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日本：邦交正常化与关系正常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中国论文,关系正常化论文,邦交正常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回顾这些年来两国关系曲折发展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事实，那就是：邦交的正常化并不等同于关系的正常化。而关系的正常与否，不但决定着邦交的质量，而且影响着邦交的走向。因而，邦交正常化以后，能否真正实现关系的正常化，就成为具有实质性和决定性意义的事情。35年来，中日关系可以说是在一种极不稳定的状态下走过来的。直到今天，这种不稳定状态仍在继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状态？它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今后的发展趋势如何？本文拟对以上三个问题进行分析。
一
我们把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过程作为参照系，来考察复交前后两国关系的实际发展状况。
首先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新中国与日本实现邦交正常化用了23年时间，可以说其过程是十分艰难的，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历届内阁在中日复交问题上的立场可谓一脉相承，从无改变。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政府就开始争取与日本实现邦交正常化。但日本吉田茂内阁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对中国政府的复交努力不予回应。吉田茂在1951年12月24日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信中强调日本重视与台湾蒋介石政权的关系，并信誓旦旦地表示：“我可以向你保证，日本政府无意与中国共产党政权缔结一个双边条约。”① 继吉田内阁之后上台的鸠山内阁时期，中国政府继续为复交进行积极的努力。1955年7月到11月间，多次通过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向日方发去外交部声明和照会，表示欢迎日本政府派团来华举行会谈。周恩来总理在会见日本朋友时多次讲过：“北京机场向日本现任首相开放”。在1955年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和1956年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再次建议中日两国政府就邦交正常化问题进行商谈。但是，对中方的外交努力，鸠山内阁断然拒绝，表示日本在外交问题上“必须和美国协调一致”，“要视联合国，特别是同美国的关系来决定”。②
在接下来的石桥湛山、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四届内阁中，历届内阁均继承了前任内阁拒绝复交的立场，特别是岸信介和佐藤荣作两届内阁甚至变本加厉，顽固的态度和恶劣的手段均超过了以往历届内阁。
1957年6月，岸信介这个曾被远东国际法庭审判入狱的日本甲级战犯，出狱后再度积极参与日本政治活动，在担任日本首相后跑到台湾会见蒋介石，大谈对台湾当局所处的困难状况不胜同情，声称要进一步加强与蒋介石政权的合作，以便推翻中国共产党政权，“恢复大陆的自由”。他向蒋介石明确表示“日本的保守政权决不采取容共或中立的立场”。③ 在此前的日本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岸信介也以同样的调子大谈台湾国民党政权“是整个中国的合法政府”，根据日台条约应保持与台湾的“正常邦交”等等。
池田勇人内阁后的佐藤荣作内阁更加顽固地坚持只承认台湾，拒绝承认新中国。1964年11月，佐藤内阁的外相椎名悦太郎在国会发表外交演说称，为了承认中共在联合国的代表权而驱逐台湾国民党政权，“这决不是解决问题的妥当办法，我国一贯反对这样的决议，政府现在仍然坚持这一态度。”④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1971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就达25个，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已成为国际舆论的主流，美国迫于形势也不得不开始考虑调整对华政策。然而佐藤内阁却一意孤行，当年7月回答在野党咨询时仍坚持说，对于废除“日台条约”、从联合国驱逐台湾政权要持慎重态度，声称日本必须“恪守”对蒋介石政权的信义，不赞成用中国来代替台湾国民党政权。他还说：“只要北京不放弃对台湾的要求，日本就不能承认中国。”⑤ 当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提案，台湾国民党政权被驱逐出联合国。然而佐藤内阁仍负隅顽抗，在12月31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继续叫嚣和鼓吹两个中国。⑥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了联合公报，两国关系发生了重大转折。这次“尼克松冲击”震撼了日本政府，迫使其在中日复交问题上的立场发生了180度转变。当年7月，田中角荣内阁取代了佐藤内阁。田中内阁一上台，就以闪电般的速度着手中日复交工作。9月25日，田中角荣首相率日本政府代表团访华，9月29日，《中日联合声明》在北京签署，从此中日两国之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这一天，距佐藤内阁下台仅仅85天。从佐藤到田中，日本政府在邦交正常化问题上，其立场变化的幅度之大，速度之快，到了令人惊异的地步。
中日复交的艰难过程表明，在日本政府敌视中国的情况下，发展两国关系是十分困难的。尽管如此，到复交为止的23年间，两国关系虽然没有官方的支持和制度保证，但是非官方往来始终没有中断，有时还十分活跃。
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日本友好人士就成立了日中友好协会。该协会在成立宣言中说：“过去给两国人民带来不幸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受了领导者阶级的愚弄而形成了错误的中国观。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把这种错误的中国观扫除干净。我们希望全中国人民给我们最大的援助以建立正确的两国关系”。宣言还说：“可以预料，我们运动的发展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各种困难，我们必须勇敢地克服这些困难，顽强地奋斗到底”。⑦
在政治、经济、文化、体育、教育、科技、卫生等各个领域，两国之间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广泛交流，包括互派代表团、举办展览会和博览会、出席座谈会、组织文艺演出和联欢活动等等。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往来有：1952年6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北京召开亚太和平会议筹备会，中国也向日本各界人士发出了邀请。日本的高良富等三位国会议员冲破重重阻力，绕道欧洲来北京出席了筹备会，从而拉开了日本人士访问新中国的序幕。8月，在东京召开了选派日本代表的大会，来自日本各地的480名代表候选人参加了会议。大会最后选出了以日中友协会长松本治一郎为团长的60人代表团。但吉田内阁百般阻挠，拒绝签发护照。代表们到外务省举行静坐示威表示强烈抗议，遭到暴徒袭击，造成流血事件。尽管如此，仍有14名代表不顾艰难险阻，来到了中国。他们有的是绕道欧洲，有的是驾着小渔船偷渡出港，在海上颠簸漂流，历尽千难万险才到达中国。
1954年10月，中国派出了以李德全为团长、廖承志为副团长的红十字会代表团，这是新中国派出的第一个访日团体。此外，以梅兰芳为团长的中国京剧团、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学术考察团的访日，都在日本引起了热烈的反响。1955年10月，在日本东京首次举办了中国商品展览会，近70万人前往观看；次年10月，在北京举办了日本商品展览会，有125万人前往观看。
中国政府对与日本之间的交流往来十分重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多次接见日本来华人员。1965年6月，中国政府邀请日本41个团体的500名青年来华参加中日青年大联欢。但佐藤政府百般阻挠，拒签护照，日本青年不得不化整为零，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分几批来华，每到一批，都受到中国政府的热烈欢迎和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由于日本各届内阁在对华政策上执行的力度不同，使两国关系的发展呈现出时好时坏的状态。在石桥、鸠山、池田内阁时期，两国关系的发展相对顺利，几度出现了民间友好往来的小高潮。而在岸内阁和佐藤内阁时期，两国关系则受到严重干扰，多次发生拒绝中国代表团入境、侮辱中国国旗、纵容暴徒对中国经贸展览会进行捣乱和破坏、袭击中国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打伤中国工作人员和常驻记者等恶性事件。
邦交正常化以后，两国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各种交流有了制度保障，在人员的往来方面也减少了许多人为障碍。人们期待两国关系将随着邦交的正常化而自然升温，并保持长期稳定的发展。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复交后的6年间，渔业、海运、航空等协定虽然最终得以签订，但进行得相当困难。特别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可谓一波三折，由于在反霸问题上两国迟迟不能达成共识，谈判一拖再拖，直到1978年8月才最终签署，10月互换批准书，正式生效。这时距1972年9月复交声明中表示要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算起，已经整整过去了6年，经历了田中、三木、福田三届内阁。
邦交正常化以后，由于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两国关系出现了几次高潮。比较大的有两次，一次是在上世纪80年代。应中国政府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于1984年来华参加中日青年大联欢。来自日本47个都、道、府、县的青年代表，分别在上海、杭州、南京、北京、西安和武汉等六个城市，同中国青年举行湖上联欢、篝火晚会、游览名胜、畅游长江等各种形式的联欢活动。还举办讲演会、座谈会，交流对中日关系的看法，表示为中日友好而努力的决心。大联欢规模宏大、盛况空前，代表团所到之处无不掀起友谊热浪。分手时两国青年依依不舍，挥泪惜别，其场面感人至深。1984年夏天被称为中日关系“两千年历史上最好的时期”。⑧ 另外一次是在上世纪90年代。经过中日双方的艰苦努力，排除了国内外种种干扰，终于在1992年10月，实现了日本天皇访华。这是在中日两国两千多年交往的历史上，日本天皇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由于天皇在日本国家政体以及日本人心目中的特殊地位，天皇访华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在华期间，天皇多次发表了热情友好的讲话，表示：“此次我们访问贵国，如能作为一个契机，使以此友好纽带联结在一起的两国国民作为良好的邻居向着未来共同迈进，我将感到十分高兴。”⑨ 天皇访华把中日两国关系推向了高潮。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两国关系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日趋明显的下滑和降温、直至结冰的趋势，并未因这几次高潮的出现而有所改变。
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以首相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这是日本政府首脑战后40年来第一次既以现职首相的公职身份又在日本战败投降日这一天参拜供奉有日本战犯的靖国神社。也就是说，在身份和日期这两个敏感点上第一次同时实现了双突破，这一举动给中日关系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此后，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恶性事件不断。大臣、议员的失言、失态，教科书问题，美化侵略历史、为战犯翻案的各种官方、半官方、民间机构一个接一个成立，活动一个接一个举行。到1990年代，两国国民的相互感情已经由原来的好感占主流变成了恶感占主流。进入21世纪，情况更加严重，2004年日本对中国有亲近感者所占比率减少到37％，2005年只有32％左右。⑨ 恶化两国关系的事件时有发生。小泉内阁自2001年上台后，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抗议，年年参拜靖国神社，继中曾根之后，在复交后的参拜史上又创下了新的纪录。不仅如此，小泉还扬言，参拜与否是日本的内政，其他国家无权干涉，日本要有独自的立场，不能让中国牵着鼻子走。小泉的一意孤行使战后中日关系跌到了谷底。小泉内阁当政时期被看作是复交以来中日关系的“结冰期”。
2006年安倍内阁上台后，开始谋求改善两国关系。随着安倍首相上任当年的访华，以及翌年温家宝总理的访日，两国关系有所回暖。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复交前后的中日关系既有很大的不同，也有相同的地方。邦交的恢复与否，与两国关系的发展平稳与否，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虽然邦交的恢复使两国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得以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展开，使中日之间在各个领域的往来无论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与复交前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动荡起伏也在另一种意义上继续，甚至出现了“最好的时期”和“结冰期”交错出现的大起大落现象。可见，左右中日关系实质性走向的，并不是两国间的邦交是否已经恢复，而更有深层次的原因。
二
那么，导致中日关系长期动荡不稳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让我们循着日本近代以来所走的道路，以日本国家目标的确立和实现为线索，去寻找问题的答案。
19世纪后半叶，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初创了资产阶级近代民族国家。面对资本主义列强群雄角逐、弱肉强食的世界形势，日本很快就把效法欧美，跻身列强确定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这一目标在亚洲，就是要征服中国，取代中国在历史上作为亚洲中心的大国地位，进而以亚洲霸主的身份称雄世界。明治以来，日本一直把中国问题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战后日本政界的重量级人物吉田茂在总结日本近现代历史的经验教训时，得出的结论是：“我国日本外交的中心，在明治年代自不待言，即便进入大正、昭和年代也还是中国问题和对华政策”。(11)
日本在明治时期确立的、以征服中国为目标的大国战略，成为近代以来日本对华关系的出发点。从明治时期开始的武力侵华，是日本大国战略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日本对华关系的基本特点是，把中国作为它殖民掠夺的对象。
在明治时期，日本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对华战争——甲午战争，以及第一次围绕中国问题与列强之间的大战——日俄战争。甲午战争的结果，日本不仅仅是获得了第一批海外殖民地台湾和澎湖列岛，更重要的是，第一次与中国交手的结果，使它彻底消除了对这个亚洲巨人的敬畏，从此在征服中国的道路上，开始了它居高临下、恃强凌弱的殖民掠夺。在夺取了台湾后，日本驻台湾第二任总督桂太郎建议伊藤博文首相以台湾为跳板，进一步扩张，他在意见书中说：“经略台湾不应局限于台湾境内，而应确立更大的对外进取的政策。……倘若不采取进一步控制支那海、接近中国南部沿岸、与南洋列岛往来，据台澎之地以扩张国势之策，定遗百年之憾。……如欲乘风云而以伸张国势为计，则应预先准备。此准备并非他指，乃把中国南部福建一带归我所有。……台湾之地势，不独对中国南部，更是对南方群岛伸张羽翼的绝佳位置。”(12) 日本夺取了台湾后，把它作为对外战略全局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作为它进一步向东南亚扩张的“南进基地”。在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以前，日本在台湾设立了“国策会社”——台湾拓殖株式会社，从军事和战略需要出发从事多种经营活动，同时在财政上分担日本所需军费。台湾在日本对外扩张的政治、经济、军事诸多方面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成为日本大国战略中的一颗重要棋子。
当日本在对华扩张途中遇到了沙皇俄国这只拦路虎时，它不惜倾其国力，与沙俄背水一战。1905年日俄战争的结果，日本从沙俄手里夺得了中国辽东半岛的租借权以及长春到旅顺间的中东铁路及其相关权益。辽东半岛租借地面积达3462平方公里，拥有大连、旅顺不冻港，日本把这里设为关东州。1906年又成立了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实际上行使着类似于国家机关的职能，拥有行政权，同时还兼营港口、矿产、炼铁等等，是日本最大的康采恩。对俄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增强了挑战列强的信心。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趁火打劫，从德国手里夺取了在中国山东半岛的权益，军事实力进一步增强。一战结束后，日本成为世界五大海军强国之一，在列强角逐中大有后来居上的势头。其东洋霸主的帝国梦，似乎正在一步一步变为现实。
自1931年起，为争夺中国东北乃至全中国，日本与英美特别是美国的矛盾急剧升级。日本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宣称：“美国由于欧洲大战而成为西洋文明的冠军，日本也正在成为东洋文明的冠军，但是世界大势总归要合为一个体系，那么其中心到底是日本还是美国？只有靠世界大战来决定了。”(13) 其独霸亚洲、称雄世界的大国梦可谓表露得淋漓尽致。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太平洋战争，这一时期是日本战前以征服中国为核心内容的大国战略的巅峰阶段。这一时期，日本不但占领了中国几乎所有的重要城市，而且在东北三省用刺刀炮制并维持了傀儡政权满洲国。“膺惩暴支”、“扩张国权”、“八竑一宇”、“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等等喧嚣不绝于耳。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中国的顽强抵抗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战斗，日本的武力侵华最终以彻底失败告终。在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的两个历史性文件《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彻底否定了日本武力扩张掠夺的所有地方。《开罗宣言》“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波茨坦公告》宣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至此，觊觎中国半个世纪的“大日本帝国”，输光了它在明治以来历次侵华战争中用武力一个个掠夺来的在华殖民地和特权，一下子又退回到甲午战争前的岛国版图。
二战结束后的冷战时代，是日本大国战略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日本对华关系的基本特点是，把中国视为它独霸亚洲的潜在对手。
尽管日本的侵华政策以失败告终，然而战争的失败并未能使日本统治集团放弃其大国梦。战后，在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中，日本也在美国的直接扶持下从亚洲重新起步，再一次迈向它世界大国的战略目标。但是，在战后开始的新一轮较量中，三个关键因素：日本、中国、国际形势，都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首先是日本自己，由于战败，日本被置于美国占领之下，失去了外交自由；其次是中国，中国已不是近代史上那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第三是国际形势，世界范围的大规模武力对抗结束了，代之以冷战的开始，日本与中国分别属于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战败的大国日本与走上强国之路的新中国之间，在战争结束后形成了一种微弱的平衡，它使得日本不可能再像战前那样居高临下地对待中国，而只能追随美国的全球战略，在冷战的格局下，围绕战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亚洲，与中国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
在战后恢复期，日本一方面利用美国提供的军事保护伞休养生息，恢复实力；另一方面千方百计重新树立起对它今后实施大国战略来说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柱。其具体做法是，重新肯定明治以来的侵华战争，把战争的过程与实施国家目标的过程融为一体，通过肯定战争和战死者（包括所有战犯）向世人表明：战前的日本与战后的日本在建国理念和国家目标上是一脉相承、代代相传的。战后的日本就是要继承战前的精神，继续为实现大国目标而竭尽全力。战争虽然失败了，但战争所承载的“日本精神”不灭，为了重振这种精神，战争刚刚结束，媾和正在进行当中，而日本政要肯定侵华战争的活动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仅以此期间的三届首相为例，战后第一届首相东久迩，在担任首相第二天就参拜了靖国神社。这一天是1945年8月18日，距离日本战败投降仅仅三天。第二届首相币原喜重郎，在担任首相的当月就进行了第一次参拜。第三届首相吉田茂，年年参拜，有时一年之中甚至参拜两次。此后，首相、阁僚、国会议员的参拜成为定例，延续至今。与此同时，对战死者的颂扬、授勋、祭扫活动也陆续展开。从20世纪50年代起，日本政府就开始颁布法律，有计划地为战犯正名，为其家属颁发抚恤金。到1960年代，活动进一步升级，1964年1月7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继续对二战中的战死者进行授衔和授勋。根据这一决定，一批在二战中战死的陆军大将、陆军司令官、海军大将、舰队司令官等重要战犯，被授予通常只有大臣级人物才能得到的“勋一等旭日大绶章”。1971年7月，厚生省制定了“海外慰灵碑建设纲要”，开始在各地建立“慰灵碑”，供吊唁和祭扫之用。
最能够检验日本战后在对华关系上的真实立场的，莫过于它对台湾的态度。由于战后东亚地区政治地图的变化，特别是日本昔日“利益线”上最重要的环节朝鲜半岛北部、中国大陆，都已从战前日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变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因而日本把台湾地区看作是它重整大国战略的必争之地。对日本来说，从长远的战略利益考虑，若能确保台湾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存在，台湾就变成了进可以觊觎、退可以暗中操纵东亚地区少有的一步活棋，这对日本实现领导亚洲、称雄世界的大国梦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如果说战前台湾是日本对外战略全局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那么，战后台湾地位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战前。20世纪50—60年代，日本因其被占领者身份所限，不敢公开与美国争夺，只能跟在美国后面高喊：决不能让台湾落入共产党中国之手。在这一点上，日本与美国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1970年代，当国际形势的发展使日本不得不考虑与中国恢复邦交时，对中国提出的与台湾断交、只承认一个中国的复交前提，日本可谓费尽了心机。在复交谈判时，日本强调与台湾缔结的“日台条约”是经过日本国会批准的，日本作为条约当事国有责任遵守条约。假如完全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即承认“日台条约”“非法、无效，应予废除”，就等于日本政府欺骗了国会和国民，因此日方不能同意将废除“日台条约”的表述直接写进联合声明。另外，在联合声明中，对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中国政府的立场，日本也避免直接使用“同意”或“承认”这样的表达方式，而仅仅用“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这种含糊其辞、可以做多种解释的表述，给日后在台湾问题上伺机转守为攻预留了空间。然而，不管日本的外交辞令表达得多么曲折和隐晦，都无法掩盖它在台湾问题上的真实立场，包括散布“台湾归属未定论”；鼓吹“修复日台关系”；一再允许台湾政界上层人物以官方身份访问日本；发展与台湾的实质性关系；在一切有关台湾的重大事件上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心”和强烈反应，等等。特别是以日美同盟为背景，不断出台“周边事态法”等一系列相关法律，越来越露骨地把台湾摆在其东亚战略的棋盘之上，试图使台湾像战前一样成为其任意摆布的一颗棋子。
经过战后40年的恢复和发展，日本综合实力大为提高。走出战败的阴影，翻开历史新一页的欲望日渐强烈。1983年1月，中曾根内阁提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强调今后要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加大日本的发言权，不仅要做经济大国，还要做政治大国，“要把日本列岛建成不沉的航空母舰”。(14) 这是又一次对全体国民进行思想和精神的总动员，它旨在彻底告别战后屈辱和无奈的蛰伏期，“堂堂正正地”向着世界大国的目标前进。其鼓动民族主义和大国意识，提倡“爱国心”和凝聚力的内容，与太平洋战争前日本政府在全国发起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政府在学校教育中更加注重培养国家意识。战前要求各个学校在入学式和结业式上升“日章旗”、唱“君之代”的做法，这时又被重新提了出来。1990年7月到1991年7月，文部省对全国所有的公立学校“升国旗”、“唱国歌”的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是总体上贯彻了文部省的意图。小学校1985年在入学式上“升日章旗”的占89.9％，1991年增加到97.8％；中学的情况是，1985年为90.2％，1991年为97.4％；大学的情况是，1985年为81.3％，1991年为91.6％，均有大幅度增长。(15) 1988年5月，多次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失言”的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在“支持奥野发言的国民集会”上大讲：“今后的日本已具有世界领袖的地位，世界领袖已不能由美国一国担任。”他还别有用心地说，日本要想取得环太平洋经济圈的领导地位，就必须要对中国说“不”。他还针对中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对日本错误言行提出抗议一事回击说：“堂堂日本，是不能够一听到对方大声说话就不敢作声的”。(16) 这一时期日本流行的口号有“普通国家”、“国际国家”、“政治大国”、“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世界上堂堂正正地前进”，等等。
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新的时代，这是日本大国战略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日本对华关系的基本特点是，把中国视为它实现大国战略的障碍和威胁。
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三个关键因素：日本、中国、国际形势，再次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是日本自己，日本在冷战结束、美苏搞意识形态对抗的格局不复存在的情况下，以其GDP占世界第二的经济实力、一流的科学技术水平以及日美同盟的强大军事后盾，成为东亚地区的重要势力。
其次是中国，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迅速上升的同时，坚持走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昭示了与日美截然不同的价值观，从而再一次被日本视为对手，而且已不是冷战时代的一般对手，而是正在走向东亚政治舞台中心、对日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构成正面威胁的强大对手。
第三是国际形势，它既不同于以武力争夺为主要手段的热战时代，也不同于以意识形态对立为主要特征的冷战时代，这是一种兼有热战和冷战二者特点的新的斗争格局，我们称之为温战时代。(17) 这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之间更为复杂、更为激烈的较量；是伴随着国际经济相互依存度的不断加深而出现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短兵相接。其核心内容是国家利益的对抗。围绕着能源、领土主权、国际市场、国家安全等诸多领域，大国间展开了激烈的利益争夺。它虽然不是热战，但火药味十足，且潜伏着、甚至伴随着某种程度或某种形式的正面冲突；虽然不是冷战，但伴随其中的价值观对抗与冷战相比毫不逊色。
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向世界大国的战略目标发起了全线冲击。当苏联作为日本安全的主要威胁已不存在，而与中国在国家利益上的分歧日见深刻的情况下，日本把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和战略防范的重点逐渐转向了中国。日本新一代政治家小泽一郎说：“中国和朝鲜半岛是亚太地区最大的不稳定因素”。(18) 为了对付共同的威胁，冷战结束后，日美两国不但没有取消作为冷战重要工具的日美同盟，反而对它进行了重新定义，赋予它新的功能。同时将日美同盟的适用范围从亚洲扩大到全世界，其性质从防卫型转向进攻型。这一质的转变，给日本利用美国，牵制和防范中国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可能。1997年9月，日美两国公布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1999年，日本国会参众两院先后通过了新指针的三个相关法案，即《周边事态法》、《自卫队法修正案》和《日美相互提供物资和劳务协定修正案》。其所谓周边事态，包含了中国和台湾海峡。
新指针相关法案通过后不久，日本前防卫厅长官玉泽德一郎访台时明确表示：“如果要用武力解决中台问题”，“就有可能认定为‘周边事态’”，“像1996年的台海事态，美军出动了，日本当然必须要做后方支援，这就是新指针所规定的事态范围了”。(19) 日本前议员平泉涉称：“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是以中国为对象的”，“其中包括台湾和朝鲜半岛北方”，“美国根据《与台湾关系法》，日本根据《日美安全条约》、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来防卫台湾。”(20) 这一时期，为了掌握台湾地区的军事主动权，日本与台湾加强非正式政治军事准联盟关系的大量幕后活动一直没有间断。
为了牵制中国，日本政府大搞价值观外交。安倍首相在上台后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宣称：“与在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法制等方面与日本拥有同样基本价值观的国家强化合作，构筑开放和民主的亚洲”。(21) 安倍上任刚刚5个月，还没有像历任首相那样先访问美国，就迫不及待地决定访问欧洲，成为在北约理事会发表演讲的第一位日本首相。他在访欧的政策演说中说：“北约是与日本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伙伴，应为解决全球课题共同行动”。他极力游说欧洲各国，要求欧盟不要解除对华武器禁运。日本还积极游说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极力鼓吹建立日美澳印“四方战略对话机制”，构筑“共同价值观联盟”和“自由与繁荣之弧”等等。
这一时期，日本在“普通国家”、“国际国家”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打出“国际贡献”论的旗号，积极参加各种国际活动，特别是军事行动，借以扩大其武装力量。正如小泽一郎所说：“冷战结束后，构筑世界新秩序成为世界性课题，日本也要积极参与新秩序的构筑，为此，自卫队作为核心手段是极为重要的。”(22) 日本政府通过一系列立法，千方百计绕开宪法束缚，为扩军和海外派兵制造法律依据。2007年，日本政府把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从此，日本向海外派兵从“副业”变为“正业”。为此制定的相关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其有两项核心内容：1.升格后，部分相关权限由首相转移至防卫相；2.将自卫队在海外的活动升格为“正式任务”。一些重要事项可以不经过内阁会议，直接由防卫相处理。另外，自卫队的装备大幅度升级。过去根据1976年防卫大纲的“基本防卫力构想”，只能装备抵御小规模侵略的基础性防卫力量，而升格后，可以装备远程轰炸机、大型运输机、洲际导弹等进攻型重武器。目前，日本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已经拥有了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军事力量。与此同时，日本与美国联合研发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它的海上防御系统机动性强，覆盖面大，拦截纵深可达中国境内数千公里，活动半径可覆盖中国台湾。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日本自明治以来，无论在哪一个时代，其对华关系的基本立场都不能说是友好的。在热战时代，是侵略和蔑视；在冷战时代，先是敌视后是戒备；20世纪90年代以来，是对峙和防范。这种贯穿始终的非认同关系，构成了近代以来日本对华关系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对于日本越来越锋芒毕露的大国战略举措，以维护地区安全为借口，联合美国、针对中国的一系列军事部署和战略包围，中国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不能不给予高度关注。然而，日本竟以中国的国防建设和军事不透明为由，进一步搞战略升级，从而将中日关系推向了一种恶性循环的可能和危险之中。这就是中日两国之间虽然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却难以建立起信赖关系、更遑论友好关系的深层次原因。
三
既然中日关系动荡不稳是由深层次原因造成的，那么，还有没有可能达成并维持相对平稳的两国关系呢？对于两个发展战略、国家利益、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取向均不相同、而又毗邻而居的地区大国来说，什么样的模式才是彼此相处的最佳选择呢？
放眼世界，当今大国相处有英美模式、日美模式、中俄模式、中美模式，然而不论哪一种，都与中日之间的情况不甚相符。符合中日两国实际需要的“中日模式”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呢？应该是一种“战略平衡”。所谓战略平衡，是两国之间从国家长远和根本利益出发的一种高层次的“和平共处”。是在目标迥异而实力相当的前提下，尊重对方的立场，注意不去触犯对方的敏感神经和外交底线，使两国关系能够在一种理性的、可控的状态下运行。这样的战略平衡对于维护邦交质量、保障邦交沿着积极的趋势发展，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其可能性在于，有许多强有力的支柱作为支撑。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以下两点：
第一根支柱是两国民间永恒的内在需求。
历史上，两国之间和平的往来交流、通商贸易很早就自发地开始了，无论当时两国间的政治关系如何，这种往来都未曾中断过。它从最初的涓涓细流，经过历代的补充和发展，终成滔滔大河，这条大河滋养着两国的民生命脉，促进了两国社会、经济、文化的互动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互利互惠、不竭不衰的源头活水。
在古代，最脍炙人口的官方往来当数遣唐使。它集中体现了古代日本对先进文化的渴求。而事实上，可与日本不畏风涛险恶、19次派出遣唐使船相媲美的，还有一股更大的潮流，那就是当时源源不断地由中国驶往日本的唐朝商船，这是一股民间自发的经贸潮，可以看作是中日两国成规模的经贸往来的开端。这些商船不但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遣唐使船，(23) 而且在功能上也绝不仅仅限于商贸领域，他们还替日本政府运送入唐求学的学问僧，替学问僧携带书信款项，送学成的僧人和留学生返回日本等等。正是有了这些民间商船，使日本在遣唐使停止后，入唐学问僧的来往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还有所增加。这些民间商船的频繁往来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给两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唐朝灭亡以后，尽管中国战乱频仍，政治上极不稳定，但中日之间的商船往来丝毫没有减少。唐亡到宋兴的半个世纪里，中国到日本的商船，据不完全统计，就有15批之多，(24) 其频度较唐朝时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在宋代，尽管两国之间没有正式的官方往来，但民间贸易继续呈上升之势，自发的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也热度不减。许多日本僧人不畏艰难险阻，往来于中日两国之间，他们“望落日而西行，十万里之波涛难尽”。(25) 来到中国后，不但遍访名刹高僧，拜师学法，而且把中国的诗词典籍、佛教藏经等带回日本，出现了以奝然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民间文化使者，使“入宋僧”成为继“遣唐使”之后，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又一个亮点。在元代，两国间发生的武力冲突，除了给两国的民间往来和国家利益造成了巨大损害之外，没有带来任何统治者所希望的结果。
在明代，中断了500年的官方往来开始恢复。但先是明朝政府颁发“勘合符”，对日本官船进行限制，后是日本足利幕府强行中止中日两国通交。但两国经贸往来的内在需求使“勘合符”形同虚设，使足利幕府的通交禁令也不得不最终撤销。
足利幕府之后的江户幕府颁布了锁国令，严禁普通日本船只出海，海外日本人也不许回国，否则一律处以死刑。对来日的外国商船也严加限制。中国的清朝政府与江户幕府之间没有官方往来，但是去日本的中国商船日益增多，有时一年就超过百艘。江户政权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考虑，一方面对来自中国的商船网开一面，一方面又想通过发放“信牌”的办法对中国商船的数量加以限制。这种限制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但实践证明，无论是限制还是锁国，都未能阻挡两国日益发展的民间贸易往来。
日本明治维新后，社会发展水平开始超过中国，从此，中国开始涌现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前往日本寻求强国之道。这些中国留学生对先进文化的渴求丝毫不亚于当年日本的遣唐使，他们不惧战火硝烟，也不顾两国政府间长期的不正常状态，一心只想把对方先进的东西带回自己的国家。
到了现代，随着交通的日益发达和对海外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两国的相互依存度更深，经济互补性更强，双方都已成为对方最大的贸易对象国之一。到2004年，日本对华贸易总额已超过对美贸易总额，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额已达4900亿日元，创历史最高纪录。2005年与前一年相比又增加了19.8％，而同期，其他国家的对华投资却减少了0.5％。(26) 2006年，中日双边贸易额由邦交正常化时的11亿美元增加到2073亿美元，两国友好城市多达233对，人员往来超过480万人次。(27)
历史的发展已充分证明，两国人民要求和平相处，通商往来，相互借鉴，优势互补。这种互利互惠的强大需求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古代恶劣的自然条件未能阻挡，历代官方的限制、战争状态也未能阻挡，反而到头来都不得不顺应这股不竭的源流。那么在当代，客观条件已与古代不可同日而语的情况下，如果有谁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其结果只能是被潮流所淹没。归根结底，是民众创造了历史，决定着历史的发展方向，顺应民心和历史潮流，这就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第二根支柱是两国政府的战略性思考。
从中国方面来说，建国以来中国的对日政策始终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高度重视中日关系，把它看作是当今世界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复交以前，坚持不懈地为实现邦交正常化而努力；复交后，本着积极的态度发展同日本之间长期稳定的互利合作关系。
在处理与大国之间的利益分歧方面，中国政府一贯采取平等协商、和平解决的方针，最典型的如解决中苏和中俄之间关于边界领土主权的争端。在全长4300公里的边界线上，围绕着边界勘定和领土主权问题，中国政府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相互妥协”的精神，与苏联之间经过1964年、1969—1978年、1987—1994年三阶段的边界谈判，确定了除两块争议区以外的全部边界线走向。2001年起，中国政府本着同样的精神，又就尽快解决剩余边界问题与俄国达成共识。到2003年10月，全部解决了剩余边界问题。
在解决同日本之间的各种国家利益冲突方面，中国政府也主张采取同样的方针。近年来，中国又进一步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理论，希望同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共同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2006年3月31日，胡锦涛主席在会见日中友好七团体负责人时说：“中国政府将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日关系”，“将坚定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28) 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4月访日期间，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时说：“我们的目标就是顺应潮流和民心，把中日关系推向新的历史阶段”，“中日两国同为亚洲和世界的重要国家，中日关系的状况对地区乃至全球都会产生重要影响，我们需要以这样的眼光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维护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推进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致力于亚洲的振兴”。(29) 可以说，无论从中国政府一贯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是从当今维护地区和平、构筑良好的周边环境出发，中国都将从战略高度来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从日本方面来说，日本外交一直有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的现实主义传统。战后日本外交的基轴是日美同盟，日美同盟的性质决定了日本外交的基本立场和价值观定位。但是有一点必须清楚，即日本加入日美同盟的目的不是为了美国，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在它认为必要时，它会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而采取任何行动。曾任日本外务省中国课长的浅井基文在评论日本外交的特点时说，日本外交属于“状况应对型”，即“日本迫于某种状况而采取一定的政策和行动，其结果，使最初的状况又发生了变化，变成了另一种状况，这种新的状况又迫使已经采取的政策和行动再一次面临改变”。(30)
仅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中日关系史上，日本根据形势的变化和自身利益的需要，在对华政策上采取急转弯就有三次。
第一次是日中复交。1970年，日本政界有识之士已经敏锐地觉察到国际国内气候的变化，力主对华复交。1970年12月，379名国会议员结成了“促进日中恢复国交议员联盟”，这是一个以恢复日中邦交为目标的超党派组织，参加者有自民党、社会党、公明党、共产党等各党派议员。1971年初，“恢复日中国交国民会议”、“日中国交正常化国民协议会”等团体也纷纷成立，各党派纷纷组团访华。(31) 日本统治集团审时度势，断然采取内阁更迭的办法，大幅度调整对华政策。新首相田中角荣针对日本政府战后一直追随美国搞冷战外交的做法，提出：“战后的东西方冷战格局基本崩溃了，世界正在向和平共存迈进……在这战后体制的转换期，我国的内外政策应该从根本上加以修改”。(32) 在1972年7月19日举行的新内阁成立后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田中角荣说：“中国问题是最大的外交问题”，在几天后的自民党会议上又说：日本“政府要认真慎重地对待这件大事。而且同各友好国家取得联系。但是，有时要采取大胆行动”。(33) 田中内阁采取“大胆行动”的结果，使日本与中国之间结束了形式上的敌对状态，开辟了对华关系全新的历史阶段。
第二次是“八九行动”。1989年中国发生政治风波后，日本政府先是紧跟西方，参加了对中国的集体制裁，但是很快就发现，这样做并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如果一味地跟着西方高唱民主、人权的调子，全面断绝与中国的交往，则不但日本的经济利益将蒙受重大损失，而且有可能影响亚太地区的形势稳定，到头来波及日本。日本政界和经济界的有识之士认为，总是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对日本非常不利，东方人对自由、人权的看法与西方人并不完全相同，如果中国动荡、混乱，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各国将受到影响。日本政府经过认真考虑，决定采取行动尽快恢复对华关系。在法国举行的西方国家首脑峰会期间，日本首相宇野宗佑多方活动，劝说西方各国不要制裁中国。(34) 1989年9月17日至19日，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伊东正义率团访华。25日，日本外务省宣布解除“前往中国的自慎劝告”。1991年1月，日本大藏大臣桥本龙太郎访华，重申日本高度重视发展日中关系。8月10日至13日，海部俊树首相访华，成为自1989年6月西方世界对中国实行“制裁”以来第一个来华访问的国家领导人。海部提出，“在我国对世界和平与繁荣将发挥更大作用之际，从全球的观点重新考虑日中两国的友好关系很重要”。(35)
第三次是安倍破冰。安倍晋三的政治立场素以鹰派著称，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与前任并无任何区别。他公开表示“所谓甲级战犯的说法本身就不正确”，“从国内法的角度来说，他们都不是犯罪者”，“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对殉国者表示尊崇之意，这在哪个国家都是有的”，等等。(36)
但是安倍的鹰派立场并没有妨碍他上台伊始，就努力扭转因小泉的对华外交而陷入僵局的日中关系。安倍在前往中国访问期间向中外记者表示，要扩大中日两国之间共同的战略利益，从共同的战略利益出发去构建互惠关系。要让政治和经济两个车轮都强有力地开动起来，“从而把中日关系提升到更高的层次，构筑解决世界性课题的战略互惠关系”。(37) 安倍的中国之行被称为“破冰之旅”，实现了历史赋予他的扭转日本对华关系僵局的重大任务。
这三次对华政策的重大转折证明，在日本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而确定的国家现实利益面前，什么价值观，什么对盟友的承诺，什么西方世界负责任的一员等等，都变成了次要的、相对的、可变的。每当日中关系走到边缘的时候，日本政府总是紧急调头，这一方面反映了日本外交的现实主义特点和应变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日本政府对日中关系破裂可能造成的后果是有所判断和有所权衡的。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本着一贯的原则立场和对日邦交的战略考量，对日本外交的每一次重大转圜总是给予充分的肯定和积极的回应。两国政府这种高瞻远瞩的战略思考和外交举措，为中日关系实现战略平衡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近一个时期以来，中日两国政府多次共同表示，要以战略眼光来构建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2006年10月8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后，中日两国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公报说：“中日两国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中日关系成为两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推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地持续发展，符合两国基本利益”，“双方同意，努力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实现中日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双方确认，为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应坚持对话协商，妥善解决有关分歧；加快东海问题磋商进程，坚持共同开发大方向，探讨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38) 这种战略共识的达成，反映了两国政府对双边关系重要性的深刻认识，也是两国关系在长期动荡、摩擦、碰撞和冲突的磨合过程中，两国政府对“和则两利，斗则俱损”的进一步认同。
战略平衡并不意味着没有国家利益的分歧，而在于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和处理这些分歧。中日之间的分歧很多，战略平衡就是双方通过平等协商对话机制，根据分歧的不同性质和种类，把实质性的和非实质性的，局部性的和全局性的，核心利益与一般利益，可以让步的与不能让步的各类分歧，在互利共赢的原则下，分别加以解决，而不是使各类分歧相互纠缠和复杂化，进而破坏关系的稳定。
总之，所谓战略性，说到底是一种超越性，超越一切障碍，在国家的根本利益这一点上统一起来，达成共识，维持平衡。中日两国政府都有这样的胆识和眼光，需要的只是持久的行动。
注释：
①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17页。
② 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66年，第320页。
③ 刘天纯等：《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5页。
④ 古川万太郎：《日中戦後关系史》，原书房，1981年，第236页。
⑤⑥ 冯瑞云等：《中日关系史》第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62页。
⑦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86页。
⑧ 天児慧、園田茂人：《日中交流の四半世纪》，东洋经济新报社，1998年，第20页。
⑨ 杨振亚：《出使东瀛》，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131页。
⑩ 天儿慧：《日本人眼里的中国》，范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2页。
(11) 刘天纯等：《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第188页。
(12) 江口圭一：《日本帝国主义史研究》，周启乾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81页。
(13)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への道》资料篇，朝日新闻社，1963年，第96页。
(14) 前田哲男：《自衛隊をどぅするか》，岩波新书，1992年，第85页。
(15) 前田哲男：《自衛隊をどぅするか》，第174—175页。
(16) 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一衣带水》，同朋舎，1989年，第378页。
(17) 参见武寅《热战、冷战、温战》，《日本学刊》2002年第4期。
(18) 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计画》，讲谈社，1993年，第115页。
(19) 刘江永：《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46页。
(20) 刘江永：《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第475页。
(21) http://www.kantei.go.jp/jp/abespeech/2006/09/26press.html.
(22) 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计画》，第119页。
(23) 张声振等：《中日关系史》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56页。
(24) 杨正光：《中日关系简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6页。
(25) 《宋史·日本传》，《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6772页。
(26) 安倍晋三：《美しぃ国へ》，文春新书，2006年，第151页。
(27) 温家宝总理在日本国会发表的演讲，中国新闻网，2007年4月12日。
(28) 《人民日报》2006年4月1日第1版。
(29) 温家宝总理在日本国会发表的演讲，中国新闻网，2007年4月12日。
(30) 浅井基文：《日本外交反省と转换》，岩波书店，1989年，第27页。
(31) ゲル一プ21：《时事问题解说No.113日中关系》，教育社，1978年，第58页。
(32) 田中
栄：《日本列岛改造论》，日刊工业新闻社，1972年，第23页。
(33)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87页。
(34) 田中健二：《天皇と皇帝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と中国》，新峰社，1992年，第111页。
(35) 冯瑞云等：《中日关系史》第3卷，第454页。
(36) 安倍晋三：《美しぃ国へ》，第68页。
(37) http://www.kantei.go.jp/jp/abespeech/2006/10/08chinapress.html.
(38) 《人民日报》2006年10月9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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