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世界工业化与民主化的开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开端论文,化与论文,试论论文,工业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30年代的欧洲历史，可以说是奠立人类现代文明的关键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欧洲发生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这两件事影响着整个19世纪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与进程，使工业化与民主化成为19世纪的历史主潮流。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称得起是当时世界划时代巨变的标志，它开创了现代文明的新时代，促使全球格局发生了新变化。
一、工业化的开端——英国工业革命
18世纪晚期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绝非只是一场单纯的技术革命，恩格斯在1844年曾经这样写过：“英国自上一世纪中叶以来所发生的变革，却比其他任何国家所发生的变革都具有更重大的意义，这种变革愈是无声息地进行，它的影响也就愈大……英国发生的革命是社会革命，因此比任何其他一种革命都更广泛，更深刻。”（注：恩格斯：《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第656页。）
众所周知，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爆发决不是偶然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生产力大变革的结果。也是英国首先具备了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所使然。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开拓，市场经济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无形地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到来。市场的日益扩大，尤其是海外市场的扩大，使工场手工业的生产能力，已经满足不了对商品日益增长的需求，这就刺激了在生产上的革新技术。总之，市场在呼唤工业革命。
市场呼唤工业革命，这是一个新的历史课题。它被提上历史的日程，完全是时代的产物，是资本主义时代降临世间所造成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充分发展了的商品经济，它与自然经济的区别之一，就是它不是为了生产者的消费而生产使用价值，而是为了与他人交换而生产交换价值。这就决定了它必然突破地域封闭性，而具有开放性和扩张性。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从产生时起就具有国际性质。马克思曾指出：“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166页。）
资本主义经济的这种国际性质，是有史以来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中从未有过的，是全新的事物。这一现象也部分地回答了一个“古老”的历史问题——中古时期中国、阿拉伯等东方大国都曾出现过商品经济繁荣的景象，其发达程度远逾同时代的欧洲，但却未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相反，曾是落后的欧洲却成为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这一问题的部分答案，就在于欧洲的商品经济有着充分的国际性质，而在亚洲则没能具有这一特点。先是地中海，后来发展为大西洋的经济交往，给欧洲带来的活力是必须给予足够估量的。同样的道理，也完全适用于英国工业革命。
英国，恰恰在许多方面又优于欧美其它国家，这就使英国首先进行工业革命有了可能。第一，英国有安定的环境。由于英国处于岛国的地理环境，使本土不受外族入侵的干扰而能够长期保持和平状态，而且在国内很少有动乱不宁的局面，使社会既有长期的安定又有秩序，是欧洲大陆诸国中少有的，这就可以使国家和大众安心从事建设事业，从而保证工业革命的顺利推进。第二，英国有大量的资金和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同时，又较早进入世界市场。在16—18世纪期间，英国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充足的条件，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使大批农民丧失土地沦为可雇佣的廉价自由劳动力；在广大殖民地进行的掠夺和野蛮的奴隶贸易中，英国资产阶级积累了巨额的原始资本。第三，英国有高度发展的手工工场。在18世纪，英国的工场手工业的规模之大，分工之精细，位居西欧先进国家之前列。发达的手工工场与分工的专门化，为技术革新和创造发明提供了可能。而英国政府又十分重视和鼓励发明创造，早在1662年就成立皇家学会以促进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和技术工艺的应用研究，注册发明专利，这就为从手工业向机器大生产的过渡准备了物质技术条件，英国优于欧美先进国家而成为工业革命的摇篮。
英国工业革命始于何时？又终于何年？学术界从来就没有统一的看法，我们认为这并不重要，问题的关键是要看以什么为标志，是以某一单项的创造发明为标志还是以生产力的飞跃为标志？显然应该以生产力的飞跃为标志。因为工业革命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场以生产力为先导的经济革命， 尽管在18世纪上半期， 英国已经出现了纺织工业方面零星的技术革新和发明，但毕竟影响不大。而到了18世纪60年代，新的创造发明则接连出现，形成整体效应，例如1764年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1765年瓦特制成单动式蒸汽机，1768年阿克莱特发明水力纺纱机，从而奠定了现代工厂制度的基础。所以，把18世纪60年代作为英国工业革命的开端是比较稳妥的。
机器取代手工，是工业革命之根本所在。工业革命的过程，也就是大机器工业代替手工工业的过程，应该说，大机器生产在整个工业中取得优势地位，现代工厂制度基本确立，而且可以用机器制造机器，这就标志着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毫无疑问，要采用确切的年月来作这样的标志也是困难的。在英国，工业革命从纺织工业开始，接着在冶炼、能源到交通、运输和农业革命，其全过程历时60—80年左右才算完成。所以，把19世纪30或40年代作为英国工业革命完成的标志较为合适。
英国著名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对英国工业革命曾给予高度的赞扬，认为是“从远古……以来人类历史上最巨大的转变，这个革命已经改变了并继续改变着整个世界”（注：霍布斯鲍姆：《革命时代，1789 —1848年》，1972，17页。 ）。我国著名史学家罗荣渠特别强调工业革命促进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他说：“从社会生产力大变革的观点来看，工业革命标志着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大分水岭。”（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参阅第3、5章。）
的确，英国工业革命之所以意义重大，就在于它开创了全球现代化的新时代，在于它极大地推进了现代生产力的大发展。迄今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三种不同性质、不同形态的社会生产力：第一种是原始生产力（自然形态），第二种是农业生产力（半人工形态），它们推动物质生产与改造自然的能量都远远不能与第三种工业生产力（人工技术形态）相比拟，工业革命使人类物质生产的方式发生了质的转变（注：参阅罗荣渠：《现代化的历史定位与对现代世界发展的再认识》，《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 ），成为人类社会三次生产力形态大转换中最重大的而且是最具突破性的一次转变，从此使英国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这一转变使英国经济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工人的日平均生产率提高了20倍，工业生产增长了4倍多。马克思、 恩格斯曾经这样描写飞跃发展的生产力：“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6页。）
英国工业革命不仅仅是现代生产力发展中的一次巨大革命，而且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使现代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新兴城市迅速崛起，市场经济飞速发展，人口流动大大加速，农村人口大量减少，城市人口显著增加，全国人口总数明显增长，生活方式大大改变，社会阶级结构出现巨变，形成了工业资产阶级与工业无产阶级，并逐步成为社会各阶级中的主体。总之，工业革命促使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国家体制、文化教育、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乃至家庭状况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代。
毫无疑问，如果我们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坐标，以此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那么英国工业革命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在构建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历程中，都起着巨大的推进作用，创造了闻所未闻的奇迹，为人类文明树立了一座丰碑。
当然，在这座文明丰碑的背后，也蕴含着野蛮和残暴。英国工业化带给人类的，既是文明和幸福，却又伴随着困厄和灾难。工业化促使的经济增长不可能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相反却带来许多新的社会问题。不少英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肯定工业革命历史进步性的同时，都揭露了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勃里格斯就率直地写道：“一方面是指挥整个产业大军的百万富翁，另一方面是仅能糊口的工资奴隶。”“发动机一开动，人们就必须工作——男人、女人和孩子们都一起被套在钢铁和蒸气的轭具下。动物机器——再好不过也是可以损坏的……被紧紧地拴在不知痛苦和不知疲劳的钢铁机器上。”（注：阿萨·勃里格斯著：《英国社会史》，陈叔平等译，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5、224页。）工业革命不仅把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奴隶， 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和对环境的污染也是很严重的。尤其是使人际关系完全变成了金钱关系。
贫穷和富有、文明和野蛮并存，这就是现代化开始时的情景。人类文明每前进一步，势必要付出代价，有时是十分沉重的代价。人类社会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下迈动步伐，向前发展的。
二、政治现代化的新典型——法国大革命
在欧洲大陆，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正与英国工业革命同步进行，那就是法国大革命。“大革命”一说源自18世纪末的法国革命者，他们自豪地为自己正在从事的豪迈事业定下了这一称谓。这次大革命不仅开创了现代文明，而且其斗争之激烈、群众参与之广泛和深入，革命影响之深远、时间之长久，都为世界上所罕见。诚如列宁所言，“它被称为大革命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不仅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认可，为大多数法国史学家所公认，同样也为国际史学界所公认和普遍使用。
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众多有关问题时，对其中的三个问题应该作出解释：法国大革命怎样分期？为什么说法国大革命树立了政治现代化的新典型？法国大革命究竟有没有负面效应？
历史的演变本无分期，进行分期不过是历史学家为了叙述和理解方便而作出的一种解释。法国大革命当然也不例外。正因为如此，所以对法国大革命作如何分期，史学家们历来众说纷纭，未有共识。首先，他们对大革命的起讫就议论纷纷，各持己见。至于内中分段，更难统一。（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起讫与分期的各种说法，请参阅王养冲：《关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分期的若干问题》，《历史学》，1979年第4 期。）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这场波澜壮阔、曲折多变的大革命历程，也为了更好地认识和总结大革命发展的趋势与经验教训，我们将它分成如下5个阶段：
第一、大革命的开始阶段。何时开始大革命？法国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托克维尔早在1856年出版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就提出1787年是大革命的开始，因为这一年贵族开始了反叛。而后，法国著名史学家马迪厄、勒费弗尔等，也都认为1787年贵族的反叛是大革命第一阶段开始的标志，他们甚至提出这个阶段可以称作为“贵族革命”。不过在法国，更多的史学家则认为大革命应从1789年开始，从米涅、梯也尔直至索布尔，都把7月14日攻打巴士底狱作为大革命开始的标志。
我们认为，贵族的反叛作为大革命的开始并不可取，因为它混淆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原则界限，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起来推翻封建特权的革命，贵族本身就属于封建特权阶级，不可能作为一个阶级将反封建革命进行到底。贵族反叛只能说明封建特权内部矛盾尖锐，难以统治下去，这就为革命造成了形势，提供了可能，但决不是革命。而7 月14日作为大革命的开始，才符合这次革命的本意，而且极富典型性。因为，第一，巴士底狱的被攻占，就意味着象征法国封建制度的堡垒被攻克；第二，成立了革命权力机关——巴黎市府常务委员会，并选出巴伊为市长，任命拉法耶特为国民自卫军司令，表示革命政权已经建立；第三，革命群众已经控制了全巴黎，国王被迫承认革命，权力已经转移，革命继续发展。总之，7月14 日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封建特权的人民革命，反映出大革命的本质特征，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标志。所以到19世纪晚期，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就通过法律，确定7 月14日为国庆节，直至今日。
第二、大革命的发展阶段，亦可称为君主立宪国与吉伦特共和国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就是革命沿着上升路线发展。
众所周知，君主立宪派在任三年，为反封建革命做了许多事情。正是君主立宪派颁布了“八月法令”，废除封建特权，允许贸易自由，明确宣布封建制度的灭亡；也正是君主立宪派通过制宪会议公布了世人瞩目的《人权宣言》，宣布人生而自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为新制度的诞生证书，从而确立了资产阶级治国的基本原则，成为大革命的政治纲领； 君主立宪派还在制定和颁布许多反封建法令的同时， 又于1791年9月颁布了宪法，即1791年宪法，成为法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 君主立宪派基本上完成了破除旧制度、建立新政权的历史使命。他们是大革命的创业者。
至于吉伦特派，显然比君主立宪派在反封建斗争中更激烈。吉伦特派的当政虽然为时短暂，却为大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它发动并领导了共和运动，结束了君主制在法国的统治，庄严宣告法国为共和国；它出台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将反封建反特权的斗争推向深入；它发动和组织群众与国内外敌人作斗争，取得了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初步胜利。只是由于在如何治理共和国的方略上，与雅各宾派发生严重分歧，因政见的不同而最终被更激进的雅各宾派所推翻，这完全是革命派内部的分歧和斗争，绝对不能因此而断定吉伦派是反革命派。事实上正是吉伦特派的努力促使大革命平稳发展。
第三、大革命的高峰阶段，亦可称雅各宾共和国阶段。雅各宾派上台后，在内外敌人夹攻的特殊环境中，在群众的压力下，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激进的革命措施：接连颁布了三个土地法令，将反封建斗争推向最高点；公布1793年宪法，以民主自由原则改造国家，成为历史上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宪法；颁布全民准备应征入伍的法令，改组军队，严厉镇压国内叛乱，粉碎外敌入侵；实行统制经济政策和全面限价，严厉打击囤积垄断的投机商人；颁布嫌疑犯法令，实行恐怖政策，镇压一切反对者。所有这些措施，使雅各宾专政在反对封建势力和保卫巩固大革命的既得成果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显示了法国大革命的彻底性。但是，雅各宾派毕竟走得太远了，以至于超越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它将斗争的矛头同时指向了资产阶级，侵害了自身的利益，从而遭到了资产阶级的不满和反对，雅各宾共和国终被热月党人所推翻，革命的上升路线被打断。
第四、大革命的转折阶段，亦可称热月党与督政府共和国阶段。热月党决不是反革命，督政府亦不能称其为腐败政府，因为它们都没有反对大革命，而是着力维护革命成果，克服动乱，实现稳定，建立资本主义的正常秩序。所以，这是大革命从雅各宾专政的非常时期进入正常时期的转折点。热月党上台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结束人人不满的恐怖统治，释放嫌疑犯，实行平反昭雪；第二件事就是终止统制经济体制，废除普遍限价，提倡经济自由发展和竞争，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同时，热月党坚持共和，镇压王党复辟叛乱，打退外敌入侵，维护民族独立；制订和颁布共和三年宪法，即1795年宪法，实行两院制，建立法治政权，如此等等。这对稳定社会秩序，维护革命成果，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至于根据宪法组成的督政府，则继续坚持热月党的方针、政策，努力建立资本主义的正常秩序，一度还惩治过腐败。督政府中虽有腐败分子，但不能代表整个政府，怎能因此称其为腐败政府！只是由于时局的动荡和督政官们的软弱和分裂，才未能形成强有力的国家权力，无力稳定动荡局势。但热月党和督政府毕竟守住了大革命的阵地，维护了革命的成果。
第五、 大革命的最后阶段， 亦可称拿破仑统治阶段。 拿破仑于1799年发动雾月政变后建立了执政府，5年后又称拿破仑帝国， 从执政府到帝国都是军事独裁政权。从原来的民主共和国转变为独裁统治，在形式上明显是一种倒退。但是，实质上这是当时形势的需要，是一种新的稳定。拿破仑上台后，继承督政府的内外政策，维护和发展了大革命的成果，并且采取强制手段实现社会的稳定。在政治上，通过改革，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新型的国家权力机构，并颁布《民法典》，使集权与严密的法制相结合，确保资本主义的统治；在经济上，改革经济体制，发展工农商业和交通运输业，促进了经济发展；在军事上，多次粉碎反法联盟的进攻，镇压王党的叛乱，确保社会安定和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可是到后期，拿破仑因野心勃勃，妄图称霸世界，在联合起来的欧洲反动势力打击下，遭到失败。
但是，拿破仑毕竟完成了大革命所没有完成的事业，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大厦，从而确立了资产阶级在法国的统治。所以，拿破仑时期是大革命的稳定和巩固时期，实际上是大革命的最后阶段。
我们认为，把1814年拿破仑帝国的灭亡作为法国大革命的终点是比较妥当的。作为摧毁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革命，无论从新旧权力的转移和现代制度的确立来看，只有到1814年才可以说已基本完成。同时，这样的分期，也更能反映出这场革命的激烈、曲折与反复的全过程，体现出这场革命的法兰西民族性。
为什么法国大革命是政治现代化的新典型？关于政治现代化的概念，一般西方学者认为，政治现代化就是在政体上实现“集权化、平等化与民主化”。我们认为，这一提法基本上概括了政治现代化的理论要点。所谓集权化，就是要从封建君主的专制化中摆脱出来，实现选举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制；所谓平等化，就是要从封建特权化中解放出来，实现法制化，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谓民主化，就是要“创造大众社会”（注：库马著《社会剧变——从工业社会迈向后工业社会》，第119、 167页。）， “对民众开放普选”（注：库马著《社会剧变——从工业社会迈向后工业社会》，第119、167页。），实现大众参与，主权在民。
法国大革命之所以是政治现代化的新典型，就在于这场革命使法国迈向了依法治国的历程。革命中不仅提出建立现代国家的理论框架，而且提供了如何建立现代国家的实践模式。正是这种理论框架和实践模式，成为法国大革命的真正价值所在，也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宝贵经验和精神财富。正如我国早期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所说：“十九世纪全世界之文明如政治或社会之组织等，罔不胚胎于法兰西革命血潮之中。”（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 1959年版，第104页。）
法国大革命中提出的现代国家的理论框架，集中反映在从《人权宣言》到《拿破仑法典》的各种宪法与法律条文中，其基本要素可概括为：人人自由、人人平等、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主权在民、三权分立、法兰西统一不可分割、普选制与议会制、契约自由等等。简言之，建立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实现人权与法治。
根据上述理论框架，在大革命中形成的政治现代化实践模式，也就是在大革命中建立起来的三权分立的中央权力机构。
一个政治现代化理论框架，一种可供操作的政治现代化实践模式，这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创造。因此而大大推动了世界政治现代化的进程。
但是，这场惊心动魄的革命，同样也产生了无法预料的负面效应，留下了难以消除的印记，这种消极面突出地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非理性的群众运动；二是扩大化的恐怖统治。
盛大的群众运动，是这场大革命的力量源泉，从国民议会的召开直到雅各宾专政的建立和发展，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在决裂信念和危机意识的感情支配下，强调政治“透明度”，冲决一切封建特权；在横扫一切、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感情冲动中，出现了人名和地名革命化，语言一统化，服装一色化，甚至跳舞政治化和各派之间的对立化，加大了各派之间思辨的力度和斗争的暴烈性，以至使两派达到无法调和的境地，使政治斗争演变成为人们的感情而不是理智所左右，在大革命中形成一种各派之间无休止的内战式政治风格。如同托克维尔所说：“当我考虑这个民族本身时，我发现这次革命比它历史上的任何事件更加惊人。它在行动中如此充满对立，如此爱走极端，不是由原则指导，而是任感情摆布。”（注：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41页。）
正是法兰西民族中隐藏着这种任凭感情摆布、爱走极端的性格，才使大众参与和群众运动同时引发了无节制、无约束、难以驾驭的过激行动，导致了民主秩序和法制的破坏，造成了政局的动荡。可见非理性的群众运动，如果它变得过于剧烈，过于极端，就有可能变成一支无法控制的野性力量，给社会带来严重破坏。
至于法国大革命中出现扩大化的恐怖统治，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大革命刚刚开始，就有人高呼：革命绝不能半途而废。革命本应当踢开一切阻碍前进的绊脚石，坚定不移地进行到底。正是在这一思想支配下，革命集团中的精英分子，一批比一批更激进、更极端、更彻底，终于合乎逻辑地出现了雅各宾的恐怖统治。恐怖本来对革命者是必要的，它也确实保卫和发展了革命的成果。但是，如果滥施恐怖，对持不同政见者一律采用暴力手段，来达到排斥异己的目的，这就变成荒谬了。雅各宾统治的致命伤就在于此， 即便是最亲密的革命战友之间的意见分歧， 他们也只采取一种办法：上断台头，消灭其肉体，从而演出了一幕幕同室操戈阋墙而斗的惨剧，先后处决了吉伦特派、忿激派、埃贝尔派和丹东派的许多代表人物，直到把丹东送上断头台之后，他们还在大声疾呼：断头台工作得越繁忙，共和国就越巩固。于是，雅各宾派的精英们，不仅把断头台继续对准持不同政见者，而且还对准平民百姓，在牧月法令通过后的不到50天里，仅巴黎一地就处死1376人，最多时每天达50人。说什么杀人越多，共和国就越稳固。其实恰恰相反，断头台越忙，共和国越不安宁。他们终于自己酿成了苦酒，制造了悲剧，这些自称最爱国、最革命的雅各宾派精英们最后也被推上了断头台。历史有情亦无情，滥施恐怖者，必被恐怖所埋葬，这是血的教训，也是血的经验，后人不可不记。
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由这两件大事导致了欧洲普遍的思想观念的更新，出现了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成为推动欧洲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同时引起了欧洲乃至世界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的重新较量，使政治格局产生了新的变化。这种新变化表现在：一方面世界整体化步伐加快；另一方面，国际关系从均势论向大国主义演变。
由英国工业革命引起的英国经济现代化，从经济上大大加速了世界整体化的进程，而且英国经济成为世界整体化的主轴，向世界辐射，开创了国际分工发展的新篇章。同时，由于交通通讯工具的革命，为国际分工的扩大提供可靠的物质手段，使商品运往世界各地，由此而加速了世界市场的形成，推进了世界经济现代化。而法国大革命虽然只局限在欧洲，其影响却波及世界，它从政治上推进了世界民主化的进程，播下了民主自由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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