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态势论文,文化发展论文,五千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03)03-0065-04
谈到中国灿烂的历史文化，国人总是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然而，问及中国文化在 五千年中是怎样走过来的，国人似乎不太能说得清楚，即使一些教科书也没有作系统的 论列。因此，本文试图从五个不同的角度对五千年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作初步的 探讨，大致归纳为五个方面。
一、文化从未断裂
从时间上审视，中国文化悠久，从未断裂。由现在上溯，5000年以来的历史文化有比 较清楚的脉络：5000年前是黄帝时代，中华民族的始祖已经开始主动地创造着文化，也 就是《周易》所说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时代[1](P37) 。《周易》把许多发明创造都归功于黄帝，这不是偶然。《周易·系辞》云：“黄帝、 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 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1](P87)4100年前中 国先民跨入了文明门槛，有了第一个朝代——夏。尽管夏朝的史料不多，但学术界还是 认定夏朝是中国最早的国家。3600年前成汤建商，甲骨卜辞把当时的帝王兴替与大事情 记载下来，使得商朝的历史比较清楚。3100年前周文王立国，周文化开始兴盛，这是儒 家始祖孔子一生最向往的文化。从2800多年前的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开始，史学家 有了一年接一年的记载。从2700年前(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开始，史学家有了一个 月接一个月的记载，详见《春秋》的纪年和纪月。
中国文化有顽强的生命力，尽管历经多次分裂、战争、自然灾害，但文化在变化中传 承，始终未曾断裂。以孔子家族为例，从春秋末到现在的2500年，孔家每一代的人物和 事迹都很清楚，每一代的坟墓都保存在曲阜的孔林。这样绵延的家族是世界上任何国家 都没有的。以文献为例，从三千多年前的卜辞，到三千年以来浩如烟海的古籍，详细地 记载了中国的文化流变，这也是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这些都说明中国文化没有中断， 有无与伦比的延续性。
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因而文化的积累最为丰富，这也是其他国家难以相提并论的。美 洲、澳洲的现代文化不过二、三百年，其古代文化仅有零星的遗存，如果有一件二百年 前的文物，就稀罕得不得了。他们的电影、小说都缺乏本地区的文化积累。中国，不论 是中原、关中、荆楚、吴越，还是西北的吐鲁番、东北的辽河，到处都有地下文化宝藏 。随便打开一座古墓，就是几百年几千年的宝物。中国的古典书籍、寺庙、石刻是古老 文化的载体，而看不见、摸不着的民俗习惯、传统思想更是无时无处不存在的文化遗存 。
为什么中国文化没有断裂?王会昌在《古典文明的摇篮与墓地》一书中认为，3000年来 ，由于全球气候向干、凉转变，行星风系再度调整，副热带高气压沙漠卷土重来，从而 毁灭了大部分古老的文明。[2](P24)我认为文化断裂的原因不外两方面。一是自然原因 。当自然资源耗竭，特别是缺乏水的时候，草、动物、人不能生存之时，文化就会中断 。当大规模瘟疫流行时，文化也会毁灭。二是社会原因。战争频繁、异族征服、经济恶 化、政治腐败，都可能导致亡国亡种亡文化。中国文化之所以未曾断裂，应从两方面分 析。第一，从生存环境看。中国地大，地大则有利于人口周旋。每逢灾荒，灾民自动向 非灾区转移。长江、黄河是东西向的大河，比其他国家南北向的河流更有利于民族生存 。地大必物博，物博则利于文化的物质支撑。五千年以来，中国的生态处于地球上最适 合人类生存的时间段，文化必然繁衍。中国在东亚，处于欧亚大陆相对偏僻的位置，没 有受到西亚或欧洲的大侵扰。第二，从社会条件看，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社会，农耕民族 有向心力、群体观念，以相对静止的状态保存和发展文化，不像游牧民族缺乏稳定的生 活条件，而儒家学说在凝聚农耕民族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二、文化东移南迁
从空间上审视，中国历史上长期以黄河中游为华夏核心圈。我们以这个中心画坐标图 像，不难发现文化有东移南迁的态势。当然，文化也有西移北迁、一点四散的态势，但 东移南迁的态势较为突出。早在史前时代，传说中的伏羲氏、黄帝就开始东迁。伏羲出 生在今甘肃天水市北古成纪县的雷泽，他选择环境，先是把部族迁徙到了陕西宝鸡县的 陈仓，又迁徙到今河南淮阳县城北的蔡河边，又一直向东到达了山东滨海的泰山。传闻 泰皇就是伏羲，是东方的天帝。中华民族自称是炎、黄的后裔。据徐旭生先生考证[3] ，炎、黄都发祥于今陕西黄土高原，黄帝族依傍姬水，得姬姓；炎帝族依傍姜水，得姜 姓。由炎帝和黄帝开启的文化向东传播，遍及中华大地。
周人兴起于黄土高原，其祖先最初生活在今陕西渭水流域中游以北，始祖后稷(名弃) 。为了发展农耕，周人经常迁徙。每次改变处境，部族就有一次大的发展。公刘、古公 、昌在位时的迁徙最有成就。以公刘为例，《诗经·大雅·公刘》是专门歌颂公刘的诗 ，说公刘：“匪居匪康，干戈戚扬，爰方启行”。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说：“ 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 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向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 乐思其德。”从西周到东周，西北民族不断向东迁移，散居在陇东至伊水、洛水之间。 《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平王之末，周遂陵迟，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 洛，往往有戎，……与诸夏盟会。”
秦朝与周朝一样，其祖先由西向东迁入到关中。当初，秦人活动在西垂的西戎中，今 甘肃清水县北的秦水一带就是他们活动的中心。秦人擅长养马，《史记·秦本纪》记载 “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秦人不断由西向东迁徙，每迁一次就强大一次 。《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文公东猎，秦宁公迁徙到平阳，秦德公迁徙到雍城，秦献 公迁徙到栎阳。《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秦都栎阳，“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 ”。秦襄公时，西戎伐周，杀幽王，秦襄公派兵救周，护送周平王东徙，周封秦为诸侯 。《史记·秦本纪》记载：“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地。曰：‘戎无道，侵夺 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中国文化出现了明显的南移趋势，东晋、北魏、南宋、清代都是 南迁建立的朝代。这种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趋势，一般的中国通史著作都讲过 的，谭其骧先生对人口南迁有专门研究。[4]
为什么文化会东移南迁?传统的观点是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统治阶级贪婪来解释， 个中自有其理。我们认为应从生态环境与人的生存可能性进行解释。西北曾是文化的发 源地之一。那里曾有纵横的河流、丰盛的水草，适宜于人类游牧。西北是上古欧亚大陆 桥，文化通道，在那里生存文化是必然的。西北在汉以来生态破坏，河流干涸，城镇消 亡，民不聊生。西域诸国战争频繁，切断了欧亚通道，人们被迫东徙。黄河中下游适宜 人的生存条件，文化的繁荣发达，西部人向往东部。周族的先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东迁 的，即与游牧部族从西向东的侵扰有关。据《史记·周本纪》，当时，“薰育戎狄攻之 ，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 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 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汉代的匈奴，北朝时的五胡，宋朝的辽、夏、金，元朝 的蒙古族，明朝的鞑靼，为什么要往中原挤压，根本的原因是生态环境日益恶劣，加上 碰到灾年，他们必然铤而走险。翻检史籍，凡北方、西北方风调雨顺时，很少有民众外 流，也不会轻易有战争。自然灾害、战争、瘟疫总是连串在一起。
三、以农耕文化模式为主体
从文化模式审视，解读中国文化之根源无非是“农耕”二字。中国的地理条件，天然 就是发展农耕的襁褓。群山之间有大川，大川大河沿边有众多的湖泊和平原。如黄河流 域有松软的关中平原、华北平原，长江流域有肥沃的成都平原、江汉平原、鄱阳湖平原 、太湖平原。在土质好、水充沛、气候温和的自然条件下，中国人必然从事农耕，建构 的是农耕文化模式。农民没有游牧的迁徙之苦，也没有商业的风险，生活比较安逸。在 农耕社会，土地是最主要的财富，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依附在土地上，厮守着土地生 存。手工业、商业都是农业派生并为之服务的附属经济形式。农民以实物形态的使用价 值和有限的消费为目的。商品交换活动少，“赶集”交换物只是少量的剩余产品。生产 与生活的运行模式是生产——分配——消费——生产。
农耕民族必然形成宗法文化。农耕经济决定了农民定居在耕地附近，决定了以家庭为 生产单位和社会的子细胞，决定了其制度。农民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农 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复一年地过着雷同的、 慢节奏的、低效率的、缺乏刺激的简单再生产。农民聚族而居，一家或几家组成一个村 庄，三代、四代同堂，亲戚盘根错节。亲朋好友聚合在方圆数里之内，甘其食，美其服 ，其乐融融。宗族之内有主从之分、贵贱之别，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特点是以男系血 缘为基础，提倡尊祖敬宗，男主外，女主内，族长是族内最高首领，有严格的家规族约 ，至迟在西周，中国已形成这种宗法关系及文化。
由小家发展的大家，无数个社会细胞——家庭组成了国家。国家是建立在农耕——宗 法基础上的大家。君主就是“大族长”，他的话就是圣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室按 血缘亲疏区别。国家机构内有严格等级，盛行裙带关系和家长制作风。君主把子女分封 到各地，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重要位置。生杀予夺，一人说了算。于是中国必然形成专 制主义制度。国家太大，周边又不安宁，经济纠纷，贸易关卡，文化发展不平衡，都需 要大一统的中央集权。这种中央集权是以宗法为基础的，必然实行专制主义。
为了维系小家大国，必然形成伦理道德，以之作为精神支柱。于是，孔子的学说被提 升、改造、充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成为人们的追求目标。儒学起初是 要求人们中庸、克己复礼，其后又发展到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在“杀身成仁” 、“舍生取义”的口号下，既造就了一批封建伦理的殉葬品，也塑造了一批悲壮的民族 英雄。
农耕宗法国度的人，崇尚祖宗；务农的人，靠天吃饭。所以，中国文化尊祖敬天，不 太相信宗教。农民讲实在，对空幻的精神理念半信半疑，所以，中国在中世纪没有出现 宗教狂热。中国历来重视天人合一、知行合一，重群体观念、中庸观念，这些都是农耕 民族必然形成的意识形态。
四、以多元一统的形式发展
从动态的角度审视，中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文化呈多元格局。封建社会统治者为 了强调政治大一统，大力宣扬文化一元观。在这种观点里，中国文化被当作都是从黄河 辐射拓展的，即一点四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一元的观点被重新认识，学术界 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既有一元性，也有多元性[5](P36)。所谓一元性，即认定中原文 化的突出地位与作用；所谓多元性，是多方面认定的。
首先，考古提供了充足的证据。考古工作者在黄河、长江、辽河、珠江、内蒙古草原 等许多地方发现不同特征的文化。这些遗存表明文化是独立发生发展的。长江的上游、 中游、下游，黄河的上游、中游、下游都是文化发生区。即使是同为大川的长江文化与 黄河文化也有不同。长江流域文化自有特色，在许多方面甚至有超过黄河文化之处。区 域不同，则人文不同。
其次，民族学提供了依据。中国有56个民族，汉族只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尽管汉 族文化分外辉煌，但不宜否认其他民族文化的存在价值。如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 壮族、苗族、高山族、朝鲜族、土家族无不具有本族的文化特征，如蒙古族有明显的游 牧文化特征，与汉族农耕文化是有所不同的。又如回族信仰伊斯兰教，其文化也有特色 。
中国文化大系，诚如《三国演义》开卷所云：“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中国在第一次社会转型中出现了阵痛。军事部落大战，炎帝与黄 帝、黄帝与蚩尤打得“天崩地裂”。从黄帝到尧、舜、禹，到夏、商、西周，中国处于 相对的统一。春秋战国是分裂时代。周天子有名无实，楚国竟然敢饮马黄河、问鼎中原 。数以千计的小国在争战中逐渐合并为“纵横”七国。
秦、汉是大一统时代，也是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时代。秦朝虽然短命，但为汉朝奠 定了基础。汉承秦制，文化相因，创造了繁荣鼎盛的封建文化模式。三国魏晋南北朝是 分裂时代，灾害多，战争多，政权变更多，民族融合，文化多元。隋唐是大一统时代， 封建社会的第二个鼎盛阶段，文化灿烂。五代十国、宋辽夏金实际处于分裂状况。宋朝 看似统一，实则与辽夏金先后分治疆域，政权并立。明、清统一，封建文化形成了第三 个高峰。
为什么中华民族是以统一为总趋势?诸如生存环境、民族心理、历史文化都是促成民族 统一的重要原因。从生存环境看，东亚地理是一个大的地理单元，中国是一个大的“四 合院”。尽管空间上有分有合，但相互依存，不可割裂。如先秦曾有东周和西周两个政 权，《战国策·西周》记载：“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西周堵了水源，东周必然 不罢休，为生存必然要靠“谈”和“打”去解决矛盾，这就需要有凌驾其上的权威机构 来协调，于是就有了统一的要求。
五、学术思想不断更替和调适
从学术思想的角度审视，中国历代的学术思想是不断更替的，在调适中有内在的机制 。商代是早期的国家，受原始社会巫术的影响，盛行巫术神学。甲骨卜辞表明当时有浓 厚的万物有灵、天帝崇拜观念，古朴的神学占统治地位。到了周代，学术思想一变，人 们从神学转入思考天人关系、人与人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于是有了最 初的、朴素的哲学——子学。子学是从商代神学到周代人学的大进步。六经的代表作《 论语》就是人学经典。当一个社会大讲人学时，时代就进步了。
但是，春秋战国时的子学各呈主张，把人的思想引向不知所从，不适宜大一统的要求 。为了完成统一大业，加强对国家的管理，子学必然受到限制。于是，秦代崇尚法家之 学。法家讲究法、术、势，适合了秦始皇的想法。有人说秦代是没有思想、学术的时代 。有人说秦代没有真正用法家治国。笔者认为，秦代用了李斯，而李斯是法家的实践者 ，他推行法家之说，但秦始皇没有得其要领，缺乏适度的控制，所以秦朝失败了。
法家太残酷，人们希望松弛，于是，汉初学术思想走向另一个极端，推崇黄老之治， 以无为的状态治国。然而，长期“无为”是不行的，汉武帝一改文景之治的国策，采用 了介于法家与黄老之间的、且经过改造的儒家学说。汉代流行的儒学是融合了阴阳家的 天命神学，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个大杂烩。儒学一旦被独尊，受到统治者重视，学 者当然就纷纷诠释儒经，为之作注，按政治要求解读经书，于是，汉武帝开始，汉代进 入经学时代。汉武帝表面上用儒家治国，实则参用法家，他重视法术势，使国家霸、王 兼治，强盛了几十年。
经学流行既久，注一字而用20万言，成为教条和繁琐学术，使人们厌恶。又由于分裂 和战争，人们崇尚自由，崇尚自然，崇尚虚无，于是玄学盛行。
玄学缺乏深层次和系统的理论，并且近乎玩世不恭的颓废状，于是兴起隋唐佛学。佛 学实际是新时期玄学的发展，推崇虚无。宗教面孔的佛学比玄学更有诱惑力。同时期， 道家学说与儒学并存。儒、释、道都与玄学有传承、互渗关系。
佛学毕竟是外来文化，向来自尊的农耕民族对传统儒学有极大的回归心态，加上佛学 不利于生产(出家减少劳动力)，于是，儒学吸收佛学、道家之学，成为理学(或称道学) 。理学受到统治者提倡。
理学尚义理，对人的思想很束缚。人们厌恶了心性空言，开始扎扎实实地做考据。加 上满清统治者不允许人们有思想，只许做无思想的学术，于是，乾嘉考据学大盛[7](P2 47)。当时推崇汉代学术，鄙视宋代学术，故朴学又称汉学。
到了近代，欧风美雨登陆，新学鼓舞着中国人，1895年甲午战争前后，中国人主要学 资本主义文化。战前偏重物质文化，战后偏重制度和精神文化。中西文化迅速融合，洪 秀全、孙中山是杰出代表。到了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揭开了中国文化的新 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