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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测算一国或地区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最为常用的方法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和乔根森、丹尼森等人所开创的增长因素分析法。这种方法从生产角度来进行分析测算，思路是先建立一国或地区的总量生产函数，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然后考察未来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技术进步的变化趋势，进而估计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近期国内应用这种方法分析经济增长的文献有多篇，其中一份较有影响的报告，是由亚洲开发银行(ADB)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撰写的。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在2010～2020年期间年均增长8％，2020～2030年期间年均增长6％。我们认为，从生产能力扩展的角度看，我国仍然具备实现较快增长的潜力。这是由我国生产资源的基本条件所决定的。
一、劳动力转移能够弥补劳动力总量减少的影响
劳动力规模的变化是影响经济增长趋势的重要因素。那些持中国经济将要明显减速观点的学者，首要的依据就是中国劳动力规模的高峰已经出现，已经或者马上就要进入下降阶段。根据我们的研究，2013年中国适龄劳动人口(15～64岁)规模将达到高峰，此后将进入下降阶段，适龄劳动人口由持续增加改为持续减少，这是我国历史上重大的结构性变化，这确实将对中国的劳动供给和经济增长产生巨大影响。根据目前的估计，2013年中国适龄劳动人口将达到10亿人，到2020年将下降到9.79亿人，减少约2100万人。如果单是从劳动力总量来看，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会受制于劳动力投入减少的影响。
但是，对于中国这样具有明显二元经济特征并处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的经济体，必须考虑劳动力结构变化的影响。例如，2002年以来的十年间，我国农业部门的就业人数一直在下降，累计减少了1亿人左右，但并没有影响到我国农业的产出总量，粮食、经济作物、肉类产量保持增长，这说明农业部门确实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他们从农业部门转向工业和服务业，有利于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1998～2002年期间，中国在国有企业改制的过程中，大量的国有企业富余职工转移出来，使得我国工业和建筑业部门的就业总人数从1.66亿下降到约1.57亿人，减少了大约1千万人，但就业人数的减少并没有阻止中国经济较快增长的步伐，1998～2002年期间中国经济仍保持年均8％以上的增速。
能够抵消适龄劳动人口下降的第一个因素是城镇化，城镇化过程对应的是劳动力从农村和农业部门向城市工业和服务业部门转移的过程。2011年年底，我国还有大约2.66亿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占全部就业人员的34.8％。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国要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农业从业人员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至少要下降到10％以下，多数发达国家在5％以下，这就意味着中国至少还有近2亿农民需要从农业部门转向工业和服务业，即使按照20年时间来完成这一过程，每年也需要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劳动力1千万人，这比每年劳动力总量减少的人数要大得多，因此，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不仅完全能够弥补未来劳动力总数减少的影响，还能够保障工业和服务业就业人数一定程度的增长，满足工业和服务业发展的需要。
关于中国农业部门劳动力占就业总人数比率未来可能的演变趋势，这可以从日本、韩国的经验中看到一些端倪。韩国在1970～1990年快速工业化期间经历了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农业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从50％降至不足20％。截至目前，中国农业部门劳动力占比的变化，与韩国历史上演变的轨迹颇为相似，中国大约滞后韩国20年左右的时间。
如果未来中国农业部门就业比率按照2011年前五年的速度继续下滑。这将使农业劳动力的占比从十年前的50％以上降至2025年的12.5％。在此情况下，2011～2015年期间非农业劳动力将继续以每年约2％的速度稳步增长，尽管比此前几年增速略有放缓，2016年之后增速将下降到1.5％左右。
不同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的差异也有助于延缓劳动力总量下降的影响。由于未来几年我国适龄劳动人口中减少最多的是15～24岁的人口，而且恰恰是这部分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近年来下降最快，这主要是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导致人均受教育年龄提高的结果。按照2010年各年龄段人口劳动参与率来推算，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劳动参与率也将随之出现变化，我国劳动力的高峰将在2016年出现，这将比适龄劳动人口的高峰晚3年出现，延缓了适龄劳动人口下降的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未来我国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需要的是更高素质的劳动力，而不再仅仅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工。另一方面，中国近年来高等教育和技术教育体系的发展，在逐步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以及农业劳动力继续转移到更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整个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还将进一步提高。因此，中国未来劳动投入的质量将明显提高，这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我们对劳动力人数、劳动力结构和劳动力质量变化趋势的分析，我们估计2011～2015年期间，我国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仍然在1.5个百分点左右，此后将明显下降。
二、资本投入仍然具有较快增长的潜力
资本投入的快速增长是一国经济快速增长最为重要的推动力。发展经济学把一国投资率的提高作为经济起飞的先决条件。日本、韩国、泰国(也包括我国在内)等曾经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的经验均表明，高投资率是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必要条件。
有的经济学者认为，随着中国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率的下降，中国的储蓄率将出现下降，这将导致投资率的下降，从而导致资本投入的潜力下降，进而导致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对此问题，我们有两点需要指出，首先，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中，尽管15～64岁在统计意义上是适龄劳动人口，实际上真正影响储蓄的是25～64岁甚至是30～60岁年龄段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率，因为经验上看上述年龄段人口身体状况较好、收入较高，正是为65岁以上的老龄阶段进行储蓄的时间段。根据我们的测算，我国25～54岁或者25～64岁年龄段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率，都将在2016年达到高峰，25～64岁年龄段的人口占比在2016～2020年期间将只出现轻微的下降，25～54岁年龄段入口占比在此期间下降幅度也不大，只有到2020年之后，上述两个年龄段占全部人口的比率才会出现较快下降。这种情况说明，在2020年之前，中国的储蓄率将保持在较高水平，不会出现明显下降。
现在，对于中国经济较快增长难以持续的主要论据，就是中国经济已经出现大范围的产能过剩，基础设施建设的高峰也已经过去，未来缺乏大量的投资机会，从而无力推动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关于这一问题，已经有大量的实证研究，一个重要论据是，目前中国人均固定资本占有量要比发达国家低得多。我们根据中美两国相关数据进行了估计，2010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员人均资本占有规模为中国的7.9倍，采矿业是中国的90倍，公用事业是中国的14.5倍，全部工业是中国的12.5倍。即便是从总量来看，中国与美国也存在明显差距。以双方贸易较为集中的制造业领域来看，2010年中国固定资本净值仅为美国的67.9％。上述估计是按照汇率法直接折算后进行的比较，其中会受到不同国家资本品价格差异的影响。根据经和组织(OECD)所做的一项研究，在将不同国家的资本存量都用购买力平价折算为2005年国际元后，中国目前的人均资本存量不仅比美国、日本低很多，与韩国也存在很大差距，仅为韩国的50％左右。
与此相关联的一种观点是，中国在实物资本、基础设施和不动产方面投资过度、投资比重过大将造成产能过剩，并使得投资效率下降，最终出现不良贷款问题。前述美国纽约大学的鲁比尼教授就持此观点。我们认为，鲁比尼等人的观点对于我们防范经济风险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但并不能完全成立，主要依据是我国投资效率并未出现明显下降。总体来看，反映中国投资效率的指标没有出现持续明显下降。以国际上普遍使用的测度投资效率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简称ICOR)来看，虽然2009年中国的ICOR指标曾出现明显上升，但这是经济处于低谷时的现象，反映出我国采取4万亿投资计划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付出的代价。原因在于，当经济处于低落阶段，政府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投资，由于从投资到形成生产能力并发挥作用有一定时滞，产出并不会马上增加，反映在ICOR指标上，会出现暂时升高现象。但2010年以后中国ICOR已经降至3左右的正常水平，没有出现持续上升的情况，说明投资效率并没有出现持续下降的情况。
关于中国投资高增长能够持续到什么时间，我们认为，按照各级政府在“十二五”时期的建设规划，我国主要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基本完善最多再需要5～7年的时间，就是说大约在2018年左右就将结束投资的高潮期。关于中国未来的大规模投资领域，举例来说，在公共交通方面就具有很大的投资机会。中国目前有一批人口超过百万人的特大型城市，这些城市都具备建设城市公共交通的必要性，但目前还存在很大差距。全国十大城市之中，每平方公里的平均轨道密度仅达到中国大陆以外主要城市地区的1/4，而每百万人口拥有的轨道密度仅仅是1/5。如果将这十大城市的轨道密度提升至世界平均水平，则需要建设5000公里的轨道。
根据上述分析，未来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资本供给和需求都具有很大潜力，具备保持较快增长的条件，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保持在4个百分点左右，但在此后会出现明显下降。
三、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将对经济增长做出较大贡献
根据前述方法和历史数据，我们测算了1978～2011年期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TFP)及其增长率。我国TFP增长率的3个峰值分别出现在1979年、1984年以及1992年等三个时点，这三个峰值的出现恰好与1978年以来我国进行三次重大的经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这包括实行对外开放、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全面铺开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通过一系列的体制机制改革，微观经济主体(特别是企业、居民)活力得到释放，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得到确立，从而推动TFP水平增长。1995年以来，我国TFP水平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平均增长率为2.9％，在此期间只是受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2009年TFP水平略有下降，出现少有的负增长。
我们认为，近年来我国TFP增长率下降主要是受经济周期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增长较快，申请国际专利和发表国际论文的数量等指标表明，我国技术水平在未来时期仍然具备较快提高的潜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保持在较高水平。地区间产业转移有利于技术的传播和效率的提高。坚持改革开放将继续释放制度红利。这些因素将使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够保持在21世纪以来的平均水平上。
根据我们对未来我国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的分析，我们测算2011～2015年期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能力在8.5％左右，2016～2020年期间将下降到7.5％左右，2021～2030年期间将下降到6％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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