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士的慈悲还是利益的追逐?——中英鸦片贸易终结过程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鸦片论文,慈悲论文,中英论文,绅士论文,利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2)-03-0088-12
鸦片贸易是十七到十九世纪世界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进口商品之最大宗。晚清鸦片进口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十九世纪以来鸦片在中国的泛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危害。清嘉庆、道光以降出现的贸易赤字、银钱比价失衡、税负变相增加、民众健康受损、社会风气靡坏、军队战斗力下降以及中国同鸦片出口国之间的外交矛盾等一系列问题，都与鸦片进口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进入中国的鸦片中，英属印度殖民地生产的鸦片占到了相当大的份额。①英国正是依靠英—印—中三角鸦片贸易模式，积累了巨额贸易盈余，为其工业革命的进一步深化和占领世界市场提供了更加充裕的经济支持，也以此维持了其印度殖民地的财政平衡。②然而，1906年，英国议会主动提议逐年削减并最终停止对中国鸦片出口。在此基础上，两国政府展开了一系列的磋商谈判，并最终于1907年签订了《禁烟条件》，议定在中国同步减少国内鸦片生产的前提下，自1908年起，英属印度向中国出口鸦片数量每年递减10％，十年之内禁绝印度非药用鸦片向中国(香港地区除外)的输入。从后续事件看，英国较为彻底地执行了这一协定，甚至在议定期限之前即停止了印烟对华出口。
英国政府这一似乎自损利益的行为，与其此前在对华鸦片出口中的强硬姿态大相径庭，似乎是英国的绅士们突然看到了鸦片贸易的邪恶本质而心怀慈悲，主动停止对华鸦片出口。对这一看似突然却又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现有的研究却相当稀少，仅有的一些文献也持有类似观点，认为道德考虑是英国最终决定放弃鸦片贸易的主要原因。然而，鸦片之害各国早已深悉。如果英国禁绝对华鸦片出口仅仅出于道德考虑，那么为什么不早禁绝，却是等到对华鸦片出口百余年、历两次鸦片战争而取得鸦片贸易合法权数十年之后，突然主动向清政府提出放弃鸦片贸易呢?
本文大量利用晚清贸易数据，全面分析了鸦片贸易各方的政治经济形势。通过深入探讨这一历史事件的政治经济背景，本文认为：道德的考虑或许是英国放弃对华鸦片出口的一个因素，却绝非最直接和最根本的原因。如果将这一历史事件置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方兴未艾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广阔背景中来看，英国放弃对华鸦片出口的根本原因在于以棉纺织业为代表的英国工业资本家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逐步在国家经济政策和对外关系决策上取得了主导地位，而他们为了占领中国的工业品市场而追求对华正常的贸易关系，促使英国政府舍弃了对华鸦片出口，牺牲了鸦片贸易相关方面的利益。另一方面，由于本国工业实力的增强，国内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结构发生迅速变化，鸦片出口的收益跟蓬勃发展的工业制成品生产和出口的收益相比已渐失其重要性，使得这一政策调整从根本上来看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因此，英国主动放弃对华鸦片出口的根本原因绝非绅士的慈悲，而是利益的权衡。
本文接下来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介绍相关历史背景，即中英印三方的鸦片贸易概况及鸦片贸易对各方的影响，并介绍《禁烟条件》签订的过程；第二部分介绍印度在十九世纪经济结构变化情况；第三部分研究了英国工业的发展、工业资产阶级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政治地位的提高，以及他们向中国市场输出工业品的需求是导致英方放弃鸦片贸易的根本原因；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
一、中英印鸦片贸易概况
1.鸦片贸易的历史和对中国的影响
鸦片据信早在唐代已经从阿拉伯传入中国，最初为观赏花卉及药用。③明朝正德年间，广东福建沿海各地已有吸食鸦片者。清康熙年间，在台湾、福建沿海，吸食鸦片的行为已经引起政府官员的警惕，雍正时期也曾下令禁止吸食鸦片烟，但无实效。④英国自清初起便在中国鸦片贸易中占据主导。英属印度鸦片经英国船只输入广东，进而转运内地。1835—1836年间，走私进入中国的鸦片首次突破三万箱。表1清楚地显示出十九世纪以来进入中国的鸦片数量迅速增长的情况。1838年中国进口的鸦片数量已经达到1767年的40倍。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指出“1834年也像1800年、1816年和1824年一样，在鸦片贸易史上标志着一个时代。”⑤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在此之后，虽然清政府仍未将鸦片贸易合法化，但鸦片流入中国的数量有增无减。至1858年《中英通商章程》签订，鸦片贸易合法化，为鸦片进入中国扫清了障碍。图1反映了1850—1910年代中国进口鸦片的数额。其中，1850—1890年间进口数额尤为巨大。图2对中国进口鸦片金额占总进口额的比例作了统计，可以看到鸦片在中国海关净进口额中一度占到了50％的比例，并长期保持在进口额的20％以上。直到二十世纪，仍然保持在年进口五万担的水平。直到1910年代协议生效以后，鸦片贸易才逐步退出历史系舞台。
图1 中国进口鸦片数额(1850—1920)
数据来源：Liang-lin Hsiao,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 1864—1949,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pp.52—54.
图2 中国进口鸦片金额占总进口额比例(％)
数据来源：Liang-lin Hsiao,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 1864—1949,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pp.52—54.
鸦片贸易给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国家经济方面，中国购买鸦片造成巨额白银外流。在棉织业发展起来之前，以羊毛和呢绒为主的英国货在中国市场销路始终不畅。在1710—1759年这五十年中，英国向东方的出口计有金银26833614镑，货物仅9248306镑。⑥1821年英商运至广州的天鹅绒、剪绒、印花布亏损60％以上，1826年输入棉布也亏损10％左右。但是当东印度公司于1773年在印度建立了鸦片专卖制度将鸦片大量销售到中国后，1806—1809年这三年中便约有700万购买鸦片的现银从中国运往印度，缓解了英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⑦截止到1833年，英国除鸦片外其他货物在中国的销售额并未发生显著增长，但金银占到了中国全部出口货物的五分之一。⑧鸦片无疑是其中的关键。1851年，英国输入中国的货物总值为150万英镑，而由印度输入中国的有价值600万镑的鸦片和150万镑的其他货物。⑨1838年，鸿胪寺卿黄爵滋的《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中称：“道光三年以前，每岁漏银数百万两……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⑩中国对外贸易由出超变为入超。白银外流造成银钱比价失衡，银贵钱贱，赋税难征，导致政府财政困难。不仅如此，吸食鸦片使很多中国家庭陷于贫困，无力购买其他商品，从而抑制了其他产业的发展。
为了缓解中国大量白银因购买鸦片而外流的困境，清廷不得已推广自产鸦片(土药)与洋药竞争，这更加速了鸦片在中国的蔓延，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马克思说：“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偷偷运进了天朝。”(11)吸食鸦片损害了国民的身体健康，烟瘾重的民众最后甚至会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且往往伴随着犯罪率的升高。鸦片在军队中的蔓延使得清军战斗力严重下降，甚至没有鸦片便无法作战。据清末英国驻华公使估计，1906年全国吸食鸦片烟的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5％以上。清廷重臣张之洞的《劝学篇》特列《去毒》一节，其中写道：“悲哉!洋烟之为害，乃今日之洪水猛兽也，然而殆有甚焉。洪水之害不过九载，猛兽之害不出殷都，洋烟之害流毒百余年，蔓延二十二省，受其害者数十万万人，以后浸淫尚未有艾。废人才、弱兵气、耗财力，近年进口洋货价八千余万，出口土货可抵五千余万，洋药价三千余万，则漏卮也。是中国不贫于通商而贫于吸洋烟也，遂成为今日之中国矣。而废害文武人才，其害较耗财而又甚焉。志气不强，精力不充，任事不勤，日力不多，见闻不广，游历不远，用度不节，子息不蕃。更数十年，必至中国胥化而为四裔之魑魅而后已。”(12)可以说，鸦片泛滥，已经成为影响到中国政权存废与民族兴亡的一大社会痼疾。
英国在推动中国鸦片消费的行动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一方面，是英国在其殖民地有组织地扩大鸦片种植，英印散商也是鸦片的最大卖家；另一方面，是其不遗余力地在与中国的外交谈判中诱使中国将鸦片贸易合法化。例如，在1857年4月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谈判中，英国外交大臣克勒拉得恩给英方代表额尔金的指示里写道：“阁下同任何中国全权钦差大臣商讨商业措施时，请了解中国政府是否愿意取消事实上中国高级官吏从来没有执行的鸦片禁令。鸦片贸易的合法化是否将扩大鸦片贸易，还有疑问，因为现在的鸦片贸易，在地方当局的许可纵容之下，似乎已经达到充分满足中国鸦片需要的程度。但是以完纳关税把鸦片贸易置于合法地位，显然是比现在这种不正规的方式更为有利。”(13)在英国政府的再三强压下，中方于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的补充条约——《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 (又称《中英通商章程》)中，终于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每百斤纳进口税白银30两。自此，鸦片在中国大行其道。
2.鸦片贸易对英国的作用
英属印度殖民地生产的鸦片广泛出口至中国、英国殖民地、非洲东海岸、拉达、锡兰、日本、暹罗等国家和地区。鸦片出口带来的丰厚利润令英国受益匪浅。英国从鸦片生产和贸易中得到的利润主要有两块，获得利润的主体也有两方。第一块利润是在鸦片由生产到在加尔各答拍卖时产生的，主要由英属印度殖民政府获得。这块利润对英属印度财政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支持作用。第二块利润是在从加尔各答销售至中国口岸的过程中产生的，由英国和印度从事鸦片贸易的商人获得，这一部分是英国从事远东贸易的商人主要的利润来源。
就第一块利润获得者——英属印度殖民政府而言，鸦片收购价和拍卖价之间的差额，以及对过境鸦片的税收，构成了其重要的收入来源。(14)在东印度公司管理印度时期，仅鸦片拍卖收入一项(不包括散商们在中国销售所得)便占到了公司收入的七分之一。以1813年为例，每箱上等鸦片的成本仅为237卢比，在印度拍卖价格则为每箱2428卢比，其差额即为英属印度殖民政府的收入。(15)1835—1839年这项收入平均每年约1800万卢比(折合银两约520万两)，约合当时英印政府全部收入的6％—7％。(16)1880—1894年间，英印政府从中取得的年收入约为500万英镑。在1890年代的印度，鸦片收入占印度总收入的14.01％，仅次于土地税和盐税。在此以后，由于中国和土耳其鸦片的竞争，印度鸦片的利润开始下降。但印度政府采取了限制产量以提高价格的应对措施，从鸦片贸易中取得的收入依然可观。1894—1905年间年均收入约300万英镑。(17)所以，若完全取消此部分贸易，英印政府蒙受的损失依旧非同小可。在1907—1910年，鸦片收入占政府收入的比重约为6％，1910—1911年，情况基本没有变化。到1914年，由于协定的作用，大幅下降到只占2％。事实上，为了应付取消鸦片贸易所造成的损失，印度政府不得不增加其他税收(例如消费税和关税等)加以弥补。(18)
第二块利润的获得者——英国和印度散商在鸦片贸易中获得的资金也非常可观。(19)以1817年为例，每箱鸦片在印度的拍卖价格为1785卢比，在中国卖价则为2618卢比，利润率是70％。(20)通常，英国商船从英国运送羊毛或矿产品等货物到印度，在印度卸货后装上鸦片，将鸦片运往中国沿海。这些商船将鸦片出手后，通过东印度公司的中国办事处换取印度或伦敦银行可兑换的外汇，继而进口中国丝、茶运至英国市场。这就是英国在远东地区的三角贸易模式。到1890年代，中国因购买鸦片消耗的白银，每年始终高达3000万两海关银左右。
综上可以看出，鸦片在中国有着巨大的消费市场。印度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利润虽在十九世纪末有所下降，但依然颇为可观。主动禁绝鸦片贸易，对英国和英属印度的政府和商人的损失都是相当巨大。澄清这一事实，是理解《禁烟条件》签订的必要前提。
3.《禁烟条件》具体内容及签订过程
嘉道以降，鸦片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日趋严重。因此，尽管有着强大的外交压力，清政府依然努力抑制鸦片进口。不过由于西方列强的强硬态度，清政府禁烟效果一直不甚理想。(21)在20世纪之前，中国对关于英方鸦片贸易的抗议始终得不到英方的回应。早在1894年8月27日，李鸿章就曾会见过世界禁烟联盟执行秘书英国人约瑟弗·G·亚历山大。当时的《伦敦每日新闻》曾有报道：“……他(李鸿章)以最强劲的语言声称，中国政府一如既往地强烈反对鸦片贸易。这种贸易是列强通过战争强加给中国的，中国政府根据条约不得以允许印度鸦片进入大陆……李总督最后明确宣称：你们也许明白，如果你们停止毒害我们的人民，我们就会立即禁止他们获得鸦片。”但是，约瑟夫的回应是：“英国议会已经通过投票，将指定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华调查鸦片是否真的像有人指控的那样有害……”(22)，这显然是一种拖延。直至1904年，英国政府方面，由于主要代表旧贵族势力的保守党一直执政，而不少在对华鸦片贸易中投资获利的都是旧贵族，所以英国政府的官方态度一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自1901年起，清廷发起了新政改革，改革内容包括奖励工商、兴办学堂、废除科举、鼓励留学、仿行立宪制度等，范围十分广泛。在此过程中，出于改良社会风气，振兴经济的考虑，政府意欲再次禁烟。但若无列强配合，只能禁吸而不能禁止进口，洋烟必依旧充斥国土，禁烟无法收到实效。1905年，英国自由党战胜保守党成为议会执政党。自由党代表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更乐于看到中国市场对工业产品的消费而不是将资金消耗于鸦片。1906年，自由党议员提出了反对鸦片贸易的议案并得到了支持。(23)1906年6月1日，《字林西报》对于英国议院讨论禁止鸦片贸易的结果作了报道：“英议员条议请禁止鸦片贸易，议院深然其议。印度部大臣摩利，谓中国如能禁止吸烟，印度自当废止鸦片贸易，虽损一己之利，在所不恤。”(24)清政府抓住这一英国政府同意配合禁烟的机会，于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初三日(1906年9月20日)颁布了禁烟谕令，要求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1907年1月25日，中国驻英公使汪大燮将外务部所拟《暂禁鸦片贸易章程》提供给英国外交大臣葛雷：“土药既限十年断净，洋药亦应以十年为期，方可同时禁绝，则惟有洋药进口数目，分年递减，庶几逐渐减除。”因此建议“以一千九百一年起，至一千九百五年止，此五年内核详洋药进口总数，折中定额，请贵国允自一千九百七年以后年减一成，十年净尽”。(25)英方提出，应限制鸦片由印度出口的数量，而不是中国进口的数量。8月12日，驻华英使朱尔典照会清外务部，提出如下方案：“今敝政府之议，凡运华印药之多寡，无庸中国限禁，仍由印度出口时，自行限定数目。一千九百零一年至一千九百零五年，出口印药，每年通扯有六万七千箱，其中运至中国者，则占五万一千箱，今拟此三年内，每年将出口之数，减去十分之一，即一千九百零八年，限六万一千九百箱，一千九百零九年，限五万六千八百箱，一千九百十年，限五万一千七百箱，倘此三年内，贵政府能设法实行禁止吸食栽种，则英政府必于此三年期后，每年按照此数，减运出口，至土耳其、波斯及他国之鸦片，中国政府必须分别同时限禁入口。”(26)中国政府完全接受了英方的条文。与此同时，中方外务部认为：“香港向为洋药熬膏之地，运销中国境内者，实属不少。若示禁之后，任其熬膏运入中国内地，则洋药、土药即逐渐减除，而熬膏反增，办法实非妥善。”(27)因此提出了两条建议，即：“一则请港督协助严禁洋药熬膏不得运入中国境内；一则凡有洋药熬膏由中国概行收买，亦以征为禁。”对此，因“香港鸦片专卖执照，仅许执照人在香港境内熬制烟膏发售，是以禁止出入口烟膏之贸易，于彼无损，而于香港合例之营业亦无关涉”。(28)经朱尔典与港督商议，同意了中国要求港督协助严禁洋药熬膏运入中国境内的建议。协议生效后，英方对中国禁绝本土鸦片的成效作了多方面的考察，认为总体来说中方的努力是切实有效的，因此未待协议到期，便停止了印度鸦片向中国海关的出口。
英国为何能够在鸦片贸易依旧有利可图时同意削减甚至提前结束印度殖民政府对华鸦片出口?从事件本身看，自由党的当政无疑是直接推动力。对此问题，其他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林满红在其研究鸦片进口替代问题的文章中搜集了中国内地各省种植鸦片的数据，并考察了需求、供给方的多种影响因素，认为是中国鸦片的竞争使得印度鸦片无利可图，所以英国停止了扩大印度鸦片出口的努力。(29)一些研究中英贸易关系的文章中则指出，中英《烟台条约》关于印度鸦片在中国口岸“税厘并征”原则的确定，虽然在表面上规定内地厘金统一归并于口岸征收，对印度鸦片在中国的销售并无影响。但实际操作中，中国内地的关卡经常违规操作，重复对其抽取过境厘金，从而削弱了印度鸦片价格竞争力。(30)Owen和 Booth则认为，中国与土耳其产鸦片的竞争、英国方面反对鸦片贸易的道德力量以及印度方面财政对鸦片依赖下降，共同促成了协议的签订。(31)
现存的解释方式，利润下降与道德制约，是否构成了英方主动放弃对华鸦片出口的动机呢?首先，从印度与中国官方的贸易和税收数据中就可以看到，鸦片给英、印带来的利润和税收依旧数额巨大。因此认为是鸦片贸易不再有利可图导致英国人主动放弃鸦片出口与史实并不相符。其次，道德制约或许使得英国国内一些社会阶层对鸦片贸易有一定的非议。但是英国人在道德上的羞耻感并非二十世纪初刚刚出现的新现象。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人的道德压力就表现得甚为明显。例如，在被林则徐驱逐到海上之后，当时的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在给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信中仍说道，没有任何人比他“对于在中国沿海进行的这种强制贸易所带来的耻辱和罪恶抱有更深刻的厌恶态度，我不知道在该贸易与海盗行为之间有何选择，在我作为一名政府官员的这种地位上，我已经通过我的权力范围内的一切合法手段坚定地不支持该贸易”。(32)巴麦尊也承认，“我们本国政府关于鸦片贸易打算采取的方针，就我这方面来说，必定是一个仅可猜测的问题。虽然中国人采取强硬措施禁止鸦片贸易的努力明显地不起作用，但这些激烈措施的结果大大加重了鸦片贸易的不光彩性质，这一点也同样是确实的。这些措施和目前进行这种贸易的方式的延长，必定很快便使得这些海岸对和平的或体面的贸易来说成为不安全的”。(33)显然，英国人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已经将鸦片贸易视为一项“不体面”的贸易。所以，道德因素也不能构成解释1907年签订条约的充分条件。那么，为何到了1906年英国的态度居然彻底转变，主动要求停止鸦片贸易呢?本文认为，应当将这一事件置入二十世纪初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大背景中分析，而印度本土和英国自身工业的发展导致其经济、财政、政治和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变迁，才是导致英国政府政策转变的根本原因。
二、印度的工业发展
英属印度是对华鸦片出口的最大受益方之一，因此英属印度当局对鸦片贸易的态度对于英国政府的决定无疑有着关键性的影响。如果印度的经济结构对鸦片种植具有依赖性，又没有新的税收增长可以弥补停止鸦片贸易带来的损失，那么英国政府便不可能迫使其放弃鸦片贸易。正如一位英国政府内负责印度事务的官员在1832年的一份政府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孟加拉的鸦片垄断每年给政府提供总额为98万英镑的收入……放弃这样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似乎是不明智的。”这是因为当年的鸦片产值占到了英属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六分之一。(34)“尽管公众对于英国纠缠在这项贸易中而感到真正的、极大的愤怒，但印度政府由这项贸易中获得的巨大收入却是无法破除的障碍。这笔数目远非等闲；1880年英国对中国的出口只等于这项数目的一倍半。”二十世纪以前，“印度政府抗拒任何有可能使其停止在印度种植鸦片的努力”。(35)
然而，英属印度政府的态度在二十世纪初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06年，当英国议会讨论停止鸦片贸易议案时，负责印度事务的国务大臣称，如果中国政府严厉要求限制国内鸦片消费，政府将予以配合。(36)而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随着印度经济和贸易结构的改变，鸦片所占税收比例下降，不再是印度对外贸易品的唯一选择。更重要的是，继续这样的罪恶贸易会对其他贸易品的增长造成负面影响。
二十世纪初，英印政府每年税收总额在4400万英镑左右。(37)其中，最主要的仍是土地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土地税继续增长，其速度优势超过全部税收收入增长的速度。增长途径除扩大耕地面积、灌溉面积外，主要是在非永久性税制地区提高税率。1891—1892年度地税总收入为2400万卢比。1911—1912年度增加到3000万卢比。19世纪的最后十年，盐税超过鸦片税，成为次重要的税收来源。
除了这些传统税源，迅速发展的印度工业也成为英印政府的重要税收对象。英国商人从十九世纪起就开始在印度开办棉、毛纺织厂、黄麻厂等，冶金、煤炭等工业也发展起来。随后，一些原来东印度公司的英国商人、印度买办、承包商携其在鸦片、棉花贸易中获得的资金，也开始投资工业。例如印度最大财团——塔塔财团，其家族就是靠经营鸦片和军火贸易起家，后投资棉纺织业。另一大棉纺织业投资者萨松，也是原先的鸦片商人。到1894年，印度有815家工厂，平均每日使用工人数349810人。(38)鸦片贸易哺育出的工业力量，削弱了鸦片贸易本身的重要性。在十九世纪的前三分之二时间内，鸦片是印度出口贸易中的最大宗产品。但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晚期，由于英国将对中国取得的贸易特权分享给印度，印度纺织品出口中国可以按照英国产品享受税收待遇，所以印度棉纺织品在中国市场份额逐步增加，原棉出口开始超过鸦片，棉纱、棉线、棉布等棉织品的出口也出现了显著增长。印度在十九世纪末的最后二十年内，输出的棉纱、棉线增长了499.4％，棉布也增长了141.4％。(39)到1905年，印度棉纺织厂总数已经达到197个，其棉纺织业的规模在亚洲占第一位。在印度的一些大城市例如孟买，棉纺织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到十九世纪末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除了棉纺织业以外，其他轻工业部门也取得了快速增长。可见，到了二十世纪初，印度的经济、贸易和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鸦片生产和出口对于印度财政而言已经不再是唯一支柱。工业部门逐步取得了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也迅速成为英属印度政府一大支柱性财源。
三、英国国内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变化
英国在十八世纪后半期起，开始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生产方式上的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40)在这场变革中，机器取代了人力，集中工厂化大生产取代了个体生产。根据Hoffman的估计，英国工业指数在1870—1910年代的四十年间增长了2.5倍，英国工业自此开始走上迅速发展的道路。(41)工业对于英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超过农业，成为贡献率第一的部门，而贸易和交通运输行业也得益于工业实力的迅速增长而在经济结构比重上超越了农业。(42)英国自此真正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国家。
英国工业的发展使得英国工厂主们急于扩展海外市场。美国、西印度群岛、加拿大、拉丁美洲、澳大利亚等英国殖民地，都成为吸纳英国工业产品的重要地区。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以来，英国的出口迅速增长。在1784—1786年，英国的总出口额为12690000镑；到1854—1856年度，总出口额就达到102501000镑，是原来的7.5倍。其中，棉、毛等纺织品为最大宗，一度占到总出口额的73.2％，其他主要出口产品还有金属及其制成品以及部分农产品。够在鸦片战争胜利之初，英国工厂主们迫切希望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国成为其产品的另一个巨大市场。但是在战争五年之后，他们便发现对华商品贸易依旧停滞不前。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初的1842年到1845年，英国输入中国的棉织品价值从470000英镑增加到了1636000英镑，毛纺织品也由146000镑上升到1844年的565000英镑。但是在1845年之后，即出现了回落和停滞。1845—1854年这十年中，英国输华货物总值一直低于1845年的水平。英国商界对这种情况非常失望：“目前，在约7000万镑的生产总值中，中国只不过接受200万英镑不到……其重要性比不上西印度殖民地、意大利诸国和附近岛屿，或是一个大一点的欧洲国家。”(44)
对于对华出口、特别是工业品出口的停滞局面，英国工商业者认为，印度鸦片出口是阻碍他们在中国市场上迅速扩张的重要原因。而鸦片贸易之所以会阻碍英国工业品对华输出，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鸦片贸易会激起中国人民对英国及英国产品的广泛敌对态度；第二、鸦片贸易耗尽了普通中国老百姓的财力，使得他们无力消费英国工业品。他们对鸦片贸易的态度，反映在了英国国会的讨论中。英国下议院于1847年任命了一个“对华商业关系委员会”，调查对华贸易惨淡的原因。这个委员会的调查结论是：鸦片贸易吸走了中国的很大一部分资金，影响了中国人的购买力。(45)在当时英国没有其他手段平衡对华贸易，限制鸦片贸易是不可能的。但是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已经具有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一半以上的工业制品在国外市场上销售，大部分工业原料也要靠国外提供，开辟海外市场、扩大海外贸易已经成为英国经济持续繁荣的关键。对于这些在英国越来越占据主要舞台的工商业巨头和金融家而言，他们并不乐于看到鸦片贸易影响他们的主要生意。在1883年4月3日英国国会一次少有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正式讨论中，有一位发言者辩论说，“英国禁止鸦片贸易会使中国人深深感到友好的情谊，而引得他们渴嗜英国的货物。”在英国国会辩论记录中，可以体会出英国从事正常品贸易的商人对于鸦片贸易反感的原因：“我们和中国的贸易一向少得可怜，我检查去年贸易部的统计表时，发现我们对中国只输出价值750万镑的英国货物，而对印度输出则为2900万镑。而中国比印度有多得多的勤劳的人民，我们和中国几乎可以自由贸易；所以，如果我们用输往印度的货物来比较，我们找不出任何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输入中国的货物这么少……理由很明显。第一，中国人民的财源耗费在鸦片上了；第二，由于中国人对于鸦片贸易的敌视，激起对于一切外国贸易的敌视。有这样两个原因，所以我们和中国的贸易才这样贫乏和无生气。”(46)Mander于1877年出版了一本专门研究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书“Our Opium Trade with China”，在书中作者认为，英国的正常贸易品对中国的出口惨淡的原因是非常清楚的：“对英美工业制品的需求之所以会停留在这样低的水平上，是因为鸦片贸易使得中国变得贫困和衰弱。”他指出，“从十六世纪的传教士，到今天的中国驻英大使都阐明了这一点，但英国商人依然在为了短期利益而从事这种自杀性质的向中国倾销鸦片的行为”。作者认为，英国从事鸦片贸易这一不光彩的行径，会引起中国人的反感，进而影响到中英的正常贸易：“英国，和它正直的商人，对于英国不得不从事鸦片贸易是抱着轻蔑态度的。但是中国的官员和百姓并不了解这一点。他们认为，英国从事鸦片贸易是因为英国抱着毁灭中国的打算，因为，倘若并非如此，那么为什么英国坚持向中国传播这种毒品呢?……所以很难防止(中国人对于英国)普遍的、根深蒂固的愤怒，也很可能引起(中国人)普遍的对外国人的憎恶。”(47)总之，在英国内部，对于鸦片贸易的意见分歧是显而易见的。从鸦片贸易中获利的，大部分是早期在远东投资或参与印度管理的贵族。而新兴的英国工商业资本家和工人往往反对鸦片贸易。
从十九世纪晚期开始，英国正常产品在中国的销售终于有了起色。1881年中国从英国的进口首次超过对英国的出口，并且由此开始迅速增长。当时很多在华的外国人观察到了洋货日益占领中国市场的变化。例如，著名的坚持禁烟的美国传教士、中国禁烟会创立者 Hampden C.Dubose在致《字林西报》编辑函中提到：“仅凭亲身观察，与十五年前相比较，已可有把握地断定，现在销售额恐已增加了几倍或许五倍之多。这里(苏州)现在有好几家只做洋布生意的批发商店……玻璃大致已代替了贝壳，煤油现在已普遍作为照明之用，菜油几乎全部被代替了……外国钢售价仅及土制品的十分之一，所以已经将后者排挤出市场……黑色和灰色毛织品，法兰线和广州法兰线都同样畅销，海关数字已说明市布的增加。因为中国人的铺盖和垫褥都拿印花布做面子，所以这些布的销量很大……肥皂、火柴、毛巾、到每尺1—5文的丝带，都在市场上流行开来。”(48)1871年李鸿章在上奏中称“英国呢布运至中国，每岁售银三千余万，又铜铁铅锡，售银数百万，于中国女红匠作之利，妨夺不少”。(49)据《鄞县通志》记载，在浙江省鄞县：“迨至光绪十年后，外人益谙吾国民嗜好，乃有各种膏布输入……至今日，则巡行百里，不问机声，耕夫馌妇，周体洋货，俗之侈情何如哉!”(50)
中国国内经济自十九世纪晚期开始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使得中国的外贸结构相应出现了显著的变化，从而更加刺激了英国新：兴工商业阶层占领中国市场的欲望。中国在十九世纪末进口工业品的总价值和占总进口的份额都急剧上升。而在进口的工业品中，棉制品占有相当大的份额。而二十世纪初，为满足国内工业化的需要，进口的机械品规模迅速上升。在十九世纪机械品进口几乎为零，但是1900年之后迅速增长，在1910年达到工业进口总值的15％。从由海关贸易档案的记载可以看出，1860—1910年代中国进口商品种类持续增加。1860—1879年间，进口英国商品有大米、海产品、鸦片、棉及棉织品、煤、煤油、钢、铁、锡、羊毛制品、火柴、糖、木材十三大类。1880—1889年间，进口商品种类新增了面粉、苯胺染料和铜三种，其中后两种为重要的工业原料。1890—1899年间，新增香烟、毛纱、线和黄麻袋三种。1900—1909年间，新增靛青、汽油、液体燃料、电镀钢铁、烟叶、火车头和水煤车、火车车厢等七类。1910—1919年间，新增人工丝绸、小麦、纺织机、机动车四类。(51)不难看出，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间，中国进口商品种类增加很多，火车部件、汽油等的进口说明了中国国内澎湃的工业化浪潮促使中国对国外工业原材料和机器的需求迅速增长，而不仅仅是以棉纺织业为代表的消费品。中国正在起步的现代化进程预示着广阔的市场前景，对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具有强烈吸引力。他们更加不愿意放任一个可预见的巨大市场被鸦片贸易所吞噬。
从国际形势来看，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新兴列强与英国争夺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势力范围的斗争日趋激烈。日、俄因其与中国地理上的接近，不断暴露对中国领土的野心。美、德等国借第二次科技革命之机，工业实力迅速增强。美国积极推动世界范围内的取缔鸦片贸易活动，取得了受鸦片贸易毒害各国的好感。这种局面给英国商界和政府带来了强烈的危机感。他们从鸦片贸易中的直接获益变得更少，而潜在的负面影响更大了。
随着工商业阶层经济实力的逐步增强，英国政局在十九世纪发生了有利于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变化。这首先表现在议会制度的三次主要改革，使得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工人在议会中的力量大大增加。1832年改革法案修改了选举资格，使选举权从身份资格转向财产资格，多数中产阶级获得了选举权。这次改革是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向土地贵族盘踞了几百年的议会权力的第一次成功挑战。此后数十年间，代表土地贵族利益的议员在下院仍占优势，而工业资产阶级处于“有权而不掌权”的状态。1867年，议会下院通过了第二次议会改革方案，放宽了财产限制，使选举权扩大到中小资产阶级和上层工人，旧贵族的权力进一步丧失。1884—1885年的第三次议会改革再次扩大公民权，把1867年曾授予自治市的公民权扩大到郡的工人，尤其是农业工人。这使得选民人数占到了成年人口的25％。1885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重新分配席位法案”，客观上使得代表名额的分配更加有利于新型工业城市。这一系列改革使得新兴工商业阶层对贸易政策的意见终于能通过议会反映到政府的政策中。一般认为英国议会中的两大党，自由党与保守党，分别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和贵族的利益。自由党的政治力量在十九世纪得到了稳步扩大。而在自由党执政期间，议会往往更容易通过有利于工业资产阶级的议案。例如，1906年，就有多项有关英国应退出鸦片贸易的议案和讨论在国会进行。(52)事实上，英国同意并采取切实措施终止鸦片贸易，正是在自由党执政期间。而代表旧贵族的托利党(及由其演化而来的保守党)在此时期不得不连连让步，并在1905年失掉了执政党地位。
除了议员本身的政治活动外，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还通过其他渠道，例如院外游说等，影响政府的政策取向。十九世纪中期，英国各大主要工业城市都成立了商会，例如曼彻斯特商会、伦敦商会、利物浦商会等。1860年，各地商会联合起来成立了全国性的商业联合会。这些商会通过各种渠道对政府政策施加影响。“英国的商会虽然具有非官方的特色，但常被政府当局咨询有关地区性质的商业利益，或有关某些地方具有十足代表性的工业事项。它们派代表团到议会去，向政府提出意见书、建议书和请愿书。他们和外交部、殖民部、贸易部以及内政部自由地往来通信”。例如，1881年，利物浦商会呈请下议院，阻止印度向中国输出鸦片，以免英国卷入鸦片贸易的纠纷。又如，《烟台条约》因为对鸦片贸易的限制而遭到了印度政府的抱怨，说这个条约“没有考虑到它对于印度收入的影响”。但禁止鸦片贸易协会“发动英国人用良心来支持这个被人反对的条款。反对鸦片贸易协会收到广泛的支持。莎士伯雷勋爵转呈了一件有350位著名人士署名支持该会立场的意见书。并在商会中展开了热烈的运动，怂恿他们建议批准条约”。(53)
一个对有关鸦片贸易的政府决策较为有影响的民间组织是“中国协会”。1888年，由“在华英国商业、航业、公用事业和银行业的既得利益团体的代言人，其中还掺杂着一些属于中国集团方面的议会议员，以及在东方服役过的退休的殖民地官员和军官”组成的中国协会成立，代表商业界敦促英国政府争取尽可能多的对华商业利益。例如，中国协会会员，驻华公使威玛妥(他正是《烟台条约》的英方签约人)发表演说，称“他们(指与中国有关的工商业阶层)可以放心，无论什么时候在议会提出有关中国贸易的利益问题，他们都有一个完全可靠的、热心而有才能的辩护人。”对于这些“辩护人”而言，鸦片问题是不体面的贸易，会消耗中国本可以购买商品的资金。因此他们通过各自渠道积极游说政府早日削减和取消对华鸦片出口。(54)
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随着对华贸易的深入，英国那些从事正常贸易的商人力量增强了。这些人通常对鸦片贸易表现出了“绅士应有的道德上的厌恶”。而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商人在英商中所占的比例不可避免地下降了。早期从鸦片贸易中获利的商人，由于鸦片贸易在中国的合法化，丧失了在这一领域的垄断权力。这些公司开始转向其他领域，例如保险、银行业等。因此鸦片贸易的禁绝不会对这些商人利益带来实质性损失。他们也不再强烈反对禁止鸦片贸易。正如Trocki指出的：鸦片对英国和亚洲的资本主义发展曾经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对于在亚洲的欧洲商人，鸦片贸易带来了他们的第一次资本积累——没有鸦片贸易，后来的一切发展都是不可能的。(55)在亚洲拥有业务的英国的地产、银行、保险等公司，都是从鸦片贸易起步的。鸦片是商业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但作为一个体系，资本现在流动到其他更有潜力领域了。因此可以说，英国主动与清政府签订《禁烟条件》，是在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贸易结构的浪潮中，放弃了一种已经落于潮流之后的投资和贸易模式，转而去从事利润更加丰厚的投资。其对鸦片贸易的放弃，并不只是出于道德因素或中国鸦片的进口替代，而是由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而在对外贸易中作出的相应调整，是新兴工商业阶层为了进一步占领中国市场的理性行为。
四、总结
本文详细分析了1907年英国主动与当时的清政府签订《禁烟条件》，从而停止了对华鸦片出口的历史背景。通过对英国、印度和中国三国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分析，本文认为英国主动停止对华鸦片出口，是其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必然产物。由于英国在十九世纪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国内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力图扩大对华工业品输出，占领中国市场。对于他们来说，鸦片贸易一方面毒害中国人民，激起了对英国人和英国产品的广泛排斥和仇恨；另一方面也耗尽了普通中国民众的财富，使得他们无力消费英国的工业品。因此，鸦片贸易日渐成为英国新兴工商业资本家对华工业品输出的巨大阻碍。因此，当代表这些新兴资本家利益的自由党于1905年开始执政以后，他们就利用国际社会对鸦片贸易的厌恶，最终于1907年与清政府签订了终止鸦片贸易的《禁烟条件》。因此本文认为，鸦片贸易的废止，并非基于道德因素的“绅士的慈悲”，而是英国国内资本家对利益的追逐。
注释：
①见汪熙、邹明德：《鸦片战争前的中美贸易》，《美关系史论丛》，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页。
②例如，David Owen，British opium policy in China and India，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Martin Booth， Opium：A History，St.Martin's Press，1996.
③罗运炎：《中国鸦片问题》，兴华报社、协和书局、国民拒毒会，1929年，第2页。
④《大清会典事例》卷828，《刑部·刑律杂犯·烟禁》。
⑤(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589页，第588页。
⑥⑧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康成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5页。
⑦由于中国政府在1729年已经规定了鸦片为非法商品，为躲避稽查，运至中国的鸦片只能在中国港口外运鸦片的船舶内交易。中国人到外国鸦片散商的鸦片船上交付现银，并将鸦片转移到自己驶来的小船上，这种在港口外非法进行的贸易就被称为港脚贸易。1858年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后，外国鸦片商人通常在海关将货物交给其中国代理人运至内地。港脚贸易的含义也随之扩大，泛指印度的东方贸易。见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9页。
⑨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江载华、陈衍合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7页。
⑩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35页。
(12)张之洞：《劝学篇·内篇·去毒第九》，《丛书集成初编·劝学篇(及其三种)》，中华书局，1991年，第91页。
(13)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第681页。
(14)印度的鸦片生产在东印度公司(1858年后为英国殖民政府)的管理下进行。印度出口到中国的鸦片主要由孟加拉邦和马尔瓦邦生产。英印政府在孟加拉邦实行鸦片专卖制度，即由政府组织印度农民种植罂粟，其收获必须全部按公司制订的收购价卖给政府。种植鸦片的农民所得利益非常有限。为压低成本，获得更高的财政收入，政府会利用自己土地所有人的身份，将收购价格尽量压低。在某些年份，种植鸦片的农民获得的收入甚至不足以抵消其成本，政府会依照市场行情对产量进行控制(C.Trocki，Opium，Empire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A Study Of The Asian Opium Trade.1750—1950，Routledge，1999，pp.66—67.)。收获的鸦片被送到两个政府开设的加工厂，加工完成后运至加尔各答的拍卖行拍卖。对于不完全由公司统治的土邦(主要是摩腊婆土邦)所产的鸦片，英国政府在鸦片通过英属领地运往港口孟买出口时征收过境税。见杜特《英属印度经济史》，陈洪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第127—128页。
(15)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8页。
(16)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1955年，科学出版社，第24页。
(17)David Owen，British opium policy in China and India，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p.330.
(18)The International Anti-opium Association，The War Against Opium，Tientsin Press，1922，p.81.
(19)英国政府为了逃避道德上的谴责，通过拍卖给散商的方式，表明自己对于鸦片销售到何地并不负责。但事实上，散商中绝大部分都是英国和印度商人。早期的英国鸦片商和后来怡和、礼和等在中国占有优势地位的英国洋行，都是“散商”的组成分子。
(20)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9页。
(21)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虽然英方持续施压，但清政府始终未同意将鸦片贸易合法化。在1858年鸦片进口合法化之后的历次谈判过程中，清政府也一直坚持对鸦片课以较重的税额。
(22)张社生：《绝版李鸿章》，文汇出版社，2009年，第22—23页。
(23)详细记录可参见《禁烟节录及来往照会》(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第二册，第445—447页)。对《禁烟条件》签订过程的研究，另可参见刘增合：《清末禁烟谕旨起因论》，收于王宏斌主编：《毒品问题与近代中国》，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以及张志勇：《清末新政时期的中英禁烟交涉》，收于胡春惠、薛化元主编：《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变迁》，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2004年。
(24)《论禁烟与外交之关系》，《外交报》，1906年第17期。
(25)《唐侍郎绍仪复驻华英使函》，《外交报》，1908年第225期。
(26)(28)《驻华英使朱尔典致中国外务部照会》，《外交报》，1908年第225期。
(27)《禁烟节录及来往照会》，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第445页。
(29)林满红：《清末本国鸦片之替代进口鸦片(1858—190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0年第9期。
(30)张殷铭：《1876年到1885年间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洋药税厘并征谈判研究》，北京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曹英：《晚清内地税冲突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31)David Owen，British opium policy in China and India，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p.287.Martin.Booth，Opium： A History，St.Martin's Press，1996，p.139.
(32)(33)胡滨：《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93年，第483页。
(34)(36)Martin Booth，Opium：A History，St.Martin's Press，1996，p.103，p.139.
(35)此处译文的原文为“The Indian government resisted every effort and every situation that would have led them to stop growing opium”。见C.Trocki，Opium，Empire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A Study Of The Asian Opium Trade，1750—1950，Routledge，1999，p.7.
(37)(38)(39)林承节：《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7页，第130页，第130页。
(40)学术界对于工业革命开始的具体时间和影响力范围依旧存在争论。本文此处采用学术界一般性看法。
(41)Walther Hoffmann，British Industry 1700—1950，B.Blackwell Press，1955，p.55.
(42)Phyllis Deane and William Cole，British Economic Growth，1688—1959，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2.
(43)不包括对爱尔兰的贸易额。见Ralph davis，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British Overseas Trade，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79，p.497。
(44)齐思和等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6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4页。
(45)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Commercial Relations with China，July 12，1847，Irish University Press，1971.
(46)(53)(54)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7页。
(47)Samuel Mander.Our Opium Trade with China， London:Simpkin Marshall，1877，p.18.
(48)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第681页。
(49)李鸿章：《李肃毅伯奏议》，文海出版社，1968年。
(50)《鄞县通志》，据1934年铅印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第1949页。
(51)Liang-lin Hsiao，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1864—1949，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52)David Owen，British opium policy in China and India，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pp.332—333.
(55)C.Trocki，Opium，Empire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A Study Of The Asian Opium Trade，1750—1950，Routledge，1999，p.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