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研究“西马化”模式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模式论文,文学论文,西马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文学理论研究快速发展，研究重心也明显地向现代西方文学理论倾斜。它在表面上是多元的，但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其汇聚河床的许多理论支流大都朝一个方向拥挤，且多以“审美”为中心的所谓“现代性”作为航标。设置这个航标并导向大本营的理论主航道，主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
从整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与文化语境下的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阐释，其中对资本制度的艺术生产、人的问题和审美问题的批判分析，确有现实的参照意义。但不容忽视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笼统而宽泛的概念，它不仅涉及哲学、经济学、政治学，而且涉及社会学、法学、史学、文艺学、美学、宗教学等众多学科。像其他学科一样，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也是打着“改造”、“纠正”或“批判”所谓马克思主义正统文艺观出现的。其内部派别林立，观念良莠不齐，且与诸种非唯物辩证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个别的所谓按照马克思精神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修正”和“创新”，跟“唯心论”或“唯我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批驳和贬损，几乎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因此，倘若不采取有分析、有鉴别的汲取态度，而是采取照转照搬、遵循无误的态度，就会使我国文学理论研究趋同于当代西方文论，而不会日益地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方向靠近。我们这样讲，并不是要降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价值，只不过是指出它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下可能而实际的理论命运与效果。
毋庸讳言，我国文学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已经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大大拓展了文学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促进了多学科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路径。但是，无可否认，这其中也存在明显的缺点和不足。简单说来，主要表现在“三多三少”上：其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直接引进、静态介绍得多，而对它进行深入透析、价值判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得少；其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的个别人物和单个问题研究得多，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作为一个普遍现象和理论系统从宏观视角加以批判分析得少；其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同现当代西方文艺学、美学衔接和融会得多，而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衔接和融会则比较少。这“三多三少”现象，在文学基础理论研究上突出地反映出来。
众所周知，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注重从多学科的角度探讨和研究文学与艺术问题。譬如，它试图沟通和融合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与文化人类学及存在主义哲学的关系，或者试图从后者的角度来阐发文学和审美问题。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倾向。可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作为认识基石的，它有区别于其他学说的独特立场、价值尺度和阐释模式，这就决定了它与超阶级的“文化人类学”以及个人至上的“存在主义哲学”是难以完全融通的。个中道理不难理解：在西方，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是不可能成为主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即使是从个人生存之道考虑，也须得将其自身的理论用各种流行的西方学说包装一番，打扮起来，以便取得存在的合法性。有鉴于此，中国的文论家特别是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的学者，更应当注意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用的东西，而不能无批判地吸收其全部见解和成果，不能为了“吐故纳新”而走上丢弃“老祖宗”、脱离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传统优势之路。这就是我们要反思文学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化”模式的缘起。
一、文学理论“审美特征论”模式的弊端
文学理论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化”模式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只要稍微涉及一些具体的文学理论体系和理论问题，就会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对我国现行文学理论影响的严重性。
譬如，审美本是文学的重要属性和功能，这在文学理论史上多是被承认和重视的。但是，90年代以来当各种文学“审美特征论”出现以后，“审美”就成了文学理论的基本模式，或者把文学的“审美”当作人生救赎的主要途径，当作拯救世界的一种手段，甚至当作文学研究的“第一原理”。这时候，整个文学理论的体系和范畴就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文学理论“审美论”模式显然是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影响的产物。马尔库塞曾赋予“审美”一种政治性的革命和造反的功能，作为“本能解放”的武器，主张“用美学的形式表现”出一种“抗议和拒绝”现实社会的声音①。而我们有些文学理论，则是把“审美”表达成一种无功利的、躲避政治的、逃离意识形态的、追求形式和感官愉悦的技巧和手段。对此，已有学者对近年来出现的“强调文学的审美性和自律性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话语的基本内涵”这一倾向提出了质疑，认为“人的解放”才是马克思阐释文学与审美问题的基础，同时也是解释马克思的审美研究为何总是和政治经济学及历史研究纠缠在一起的原因②。这种质疑至少表明，过分强调“审美”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系统中是带有片面性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审美”内涵的多个层次以唯一或共名的方式被运用到对文学本质界说中时，文学审美所固有的多层次特性就被抹煞、被模糊地处理掉了。特别是当文学理论希望用下定义的方式为“文学”本质做出一劳永逸的解释时，“审美”在整个界说过程中的位置就显得既稳定又游移，既紧要又浮泛，已很难把握。事实上，将“审美”作为一种超历史性的固有属性，甚至认为文学的审美特性一旦置入社会结构来观察就变成了社会意识形态，这是把“审美”功能和领域无限地放大了。其结果，不仅抹平了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去界说文学本质时所可能形成的差异，而且也混淆了在不同的视角和层面中对文学“审美”内涵的说明。
文学本质研究向“审美特性论”的靠拢过程，对“主体”的共同关注是其理论的契合点。作为审美对象的文学，是由主体意识所建构并由此获得自身某种特质的，这种观点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颇有代表性。强调“审美”和“文学”指向主体意识的自足性，这就使得在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上特别重视对情感、想象力、肉体和精神体验等所谓“内在世界”的阐释。先前文学理论赋予文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摹仿、认知、交流、记录等一系列品格，都被认为是同文学本质不直接关联的要素，或者被认为是可以统辖在“审美”之下的东西。这样，研究文学本质就仅仅趋向于“审美化”的认识。
文学理论研究中“审美”要素过度膨胀的现象，至今还没有得到合理解决。上世纪后期，就有学者对文学史叙事中的纯审美标准明确地表达过担忧，认为“‘重写’论者之所以敢于如此堂皇地提出纯审美标准，是基于他们有一种似乎很深刻的‘共识’，即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在于文学是审美的，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审美价值，因此，坚持审美标准就抓住了文学的本质。这种貌似新颖、深刻的见解其实相当的陈旧、肤浅”③。也有学者借由研究现代西方美学思想中“审美现代性”生长过程，向学界透露出由于对“审美”的过度重视而导致的现代文学理论“审美化”危机：“从审美现代性作为现代性思想系统中的否定因素这个方面来说，对审美的本体论地位的强调，事实上使审美在从现代知识结构中分离出来成为理性与伦理的中介的同时，被普泛化为一种可以对一切感性存在之外的东西提出批判和质疑的思想力量。简言之，一切都可以被‘审美化’，一切都可以被纳入审美主义的透镜中来加以审视”④。一段时间内，文学理论研究中出现“审美论”偏重的局面，被一些研究者清晰地感受到了。“审美特性论”给我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所带来的局限性，也被纳入思考的范围，有学者直截了当地寄希望于“拆除文学审美城的围墙，走出审美城，使文学理论在一种多学科、多视角的视野里获得新的生长点”⑤。可见，厘清“审美”与文学的关系以及相互间的交集，已是当前文学理论研究亟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文学“审美特征论”的出现，除了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当然也有历史的根源。由康德开启的主观的“形式美学”，经过其后将近一个世纪的追捧，“审美”概念已被一步步主观化、自律化了。一般的“文学审美论”者即使并没有把“审美”作为文学的唯一本质，但却在无限制地强调和夸大“审美”的作用中，遮蔽或抑制了对其他本质性因素的认知。这其中比较典型的理论就是“审美溶解说”。按此种意见，文学的审美价值具有一种独具的特性，“它就像有溶解力的水一样，可以把认识价值、道德价值、政治价值、宗教价值等都溶解于其中”，因此，文学“撷取现实的审美因素不但不排斥非审美因素，相反，总是把非审美因素的认识因素、道德因素、政治因素、甚至自然属性交融到审美因素中去”⑥。这种说法，表面上没有否定其他本质性因素的存在，但当论者认定“只有在审美体验中，人摆脱开现实进入到了一个令人心醉神迷的审美世界，人的以情感为中心的一切心理机制才被全面地、充分地调动起来，并达到高度的和谐。在诸心理因素之间，不是这个压倒那个，也不是那个压倒这个，各种心理器官完全畅通，达到无障碍状态”⑦，这就把“审美”功能玄奥化、理想化了。这种“审美溶解说”，尽管可以多少从西方文论中找到一些根据，但其实并不符合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的心理实际。这种论述混淆了文学创作中艺术逻辑和审美要求之间的区别，说到底还是一种文学理论审美化的结果。本来突出文学的审美功能有其纠偏补正的积极意义，可一旦理论走上全然“审美论”的模式，一切都须得经过审美同质化过滤，那它本身也就变成另一种霸权话语了。
二、文学理论“意识形态”概念泛化的危害
将“意识形态”概念泛化，是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影响的又一种模式。文学具有意识形态性，或者说某种情况下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形式，这在理论上不但没错，而且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一个基本观念。在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冲突，社会出现某种变革的时候，意识形态必然成为“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⑧的思想形式。文学是反映人和社会的，文学的本质属性中有意识形态的规定层面是不可避免的。在经典作家的文论中，可以找到并解读出此类内容，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具有独特阐释效力的原因之一。但是，由于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某些片面观点的影响，有的文学理论教科书把文学中的“意识形态”成分不知不觉地泛化了，几乎一切思想、观念、情感、情绪、幻想和肉欲都被看作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不是社会意识形式包括意识形态，而是意识形态包括一切意识形式。这就同意识形态的本意，同唯物史观的内涵发生了偏离。
泛化“意识形态”概念，这也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起源的。伊格尔顿在《意识形态导论》(1991)中就把“意识形态”划分成十六种。他甚至认为审美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批判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中还有人提出“文本意识形态”、“文化意识形态”、“消费意识形态”等概念，这都进一步把“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扭曲了。
现在有的文学理论已经不再探讨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倾向性、阶级性及党性等问题了。为什么会如此呢？据说原因是为了防“左”，为了避免深究文学和理论的意识形态问题。而为达此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意识形态“泛化”，将一切都戴上“意识形态”的帽子。这样，真实的意识形态问题就可以被淡化和消解了。
“泛化”意识形态，结果变成了模糊正确与错误、积极与消极、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一种手段。在一些论者那里，什么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什么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甚至一些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见解，也被拉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行列，并且把它看作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发展”。这种貌似开明、开放的态度，因为打着“创新”的旗号，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打着“兼收并蓄”的旗号，颇具欺骗性和迷惑性。但其结果却使一些唯心论的、形而上学的、洋教条的东西大行其道，畅通无阻，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反而受到混淆、掩盖和排斥。
眼下，几乎没有文学理论课题申报和书籍出版不说自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或是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可实际情况呢，有的是名副其实，有的则两张皮，有的是相距甚远，有的则刚好相反。例如，有学者将发端于李泽厚的“实践美学”，经由“后实践美学”再到“新实践美学”和“实践存在论美学”，说成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最高成果，这就把理论的是非和真伪弄颠倒了。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泛化”意识形态概念，取消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功能。在此基础上，出现建立“儒学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生存论文艺学”、“海德格尔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等口号，也就不难理解了。这种“泛化”意识形态，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组合、嫁接起来的理论模式，所起的作用只能是抽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精髓。
三、文学“本体论”研究的畸形变化
文学“本体”研究的多元化，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突出模式。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那里，什么都可以作为“本体”来阐述：形式本体论、情感本体论、结构本体论、文化本体论、实践本体论、历史本体论、语言本体论、肉体本体论等等，五花八门。这种借用哲学“本体”概念的混乱阐释，恰恰说明这些意见与辩证唯物论本体观是相左的。“本体论”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实际指的是宇宙观、世界观，因为它所探讨的是现实世界的最后存在基础问题。文学的本体论研究虽然观点不一，但它也都是要把探讨文学最根本的存在基础作为自己的理论任务的。文学产生的一些直接性根源，当然也应予以重视，但那构成的是文学属性问题，而非本体问题。因此，对那些制造了许多非本体的文学“本体论”模式，是需要加以澄清的。
“本体论”，意为“存在论”，但“这个‘存在’是对一切存在的东西的一般概括，即一般存在，或最高存在，或最后存在”⑨。这其中只有物质本体论和精神本体论两者之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本体论，严格说来是在艺术世界观的意义上使用它的。文学本体论有明确的对象，不过西方某些现代文论则以“拒斥形而上学”为借口，否定文学本体论有成为科学的可能。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派”文学理论，则以人本主义的实践观来曲解本体论，以存在主义观点抨击所谓“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学说。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就是人的哲学，人的本质是实践，先前的文艺观强调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中没有人，所以要“超越”。再加上这种人本主义是一种弥散广泛的世界性思潮，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个别论述又给了某些论者打出该旗号以一些借口，于是，“人本主义”、“实践本体论”逐步蔓延开来。这种本体论靠的是发扬“主体性”的由头来超越时代，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成为抹杀历史境域造成的差异的极权化的意识形态。如此一来，“实践本体论”的功能就只剩下挑战辩证唯物论了。
实事求是地讲，“实践本体论”绝非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原意，而是从所谓的“实践唯物主义”中逻辑引申出来的。有些文学理论的著作，“把‘实践’看成‘唯物主义’中的‘物’，于是实践就成了世界的本体、世界统一的基础，成为流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实践本体论或实践一元论。这种观点虽然没有直接把心灵、精神看成世界的本体或世界统一的基础，但由于实践总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这同样是承认了心灵、精神是世界的本体或世界统一的基础，与唯心主义基本上是一致的”⑩。因此，这种文艺观的要害是，它没有摆对“实践”在文艺活动中的位置，事实上否认了现实生活及“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11)。实践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现象，是人的一种生产活动，实践观是历史观的一个部分。从实践角度解释唯物主义应当放在唯物史观的范畴之内，把两者对立起来是不可取的。文学理论研究倘若深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濡染，否认现实世界存在的最后根基，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虚幻”的、不可知的，只将文学付诸“人生在世”的精神性“实践”，付诸脱离社会历史的“瞬间感性”，不去叩问“实践”的背后有什么，那么，这种理论模式很容易掉入唯心论的窠臼。
列宁说过：“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反映可能是对被反映者的近似正确的复写，可是如果说它们是同一的，那就荒谬了。意识总是反映存在的，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看不到这个原理与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有着直接的和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不可能的。”有些“内在论”者认为，“任何物质的生产过程，总是它的观察者的一种意识过程……在认识论上，外部生产过程不是第一性的(prius)，而主体或诸主体才是第一性的；换句话说，甚至纯物质的生产过程也不能引导〈我们〉脱离意识的普遍联系”(12)。这些话，可以看作判断文学理论“本体论”的镜鉴，也可看作对“存在就是意识”主张的批判。
四、几点启示
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学习和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本是合理的，必要的。作为它山之石，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不仅是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建设的重要参照，而且也是推动有中国特色文论建设可资汲取的成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诸种阐释、批判和“解构式”文本中，可以重新发现许多经典作家理论内容的鲜活生命力，可以近距离地看到西方学者根据新的时代和文化语境所做出的深化与细化的探讨，可以敏锐地察觉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文化的批判锋芒、批判智慧和批判火力。但是，我们同时也应看到，由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相当程度上已重新定位了“马克思主义”概念，即是说，他们讲的“马克思主义”同我们眼下讲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是一个等同的概念。他们所运用的方法论，也已未必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因之，我们在使用和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时候，是不能不加以鉴别、区分和辨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近百年史，已完成了多次“范式”转型，从受现象学、解释学影响的卢卡奇模式，到受语言哲学、结构主义影响的阿尔都塞模式，再到以“知识学的政治批判”为主导的“后马克思主义”模式等。不过，它们有一个不变的特征，那就是都违背意识同活动和实践统一的本体论原则，将认识同社会历史物质实践相分离，在形形色色的认识论前提下改造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学说，进而将认识、反映和艺术把握不同程度地唯心化或神秘化。所以，我们只有对其进行“去唯心化”、“去神秘化”、“去人本化”，才能批判性地借鉴、引入和提升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话语功能，才能合情合理地看清真假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实际面貌。
实践已经证明，热衷于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来构制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迷信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选题和研究方式，将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视之为“过时”而弃如敝屣，或只口头上承认而实际上背离，这对发展我国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极其不利的。依循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仿佛表面上还存有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但由于它在不少方面远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有悖于在我国理论与国情“共生”的原则，因之其结果必定导致理论脱离时代、脱离实际、脱离科学性。
随着我国社会的变迁与转型，近些年我国文学理论的基本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文学理论出现了“多元并存”的局面，各种文学观念和思潮十分活跃，这是在比较和竞争中推动文学理论发展的好时机。当然，这一状况也给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带来不小的风险和变数。这种“多元”状态既有本土的因素，也有境外的因素，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某些层面或领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甚或有取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之势。这是不能不令人深长思之的。
当务之急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进行客观的理性分析，实事求是地辨别其中错综交织的各种观念。同时，防止简单化地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一些观点和方法，直接移植到我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建构中来。如果不这样做，以为一切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甚至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比经典马克思主义还好，那就容易重犯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
历史表明，企图用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材料来“填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或者把马克思主义文论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无条件地“调和”起来，是不新鲜也不可取的。文论研究还得走理论联系实际的路。倘若总是跟在西方学者后面，人家“‘回到康德那里去’”，自己“就跟在新康德主义者后面蹒跚而行”；人家“轻蔑地把黑格尔视做一条‘死狗’，耸肩鄙视辩证法，而自己却又宣扬一种比黑格尔唯心主义还要浅薄和庸俗一千倍的唯心主义”(13)。这种作风是应当彻底地改变了。
全面把握当前文学理论发展的进程及特征，自觉地划清马克思主义文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界限，努力澄清附会和掺杂在马克思主义文论名义下的错误观点，创造性地巩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思想基础，这是当前文学理论界的一项重要的学术任务。
注释：
①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任立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84、145页。
②孙文宪：《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的审美话语》，《文艺报》2009年12月22日。
③唐世春：《不能用纯审美标准重写文学史》，《文艺理论与批评》1990年第6期。
④张辉：《审美现代性批判：20世纪上半叶德国美学东渐中的现代性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页。
⑤杜卫：《走出审美城：新时期文学审美论的批判性解读》，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205页。
⑥童庆炳：《文学审美特征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页。
⑦童庆炳：《文学活动的审美维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⑨黄枬森：《关于文艺本体论和本体论的若干问题》，《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第4期。
⑩黄枬森：《关于文艺本体论和本体论的若干问题》，《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第4期。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9页。
(12)《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110页。
(13)《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8～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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