、数学化的过程。在这样的问题情境下，学生一定会乐学、主动学。
(二)学校教育应去除对公共话语的刻板印象
伯恩斯坦揭示出学校教育中的一种现状，教育者会形成劳工阶层的学生在课堂上“听不懂话”“完全不听讲”“上课溜号”等刻板印象，这种刻板印象又进一步在学校教育和公共舆论传播等过程中被反复强化。实际上这种刻板印象会带来一个无法避免的后果，劳工阶层的学生会形成一种固化思维模式：我是劳工家庭出身的人，我和老师及出身好的同学对话很困难，所以我注定不能成为一个成绩好的学生。这种思维模式又会加剧“溜号”“插话”“迟到”等问题行为。为了矫正这种思维模式，伯恩斯坦主张教师应该明确语码的分化过程，了解一个社会现象：人们受到语码不同作用机制的影响，言语行为划分为正式语言和公共话语两种，公共话语使用者在社会交往中会不断强化自己阶层的烙印，限制性语码的影响日渐深入，短时间之内无法转换作用机制去使用正式语言沟通。教师不应该把一些学生的成绩差单纯归因于溜号、精神不集中、懒惰等偏差行为，而应客观分析语码的阶层属性，了解公共话语的使用是在长期的社会交往中形成的，因此语码的转换也要循序渐进，无论学生自身努力与否，这种改变都需要一个过程，如果要保证两种语码之间能够顺利切换，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都应关注会话的情境要素。
(三)关注语码转换过程中的情境要素
就家庭教育而言，情境要素突出的是会话过程中父母对子女情绪的同理，伯恩斯坦分析了一个现象，即劳工阶层的子女在日常生活情境之中，并不像中产者那样依赖语言能力，相反他们有一个误区，只有在专业(如职场)场景之中，他们才会考虑语言能力的重要性。[10]35伯恩斯坦认为，造成这一误解的原因，在于早期的家庭教育中对诠释性语码的忽略，父母若要让子女能够循序渐进地实现语码间的转换，应该从前运算阶段[注] 根据心理学家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论，前运算阶段指儿童2—7岁这一成长区间，这个阶段能够全面掌握并运用社会符号系统，但依然是自我中心的思维模式，因此，在家庭教育中需要父母时刻同理其情绪。 开始，根据儿童自身的生理特征以及当下的情绪状态调整会话方式，让他们在自己的喜怒哀乐中去反复体验诠释性语码的表达。
杨树大苗主要用于营造农田防护林和速生丰产林，要求有通直良好的主干和发达的根系，无虫无害。杨树大苗的一级苗标准为2.5--3.5m，胸径2--3cm，根长20--30cm。
对学校教育来说，情境要素突出的是课程环境、教学话语环境和校园文化环境。[12]101课程环境要求学校课程设计的合理性，为不同学习阶段设计合理的任务目标、培养规格和课程体系；教学话语环境则是语码转换的关键所在，教师需要考虑到言语行为主体的个体差异，遵循从易到难的语言表达，面对初入校园的学生时以公共话语沟通，但随着学龄的增加，正式语言的使用频次渐渐提高，劳工阶层出身的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教化，以渐进的方式转变自己原有的语码，实现与其他阶层之间的平等会话，这种平等对话是实现阶层流动的重要前提；伯恩斯坦所提及的校园文化环境主要是指朋辈群体之间平等对待，去除由于语言表达方式的不同所形成的刻板印象。
四、结语
伯恩斯坦的语言社会学通过语码概念的分析揭示了阶层固化的社会根源，主张通过教育场域中的话语建构实现个体在社会阶层之间的顺利流动以整合固化的阶层关系，不仅同布迪厄、福柯以及哈贝马斯等人共同推动了社会学领域的语言转向，而且对于促进阶层流动，实现教育公平也具有重要的启示，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依然值得社会学、语言学、教育学等领域进一步探索。然而，伯恩斯坦也存在着一定的限度。从理论内容来看，伯恩斯坦过度强调限制性语码的优越性，将其视为阶层流动的前提，忽略了公共话语的整合功能。就研究方法而言，虽然有典型的个案研究，但却缺少宏观统计数据作为支撑，导致其语码理论一直被社会学研究领域所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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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H0-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284( 2019) 04-0137-08
[收稿日期] 2019-02-1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美育维度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研究”(17BKS130)；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霍耐特社会批判理论视野中蔑视的社会心理机制研究”(16SHC01)
[作者简介] 徐苗苗(1982-)，女，黑龙江哈尔滨人，讲师，博士，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人员，从事语言社会学研究。
〔责任编辑：巨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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