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间姐妹故事家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姐妹论文,民间论文,故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言：民间故事家的条件及其贡献
所谓“民间故事家”，指的是民间故事的讲述能手，过去他们经常被称作“故事篓子”或“故事坛子”，现在则惯称为“故事讲述家”，简称“故事家”。民间故事的讲述者要能成家，当然需要具备某些基本条件，贺嘉先生主张：（一）具有较多数量的故事；（二）具有能使听众引以为乐的讲述技巧；（三）具有积极、主动的传承态度；（四）具有一定的创造才能。许钰先生则概括出三个标准：第一，故事讲述家都能讲较多的故事。在这方面，一般以能讲50个故事为起码的条件；第二，故事讲述家讲述的水平较高，所讲的故事结构完整、生动有趣，具有一定个人的特点；第三，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不过，由于故事家本身生活经历不同，有封闭型（很少离家）与开放型（不断外出）之分，文化水平高低不一，又有“传承型”与“传承兼创作型”之别，因此，能在故事数量与品质上大体合乎上述要求者，都有资格跻身故事家的行列。
中国民间故事家的存在，久已有之，而且远比从事书面写作的小说家来得多得多，然而直到1984年发起编纂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并陆续展开全面普查与采录工程之后，故事家的大量存在及其价值才逐渐受到重视。截至1990年的统计，大陆地区共发现能讲50则故事以上的男女故事家9900多人，其中甚至有能讲1000多个故事的超大型故事家：黑龙江省双城县的马亚川、辽宁省沈阳市的薛天智、重庆市走马镇的魏显德、魏显发兄弟等人，有些故事家甚至集中出现而形成独特的故事村，著名者如河北的耿村与湖北的伍家沟村，两个村子除了有自己的民间故事集之外，前者还曾于1991年5月召开过国际学术讨论会，另有《耿村民间文学论稿》（袁学骏著）专书出版；有些故事家，例如山东宋宗科与四老人（胡怀梅、尹宝兰、王玉兰、刘文发），曾被举办过故事讨论会并出版论文集；印有专集或合集的故事家亦不在少数，著名者如金德顺、谭振山、姜淑珍、李占春、刘德培、尹泽、刘风岐、傅英仁、艾沙木与满族三老人（李成明、李马氏、佟凤乙）等等。
故事家通常都有较强的记忆力，具有集散故事的本领，从他们身上可以采录到丰富的民间文学资料，而且他们所掌握的故事覆盖面大，往往颇能反映一定区域内民间故事的蕴藏情况，难怪孙丕任先生认为“发现一个故事家不啻于掘出一个故事‘泉眼’”。同时，故事家无论是讲述技巧、语言艺术或审美情趣，普遍都在一般水平之上，因此得自于他们口传的资料其文学价值也较高；再者，每位故事家几乎都可以清楚交代自己所听闻到的故事的来源或当初的背景，这对于故事传承方式及其发展演变的考察，尤具活化石般的珍贵。中国大陆近10年来民间文学采集成果的丰收，以及民间文学理论的深度扩展，有很大程度是得益于民间故事家的大量发掘与深入研究。
台湾在日据时期，1936年刊李献璋编著的《台湾民间文学集》，搜集了近千首歌谣（含民歌、童谣、迷语），并整理出《鸭母王》等23篇故事，颇能反映当年台湾岛上民间文学的若干生态，不失为一部有代表性的集子。遗憾的是，集中无论歌谣或故事，原始演唱者或讲述者的资料完全失载，自然也没留下任何民间故事家的线索；然而，当年为这部《台湾民间文学集》撰序的赖和，不是曾经邀请擅长弹唱的瞎眼乞丐“青瞑珠仔”到家里说唱“黑旗反”一类的故事吗？像“青瞑珠仔”这样的人物，在谋生的同时，其实很有可能还扮演着民间文学传承的重要角色的，可惜当时并不存在“故事家”这样的观念。继《台湾民间文学集》之后，本土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仍不断有人奉献心力，正式出版的故事集子也不少，但依旧多属改编改写之作，亦未见专对能言善道者进行完整的采录和研究。台湾地区真正科学化的民间文学采集，特别是汉人部分的区域性普查工作，是迟至1990年以后才开始展开的。到这时候，才看到一位叫胡万川的学者强调“传承者的研究不仅在民俗文化上有重要的意义，在民间文学的研究方面来说，也同样有许多参考作用”，主张“如果在民间文学的采集工作上，对能说善道的讲述人，以前讲述活动的情形，及如何习得那些东西的种种，能有更为详尽的资料，其意义当然相当重要。”
台湾族群众多，民间文学资源蕴藏之丰富，实不下中国大陆的各个地区，而在这块宝岛之上，自古以来，一定也存在着许许多多“能言善道的讲述人”才是。不过，台湾社会变迁的速度比大陆大，民间文学资源流失的情况也比大陆来得严重，亟需紧急抢救；值此大力抢救之际，若能尽早建立民间存在“故事家”的观念，有意识、有计划地去主动发掘，持续采集，深入研究，相信这批民间文学优秀的传承者，必定会在台湾民间文学采集与民俗文化研究上，做出无可取代的贡献的。
基于上述的认识，笔者愿以台湾省宜兰县罗阿蜂、陈阿勉姊妹为例，介绍这两位故事家被发掘的经过，以及1997年内多次采录的过程和收获。
罗阿蜂、陈阿勉被发掘的经过与追踪调查
罗阿蜂女士，1925年6月26日生， 家住台湾省宜兰县冬山乡补城村，今年74岁。陈阿勉女士，1926年2月15日生，家住冬山乡珍珠村， 今年73岁。她们的母亲是亲姐妹，各招夫婿，罗阿蜂从母姓，陈可勉从父姓。这对姨表姊妹从小共同生活，一起工作，培养了深厚的感情。二十二、三岁各自嫁在邻村之后，虽然住的很近，却有五十多年的时间不曾一道说唱，而她们的丈夫和家人也是在她们被发掘以后，才知道原来她们不仅能唱歌谣，还记住了大量的谜语、谚语，甚至因为会讲很多好听的故事而被封为所谓的“故事家”。
罗阿蜂、陈阿勉姊妹既然有那么长的时间没讲没唱了，她们的优秀才能又是怎么被发掘到的呢？说来首先应该感谢的是称罗阿蜂叫姑妈的外甥女林素春小姐。林素春是“宜兰县史系列”36部专书之一《宜兰县口传文学》采集计划的工作成员，该计划由国立艺术学院邱坤良教授主持，自1993年起，广搜宜兰全县的口传文学材料，4 年内节选整理出大约50万字的书稿，成果丰硕。 计划执行初期， 林素春即与工作伙伴于1993年7月，邀请罗阿蜂，罗阿蜂再找陈阿勉，在罗东复兴街、 三星阿里史二处，密集地进行了4次采录；采录所得，延至1996年6月才由施如芳等人记音整理，并且再找罗阿蜂补述1次。前后总计5次的采录，共搜集到传说故事40多篇，谜语俗谚歌谣50余则。由于罗阿蜂、陈阿勉同时讲述，彼此相互补充，因此绝大数的作品都以姊妹二位为联合报道人，俩人报道的内容全是她们儿时与少女时代的共同回忆，出入极为有限。可以这么说，若不是林素春想到找自己的亲姑妈讲故事，罗阿蜂、陈阿勉姊妹传承的民间文学资产，恐怕不一定有别的机会可以被发掘出来。这也证明胡万川先生的经验之谈：“就从家里的阿公阿妈开始问起，然后亲族、长辈、邻居……”，确实是挖掘民间文学资料的重要途径。
1996年12月，笔者与陈庆浩教授应邀出席《宜兰县口传文学》的内部咨询会议，对材料中罗阿蜂、陈阿勉讲述内容之多、覆盖面之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在邱坤良教授的介绍与施如芳小姐的带领下，由笔者组织的中正大学中文系采访小组，于1997年1月21日， 从嘉义民雄出发，远赴宜兰冬山，与罗阿蜂、陈阿勉姊妹进行了首度的接触。
因为老人家的个性纯朴开朗，使得初次接触的现场热情洋溢。采录工作先是在罗阿蜂家里进行，因为没有妹妹在旁，歌谣的部分暂以口念代替演唱，故事部分则从她居住的“补城地”的命名，一路说到“二结王公”捉妖“东兴王爷公”过火以及“龟山岛”的由来，仿佛在为来访者做一系列的宜兰导游，另外还讲了《刘文龙求官》、《秦始皇与孟姜女》，前者比《宜兰县口传文学》初次采录时增加了三段重要情节，后者则未见载于该书。在转移到陈阿勉家之前，笔者特意请罗阿蜂带大家逛逛她居住的村庄，行前她先去喂鸡，随口出了一道谜底是鸡的谜猜：“头尖尾也尖，放屎臭馦馦，上桌无人嫌。”仓库里看到风鼓，她就出谜：“四脚站稳稳，腹肚内冲冲滚。”路上瞧见牛、猫、狗三种动物，她也连出了三道相关的谜题，几乎看到东西就想得到谜猜，记忆之丰富，让同行者赞叹不已。回到家里以后，愉悦的气氛让受访者心情轻松，于是“大兄揽二嫂，有双就好，无双就倒，双脚擘开气味好”（谜底：筷子）之类带有性隐喻的谜语，与《憨囝婿吃肥猪肉》、《三项宝》、《竹管笼藏蜈蚣》等荤笑话纷纷出笼。之后，一行人移师到陈阿勉家，姊妹俩彼此提示，合唱了大量的“四句联仔”，以及一首长达70句的《下女仔歌》，这些都是她们从前采茶、放牛时学来的。俩人还一起讲述《阎罗王和箍桶贵仔》、《周公斗桃花女》、《陈三五娘》等精彩故事，情节完整，用语活泼，让人不得不承认她们确实有作为“故事家”的资格，而且还都是能说善唱的多才多艺的讲述家。
1997年5月14日，笔者履行年初的口头约定，正式邀请罗阿蜂、 陈阿勉连袂到中正大学，当“中文周”系列活动“阿妈讲古”的特别来宾。为表慎重，除了请同学们做好各种接待准备之外，笔者又在当日出刊的《中国时报》浮世绘版同步发表《故事农妇，大学开讲》一文，配合照片，介绍她们会讲故事唱民歌的难得技能，并说：“肯定她们，礼遇她们，受惠最多的，还是那些几已无缘沉浸在口传文学氛围里的青年学子们。”此举回响不小，当天听讲学生踊跃，隔天晚上再到嘉义市文化中心“民间文学讲座”表演时，听众也很快进入状况。后来GTV27 卫星电视台“独漏60”节目，两度（六月四日、七月九日）邀请她们到台北录影，也是由此而起。
5月14至16日的3天相处，无论在学校教室、文化中心的公开表演，或在郑阿财教授家的私人聚会，或到云嘉地区的庙宇参观，甚至是在回台北的高速公路上，罗阿蜂、陈阿勉随时都有新的故事可讲。她们看到路边的花生田，就说起《臭头洪武》的系列故事（因为传说花生长在土里系出自朱元璋的金口）；走进新港姜太公庙，《姜太公的故事》也随即脱口而出。一聊起签诗，《董永卖身葬父母》、《大舜耕田》接连讲来；一提到看戏，《山伯英台》、《雪梅教子》、《装作水流尸》也能侃侃而谈。我们实在很难预测，她们的故事口袋里到底带有多少宝贝没掏出来。
有鉴于此，1997年11月21、22日，笔者又组织了一个新的采录小组，前往宜兰县冬山乡珍珠村陈阿勉家，继续挖宝。这趟两天内累计十几个小时的录音过程中，罗阿蜂、陈阿勉再度展现了惊人的记忆力，谜语那部分，她们似乎早有准备，一见面就一道接一道地拿来考大家，等说得差不多了，反过来由访客询问有没有什么东西的谜面，她们也多半能想得出来，有人提到桔子，她们虽一时想不出来，但仍说出了“柚子”：“青布包白布，白布包柴梳，柴梳包虾米，虾米包酸醋。”以及类似的谜面：“青布包白布，中央三条路。”（谜底：冬瓜）、“红布包白布，一嘴食，一嘴吐。”（谜底：甘蔗）这次采录，单是谜语就增加约40则左右，而且持与李献璋编著《台湾民间文学集》中的谜语相较，差异不大，可证其年代之久远。歌谣部分也多了不少，其中有些还是在参观陈阿勉的菜园时临时想到的，例如看到韭菜，陈阿勉就想起“韭菜开花一枝香，土纸落水粒粒溶。做人长工着爱想，不可跟着头家娘。”看到金针，罗阿蜂也想到：“金针开花叶一枝，脚踏人影中画时。阿兄侥幸没好死，死落阴间着尾枝。”又看到茼蒿，她们姊妹俩则合唱：“茼蒿开花亲像饼，小妹未嫁先生囝。大伯叔公来过定，不敢捧茶出大厅。”故事部分，《十二生肖为什么没有猫》、《猫咬老鼠为什么没有血》、《千捆一打》、《夫妻吵架》、《真银变火炭》、《孝子的故事》、《贼仔三》、《水鬼与渔夫》、《日与月的由来》、《番仔狗祖公》等，她们也都是第一次讲述。
看来罗阿蜂、陈阿勉听过的传说故事，会说会唱的谜语俗谚歌谣，还有许许多多，仍有待继续追踪调查下去。
罗阿蜂、陈阿勉故事内容、特色及其来源
从1993年林素春一个月的密集录音开始，经1996年施如芳的一次补充采录，到笔者1997年一整年的追踪调查为止，合并计算，扣除重复，罗阿蜂、陈阿勉姊妹起码能讲六、七十篇完整的传说故事，谜语俗谚歌谣近200则。这个统计数字，预估尚有成长的空间。 就业经采录的故事部分而论，她们确实已跻身小型“故事家”的行列。
她们讲述的故事，内容广泛，有的传说包含些许神话色彩，例如《天为什么那么高》，说是有一个拾猪粪的用猪屎托仔把天托高的；《五雷的神镜》，说明早先打雷之前是没有闪电的；《日与月的由来》的背景，说是古时没有日夜之分，老百姓不停地工作，累得躺在锄头柄上睡觉，所以后来每个人的背脊上都有一条沟；《哭死人戴竿头仔》解释披麻戴孝的由来，说从前人都长有尾巴，快死之前尾巴会变红，大家就会等着吃他的肉；《番仔狗祖公》解释原住民刺鸟嘴（黥面）、不吃惊狗肉的来历，说他们的祖先是条神奇的狗。这些传说由福佬人的嘴里讲出来，显得有些稀罕。
宜兰人口中的“番仔”，主要指的是泰雅族原住民，少数也指当地的平埔族（如噶玛兰人）。罗阿蜂、陈阿勉讲述时两者是有所区分的，故事有《番仔狗祖公》、《番仔流白血》和《三星番仔田全归陈进东》等，但数量不多，最多的还是汉人的传说，宜兰员山、补城、二结、东兴、武荖坑、南方澳、兰阳溪、龟山岛等地的地名由来及其关于玄天上帝、王爷公、妈祖、石头公、有应公等的神明传说，乃至“姓李的不挲圆仔不绑粽”一类的地方习俗，都具有很浓郁的地方色彩，例如两只“金鸭母”把水玩混浊的情节，阳明山竹仔湖传说过，罗阿蜂、陈阿勉则是在解释《兰阳阳溪为什么又叫浊水溪》；龟山岛的由来，一般都说是郑成功炮打乌龟精，她们则有《挜海仔牵龟》和《挜海仔的小妹守金子》的故事，揉合了国姓爷与林道乾的传说，成为宜兰地区特有的海贼故事。
除了宜兰本地传说之外，罗阿蜂、陈阿勉也讲了许多中国历史人物的传说，像周文王、姜太公、秦始皇、董永、朱元璋、陈有谅、刘伯温、商辂、刘文龙等等。再者，跟阎罗王、“魔神仔”有关的鬼怪故事也不少，一般生活故事和笑话（如傻女婿、巧媳妇……），那就更多了。这些民间故事，经由罗阿蜂、陈阿勉娓娓道来，拥有许多特殊的故事情节，例如《秦始皇与孟姜女》，故事一开头先说秦始皇违背神仙的指示，把一朵原本应该送给妻子的含苞仙花改送母亲（另一朵盛开的仙花留给妻子），母亲越来越漂亮，秦始皇甚至想娶母为妻，但这是违反天伦的，除非能把太阳遮起来，于是秦始皇开始征兵建筑万里长城，企图遮天……，接着才引出“韩杞年”逃兵巧遇孟姜女，孟姜女寻夫哭倒长城，背回丈夫尸骸为土地所坏（所以后世墓旁都有后土尊神），直到被秦始皇看上，要求完她三愿（包括“海底起厝给她住”），趁机将她推入海中，自己上升天庭。此则故事首尾完整，解释万里长城建造之由，则把秦始皇的好色形象衬托的更加鲜明，这是各地孟姜女故事所少见的。又如台湾各地都盛传《虎姑婆》，然而罗阿蜂、陈阿勉所言，故事先说老虎一胎只生一只，如果生下两只，其中一只就会变成人不成人、虎不成虎的“虎姑婆”，故事末了虎姑婆给热油烫死之后，她们还交代：虎姑婆死后被“烧灰碾末过风鼓”大块变成苍蝇，小块的化成蚊子，继续找人算帐。这也是同一故事中，别人鲜少提及的情节。
不仅情节完整、特殊，罗阿蜂、陈阿勉讲的故事也大都合理有趣。例如有一个土水师傅（泥水匠）做巧妙（动手脚）的故事，说那师傅喜欢吃鸡肫，请他去盖房子的主人餐餐备鸡，欲无鸡肫，于是他怀恨在心，故意在施工时安入一艘船，船头朝外，意欲载走主人家的财富，等到完工离去时，主人送他一包礼物，打开一看，里头竟全是鸡肫，他后悔不已，这时徒弟出面坦承自己先前看不过去，也偷偷做了一艘船，船头朝内，可以把财富载回来，师傅听完总算宽心了。台中县东势镇的吴阿茶女士讲这个故事时，说师傅做的是大船，徒弟做的是小船，但这显然没有罗阿蜂、陈阿勉《小船出、大船入》的说法来得合理。又如福建省同安县叶满水先生讲过一则《三媳妇“做人”》，说明“人难做”这句闽南俗语源自一段婆媳故事：冬节煮汤圆，大媳妇、二媳妇早把汤圆煮好端去孝敬婆婆，却不见三媳妇的人，等她的汤圆端到，一向偏心的婆婆又怪她慢吞吞，她只回答“人难做，晚来了一点”，然后转身离去，婆婆往那汤圆一看，上头竟摆着一个没有嘴巴的面人，婆婆再想想三媳妇“人难做”的话，猛然醒悟，从此不再冷眼对待她了。类似的故事，罗阿蜂、陈阿勉《做人真歹做》的讲法是：有几个媳妇平常爱计较，婆婆生日快到了，都争着要买各种东西送她，结果婆婆什么都不要，只要媳妇们用面粉做个人送她就好，媳妇们忙了老半天还没做好，去跟婆婆说：“做人真歹做！”婆婆答道：“你们知影就好。”这样的内容，也比《三媳妇“做人”》有趣多了。
更让我们觉得有意思的是，罗阿蜂、陈阿勉听闻的每个故事的来源和背景，虽然事隔五、六十年了，可是她们几乎都仍记忆犹新。她们的爷爷、奶奶、叔公、舅公、父母、伯母、兄弟和其他长辈、邻居，都是传播故事给她们的人，其中以罗阿蜂的父亲林邦兴影响最大。已故的林邦兴，本身也可算是位故事家，读过“汉学仔”的他，经常和隔壁一位名叫阿海的乩童合作，所以村里流传一句话说“阿海学拿乩，阿兴学写字”，村中大小事情经常都要求助于这位“阿邦仙”，特别是到庙里求得的签诗，总要拿回来请他解说。阿邦仙解签诗有一套，因为他总是能把诗中的典故，像说书艺人般讲得头头是道。罗阿蜂耳濡目染，《秦始皇与孟姜女》、《董永卖身葬父母》、《装作水流尸》等故事就这么记住了，而《大舜耕田》、《臭头洪武》和《冤冤相报》（讲坏尼姑用热开水烫死一条蚯蚓，后来转世为猴子，反过头来被蚯蚓转世的樵夫打死）等故事，则是她跟在父亲背后除草时听他讲的。阿邦仙经常在劳动时拿大量的“豪嚣古”和绕口令之类的民间文学素材来“奖励”孩子，像有趣的“含口算”，也是他在孩子帮忙搓汤圆时说来提振精神用的。罗阿蜂的母亲罗番婆常常笑称丈夫“天文地理懂透透，天顶有几个仙他都知道”，偶而会数落丈夫“教坏囡仔大小”，不过她自己也曾对孩子讲述《虎姑婆》、《贼仔三》、《小船出、大船入》等挜海仔的系列故事和大量的谜语。
陈阿勉有时也会直接从林邦兴、罗番婆那儿接收故事，此外还有别的渠道。喜欢看戏的她，幼年时常常走很远的路到罗东看大戏，三更半夜才摸黑回家。民国二、三十年代员山、冬山、三星一带，有个著名的戏先生“疯海仔”黄对海在教农村子弟戏班。陈阿勉常去偷看人家学戏，因此《陈三五娘》、《山伯英台》等歌仔戏常见的戏出，故事不仅滚瓜烂熟，曲文也能整套哼唱。陈阿勉与罗阿蜂的故事来源不尽相同，例如《雪梅教子》，陈阿勉是看戏学来，罗阿蜂则是听她三舅公阿发（也是戏子，专饰老婆，人称“老婆发仔”）讲的；《大舜耕田》，罗阿蜂是听父亲口述，陈阿勉则是去邻居家看丧礼上的师公戏时学到的；这种情形还有，例如《下女仔歌》，罗阿蜂是听厝边火土仔唱的，陈阿勉是跟她二姆学的，最初来源不同。不过，她们姊妹俩从小到婚前几乎生活在一起，一同采茶、放牛、除草，往往在工作时和伙伴们一起唱歌聊天（如罗阿蜂记得跟大她二岁的李玉兰在采茶时，总是互铺戏文给对方听），每次到水田除草后也会搬来三四张板凳，摆在厨房边，一面燃草熏脚（除湿驱虫），一面讲述自己的见闻，彼此交流故事，当时在座者除罗阿蜂、陈阿勉姊妹之外，还有李玉兰和陈茂树。陈茂树是陈阿勉的亲哥哥，当时由他听来再转述给大家分享的故事，罗阿蜂清楚地记得有《刘文龙求官》和《水鬼与渔夫》。正由于罗阿蜂、陈阿勉等人有这种互相交流的背景，所以她们会讲的故事几乎一样多，连细节也少有出入。
是一个物质条件匮乏但民间文学丰富的年代，造就出罗阿蜂、陈阿勉这两位故事家的。爷爷的“讲好话”、“狗符仔”，奶奶的谜猜、俗谚，乃至罗东人杀猪全仔父子讲的《杀猪的升天得道》、《阎罗王和箍桶贵仔》，拍着蛇皮竹管的乞丐唱的《乞食歌》……，一一都跟父母、兄弟、长辈、戏子、邻居、玩伴传播的大量故事歌谣一样，深深烙印在这对姊妹的脑海里，纵使间隔了五、六十年，一旦打开记忆的匣子，昔日工作、娱乐的生活景况，皆历历在目，也让现场重新聆听的我们深刻体悟到民间文学对于平民百姓的滋养之功，而这也正是民间文学具体的价值所在啊！
结语：台湾民间故事家亟待发掘与研究
尽管根据俩姊妹自己的说法，“三日没溜爬上树”，经过五十几年没讲没唱了，她们已经忘掉大半，昔日爬上牛背、拎起茶篮就有歌，一唱一整天，几个人坐下来就有故事，说也说不完的那种日子不复存在了。不过，与宜兰罗阿蜂、陈阿勉这对可亲可爱的老人家密切交往以后，仍让人不禁对她们记忆力与表达能力之强感到惊讶。1997年的数次接触，热情倾谈，采录所得的传说故事可以从四十几篇增加到六、七十篇，谜语俗谚歌谣可以从五十几则增加到近二百则，证明她们所言不虚，也告诉我们：即使是难得的故事家，依旧需要采录者耐心地、长期地引导的。像她们1997年1月重讲《刘文龙求官》时，就比1993年7月第一次的讲述时，增加了刘文龙利用挖洞的面粉袋寻迹发现
精、应考求官路上巧治门栓神、精迷惑皇帝的小脚后世缠小脚的由来等三段重要情节；而《虎姑婆》化作苍蝇、蚊子的结尾，也是迟至1997年11月最后一次重录时才突然想到的。
故事家的记性毕竟不同于一般人，有时给予适当的揭示，她们还是可以像逛村子时看到东西就想到谜猜，参观菜园看到什么菜便想起什么歌一样，突然联想出故事来。此类情形不少，像访问者询及《白贼七》，意外让她们联想起罗阿蜂的母亲罗番婆曾骂孩子“鬼头鬼脑，亲像贼仔三”，孩子们听不懂，还劳她讲过那则贼仔三意外撞见一桩以青竹丝毒蛇谋害亲夫命案的离奇故事。另外有些情形是，讲述人可能会看交情的深浅或现场的气氛来决定讲述的内容，例如罗阿蜂讲过一句宜兰谚语：“牵三年罟，看四年鸭，胡蝇舔面无爱打”，但在另一个场合，她却改口说是“……胡蝇舔卵无爱打”，后者固然俚俗，却把那般慵懒的模样形容得比前者加倍传神。
详究故事家们传承故事的来源与背景，对于我们深入了解民间文学的传播与功能是很有帮助的。罗阿蜂、陈阿勉继承民间文学的点点滴滴，替我们大体还原了昔日一个民间文学盛行的社会的鲜活景象，并可以带给我们各种启发，比如故事传承与职业的密切关系，我们看《杀猪的得道升天》这则上帝爷公的传说是承自罗东人杀猪全仔之口，就是个绝佳的例子；而杀猪全仔的儿子为什么会去讲《阎罗王和箍桶贵仔》这个诡异而逗趣的故事的呢？据罗阿蜂、陈阿勉说，那是这位公子哥儿试图向在他家果园里工作的一群少女搭讪时讲出来的，民间故事居然可以拿来搭讪，这应该是单看故事文本所难以想象得到的吧！
以宜兰罗阿蜂、陈阿勉姊妹为例，大量的传说故事和歌谣排遣了她们采茶、放牛、除草时的无聊，许多谜语（包括“含口算”）、绕口令和“孽仔话”是长辈对她们协助家务的犒赏，许多的“豪嚣古，白贼戏”凝聚了手足朋友间的感情，而内容悲凄的《乞食歌》，反倒是纯真的孩童跟在乞丐身后欢乐习得的。民间文学之于生活应用，原来这么活泼，这般奇巧，岂能是“教育性”、“娱乐性”等简单几句理论所能涵盖得了吗？针对民间故事家讲述的内容、特色及其来源的深入研究，对于民间文学与民俗文化诞生、运用、传承、演变的立体考察而言，确实是极具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