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是否提升了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增长质量——来自亚太、非洲和拉美地区的经验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道国论文,非洲论文,拉美论文,经济增长论文,亚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FDI的迅猛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跨境投资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的经济繁荣。Balasubramanyam等（1996）认为，FDI可被视为资本存量、管理经验和相关技术的载体，能够通过多种方式促进经济增长，而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似乎也印证了这一判断。但拉美地区的数次经济危机也反映了另一个问题，即经济数量的扩张与增长质量的提升并不一致，在某些高开放度地区经济高涨与危机的迅速转化屡见不鲜。尤其近年来，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利用FDI规模的不断扩大，过度引资对东道国增长质量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外资依赖”现象严重降低了单纯以数量衡量为主的FDI评价方法的准确性，因而从增长质量层面考察FDI对东道国经济的作用，改进FDI评价方法，准确衡量FDI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FDI流入究竟是否提升了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增长质量？其作用为何在主要引资地区间具有明显的差异？政府因素又在其中发挥了何种作用？本文试图利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PCA）测度亚太、非洲和拉美地区主要发展中引资国的经济增长质量，分别采用静态模型和系统GMM方法检验FDI对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并考察政府因素在其中的作用。 一、文献回顾 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应该是高效率增长模式下稳定、持续的增长，相关研究也主要从增长的效率、稳定性和可持续性3个方面展开。有效要素比例理论（Chenery和Strout，1966）和外部性理论（Caves，1971）认为，东道国可以利用外资弥补资本和技术资源的不足，进而提高经济增长的有效性，但这一过程要受到东道国人力资本、吸收能力和技术差距等多种因素的影响。McKinnon（1973）从“金融抑制”的角度分析了FDI对增长稳定性的作用，认为通过对金融抑制现象的消除，FDI能够改善资源配置，优化产业结构，有效提高东道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Guariglia和Poncet（2008）运用1989-2003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该问题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显示FDI降低了资金供给扭曲造成的成本，并提供资金给那些由于授信歧视而借贷能力不足的公司。但Brukoff和Rother（2007）对新兴市场国家的调查显示，FDI并不像理论预期的那样总是发挥稳定作用，事实上宏观统计数据仅反映了账面投资，MNCs（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新增股本、利润再投资和企业间信用拆借等行为都未能体现，因此可能会造成经验结论的偏差。Smith和Lyles（2003）从知识增长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角度分析了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作用，指出FDI进入东道国能够为当地的知识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带来外部资源，提高当地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Branstetter（2006）对日本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分析发现，日资MNCs与美国本土企业对知识的共享和反馈，加速了当地知识资本的演进与积累。Gittens（2006）就FDI对人力资本的作用进行了经验分析，发现FDI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作用渠道主要包括：FDI对当地教育的支持、对当地人力资本培训的外部性、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作用以及对智力流动的引力作用。 在经济实践中，FDI的作用还容易受到政府因素的影响。Yuan等（2010）利用81个国家2002-2006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政府规模对FDI的影响，发现市场化水平越低，政府干预的作用越重要。在增长效率方面，Candau（2013）在讨论经济自由化对贸易和投资的影响时发现，政府干预水平会影响生产要素流向：在自由化之初可能会导致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出，但达到临界点后则会出现劳动力和资本的回流。这种变化一方面作用于国际分工和资源配置，改变东道国区位优势，影响FDI的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也对要素供给形成冲击，影响当地企业的吸收能力，进而影响FDI对当地增长效率的贡献。对于增长的稳定性，Macelaru（2013）的研究认为，FDI行为并不一定导致双赢结果，政府监管具有决定性作用。在很多情况下MNCs与东道国的最优化目标并不一致，尤其在利润处置上，究竟是汇回母国还是用来追加投资，双方有着截然相反的倾向性。倘若政府干预力度不够，资产转移成本过低，MNCs往往喜欢选择利润汇回，这势必对东道国的国际收支平衡造成很大压力，降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Kosack和Tobin（2006）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分析了政府因素、FDI和增长可持续性的关系，认为在不发达国家中FDI对增长可持续性的作用不显著，政府因素对FDI的作用没有本质影响。此外，政府因素还可能导致投资方式的改变。Kalotay（2012）的研究表明，过度干预可能导致跨国公司的策略性行为，通过中间机构进行FDI输出，这种投资也被称为间接外商直接投资（Indirect FDI）。尽管此时跨国公司实际拥有海外子公司的控制经营权，但在官方统计中却属于间接投资，这种情况在技术上无疑会造成经验分析结果的混乱。 已有研究大多从单一渠道出发分析FDI的作用，对于机制分析而言这种做法是行之有效的，能够大致厘清FDI的作用渠道和政府因素的影响。但是单一指标衡量方法涵盖的信息量较少，无法全面描述经济增长质量的状况，容易造成分析结果的稳健性低下。鉴于此，本文将采用综合指标评价体系测度经济增长质量，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扩展：首先，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指标和增长效率、稳定性、可持续性3个分类指标，为从宏观层面综合考察FDI的作用提供量化基础，避免宏观成本遗漏造成的估计偏误，使分析的结果更加稳健。其次，通过各子样本间的对比，分析了FDI区域间作用的差异及其成因，为开放条件下区域间的差异性增长提供理论解释。最后，通过构建包含政府因素的FDI作用函数，将政府因素纳入计量模型，对存在争议的政府作用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二、研究方法、变量、样本和数据说明 1.模型设定 本文的主要工作是考察FDI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基本检验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Quality是经济增长质量指标，包括综合质量指标Qua和效率Effi、稳定性Stab、可持续性Sustain，由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得到。解释变量Fdi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代理指标。此外，这里还引入了其他控制变量Control，包括增长状况的控制变量Gdppc（经济发展水平）和Trade（贸易依存度），禀赋状况的控制变量Re（自然资源禀赋）、Lr（劳动力禀赋）和Infra（基础设施指标）。 由于经济增长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对前期偏向走势的继承性，因此，在考虑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因素时，这里将其滞后项也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如下：
2.变量说明 解释变量Fdi用FDI净流入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Gdppc用人均GDP来衡量。贸易依存度的计算公式为：
，IM和EX分别为进、出口贸易量。自然资源禀赋用能源产出占GDP的比重来表示：
，其中Res为能源产出，使用当年国际布兰特油价折算成美元。劳动力禀赋Lr用劳动参与率来衡量，为15～64岁人口中参加劳动的人口比重。由于部分样本国家道路和网络指标缺失严重，这里仅使用每百人所拥有的电话线路来代理基础设施指标Infra。政府规模的计算方法为：
，Fin为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3.样本选取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FDI流入表现出明显的地域特点，FDI流入数量较为集中的区域依次为亚太、拉美和非洲3个地区。3个地区的FDI流入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尤其是在资本来源、流入数量、行业分布和进入方式等对东道国经济增长质量有重要影响的方面差异明显。为了分析FDI对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通过对比地区间FDI影响的差异验证前文对影响渠道的论证，同时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齐整性，本文选取1990-2009年亚太、非洲和拉美地区FDI平均流入数量分别排名前7、6、9位的国家作为样本①。 4.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标和分类指标由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得到，基础指标的相关数据和模型中所用其他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联合国数据库、UNCTAD数据库、中宏数据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统计司千年发展目标指标数据库、世界知识产权保护组织专利统计数据库以及弗雷泽研究所（The Fraser Institute）的世界经济自由指数各年度报告。 三、经济增长质量测度 1.测度方法 本文将从增长效率、稳定性和可持续性3个主要方面来衡量经济增长的质量，具体评价体系如表1所示。考虑到在后面的计量模型中所使用的解释变量均为正向指标，这里保持正向指标不变，对所有逆向指标采取倒数形式，对适度指标取离差的倒数⑦。为克服不可通度性问题，首先利用均值化方法对各基础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在此基础上，本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基础指标进行降维，计算得到经济增长质量的各分类指标和综合指标。
2.指标说明 在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标评价体系中需要进行复杂处理的变量主要是资本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这3个变量可以利用相关的GDP投入产出分解得到。分解所需要的数据包括产出、劳动要素服务和资本要素服务。由于资本要素服务没有相应的统计数据，本文使用资本存量代替，由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到，估算方程为：
。其中δ为资本的折旧率，按照现有研究中的惯例，我们将其设定为5%。基年的固定资本存量为：
，
为i国（也区）第t年的固定资本投资。
为1990-2009年各国固定资本投资的平均增长率。 得到资本要素服务的数据后，根据Jefferson等（1992）的方法，分别计算得到各国的资本生产率（GDP/K）、劳动生产率（GDP/L）和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方程为：
其中，GDP代理的是各国的产出；L为劳动要素服务，取各国年平均从业人员数；K为资本要素服务，取上述永续盘存法估计得到的固定资本存量。综合评价体系中的其他指标均可直接获得或通过简单计算得到，这里不再说明。 3.测度结果 对于详细测度结果，由于数据量较大，这里没有一一列出。为了方便进行比较，这里按照地区分组对相应国家的数据求均值，给出4个指标在地区均值水平上的统计结果，如图1～图4和下页表2所示（ap、af和am分别表示亚太、非洲和拉美），足以满足分析的需要。 从表2可以看出，除非洲个别年份外，3个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均呈稳步上升趋势。总体来看，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最高，亚太地区次之，非洲地区最差，非洲地区与其他地区存在较大差距。从提升速度上看，3个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都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的过程，其中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上升最为显著，也最为平稳；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则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非洲地区的提升速度稍逊，但平均涨幅也超过15%。
对于分类指标，从指标水平上来看，亚太地区在增长效率上具有一定优势，非洲地区次之，拉美再次；拉美地区在增长的稳定性上优于其他地区；亚太和拉美地区在增长的可持续性方面非常接近。从指标的变化趋势上来看，非洲和拉美地区的效率指标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亚太地区的效率指标先降后升。3个地区的稳定性指标随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动表现出了较强的规律性波动，其中亚太地区的稳定性波动幅度相对较小。可持续性指标是唯一在3个地区同时实现增长的指标，其中亚太地区的可持续性增长最为显著，非洲地区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水平低于拉美地区，但指标提升的速度明显高于后者。
4.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测度增长质量的基础上，这里对模型所用数据进行了统计性分析，如表3所示。同时为了判断FDI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并对作用机制进行初步验证，我们给出总体样本增长质量各指标与FDI的散点图，如图5～图8所示。 首先观察FDI与经济增长质量的散点图可以发现，总体来看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标与FDI水平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可以预期FDI的作用系数为正。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散点图中存在底部发散现象，在增长质量和FDI的低水平处，数据分布更为分散，可能会对回归结果的显著性造成一定影响。 进一步观察FDI与分类指标的散点图可以发现，FDI与经济增长的效率和可持续性指标表现出强烈的正向相关，但二者的底部发散现象也更为严重，因此可以预期FDI的符号为正，显著性则仍需通过回归进行准确估计。尽管FDI与增长稳定性的分布沿拟合线较为集中，但并未表现出较强的趋势性，二者关系也有待进一步检验。 四、计量结果 1.稳定性检验
由于是长面板数据，这里先进行平稳性检验，分别采用LLC检验、Breitung检验、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4种方法，结果如表4所示。大部分数据均拒绝了个体单位根和共同单位根假设，少数序列的个别检验方法不能够在5%的检验水平上通过稳定性检验，但其他方法下的检验结果可以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因此，综合检验结果，断定各序列均为稳定序列，可以使用序列原始数据直接进行回归。 2.综合质量指标回归 （1）静态估计结果。考虑到样本为长面板数据，综合截面和时期效应，这里使用迭代FGLS，同时控制组内自相关和组间异方差问题，全样本和地区子样本的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总样本静态回归结果显示，FDI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了显著的积极作用，这表明外资进入不仅推动了广大高开放度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而且也有效促进了当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联合项的系数显著为正，但作用系数仅为0.006，说明政府行为对有效利用外资具有积极影响，但整体作用较小。分地区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亚太和拉美地区FDI的作用系数强烈显著为正，说明外资对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与两个地区依靠外资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事实相符合。观察政府与FDI的联合项可以发现，亚太和拉美地区的政府因素在引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积极作用，这可能主要得益于引资经验的积累和外资管理水平的提高；此时FDI系数变为负数，表明剔除政府干预下的间接作用，FDI对东道国增长质量的直接作用为负。比较两个地区间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FDI对拉美地区的影响比对亚太地区更大，这应该与拉美地区较长时期的引资经历和较高的相对外资水平有关。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洲地区，FDI对该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没有产生明显的作用，政府因素的影响也不显著，其原因可能在于以下几点：一是非洲地区利用外资数量较少，未能对当地经济跨越增长门槛产生实质性作用，该结果与图1中底部发散的情况相吻合；二是流入该地区的外资多集中在采掘和初级产品等低端产业，技术溢出和促进产业升级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有限；三是当地基础设施和制度不够完善，限制了FDI作用的发挥；另外，政府管理经验的缺乏也降低了政策引导的有效性。 在控制变量中，总体样本人均GDP水平与增长质量负相关，其作用系数显著，说明经济增长质量可能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有所恶化，其原因可能在于部分发展中国家片面追求经济数量扩张，短视的经济行为损害了增长的质量，这一现象可能更多地发生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子样本中仅非洲地区的结果为负即可大致证明这种判断。贸易指标对总体样本的增长质量没有明显的影响，即使在亚太和拉美这样的主要贸易地区，贸易对增长质量也没有表现出显著的作用。其原因可能在于，当前发展中国家对贸易的关注仍然主要集中于强化比较优势，实现贸易盈余，这类贸易虽然规模庞大，但很难对增长质量产生实质性的作用。如果过于依赖既有比较优势反而会强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弱势地位，不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亚太和拉美地区不显著的副作用即可能反映了这一问题。而对于非洲地区，由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吸引和利用FDI的数量非常有限，对外经贸活动以贸易为主，国际贸易对于当地经济跨越增长门槛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反映在计量结果上，国际贸易表现出强烈的正向作用，其系数大小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约为0.046。
自然资源禀赋、劳动力禀赋和基础设施都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了显著的作用。其中自然资源禀赋的作用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自然资源禀赋越丰裕，越不利于增长质量的提高。该作用的机制在于自然资源禀赋特征往往会造成依赖性的产业结构僵化，能源输出国家的例子即充分反映了这一获得性的“资源依赖”困局。此外，具有自然禀赋优势的国家，无疑对资源寻求型的FDI更具有吸引力，而这种FDI通常对提升当地增长质量并无益处。劳动力禀赋的作用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劳动力参与率越高，越有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这里使用劳动参与率来代理劳动力禀赋，参与率的提高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劳动要素，但不会降低人均福利，因此该结论与预期相符。基础设施的作用系数显著为正，健全的基础设施有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该结果也与现有经济理论相符。 （2）时滞效应。因为本文中FDI的代理变量为流量概念，为了避免遗漏滞后项而造成估计结果偏误，这里我们将FDI及其与政府联合项的滞后一期纳入模型中，进一步考察了FDI与政府因素的时滞效应，结果如表6所示。
回归结果显示，加入滞后项后，对FDI的作用没有显著影响，总体样本中FDI仍然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了强烈显著的正向作用，系数大小为0.023，与不考虑时滞效应时基本一致。在分地区指标中，非洲地区的FDI作用仍然不显著，但符号和大小也基本与静态结果一致。亚太和拉美地区的FDI作用也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加入滞后项前后作用系数均强烈显著，两个地区的FDI作用系数分别为0.033和0.087，与静态结果中的0.031和0.080非常接近。FDI滞后项的作用仅在拉美地区显著为正，在亚太、非洲和全样本中的检验结果均不显著，说明FDI作用不存在明显的时滞效应，当期作用基本可以反映FDI对增长质量的影响。 加入滞后项后，当期联合项的作用有所下降，在全样本和亚太地区的作用不再显著，只有在拉美地区的作用强烈显著为正，作用系数的大小也略有下降。滞后联合项的作用系数在全样本则表现出强烈的正向作用，说明政府对FDI的作用存在时滞效应，东道国政策对FDI的影响需要通过一定的时间才能表现出来。在分地区子样本中，联合项的作用系数在亚太地区和非洲地区不显著，在拉美地区显著为正，说明拉美地区政府因素有效改善了FDI的作用，该结论与静态分析中的结果基本相符。综合比较静态分析中的联合项系数和时滞效应中的滞后联合项系数，可以发现二者的方向和显著性基本一致，因此，滞后联合项基本可以反映政府因素的作用，同时也为了避免结果过于混乱，在后文的分析中将剔除FDI滞后项和当期联合项，主要考虑当期FDI和滞后联合项的作用。 （3）动态估计结果。考虑到增长趋势的内在继承性，将增长质量的滞后项引入模型。为克服内生性问题，这里采用系统GMM方法，进一步对模型进行动态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 全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增长质量滞后项的系数显著为正，前期增长质量与被解释变量间呈现出强烈的正向相关性，表明经济增长质量具有内在的趋势继承性。特别是这里使用的增长质量综合指标几乎涵盖了所有相关的质量信息，因此对下一期增长质量的影响就更为突出。
加入前期增长质量后，个别解释变量的作用有所下降，可能是由于以下原因：一是由于同一地区国家间的相互作用，可能存在组间同期相关，静态估计结果存在偏差；二是系统GMM方法可以使用较多的工具变量，扩展了解释变量的范围，增强了可识别性，降低了第二类错误的风险，也间接说明这里进行动态回归的合理性。 尽管加入前期增长质量后，个别解释变量的作用有所下降，但回归结果与静态结果基本一致。其中，FDI的作用没有发生本质改变，在全样本和亚太地区中的作用系数仍然显著为正，在拉美地区的作用不再显著，非洲地区则没有明显差异。控制变量的作用系数没有明显变化。联合项的符号与静态结果相似，全样本结果的系数明显变小，显著性也有所下降，但仍然适度显著。在拉美地区子样本中其显著性和系数大小均有所提高，这可能是由于政府支出的规模通常具有反周期性，前期增长质量与政府因素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因此，考虑前期增长质量时，可能会导致政府因素的作用发生变动，但作用的符号和显著性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 比较3个地区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FDI显著提升了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对非洲和拉美地区的作用不显著；在滞后联合项方面，拉美地区政府因素的作用明显优于其他地区。这种差异反映了3个地区在引资水平、外资质量、管理经验等方面的差距，对于FDI及政府因素作用差异的具体形成机制，下文将在渠道检验中进一步进行分析。 3.分类指标回归 为了进一步探讨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具体作用机制以及政府因素在各渠道中的作用，我们分别以经济增长质量的3个分类指标为因变量，进行作用渠道检验，并通过地区子样本的比较，分析各地区FDI和政府作用差异形成的原因。 （1）全样本回归结果。作为参照系，表8汇报了全样本的回归结果。FDI对增长效率的作用系数显著为正，印证了图2对二者关系的基本判断，说明外资引入整体上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这与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加速国内技术进程的出发点相一致。但联合项的作用系数不显著，说明相关政策效果并不理想。 FDI对经济增长稳定性的作用不显著，该结论与图3中趋势不明的散点分布相符。说明尽管许多高开放度的发展中国家借助FDI实现了经济的迅速扩张，但增长的波动性较大。联合项系数不显著，表明了政府宏观调控的无效性，部分国家反复发生的经济危机证实了这一结论。
FDI对增长可持续性的作用系数为正，且强烈显著，表明外资提升了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观察可持续性指标构成可以发现，在增长动力、制度优化、资源限制和生态环境代价四类基础指标中，FDI已经被证实对生态环境有负面作用，因此这里的积极作用应该主要体现在对增长动力、制度优化和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上。这3个指标与效率指标均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因此，该结果也可与效率指标的回归结果相互印证。政府因素的系数为较小的负数，但适度显著，说明政府在该渠道中抑制了FDI的积极作用。例如在环境问题上，为了吸引外资而降低环境标准的做法在发展中国家非常普遍。一些国家利用市场换技术的做法导致自主技术能力降低的教训也已被经验研究充分证实。 （2）子样本回归结果。结合前文测度结果可以发现，各地区的增长质量表现迥异，尤其是分类指标，地区性和阶段性趋势都非常明显。为了克服样本异质性问题，我们依据增长质量的总体表现趋势，选取1990-1999年和2001-2006年这两个时间区间，利用分地区数据就作用渠道进行经验分析，结果如表9所示。 表9上半部分汇报了1990-1999年分地区的回归结果。比较3个地区可以发现，该时期FDI显著促进了亚太地区的综合增长质量提升，对非洲和拉美地区则没有显著影响。其中亚太地区的FDI主要通过可持续性渠道发挥作用，对增长效率和稳定性的作用尽管为正，但不具有显著性。FDI提升了非洲地区增长的可持续性，但对稳定性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因此对综合质量因素的作用不显著。在拉美地区尽管FDI显著提升了增长可持续性，但对综合指标的总体作用不明显，这可能与该地区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陷阱，可持续性指标在综合评价体系中的影响较弱有关。在政府因素方面，尽管对各地区的单一渠道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总体作用均不显著。
表9下半部分给出2001-2006年分地区的回归结果。该阶段FDI对3个地区的综合增长质量均没有显著影响，但拉美地区的政府因素有效改善了FDI的作用。拉美地区政府因素的积极贡献主要来自于对增长可持续性的积极作用，尽管由于缺乏对金融风险和国际收支平衡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增长稳定性，但整体而言，拉美地区的政府行为在该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亚太地区政府的作用在效率和稳定性渠道中有所降低，在可持续性渠道中更是由正变负，对综合指标的作用尽管不显著，符号也变为负向。这一问题我们在后文中还会进一步讨论。 对比亚太地区两个时期的结果，FDI在两个子样本时期均显著促进了当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但政府的作用则在两个时期发生了反转。1990-1999年政府因素在可持续性渠道中强化了FDI的积极作用，2001-2006年却在该渠道中产生了不利影响。这一转变过程与当地市场化进程紧密相关。第一个阶段FDI的流入带动当地经济迅速增长，MNCs促进了当地的知识资本增长、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环境标准改进，增长可持续性迅速提高。政府因素也在完善市场机制、规制FDI行为、提高增长可持续性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进展，市场机制的完善和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的成熟进一步增强了FDI对增长可持续性的积极作用。此时过大的政府规模反而成了对自由市场行为的束缚，降低了外资的积极作用。该估计结果意味着亚太地区利用外资的规模尚未超出安全范围，但政府作用的反转则意味着政府规模过大，增强市场作用，减少人为干预，有利于该地区经济的良性增长。 非洲地区两个时间段的对比显示，在20世纪90年代FDI对增长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作用显著，但2001年之后其作用明显降低。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非洲在20世纪90年代结束了大规模的动荡，FDI流入量大幅增加，对弥补资金缺口，促进技术进步，推动当地经济跨越增长门槛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该阶段外资的进口倾向增加了国际收支压力，导致增长的稳定性降低。但FDI对于技术和知识资本的积累、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均产生了积极作用，提高了当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在市场机制和正式契约制度严重缺失的条件下，政府因素对于利用外资调整有效要素比例、提高生产和市场效率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该时期政府因素在效率渠道中提高了FDI的积极作用。进入2001年之后，非洲地区的经济开始进入高速扩张阶段，开创了“黄金十年”，尽管FDI流入数量持续增加，但由于该地区经济处在数量扩张为主的特殊增长阶段，外资政策强调短期效应，引进的外资质量不高，对增长质量的作用并不明显。 对比拉美地区两个时期的结果，可以发现20世纪90年代FDI显著提升了当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政府因素降低了FDI的积极作用。2001年后，FDI的作用不再显著，政府因素在可持续性渠道中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在稳定性渠道中阻碍了FDI作用的发挥。拉美地区20世纪90年代初迎来了吸引外资的第二次高潮，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本迅速积累，金融和通信业成为FDI密集进入的行业，对提高当地增长的可持续性意义重大。但拉美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将新自由主义作为经济改革的指导原则，缺乏对FDI的必要引导和管理，严重降低了FDI的积极作用。2001年后，受全球经济放缓和阿根廷、乌拉圭等国家危机的影响，拉美地区的FDI相对水平明显降低，对增长质量的影响下降。政府在该阶段积极转变外资政策，加大研发领域的引资力度，推行本土化战略，强化了FDI对增长可持续性的积极作用。但是该地区的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引进了大量寻求市场和追逐短期利润的FDI，造成了挤出效应和经济波动，抑制了FDI对增长稳定性的积极作用。该结论充分反映了拉美地区严重的外资依赖现象和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 本文基于1990-2009年亚太、非洲和拉美地区国家层面的宏观数据，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了主要发展中引资国的经济增长质量，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FDI对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同时讨论了政府因素对FDI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 3个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均基本呈稳步上升趋势。其中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最高，其优势在于增长稳定性较高。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提升最快，这主要得益于样本期内增长效率的迅速提高。非洲地区的增长质量与其他两个地区存在明显差距，但稳定性指标在2002年之后大幅提高，超过亚太和拉美地区，并拉动综合质量指标持续上升。 总样本的静态回归结果显示，FDI有效促进了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增长质量提高；政府因素对有效利用外资具有积极影响，但作用系数较小。考虑时滞效应后，外资的作用没有明显变化，表明FDI作用不存在明显的滞后性。政府因素的作用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当期作用有所降低，滞后项的作用更明显一些。动态回归结果显示，前期经济增长质量与被解释变量间呈现出强烈的正向相关性，表明增长质量具有内在的趋势继承性。尽管个别解释变量的作用有所下降，但动态回归结果与静态结果基本一致。FDI的作用没有发生本质改变，在全样本中的作用系数仍然显著为正；政府因素的作用在全样本结果中有所下降，但仍然适度显著。分类指标的渠道检验显示，FDI对增长效率和可持续性的系数显著为正，对稳定性的作用则不显著，表明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贡献主要在于其对增长效率和可持续性的影响，但对增长稳定性的作用有限。政府作用在效率和可持续性渠道中均不显著，在稳定性渠道中抑制了FDI的积极作用，表明发展中东道国外资政策整体效果不够理想，部分国家反复发生的经济危机证实了这一结论。地区子样本回归结果显示，FDI显著提升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对非洲和拉美地区的作用则不显著。本文选取1990-1999年和2001-2006年两个时间段，对3个地区子样本进行渠道分析，结果显示，FDI对亚太地区增长质量的影响主要来自于第一个子样本时期，得益于该阶段在可持续性渠道中显著的正向作用，外资对亚太地区的积极影响远超其他地区。在滞后联合项方面，拉美地区政府因素的作用明显优于其他地区。子样本回归表明，拉美地区政府因素的积极贡献主要来自于其在第二个子样本时期内的积极作用。尽管在稳定性和效率渠道中的表现欠佳，但在可持续性渠道中取得了显著的积极效果，整体作用显著为正。 此外，本文通过同一地区两个样本时期的对比还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结论：第一，FDI在亚太地区两个子样本时期均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但政府的作用在两个时期发生了反转，由正变负。这一结果意味着随着该地区市场化进程的加深，由自由市场调节的外资流动符合经济良性增长的需要，而过大的政府规模显然与此有所偏离。第二，非洲地区FDI和政府因素的作用均出现了显著下降，前者主要是由于跨越有效增长门槛后，当地经济进入数量扩张为主的特定发展阶段，质量特征变动缓慢；后者则主要是随着市场机制和和正式契约制度的完善，非市场行为的重要性有所下降。第三，FDI对拉美地区增长可持续性的作用由强变弱，政府因素的影响则从负到正，其原因在于FDI在拉美地区经济转型的第一个子样本期大量涌入，起到了转变增长方式，促进结构升级的积极作用，而第二个子样本期受危机影响，流入该地区的FDI数量急剧下降，外资的重要性有所降低。政府作用的转变在于对新自由主义的理性认识，但由于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第二个样本期在稳定性渠道中也抑制了FDI的积极作用。综合3个地区的表现可以发现，市场化进程与政府干预效果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在混乱的外部环境和市场机制缺失的条件下，政府干预有利于促进FDI作用的发挥；随着市场机制的完善，自由流动的FDI更符合经济良性增长的要求，政府干预的作用逐渐降低。另外，市场化进程、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和外部环境均对FDI的作用具有重要影响。因此，除了合理引进和科学管理等FDI政策外，积极推动市场化进程，努力创造稳定的经济环境，突破增长瓶颈，对于提升经济增长质量至关重要。 ①样本国家和地区包括：亚太：韩国、泰国、土耳其、中国香港、新加坡、印度、中国；非洲：阿尔及利亚、埃及、摩洛哥、苏丹、突尼斯、赞比亚；拉美：阿根廷、巴西、巴拿马、秘鲁、多米尼加、哥伦比亚、墨西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智利。 ②要素供给和产出的增长率变化表明了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其增长率的离差越小则增长越稳定，因此相应的指标均为适度指标；结构稳定性指标以指标值的大小来衡量经济的稳定性，其值越大，则表明经济结构越合理，因此为正指标。
标签：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资源禀赋论文; 经济论文; 回归模型论文; 禀赋效应论文; 拉美国家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外国直接投资是否改善了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增长质量-来自亚太、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验证据_经济增长论文
下载Doc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