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全球化依附性难题的破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难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13)03-0036-06
列宁曾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愈来愈迅速地移植到殖民地。殖民地无法摆脱对欧洲金融资本的依附。”[1]34在全球化初始阶段，中国的综合国力和享有的南洋贸易优势与西方国家平分秋色，但由于自误全球化先机，不仅没有成为全球化的东方中心，反而被一步步抛向世界体系的外围，遭遇全球依附性难题。中国被全球化大潮裹挟的际遇，曾让恩格斯断言：“在陆地和海上打了败仗的中国人必定欧洲化。”[2]127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却破解了中国参与全球化的依附性难题，将全球化战略纳入了中国化的发展轨道。
一、中国参与全球化的依附性难题
全球化外围国家遇到的问题，不仅不同于中心国家，而且越是边缘化，问题就可能越发复杂。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遇到的依附性难题，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一)全球资源配置不均衡
全球化的实质是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由于物质技术基础不同，要素的流动性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有很大的变化。新科技革命以前，资本、技术等高级要素的载体是物质生产资料，流动成本高，要素流动性低，中心国家富有的高级要素使其保持比外围国家高得多的资本有机构成，吸引资源、原料、劳力等初级要素由外围向中心国家聚集。在新科技革命的条件下，江泽民指出：“信息资源已经成为与物质资源同等重要的资源，重要作用正在与日俱增。信息高速、广泛传送的特点，使世界形成了一个没有边界的信息空间。”[3]在此基础上，巨额资金可以瞬间变成电子信息，满足了资本对“空间最小化”的需求。跨国公司运用其投资形成的金融管理权，在南北方实行完全不同的发展战略；北方国家进行全球金融操控，南方国家则为全球资本从事实际物质生产活动，形成不均衡的倒葫芦型全球资源配置格局。全球一百多个最大的跨国公司之间资金、技术、管理的合作，占了全球直接投资的大半，并且，跨国公司在中心国家之间的国际融通越来越趋向同一生产部门的强强联合，对国内产业的冲击很小。这种高层次的全球化基本上在中心国家之间内循环，跨国公司通过控股并购挤压东道国企业和产业生存空间来获得巨大的利益。江泽民指出：“在目前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是主要受益者，而发展中国家获益甚少，有的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危险。”[4]474
在很长时间里，中国是中心国家的初级要素供应地和跨国公司的生产基地，少量高级要素进入国内主要是跨国公司为了掌握市场控制权，溢出效应不大。中国没能通过全球化引进外部高级要素，享受全球化的正面效应。除战争赔款等直接掠夺之外，洋行、外国银行、外资公司建立了一条由中国向西方列强输出初级要素的依附性链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成为制造业的“世界工厂”，但我国外贸结构中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比例长期失调，货物贸易中高附加值产品比重过小，加工贸易出口比重过大，这严重妨碍我国通过参与全球化集成要素特别是技术、资本等高级要素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跨国公司逐步突破控股比例限制和转让技术的附加条款，从新建转向并购，特别是收购各个行业的龙头骨干企业，从参股外销转向控股控市，从资金输入到品牌输入，从合资合作到独资经营，企图让越来越多的企业乃至行业形成对跨国公司的依附性。跨国公司在中国企业乃至行业势力的扩大与上述外贸结构相结合，迫使我国依靠劳力、资源和环境成本为国际资本从事制造业生产服务，从而被动适应中心国家后工业化转型的需要。
(二)全球劳资关系不对称
俄国学者库瓦尔金认为：“不对称相互依存”的公式可以成为最丰富的全球化定义。[5]55北方高水平的资本过剩和南方低水平的产能过剩并存，是以劳动力不能跨国流动为前提的。在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金融自由化迅猛发展的同时，劳动力被国界屏蔽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劳动力的跨国流动比资本的跨国流动要困难千百倍。资本越是自由化，它对待劳动力越是反自由化，迫使劳动力在全球化中不得不按照资本的逻辑运转。美国学者研究发现，资本在全球的控制力奠基于对殖民地劳动力的束缚和限制，“从欧洲输入的资本只是殖民地国家总资本的一小部分，总资本大部分以土地形式存在。如果对资本的垄断控制是造成殖民地资本高回报的原因，那必然是因为仅有一小部分殖民地劳动力有足够的技能从事产品制造工作”[6]76。中国是劳动力大国，劳动力与资本的不对称依存给中国参与全球化带来巨大的挑战。鸦片战争后，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刺激下，中国出现许多新型手工业作坊和手工业工场，家庭农业与手工业紧密结合的传统经济结构由原来与自然经济相结合，转而与商品经济相结合。西方资本主义认识到，在保持中国家庭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并使绝大多数劳动力束缚在土地上这个前提下，只要在中国的现代经济领域投入少量资本，就可以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劳动力禀赋不断提高，简单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复杂劳动密集型产业提升，并逐步开放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跨国公司将加工和装配环节等不涉及核心技术的生产步骤进行编码，使之模块化，将这些模块化的生产环节外包给中国企业，而将研发和销售等关键环节置于母国。从事模块化生产的中国企业，能够掌握极其复杂的生产流程，但缺乏独立开发的专门知识和控制品牌的能力。这样，跨国公司严格控制技术转让，造成大量从事模块化生产的中国企业低价竞争，抑制中国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和提升，使中国成为西方金融操控下从事实际物质生产的苦力国家。
(三)全球公共治理不公正
劳动力和资本的不对称依存是由中心国家控制全球公共治理的霸权地位维护的。中心国家先是在全球建立起殖民体系，形成宗主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权势制霸。江泽民指出：全球民族国家体系形成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经济、技术、资金等方面的实力和优势，通过控制国际经济、贸易、金融组织来制定符合其利益的‘游戏规则’，极力主导经济全球化进程。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实力较弱，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不利地位，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4]8。中心国家凭借其在各种跨国家、超国家、非国家的全球性组织内的主要发起人或主要投资人的地位，通过联盟机制掌握实质性权力。在这一过程中，它们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拥有规则的最初倡议权和最后解释权，进行规则制霸。列强最初通过不平等条约剥夺了中国关税自主权，并享有各种治外法权和各种形式的地方性司法权，使中国执政当局无力参与全球公共治理。国民党政府废除一些不平等条约、收回关税自主权后，列强开始由权势制霸转向规则制霸，但南京政府没能主动参与国际规则竞争，听凭中心国家主宰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新时期中国重新融入全球化，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日益衔接起来，但不能不受到西方既定国际规则安排的约束，在此背景下中国建立和完善与国际国内兼容的新经济体制，始终面对被西方化、边缘化的风险和考验。
在全球化进程中，确有一些国家采取适当的全球战略，从外围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心，其中美国的成功最为典型。19世纪30年代美国工业化起步时，依靠出口非农原料处于全球化的外围；70年后已实现了重工业化，进入全球化的中心；再70年后又率先转向后工业化，成为全球化的领头雁。美国的经验和它塑造的全球化模式吸引了许多后来者，克林顿政府的重要政策顾问库普乾曾断言：“全球化就是美国化”[7]。对此，范曾先生一语中的：“化者，入其彀中也，入其牢笼也，成其附庸也。”[8]中国学者认为：“讲全球化由西方主导，并不等于全球化就是西方化，特别是美国化。”[9]267“真正的‘非美国化’是无所不在的民族化或中国化”。[10]13正如著名美国学者德里克所说：“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和历史景况的结合，中国社会是这个景况的地势，但是一个正处于被全球力量改造过程中的地势。毛的马克思主义长期的历史重要地位在于它在结构上包含这个历史形势所带来的问题，这些问题将用政治和理论的结果在全球视野上重铸马克思主义。”[11]69所谓马克思主义适应中国的现实需要，从最深层的理论逻辑来说，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思想路径符合全球化条件下中华民族复兴重构市场、社会和国家结构关系的需要。一个国家的全球化战略，核心在于能否有效利用世界范围内的一切机会，集成全球各种生产要素，培养自身的竞争优势，同时保持对流入要素的国家控制力。中国共产党人把探索中国特色市场化道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集成内外生产要素的体制平台；通过社会整合寻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力，培养吸引外部要素的竞争优势；在国家重建中把党建设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保持对要素流向的国家控制力。[12]
二、实现主题的中国化，促使负面的全球化转向正面的全球化
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叩开中国的大门，并没有使中国社会经济市场化，反而阻滞了传统市场体系的生长发育。主导初级市场发展方向的，主要不是生产剩余多少，而是外资商品的倾销；主要不是交易商品的种类变化，而是参与交易的户数日益增多，市场区域在经济循环中不断缩小，无法形成民族统一市场。传统地方市场成为外国商品倾销盈利，进而投入资源开采行业、攫取初级要素的体制基础，而不具备集聚生产要素和配置资源的功能。中国共产党人通过马克思主义主题的中国化，逐步把市场培育成资源配置的基础，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市场化道路，建立起民族统一市场，为集成国内外要素打造了体制平台，使中国逐步获得全球化的正面效应。
新中国成立前，外资在高层市场的控制力是通过保留地租收益从而阻断民族手工业向现代大工业投资的可能性得到维护的，地主所有制是列强和地主分享农民生产剩余的经济基础。所以，毛泽东说：“中国什么人身上有油水?油水最多的就是农民。日本人打来就是要刮中国农民的油水，蒋介石也要刮农民的油水，还要注意中国将来会有斯科比老先生来刮油水。”[13]319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土地革命，去掉紧箍在传统市场体系上的殖民地性和封建性的双层枷锁，才能促进市场体系的生长发育和功能拓展。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心国家的要素盘剥链条上打开了缺口，革命根据地用暴力阻止了要素外流，但通过市场从西方国家吸收高级要素的设想没有成功，迫使中国转向苏联通过政治途径引进高级要素。为了与苏东国家的政府部门对口对接，新中国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可以获得更直接、更充分的信息支撑，这是让众多西方政治家和学者惊慕的“计划的秘密”，也是中国采取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原因。同时，鉴于苏联式计划经济的计算和管理从根本上来自重工业自身膨胀的需要，因而牺牲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影响民生问题的解决，周恩来指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有一个概括的原则，计划经济，按比例地发展。但是具体的道路根据我们的总路线、总方针，还需要在实践中来发展，把它具体化，要创造自己的经验。”[14]586探索中的正确趋向是寻求一条既通过计划经济体制集中生产要素建设现代工业体系，又在初级市场上发挥价值法则的作用，从而尽可能满足民生需要的发展方式。现代工业体系和初级市场建设为经济体制改革准备了潜在的竞争性市场结构，一旦受到外资刺激和容许利润动机，国营企业、军转民工业、备战工业、社队工业就可以迅速冲破计划体制，形成自由竞争的市场格局。
随着全球化越来越被信息流所引导，高级要素获得了信息载体，流动成本急剧下降，流动性大大提高，全球化越来越表现为初级要素吸引高级要素。这为富有初级要素的外围国家引进高级要素，从而集成内外要素提供了机遇。同时，由于生产要素趋向知识化，计划经济逐渐失去配置资源的优势，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15]16-17“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15]364高效益的现代工业体系和相对活跃的初级市场，为向市场经济过渡准备了前提条件。在现代工业体系的带动和主导下，初级市场的功能不断拓展，从单纯的调剂物质向配置资源的高层市场发展，市场区域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迅速扩大，最终形成民族统一市场。以此为基础，中国“可以从发达国家，从美国、欧洲和日本引进先进技术和科研成果，也可以取得相当多的国际资金”[16]512。美国学者德里克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内涵在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利用全球化所提供的市场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民族利益和社会发展目标，这也是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的最真实手段。[17]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体制平台，在民族统一市场基础上参与全球化，利用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要素储备，从东亚和拉美输入大量农产品、矿产品、林产品和初级产品等低级要素，以低级要素的集聚吸引欧美和日本的资金及技术等高级要素，尽享全球化正面之利。
三、实现主力的中国化，推动自发的全球化转向自为的全球化
外围国家全球化战略的关键是以本国低级要素生成对中心国家高级要素流入的引力问题，在全球趋向市场化的条件下，这种引力取决于资本等高级要素在流入国的收益水平。从美国、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由外围进入中心的经验看，就是要以比较优势起步，根据本国要素禀赋的特点寻求绝对优势，并适时培育竞争优势。我国要素禀赋的最大特点是富余劳动力要素，可以利用低流动性的劳动力要素吸引高流动性的资本等高级要素，但关键是通过劳动力要素的动员和培育，为流入的高级要素营造高效运转的平台，并利用这个平台逐渐扩充和积累中国自己的高级要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主力的中国化，就是从劳动力的社会整合和培育入手，逐步形成中国参与全球化的绝对优势和竞争优势。大量的富余劳动力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难点，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动员了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的主力军，把这个难点化成了优点，在民族统一市场的基础上将传统社会本能的排外力量转变成参与全球化的自觉力量，使自发的全球化转换成自为的全球化。
中国传统生产方式对西方资本的全球扩张进行过强有力的抵抗，但小农经济的抵抗力是一种自发的力量，抵抗的主要是外部生产要素的流入。数目庞大的传统农民在以机会成本抵抗外部要素流入的同时，又不能不成为外国商品的巨大市场，客观上迎合了中心国家攫取国内生产要素的需要，在不对称的全球劳资关系中，中国无力改变资本国家根据比较优势安排的国际分工。毛泽东指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层造成资本主义化，但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就是说，替无产阶级造成了一支最伟大最可靠最坚决的同盟军。”[18]504-505由于无产阶级人数较少，中国共产党需要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寻找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力，把农民作为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主力军，通过租佃农民—个体农民—集体农民的发展路径，冲破土地对农民的束缚，再把零散的个体农民组织起来，建立起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农业生产知识培训机制，以及集体和家庭联合保障体系，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积蓄了规模庞大、保障有力、呼之欲出、出则能胜的产业后备军。马克思提出的资本平均利润率递减的趋势，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出现以前这是铁的规律，在此前提下，全球要素按照绝对优势组合配置才能实现收益最大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全球最大规模的劳动力要素储备，改革开放把这种储备释放出来，形成中国参与全球化的绝对优势，对中心国家的高级要素产生了巨大的引力。西方学者认为：“系统地大量使用劳动力并以此代替土地和资本的做法可以证明这些资源的贫乏。而劳动力的动员和推动方法则反映了意识形态和组织机构的功能。”[19]305马克思看到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劳动力节约对全球化自发的抵抗力，变成了人力资源大国参与全球化赖以制胜的自为力量。
中国学者对外围国家生产函数的分析表明，随着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兴起，要素在一国的边际收益水平与该国的知识内生能力正相关，完全外生的知识投入不可能带来收益递增。[20]284-285因此，在信息流引导全球化的情况下，外围国家对高级要素产生引力的根本在于知识的自主创新能力，单一要素的绝对优势并不能保证外来要素与国内产业的关联度。如同欧佩克国家拥有石油资源的绝对优势一样，中国人力资源的绝对优势只是在全球化进程中有所作为的必要条件，中东的“石油换技术”和中国的“市场换技术”都没能牵动国内产业升级。江泽民指出：“社会财富日益向拥有知识和科技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聚集，谁在知识和科技创新上占优势，谁就在发展上占据主导地位。”[21]329在绝对优势基础上培育综合性、创新性和内生性的竞争优势，才能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引进高级要素，并和本国经济建立紧密的产业关联，以借助全球化之势优化和提升本国要素禀赋。现代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取决于四个基本方面：生产要素中的推进要素；充分的需求；劳资关系的协调；产业结构。[22]164-169相比绝对优势不是依靠自然要素来获得，而是强调劳动力要素质量的提高及国家、市场、社会的协作。信息化的兴起使人力资源代替自然资源，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第一推进要素，这种时代特征使人可以更全面、更直接地利用全球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成果，推动劳动者的知识化。邓小平指出：“这个线不能断了，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15]280“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15]120
从全球化意义上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着眼于世界新科技革命前沿，着力于提高人力资源要素质量，回答了靠什么力量形成竞争优势的问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主力的进一步中国化。江泽民指出：“经济全球化不应仅仅是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更应注重科技知识的普及化。”[23]把人的发展和物的发展统一起来，丰富的人力资源储备保证了科技知识普及化的经济社会效益，降低了研发投入的单位成本和风险，支撑着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全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从整体上不断提高人力资源要素质量，中国劳动力大军将会逐渐摆脱外来资本“打工仔”和“硬苦力”的角色，成为中国参与、利用、矫正全球化赖以成功的主力军。新时期以来，我国吸收外资绝对水平始终保持明显和稳定的增长，保持着外围国家最大东道国地位；从实际使用外资占国内固定资本总额来看，吸收外资的相对水平却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大国，这说明外部要素的流入激活了国内要素，生长出全球竞争中一支强大的自为力量。与日本、印度由于外需内需不配套降低了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防范能力相反，中国采取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相统一的产业升级方式，从工业化中期及时转向新型工业化道路，依靠民族统一市场的世界兼容性成功抵御全球化的风险和危机，在全球化进程中先求所在、再求所有，先求其有、再求其优，凭借日益增强的竞争优势调剂和利用全球生产要素。
四、实现主体的中国化，引领单向的全球化转向双向的全球化
在中心国家看来，全球化就是全球自由化，外围国家的政治系统西方化、买办化，单向接受中心国家的秩序安排。如俄国学者所说：“其他国家与其说是全球化的主体，不如说是全球化的客体。”[5]20全球化浪潮冲断了传统中国“家天下”的统治秩序，政治系统和社会系统分离，要求执政者重新作出政治定位：或者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成为参与全球化的领导核心；或者囿于一家一族、一党一派的既得利益，沦为“洋人的朝廷”、“洋人的政府”，表现逆中国化的趋向。全球化具有客观必然性，在全球化进程中从外围进入中心则需要主体能动性。在市场和社会力量发育不足的情况下，中国需要一个广泛群众性的强大政党，以之为主体进行国家的重建和发展。中国的先进分子以俄国为中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共产党，但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在共产国际和苏共“左”的指导下充当世界革命的急先锋，而是逐渐实现自身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中国化，依靠雄厚的政治资源和社会动员能力，把中国塑造成“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国家。[15]329在旧中国被迫开放的全球化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以暂时的不开放拒绝西方的全球化安排，第一次获得足够的资格参与全球大国博弈，在此前提下又实行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化主流。我国台湾学者温恰溢认为：“毛泽东所开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与其客观的历史条件相关……19世纪的中国，正是列强以帝国主义形态的资本主义强迫将中国推进世界史的过程，而马克思主义则是作为抗拒中国进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股对抗的力量。因此，有别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由于中国仍保有独特的历史特征，因此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有着另一项重要的功能，即是许诺了中国民族从资本主义霸权中的解放，并以主体而不是客体的姿态走进世界史。”[24]
如果说全球化进程中物质流的紊乱要靠国家强制力限制要素流动性，那么信息流的紊乱则需要在国际规则制定和执行中施加国家控制力。全球化绝非极端全球主义者所说的“解国家化”，外围国家引进高级要素是客随主便、为我所用，还是引狼入室、喧宾夺主，关键看能否对生产要素的流向保持国家控制力。全球化在形式上表现为“化”出一套国际规则体系，在全球化进程中谁“化”谁，就是谁运用规则制定和执行权约束谁，这反映一国把外部要素内部化的能力和艺术。邓小平说：“只能是看着美国人的脸色行事，看着发达国家的脸色行事，或者看着苏联人的脸色行事，那还有什么独立性啊!”[15]311要改变中心国家单向的全球化秩序安排，必须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参与国际规则竞争。江泽民指出：全球化可以有两种发展趋势，一种是有效而公正地配置世界资源，促进各国生产力的发展；一种是任凭它按照不合理的规则运行，进一步加剧世界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25]522当今世界真正的“文明的冲突”，是中国平等合作的全球化理念及国际规则诉求与西方国家单边主义的全球化理念和规则制霸间的摩擦及对抗。这种冲突的基本方式就是国际规则竞争。一国的国际规则竞争力取决于国内强势利益集团对社会的整合程度以及民族统一市场的规模和开放程度，前者决定国际规则与国内制度的兼容性，后者决定国际规则设计对他国的影响力。中国共产党利用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政治优势，进行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整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整合进统一的国家制度，使之对国际规则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同时，中国共产党依靠基层组织系统和民主集中制，可以有效克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容易产生的地方主义和部门主义，建设开放、有序的国内统一市场，使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的大国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使规模效应和竞争机制并行不悖，避免了中小国家民族市场垄断和竞争相冲突的两难困境。由此，中国对国际规则的诉求和设计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邓小平指出：“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15]35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主体的中国化，通过政党国家参与国际规则竞争，改变了单向接受全球化秩序安排的境遇，逐步实现与全球化中心国家的双向互动，能够在国力较弱的情况下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参与全球化，把中国引上了和平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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