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持续危机到良性增长——俄罗斯改革的两个阶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危机论文,阶段论文,两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2年1月，在苏联正式解体后仅一个星期，俄罗斯就开始了激进的经济体制改革。到2002年，俄罗斯的改革已经进行了10年。只是在进入改革的第9年后，它才给俄罗斯带来了经济增长。本文的目的，在于对俄罗斯10年改革进程中发生的改革方针的变化进行一个简略的分析，以说明俄罗斯的改革为什么在进行了9年后才为俄罗斯带来了经济的增长。
一、激进改革与持续的经济危机
俄罗斯的改革方案在1991年末已经制定完毕。该方案由一批年轻的激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提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派往俄罗斯的专家组对方案的制定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在得到叶利钦的首肯后，1992年1月，俄罗斯的经济改革方案正式开始实施。
俄罗斯改革的初期目标是私有化和价格的自由化。对于实现这两个目标可能遇到的困难及带来的严重后果，叶利钦完全没有意识到，那些读了一些西方经济学著作但对俄罗斯国情缺乏认识的激进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同样没有意识到，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则根本没有考虑这些问题。可以说，无论是改革的设计者，还是执行者，在改革正式开始前都充满了不切实际的盲目乐观情绪。叶利钦本人在俄罗斯联邦第五次人民代表大会上，为了安抚对即将进行的改革感到恐慌的俄罗斯人民，曾亲口许诺：“大家只会经历大约半年的困难，然后物价就将下降，消费品市场将货物充足。到1992年秋天前，如同我在当选总统前的承诺那样，经济会得到稳定，人民生活会逐步得到改善。”（注：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29 октябрь,1991г.）因苏联解体而惊恐不安的俄罗斯人民接受了叶利钦的承诺，他们同意再忍受半年到一年。他们就像俄罗斯人民在历史上曾经做过的一样，再次没有多加考虑就轻信了政治家的美好许诺。
于是，俄罗斯政府开始了雄心勃勃的将经济的绝大部分私有化的努力。但是，大规模的私有化并没有给俄罗斯带来它所期待的经济增长，反而导致了俄罗斯经济的急剧衰退。私有化改革没有在俄罗斯造成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经济，而是造就了极少数经济寡头。他们与叶利钦家族和政府官员共谋，在很短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激励机制并没有因大规模私有化而形成。对于过去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改革的目标首先应是将竞争引入到经济体制中，使生产和投资决策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俄罗斯的私有化显然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守法的小企业注定要死亡”，这代表了当时几乎所有俄罗斯小企业主的看法，也是俄罗斯私有化改革的真实写照。在一小撮经济寡头暴富的同时，多数人陷入贫困，拖欠工人和公务员工资的情况十分普遍。美国的俄罗斯问题专家豪夫认为：“叶利钦实际上创造了一个典型的政治化的经济。用一种与宫廷政治相联系并因此而获得财产所有权的个人化的及世袭的由官僚统治的经济，取代了过去命令式的官僚化的经济。那些真正在经济上成功的企业对自己的产出却没有所有权，不得不被迫去行贿。”“每个人都被鼓励去拼命追求短期的个人利益，寻求政治庇护。”（注：Jerry F.Hough,The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Russia.Brookings Press,2000,p91.）“俄罗斯私有化的丑陋的真相（它比那些众所周知的丑闻还要丑陋）是，新自由主义的俄罗斯经济改革者知道，在竞争条件下他们会失去什么，因此他们比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内部人有更大的攫取财富的需要。”（注：Jerry F.Hough,The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Russia.Brookings Press,2000,p92.）这样的改革带来的只能是经济寡头与政治寡头的勾结，并通过这种勾结来盗窃国家财产或者掠夺国民的财富，助长团伙经济犯罪的大量发生。实际上，在1992年，团伙犯罪机构已经控制了俄罗斯全年GDP的40%。通过这种方式聚积的财富，基本上全部流往国外，而不可能投入生产，于是俄罗斯出现了连续6年的投资下降，它带来的必然是经济的持续下滑。
到1996年底，俄罗斯的经济规模比1990年已经缩小了一半，昔日的超级大国已经沦落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针对叶利钦改革方针带来的严重后果，俄罗斯的左翼政治力量提出了自己的改革设想，并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社会支持。在1995年俄罗斯议会选举中，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赢得最多的选票，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与俄共在1991年俄罗斯总统选举中的挫败形成鲜明对照。这意味着俄罗斯社会对改革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它是后来俄罗斯改革方针转变的基本条件。民意的改变和持续的经济危机，使叶利钦在1996年的总统选举中不得不通过非法手段，才在第二轮中以不大的优势勉强当选。这个结果说明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在1991年以后的第一个五年中是失败的。
这些失败并没有使叶利钦和他的顾问们变得清醒。相反，只要有可能，他们仍然继续向俄罗斯人宣布：下一年将实现真正的经济增长。1997年，俄罗斯在经历了连续6年的经济负增长之后，终于第一次实现了0.4%的增长，斯坦利·菲舍尔就急不可耐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召集的一次关于俄罗斯经济形势的会议上宣布：“总的来说，与过去几年相比，俄罗斯的经济改革正在进入一个没有多少悬念的时期，保证宏观经济稳定和创造一个市场经济的最重要的战斗已经取得胜利。关于俄罗斯的乐观主义的看法比悲观主义更正确。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乐观主义将继续正确。”（注：Stanley Fischer,The Russian Economy at the Start of 1998,IMFNEWS,January 9,1998.）然而，1998年8月发生的金融危机显然给了在俄罗斯经济改革上的乐观主义一个真正沉重的打击。这次危机的发生反映了俄罗斯改革中的另一个严重问题——资本外逃。这次危机使几乎所有人都对俄罗斯改革丧失了信心，就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位官员也得出了全世界几乎所有投资者都同意的结论：“俄罗斯完了。”（注：News Weekly,January 8,1999.）面对危机，叶利钦及其顾问对改革的成就再也无法自说自话了。在美国则爆发了一场关于“谁丢掉了俄罗斯”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美国的新闻媒体在谈到俄罗斯改革时，几乎都给改革这个词打上了引号。最典型的是《纽约时报专集》，它把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定义为：“腐败的官员勾结少数经济寡头，把财富偷运到国外。改革从来就没有考虑民众的支持，它是由‘包围着叶利钦的改革家’及其得到白宫默许的西方顾问特别是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顾问强加给这个没有保护的国家的。改革8年后，俄罗斯甚至还没有接近市场经济。相反，改革带来了贫穷、酒精中毒和健康保障方面的灾难。今天的俄罗斯是一个在普遍的贫穷中，少数寡头通过盗窃而富得流油的国家。”（注：Fritz W.Ermath,"A Scandal,Then a Charade,"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2,1999.）
1998年的危机使叶利钦及其顾问们在政治上破产。民意调查显示，有74%的人认为叶利钦是这场危机的罪魁祸首。经济危机加重了俄罗斯的信心危机，美国企业研究院的莱昂·阿隆指出：“过去七年，信心危机这个词被广泛用于对俄罗斯经济、社会和国家的报道，它被使用得如此普遍，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应有的紧迫感和严肃性，但要描述俄罗斯今天的情况，却没有比它更恰当的词汇了。”（注：Leon Aron,Crisis of Confidence,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ionfor Public Research,Russian Outlook,Summer,1998.）在议会中占据优势的左翼政治力量决定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扭转俄罗斯的改革方针。他们一再否决了叶利钦提出的总理人选，并宣布即使叶利钦解散议会，也决不妥协。叶利钦因为俄罗斯经济持续的危机，被迫提名得到左翼政治力量支持的普里马科夫出任总理。一个由中左力量组成的政府在1998年10月19日开始履行职责。这实际上意味着叶利钦时代的结束，也意味着俄罗斯的改革方针将随之发生转变。
二、俄罗斯改革方针的转变
普里马科夫政府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它所采取的稳定经济的政策却为后来改革方针的转变奠定了基础。普里马科夫政府并没有全盘否定1998年以前的改革，但它提出的新的经济改革和实现经济增长的纲领，却与1992-1998年的改革方针有着根本性的变化。新的改革纲领仍然是要实现经济的市场化，但其重点已经转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这种转变的态度是微妙的，他们第一次没有就俄罗斯1999年的经济前景发表任何评论，不论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
1999年7月，俄罗斯联邦政府和中央银行在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备忘录中阐明了改革的新方针。备忘录非常明确地表示，1999年的经济纲领的目标，“是克服1998年8月危机所造成的消极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恢复宏观经济的稳定，为实现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增强俄罗斯的金融和国际生存能力，使俄罗斯经济与世界融为一体奠定基础。”备忘录指出：“由于改革缺乏透明度，其收益几乎荡然无存，由于政府没有能够保证使广大的民众获得经济上的回报，已经严重地降低了人民对改革的支持。”备忘录表示，政府的近期目标是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经济，做到按时发放工资和养老金，恢复人民对政府的信心；中期目标“是发展得到有限度的但有活力的公共部门支持的、有效率的市场经济”。（注：Statement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CentralBank of Russia on Economic Policies,IMF PUBLICTION,July 17,1999.）备忘录提出了稳定俄罗斯宏观经济的各项政策。
普里马科夫政府仅仅存在了6个月，但俄罗斯的改革却从此转变了方针。在1999年余下的时间里，俄罗斯又换了两届政府，进入了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期。2000年3月，普京当选为俄罗斯总统后，立即建立了一个战略计划研究中心，并指示该研究中心提出一个俄罗斯的中期发展战略。当年6月，该中心向普京提交了厚达450页，题为《俄罗斯联邦到2010年的发展战略》（以下简称《发展战略》）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提出了普京的改革方针。
《发展战略》非常突出地强调：“市场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关键的调节器。”“国家主要的经济目标中，最紧迫的任务是保护人们的财产权利（特别是股票持有者的权利），改善公司治理，保证所有的企业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废除经济中的特权。”“所有的工商业活动都将受到同样规则的约束。”这些原则毫无疑问是针对那些在私有化期间与官僚勾结而暴富的经济寡头的。《发展战略》许诺，将关注在改革中承担了巨大灾难的弱势群体。《发展战略》表示：在住房改革中，“将对贫困阶层提供援助作为目标，同时在住房的使用和服务方面引入竞争机制。承租人将支付完整的住房成本，另一方面，真正贫穷的人将得到以现款支付的补助金”。“政府将向失业工人提供临时的失业救济，保证地方政府为维持以前由企业提供资金的幼儿园、学校和医院给予资金上的帮助。”（注：Стратегия Рас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йдо 2010 годо.Москва,2000г,с34.）《发展战略》同时保证将为建立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创造条件，并将俄罗斯国家定义为“社会的谦卑的仆人”。在俄罗斯历史上，在国家文件中，国家第一次失去了它一直具有的宏大、神秘而又全知全能的色彩。一位参与报告起草的俄罗斯学者在解释《发展战略》时说：“我们，俄罗斯的公民，通过纳税从国家那里购买服务，这是国家应该履行的基本职能。我们支付的价格和国家的工作质量必须达成一致。”（注：Ивестия,13 мая 2000.）《发展战略》的这些原则，显示出普京准备继续进行的改革，将不但要彻底根除苏联时期的命令式的官僚化的经济，而且要根除在俄罗斯私有化时期产生的、与宫廷政治相联系并因此而获得财产所有权的个人化及世袭的由官僚统治的经济，即另一种形式的高度政治化的经济，创造一个所有人都能够平等地进行市场竞争、并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努力获得自己利益的经济体制，即真正不受官僚和政治家族控制的经济。这样的经济体制不可能仅仅依靠私有化来建立，还需要打击一切形式的垄断，特别要打击那些通过与政治上的权势人物勾结形成垄断的寡头。在俄罗斯，要建立这样的经济体制，就不能不打击那些与叶利钦家族和政府官员关系密切，甚至勾结一气的经济寡头。这样做当然不是要退回到过去，而是要通过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创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实现国家在政治上的稳定和统一，保证中央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有效性，被认为是实现《发展战略》提出的目标的重要保障。《发展战略》体现了一种新的改革思路，它的目标是要在俄罗斯建立起新的激励机制，以实现经济的增长。这种激励机制将激励人们去从事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而不是激励人们通过与政府官员的勾结来获得自己的利益。它一公布就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一些俄罗斯问题专家称其为“走向俄罗斯第二次经济革命的体现”。（注：Leon Aron,A Second Go at a"Second Economic Revolution"?AmericanEnterprise Institution for Public Research,Russian Outlook,Summer,2000.）俄罗斯改革经过短暂的过渡，转入了第二个阶段。当时俄罗斯的金融寡头们肯定没有预料到，改革方针的这种转变将不利于他们。当然，也很少有人能够预见到新方针将为俄罗斯带来真正的经济增长。
贯彻改革新方针的第一个出乎人们预料的行动，是普京对在私有化时期依靠非法手段暴富并且与政治寡头特别是与叶利钦家族关系密切的经济寡头的打击。在普京担任总统之初，一些金融寡头认为普京将像叶利钦一样被他们所控制，将继续奉行对他们有利的政策。但他们显然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虽然普京本人也曾经从寡头们那里获益，但他认识到，“如果他想使俄罗斯经济得到恢复，国家就需要寡头们以‘私有化’名义所攫取的巨大财富。这笔财富被偷运到国外，数额在1500亿—3500亿美元之间。它大大超过了外国在俄罗斯的投资。普京已经准备用国家的力量来征集税收，以发放工资和养老金，他还准备动员国内资源以使投资得到恢复。他强调，在俄罗斯贫穷是惊人的。”（注：Katrina Vanden Heuvel,Who Is Putin?Nation,April 17,2000.）如果不打击以非法手段暴富并希望继续操纵国家政策的寡头，俄罗斯的改革就不可能带来经济增长。对此，普京显然有清醒的认识，他担任总统仅仅7个月，显赫一时的寡头们便开始感觉到他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为所欲为了。古辛斯基、波塔宁和别列佐夫斯基等这些在叶利钦时代最肆无忌惮的寡头分别遭到俄罗斯检察机关的通缉和传讯。
在对寡头们进行打击的同时，普京强调要对小企业一视同仁。自1992年改革以来，在俄罗斯已经形成了大量的中小私营企业。但这些中小企业不但会受到寡头们的威胁和黑手党的敲诈，还会受到地方政府的盘剥，处境艰难。为了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实际上也是为了激励人们去从事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发展战略》提出：“经济增长和国家福利只有在个人的主动性得到解放时才能实现，而要做到这一点，市场竞争要保证个人利益在社会利益中的实现。”（注：Стратегия Рас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йдо 2010 годо,Москва,2000г,с181.）普京的做法就是，鼓励和保护中小企业的发展。在俄罗斯联邦委员会的会议上，普京直言不讳地说：“小企业是国家的大事，但政府并没有设法为它们的发展做一切应该做的事情。”相反，“那些在小企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对它进行盘剥的政府机关，实际上已经创造了一个完整的合法化腐败的市场。”他认为：“在俄罗斯发展起强大的小企业前，它不得不依赖能源出口。”（注：The Moscow Times,Dec.20,2001.）为了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俄罗斯政府制定了专门的扶持中小企业的计划，对中小企业采取了包括税率改革在内的优惠政策。
普京提出的新的改革方针符合社会上多数人的要求，得到了人民广泛的支持，这就为实现政治上的稳定奠定了基础。而政治稳定又为改善俄罗斯的投资环境、实现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
改革方针的转变，使得俄罗斯从1999年开始，连续3年实现了真正的经济增长。如果说1999年的增长还不能说明问题，2000年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石油价格大幅上涨带来的，那么2001年的经济增长就说明，俄罗斯正在进入经济的增长时期。在2001年，俄罗斯的经济增长达到5.6%，这是这一年世界上仅次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个增长速度虽然低于2000年的8.3%，但意义却非同一般，因为“增长主要是由国内需求推动的，由消费和投资需求所推动。国内需求的强劲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投资环境的改善，反映出基础广泛的结构改革的加速和政治稳定性的加强。”（注：The Moscow Times,Dec.25,2001.）而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改革10年后终于有了普遍的提高，他们真正体验到改革的意义，这就使俄罗斯重新形成改革的社会基础。
分析俄罗斯从1998年8月危机到现在的变化，可以发现，如果没有“八月危机”，就不可能有改革方针的转变，而没有改革方针的转变，就不可能有经济的增长。“1998年8月17日的危机，导致了俄罗斯政治与经济划时代的变化。它将俄罗斯导向政治经济的新时代。总体上看，危机对国家来说是有益的，它结束了经济上的病态时期。它催生了以对经济活动采取更实事求是的态度为基础的新的、有效率的经济模式。”“在1998年，俄罗斯人总共只有27亿美元的个人储蓄，2000年这个数额达到53亿美元，2001年则为72亿美元”，“而罢工的数字已经下降到10年来的最低点。”“最后还可以说，1998年8月17日危机是后苏维埃时期终结的起点，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建立正常的市场经济的时代。”（注：Правда,17августа,2001г.）
三、俄罗斯改革的一点启示
俄罗斯在进行了7年的改革以后，被迫转变了改革的方针，它可以给人许多启示。本文仅就其中的一个方面加以分析。
叶利钦及其顾问们选择的改革方案，当然不能认为是胡思乱想的产物，它以美国经济学家科斯提出并被称为“科斯定理”的产权理论为理论基础。美国学者豪夫认为，俄罗斯改革纲领的巨大矛盾在于，它是以科斯定理的名义制定的，但却基本上拒绝了科斯定理的全部假设。科斯定理是西方现代经济学中的核心理论。科斯定理认为，政府所应该做的，就是使产权分配明晰。一旦国有产权被私有化，最终自然而然地会产生出最有效率的生产者。但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却认为，科斯定理忽略了信息成本和交易费用，并且它没有解决产权如何分配的问题，因而私有化并不一定能够保证经济的良好运行。在东欧和俄罗斯，“私有化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注：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0页。）如果按照科斯定理进行私有化改革，俄罗斯需要一系列它不具备而且不可能在短期内就具备的制度和文化条件。美国学者里查德·艾里克松曾经指出，退出权（按市场资本化的价值所出售的所有权）是俄罗斯私有化中一个绝对重要的因素，它将激励人们使用资产去创造和增加财富，而不是用它去捞取现金收入。（注：Jerry F.Hough,The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Russia.BrookingsPress,2000,p92.）要保证私有化做到这一点，需要完备的法制并有保证法制起作用的机制。主导私有化的政府必须被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私有化的全部过程应该具有高度的透明度并且始终受到监督。只有这样，私有化才不会成为官僚与奸商勾结盗窃国民财富，在创造极少数经济寡头及合法化的普遍腐败的同时制造普遍贫困的过程。
私有化只有为财产所有者提供通过组织革新、投资、产品开发、市场开拓来增加自己财产的机会，才能够产生效率，否则同样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因为，私有产权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促进经济增长和财富增加的市场竞争，这样的市场竞争的基本前提是，国家必须保证所有的企业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废除经济中的特权，所有工商业活动都接受同样规则的约束。在经济活动中，不能有不受法律约束的任何市场主体，即便这个市场主体富可敌国。没有这样的条件，私有化不但不能产生效率，而且只能产生依靠投机或者非法手段获得利益的行为，产生官僚与奸商勾结大肆盗窃国民财富行为的普遍化。其最终结果，就是社会成员为了各自的利益无视国家的法制、基本的行为规则，大规模地从事反法制的活动，于是行为失范就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俄罗斯私有化的不良后果说明：“经济学中没有一个神话像‘产权神话’那样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这一神话的危害在于，它误导了很多转型中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财权问题上，而不是去关注更大范围内的一系列问题。”（注：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7页。）在这些问题中，有一个问题非常值得正在进行产权改革的中国的注意，这就是主导产权改革的政府（实际上是政府官员）是否能够避免将自己的利益掺杂到产权改革的过程中。
奥尔森提出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以及公共选择理论对政府行为的分析正确地说明，政府（主要是政府官员）在形成新的基本制度和经济激励体制中，不仅会考虑集体的利益，也会考虑在新的体制中如何保证自己的利益，而且官员们更多地会在考虑集体利益的同时，优先考虑自身的利益。在特定条件下（即政府官员没有正确的管理国家的目标取向和价值取向时），政府官员的行动将主要不是考虑为集体利益服务，而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当他们想这样做时，他们是有条件和能力去实现自己的个人目标的。而当政府官员按照这样的逻辑行动时，由政府主导的产权改革就会变成政府官员与极少数人的共谋，产权改革的过程必然是“黑箱操作”，人民大众无法了解产权改革的任何细节。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少数人依靠与政府官员的勾结在很短的时间内暴富，同样，政府官员则在这些人的寻租活动中大捞一把，一个因产权改革而具有了某种共同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就在这个过程中形成。这样的集团一旦形成，就将成为国家兴盛的最大障碍，也是国家走向衰败的主要根源。因为最广大的普通民众承担了改革的全部代价且得不到任何补偿，这样的改革结果将会使整个社会对改革的态度由支持或者观望转变为怀疑或者反对，改革就失去了能够进行的基本条件——人民的支持。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仍然一意孤行，强制推进改革，社会就会陷入持久的动荡甚至发生爆炸性的社会冲突。由此可见，任何改革要想获得成功，就不能不坚持面向公平的改革与增长的方针，不能不坚持使社会成员的大多数能够从中获益的原则，虽然各个社会阶层获益的程度可能会有差别。如果改革导致了极少数人获益（这些获益的少数人一般都是政府官员以及和他们关系密切的暴发户），而改革的代价却要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来承担，这种改革成功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向我们展示的正是这样的情况。
发动和领导俄罗斯改革的，并非一批具有献身精神的政治家和行政官员，改革的过程揭示了他们的真实面目。几位俄罗斯学者曾经指出：在俄罗斯，“‘新上流社会’正是把集团利益公开置于社会利益之上，……集团利己主义正是表现在经常看到的政治‘纠纷’，这是新执政集团解决其内部‘经典矛盾’的主要手段。执政阶层内部集团之间的尖锐斗争，标志着他们活动的主要机制是集团利益。”而“新执政阶层的基本特点是缺乏思想，缺乏管理国家的目标导向和价值取向，自私自利，不讲道德原则。”（注：科萨尔斯、雷夫京娜：《俄罗斯：转型时期的经济与社会》，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4-366页。）由他们领导的改革除了制造出一个金融寡头集团之外，只能使大多数人陷入贫困。
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几乎所有发动改革的政治家都会把提高人民的福利与实现国家的兴盛作为一面旗帜。对于政治家的动机，即使不应该轻易加以怀疑（虽然许多政治家的动机是令人怀疑的），却也不能将改革成功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动机上。因为高尚的动机并不一定能够产生良好的结果。选择什么样的改革方针，将更加直接地决定改革的目标能否实现。如果在改革中不坚持面向公平的改革与增长的方针，不坚持改革必须保证社会成员的大多数能够从改革中获益的原则，最可能导致改革偏离最初目标的就是出现分利集团化的情况。一般说来，在改革进程中分利集团化的出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政府官员处于比普通群众更有利的地位，因而他们凭借手中掌握的权力具有超过市场的吸纳能力。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制定改革的政策，或者将自己的私货掺入到名义上为人民的改革方案中去。于是在政府官员中将形成集团利己主义，作为社会责任承担者的政府官员将不再具有任何执政者应有的道德品质，无限制地获取集团或者个人的私利将成为他们生活的唯一目标。而私有化或者说是产权改革恰好给他们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提供了最好的时机，他们可以在私有化或者产权改革中满足自己的要求。俄罗斯改革的历史说明，在改革过程中如果不遏制分利集团化的现象，即便改革的目标正确，这个目标也是难以实现的。而改革的方针一旦发生错误，改革的结果就只能是腐败与经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