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关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探索和尝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论文,党的执政能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后，如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成为关系到社会主义能否巩固和发展以及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国内外复杂形势和各种严峻挑战的情况下，列宁结合落后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性课题，对如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大胆的尝试，形成了极其丰富的理论成果和极为宝贵的历史经验，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启发意义。
一、从直接过渡到迂回过渡：提高党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的能力
十月革命胜利后，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先于欧美发达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并不十分清楚。迫于当时险恶的国际国内环境和基于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理解，列宁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试图不先经过一个旧经济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时期就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1](P221)。这一以“直接过渡”为内核的政策，虽然在战争环境中曾大显身手，建立过不朽的功勋，但是作为小农经济环境和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产物，它毕竟有着很大的局限性[2](P147)。正如列宁所言：“我们上层制订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3](P184) 因此，战争一结束，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便接踵而至。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严重失败促使列宁采取新经济政策，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所谓迂回过渡，即“必须采取‘改良主义’、渐进主义、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要在许多经济领域退向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实行强攻，而是进行极其艰苦、困难和不愉快的长期围攻，伴以一连串的退却”[1](P610)。简言之，这些“退却”主要有：
1.以市场为取向，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列宁认为，在俄国经济落后的条件下，消灭商品货币关系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明智的，因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促使经济全面高涨惟一可能的形式。商业是沟通工农业的渠道，是俄国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心环节。共产党人必须紧紧抓住商业这个中心“环节”，“如果我们现在能‘抓住’这个环节，那么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掌握整个链条。否则我们就掌握不了整个链条，建不成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基础”[1](P248)。因此，列宁号召全党学习经商，掌握“做文明商人的本领”。同时，列宁还强调国家领导贸易的必要性，以便把流转自由、贸易自由控制在不复辟资本主义的程度以内。
2.打破单一的公有制，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新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打破战时共产主义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模式，通过租赁、租让、下放等办法，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工业方面：苏维埃国家采取租让制和租借制，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把国家暂时无力经营的厂矿、企业等租借或租让给国内外资本家，以调动国内外资金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农业方面：列宁主张通过合作制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合作制从流通领域入手，搞多种类型、多种层次结构的集体组织，以适合各种层次农民的需要，因而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践证明，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落后国家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惟一正确的道路。
3.实行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外国资本主义。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后，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4](P18)。而落后国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途径是实行对外开放，采用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列宁指出：在与外商签约过程中，虽然“每一项条文都带有战争性质”[5](P164)，但“只要资本主义国家照样存在，我们就必须同他们做生意”[3](P366)。比如解决资本短缺问题，列宁认为：“如果……不能把外国资本吸收到租让企业中来，那就根本谈不上采取重大的、实际的措施来改善我们的经济状况。”[5](P154) 列宁还主张向资本主义专家学习托拉斯的先进管理。他说：“社会主义不是臆造出来的，而是要靠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去掌握和运用托拉斯所造成的东西……如果不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式的即像托拉斯一样的大生产的本领，那便无从获得这种本领。”[6](P289—290) 列宁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7](P94) 由此可见，学习和利用外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4.把劳动成果同个人利益挂钩，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列宁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教训时指出：“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共同讨论，专人负责。由于不善于实行这个原则，我们每走一步都吃到苦头。”[1](P191) 也就是说，只有实行物质刺激原则，才能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很明显，列宁反对平均主义的分配。
可见，由直接过渡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到迂回过渡的新经济政策，并不是社会制度的退步和演变，而是基于落后国家实际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重新选择和重大创新，是在新的基点上向资本主义发起的战略“进攻”。这种转变显示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和驾驭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能力的显著增强。
二、发展民主，强化监督：提高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
社会主义必须有充分的民主，这是列宁的一贯思想。十月革命前，他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后，他试图在党政体制建设中贯通民主的精神和原则[8](P82)（注：列宁原来设想的理想型民主主要包括：多党联合执政、人民直接管理国家、党政干部实行选举制、委员会制等。）。但由于俄国专制主义传统的影响和国内外复杂险恶环境的制约，在打碎旧的军事官僚机器的基础上建立的苏维埃国家机关中，依然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过分集权、压制民主等陈旧现象。这显然与社会主义不能相容。随着战争的结束和和平建设时期的到来，改革中央过于集权的政治体制，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已不可回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提出了发展民主，强化监督的思想。
1.加强政党建设，发展党内民主。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是惟一的执政党，要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巩固执政地位，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自身建设。首先，要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列宁指出：党应该是真正同群众有经常联系并善于领导群众的党，对执政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就是先锋队往前跑得太远，没有‘保持排面整齐’，没有同全体劳动大军即同大多数工农群众保持牢固的联系”[9](P626)。因此，他严厉地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各种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腐化堕落、违法乱纪、骄傲自满、不负责任等现象；并采取措施加以克服。其次，党政分开，党要管党。列宁指出：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独立负责精神。党的任务是对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往往是琐碎的干预[3](P64)。第三，扩大中央委员会的组成，加强决策过程的民主基础。列宁建议：党中央委员会这个过去主要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领导集团吸收一些工农优秀分子参加，可以增强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和党分裂的危险。最后，也是非常根本的一点，在党内建立分权制衡和监督制度，确保民主机制的健康运行。列宁指出：要确认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只是党代会的执行机构，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只是党中央的常设机构，总书记只是书记处的首脑，党代会要坚持年会制，即每年召开一次；建立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地方监察委员会，与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平行，专门监督中央委员会（包括总书记）和各级党委会，防止他们滥用职权。列宁坚持中央监察委员要“有权参加中央全会甚至政治局会议，不顾情面地向总书记及其他中央委员提出质问，审查各种文件”[3](P64)。列宁的这些观点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共和思想，同时又借鉴了资本主义民主的积极成果，深刻而又具体，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2.改革国家机关，发展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是人民自己的事业，改革国家行政机关，拓展民主渠道，丰富民主形式，扩大人民有序的民主参与，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列宁主张：改组和加强工农检察院，吸收最优秀的工农分子参加（后又把党政两个监察机构合并，严格挑选成员），以保证对党和国家机关的监督作用；赋予由国家级的专家、科技人员和经济界的内行参加的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以立法权，而不要听命于非内行的行政方面的指令；改革干部制度，严格国家干部条件和标准。列宁强调：干部要懂得生产技术，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和管理知识。为了提高干部的素质，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他还指出：干部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并要经常接受上级机关的考试、检查和人民的监督。这里，列宁已非常鲜明地提出建立学习型政党的宝贵思想。
3.精简机构，提高办事效率。列宁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主张建立精干的政权机构，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和为人民服务的水平。按照1918年宪法，人民委员会设18个部，省以下设15个处，但后来机构越来越庞杂，人浮于事、相互扯皮等官僚主义现象越来越严重。当列宁得知各种委员会竟高达90个时非常吃惊，指出：“要尽一切可能撤消各种委员会，阻止成立各种新的委员会，因为其中十分之九是多余的。”[3](P147) 1922年12月，列宁在其口授的最后一篇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仍然对简化国家机构，克服官僚主义念念不忘。
显然，列宁的深入思考和科学设计，切中了苏俄集权政治体制的根源，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发展的一般原则和正确方向。不幸的是，列宁发展民主和强化监督的探索被斯大林发动的三大运动所打断，从而也为苏联的解体埋下了祸根。
三、进行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提高党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
社会主义社会是由经济、政治和文化共同组成的有机整体，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引导和支持。十月革命后，列宁在重视提升执政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能力的同时，对如何增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和政策。
1.进行文化革命，努力打造社会主义新型文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教育非常落后，文盲率占到80％；专制主义的影响根深蒂固。针对这种情况，列宁大力提倡文化革命，甚至认为：“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3](P368) 列宁之所以如此重视文化革命，因为他认为只有通过文化革命，才能对人民的精神世界进行根本的改造，创造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和新文明。显然，这不是一个蹴而就的简单任务，而只能是一个渐进累积的漫长过程，不能拔苗助长，突击完成，正如列宁所言，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3](P378)。
2.大胆吸收人类优秀文化遗产，夯实文化事业发展基础。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空地上产生的，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批判地继承过去一切时代优秀的文化遗产。因为“仅靠摧毁资本主义，还不能饱肚子。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并且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10](P48)。列宁说：“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6](P252) 在此，列宁尖锐地批判了一些人存在的否定资本主义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态度，明确指出了优秀文化遗产，特别是资本主义积极文化成果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3.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努力造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人。列宁指出：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的。也就是说，共产主义与愚昧和无知是不能相容的，共产主义的实现要以高度发达的文化教育事业为前提。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列宁特别强调教育的作用，甚至把教育的作用提到了首位。他说：“这个任务（指教育）对于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少数的俄国尤其重要。这个任务在俄国应当提到首位，因为我们要为社会主义建设训练群众。”[11](P400) 为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列宁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原则，比如教育必须同政治相联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教育必须同生产实践相结合，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等等。这些原则，揭示了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内在要求，后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教育普遍坚持的基本指针。
4.提高知识分子地位，充分发挥其文化建设的功能。知识分子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伟大事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列宁认为：随着无产阶级历史任务从“夺取俄国”到“管理俄国、建设俄国”的转变，必须大力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发挥他们在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文化建设中的功能和作用。在他的坚持下，苏维埃国家对旧社会培养的专家采取了高薪制。他强调应当把教师的地位提高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其中，最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否则，“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3](P357—358)。他告诫各级领导机关要像爱护眼珠那样爱护一切勤恳工作、精通和热爱本行业务的专家。更可贵的是，列宁十分重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情况，以防止有关规定流于形式，成为“一纸空文”。
总之，列宁以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旨，以提高党的文化建设能力为出发点，从前提条件、发展基础、根本目标、发展途径和建设主体等方面全面系统地规划了文化建设的基本蓝图，为苏联的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只是随着过度集权文化管理体制的形成和日益加强，苏联的文化才逐步走向停滞和萧条。
四、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提高党处理社会主义民族问题的能力
十月革命推翻了俄国民族压迫政策，打碎了“各族人民的监狱”，为建立新型的民族关系奠定了政治基础。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在处理苏俄复杂的民族问题过程中，为建立和谐的民族关系，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
1.坚持民族平等，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沙皇俄国有着浓厚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即使十月革命后，这一传统的消极影响仍意犹未尽。正如列宁所言：“毫无疑问，在苏维埃的和苏维埃化了的工人中，会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没在这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里，就像苍蝇沉没在牛奶里一样。”[3](P350) 因此，要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必须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特别要反对党内的大俄罗斯主义表现。列宁说：“我们大俄罗斯共产党人，对我们当中产生的一点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表现，都应当极其严格地加以追究，因为这种表现根本背离共产主义，会带来极大的害处。”[12](P49) 他亲自签署了《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言》等文件，其中明确规定，民族平等是苏维埃政府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俄共（布）八大通过的党纲强调：“必须消灭任何民族的一切特权，实现各民族的完全平等。”[12](P49) 列宁还身体力行，对犯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错误的斯大林等人进行严厉的批评，为处理民族问题作出了极好的榜样。
值得注意的是，列宁民族平等的权利包含民族自决权的内容。他坚持民族自决权“是反对任何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彻底表现”[13](P275)。但是，列宁又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社会主义的利益高于民族自决的利益”[14](P254)。很明显，二者并不矛盾，因为在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压迫制度已被推翻，民族分离已经不再是民族自决权的基本要求了，而贯彻民族自决权原则是为了促进各民族的相互信任、团结和联合。因此，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与民族分裂主义有根本的区别。
2.坚持民族联合，实行联邦制度。根据俄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列宁改变了二月革命前原则上反对联邦制的态度，主张建立愈来愈密切的联邦制联盟。因为他认识到没有各苏维埃共和国密切的联盟，便不能捍卫被帝国主义列强所包围的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存；没有各苏维埃共和国之间的密切的经济联盟，便不能恢复被帝国主义破坏了的生产力，便不能保证劳动者的福利。也就是说，联盟的形成是基于各苏维埃共和国存在和发展的共同需要。至于建立苏维埃国家联盟的方式，列宁反对“松散化”和“自治化”两种倾向，主张实行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方案，即苏维埃各共和国，包括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在内，共同平等地联合成为一个国家。列宁说：“我们承认自己同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其他共和国是平等的，将同他们一起平等地加入新的联盟，新的联邦”；“重要的，我们不去助长‘独立分子’，也不取消它们的独立性，而是再建一层新楼——平等的共和国联邦”[3](P213—214)。也就是说，联盟的基础是平等、信任和自愿，而不是相反。
苏联的成立，可以说是列宁用民族平等政策解决俄国民族问题的一个伟大成果，也是俄共执政能力提升的一个生动体现。而苏联69年的发展历史也已证明，坚持民族平等，反对民族沙文主义，则联邦兴；背离民族平等，搞民族沙文主义，则联邦亡。
五、从世界革命转到和平共处：增强党应对国际形势和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
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最初的一段时间里，苏俄外交的基本方针是通过推动世界革命，以保持十月革命成果。由于协约国拒绝了和平倡议，使得苏维埃国家处于孤立无援的危险境地，所以列宁寄望于世界革命特别是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予以外援。他说：“现在历史使我们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们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能把我们从所有这些困难中拯救出来的，是全欧洲的革命。”[6](P8) 尽管如此，列宁并没有排除暂时的革命妥协。1918年3月，为了新生政权的生存，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列宁还是实行了“让出空间以便赢得时间”的暂时退却策略，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不过，一直到1919年春天，列宁仍对世界革命的形势十分乐观。
但是1919年下半年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促使列宁转变外交策略。欧洲革命先后失败；协约国的进攻被粉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出现了某种“相对均势”；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迫切要求改善外部环境，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联系。在此情况下，列宁提出了和平共处的思想。他说：“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15](P167) 这样，苏俄的外交方针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再像十月革命胜利初期那样把国家安全寄托于世界革命之上，而开始奉行一条以和平共处为主旨的和平、开放的外交路线。
在和平共处外交方针的指导下，苏俄很快便摆脱孤立状态，打开了外交新局面。这对于苏俄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不幸的是，列宁之后，苏联逐渐走上了大党主义、大国主义、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错误道路。
总之，列宁晚年在领导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一般原理，结合布尔什维克党自身建设的实际，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和外交事务入手，深刻揭示了提高党执政能力的一般原则，全面开辟了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正确道路，对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遗憾的是，苏联和东欧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沿着列宁的探索方向前进，脱离实际，致使党的执政能力日益衰退，最后造成亡党亡制的可悲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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