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中国近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心理学论文,轨迹论文,近现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心理学与中国
在当今中国的学术体系中，心理学占有一席之地，是国家确认的一级学科。研究者推出过若干叫做“中国心理学史”的著作。在许多场合，人们也有“中国心理学”的提法。但是，心理学到底是土生土长的“国粹”还是“舶来品”，大家却曾有过不同的看法。中华心理学会的第一任会长张耀翔先生很久前写过一篇《中国的世界第一——心理学》的文章，在引述了许多中国古典文献资料后指出，中国的老子等人对心理学的许多领域有精彩论述，较西洋心理学的发端者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还早，因此心理学的发源地当在中国。[1]不过，在西方心理学传入中国之前，汉语中毕竟没有“心理学”这个词汇，较为妥帖的做法是把老子等人的论述称作心理学思想。正如著名心理学家高觉敷先生所说：“我国古代思想家的心理性命之说是心理学思想，不即等于心理学。”[2]
经过一批心理学者多年的努力，目前西方心理学传入中国的线索是大致清晰的。大约在明末清初之际，西方传教士来华，带来了他们所在国的一些学术思想，此即所谓“西学”。传教士著译了不少介绍性的书籍，其中包括反映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心理学思想的作品，例如利玛窦、毕方济、艾儒略等人的《西国记法》、《灵言蠡勺》等，这些书籍在中国知识界有较为广泛的流行。人们也提到中国人很早就到西方学习过心理学，在19世纪中期，我国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就有人(如容闳)修过心理方面的课程，容闳在其所著《西学东渐记》一书中对此即有记载。[3]需要指出的是，科学心理学的诞生是在1879年，这是全世界心理学者公认的说法。准此，则无论明末清初还是19世纪中期中国人接触到的心理学，皆非今天意义上的心理学，大约只是西方科学心理学诞生前的哲学心理学(philosophy of mind)。即便是如今中国心理学史中通常认为的“第一部汉译心理学书”，由赴美留学归来的颜永京翻译的《心灵学》，其实也是一本哲学心理学著作，因为该书的英文原名就是“精神哲学”或“心灵哲学”(mental philosophy)。[4]
科学心理学或者说新心理学的系统传入大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里要着重提到教育制度变化的作用。中国近代“新学”的兴起和发展得到了新学堂的大力支持，当时的新学堂有多种，包括洋务运动中建立的新式洋务学堂、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各种学校、中国进步人士举办的各种新式书院、学堂和学会等。清政府建立新教育制度的过程中，心理学课程得到强调，当时各种学堂章程中规定设立心理学课程。[5]到20世纪初，中国仿照国外(主要是日本)进行了多次的学制改革，其中师范类包括一些相邻的类别规定心理学为必修课程。[6]这就意味着，在相应的教育机构里需要相当一批心理学教师，同时需要编写印行供教学用的心理学教科书，其结果，是培养出一批了解心理学的人才。
作为例子，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提到两个人物，一个是日本的服部宇之吉，一个是中国的著名学者王国维。服部宇之吉1902年至1909年任教于京师大学堂，是清末由日本人任教习的第一人，也是师范馆教授心理学课程的第一个心理学老师。服部留下了一本在京师大学堂的心理学讲义，现北京大学图书馆保存一线装本，据学者推测出版年份当在1902年至1903年间。[7]在日本国会图书馆可查到此书汉文全本，书名《心理学讲义》，由“日本东京东亚公司”和“清国上海东亚公司新书局”发行，时间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所采用的心理学体系已十分先进，除“提要”(概述心理学之对象、基本问题、与其他学科关系、门类、研究方法等)外，共有三篇，分别讨论知、情、意之作用及其理法。例如其中“知”的部分包括4章——感觉、知觉、想象、思想，这些内容正反映了当时科学心理学的最新进展。至于王国维与心理学之关系，如今已是研习中国心理学史的常识。王国维在接触西学时读过心理学方面的书，在20世纪初曾任通州师范、苏州师范等处心理学教师，还翻译出版了《心理学概论》、《教育心理学》两部著作，是对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大有贡献的人物。我们提到王国维，是想指出由于新教育制度对课程的规定等原因，科学心理学传入之初可能曾引起中国知识界相当的关注，并可能构成一批学者的知识背景，这是有可能影响中国心理学发展轨迹的事情。张耀翔先生曾言：“兼究中西心理学者，以王为最早。可惜他晚年的兴趣不在这一方面，不然，融合古今、贯通中外心理学之伟业，或已由他发动了。”[8]而这也正是下文要涉及的话题。
2 发展道路的调整
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中与王国维齐名的另一位大学者梁启超也和心理学颇有缘分。梁启超读过不少心理学的书，谈论过心理学的建设问题，写文章时喜欢用“心理”这个词，更为突出的是他在自己的主要学术研究领域大力倡导运用心理学的概念、方法、理论来研究问题。梁启超在其名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即强调历史研究应对群体心理给以重视，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探究这社会心理的实体。在他看来，“凡史迹皆人类心理所构成，非深入心理之奥以洞察其动态，则真相未由见也”。[9]早期的中国心理学界对梁启超是相当接纳的，例如中华心理学会成立后，开展的活动并不多，但却在1923年6月3日专门请梁启超作《佛教心理学浅测》的演讲，演讲稿刊登在中华心理学会会刊《心理》杂志上。[10]一直到今天，梁启超的这篇文章还是佛教心理学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
除了梁启超和王国维，还包括孙中山、鲁迅、蔡元培、梁漱溟、朱光潜、潘光旦等，他们从不同渠道不同程度接受到西方的心理学知识，并且由于他们自身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将中西两种学术传统结合起来，发展出一些融汇中西的心理学思想。在这里我们对他们在心理学方面的贡献作一点简略的罗列：梁启超、王国维的情况已如上述，孙中山在其《建国方略》中有关于国民“心理建设”的思想，鲁迅有对中国国民性的思考及批判，蔡元培直接到德国师从科学心理学创始人冯特从而在回国后对心理学制度化建设的推动以及在人文领域对心理学的运用，梁漱溟从人心和人性角度对心理学性质和体系的反思，朱光潜对文艺心理学的开创性研究以及对变态心理学的介绍，潘光旦对西方性心理学的译介和在中国进行相关研究的倡导，等等。应该说，这些研究和工作，在心理学知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方面以及探索中西两种学术传统相结合的心理学方面迈出了可贵的步伐。
可是，在中国心理学界内，梁启超等人在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和工作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上述诸人中的多数在中国心理学史的叙述中根本找不到踪影。与此相关的一个现象是，各界人士对心理学研究和工作的加入主要在20世纪初科学心理学刚刚传入的时期。张耀翔先生根据他所编的《中国心理学论文索引》(资料截至1931年止)介绍：“各界名流如胡汉民、孙科、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邹韬奋等，都曾有一时期对心理学发生积极的兴趣。”[11]这个名单里有梁启超、蔡元培，上文提到的其他几位，所著的心理学作品也基本上是在这一时期。另据《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记载，各界人士的名单还可以加上林语堂(翻译《心理漫谈》)、萨空了(编译《宣传心理研究》)、李宗吾(著《心理与力学》)等。[12]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界人士对心理学的研究工作参加得越来越少，似乎他们曾经有过的兴趣消失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答案应该与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道路有关。中国在丧失了从自身文化中产生现代心理学的可能后，剩下的主要可能便是追随西方学术传统的心理学和中西两种学术传统结合的心理学。上述人物曾经自发或自觉地在结合中西两种学术传统构建心理学方面做过努力，但是，随着西方心理学的强势传入，心理学的边界变得明晰起来，心理学的研究中有了“正宗”、“正统”或“主流”。特别是在研究方式方法上，心理学有了自己的实验室，有了一套相应的技术要求。做不做实验，用不用计量，成了区分心理学家和非心理学家群体的界标。于是，梁启超等人的研究和工作被日益边缘化，乃至被视为与心理学这个学科没有多大关系。
当我们放宽视野，就会发现这种情形在全世界都是近似的。心理学这门学科“是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它力图以一种新的科学形式来重建自身。……对许多人来说，只有建立在生理学乃至化学基础上的心理学才具有科学的正当性(scientifically ligitimate)。因此，这些心理学家力图‘超越’社会科学，把心理学变成一门‘生物’科学。结果，在绝大多数大学里，心理学都将其阵地从社会科学系转移到自然科学系。”[13]对于世界上的这种变化，直接在莱比锡受到科学心理学熏陶的蔡元培先生自然有深切的体会，他在回国后便大力倡导建立自然科学的心理学。蔡先生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谈到：“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14]蔡先生是一位人文学者，有研究者从一份讲稿中也分析出蔡先生具备将西方心理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15]，但蔡先生长期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中国现代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建设上。蔡元培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支持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稍后又成立心理学系)，在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期间，倡导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心理学研究所。这些制度化建设的结果，使得中国的心理学走上了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自然科学化的道路。于是，今天中国心理学界所记住的蔡先生的功绩，主要是心理学的制度化建设，而他有关心理学研究方面的思想和见解，反倒在这些记忆中模糊不清了。
心理学的专业化和自然科学化使心理学这门学科有了越来越高的门槛，本来宾朋云集、众声喧哗的心理学殿堂只剩下一批使用着同一种语言的主人。原本可以在心理学的言语空间高谈阔论的“各界名流”(张耀翔语)，渐渐发现自己没有了置喙的余地。所以，“各界名流”的退出恐怕主要原因不是没有了“兴趣”，而是变得“知趣”了。这种门槛(或者说是“圈子”)的建立，走的是全世界大致相同的路，华勒斯坦等人谈到“从18世纪到1945年社会科学的历史重建”时指出：“实现这一点的步骤是，首先在主要大学里设立一些首席讲座职位，然后再建立一些系来开设有关的课程，学生在完成课业后可以取得该学科的学位。训练的制度化伴随着研究的制度化——创办各学科的专业期刊，按学科建立各种学会(先是全国性的，然后是国际性的)，建立按学科分类的图书收藏制度。”[16]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建立也正是这样一些内容：在大学和研究院建立心理学系或心理学研究所；创办心理学专业刊物；成立全国性的心理学会。
3 关于自然科学化和学术分科
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心理学发展走了一条十分曲折的道路。先是全面学习苏联的心理学，继而受到来自政治领域的干扰有很长一段时间几乎完全停顿。[17]到了80年代以后，随着与西方学术交流的恢复，中国心理学又基本上回到追随西方学术传统心理学的道路上。翻看一下今天中国最权威的心理学学术刊物就不难发现，绝大多数论文的参考文献几乎清一色是英文的，由此可知当下中国心理学界谈论的话题主要是“舶来”的。这种现象是不是中国心理学发展的必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这样一种情形对中国心理学的成长是福还是祸？这些问题都相当复杂，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在此，我们只对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化和学术分科问题做一点简略的讨论。
先来看看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化问题。从世界上看，现代心理学是作为一门科学被建立起来的，近代中国接受心理学也是把它作为一门科学看待的。这样的做法和看法没有什么错，但问题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心理学领域发展出了排他的科学主义(scientism)[18]观念。“科学主义心理学坚持自然科学的定位，主张以实验、实证、定量研究的方法来探究人类的心理和行为。经验化、客观化和数量化是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基本原则，其哲学基础是实体还原论、机械决定论和逻辑实证主义。我们有理由认为科学主义心理学包括任何企图以实证的、直接的、还原的、定量的、机械的、客观的方法研究心理的心理学派别和心理学分支学科，以及持这种观点的研究取向。”[19]。于是，非实验的、非实证的、非定量的研究均被主流心理学所拒斥。科学主义在中国心理学中同样有明显表现，并且科学主义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又渲染上本土社会文化的色彩。这里恐怕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近代以来国人痛感科学传统的缺失，所以有“五四”时期对“赛先生”的大力引进。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心理学唯恐被人批评为“不科学”。中国的心理学主动归属于自然科学(理科)的另一个原因是策略上的考虑，譬如在现行的科研体制下，理科能获取较多的经费。“如果心理学被列为科学的一支，往往就会获得足够的资金。中国的心理学会是属在中国科学院下面的，在资金的获得上比其他社会科学更为有利。在香港，心理学被归类为以实验室为基础的学科，获得的基金多于经济学和社会学。”[20]此外，是不是还有这样的含义，在意识形态的制约下，理科相对“安全”一些。但是，这种做法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心理学本来是一门综合性的、横跨文理的学科，却因此被局限在相对狭窄的领域中。
所以，问题不在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化，而在心理学只讲自然科学化，排斥了其他可能的研究取向。对于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心理学界已经有人进行了一些反思，并展开了有意义的讨论。著名心理学家潘菽先生在《近代心理学剖视》一文中曾指出近代心理学先天不足，患有“意识模糊”、“人兽不分”、“心生混淆”三种严重病症。[21]对于心理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心理学的发展，我国著名心理学家陈立先生曾写有一篇《平话心理学向何处去》的文章。陈立先生重点对当前心理学中的科学主义倾向进行了反思，他认为只认同“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的学院派心理学已经暴露出其致命的缺陷，很可能会将心理学引入缺乏意义、没有生机的境地。针对这种缺陷，陈先生的主张是：“对心理学现状，要从课题的琐细，及屈从物理方法的独裁解放出来。建议群策群力，从战略的高度，进行战役性的研究，避免仓促应付的遭遇战。要理论研究结合实际，从现实中发现漏洞以资利用。克服方法论中的诸多限制，比较机器人学的缺陷，重视意义的地位，采纳释义学的方法，打破‘所谓’科学的梏制，以活跃心理学克服方法论的专制。”[22]还有学者专文论及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危机，指出心理学领域内人本主义心理学思潮、后现代主义心理学思潮、本土心理学运动等都构成了对科学主义心理学的挑战。[23]
与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化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学术分科或曰专业化划分问题。冯天瑜先生考释了“科学”概念在中、西、日之间游徙并走向定格的历程，指出汉语中的“科学”由最初“分科举人之学”的涵义到日本接受西方知识观强调“一科一学”，最后到重视知识的实证性和分门别类性，使得“科学”的字面义为“分科之学”、内涵则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知识体系。[24]这种对科学的认识，是与西方自孔德以来有关知识应该分门别类的观念相一致的。我们知道，这种学术分科或曰专业化划分是导致科学迅猛发展的重要原因，“科学的历史就是不断走向水平愈来愈高的脑力劳动分工的历史”[25]。但是，这种分科和专业化，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原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味强调分科，最终可能会如那几个摸象的盲人，只识局部而得不到整体。而对某一具体学科来说，有“各界名流”的参与绝对是一大福音，是对社会上智力资源的优化组合、合理利用。“总之，我们不相信有什么智慧能够被垄断，也不相信有什么知识领域是专门保留给拥有特定学位的研究者的。”[26]
心理学的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性质使其研究有更多的特殊性，单一的研究范式无法适应心理学的学科要求。英国著名学者贝尔纳在其名著《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早就指出：“社会科学在性质上不同于自然科学之处在于：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不是服从一定规律，因而可以进行精确实验的各种一再重复的状态，而是一个由内在条件制约的、独特的发展过程。我们不能把人类心理学归结为研究机体对其环境的反应的学问，因为人在其自身内部就以不同于其他机体的方式体现着自他诞生以来就对他发生作用的社会影响的结果。”[27]回顾一下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发展道路，当初中西两种学术传统相结合的心理学，其实是不太讲究学术分科的，也没有将心理学局限于自然科学领域。沿着这种思路进一步前行，我们可以设想出综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融汇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学术传统的心理学发展道路。钱穆先生在其晚年所著《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的序言里曾提出过他的疑问：“所谓分门别类之专门家，是否当尽弃五千年来民族传统之一切学问于不顾？”[28]钱先生的意见其实是明确的，而我们由反思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发展轨迹得出的基本认识，正与钱先生的意见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