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之际的史学遭遇——以1931—1937年的“通史”① 编纂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难论文,通史论文,史学论文,为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86（2006）12—0077—05
一、史界革命与新式“通史”编写
一部崭新的中国通史，在二十世纪初曾被认为是中国史学革新的突破要点。二十世纪的“通史”写作，强调一个“新”字，即相对于中国传统旧式史学而言。何谓“新”，最重要的是为中国历史获得了新的书写方式。因此，新式中国通史的写作不是一个独立的行为，而是二十世纪初轰轰烈烈新史学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1901年9月，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② 从世界史学变革的大背景上展开论题，新史学革命由之兴起。梁氏在此文中提出的最引人注目的观点就是宣布中国“无史”，在自认史学传统久远的中国，梁氏此说可谓振聋发聩。既然以往“无史”，那么撰写一部新史学则为势所必然，这也预示着史学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初所将出现的巨大转向。
次年2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六篇文章，合称《新史学》。在阐述了人所共知的史学“四弊二病”之后，梁氏提出历史应“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他强烈意识到，“史界革命”必从检讨全部中国历史开始，重新书写一部新史乃是史界革命第一步，此新史就是一部崭新的中国通史。梁氏虽然雄心勃勃，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在是年年底《三十自述》中云：“一年以来，颇竭绵薄，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然荏苒日月，至今犹未能成十之二。”③
对于新式中国通史的编撰，章太炎与梁启超可谓同气相求，遥相呼应。早于梁氏，章太炎在1900年撰写的《中国通史略例》里，已经就新编中国通史的宗旨、体例乃至具体篇目发表了相当系统的看法。章氏认为修撰中国通史的宗旨，一是为了“知古今进化之轨”，一是为了“振励士气”。其所拟议的体例，实际是试图综汇中国原有各种史书体例之长，推陈而出新。从具体开列的《中国通史目录》看，仍是以“表”、“典”、“纪”、“考纪”“别录”为主干，即传统的编史样例。④
1902年，章太炎在《致吴君遂书八》中也提及修通史一事。“修通史者，渔仲以前，梁有吴均，观其诬造《西京杂记》，则通史之芜秽可知也。言古史者，近有马骕，其考证不及乾、嘉诸公，而识断亦伧陋，惟愈于苏辙耳”。⑤ 章太炎虽然有比较明确的编写设想，但与梁氏情况类似，当时心系政治，自己的这些规划也未得以实施。
编著新式中国通史，除梁、章两氏的个人倡导之外，具体的编纂工作也在进行。二十世纪初期，由于新式学堂的开办，原来的史学由于卷帙浩繁，已不再适用于当时，必须加以重新整理。同时，课程革新的需要，也推动了以教科书形式出现的中国通史编著步入高潮。齐思和就认为清末“新史学思想的输入引起了改编国史的运动。其初最迫切的需要，莫过于学校的课本。旧日书房中习用的书如《纲鉴易知录》、《十七史详节》或《资治通鉴》之类，即不适合于新时代的需要，于是编纂通史的工作，逐成了改造国史的第一步骤。”⑥
将古书进行缩编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方式，刘师培就提出“中国廿四史既不合于教科，《通鉴》、《通典》、《通考》亦卷帙繁多，而近日所出各教科书，复简略而不适用。欲治中史，非编一繁简适当之中国历史莫由。⑦”
另一种形式就是许多人翻译和编译从日本传入的各种历史著作，并在此基础之上写作新式的历史教科书。柳诒徵的《历代史略》（1902年）就是在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基础上改写。曾受到梁启超好评的日本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很早就被翻译成了中文，并成为以后陈庆年写作《中国历史教科书》（1903年初版）的主要参照。此后夏曾佑与刘师培等人所作的历史教科书也可从此找到源头。
此一时期，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可以说是一部开风气的作品，齐思和认为其是“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⑧ 全书三册，上册于1904年6月出版，至1906年出齐，但也仅是叙述到隋唐为止。1933年商务印书馆辑印大学教科书，将本书升格为《大学丛书》之一，易名《中国古代史》，此后多次重印。
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也值得一提，其被顾颉刚评为史实丰富，笔调流畅，可谓“通史写作开一新的纪元”。《白话本国史》写成于1920年12月，1923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出版，全名为《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共四册，起自上古，迄于1922年华盛顿会议。此书全用白话，由此而赢得“我国第一部白话文通史著作，也是当时最完整的一部通史著作”的特殊荣誉。
纵观此一时期，虽然关于通史的编纂，有章，梁二氏的大力提倡，也产生了夏曾佑这样开风气的作品，但整体而言，尚未出现可垂后世的佳作。⑨
二、国难之际的“通史”编撰
从梁启超倡导的“史学革命”开始，民国早期的新史学运动一直处于各种主张的激烈交锋之中。到了三十年代，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专尚考据的一派跃居民国学术主流。北平的学术界里甚至充满着“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空气。⑩“以考订破坏为学，而讥博约者为粗疏”。(11) 这一观念的极端表现，就是反对通史编撰和通史教学。
考据史家主张“窄而深”的研究，强调史料的中心地位。傅斯年在其划时代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中对此作了最为集中的阐述：“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做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他所反对的三个方面，其中之一即谓“反对疏通”，主张“证而不疏”，且不做普及的工作。钱穆回忆，有一个专治明史的北大毕业生，傅斯年甚至“不许其上窥元代，下涉清世。”(12) 劳干也回忆到，史语所创办的最主要目的就是为史学作基础工作。傅斯年认为这才是所内同仁的主要业务，至于“通史”一类工作，史语所内虽有人偶然尝试，但只能算是进行有余力的工作。(13) 胡适给吴晗的信中虽让其主治明史，但不是要他写一部明史。而是要他整理明代史料。(14)
傅氏的观念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了当时大学史学课程的设置，他一度在北京大学占据重要位置，强调历史研究的“专”与“深”，主张先治断代史，而不讲通史。在此风气之下，不仅北大，甚至其它各大学史学课程的设置也日趋专门化。1931年北京大学史学系的课程比此前有明显变化，主要表现于：（1）通史断代化，中国史分为上古、汉魏、宋史、满洲开国史，欧洲史也分为中古和近代两门；（2）专门课的比重进一步增加，在原有基础上，开设了中国社会政治史、中国史料目录学、中国历史地理、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古代文籍文辞史、清代史学书录、近代中欧文化接触研究、中国雕版史、东洋建筑史、西洋建筑史、南洋史地、战后国际现势等课程。这与“近人治史，群趋杂碎，以考核相尚，而忽其大节”的风尚有关，研究日趋窄而深，通史类课程即被视为等而下之。(15)
虽然此时考据派占据着当时学界的主流地位，但并非一统天下，还是可以听见不同的声音。对傅氏史学观念向存异议的钱穆就一直没有放弃过自己关于“通史”编写的主张，他回忆到“故友张君荫麟，始相识于民国二十三年春夏间。时余与张君方共有志为通史之学。当谓张君天才英发，年力方富，又博通中西文哲诸科，学既博洽，而复关怀时事，不甘仅仅为记注考订而止。”(16) 从后来的视角看，这也是张荫麟写作影响深远的力著《中国史纲》的逻辑起点。实际上，钱穆后来一直试图扭转考据风尚的畸形发展。
同时，傅斯年的史学观念也并非绝对一成不变。王汎森通过读《傅斯年档案》（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发现，傅氏曾想写一部《民族与古代中国史》而终未完成，为此胡适、劳榦等也深感遗憾。而且他还有一本通论性的文化史的写作计划《赤符论》，可惜也因太忙而流产。(17) 尤其九一八以后，国难日益深重，傅斯年开始挖掘通史对振兴民族自信的意义，提议在北大开设“中国通史”课，并鼓励张荫麟、吴晗写作通史。而傅斯年自己也身体力行，心急如焚地赶写出通史性的著作《东北史纲》，主要目的就是说服李顿调查团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只是此书在极其匆忙状态下写作，且带着强烈的民族情绪，论断多武断，材料引用亦有粗疏，引发大量批评。
由此可见，1931年至1937年间，以胡适、傅斯年、顾颉刚为代表的新派史家虽占据时代主流，但随着国难危机日益深重，其所提倡的史学理念也出现了内部的困境，这是其史学与时代的紧张。新派学者在此刻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即有其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紧张，也有其意义感的失落。(18)
如上所言，三十年代，史界风气的改变并非史学发展自身的逻辑结果，而是与世局的变化紧密相关。在民族危机笼罩下，一方面，国人渴望从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历史中汲取力量；另一方面，史家也为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所驱策，把著史视为书生报国之要道。
邓之诚在出版于1934年的《中华二千年史·叙录》中提出了通史编撰对于中华民族的重大意义，“二千年来外患未尝一日或息，轩黄胄裔，危而复安，弱而能存，灭而再兴者，何莫非由群力群策得来？其艰难经历，非史事何由征之？故欲知先民缔造之迹，莫如读史，诚欲读史，莫如注重事实，先编通史。(19) 连一项重视考古、疑古的顾颉刚也看到当时社会对中国通史的迫切需求，“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够受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在这种意识之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我们民族的成分究竟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应当归我们的”。(20) 由于对民族问题有深切的体会，他立志打破以汉族为本位的通史编撰格局，创作一部以全体中华民族的活动为中心的通史，从历史上证明中华民族不可分离，从文化上证明中华民族为一个相互融合的大集团。(21)
顾颉刚在《古史辨》自序中也提及“这几年，社会上知道我有志研究历史的很多，对于这方面的期求也特别重，许多人属望我编成一部中国通史。我虽没有研究普通史的志愿，只因没有普通史，无论什么历史问题的研究都不易得到一种凭借，为自己研究的便利计，也愿意从我的手中整理出一个大概来。”(22) 1943年，贺昌群在悼念张荫麟的文章中论及“历史学的最后目的，还是在通史，——无论断代的或贯通古今的，通史的最大功用，要在能与整个民族的心灵发生关系”。(23)
王晴佳也认为，国难之际，“专注史料的历史研究方法，与当时民族危机的局势，似乎也相隔太远。当时人所迫切需要的，是如何从历史中寻求中华民族生存的力量与精神，而不是斤斤计较于中国历史的长短，或某些史书的真伪”。(24) 如李济就说九一八之后，“我们常常自问：我们这种工作，在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中，是否一种浪费？”(25) 尤其到了抗战之后，这种心理尤其明显。同时，现实政治也使“窄而深”式的、问题取向式的专题研究失去吸引力。由于不能从整体上关照整个大历史，缺乏与现实的互动，使得新史学面临挑战，在此情况之下，密切关注社会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渐渐崭露头角，同时，俯瞰整个中国历史，力求对此做一贯通解释的著作也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通史编写潮流的重新兴起也与特定时期的学术实际条件有关，由战争所导致的社会变乱对民国的学术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反映到史学界，便是民国学人的史学方法，史学观念发生改变。那些专注于史料考证与扩充的学者，限于动荡的社会环境，学术工具渐显不足，无法继续他们的研究。如那时轰轰烈烈的殷墟考古发掘，到了1937年便不得不因战乱而陷于停滞。而王晴佳注意到此时擅长以多种语言证史的陈寅恪，从北京撤退到昆明西南联大之后由于资料限制，开始写作通史性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其所用材料，大多取自常见的正史。(26)
然而，此一时期学界并没有产生太多有影响的通史著作，只有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可以勉强为之，这段时间主要是为通史的撰述凝聚力量。各家此时已经形成一个基本共识，既一部良好的通史必须在精深专题研究的基础之上才能完成。梁启超写作《中国历史研究法》（1921年）时就已指出“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专门史如法制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等等，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而“专门史多数成立，则普遍史较易致力”，然“普遍史并非由专门史丛集而成”。“惟有联合国中有史学兴味之学者，各因其性之所嗜与力之所及，为部分的精密研究。而悬一公趋之目的与公用之研究方法，分途以赴，而合力以成。”(27) 何炳松在阐述通史理论时也持与任公一致的看法，“我们要想整理中国史，要想做一部理想的中国通史，应该从研究小规模的问题着手，先产出许多专篇著作来做基础才行。”(28)
当国民政府于1930年代初期规定中国通史为各大学必修课时，傅斯年即认为“通史非急速可讲，须各家治断代史专门史稍有成绩，乃可会合成通史”，于是聘请北平各校专家分段讲授。直到1933年后，才由钱穆一人负责。顾颉刚虽早在组织禹贡学会和食货学会两个专门史的研究团体之时就曾明确表示此二者“所研究者虽为部分之中国史，而实际不啻为中国通史筑一坚固之基础”，(29) 又称1936年前后为“历史观念极发达，历史学者日众多，而中国通史的创作渐有希望的时候”。(30) 但1943年，贺昌群仍认为“今日写中国通史的困难问题，一在客观条件不具，即专题研究的基础还不深厚……”(31)
直到1945年，顾颉刚对当时的中国史学发展进行点评时仍然没有看到一部按照其思路写作的通史。“通史的写作，非一个人的精力所能胜任，而中国历史上需待考证的问题又太多，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分工合作，先作断代的研究，使其精力集中于某一个时代，作专门而精湛的考证论文，如是方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断代史，也更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通史”。(32)
这向我们透露的一个信息就是，当时这样一部完美的中国通史一直没有出现。
三、余论
考察国难之际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的通史遭遇，不仅应该追索通史自身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路，同时更应把重点置放于史学与时代，史学与世变的密切关联之上，对于时代世局的变化所造成的学术风气的典范转移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诚如王家范先生所言“20世纪新式中国通史的编著，孕育于中西之学交相激荡的时代，始终与史学的变革相伴而行，一度曾经成为得风气之先、呼应时代变革的文化热点。每当民族危难（如抗日战争时期）或时局急剧转折之际，都会有新的高潮迭现。它是新史学演进的一个重要侧面，同时也是社会变迁、时势跌宕的一面镜子，映照出各个时期史家对时代问题的感悟及其应对。”(33)
新式“通史”自清末开始出现，在1931至1937年这几年间，较知名的通史除前述外，还有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与章嵚《中华通史》等。其中多为从大学讲义中增补而成，从学术史的角度而言，缺陷亦有不少。顾颉刚1945年对整个二十世纪上半期进行点评都认为“中国通史的写作，到今日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本来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34)
贺昌群1943年曾言：“中国新史学的基础，……至今还不到二十年。要从几千年来累积成的浩如烟海的旧史料中，透过一番新的洗礼，——现代意识和科学的方法，使每个时代每桩事情，都得重新估价，而与以一种至少在现代认为正确的意义和解释，那么，一部通史的成功，目前确是很难，……由此说，今日中国的历史学是一个论文写作或专题研究的时代。”(35) 由此忆及张荫麟“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极大的冒险”，所言不虚。
王学典也认为“统观民国主流史学界，30年内几乎没有出现几部大规模的通论性史著，而多是像《元西域人华化考》、《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等专题性质的考证性著作。在各种文史类主流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自然大多数更是有关某个史实、某种典制、某类金石器物或某个文字的考证。即使是从经济史、社会史角度进行研究的论文绝大多数也是考史一类，而非通论性质的文字。”(36)
国难之际的通史编撰鲜有成功之作，考其最根本的原因则在于通史本身写作之极难。何炳松早在1928年就指出了通史之难修，“唯是通史性质，经纬纵横；编纂之功，初无规矩；所谓心知其意传诸其人者是矣。纪昀在《通志提要》中尝谓通史之例，‘非学问足以赅通，文章足以镕铸，则难以成书。故后有作者，率莫敢措意于斯’。又在《史纬提要》中亦谓‘网罗百代，其事本难。梁武帝作《通史》六百卷，刘知几深以为讥；司马光进《通鉴》表亦称其中牴牾不能自保。’吾国通史一体之曲高和寡，此殆为其最大之原因矣。”(37) 国难之际动荡的外部环境更是使通史的写作难上加难。
与此相对的则是这一时期的学入所阐发的大量关于通史著述的理论，可谓入情入理，但成熟的理论没有能够指导出成功的作品，出现的只是理论先行，不仅国难之际如此，如果把眼光扩展于整个二十世纪，悲观的结论是，一部“完美”通史的产生几乎是不可能的。
注释：
① 周予同认为，中国史学体裁上的所谓“通史”，包含着两种意义，一是中国固有的“通史”，这种是与“断代史”相对的“通贯古今”的“通史”；另外一种是中国与西方接触后输入的“通史”，即与“专史”相对的“通贯政治、经济、学术、宗教等等”的“通史”。参见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收入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13—573页。本文所谓的“新式通史”综合以上两种含义， 而且加入了新的历史分期的观念与方法。
②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李华兴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146页。
③ 梁启超：《三十自述》，参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第730—731页。遗憾的是，终其一生，梁启超都未能完成自己的这一番宏愿。
④ 章太炎：《哀清史第五十九》附：《中国通史略例》，《中国通史目录》，《章太炎全集》（三），《訄书》（重订本）五十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⑤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140页。
⑥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大学法学院出版：（燕京社会科学）第二卷，1949年。
⑦ 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凡例》，国学保存会1904。
⑧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
⑨ 齐思和在写于1949年的《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中，在1900 年至抗日战争之前的这段时期，对于较知名的新式中国通史除前述外，只提到了王桐龄于1916年出版的《中国史》，称其是“内容最详细的中国史”。可见，此时佳作并不多。
⑩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第171页。
(11) 萧一山：《为〈清代通史〉批评事再致吴宓君书——并答陈恭禄君》，《国风》4卷11期，1934年6月。
(12)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68—169页。
(13) 转引自逯耀东：《傅斯年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胡适与当代史学家》，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8，第264页。
(14) 转引自王汎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参见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第73页。
(15) 钱穆：《致李埏书》， 《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3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第378页。转引自桑兵《教学需求与学风转变——近代大学史学教育的社会科学化》，《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16) 语见钱穆《中国今日所需要的新史学与新史学家》，收入蒋大椿主编《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第1053页。
(17) 王汎森：《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读“傅斯年档案”》，见氏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314页。
(18) 此处可参阅王汎森《事实与价值的分离——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收入其《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版。此书台湾版与大陆版题目有所改变，内容稍有增加。
(19) 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叙录》，中华书局1983，第2页。
(20) 《禹贡》半月刊发刊词，1934年3月。
(21) 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196页。
(22) 顾颉刚：《古史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94页。
(23) 贺昌群：《哀张荫麟先生》， 《贺昌群文集》（第三卷）“文论及其它”，商务印书馆2003，第573页。
(24) 王晴佳：《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专业化与跨学科》，收入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下），第660页。
(25) 李济：《李济考古学论文集》，转引自王汎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联经版，第443页。
(26) 此处参见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660页。
(27)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259页。
(28) 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刘寅生、房鑫亮编：《何炳松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7，第264页。
(29) 顾颉刚：《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禹贡》半月刊第4卷第10期，1936年1月。
(30) 顾颉刚：《谭其骧来信之“编者按”》，《禹贡》半月刊第4卷第7期，1935年12月。
(31) 贺昌群：《哀张荫麟先生》，《贺昌群文集》第三卷，第576页。
(32)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85页。
(33) 王家范：《中国通史编撰百年回顾》，《史林》，2003年第6期。
(34)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81页。
(35) 贺昌群：《哀张荫麟先生》，《贺昌群文集》第三卷第576页。
(36) 王学典：《20世纪史学进程中的“乾嘉范式”》，收入其《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第31页。
(37) 何炳松：《通史新义·自序》，刘寅生等编《何炳松纪念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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