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与物化劳动：在价值创造过程中谁的地位更重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物化劳动论文,更重要论文,谁的论文,过程中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434(2006)04-0077-05
马克思多年前曾指出“劳动创造价值而物化劳动不创造价值”，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不断发展，当前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此观点产生了激烈的争议。本文试图利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对马克思提出的劳动价值论的相关观点予以实证检验。研究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明确与端正“劳动”、“物化劳动”在整个社会价值创造体系中的地位，从而有的放矢地制定相关政策，促进整个国民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
一、替代指标体系的建立
“劳动与物化劳动是否都创造价值”是现代价值论中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有争议的论题。以往对“劳动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以及“物化劳动与价值之间关系”的研究大多采用逻辑思辨与推理的方法进行。有别于此，本文选取了定量分析的模式进行探讨。
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将把“企业生产”作为“劳动”的替代指标；把“股票市场投资”作为“物化劳动”的替代指标；而把“GDP的增长”作为“价值”的主要表现形式与替代指标来展开论述。在此替代指标体系下，讨论“劳动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以及“物化劳动与价值之间的关系”，就转化成了讨论“企业产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以及“股票市场发展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这样的转化有利于从定量分析的角度对原有问题进行阐述。
不过值得指出的是，“企业生产”、“股票市场投资”与“GDP增长”不是“劳动”、“物化劳动”与“价值”的完全替代指标，事实上要为这三者制定兼顾所有方面因素的完全的替代指标是几乎不可能的。笔者希望各位专家教授提出宝贵意见，以便进一步提高模型拟合度，进一步完善所得出的结论①。
二、一些直观的描述
(一)股票市场发展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
我们首先从股指增长率与GDP增长、股票市场流动性与GDP增长、股票市场开放度与GDP增长等几个方面，来考察我国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
1.我国股指增长率的变动趋势与GDP增长率变动趋势的关联程度较小。在1997年之前有两个年份，股指增长率与GDP的增长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背离。如从1993到1994年，我国GDP增长率从30％上升到35％，经济呈现蓬勃发展态势，而上证指数和深证指数却同时下跌，其增长率分别从51.6％和28.6％下跌到-33.5％和-40.2％。而在1995年至1996年期间，我国GDP增长率处于下降趋势中，从25.1％下降到16.1％。与此相反，股指增长率却大幅度上涨，上证指数和深证指数分别从-2.4％和-21％上升到16.2％和71.5％。该趋势如图1所示。
2.股票市场流动性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在某些年份有一定的相关发展趋势。如图2所示，在1995～1996年和1998～2000年两个时间段内，股票市场流动性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变动方向相反，而在其他年份里二者保持着不很明显的一致。
3.我国股票市场开放度与GDP增长率之间的联系程度较小。我们用“境外筹资/市价总值”来衡量股票市场的开放程度。因为股票市场越开放，它和世界其他资本市场的联系程度越高，国内企业的境外筹资额度也应该越大。而用境外筹资额度除以市价总值，目的则在于消除由于市场规模扩张而导致的高境外筹资额度，即在企业境外筹资额度的变动中，把市场开放提高、融资障碍减小所带来的效应分离出来。观察计算出的股票市场开放度增长率，发现其变动幅度较大，最高为2000年的5.724，较1999年增长了572.4％；最低为2001年的-86.6％。而近10年来，我国股票市场开放度的增长率平均值为63.6％，方差为8.30，这说明我国股票市场的开放程度发展较快，但是各年变动也比较激烈。与此相对应的是，从1993～2002年，我国GDP的增长率平均为14.9％，而方差只有0.025，远远小于股市开放度增长率的变动幅度。
从中我们发现，有些指标与GDP的增率在某些情况下同增，但在更多时候，相关指标的变动趋势的吻合程度并不好。见图3。
再来考察一下股市发展的各个子指标之间的相关性。一般来说“股票市场投资”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它包括“开放度”、“股票发行量的增长”、“境内上市公司的增加”、“流动性的增加”、“股市指数的增加”等一系列的参数。我们把这些指标分别与GDP的增长率配对，计算其相关系数。见表1。
表1 股票市场发展与GDP增长的相关系数
流动开放股票境内上 上证深证
性 度发行量
市公司 指数指数
GDP 0.46
-0.04
-0.20 0.59
-0.48
-0.36
得到的结果很让人失望，没有出现如大多数人认为的股市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强相关的有力证据。除股票市场流动性增长率、境内上市公司数增长率与GDP增率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456和0.585以外；其他指标与GDP增率的相关系数都是负数，如股票市场开放度增长率与GDP增率的相关系数为-0.042；股票发行量增长率、上证指数增长率以及深证指数增长率与GDP的增率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04、-0.482、-0.361。这表明在我国建立股票市场，有数据以来的十余年间，象征着股票市场发展的若干参数如“开放度”、“股票发行量的增长”、“境内上市公司的增加”、“流动性的增加”、“股市指数的增加”与我国GDP发展的关联度很低。由于相关系数的结果显示各指标与GDP增长率之间几乎不存在较为严格的相关性，因此将各指标单独与GDP增长率配对进行回归检验已没有必要。
(二)企业产出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
与以上弱相关性形成迥异对照的则是企业产出与GDP增长率之间高度的强相关性。
我们把1952年以来的国内生产总值、国有企业产值、集体企业产值、个体和其他经济产值放在一个图中进行比较，非常直观的发现以上四项呈现高度相关。再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带入考察，得到相关性如下：从1952年至1999年，GDP增长率与国企产出增率、集体企业产出增率、个体及其他企业产出增率的相关系数分别高达+0.982、+0.998与+0.969；而若以1952年至2003年作为样本区间，GDP增率与后三者的相关系数亦高达+0.989、+0.576与+0.959。数据显示，GDP增长率与国企产出增率、集体企业产出增率、个体及其他企业产出增率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因此更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应该是有意义的。
三、回归检验
在对以上企业产出、股票市场投资与GDP增长率之间关系进行了直观描述并给出初步考察之后，我们引入回归检验，希望能从数学的角度对三者关系作出进一步科学严格的判断。
(一)对股票市场发展与GDP增长率之间关系的考察
前已论及，衡量股票市场发展的各个单独的考察指标与GDP增长关联不大，那么，是否所有这些指标组成的体系会与GDP的增长体现出强相关呢？构造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ΔGDP为我国的年均增长率；Open为开放度增长率；Offer为股票发行量增长率；Dom为境内上市公司数增长率；Liq为流动性增长率；SHANGN为上证指数增长率；SHENN为深证指数增长率；ε为不相关因素。回归结果见表2。
整个指标体系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很不令人满意。拟合系数偏小，DW值和F统计量也未能通过统计检验，因此这是一次失败的回归，其结果不具有解释性。
(二)对企业产出与GDP增长率之间关系的考察
为了考察企业产出与GDP增率之间的关系，在增长经济学家们的分析基础上②，我们提出经济增长与各要素特别是各经济成分要素间的关系模型如下：
其中GDPPer为人均GDP增长率；Inv为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代表投入；Nat为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增率；Coll为集体工业企业产值增率；Oth为个体与其他工业企业产值增率；Out为出口增率；In为进口增率；ε为其他不相关影响因素。
关于该模型，有几点值得说明：
(1)在实证中以上各自变量均需转化成增率，才符合索洛模型的最初推导设置。(2)经济增长用人均GDP的增率代替。正如西蒙·库兹涅茨(1989)指出：“我们所说的各国经济增长是指人均或每个劳动者平均产量的持续增长，绝大多数增长常伴随着人口增长和结构的巨大变化。”特别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经济的绝对增长极易被人口的快速增长所抵消，所以将增长除以人口进行平滑，有利于我们把握经济增长的真实状况。(3)结构变动因素进行了细分。在“发展型式”的模型中，结构变动因素一般用劳动、资本自农业的转移或工业化程度进行衡量。而在我国的各统计资料中，工业企业在所有制划分标准下被分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个体企业和其他企业四类。因此以上四类企业的产值变化率也就真实而恰当地度量了工业化以及结构变化的程度。以往，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的微观分析无视社会形态的本质区别，完全抹煞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对经济增长的全要素分析只注重微观因素分析而完全脱离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影响的纯技术化倾向颇有微词。本文模型引入不同所有制经济发展的状况，实际上就是引入了特定的生产关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而是对既有的增长要素分析模型的一个有益的拓展。
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作为研究的样本区间较为合理，相应得出的检验结果与政策建议也较为真实可信。建模与选择样本区间之后，需要搜集确定的样本区间下的原始数据并进行初步的数据处理。由于完备的数据是从1980年开始的，所以选择1980年作为基年，往后历年数据均根据基年算出增率。
在处理后的数据基础上进行回归，结果如下：
以上回归方程从纯技术角度观察是比较“好”的。如各系数均统计显著；修正后的判定系数高达0.9995；平均绝对百分误差MAPE=9.622＜10；希尔不等系数Theil IC=0.0063→0；协变率CP=0.9999→1；多重共线性、异方差与自相关问题也不突出③。说明此次回归精度相当高，预测值逼近真实值。
其经济学含义也非常明显。如方程显示投资、国企产值、集体企业产值、个体与其他经济产值、出口等要素增加引起国民收入的正增长；而诸如进口等因素的增加则引起国民收入的负增长，符合客观经济事实。因此，从经济学角度看，这也是一个和现实吻合得较好的回归方程。
四、结论
根据我们建立的替代指标体系，再经过以上数据分析与实证检验，似应能得到如下结论：
1.企业产出与GDP增长体现出高度的正相关，由于我们分别把“企业生产”作为“劳动”、而“GDP增长”作为“价值”的替代指标，因此这证明了一个事实：劳动创造价值。
2.尽管某些指标显示股市发展与GDP增长有某些联系，但这种联系非常不明显，而更多的指标则体现出一种杂乱的无序，尤其在回归检验时得不到使人信服的结论。考虑到本文认为“股市投资”是“物化劳动”的替代指标，这就从实证的角度证明了“物化劳动不创造价值”。
3.有意思的是，以上的回归检验还“顺便”给出了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产出对GDP的贡献率，从中我们看到，尽管不同的所有制企业产出都与GDP正相关，但国有企业仍然是当前企业产出与GDP增长的无可争辩的最大贡献者。
观察第二个回归方程中的变量Nat及其系数，因为该回归方程中各自变量均是比率，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有企业产出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导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5975个百分点。而在相同条件下，集体企业、个体与其他经济形式企业的1个百分点产出增加仅能分别引起0.0154与0.0008个百分点的人均GDP增长。
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吃惊”的结果。因为现在有种看法，认为个体与其他经济蓬勃发展，在国民经济中有逐渐取代公有制经济的趋势。如从1998年到2003年的6年间，非公有制经济比重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其比例分别为50.37％、51.08％、52.66％、55.57％、59.22％与62.46％。于是有人据此主张国有经济的全面退出，倡导非公有制经济的最大化与绝对化。
实证检验否定了以上看法，它指出国民收入的大部分贡献仍然是由国有企业做出的，相对于国企，非公有制经济的贡献微弱。如何对待理论检验与主观感觉上的偏差？有两种可能的原因：一是统计上的错觉。激进的“国退派”爱引用的一个数据是非公有制经济壮大与比重的持续增长，但“非公有制经济”这个概念显然是可以细分的，它与“国有企业”其实并不在一个统计层次上。根据统计资料，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分为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其他经济形式，而后者又包括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及它们在内地与国有、集体、个体联营的企业等。2003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产值为53407.9亿元；其他企业如港澳台投资企业工业产值为17425.62亿元；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为26932.18亿元；集体企业的工业产值为9458.43亿元；股份有限公司及企业的工业产值为18017.06亿元。可见，如按所有制划分到同等的程度，目前尚无任何经济形式能与国有经济抗衡。解释上出现偏差的第二个可能原因则是将“贡献率”与“增长率”混为了一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个体经济与其他经济成分持续迅猛增长，增长率惊人，但这并不代表其对GDP的贡献率就一定会高，因为它们的起点与基数都太低，贡献率与增长率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将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注释：
①例如，单从从事劳动的主体划分，“劳动”至少大致可分成“企业的劳动(生产)”与“个人的劳动(生产)”等，而“企业的劳动(生产)”如按所有制形式划分又可分成“国有企业的生产”、“集体企业的生产”、“私营企业的生产”、“港澳台企业的生产”、“外商企业的生产”等。至于“市场投资”之类的概念更可细分为“股票市场的投资”、“债券市场的投资”、“期货市场的投资”、“外汇市场的投资”等等，不一而足。因此尝试给出一个兼顾所论对象每个方面的完全替代指标几乎是不可能的。拙文在此方面提出了一些个人的看法，希望与各位专家教授共同商榷。
②从亚当·斯密(1776)与大卫·李嘉图(1817)的相关论点算起，增长经济学的演化至今经过了200余年的时间。以哈罗德(R.F.Harrod,1939)、多马(E.Domar,1935)、索洛(R.M.Solow,1956)、西蒙· 库斯涅茨(S.Kuznets,1957)、丹尼森(E.F.Denson,1962)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经济学家对增长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钱纳里(H.Chenery,1975)和赛奎因(Syrquin.M,1975)等人更是在强调结构变动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型式”的理论。他们主张的结构变动不仅包括生产、需求、贸易、资源使用和人口等方面的机构变化，还包括城市化和收入分配等过程的变动。与此相关，他们强调应对结构变动过程中的各种制约因素展开分析。在对结构转变和影响结构转变的各种因素进行深入全面的分析之后，“发展型式”理论揭示了经济发展的标准型式和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同特点，并在前人理论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大样本国家的回归分析模型。“发展型式”理论在发展经济学理论中独树一帜，对分析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很有借鉴意义，也为我们分析企业产出对GDP的贡献率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③以游程(run)检验检测自相关为例：其游程为(- - -)(+ + + + +)(- - - - - - -)(+)(-)(+ + +)(-)。则N=21，N1=9，N2=12，查表得游程临界值为6与16。显而易见，原序列随机性较大，可能不存在自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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