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市场化改革的理性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特点，在于现代化与改革同步进行。问题在于，改革是有利于现代化，还是加 剧现代化阵痛?我的答案是前者。至于存在的问题，有的在于改革不力，如新的社会保 障体系建立迟缓；有的属于发展中的支流，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有的则是与市 场化改革相对立的逆流，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腐败和权力寻租。总之，我们应当对矛 盾产生的根源进行理性思考。
一、腐败的源头究竟在哪里
有人总是宣传“金钱万恶论”，把腐败说成市场经济的产物。这种说法不合历史事实 。西欧早期的“重商主义”和美国“强盗贵族”们的“镀金时代”，以及战后一些发展 中国家出现的腐败，其实都是与市场发育不良和权力垄断资源配置联系在一起。早在20 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理论界就对当时最主要的腐败现象，即“官倒”进行了深入分析 ，指出腐败之所以盛行，并不是因市场化改革，而是市场化得不够。“官倒”之所以能 靠“倒”批文、“倒”许可证、“倒”外汇额度等发横财，是因这些领域的交换还没市 场化，还存在“权力揽买卖”的寻租环境。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市场交换放开，就再 也没有人能靠自己的权力背景，靠“倒”调拨批文发财。
至于说腐败愈演愈烈，已从商品寻租、要素寻租，发展到买官卖官，症结在于铲除腐 败根源的改革受到很强抵抗。就拿减少行政审批来说，颁布《行政许可法》，减少行政 审批应该说有法可依了，但不妨认真统计一下，现在实质性的审批是比五年前减少了还 是增多了?有“造租”权力的人不但要力保这种权力不受削弱，还力求扩大。有些官员 往往利用权力扩大原有的行政许可或设立新的行政许可，用各种好听的口号来掩饰自己 的“设租”、“造租”行为。所谓“市场化导致腐败，要靠加强行政审批来加以控制” 的说法，就是一种常用的辩护词。
在“寻租”和“设租”的恶性循环之下，既然权力有价，自然会有人买官卖官，形成 危害政权生命的组织腐败。寻租的本质在于“权力揽买卖”，要从源头上铲除腐败赖以 存在的基础，就要保证以下几点：第一，尽量减少行政审批，限制行政许可；第二，让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第三，把必要的行政许可置于监督之下。这就要切 实加强法治。
二、国企改革不能因噎废食
2004年夏天一场争论，国企改革的是非又浮出水面，有人主张暂停国企改革，我的意 见是不能因噎废食。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有进有退地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方针 是正确的方针。在所有制结构调整中，当然也要严防破坏社会公正和侵吞国有资产的现 象。MBO是一种适用范围较小的改制方式。其实，不论是不是MBO，甚至不论是不是改制 ，国有资产流失还少吗?十多年来，采用旧体制的涉外国企期货投机，“赚了是自己的 ，赔了是国家的”，损失动辄数十亿元。国有银行积累的数以万亿元计的不良资产，其 中不少也属国企资产流失。正是这种惊人的损失，才使党中央决定对国有经济进行有所 为、有所不为的结构调整和对国企进行股份化改制。
国资流失不论属上面哪种情况，都有一个共同根源，那就是对国企实施的非市场化的 “放权让利”改革，导致国企“内部人控制”普遍发生，由此造成国企资产流失和国企 改制“自卖自买”等舞弊行为。总之，国企改制中出现的腐败并不是改革带来的，出现 问题不能因噎废食，中止改革，而是要在改制过程中重视产权变更规则，加强监督，保 证程序公正和实质公正。
三、如何看待企业家“原罪”
在讨论公共资产流失的时候，有种流行观点，即把问题归于企业家的“原罪”。应当 说，这种说法能举出例证，如某些官员在国企改制时把企业以低价卖给指定私人企业家 ，的确应认真对待。但是，对情况必须全面分析，不能以偏概全，把企业家说成“天下 乌鸦一般黑”，通通打成盗窃公共财产的江洋大盗；出了问题，也不能光说私营企业家 。有人能不花钱就“买”断国企，肯定有作为政府授权代表的官员与之通融作弊，甚至 “买家”就是这个官员自身或其亲朋好友。
官商勾结是不法官员盗用公共权力与金钱权力勾结的结果。市场体制已初步建立，政 府官员依然掌握那么大的资源配置权，很不正常。最近几年，不少地方政府搞所谓“经 营城市”，实际是用廉价征得的土地与其指定的地产商“以土地换项目”。开发商则以 土地为抵押从银行贷款投资。只要地价优惠，就能获得暴利。另外是政府用征来的土地 “扶持”重点企业。在有些地区，一个企业只要进了政府“重点扶持企业”名单，就能 低价甚至无偿获得数以千亩计的土地，相当于取得数以亿计的政府补贴。这种做法导致 私人企业千方百计结交官府，争找后台。对这种现象应格外关注。这种情况一旦蔓延会 毒化整个市场环境，对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害。
四、公平匮缺不是错在“效率优先”
收入不平等的确是我国面临的严重问题，但得弄清贫富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认为我 国贫富扩大的根源在市场改革的人们常引用美国经济学家奥肯关于效率与平等相互替换 (负相关)的原理，指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挂羊头，卖狗肉”。其实，这种论 调很不确切。收入不平等可由机会不平等所造成，也可能是结果不平等的直接表现。奥 肯所说的负相关存在于后种情况。至于机会不平等的程度，一般说来，与效率的高低正 相关。例如，高考和就业中存在的“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情况，就是发挥 专业人员积极性和提高经济效率的极大障碍。
建立法治市场有助于机会平等，既有利于效率提高，也有利于收入平等。邓小平提出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要激励那些勤于劳动、善于经营的人在市场活动中为社会 作出更大贡献。如不是这样，而是让少数人凭借权力寻租，甚至靠鲸吞国有资产和掠夺 大众而暴富，效率和平等的状况都会恶化。所以，以分配状况恶化为由来反对市场改革 的大方向，是没道理的。
我也不赞成新自由主义这方面的主张，收入平等是文明人类的基本诉求。既然市场在 实现结果平等方面难有积极效果，政府就应介入，通过福利和税收来缓解收入悬殊。在 我看来，在消除结果不平等方面，眼前能够做、也应该做的事情，是划拨部分国有资产 来偿还国家对国企职工在社保方面的隐性负债。这件事在1993年中央决定在养老保险中 引入个人账户时就曾拟议。2001年再次提出，但阴差阳错，“划转”演化成完全不同的 另一件事——“减持”。而“减持”由于违反程序公正原则也就不可能进行下去，于是 偿还政府对职工的隐性负债问题也就束之高阁了。
十六届三中全会再次重申，要“采取多种方式，包括依法划转部分国有资产充实社会 保障基金”，问题是如何将决定落到实处，对划转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基金的工作做出 相应规划和部署。
五、“血汗劳工”的现状必须终结
2004年出现所谓“民工荒”，并对2005年的劳动力市场形成挑战。问题关键是，政府 应如何来保障农民工权利?是直接通过行政权力干预微观经济运行，还是设立和执行各 种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和规则，尽量让民间在法律框架下自己去解决问题?我想最好是 采取后一种方式。
王一江教授最近一篇文章提到，在出现以下情况时，保障劳动者利益的行政和法律手 段应予介入：一是针对雇主的短期行为，如劳动时间过长、劳动强度过大、劳动场所不 安全，政府要用监管手段事先干预，一旦出问题要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二是政府对 执行劳动合同应扮演执法人角色。除此之外，我还想强调，应鼓励民工在政府指导下， 形成社群力量，增强维权能力。
政府的角色当然要定位在保护出口劳工的基本权利上。政府应该建立对劳务出口公司 的监管措施，防止出口劳动力成为血汗劳工。由于身处异国他乡，出口劳工在各种谈判 中的弱势地位尤为突出，所以，应该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来保护他们，这样才会形成有利 于劳务输出的激励。现在一些劳务出口公司有政府的背景，这损害了政府的立场，不利 于发挥一个监管者的职能。在这个领域，政府不能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赚钱者。
最后，想强调的是，我国已于20世纪最后一年宣布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但市场体系健康运行的重要构架，如金融体系、法律和司法体系还没完全建立。正像前 面分析的，这种局面持续，有使我国经济滑向坏的市场经济，即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 我认为，2005年的改革重点应放在金融和证券市场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国有经济改革 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