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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臣的设置及其职责
家臣一词，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其文曰：“公臣不足，取于家臣。”“家”，在西周春秋时期主要指卿大夫家，是周王室和各诸侯国在地方上的政权机构。臣，是君主时代的官吏。家臣特指西周春秋时期卿大夫家内管理家族和采邑内部事务的官吏。
（一）西周时期家臣的设置及其职责
武王克商以后，周王朝面对新征服的广大领土，只能采取分封制的政权组织形式。分封制的重要内容是“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即天子封建诸侯，诸侯分封卿大夫。其实，并非仅诸侯分封卿大夫，周王也分封卿大夫。西周初期，周王室在王畿外大规模地分封诸侯的同时，在王畿内也着手大批分封采邑。享有这些采邑的是周王朝的卿大夫。即“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注：《礼记·礼运》。），西周铭文中有大量周王封赏卿大夫采邑的记载。如《
卣》：“王在斥，易采。”《中鼎》：“今兄（贶）里（赉）女（汝）
土，作乃采。”
《诗经·大雅·崧高》较详细地记载了周王分封卿大夫的史实，而各诸侯国分封卿大夫的情况，与周王朝大体相同。从诗中可以看出，这些受封的卿大夫，带着本家族人，来到所封的新土，营建城郭，建造寝庙，整治田疆，收取赋税，治理当地的人民。这些卿大夫在周王朝是臣，但在自己的宗族和采邑中，既占其土，又子其民，实是君主，即所谓“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注：《仪礼·丧服·子夏传》郑玄注。）。这样，西周分封卿大夫的实质是派他们到各地去建立基层政权，这个政权的独立性很强，被冠之以“家”的名号。
卿大夫治理家政，必须任用一批官吏，他们就是家臣（注：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二。）。卿大夫根据需要，设置了不同种类的家臣，他们之间有明确的职责分工。
司马。西周时卿大夫家族都有家兵，春秋时亦是如此。《左传》宣公十二年：“知庄子以其族反之。”杜注释此族为“家兵”。此外，卿大夫家大多“有赋于军”（注：《左传》昭公十六年。）。卿大夫家设有司马，来管理家兵和军赋。《
鼎》曰：“王若曰：‘，命汝作
自家司马。’”《散氏盘》中有“司马
”。两铭文中司马都是家臣。
小子。《卫盉》铭文中，裘卫方面参加受田仪式的有“卫小子”（注：《文物》1976年第5期。）。《九祀卫鼎》中有“卫小子家”。《散氏盘》中有“散人小子”。小子是西周贵族家族中的小宗。他们如前列金文所见，担任家族官吏。
史官。《逆钟》铭文云：“叔氏在大庙，命史寅召逆。”史寅是叔氏家族的史官。
西周家臣的设置应远不止前文所列几种。由于史料阙如，不可详考。
西周家臣的职责可简单地概括为以下两种：
其一，管理家兵和军赋。如前文所列司马之职。
其二，管理家族手工业。例如《公臣簋》铭曰：“虢仲命公臣司朕百工。”《师
簋》：“……伯龠父若曰：‘师，……余命女（汝）死我家，
司我西偏东偏仆驭、百工、牧臣妾……’”“百工”即各种手工业匠人，其地位近似于奴隶，卿大夫家专门设有家臣管理他们。
（二）春秋时期家臣的设置及其职责
春秋时期、王权日衰，王畿不断缩小。周王朝的许多世卿大族也随之衰亡，而此时几个诸侯国的卿大夫家族却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这些诸侯国领土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
西周晚期以降，各诸侯国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兼并斗争。在兼并斗争中，周初分封的几个大诸侯国占优势，它们的领土比初封时扩大了数倍。这些国君不断把领土分封给卿大夫，纷纷在国内“立家”。于是，这些国家中形成了一批卿大夫家族。他们世代把持本国政权，累世占有封邑。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采邑的数量不断增多，面积日益扩大。与此相应，其内部的统治机构日臻完善，家臣数量不断增多，设置日趋健全，分工更加精细。
春秋时期，凡有采邑的卿大夫家，都设有两套家臣，即管理全家政务的家臣和管理采邑政务的家臣。《左传》定公十二年：“仲由（子路）为季氏宰。”《论语·先进》：“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路是家宰，管理全家政务；子羔为邑宰，仅管理采邑政务。《左传》哀公十五年载卫太子蒯聩返国，入孔悝家。孔悝家老（按：家老即家宰，后文将论此。）栾宁“闻乱，使告季子（子路）”，子路闻讯赶到孔悝家。《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路为卫大夫孔悝之邑宰。”所以，子路在邑，受召后返孔悝家救乱。栾宁为家宰，子路为邑宰。
卿大夫之所以设有两套家臣治理家政，是因为卿大夫家族居住地与其采邑是分开的。一般卿大夫家皆在国都居住，而采邑却距离国都较远。如鲁之三桓家族皆在国都居住，而他们的采邑都在国家边界。季氏之“汶邑之田在齐边界，费邑则僻在东南……其他两家孟氏有成，叔氏有郈，亦皆边于齐”（注：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1页。）。各国国君往往把新征服的领土分封给卿大夫，这些采邑自然要远离国都。如晋献公“作二军，……以灭耿、灭霍、灭魏。还，……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注：《左传》闵公元年。）。《左传》文公五年称先且居为霍伯，证明晋侯赐霍于他。
有些卿大夫没有采邑，则其家内只设家宰等一类家臣，没有邑宰。《仪礼·丧服·斩衰》章疏云：“孤卿大夫，有采邑者，其邑既有邑宰，又有家相。……若无地卿大夫，则无邑宰，直有家相也。”
下面分别论述这两套家臣的设置及其职责情况。
1.管理全家政务的家臣
这套家臣的治事机构设在国都内的卿大夫家族居住处。
①宰、老、相、傅
家宰，是掌管全家政务的行政长官。《仪礼·特牲》郑玄注云：“宰，群吏之长。”有关家宰的史料很多。《左传》成公十七年：“施氏卜宰。”《论语·公冶长》：“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国语·晋语九》：“赵简子使少室周为宰。”韦昭注：“宰，家宰也。”
老，又称室老，家老。《国语·晋语八》：“訾祏实直而博，直能端辨之，博能上下比之，且为吾子之家老也。”韦昭注家老为“家臣室老”。《周语下》：“单之老送叔向。”韦昭注：“老，家臣室老也……卿大夫之贵臣为室老。”
老与宰，是同一种家臣的不同称谓。胡匡衷在《仪礼·释官》中云：“老与宰即一人。以其主家之政策，谓之宰；以其为家之贵臣，谓之老，宰著其职也，老优其名也。”
相、傅。有的学者认为，相、傅是与宰老不同的家臣（注：吕文郁：《春秋时代采邑制度的变革》，《学术月刊》1993年第9期。）。 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其实，相、傅、宰、老，是同一种类的家臣，只是称谓不同罢了。
春秋时代，家宰或家老治理卿大夫的家政皆曰“相某家”、“相某室”。如“公鸟死，季公亥与公思展与公鸟之臣申夜姑相其室”（注：《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杜注云：“相，治也。三人同经理其家道。”《论语·季氏》载季氏将伐颛臾，其家宰冉有和子路访于孔子，孔子主张不讨伐，并说：“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所以，家宰也往往被称为家相。《仪礼·丧服·子夏传》郑玄注云：“室老，家相也。”《仪礼·丧服·斩衰》章疏云：“阳货、冉有、子路为季氏家相，也名家宰。”
傅，与相同，意为卿大夫的辅佐。《左传》桓公二年：“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孙栾宾傅之。”《史记·晋世家》：“成师封曲沃，靖侯庶孙栾宾相桓叔。”
家宰，是卿大夫家族最重要的家臣。《说文》云：“宰，罪人在屋下执事者。”说明宰原本低卑，管理家族内部事务。殷商时期，宰的身份为奴隶（注：赵锡元：《中国奴隶社会史述要》， 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24页。）。西周时期，由于实行分封制， 卿大夫家室成为一级政权，其内部事务实是社会公共事务，需要大批官吏来管理。这些官吏之长被命名为宰。综观王族、公族和卿大夫家族，其内部皆设宰一职：王族内的曰冢宰；公族内的曰太宰；家族内的曰家宰。宰皆为宗族内部事务的总管，同时又为王室、公室、家室三级政权机关的行政长官，分别听命于周天子、国君和卿大夫。这是中国古代“家天下”的一种反映。
总之，家宰，是家臣之长，由于其为家内贵臣，故又称为家老；由于其为卿大夫的主要辅佐，故又称为相或傅。现将家宰的主要职责概述如下：
主管财务。春秋时期，卿大夫家是一级独立的赋税征收单位，一般由家宰主管赋税征收事宜。《论语·先进》载，冉求为季氏宰，“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孟子·离娄上》：“求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
掌管宾客所送的贽币和财物。宋元公夫人卒，季康子使冉求送赙马，“使求荐诸夫人之宰”（注：《左传》哀公二十三年。）。《仪礼·聘礼》载有卿大夫“授老币”。即卿大夫之间赠送贽币，由家宰接收。《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集解引王肃语曰：“宰，主财者也。”
料理家主日常生活。《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臧昭伯如晋……臧氏老将如晋问。”杜注：“问昭伯起居。”
捍卫家室。春秋时代，卿大夫间互相争夺领地，“纳室”、“取室”不断发生。值得注意的是，卿大夫要兼并某家，往往要先杀掉这个家室的宰。“宋华阅卒，华臣弱皋比之室，使贼杀其宰华吴”（注：《左传》襄公十七年。）。“七月甲戌，齐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丁丑，杀梁婴”（注：《左传》昭公八年。）。杜注云：“梁婴，子尾家宰。”这说明家宰是家室的忠实捍卫者，不杀掉他们，是很难兼并卿大夫家的。
家主落难后，家宰有保护家主妻小的职责。《左传》文公十八年载惠伯被杀，其宰公冉务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复叔仲氏”。
相佐家主参加盟会、聘问。春秋时期，各国之间经常举行盟会和聘问活动。卿大夫往往代表本国参加。他们的家宰得跟随家主参加，并充当家主的主要辅佐，为家主出谋划策。《左传》定公六年载，宋乐祁爱国君之命到晋国聘问，其宰陈寅随同前往。“赵简子逆，而饮之酒于绵上。献杨楯六十于简子。陈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赵氏，又有纳焉，以杨楯贾祸，弗可为也已。然子死晋国，子孙必得志于宋。’”家宰陈寅相佐家主聘问晋国，并为家主出谋划策，《国语·鲁语下》也有类似的记载，证明家宰相佐家主聘问他国实为当时社会之惯例。全祖望《经史问答》曰：“春秋时，所重者莫如相，凡得相其君而行者，非卿不出。”（注：《经史问答》卷六。）家主参加盟会、聘问，家宰自然成为相佐，同于卿相国君之制。
代表家主做事。家宰是卿大夫家的贵臣，有些事情，不便于家主亲自来做，往往由家宰代表家主来做。“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吊，且送葬”（注：《左传》哀公二十三年。）。此事应当由季康子亲自来做，但因“肥（康子）与有职竞焉”。即季康子职务繁剧，不能亲自前往，所以，由家宰代表。《左传》襄公十年：“王叔与伯舆讼焉，王叔之宰与伯舆之大夫瑕禽坐狱于王庭。”即家宰代表家主参加狱讼，因为“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注：《周礼·秋官·小司寇》。）。
②家大夫
卿大夫家臣中有家大夫一职。“陈子车死于卫，其妻与家大夫谋以殉葬。定而后，陈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养于天下，请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礼也。虽然，彼疾，当养者孰若妻与宰。得已则吾欲已，不得已，则吾以二子者为之也。’于是弗用。”（注：《礼记·檀弓下》。）从此史料看，家大夫实即家宰。“周舍死，简子每听朝常不悦，大夫请罪。简子曰：‘大夫无罪。’”（注：《史记·赵世家》。）此大夫即简子之家大夫。
有的学者认为，家大夫即属大夫，其实不然。《左传》昭公七年：“孟僖子……将死，召其大夫。”杜注释“其大夫”为“属大夫”。但传文“其大夫”并非指“家大夫”。所以，不能以此注来证明家大夫即属大夫。属大夫与家大夫有以下几点不同：
第一，属大夫有自己的家臣。而家大夫实即家宰，没有家臣。《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杜注：“公冶，季氏属大夫。”由于季武子欺骗国君，公冶奋然离开季武子，“致邑于季氏而终不入焉。……及疾，聚其臣曰：‘我死，……且无使季氏葬我。’”
第二，属大夫比家大夫的独立性强。家大夫仕于某家，只是家内官吏，没有独立性。而属大夫有自己的宗族、官爵、采邑，其独立性很强。《左传》桓公十年：“虢仲谮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有辞，以王师伐虢。夏，虢公出奔虞。”杜注：“虢仲，王卿士。詹父，属大夫。”这里，詹父虽是虢仲的属大夫，但又是周王室的重臣，他能与虢仲分庭抗礼，公开决裂，相互讨伐，说明他有较强的独立性，非一般家臣可比。
第三，属大夫隶属于某家的目的是“因之而达于公室”；家大夫只能在某卿大夫家任职，一般不能在公室任职。《左传》文公十二年：“郤缺将上军，臾骈佐之。”杜注：“臾骈，赵盾属大夫，新出佐上军。”文公六年：“晋蒐于夷，舍二军。使狐射姑将中军，赵盾佐之。阳处父至自温，改蒐于董，易中军。阳子、成季之属也，故党于赵氏，且谓赵盾能，……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杜注：“处父尝为赵衰属大夫。”成季，即赵衰谥号。《说苑》云：“阳处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达。因赵衰，三日而达。”所以，阳处父做赵衰属大夫的目的就是“臣文公”，达于公室。后来，他果然成为太傅，享有重权，能“改蒐于董”，拥立赵盾为中军。综上所述，属大夫与家大夫不同。家大夫是家臣中地位较高者，相当于家宰，只供职于卿大夫家中，没有独立性；属大夫不是家臣，他们本来是有邑有氏的贵族，有自己的家臣，他们属于某一权贵望族的目的是为了达于公室。所以，属大夫中有很多在公室任职，甚至秉有国政。
③祝、宗、卜、史
祝，是主祈祷祭祝等事务的家臣。《诗经·小雅·楚茨》：“礼仪既备，钟鼓既戒，孝孙徂位，工祝致告。”此诗所宣咏的是大家族的祭祀活动。诗中的祝，是家臣。《仪礼·士虞礼》：“妇人及内兄弟服，即位于堂，亦如之，祝免……”郑玄注：“祝亦执事，免者祭祝之礼，祝所亲也。”
宗，亦称宗老、宗人。《国语·鲁语下》：“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飨其宗老。”又：“宗室之谋，不过宗人。”韦昭注：“家臣称老，宗、宗人，主礼乐者也。”《仪礼·士虞礼》中有“宗人即位于门西”。
宗的主要职责是掌管家族礼乐。《周礼·春官》有都宗人和家宗人之职。他们“掌都（家）祭祀之礼”。现将宗人执掌的礼乐仪式分析如下：
立宗子之礼。“郑公孙黑肱有疾，归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注：《左传》襄公二十二年。）。
祭礼。《国语·楚语上》：“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属之曰：‘祭我必以芰。’”《礼记·杂记》：“衅庙、衅器，皆宗人之职。”
婚礼。上文所引《国语·鲁语下》载公父文伯之母为文伯娶妻，飨其宗人，并与宗人谋。
卜，是主卜筮之家臣。《国语·鲁语下》：“老请守龟卜室之族。”韦昭注：“守龟，卜人。”
史，是记录家主日常活动，兼掌祭祀、主持仪式之家臣。《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子木问于赵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对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晋国无隐情，其祝史陈信于鬼神无愧辞。”昭公二十年：“家事无猜，其祝、史不祈。”《仪礼·既夕礼》：“主人之史请读赗……公史自西方，东面，命母哭。”主人之史为家臣，公史是国君的史官，为公臣。
《左传》定公四年：“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这里的祝、宗、卜，史。是周王分赐给鲁国的官吏，是公臣。
④乐工
卿大夫家内设有乐官。《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叔孙穆子食庆封，庆封汜祭，穆子不说，使工为之诵《茅鸱》。”杜注：“工，乐师。”
⑤司马
主管家兵及军赋的家臣。《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鲁昭公伐季孙氏，“叔孙氏之司马鬷戾言于其众曰：‘若之何？’”司马又称马正。《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季氏以公鉏为马正。”杜注：“马正，家司马。”《国语·晋语九》记赵简子家臣董安于曰：“及臣之壮也，耆其股肱以从司马。”
⑥车右
卿大夫所乘战车右边持武器的武士。《左传》襄公十年记偪阳之役，“孟氏之臣秦堇父辇重如役”。杜注：“堇父，孟献子家臣。”因为有军功，“孟献子以秦堇父为右”，即车右。
另外，卿大夫家还设有司宫（注：《左传》昭公五年：“南遗使国人助竖牛以攻大库之庭，司宫射之。”）、阍人（注：《礼记·檀弓下》：“季孙之母死，哀公吊焉，曾子与子贡吊焉，阍人为君在，弗纳也。”郑玄注：“阍人，守门者。”）、饔人（注：《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及季姒与饔人檀通。”杜注：“饔人，食官。”）、御驺（注：《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孟氏之御驺丰点好羯也。”杨伯峻注：“御驺，养马兼驾车之官。”）、差车（注：《左传》哀公六年：“鲍子醉而往，其臣差车鲍点曰：此谁之命也？”杜注：“差车，主车之官。”）等家臣。他们分别主管宫室杂役、守门、饮食、养马驾御、车等事务。这些家臣的地位很低。
卿大夫家内设有家朝，作为处理家政的场所。《国语·鲁语下》记公父文伯之母对季康子说：“子弗闻乎？天子及诸侯合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内朝；自卿以下，合官事于外朝，合家事于内朝。寝门之内，妇人治其业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将业君之官职焉；内朝，子将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韦昭注：“内朝，家朝也。”《史记·赵世家》：“简子每听朝，常不悦。”此朝，指赵简子的家朝。家臣得上朝听政。
2.管理采邑政务的家臣
西周时代，采邑主多为周王朝的公卿大夫，采邑集中于王畿内。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卿大夫家族纷纷发展起来，他们的采邑也日益扩大。“百乘之家”相当普遍（注：《论语·公冶长》。），“韩赋七邑，皆成县也”（注：《左传》昭公五年。），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注：《国语·晋语八》。）。采邑内部的统治机构也日益健全，家臣人数越来越多，而且分工精细，职责明确。现将采邑内的家臣的设置及其职责情况略述如下：
①邑宰
是采邑内部的行政长官。《春秋左传正义》庄公二十三年孔疏云：“卿大夫采邑之长则谓之宰。”《论语·雍也》：“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费为季氏采邑。《礼记·檀弓上》：“闻子皋为成宰。”成为孟氏之采邑。
邑宰是卿大夫守土治民之臣。卿大夫家族居于国都，无法亲自管理采邑，只有把治理采邑的全权交给邑宰。邑宰又被称为守臣（注：《左传》昭公七年。），对采邑的财务、政务、军务均有管理权。赵简子使尹铎做晋阳宰，尹铎请示治邑的方针时说：“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注：《国语·晋语九》。）前一句话道明了邑宰治理赋税的职责；后一句话道明了邑宰管理军政、守卫邑土的职责。
②司马
《周礼·夏官》中有都司马、家司马二职。郑玄注：“都，王子弟所封及三公采地也……家，卿大夫采地。”贾公彦疏：“卿大夫采地，王不特置司马，各自使其家臣为司马，主其地之军赋。”司马又称马正。《左传》定公十年：“公南为马正，使公若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马正侯犯杀公若，弗能。”公南是叔孙氏家族之马正；侯犯是郈邑的马正。昭公二十年：“王执伍奢，使城父司马奋扬杀太子，未至，而使遣之。”城父，是楚太子建的采邑，奋扬是采邑的司马。
③司徒
是主采邑土地和民力征发的家臣。《左传》昭公十四年：“南蒯之将叛也，盟费人。司徒老祁、虑癸伪废疾，使请于南蒯曰：‘臣愿受盟而疾兴……’”马宗琏《春秋左传补注》云：“此司徒盖即小司徒，季氏家臣为之。”
④工师
《左传》定公十年：“叔孙谓郈工师驷赤曰：‘郈非唯叔孙氏之忧，社稷之患也。’”杜注：“工师，掌工匠之官。”庄公二十二年有“工正”一职。此工正为公臣。杜注：“工正为掌百工之官。”
采邑也设有朝，做为邑宰的治事场所。《左传》定公十年记武叔使郈马正杀郈宰公若，没有成功，“其圉人曰：‘吾以剑过朝，公若必曰：谁之剑也？吾称子以告。必观之，吾伪固而授之末，则可杀也。’”杨伯峻注：“朝谓郈宰之朝。”
以上所述的家臣的设置及其职责情况，表现出这样两个特点：
第一，家臣的设置，无论从其名称还是从其分工看，都明显具有仿效公室官吏设置的特点。
第二，家臣的职责，已不仅仅是管理卿大夫家庭和宗族事务；而更主要是管理和统治卿大夫的采邑领土和人民，包括财务、军务、政务，明显具有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职能。
二、家臣制的内容及实质
（一）卿大夫对所受封的领土和人民实行直接统治，是家臣制的本质特征
西周春秋时期，奴隶主贵族统治集团所实行的以授土授民为主要内容的分封制，造成三级政权，即王室、公室和家室。天子、诸侯、卿大夫，分别是这三级政权的君主。分封制的实质是一种地方自治。诸侯对于天子、卿大夫对于诸侯，都有很大的自治权力。他们各有其土，各主其民，各管其政。在政治上，他们都是一级君主，都设置了一级政权机构，并任命各级官吏；在经济上，除了向上级政权交纳一些象征性的贡赋外，其财政都是独立的；在军事上，都有隶属于自己的军队，上级政权只有征调权，没有指挥权。
卿大夫家，是分封制造成的基层政权，在这一级政权中，卿大夫不再行分封之制，而是通过设置家臣的方式来实现对其所受封领土和人民的直接统治。卿大夫只赐给家臣田禄，并不“受民受疆土”；卿大夫任命的家臣，只是官吏。
西周时代，家臣的俸禄是田。如《卯簋》：“……易于
一田，易于
一田，易于队一田，易于
一田。”这是周王朝的大夫荣伯赐给家臣卯的俸禄。春秋时期，家臣俸禄的多少仍普遍以“田邑”多寡计算。“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注：《左传》成公十七年。）。《国语·晋语四》：“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韦昭注：“官宰，家臣也。加，大夫加田。”即“任家臣的士比一般的士所多的田”（注：李向平：《西周春秋时期士阶层宗法制度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5期。）。
家臣俸禄的田邑与卿大夫的采邑，有很大区别。
第一，卿大夫对于采邑，既有其土，又主其民。“受民受疆土”，意即在此。家臣对于田邑，“仅食其田之租税而不得主其邑”（注：《周礼正义》卷二。）。
第二，卿大夫可以有很多采邑，但总有一个采邑内设有宗庙，称为“宗邑”（注：《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崔，宗邑也。”又《左传》哀公十四年：“薄，宗邑也。”）。“宗邑”是卿大夫宗族的聚居地，表明卿大夫对采邑的世代占有权。“晏子相景公，老辞邑。公曰：‘自吾先君定公至于今，用世多矣，齐大夫未有老辞邑者。今夫子独辞，是毁国之故，弃寡人也。’”（注：《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家臣一般无权在田邑中设宗庙。晋赵氏家臣董安于，是春秋时著名的家臣，他为赵家立过汗马功劳，但他死后，只能入赵氏家的宗庙（注：《左传》定公十四年。）。这说明，家臣的宗族很弱小，只能依附于卿大夫家中。
卿大夫对受封领土和人民的直接统治权，还体现在家臣的任命制度上。西周时期，卿大夫多仿效周王朝的策命仪式来任命家臣。《卯簋》和《逆钟》铭文中对此均有记载。春秋时期，家臣的任命制度比西周时有所发展。此时，卿大夫多采用“策命委质”的家臣任命制度。杨宽先生指出：“当时家臣是由宗子任免的。但君臣关系的确立，还要有一套制度。君臣关系的确立，自上而下，必须经过‘策命’礼，由主上授给命书，表示授予官职，任命和权利；同时，由臣下委贽而退，表示对主上的臣服、忠心和义务的承担。”（注：杨宽：《试论西周春秋间的宗法制度和贵族组织》，载《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年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索隐引服虔注云：“古者始仕，先书其名于策，委死质于君，然后为臣，示必死节于其君也。”“策命”也称“策名”，即书名于册。“委质”即“委贽”。贽是见面礼。如雉之类禽鸟。家臣执贽礼以见君，表示尽力效忠于君。
卿大夫有权直接任命家臣，家臣必须“委质”以约束自己的行为，绝对听命于卿大夫。一旦君臣关系确立，家臣“必示死节于君”。这样，卿大夫对家臣的统治进一步加强。
（二）家臣对卿大夫的世代依附，是家臣制的核心内容
西周春秋时期的卿大夫家，即是一级政权，又是一个宗族组织。其主要特点是宗法职能和政权职能相互渗透、融合。卿大夫，既是家族长，又是君主。
宗法制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制度，“主要实行于大夫士阶层”（注：金景芳：《论宗法》，载《古史论集》，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136页。）。在这种制度下，家族长对族人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如晋智
被楚释放后，对楚君说：“首其请于寡君，而以戮于宗。”（注：《左传》成公三年。）即他父亲智首请求晋君，把他按照宗法制度杀死。在这种宗法制度的影响下，卿大夫的君权也必然很大。
就家臣而言，其出身可分为两种。第一，本族人。西周家臣中的“小子”一职就是卿大夫家族的小宗。春秋时期，“宋华阅卒，华臣弱皋比之室，使贼杀其宰华吴”（注：《左传》襄公十七年。）。华吴是华阅的本族人。第二，异族人。《卯簋》和《逆钟》铭文中提到的家臣卯和逆因与其家主不同族，家主称其祖先为“乃祖考”。春秋时，“鲍国去鲍氏而来为施孝叔臣”（注：《左传》成公十七年。）。鲍国亦非施孝叔本族人。
对于本族人做家臣的，卿大夫完全可以通过宗法权力，使他们绝对依附于自己；对于外族人做家臣的，卿大夫则通过强有力的君权，使他们世代依附于自己。所以，在西周和春秋中前期，家臣多为世袭。“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的世卿世禄制（注：《左传》宣公三年。），也深深地影响到了家臣制。《卯簋》铭文云家臣卯“载乃先祖考死司荣公室，昔乃祖亦既令乃父死司
人”，即卯的曾祖父、祖父、父都是荣公的家臣。现在，卯又被任命为荣伯的家臣。可见，卯家族已连续四代做荣公的家臣。在《逆钟》铭文中，逆“乃祖考许政于公室”，即逆的家族从其祖父开始，世代做叔氏的家臣。《师簋》：“……伯龠父若曰：‘师，乃祖考有爵于我家……余命女（汝）死我家。’”铭文载明，师家族自其祖父开始，世代做伯父的家臣。这是西周的情况。春秋时期，家臣世袭的例子也很多。如南遗（注：《左传》襄公七年。）、南蒯（注：《左传》昭公十二年。），连续两代做费邑宰。
栾盈的家臣辛俞有一段话，较详细地阐述了家臣世袭制度。鲁襄公二十一年，栾盈被范宣子逐出，奔楚。“执政使栾氏之臣勿从，从栾氏者，为大戮施。栾氏之臣辛俞行，吏执之，献诸公。公曰：‘国有大令，何故犯之？’对曰：‘……臣闻之曰：三世事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无大援于晋国，世隶栾氏，于今三世矣。故不敢不君。’”（注：《国语·晋语八》。）辛俞是春秋末期人，他所讲述的家臣世袭制度，至少在春秋中期以前普遍实行，所以，他还能严谨遵守。辛俞的话表明，家臣世袭的时间越长，家臣对卿大夫的人身依附关系也越强，直至相从以死。这样，家臣与卿大夫家族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假血缘关系”（注：杜正胜：《周代城邦》第1章“绪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版。）。所以， 家臣的仆役性很强。《礼记·礼运》：“仕于公曰臣，仕于家曰仆。”《说文》云：“仆，给事者。”
家臣对卿大夫的累世依附关系，决定了家臣履行职守时的行为准则为：只知尽忠于家主，不知有国君。家臣经过任命后，就“委死质”于卿大夫，世代为臣。这样，家臣与卿大夫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立的君臣关系，国君不予干涉。《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载，晋祁盈家臣祁胜与邬臧通室。祁盈“将执之”，并说：“祁氏私有讨，国何有焉？”杜注云：“言讨家臣，无与国事。”
在这种君臣关系下，家臣只听命于卿大夫，不听命于国君，只管理家政，不知国事，否则就是僭越和背叛。季氏家臣南蒯谋归季氏之室于公，使己为公臣。“其乡人或知之，过之而叹，且言曰：‘……迩身而远志，家臣而君图，有人矣哉！’”（注：《左传》昭公十二年。）这是社会舆论对家臣谋公室之事的讽刺和谴责。叔孙氏家臣说：“我，家臣也，不敢知国。”（注：《左传》昭公二十五年。）齐大夫崔杼图谋害君，他把齐庄公骗进自己家中，然后派家臣去杀庄公。庄公请求家臣放掉自己，家臣们回答：“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这表明，国君无权命令卿大夫的家臣。
家臣世代依附于卿大夫，也是由当时社会的经济条件决定的。中国古代社会是建立在农村公社基础上的奴隶社会。井田制就是一种农村公社的土地制度。这种制度在经济上必然带来各地区的孤立性。马克思说：“农村公社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保持与世隔绝的小天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5页。 ）家臣一旦与卿大夫建立了君臣关系，他的家族便与其受赐的田邑（井田）产生了不可分割的经济联系。由邑是家臣家族生存的保障。由于当时各农村公社之间的孤立性和缺乏联系性，所以，家臣及其家族很难离开受赐的田邑而流向其他卿大夫家。家臣只有世代依附于卿大夫家，才能生存下去。
三、家臣制的衰落
家臣制是分封制下基层政权中的官吏制度。随着分封制的瓦解，家臣制也必然随之衰落。
（一）“家”政权性质的转变
春秋以降，王权下移。“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逐渐发展为“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直至“陪臣执国命”。这是分封制发展的必然结果。春秋初期，有少数诸侯国通过侵并他国领土，实力很快超过了王室。周王室已丧失了中央政权的地位，与一般小国无别。春秋中期以后，各诸侯国所分封的卿大夫之间也展开了兼并斗争（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1编，第175—176页。）。
卿大夫之间的兼并斗争，主要表现为“取室”、“兼室”、“纳室”等。如“子重、子反杀巫臣之族子阎、子荡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注：《左传》成公七年。）。“崔杼杀高厚……而兼其室”（注：《左传》襄公十九年。）等均是。这种兼并斗争造成两个后果。第一，大量卿大夫家族迅速灭亡。晋国“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注：《左传》昭公三年。），“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难……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注：《国语·晋语九》。）；卫国“九世卿族”宁氏，“一举而灭之”（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第二，少数卿大夫家室急剧膨胀。如鲁之三桓、晋之韩赵魏、齐之陈氏等。他们的实力已超过公室，操纵了国家政权，即所谓“政在家门”（注：《左传》昭公三年。）。
卿大夫的家与春秋中前期以前比，在性质上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前，卿大夫的家是分封制下的基层政权，分封制对他们起到了很大的制约作用，公室政权还能有效地控制他们。至此，有些卿大夫的家已不再是受公室控制的基层政权了，有的实力大增，与公室分庭抗礼，与国家政权已无实质区别；有的甚至取代公室，成为接受周天子策命的国家。这样一来，其内部的家臣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实质上已成为国家政权的官吏。因此，原来的家臣制也就逐渐衰落了。
（二）家臣制的衰落
家臣对卿大夫的世代依附，是家臣制的核心内容。春秋末期，这种依附关系随着家臣的流动而发生变化。其原因有二。首先，卿大夫家族在兼并斗争中不断灭亡，只有少数卿大夫家急剧发展。这样，与之相适应，也必然有大量家臣失掉了原来的家主。如赵简子曰：“吾愿得范，中行之良臣。”（注：《国语·晋语九》。）他们或流向他家做家臣，或谋生路于它途。其次，春秋末期，社会生产力水平有很大提高，土地私有制也不断发展，个体农户摆脱大家族而独立生活成为可能，社会人口流动也越来越普遍。与之相联系，家臣对家主的经济依附关系也必然不断削弱，他们可以在任何一个卿大夫家谋职，从而取得俸禄，而不必世代只依附于一家，这样，家臣的流动性很强。如《左传》哀公十六年记卫国“子伯季子初为孔氏臣，新登于公”。
当时，家臣的流动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第一，卿大夫辞掉家臣。例如“晏子使高纠治家，三年而辞焉”（注：《晏子春秋·外篇重而异者》。）。第二，家臣自行脱离卿大夫家。例如季武子欲废嫡长子公弥而立悼子，访于家臣申丰。“申丰趋退，归，尽室将行。他日，又访焉。对曰：‘其然，将具敝车而行。’”（注：《左传》襄公二十三年。）阳虎说：“主贤明，则悉心以事之；不肖，则饰奸而试之”，“逐于鲁，疑于齐，走而之赵，赵简子迎而相之。”（注：《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随着家臣对家主依附关系的减弱，家臣对家主绝对效忠的行为准则也发生了动摇。家臣不但违背家主意志行事，甚至公开以武力相对抗。如《左传》昭公十二年鲁费邑宰南蒯据邑叛乱；定公十年叔孙氏家臣郈邑马正杀邑宰反叛；定公十二年鲁费宰公山不狃攻三桓；哀公十五年孟成邑宰公孙宿叛孟氏。
以上情况说明，以家臣世代依附卿大夫为核心内容的传统的家臣制，随着卿大夫家政权的变化，已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