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意志——西方意志论的形态演变、误区及出路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志论文,探析论文,出路论文,误区论文,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历史的客观规律性与人的活动的有意志性、有目的性的关系问题，既是困扰着人类实践的重要难题，也是困扰着历史哲学和意志论的“根本难题”。过去，我国理论界一般只是在批判唯意志论或论述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时才涉及意志，许多人对意志的认识单纯停留在拒斥唯意志论和宿命论的水平上。近年来，有的学者从认识论等角度对意志问题进行了不无意义的探讨，但由于对意志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意志论缺乏深层的历史源流考证与分析，结果导致在诠释和判定意志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意志论时，歧义丛生。因而，如实地考究西方意志论从古希腊到马克思形态演进的内在规律，在凝重的社会历史哲学氛围中把握马克思主义意志论深刻而丰富的内涵及其意义，就成为解决历史与意志问题的中心环节。
（一）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前，唯心主义意志论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始终占统治地位，这些意志论尽管未能科学地解答历史哲学及意志论的“根本难题”，但它们却以各自的方式在不同的意义上对这一难题作出了合理性程度不尽相同的解释。这些意志论形态的更迭，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意志论诞生的必要阶梯。
从意志论史来看，西方意志论肇始于英雄意志论，它主要表现在古希腊及古罗马早期思想家的著作中。正如马克思所说，古希腊民族是“正常的儿童”，它充满着青少年时代的天真烂漫、无拘无束的英雄气概和尚武精神，隆重的奥林匹亚竞技、民主的城邦制度、海上殖民经济以及显示个人才能的辩论术的盛行，产生并强化着希腊民族的人文精神、竞争意识和英雄主义，正是这种心态的升华、凝结为英雄崇拜观念。这种英雄观念与命运意识的经常冲突，造成古希腊民族心理上的强烈震荡，使得“他们有‘什么都不过分’的格言，但是事实上，他们什么都是过分的”（注：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63年中文1版， 第46页。）。
英雄主义意志论源于古希腊神话，它的核心观念是英雄崇拜，主张英雄的意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被马克思称为“哲学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难者”的普罗米修斯是使希腊人形成英雄观念的第一形象。罗马尼亚学者亚历山大·泰纳谢指出：“普罗米修斯——世界文学的第一个主角，他与众神相反，按照自己的思想动机来决定其行动，从而‘自由’第一次成为个人思想和个人行动的问题。”（注：亚历山大·泰纳谢：《文化与宗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4年中文1版， 第13页。）古希腊神话表达了两大观念：“命运”观念和“英雄”观念。它们逐步积淀为希腊人文化—心理结构的原始层面，并构成古希腊许多学者的基本思维框架：一方面是命运的不可逆转；另一方面是英雄的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精神。命运具有铁的必然性，英雄则不失为英雄。英雄与命运的冲突终于升华为意志论的核心问题和根本难题——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关系问题。它孕育了西方意志论的胚芽，规定了西方哲人思考意志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方向，决定了西方意志论的独特起点。受普罗米修斯盗火精神的影响，赫拉克利特第一个提出“火是万物之原”，他主张战争，崇拜战争英雄，夸大个人作用。此后，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虽然以“认识你自己”的警告对这种经验主义个人至上思想提出批评，但他却又以理性主义方式加强了个人的作用，认为“思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柏拉图则以更强烈的英雄气概企图实现权力与智慧的结合，论证了应该由“哲学王”来建立理想的社会。古希腊的英雄主义意志论在亚里士多德所谓“完人”治世的哲学中实现了最富有内容的古代形式。但是，英雄主义意志论还未能将人类历史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加以思考和理解，它基本上没有形成“普世”或“世界历史”等观念；特别是，物极必反，对个人英雄作用的片面夸大，自我观念的极度膨胀，必然会导致其反面；自我的异化和丧失。英雄主义意志论终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自我否定而为神本主义意志论所代替。
神本主义意志论主要存在于中世纪哲学中，它论证了神和人、神和社会、人和社会、天国和尘世等方面的关系，回答了社会向何处去、人类的最终命运如何等一系列问题。作为其首要前提的“神”或“上帝”源于人类社会实践中的两股基本力量：一是人类有无尽的追求并在无限中方能满足欲望的特性；二是人自身和人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社会限制着人类需求的满足，使人不能如愿以偿。这两股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使得人求生存而又认识到死亡的必然；求自由而又处处受到限制。这就必然促使人对自身、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超越——把人和自然提升为神，把社会提升为天国。一旦提升完成，其结果就成了异在于人和社会的对立面，反过来压迫人和世俗社会。神本主义意志论成了宗教的重要理论基础，神理变成了教理，神学变成了宗教，哲学反倒成了宗教神学的婢女。
神本主义意志论主张，人及其意志是由神或上帝决定的，神或上帝的意志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力量：“上帝是万物的尺度”，人只有以上帝为楷模，以天国为理想，靠虔诚的信仰或行为感化上帝，才能获得来世的幸福。神本主义意志论的典型形态是奥古斯丁的上帝意志决定论。它认为，人、人的意志乃至一切存在物都由上帝创造，“宇宙间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任何存在者不是由上帝那里得到存在”；“一切事物都是由那具有至上、同等、永不改变之善的三位一体的神所造成的”（注：《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文1版，第219页。）；上帝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丑、恶是人的自由意志使然而非上帝的创造。
神本主义意志论是欧洲人认识社会、改造社会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它尽管具有许多荒诞不经之处，但却以特殊的方式试图从总体上把握人类历史的合目的性和规律性：其一，它走出了古希腊人狭隘封闭的历史视野，具有某种“世界历史”般的宽广胸怀。因为它将人类历史作为普遍的、源出于上帝的“世界历史”来描绘，不仅追溯了人类的起源，而且通过信仰和启示而达到对未来历史结果的展望（“末世学”）；其二，它把种种历史事件和历史运动归于预先确定了历史过程的“神意”的作用，历史既是合（上帝的）目的的，又是有规律的。当然，这些目的和规律只是上帝的“计划”和“目的”，而个人的兴趣、目的及意志活动，只是上帝借以实现自己计划的“工具”或“手段”；其三，它还试图确立某种理解历史过程的具体模式（如基督的诞生——受难——复活，人的原罪——赎罪——获救），最终将历史理解成由神、上帝决定的历史。鉴于此，神本主义意志论确实为近代意志论进一步探索历史整体的合理性、合规律性，提供了一个潜在的起点和可供利用的“形式”。但是，在这种神学中，上帝创世说及上帝预成论与“原罪说”、“救赎说”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神理变成教理，神学变成宗教，使人们饱尝了自我异化的苦果。神本主义意志论的发展过程，同时也就是它的自我否定过程，它尽管不断地为自身辩解，补缺弥漏，纠偏救弊，但是，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决定了它必然要走向理论的绝路。极不合理的现实生活迫使人们反思了理论，自我的内在冲突终于迫使丧失的自我又在新的躁动中苏醒，社会和生活又使人坚强起来。人，终于重又获得了自身的尊严。
经过文艺复兴对人性的高扬，欧洲学者们逐渐把人的理性推向极端，理性主义意志论取代神本主义意志论而取得了统治地位。理性主义意志论既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及与此相伴随的资产阶级革命密切相关；同时又是理论按照其自身逻辑演变的结果。产生于特殊时代的理性主义意志论面临着特殊的双重任务：一方面要确立人的中心地位，弘扬完整的人性；另一方面，又必须排除上帝的影响。从思维进程的角度来看，人们由中世纪对神的尊重收缩、复归到对个人和人的个性的尊重，同时又由于对个人个性的尊重按照基督教的世界主义的思维方式绵延到对整个人类的尊重；人们由中世纪的那种对天国的向往和追求，收缩到对自我世界的关注与自我实现的追求；同时又由对自我世界的关注与自我实现的追求扩展到对整个世界的关注和世界理想的实现。企图把天国理想变为尘世理想，这是理性主义意志论的一大特征。
理性主义意志论主张理性统辖意志，理性是社会存在、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以休谟的意志论为界，可将欧洲近代的理性主义意志论分为“主观理性主义”意志论和“客观理性主义”意志论两大阶段。自培根、笛卡尔以来，欧洲近代哲学都以高扬人的理性为主旋律，这种理性和我、主体或自我意识结合为一，是与事物、客体、世界相对立的“主观理性”，它既不同于前此的古希腊哲学家所谓的尚无主客观之分的原始统一的理性，也不同于此后黑格尔那里主客观对立统一的绝对理性。从培根、笛卡尔到莱布尼茨都坚信科学理性的权威，并为确立科学理性权威付出了不懈的努力。然而，尽管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初衷都在于高扬人的理性和科学的权威，但是，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等局限，却合乎逻辑地使各自演变成莱布尼茨和贝克莱的宗教神学对理性能动性的否定。近代哲学家们都无法解释认知与意志、情感的真实联系与统一，他们都严重地忽视了人的意志、情感和实践能力，他们所谓理性统辖意志、意志服从和统一于理性，其实只是外在的统一。休谟的情感主义意志论是对这种意志论的一种否定。
（二）
作为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对立中的最后一位哲学大师，休谟对宗教神学和理性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他力图对“人性”进行彻底的探究，以期从人性的高度给理性、情感、意志重新定位，并消除自由与必然的传统对立。
休谟意志论的主要观点包括：①意志是人的一种独特的内在印象。休谟指出，“我所谓意志只是指我们自觉地发动自己身体的任何一种新的运动，或自己的心灵的任何一个新的知觉时，所感觉到和所意识到的那个内在印象。”（注：休谟：《人性论》，商务印书馆1980 年中文1版，第43页。）就性质而言，它是“内在的”，就此可以断定它具有表现人性的本质性意义；就功能而言，它能自觉地发挥自己身体的一切新的运动和心灵的一切知觉。②意志活动必然发生，“自由意志”需具体分析。休谟把物质和意志的必然性归结为人的主观感觉的印象，并认为，必然性“被普遍地承认（虽然是默认的）为属于人类意志的”，“意志的活动是由必然发生的”。（注：休谟：《人性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中文1版，第447—448页。）关于“自由意志”， 休谟独创性地对它进行具体的语义分析。他反对人的行为现象意义上的“自由意志”，反对把意志的自觉自愿性视为没有原因的；他强调，自由意志“在人的行为方面，正如在人的性质方面一样，都并不存在”（注：休谟：《人性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中文1版，第652页。）；同时，休谟明确肯定作为人和自主能力而言的“自由意志”，他指出，“所谓自由只是指可以照意志的决定来行为或不来行为的一种能力”（注：休谟：《人性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中文1版，第443页。），它与必然并无矛盾，而只是与强迫和限制相对立。这样，休谟以自己的方式实现了他所提出的自由与必然的“调和计划”。③情感决定意志，理性指导意志。情感的本性就是最原始的印象或由此派生的反省印象，它具有原始性、无常性。无论从意志作为苦乐感觉的最直接结果或由欲望等情感发动的意义上讲，还是从它受着机械必然性实为偶然性支配的角度看，意志都是由情感决定的，都是一种“情感意志”。理性虽有服务情感、指导意志的功能，但情感冲动本身“本来就能够产生意志的作用”（注：休谟：《人性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中文1版，第451页。），而用不着理性对因果关系的预见和假设作用。就情感与理性的关系而言，它先于理性，“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职务”（注：休谟：《人性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中文1版，第453页。）。④真正的理性与意志、情感不可能发生冲突。休谟认为，通常所谓的理性对意志的影响和对情感的控制，实际上是平静的情感对意志的影响和对猛烈情感的抑制。他指责唯理论的“形而上学家们”片面地只讲理性不讲情感，并用“平静的情感”冒充理性。这样，休谟把理性与情感作了严格区分，他剥夺了传统理性的永恒性、不变性和神圣权威，把非理性的情感推上了支配意志的宝座。
在西方意志论史上，休谟的情感主义意志论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正如杨祖陶先生所指出，西方意志论尽管源远流长，但是，它“只是在休谟以后才从意志对人的实践和认识、存在和发展的意义的角度出发，对意志的本质与作用进行哲学的或形而上学的研究。”（注：杨祖陶：《德国近代现性哲学和意志哲学的关系问题》载《哲学研究》1998年第3期，第14页。）休谟意志论的转折意义表现在：其一， 这种与理性怀疑论相联系的情感主义意志论深刻地暴露了前休谟的西欧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内在矛盾，它是对新的、更高形态的理性哲学的暗示和呼唤。休谟意志论使近代理性哲学中思维（主体）与存在（客体）、自由与必然、社会规律与人的自由自觉活动及理性、知性与意志、情感等内在矛盾都得到了非常深刻的暴露，它暗示出，必须把对知识的哲学思考与对实践、生活、行动、信念、本能等的哲学思考结合起来，揭示知识和行动的原理及其所以有效的共同基础。为此，就必须建构新的、更高形态的理性哲学。此后，康德、黑格尔等人的精致的理性主义哲学都可以视为是对休谟哲学的呼唤的回应。其二，它高扬了人的意志、情感等非理性因素，标志着西方哲学由理性主义向非理性主义转向。休谟以怀疑论为武器，推翻了过去一切从宗教神学和理性形而上学出发的对人的界说。他的“彻底”探究，论证了情感、意志和道德实践不同且高于理性、认知这一人本主义主题，树立了以情感意志为根本的人性主体，并由此确定了自己在哲学史上作为“道德主体”首倡者的地位。休谟的情感主义意志论对自由与必然、动机与效果、人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能动与受动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富有意义的探讨，他先于康德开始了西方哲学主题的人学转向。休谟的怀疑论和情感主义意志论标志着近代早期的理性信念、理性主义的衰落，并预示着非理性信念、非理性主义在未来世纪的“大爆发”。休谟思想对于康德具有重要启发，但康德实际上走着与他相反的道路，他进而论证了人的理性在道德学中超越经验必然性的巨大能动性及其作为真正的人学基础的合法性，他的意志论实为理性主义意志论；此后，费希特和谢林分别沿着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方向推动着意志论的发展。现代人本主义正是把被休谟当作人性的核心并加以知性处理的情感、意志，进行了非理性的或感性的以至于“诗化”的处理，意志、情感等非理性因素被推崇为人的本真存在而具有超越理性的绝对自由。鉴于此，罗素的下列评价并不为过：“整个十九世纪内以及二十世纪到此为止的非理性的发展，是休谟破坏经验主义的当然后果。”（注：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中文1版，第221页。）休谟的意志论及其整个人性论的成败得失，都为后人进一步的人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
（三）
德国古典哲学家大多主张的客观理性主义意志论是受休谟思想的影响并对这种思想的一种否定。他们把近代英法等国的主观理性主义意志论的主观“应该”发展为客观“应该”，认为客观理性决定、统辖人的意志，并支配人与社会的发展。康德认为，意志高于并超越于知识。他把意志看作是“实践的理性”，是有理性的存在者按照现象界规律的“理念”能动地进行活动的能力，“意志是属于理性生命的一种因果性”，“作为实践理性或者作为理性存在物的意志，它必须把自己看作是自由的，也就是说，这样一种存在物的意志只有在自由观念下才能是他自己的意志”（注：康德：《实践理性批判》， 引自《康德文集》改革出版社1997年中文1版，第108页，第110页。），意志的本质就是自由。在某种意义上，康德关于“自然的狡计”思想可被视为解答历史哲学及意志论难题的一次努力。他认为，人类历史作为理性史是不断进步的，但这种进步是通过人性之恶和“社会的对抗”实现的；许多个别的、利己的目的和动机的相互作用与彼此抵消，最终达到超出个别目的之上的普遍目的，而这正是“自然的狡计”的安排。诚然，所谓“自然的狡计”在康德哲学中只是为了说明历史进程的总体合目的性和规律性而提出的一种譬喻式的“调节原理”，他并认为自然真的具有同人类一样的目的和计划，但是，康德探讨“恶”和“社会的对抗”的历史作用，并力图从人的“对抗活动”出发探寻“社会的合乎规律的秩序的原因”，这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康德的意志自由论也具有较多唯意志论成分，它是后来叔本华唯意志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此后，费希特把客观“应该”归还给“自我”，主张“自我”有创造世界的力量（“自我”创造“非我”），这种“自我”创造论沿着主观主义方向为叔本华唯意志主义的确立和发展提供了积极的论证，而谢林哲学则又用客观的“应该”、先验的“绝对统一体”取而代之，他为叔本华意志论从主观主义方向转换到客观主义方向发展铺平了道路并准备好了一切必要的思想要素。
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以“理性的狡计”命题把康德开启的客观理性论推向理论的高峰，他把理性看作自在、自为的东西，社会历史的发展不过是它施展狡计和狡计得逞的过程；黑格尔强调，社会历史的运动规律不应该从人的动机中去寻找，因为无论是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还是真实动机，都不是历史事变的内在原因，人们应该更深一步，探索动机背后隐藏着的动力，正是这一动力推动着人类社会有规律的发展。他主张，存在于人类历史之前的绝对理念的坚定不移的意向，构成了社会历史运动的内在规律，形成了历史从低级到高级不断进步的不竭的内在动力。黑格尔把现实的意志看作绝对理念外化的一种形式，他认为，“意志……是经过在自身中反思而返回到普遍性的特殊性”，是“把自己转变为定在那种思维，作为达到定在的冲动的那种思维。”（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中文1版，第17页， 第12页。）他强调，意志的本质就在于摆脱偶然性的支配，进而把握必然性的自决力量。“按照意志的概念来说它本身就是自由的”（注：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中文1版，第302页。）。任何个人，包括“作为世界历史的个人”都成了理性的傀儡、工具和牺牲品；正是个人的献身，社会才不断地理想化，历史才表现为一个合理的过程。黑格尔意识到了人的活动体现了历史规律，并指出历史过程具有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某种客观必然性，他把西方意志论从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使意志论成为辩证的。据此，恩格斯称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是有发展、有内在联系的人。但是，康德、黑格尔都把“理性”神秘化、实体化，他们对于人的主体能动性与社会历史的客观必然性之间的关系这个关键问题的理解和解释，本质上仍是唯心主义的，远未达到科学的形态。
唯意志论则从另一个角度推进了休谟意志论。它主张意志是世界的本原和人的真正本质，意志统辖理性，它由强调意志的非实体性、活动性而强调个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和毫无节制的绝对自由。其典型形态是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论和尼采的权力意志论。
叔本华是唯意志论的创始人，他提倡生命意志论。叔本华继承并企图超越康德关于现象世界和自在之物世界的分立以及意志高于知识的思想，他的独特之处在于要求超越以主客分立为特征的认识论方式去探索自在之物世界的奥秘，结果认定自在之物是非理性的意志。他赋予意志以本体意义，即“一切表象，不管是哪一类，一切客体，都是现象。唯有意志是自在之物。”叔本华把理性置于意志的统辖之下，认为人的理性是完全服从意志的。只有把人的本质看作意志，“才给了这主体理解自己这现象的那把钥匙，才分别对它揭露和指出了它的本质，它的作为和行动的意义和内在动力。”（注：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中文1版，第164—165页，151页。）在他看来，意志的本质是盲目的欲望和永不疲倦的冲动，其基本点就是求生存、求生命，正是这种生存意志、生命意志构成了世界的本质。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决定于这种非理性的、偶然的、不可捉摸的意志，并且只有作为自在之物的意志本身的行动才是自由的，而人直觉到自己作为意志本身的唯一的行动就是否定意志这个行动。换言之，生命本质上就是痛苦，而摆脱痛苦的唯一方式就是禁欲，即否定意志，达到“无欲”境界。这样，叔本华另辟蹊径，首先实现了意志论研究的非理性主义转向。尼采更加强化了叔本华的意志主义，他反对把意志世界当作超出现象世界之外的自在之物的世界，而认为意志即存在于现象世界之中。他虽然肯定人的本质的意志，但认为这不是一种超验的本质，人的本质即存在于人的具体的活动之中；尼采不同意叔本华把生命意志归结为单纯地追求生存的意志，认为生命意志并不是消极的、被动的、盲目的，而是积极的表现、释放、改善、增长自在的生命力的意志，即“权力意志”。由此，他把唯意志主义改造成为一种主张漫无限制地进行自我扩张和诉诸行动的“实践哲学”。尼采主张，权力意志是人的一切认识和行动的动力和标准，是人的最高本质，也是世界的最高本质。“这个世界就是权力意志——岂有他哉！”（注：尼采：《权力意志》引自《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93年中文1版，第19页。）他认为， 世界的历史就是权力意志的永恒轮回，世界的图景就是权力意志有永恒轮回中的各种表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不在彼岸世界，而是在现实世界。尼采抛弃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态度，认为生命应当超越当下的生存状态，成为超人；应当站在超人的立场上重估一切传统价值。这种权力意志论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费尔巴哈对唯心主义意志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他提倡直观唯物主义意志论。费尔巴哈特别强调意志的生理基础和对象性特征：“人的意志是以身体为基础的，并且它只是意志与大脑、神经、肌肉的亲密的和秘密的联系的鲜明的表现。……意志乃是一种执行权；然而我之所以能够执行我所能愿望的活动，这是因为我的活动是以我的大脑和我的机体为基础的”。他认为，“意志是由它所希望的那个对象来规定的；意志面向自己的对象，他沾染对外的色彩和取得对象的本质”；取消意志的对象，就是取消意志本身。意志具有条件性，“意志的基础是由实现希望的可能性和能力构成的。真正的意志，而不是常常同真正意志混淆的幻想的意志，乃是能够实现和相信自己事业的、与自己对象相适应的意志和成熟的意志。”“意志是自决，但自决仅仅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界规定的领域内。”（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中文1版，第511页， 第420页，第421页，第417页，第426页。 ）费尔巴哈从旧唯物主认角度对前此的唯心主义意志论进行了旧哲学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的批判，但是，他只能从客体角度来理解和解释意志，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意志的能动作用。因而，这种具有直观性和形而上学性的意志论并不能真正克服和超越精致的德国古典思辨哲学，它在历史观上同样是唯心的。不过，费尔巴哈的意志论却和前者一起，都成了马克思主义意志论的重要思想来源。
（四）
前马克思的西方意志形态的上述演进，显示了人类社会认识不断深化的历史进程；人类意志论从古希腊到马克思的理论形态有规律的更替过程，也是人们力图从自己设定的宗教关系、各种社会关系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从而获得自由的过程。但是，这些意志论尽管都具有某种历史的合理性，但它们各自都有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从总体上看，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各种旧唯物主义意志论，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但是，由于它们只是从客体的角度来理解“意志”，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意志的能动性；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意志论，它们虽然各具特色地对意志的能动性进行了阐述，但是，由于它们否定了意志的物质基础，因而，它们所强调的意志能动性就只能是抽象的。旧意志论陷入误区的共同理论根源在于：它们缺乏科学的实践观，不能从实践的角度合理地理解和解释意志；它们缺乏唯物辩证的方法，不能准确地把握人的意志的能动性与社会规律的客观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正因为如此，面对现实的生活困境，它们的解释力、规范力和可接受性都显得极其有限。
西方意志论要走出困境，必须实现意志论的现代转向。这个历史性的任务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完成的。他们通过对传统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的批判改造，逐步确立了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使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真正完美地结合起来，并使唯物主义由直观形态发展为“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即“实践的唯物主义”形态。从意志论史看，他们也把人类意志论由唯心主义意志论、旧唯物主义意志论推进到实践唯物主义意志论阶段。这种合理形态的意志论从社会实践的角度理解和解释人的意志，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志、社会意志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基本观点和原则，强调对于自然—人—社会大系统的整体把握，注重个体、群体和类相互之间不同意志的交互作用，并在相互作用的多种社会因素中找出最根本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进而在此基础上全方位地勾画了社会有机体的立体系统结构，合理地解释了意志的起源、本质、特征、功能、意志冲突与融合、意志活动与社会规律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才最终克服了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意志论的狭隘性和片面性，从而实现意志论乃至整个哲学探索的质的飞跃。
马克思主义意志论以深邃无比的理论和方法，科学地解答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关系这一根本难题，它第一次破天荒地揭开了人类历史之谜，并给人们指出了一条从必然王国通向自由王国的现实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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