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约东扩——地缘政治与文明特性的双重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缘论文,特性论文,政治论文,北约东扩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语：近两年来，北约东扩的势态发展一直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1997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美国研究所和东欧中亚研究所的部分学者在一起对此问题进行了讨论。本文即是在此次讨论会的基础上，由三位与会者就各所长的领域分工合作写成，并由《欧洲》与《美国研究》同时刊载。
北约东扩是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中的第一件具有牵动全局意义的大事，它不仅将对当事者——欧洲、美国、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有着重大的影响，也必将对世界格局的未来走向产生重要影响。在北约东扩的背后或许正在形成冷战结束后世界重新组合的新的某些要素。
前不久，俄罗斯与北约签订了关于北约东扩的协议。北约东扩已成定局，作为一件事情似乎已经过去，人们只要等着看它如何实现就是了。然而，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北约东扩的过程并不只单单是作为冷战的“胜利者”向“失败者”的一种“理所当然的”“索要”，或是冷战结束方式所产生的“惯性”使然。北约东扩的背景及其发生是十分复杂的，不仅有着当事者各方的现实利益的考虑，也有着更为深层的历史文化和政治文化的复杂影响。
两刊同时发表同一文章在我们是第一次，不仅在于北约东扩问题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性以及此问题恰恰是两刊所涉领域，还在于此文的三位作者和参加此次讨论会的学者们所表现的思辩的精神和多学科、跨学科的努力。同时，问题的深入还得益于广泛的集体讨论。这正是两刊长期以来所提倡、所期望的。我们希望能在更大范围内引起读者的关注，拓开国际问题研究的视野。
两刊实行文责自负的原则，三位作者亦按分工顺序排名。由于版面所限，文章未能得以充分展开，还有粗糙之处，我们欢迎读者批评。
冷战终结后，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用两种不同的思维看待问题。历史学家认为，该想想过去的事情了。经济学家说，应该着眼于未来。其实，两者并不矛盾。面对今天的国际关系现实，我们更乐于把以下三种思维方法或说是理论视角融合起来，进而从一个战略的高度来思考问题，那就是1，地缘政治学说。它属于传统的政治现实主义；2，文明特性学说。也不妨称它作文明冲突理论，尽管我们不能同意亨廷顿的论证方式。在国际政治的话语体系中，它基本上也属于现实主义的权力论。只不过在论述策略上有所不同罢了；3，相互依赖理论。 它是建立在经济全球化这一基本假定基础上的分析框架。它有力地否定了政治现实主义的几个基本命题。但其最终结论却模糊得令人吃惊。总体上说，这三种看问题的角度也有某种内在的联系。我们看到，在今天的国际关系现实中，地缘政治思维与文明特性理论的视界融合，渐成一种主流的范式，并且对外交政策学说日益具有影响力。我们正是这样来看待北约东扩的。
理论分析框架
阿诺德·汤因比认为，文明是在提出艰难挑战的环境中诞生的。当社会经历一系列不断袭来的挑战时，文明便发展起来。受到挑战的文明激起生命的活力，使它达到平衡并迎向新的挑战，促使它作出新的反应。挑战—反应的循环往复可能是永无止境的〔1〕。在汤因比看来， 挑战来自内外两个方面。内部的挑战乃是国家丧失了利用一定条件、资源并使之富有效率的能力。外部的挑战则是不言自明的。当我们借取汤因比的视角分析国际关系时，地缘政治概念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工具。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位置也是一种性质。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国家间关系的不确定性，利益冲突甚至文明冲突， 都可能通过地缘政治表现出来〔2〕。在地缘政治上，中东欧地区的地位，在战略上极其重要。150 年来这一地区在安全属性上对世界政治的影响都是既敏感又关键的。这一地区历史上屡次成为大国争霸的抵押品。这一点，也构成了北约东扩的地缘战略含义的重要部分。
当年塞耶·马汉（Captain Alfred T.Mahan）研究了海洋历史， 特别是英国霸权在全球的扩张，所得到的结论是：制海权对于大国的战略地位是至关重要的，那些出海口和重要的交通线尤其如此。有进入海洋之便的国家较之内陆国家有更大的获得大国地位的潜力。这就使海洋国家结成联盟，海洋国家与内陆国家结盟在性质上的分类变得尤为重要。麦金德爵士（Halford Mackinder ）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指出：国际政治的“中枢地带”是从东欧平原一直延伸到西伯利亚平原的那片广阔地域。他问道：从地理关系的某种一贯性看，世界政治的中枢地区难道不是欧亚之间那块广阔地区吗〔3〕？于是， 就有了麦金德那个著名的政治咒语：谁统治了东欧，谁就能控制大陆心脏；谁统治大陆心脏（the heartland），谁就能控制世界岛（欧亚大陆）； 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能统治全世界。
其实，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政治咒语在美国已演化成一个重要的战略理念：绝不允许欧亚大陆的两侧出现一个起支配作用的霸权力量。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提出了一个新论点：在欧亚大陆的周围如果形成了新的工业力量中心，那么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the rimland）在战略上甚至比大陆心脏更为重要〔4〕。今天的中东欧、中亚地区就是斯皮克曼所指的“边缘地区”。因为这些地区有着双重的威慑功能：对内可威慑大陆心脏，对外可威慑欧洲工业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斯皮克曼的假说构成了当年乔治·凯南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的理论基础。直至今日，在基辛格的战略意识里，如何对付俄罗斯日后的崛起和可能的威胁，都应该是美国新大西洋政策的核心。
基辛格判断，在下个世纪初，经过多次兴衰之后，俄罗斯很可能恢复其中央权力，它很可能更接近于皮诺切特或萨拉萨尔所喜欢的政治结构，一旦建立了法律制度，它的经济也会复苏。到那时，大西洋沿岸的国家必须习惯于一个更加武断的俄罗斯。大西洋联盟的任务将变成向俄罗斯提供一个充分参加新的一千年的政治建设的机会，同时保证它的传统民族主义不扩张到它的国界之外。他主张北约东扩，认为北约东扩到前苏联卫星国能为这项任务提供重要的安全网。他反对把俄罗斯纳入欧洲安全机制，认为那样“会摧毁作为一个安全网的北约，并招致俄罗斯永久地闯入西方联盟的决策中心”〔5〕。可见， 一个太虚弱或太强大的俄罗斯都会让西方感到不安。因为俄罗斯是个举足轻重的大国。
今天的欧洲工业中心，已不再玩历史上那种危险的力量均势游戏，而是正在以法德轴心为主线推进一体化进程，它的东部“边缘地区”对于欧洲的未来命运无疑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地缘政治学说是政治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把国家或国家集团看成是生命有机体，它必须占据足够的资源和空间位置；它会增长、扩张，也会缩小、衰亡。近些年来，有一种理论更加强调国家联盟的所谓“道德和精神力量”，认为只有同源同类文明才能结成可靠的联盟，“非我族类”的文明是不可能结成可靠联盟的。这样富有共同文明特性的“文明实体”结成联盟才能使地缘政治和“文明均势”更加具有力量。这一理论由亨廷顿在1993年提出，并在他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得到了系统的阐发。亨廷顿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将以文明的冲突为主调。他的结论是，“美国与欧洲必须团结一致，结成可靠联盟，否则，就会被其他文明所取代”，到那时，地缘政治优势和文明的均势都将发生可怕的转移〔6〕。
亨廷顿设想了三对矛盾：西方与俄罗斯的矛盾（基督教文化与东正教文化矛盾），西方与伊斯兰教的矛盾（基督与穆罕默德的矛盾）以及西方与中国的矛盾（基督教文化与儒教文化的矛盾）。亨廷顿对西方白人的利益念兹在兹。在他的心目中，所谓“绿祸”（green peril， 指伊斯兰教）、“黄祸”（yellow peril，指中国人）、“邪恶的俄国人”等大抵都是不能信任的，都是潜在威胁，这种威胁不仅来源于现实利益，更是源于文明特性的差异。所以亨廷顿主张北约东扩，以形成基督教文明的欧洲，在特性上实现完整的统一。不单如此，他还主张“净化”西方，把属于东正教的希腊从北约中开除出去，更不用说接纳属于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了。从这一视点看，亨廷顿的“文明理论”也为北约东扩寻找了一种合法性。可见，亨廷顿“文明理论”的背后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权力论。这种“文明的预言”目的是单一的——寻求更可靠的霸权，它所塑造的“敌人”的形象则是牵强附会的。这种预言读起来可能扣人心弦，但是难以具体化为政策和战略。
地缘政治观念的背后，是现实主义的权力论。马基雅弗利把权力视为机遇和统治者能力的结合。他在《君主论》中说：“谈到那些依靠本人的能力而不是依靠幸运崛起成为君主的人们，我说最出类拔萃的范例是摩西、居鲁士、罗慕洛、提修斯以及如此之类的人们……机会给他们提供了物力，让他们把它塑造成为他们认为最好的那种形式。如果没有这种机会，他们的精神上的能力就会浪费掉；但是，如果没有那样的能力，有机会也会白白地放过。”〔7 〕这种现实主义的权力论自然会导致博弈论中的“零和竞争”和“囚徒的困境”〔8〕， 并为纷争的世界现实提供了合法性。
斯皮克曼关于“边缘地区”的新见解使地缘政治理论又深入了一步。他认为，在国际体系中，有三种基本的活动形式：合作、和解和对抗。但是国家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存，“必须把维护和加强自己的权力地位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9〕。 因为权力最终体现在发动战争的能力上。所以各国一贯重视军事力量的建设。在斯皮克曼的地缘政治和势力均衡理论中，权力就像水流一样，哪里的抵抗最弱，扩张就会在哪里出现。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决定它将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在他的命题中，西方不具备足以抵御欧亚大陆合力进攻的经济、军事和技术资源。美国必须竭力维持在欧洲和亚洲的力量均衡。他认为俄国迟早会对西方安全造成麻烦。一个从乌拉尔山到北海的俄罗斯国家，同从北海到乌拉尔山的德意志国家是一丘之貉。
但是，斯皮克曼的思想中也含有这样一个观点，即国家追求的目标必须有一定的限度。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就建议美国不要以摧毁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为目标，而只应致力于消灭当时的政权。因为有朝一日其他大国在欧亚大陆谋求霸权时，必须由德日发挥重要的平衡和遏制作用。1943年斯皮克曼就去世了，但是他的观点似乎早已根深蒂固。我们在海湾战争期间美国对付伊拉克的过程中，就能看到斯皮克曼观点的影子。正是由于伊拉克还保存下一定的实力，萨达姆还在台上，沙特阿拉伯等海湾诸国就离不开美国的安全保护。因为西方需要的是“合适的石油价格”。
麦金德当年曾提出从“枢纽地带”到“心脏地带”的两个扩展。其中一个是扩大到中亚细亚的山地，制海权很难达到这个地区；另一个扩展最为重要，它包括了黑海和波罗的海水域，这就从易北河至亚得里亚海形成一条直线把东欧划了进去。麦金德实际上是断言，占有东欧是控制心脏地带的关键。在20世纪初，麦金德认为德国已经决定性地取代了俄国，成为英国霸权的挑战者。也就是说，自19世纪，“东欧的重心已从彼得格勒转移到了柏林”。日耳曼人和斯拉夫民族历史上的敌对，正是源于日耳曼人想要控制东欧这一强烈欲念。这已成为世界大战的主要原因之一。中东欧地区是夹在德国和俄国之间的“第三地带”，这个地带像一把双刃剑一样维持着心脏地带和欧洲工业中心之间的力量均衡。
斯皮克曼关注的是三大世界实力中心：即北美太平洋沿岸地区，欧洲沿海地区和欧亚大陆沿海地区。当年如果德日联盟真正取得成功，意味着他们将联手控制欧亚大陆这个第三大实力中心。美国则除了与英国结盟之外别无选择。他认识到，正是俄国和中国的地面实力与英国和美国的海上实力的联合，才迫使德日在海陆战场同时投入战争，最终招致失败〔10〕。斯皮克曼在地缘政治学派中属于现实主义者。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主要危险可能来自反美的欧亚实力中心的联合。他预言德国可能因占据东欧（即“边缘地带”）而成为胜利者，也同样因为丧失那个“边缘地带”而成为最终的失败者。斯皮克曼的新现实政治观受到了理想主义者的抨击〔11〕。但是，他还是坚持主张，“不论是我们的原则之中不言而喻的真理还是我们的伦理价值的神圣基础，都不足以保证世界按照我们渴望的想象建立起来……武力对于民族的生存和创造美好的世界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手段。”〔12〕
斯皮克曼一向关注内新月形地带（Inner Crescent），这一地区与中东欧有关，带有更为实在的世界权力特征。在它的周围有“一条与整个所谓海权国家聚集区相联接的环绕大海的交通线”。是“海权与陆权之间冲突的一个巨大的缓冲地带”。它带有两栖的双重功能，从海陆两面发挥着制衡作用。斯皮克曼不赞成麦金德海权与陆权相冲突的论点。他认为海权和陆权国家若能有效地联合起来，反对某个企图控制“边缘地带”的国家便可以保持一种均衡的稳定。因此，他将麦金德的咒语改写成：谁统治了边缘地带，谁就能统治欧亚大陆；谁统治了欧亚大陆，谁就能控制世界的命运。他断言，美国的国家利益在于保证决不让任何一个单独的强国来统一“边缘地带”，最好是由美国自己来控制这些边缘地带。1949年北约建立的宗旨，一方面是承担起西欧的防务，另一方面就是对付苏联，因其威慑到被斯皮克曼称之为边缘地带的地区。这就是说，北约是为冷战准备的。著名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在其新著《现在我们知道》中断言：一旦苏联渡过了二战的折磨，“不管西方怎么做，冷战都将会发生。”一般认为，乔治·凯南提出的“遏制”战略就是以斯皮克曼的观点为基础的。
其实，在地缘政治的理论内涵里，暗含着一个文明特性差异或冲突的视角。在冷战后时代，地缘政治与文明特性这两种思维的结合是通过“西方与非西方”这一特定视角表现出来。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指出，“苏联象它的彼得式祖先一样可以被视为披着一件为了方便和伪装而选取的西方外衣来保命的俄国东正教统一国家。”他还说，“无论如何，毫无问题的是，反西方倾向在俄国人的感情和思想中的尖锐的再度强化，曾是1917年俄国革命的后果之一。而苏联的出现并成为世界上现存的两个敌对强国之一，已经再度把一种文化上的冲突引入政治的角斗场了。这个角斗场在以前的大约250 年间是给相同文化面貌的列强之间进行内部政治争端用的。”〔13〕这也就是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所说的“西方的内战”。
在15世纪80年代，诺夫哥罗德共和国和莫斯科大公国的合并，建立了俄罗斯东正教统一国家。而在1569年波兰和立陶宛这两个王国的联合已属于天主教的文化圈了。汤因比发现，近代西方惊人成就的秘密在于精神武器和世俗武器的巧妙合作。那就是自由主义加上精良的武器。亨廷顿也认为，只有帝国主义手段才能传播文化价值观〔14〕。这就使西方文明在与其它文明在空间上接触时，会发生难以避免的文化冲突。西方社会从11世纪开始进入中世纪，15—16世纪开始进入近代，它突然的兴起和扩张使它很快就与东正教国家包括俄罗斯划出了一条文明的边界线。按照汤因比的逻辑，毋宁说，他早已经预见到雅尔塔体制所形成的势力范围格局是无法长久维持的。他指出，“俄罗斯东正教社会的原来遗留的影响，由于在14世纪以后波兰、立陶宛这些西方区域性国家的侵略和胜利而受到了损失——这些损失一直到1945年以后才得到弥补。”〔15〕但是，随着北约东扩的完成，这种弥补再度难以挽回地失丢了。而在波兰人看来， 他们早就应该“回归欧洲”了。 德国外长金克尔1997年4月14日在德波论坛上说，波兰回归欧洲已成定局， 德国和波兰这两个欧洲心脏部位的邻国离得更近了。
中国学者陈乐民先生说，“欧洲东半部的欧洲文明，在西方看来有相当多的‘东方’色彩，经济生产也不及西半部发达，所以东西欧的区别在文明的发展上，从中世纪已清楚地表现出来了。因此，当说到欧洲文明时，人们总是习惯地以西欧为代表；从文明的相互影响的态势看，欧洲东部是居于被影响、被波及的地位的……东部欧洲越是同东方的奥斯曼、阿拉伯对抗，欧洲观念（包括宗教信仰、民族属性、哲学思想等等）就越是在欧亚大陆的西部居住的人的心中刻上深深的烙印——他们因而成为有别于其他的、自觉的欧洲人。”〔16〕从这样一种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北约的东扩仿佛是历史的一种延续。
西方的策略选择
如今，北约扩大了。在1997年7月马德里北约首脑会议上，波兰、 匈牙利、捷克这些中东欧国家将成为北约新的成员国。这一改变未来欧洲大陆力量结构的重要变动，具有地缘政治和文明要素的双重内涵。
从地缘政治视角看，中东欧属于斯皮克曼概念中的“边缘地带”。北约控制了这一地区后，它与俄罗斯的关系就变成了未来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大悬案。俄罗斯不管怎么说，是失去了一个战略上的缓冲带。从文明特性的角度看，中东欧国家“回归欧洲”又是俄罗斯所难以强制阻拦的。因为中东欧这一敏感的“边缘地带”在安全特性和文明特性上如果长期没有方向感和归属感，就可能发生种族冲突、文化冲突，乃至不可预测的政治动荡。这种情形，显然也不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利益。
关于解决欧洲安全问题，俄罗斯倾向于利用欧安会机制，但在西方的反对下，无法实现。欧洲原是倾向于用欧盟东扩来解决中东欧安全问题，用经济力量来解决安全困境，这可能更稳妥一些。但是，欧盟自身的制度建设还未解决，货币一体化尚无定论，再把中东欧加进来，问题就更加复杂化了。因此，欧洲政治家采取了赞成美国的北约东扩的基本态度。
中东欧国家在1989年剧变之后，都把尽快加入北约作为既定国策。1993年波兰正式提出加入北约，其外交部为此特别向北约提供一份书面申请材料。1994年1月， 北约首脑会议作出对中东欧有关国家“敞开大门”的决定，随即捷克于1994年1月，波兰于1994年2月分别与北约签署了“和平伙伴关系”文件。1994年12月15日，北约国防部长会议讨论了东扩的可能性，1995年正式作出北约东扩的决定。
北约与华约是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是冷战的产物。冷战结束后，华约解散了。北约不仅没有解散，而且其势力还在不断地扩大。北约扩大的根据是什么？这在西方存有很大的争议。在俄罗斯的一些人士看来，北约东扩的确有点以怨报德，趁火打劫的味道。对于俄罗斯这样的大国来说，它在最虚弱的时候迫不得已接受的东西，恰恰可能是它日后强盛时首先要推翻的东西。西方现在扩大了北约，但它在多大程度上为其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作了实力准备呢？1925年，英国为遏制德国再度崛起，签订了洛迦诺条约，承担了保卫法国和比利时东部边界及德国西部边界的义务。但是，日后人们看到的却是英国的绥靖政策。保罗·肯尼迪作为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提醒人们注意这一点。关于北约东扩这一事实所引起的后果的争议，肯定还将继续下去，短时期内尚难作出一个定论。
在美国，支持北约东扩的克林顿政府和一批战略家所依据的可以说是斯皮克曼和基辛格的基本假定，即俄罗斯总有一天会再一次威胁中东欧，进而对欧洲工业中心构成威胁。现在，趁其衰弱，必须将北约战略防御空间向东推进到中东欧地区。
在美国人的战略思想中，北约东扩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未来发展方向并不确定的俄罗斯起到一种威慑作用，另一方面对欧洲内部的力量分布也是一种约束机制。从美国人的历史经验看，俄罗斯和德国都是需要约束的。美国副国务卿塔尔博特认为，俄罗斯不会害怕北约东扩，5月27日签署的北约—俄罗斯基本文件，既不是凡尔赛条约， 也不是雅尔塔体制。凡尔赛条约太苛刻了，而雅尔塔协定又太宽容了。这个协议即北约—俄罗斯协议能够产生一种制度性合作关系。这是一种既有约束又赋予权利的一种新的均势。
此外，一些支持北约东扩的战略家还认为，北约东扩能够加强分裂了50多年的欧洲的民主，促进中东欧地区的稳定，有助于该地区的民主转型和尽早地融入西方社会。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韦尔在《北约的生存特性》一文中认为，对北约东扩的争论不应是“纯机械性的”，应该“重新给北约的目的、使命和特性下个定义，它首先是个民主的工具”，是“欧美文明的制度性保证”。
北约东扩终于使一百多年来中东欧地区作为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带的危险局面得以改观。这样，美国出兵去那里打仗的可能性减少了。况且，克林顿认为，他不愿意再用传统的均势理论——即使用抗衡力量来对付那些企图支配邻国的国家——来理解一个新世界了；他倒是想使以前的敌人联合起来，共同携手面向21世纪：所以俄罗斯根本用不着害怕北约东扩。
反对北约东扩的战略家认为，这一事态将在原来的铁幕以东划下一条新的分裂线。俄罗斯现在在衰弱之中接受的东西一定会成为日后它在复兴时首先要推翻的东西。乔治·凯南认为，北约东扩是一次危险的赌博，“是整个冷战后时期美国政策最大的错误”。凯南预言，美国所主张的北约东扩将带来5个消极后果：1，刺激俄罗斯民族主义。这一假定是北约东扩将超过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承受力；2，促进反西方倾向； 3，滋生俄罗斯军国主义；4，妨碍俄罗斯民主进程；5， 可能造成东西方新冷战，造成欧洲新的分裂。将来这些后果所产生的消极影响都将发生在欧洲。也就是说，欧洲要承担本来可以避免的新对抗的成本。
实际上，凯南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它是有逻辑的。脆弱的经济，虚弱的民主，心怀不满甚至充满屈辱感的军队使俄罗斯成为最具不确定性的国家。它本来就对现状感到不满，更何况还要它接受北约东扩这一令它不舒服的现实。俄罗斯还不是一个心态平衡的国家。
除乔治·凯南外，费雷德·伊克尔、保罗·尼采等一批军控专家也反对北约东扩。他们认为，面对一个更加接近自己边界的西方军事联盟，俄罗斯必然不愿意批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而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不是那些常规力量，恰恰是战略武器，相反，俄罗斯还会在未来加强这方面的实力。原克林顿的顾问，现为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教授的曼德尔鲍姆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北约东扩及北约—俄罗斯协议都是“一笔糟糕的交易”。他的观点是，中东欧国家的民主不需要外界的刺激，让其自发地发展壮大会更好；西方的刺激，不仅无助于促进那里的民主，反而还会妨碍之。本来那个地区并不存在什么威胁，是西方自己制造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a self—fulfilling prophecy），使俄罗斯变成了一个威胁。 俄罗斯现在不是威胁。假定俄罗斯有一天真的成了威胁，它也会首先威胁波罗的国家和乌克兰，不会首先威胁波兰、捷克和匈牙利，而前者恰恰又不是北约东扩的吸收对象。西方如果明智，就应该给中东欧国家留出自发变革的时间和空间。
当然，也有些人担心北约东扩所需要付出的额外成本会超过本国所能承受的限度。纳税人可能是不大情愿这么干的。当年的马歇尔计划是拯救了一个狭义的欧洲，但却促成了一个广义的欧洲的分裂。
但是，北约东扩的事实表明，支持者的观点占了上风。也就是说，地缘政治和文明特性的逻辑在西方决策者的内心是根深蒂固的。
在这里，我们分析一下北约与俄罗斯在处理北约东扩这一问题上的决策策略是有意义的。从西方的角度看，对北约东扩这一战略行动可以有以下三种选择：1，大胆行动，不要过多地顾虑俄罗斯；2，既要实现东扩，又要讲点技巧，不引起俄罗斯的对抗。布热津斯基认为，北约东扩的赌注具有双重性：一是在吸收新成员国的同时又不向莫斯科的要求屈服，二是把俄国牵连进去但又不损害联盟政治上的完整；3， 暂缓东扩。从俄罗斯的角度看，也存在三种选择：1，硬顶，坚决反对东扩， 不惜对抗；2，虽然没有能力阻止北约东扩， 但要在讨价还价过程中力争获取最大好处；3，欢迎北约东扩，甚至主张俄罗斯也应加入北约。 以下，我们用经济学中的“效用曲线”（utility curve ）进一步加以分析（见下页图）。
对于一个决策集团来说，由于时间、条件的不同，对同一问题的决策，对相同利益或损失的反应也不一定是相同的。我们这里把决策者对于利益和损失的反应称为“效用”，它实质上代表着决策者对于风险的态度。横坐标是损益值。图中曲线A对于利益的反应比较迟缓， 但对于损失却比较敏感，因此对肯定能获得的某种收益值的效用经常大于对带有风险的同等收益值的效用；这属于保守型决策者的效用曲线。 曲线C正好与曲线A相反，是进取型决策者的效用曲线， 对风险概率的尝试欲望较强。曲线B是介于两者中间的中间型决策者的效用曲线。 这类决策者认为，肯定能得到的收益值与同等的预期收益值之间具有相同的效用值，即风险概率。一般而言，大多数决策者属于曲线A型的， 即保守型的。在博弈论中，这均属于不确定的决策；即有一个以上的自然状态（不确定性），且不知道各自然状态发生的概率，这样就难以对可能的结果作出非常明确的判断和稳定的预期。例如，谁也无法明确知道北约东扩日后究竟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由于信息不完备，沟通不力，制度差异，价值观等要素的影响，当然就确定不了各种自然状态发生的概率，决策的损益值也就难以判定。一般而言，曲线A 型（保守型）决策坚持“最大最小准则”（maximum minimum criterion）， 即在自然状态（不确定性）最小的情况下获取最大的收益；曲线C 型（进取型）决策坚持“最大最大准则”（maximum maximum criterion）， 即在自然状态（不确定性）最大的情况下获取最大的收益；曲线B 型（中间型）决策坚持“最小最大准则”（minimum maximum criterion）， 即在自然状态（不确定性）最大的情况下获取最小的收益。
分析以上的“效用曲线”，我们看到，在北约东扩这一问题上，西方采取了第2种策略，即在扩大北约的同时，给俄罗斯以一定的安抚， 力争不引起俄罗斯的对抗。因为外交政策目标必须依据可能发生的情况制定，而不能依据假定的最佳情况来制定。 这在“效用曲线”中属于A型即保守型，在博弈策略上属于“最大最小准则”。
俄罗斯在应付北约东扩这一问题时，也采取了第2种策略， 即在招架不住西方扩大北约的前提下，尽量获取更多的实惠和面子。在“效用曲线”中也属于A型即保守型，既未硬顶，也没有假装看不见， 甚至举双手赞成，在博弈策略上也属于“最大最小准则”。正是这样，双方才经过5—6个月的艰苦谈判，达成了北约—俄罗斯基本文件。双方采取了合作的策略。可以说在关键的一点上双方打破了“囚徒的困境”（Prisoner's Dilemma）。应该说这是一种冷战后健康思维的表现，尽管谈判是硬性的、艰苦的，甚至对双方的约束性概念也是不太清楚的。双方对某些概念作不同解释的可能性仍然是很大的。
北约的收益是在未引起与俄罗斯激烈对抗的前提下实现了扩大；俄罗斯的收益是在实际上没有能力与西方对抗的条件下，通过政府文件“把北约东扩的消极后果降低到最低限度”：即一方面北约承诺不在新成员国领土上部署或存放核武器，俄罗斯对北约事务有一定的发言权，对北约下一步继续扩大构成了某种限制；另一方面谋取西方承诺在经济上给予更多支持并承认俄罗斯对欧洲安全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力〔17〕。俄罗斯现在没有能力把大量的钱花在反北约的军事活动上。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谢尔盖·罗戈夫在一篇《我们使西方失去行动自由》的文章中认为，俄罗斯在实力不足的条件下与北约进行适当妥协是最佳选择。他认识到，外交是一门实现可能性的艺术，而俄罗斯的“可能性”无论明天，还是后天，都不会有什么增加；俄罗斯已经受不起再一次卷入与西方失去理智的军备竞赛。采取“越坏越好”的策略，即在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等问题上给西方找麻烦，制造一些事端，就会使俄罗斯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不确定因素，这也是一种危险策略。最好的策略就是与西方达成一种制度性妥协，例如常设联合委员会机制就给俄罗斯一个相当重要的机会，可以使俄罗斯有机会、有能力“从内部”对西方的决策施加影响，这可以使西方“失去行动自由”，避免它采取单方面行动。这难道不比在外面虚张声势地瞎嚷嚷强得多吗〔18〕？
实际上，一个大国处于虚弱状态时，其言辞和态度往往倾向于过于强硬。反之，一个强盛的国家在言辞和态度上却倾向于不那么咄咄逼人。重要的是，这个协议在俄罗斯决策者看来，部分地转移了北约针对俄罗斯的直观目标，降低了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势力对政府的压力。
美国与北约东扩
1989年12月，美国布什政府针对德国将统一的局面，提出了四点原则，其中第二条规定：统一后的德国应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德国“不应以中立换取统一”〔19〕。在此后解决德国统一的“外部问题”时，美国始终坚持这一原则。1990年6月， 美国在与北约成员国协商后，向苏联提出了一个“九点计划”，其主旨是要求苏联接受统一后的德国为北约成员国，同时给予苏联一些安全保障和经济报偿，并争取保持住欧洲缓和的势头〔20〕。苏联任何反对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它最终不得不接受美国的安排。原因很简单，德国的统一反映的是西方阵营对苏联阵营的胜利，美国的计划是胜利的一方向失败的一方提出的。
可以说北约“东扩”从德国统一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了，而且美国是那次“东扩”的始作俑者。当时冷战尚未结束，华沙条约组织还存在，因此，“东扩”尽管是因德国统一而起，但布什政府的有关决定主要还是基于安全战略的考虑。
随着华约解散、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美国重提北约东扩，并终于付诸实施，其含义及影响要复杂得多了，其决策过程反映了冷战后美国外交决策的所有基本特点。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将集中揭示促使美国推动北约东扩的那些深层的、起持久作用的因素，而不是探讨美国决策的一般过程和特点。这里所谓的深层的、起持久作用的因素，是指美国对冷战后的世界的基本看法，以及处理与北约东扩有关的问题的基本态度。简而言之，冷战后的世界是什么样？美国该怎么办，特别是在欧洲该怎么办？美国那些思想家、战略家和决策层的政治人物对这两个基本问题的思考及结论，构成了美国有关决策的主要背景。
1989年夏，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处副主任的福山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文章《历史的终结？》。他在文中断言：在整个20世纪“目睹的是一阵又一阵的意识形态狂热，自由主义先是同专制的残余进行斗争，后是同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最后是同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后者曾威胁要诉诸核战争的最后启示。……经历了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之后，人们现在似乎又找回了自信，未来并不会像早些时候所预测的那样，是‘意识形态的终结’或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趋同，而是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辉煌胜利。”〔21〕
从福山文章发表到现在，尽管在西方对福山的见解并不是没有非议，但总的看来福山是说出了美国精英们——包括政治界的、思想界的和军界的——的心里话。近些年来，福山的看法差不多已经成了美国领导人的座右铭。美国总统克林顿就曾经用赞美诗一样的语言吟诵西方的胜利——“我们已经高举火炬走过黑夜，现在我们可以创造我们的后代应当拥有的黎明了。……今天地球上三分之二的国家和一半以上的人民处在由本国人民选出的政府的治理之下，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22〕
美国人几乎从未像现在这样坚信，资本主义正在全世界走向胜利，而且是不可逆转的。正是这种近乎狂热的自信，进一步刺激了他们的领袖欲和向全世界推行美国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冲动，并将他们的欲望和冲动注入到外交战略中。美国在结束了“遏制”以后，在自己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增加了“扩展”的概念，其源盖出于此。所谓“扩展”战略如其设计者、克林顿第一任期的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所说，就是美国“在实行了遏制主义之后必须……扩大这个世界上由市场民主制国家组成的自由大家庭”，并把“广泛地促进民主制和市场的目标同较为传统的地缘战略利益结合起来”〔23〕。
《外交》杂志1996年5—6月号发表了美国劳德管理和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伊肯伯里的文章《冷战后混乱的神话》。该文称：“冷战后的秩序实际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形成的西方秩序的继续和延伸”，“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领头建立的制度没有崩溃，相反它仍然是世界秩序的核心。今天的任务不是发现或确定某种神话般的新秩序，而是重申旧秩序的政策、承诺和战略。”〔24〕这可以被认为是“扩展”战略最精彩的注释和发挥，即美国就是要继续维护冷战时期西方国家之间形成的秩序，以及为维持那种秩序而形成的体制，并将其“扩展”到需要的地方。北约东扩的确是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
只要研究美国对欧洲的政策，就回避不了美国外交中那个剪不断、挥不去的“欧洲情结”，即在历史渊源、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上对欧洲认同，以及在这种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对欧洲（包括东欧地区在内）的深切关怀。美国人曾因此而赋予他们在冷战中所作所为以一种超越了反共产主义和地缘政治的意义，他们自认为是在拯救和保护西方文明〔25〕。
1949年4月12日， 杜鲁门在将北约成立的文本提交参院批准的附信中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美洲成员在传统上，在对自由的热爱上，都直接源于欧洲的成员国。”〔26〕将近50年后，现任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谈到欧洲和北约时说：“美国，尤其是我个人的根都在欧洲。我们对事物的看法都受到欧洲传统的影响。”〔27〕做这样的比较意在指出，美国外交中的“欧洲情结”不仅在冷战初期影响着美国建立北约组织的决策——包括它对决策的影响和决策者利用它来说服、鼓动公众接受他们的政策，而且今天在美国人考虑北约东扩时仍起着难以估量的作用，它至少也是美国人决策的感情与心理基础之一。
如今的美国决策者们谈到欧洲时，总给人一种感情冲动的印象。他们在宣布“建立一个统一、稳定和民主的欧洲”是现政府外交的当务之急时，常常流露出他们内心深处那种动情的关怀〔28〕。这同他们在谈到亚太地区时既斤斤计较又颐指气使的劲头，形成了格外鲜明的对照。正是这种动情的关怀，使美国领导人在冷战后对中东欧国家的命运表现出特别的关心，而且一旦那些国家提出加入北约，要他们加以拒绝，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欧洲形势的演变刺激和鼓励了美国外交中的“欧洲情结”，这还仅仅是一种表象。更深一层的发展是，这种情结已经与一种特殊的见解联系在一起，并被深化和强化。那种见解认为，冷战后世界政治的中心是“西方与非西方”的矛盾。从美国精英们对美国对外政策的讨论中，从他们对欧洲统一的向往与追求中，从他们对北约的职能以及北约东扩的种种设想及论证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关于“西方与非西方”的见解在他们内心深处的非常巨大的、有时已经变成是下意识的影响。
在探讨“美国与北约东扩”时提出“西方与非西方”的问题，除了因为它确实存在于美国精英们的心底并影响着他们的心理状态与思考外，也是为了使人们在考虑北约东扩可能给欧洲乃至世界政治带来的影响时，增加一个视角和多一份忧虑。而且提出这一问题也会有助于探讨北约东扩的限度，因为这个限度很可能最终由欧洲的地缘政治与“文明疆界”这两者的结合来确定。
北约作为一个军事组织，本质上是西方进行地缘政治斗争的工具，是为了遏制苏联而结成的军事联盟。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在地缘政治上的对抗有着比反共产主义斗争久远和复杂得多的历史渊源〔29〕。事实上美国人也并没有因为苏联解体和俄罗斯当局宣布进行西方式的民主改革，便消除了在安全方面对俄罗斯的疑惧。
冷战后，美国的思想家和战略家们显得更热衷于从俄罗斯300 多年扩张与争霸的历史中理解俄罗斯目前和未来的对外政策，其中最典型的是布热津斯基的见解，他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用了整整一章（该章题为“复仇的不死鸟”）来分析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发展方向。布热津斯基在断定存在产生“一种俄罗斯法西斯主义变异形态”的潜在可能性后说：“法西斯主义的不死鸟在俄罗斯的转世再生，不单单是极大的历史讽刺。……一个充满民族主义动机的俄罗斯，在再度恢复的帝国本能的驱使下，并因而非常可能与其邻国发生激烈冲突的情况下，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一种破坏性力量，使世界越来越无法控制它的命运。”〔30〕
近年来，美国国内有关北约东扩的争论相当多的是围绕如何估价和影响俄罗斯未来的对外政策展开的，各种观点间尽管存在诸多分歧，但其前提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即俄罗斯未来的对外政策存在着不确定性。随着美俄关系的演变，对俄罗斯的担忧越来越明确地反映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1994年2月，在北约公布“和平伙伴计划”后不久， 当时在克林顿政府中任国务卿的克里斯托弗在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俄罗斯的危险仍然非常实实在在。我们必须准备应付这种可能性，即改革被扭转，俄罗斯富于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可能从共产主义的废墟中抬头——即使通过民主方式也罢。”〔31〕当年夏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直言不讳：“俄罗斯的未来捉摸不定。”这以后不久，美国便下定决心推动北约东扩计划的实施了。
事实表明，仍然将俄罗斯视为一种潜在的威胁是美国推动北约东扩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决定了美国在与北约东扩有关的一些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如果考虑到，即使根据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俄罗斯仍然可以保留3000多枚核弹头，即它仍具有将美国所有重要城市和工业区摧毁好几次的能力，而且是当今世界上唯一具有这种能力的国家，便可以明白，为什么美国执意要北约东扩，并不肯承诺永远不在被“东扩”进北约的国家建立军事基地和部署核武器。
冷战之初任国务卿并对当时美国的欧洲政策发挥过重要影响的艾奇逊曾在1958年发表过这样的见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其共同防御部队，不但对于西欧的安全是主要的，而且没有这种部队就很少可能恢复东欧的民族独立或取得德国的巩固而持久的统一。……由于对苏联在欧洲的力量加以限制和约束，南斯拉夫和波兰才能享有今天这样大的民族独立。”〔32〕这里包含着冷战后北约注定要东扩的内在逻辑，即在当时的美国决策人物看来，北约从成立起除了要遏制苏联的扩张外，还要通过军事威慑来影响东欧的形势。
当苏联势力从东欧地区消失后，美国无意放弃利用北约影响那里形势的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扩不过是美国早已企图赋予北约的那种职能的特殊表现形式。当然，近年来这一地区的形势也为北约东扩提供了相当多的理由，如一些国家政局不稳和左翼力量回潮、动乱或种族冲突，特别是前南斯拉夫地区长达数年的战争，等等。在美国领导人看来，只有将北约向东扩展，才能确保这一地区的民主改革不致于倒退；这一地区国家间的纠纷不致于蔓延或引起大国间的冲突，像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发生过的那样；俄罗斯的势力不再能卷土重来，它将在欧洲政治格局中永久性地沦为一个二流国家〔33〕。
总而言之，美国推动北约东扩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其内在的逻辑和动力根源于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欧洲政策，并反映着美国人对当今世界政治的基本看法和处理有关问题的基本态度。
本文的主旨决定了我们经常“向后看”美国有关政策的历史渊源。但是，这种探讨决不能代替对美国东扩决策过程的不同阶段中许多具体动机以及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那些众所周知的国内外因素的研究。
北约东扩中的“俄罗斯因素”
“俄罗斯因素”虽然不是北约加快东扩速度唯一的动机，但肯定是其中最重要的考虑。换句话说，俄罗斯的形势和其内外政策的变化，以及它与西方越来越多的矛盾，从反面刺激了北约东扩意图的明确和加强。另一方面，从更广泛的空间而言，俄罗斯的影响、作用和价值对西方都要来得特别重要。因此，俄罗斯对东扩的阻力，如果没有滞缓东扩的进程，至少也影响了和将影响西方在扩大“冷战胜利成果”时的政策。下面的分析首先试图从纷杂的线索中抽出俄罗斯与西方矛盾的逻辑起点，这对于诠释东扩的动力和以后双方关系的演变可能是特别重要的。
苏东的剧变曾使西欧一度沉浸在欢呼雀跃之中，似乎这个西方文明异化物的主要载体、这个对西方威胁最大的“问题”解决之后，欧洲的太平盛世已经真正到来，西方文明至少在欧洲将凯歌行进。而且俄罗斯民主派自己也的确提出了：在政治上迅速确立西方式民主政治体制，在经济上实现自由市场经济的两大社会变革任务，并保证把与西方结盟视为“唯一明智的政策”。然而，双方很快就发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如果从市场—经济的视角解释，冷战结束后，在西方日渐声隆的自由制度主义的逻辑实际是：在参与市场（国际舞台）活动的各行为主体（国家）信奉共同市场原则（共同价值观）的前提下，通过建立某种制度和规则，规范它们的行为，加强它们的相互依赖，从而达到市场稳定的目的。由此可见，它们设定的国际稳定与合作的核心是各国行为的可预期性和确定性。然而，俄罗斯和西方关系在某些领域取得的进展和它们的某些模糊的共同利益恰恰不能，也不可能解决这个核心的问题，当然也是影响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最关键的问题，即俄罗斯向何处去。尽管俄罗斯的民主派信誓旦旦地试图给予某种明确的保证，但至少目前的答案对西方而言要么仍不明朗，要么仍不能令人满意。俄罗斯的改革虽然声势浩大，却收效甚微。转型引起的社会振荡和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不仅危及到政治制度的稳定， 也导致了反政府力量的上升。 1993 和1995年的议会大选明显成了这些政治势力的大检阅。西方现在真正是以一种喜忧参半的心情来看待俄罗斯了。喜的是俄罗斯的危机使其可能在长时间里一蹶不振（布热津斯基估计，俄国在10—15年内都将处于危机状态），了却了西方长期以来的一块心病；忧的是俄罗斯的未来是不确定的，它仍然可能是威胁欧洲安全和稳定的最主要根源。俄罗斯的形势使西方在两个方面产生了对它的担心。
从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出发（无政府的世界必然出现冲突，因此首先需要明确潜在的敌人），西方断定这个现实的敌人就是冷战后在欧洲出现的“悄悄的不稳定”，“从奥德河到乌拉尔山脉，也许整个欧洲看来是平静的，但是它正迅速成为一个战略真空，这将助长暴力的出现和竞争性的外交，从而最终可能引起局势的严重动荡。”〔34〕首当其冲的则是俄罗斯的不稳定，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核扩散、民族冲突、难民外流等等）。如果说冷战期间西方对苏联的警惕是由于其政治思想、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军事力量等的威胁，那么，现在西方则是担心俄罗斯的动荡不宁、方向不明。德国社民党主席鲁道夫·沙尔平说：“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一个不稳定和难以预料的俄罗斯仍然将是用核武器武装起来的全球大国。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政策实际上能在何种程度上在俄罗斯促进我们理想中的趋势。”〔35〕
从理想主义需要构筑世界统一的价值观出发，西方又认为，不断发展壮大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和左派势力在意识形态上与这种以西方文明为蓝本的“统一”价值观是格格不入的，并极可能引导俄罗斯重新走上建立与西方对抗的帝国的道路。在他们看来，俄罗斯虽然在破坏旧制度方面取得了不可逆转的进展，然而认为俄罗斯会顺利地发展成为建立市场经济并奉行同西方合作政策的开明民主国家的想法也落空了。基辛格指出，在俄国这样一个缺少民主传统的国家，即使是那些最西方化的人士，西方思想的精髓也未必真正成为植根于其思维方式中的机能，而很可能流于某种思想。布热津斯基则断定，俄国只会出现皮诺切特式的政权〔36〕。所以，美国国防部长佩里特别“悲观”地预测：“俄罗斯可能在经过动乱之后成为同西方敌对的一个极权主义、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的国家”〔37〕。
由此可见，俄罗斯目前的和潜在的发展状况都不符合西方盛行的两种国际关系思维的坐标。因此，从华盛顿到柏林在以扩大接触为主要手段、争取将俄罗斯纳入有助于欧洲稳定的轨道这种最好情况的同时，还更加注意防止俄帝国的复活和它可能对欧洲造成的危害。
在谈到俄罗斯因素对东扩的刺激作用时不能不提到此过程中一个技术的问题。我们可以将东扩问题视为博弈论中一种典型的“小鸡游戏”模式（见下图）。图中甲设定北约与俄罗斯双方就东扩问题达成原则性妥协，双方各失2分； 乙设定北约坚持东扩（其范围可能不限于目前大家普遍认同的波匈捷三国），俄罗斯退让，则北约得5分，俄罗斯失5分；丙设定俄罗斯成功地遏制住了东扩步伐，俄罗斯得5分，北约失5分；丁设定，北约与俄罗斯就东扩问题发生重大冲突，双方各失20分。显然，在这种博弈中最关键的一个条件就是准确的和明晰的信息。然而，无论在东扩原则明确前还是明确后，俄罗斯都向西方提供了十分混乱和矛盾的信号。它此时表示自己也愿加入北约，彼时又认为北约仍是冷战的遗物；它今天表示各国有选择的自由，明天就强调东扩将导致新的对抗和分裂。西方在此种情况下可能的选择实际上是很少的：既然停止或延缓东扩不一定能保证俄罗斯未来的“合作”，那么只能及早作出在最坏情况下遏制俄罗斯的地缘战略安排。我们之所以指出这一博弈论的方法问题，不仅因为其对东扩肯定产生了消极影响，而且其在政策博弈中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莫斯科也发现它原来的浪漫理想和对西方寄予的殷切希望并没有实现。其一，俄罗斯各种政治势力都认为，结束冷战功劳最大的是他们自己。西方不能向两次大战后处理战败国那样对待俄罗斯。而且俄罗斯还应该作为一个平等的伙伴加入世界强国集团。在民主派看来，实现此目的最佳途径就是“步入最积极发展的民主国家的行列，在这些国家中占有历史以及地理给我们确定的应有的地位”。换句话说，俄罗斯与西方既然成了盟友，那西方发给它一张进入强国俱乐部的通行证总不是件困难的事。可是，让俄罗斯人很有些恼火的是，西方显然不打算让它成为对世界，那怕是欧洲事务有影响权的力量，不过是把它看作是一个可资利用的小伙计（按布热津斯基等人的看法，俄国现在最多只是一个就前苏联地区而言的大国，与美国很少有在国际上合作之处）。其二，在俄罗斯社会转型设计者们的蓝图中，西方实施新的马歇尔计划是实现转型并减少震痛的关键。按照民主派的理解，西方提供大规模援助是保证俄罗斯改革不可逆转的一项投资，它可能因此而获得不仅是经济上的红利。何况西方对此作过允诺。而这个要求实际上是西方不能、也不可能作到的。不能，是因为西方目前不具备向一个既缺乏硬件，又缺乏软件的国家输血的力量。不可能，是因为在俄罗斯未来发展方向缺乏可预见性的情况下，西方在援助和市场准入问题上必然要瞻前顾后。这又使俄罗斯人大有上当受骗的感觉。
俄罗斯与西方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分歧成为它们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争吵的导火线。既然西方不打算给予俄罗斯所希望的地位，俄罗斯便准备自己来实现它，比如加强对独联体地区的控制、恢复对前苏联在世界各个地缘战略据点的影响、推动与中国等国的战略合作关系；既然西方不能满足俄罗斯经济援助的要求，俄罗斯就试图通过出口军火和某些高技术来解决资金困难，这些出口对象当然也包括那些美国所不信任的国家。而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变化，又进一步加强了西方对它的不信任感。他们特别担心，俄罗斯加强在独联体地区的领导作用，是其在地缘和心理上恢复帝国传统的前兆。俄罗斯与西方的矛盾就这样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大。北约东扩计划也因此而产生和不断进展。由此又导致了双方在欧洲安全格局安排上的斗争。
在欧洲建立均势是俄罗斯外交的传统和指导思想。在力量遭到削弱的情况下这对于其保证安全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它认为欧安组织是在更高层次、更广泛的战略意义上处理欧洲安全事务的有效机制，北约、西欧联盟和独联体应作为三个平等实体置于欧安会的协调和控制之下，成为欧洲安全共同的支柱。其实质就是，俄罗斯可以为欧洲安全承担责任，当然也应享有决定和否决权。在莫斯科看来，北约东扩不仅破坏了其在欧洲实现均势的计划，而且对俄罗斯具有灾难性的影响。
第一种影响是最直观的，也是俄罗斯各种政治力量对东扩最本能的反映，这便是，东扩威胁了俄罗斯的地缘安全。俄国的地理特点（开阔的平原、缺乏天然屏障的保护）使其安全观具有一种悲观的情调风格，也使其产生了争夺欧洲权势以保证安全的动机。而俄国的文化对于欧洲不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和震慑力，因此，强大的军队、广袤的地域和“有效率”的政权结构就是使它可能在欧洲关系体系中占有份量的基本要素；因此，东欧对于俄国建立宽阔的纵深防御、对于增加其大国的资本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恩格斯曾经特别有预见地指出，除非将边界推进到但泽—的里雅斯特一线，否则俄国不会停止扩张，不会有安全感〔38〕。俄国和苏联向西部的扩张不仅在地缘上扩大了版图，而且确实在安全上为其提供了相应的保证。从地缘军事的角度看，1812年拿破仑、1941年希特勒如果不是要在广阔的东欧平原上苦斗数月，俄国的历史恐怕就要重写了。所以，后来斯大林在雅尔塔体系中坚持要把东欧置于苏联控制之下；所以冷战伊始，苏联立即指挥和帮助东欧共产党彻底夺取了政权，并建立了以苏联为中心的联盟。华约解散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地缘安全状况发生了几百年来从未有过的重大变化，它失去了其西部纵深达2000多公里的防御前沿。这种状况与俄罗斯同西方的现实矛盾结合起来必然使它有一种不安全感。俄罗斯人今天仍然认为，只有广袤的地域才能从异族的入侵中拯救俄罗斯。著名战略学家阿·阿尔巴托夫指出，在西欧和俄罗斯之间保留上千公里长的走廊，对俄罗斯是有好处的。“它能使俄罗斯的行政和工业中心处在西方非核武器攻击的能力之外”〔39〕。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还从俄国文明的地缘土壤这一层面出发，认为东扩将恶化俄罗斯文明的生存环境，并强调俄国文明中两重性（欧洲化与亚洲化并存）不仅是其最重要的特点，而且是它得以成其为一种特殊文明的必要条件，尽可能地控制广阔的疆域和影响其周边地区是俄罗斯文明赖以生存的地缘基础。因此，俄罗斯外交政策早就明确要求：“现阶段的战略任务是，要防止东欧成为我们同西方隔绝的某种缓冲地带，另一方面也不能容许西方大国将俄罗斯排挤出东欧地区的阴谋完全成为现实。”〔40〕而东扩恰恰针对着这个对俄是至关重要的安全带，使其西部边界直接面临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的压力。
第二种影响则是潜在的，然而可能是最关键的和最深刻的，它不仅关系到东扩，实际上也关系到俄罗斯的发展方向。这就是如何处理俄罗斯与西方文明的关系问题。北约东扩在俄罗斯两大政治思想派别那里都遭到了激烈的反对，这可能是西方始料不及的。俄罗斯民主派认为，俄罗斯“当前的改革是在回归‘欧洲大家庭’的旗帜下开始的，也就是说是对西方文明召唤的回答。”〔41〕这种在俄国被称为“西方派”或“大西洋派”的势力从历史上、文化上和人种上对俄罗斯与欧洲的某种血缘关系作了充分的论证。它们与下面要提到的另一重要思想的分歧在于不是要不要保持俄罗斯民族性，而是俄罗斯民族传统中什么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应该保留的。它们强调，俄罗斯民族性中最重要的是其与西方文明的某些共同点（基督教精神）和历史进化中向西方学习的欲望。在它们看来，不存在俄罗斯现代化的特殊道路，接受在西方得以验证的成功的经验、实现两种文明的融合是其走向繁荣的必由之路；俄罗斯的民族性不能成为其向西方学习的障碍，如果这其中有某些与西方化不符的东西，那只能抛弃这些传统（比如对国家的崇拜、国家对社会的全面干预）〔42〕。在它们设计的蓝图中，东欧由于其与西方在地域和文化上的接近，由于其与俄罗斯相同的转型方向，它在西方化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对俄罗斯来说是“更近和更明显的：它们可以成为俄罗斯的榜样和镜子”〔43〕。也就是说，东欧应该成为俄罗斯与西方融合的桥梁。俄罗斯有人明确提出：“在北约和俄国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区可以对中欧的稳定作出重要贡献。这个缓冲区可以由华沙条约的前成员国和前苏联西部的某些加盟共和国组成。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北约和俄国可以保证这些国家的安全。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会实现俄罗斯的利益和西方的利益的调和。人们用这种方式确保俄国的西部边界，而俄国则可以用它有限的资源来完成其他任务。”〔44〕一个友善的、中立状态的东欧还可以在政治上保证俄罗斯西方化的进行。因此，民主派们认为，北约东扩意味着在俄罗斯西部筑起一道“柏林墙”，阻断了俄罗斯与西方文明融合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关于北约东扩只能加强俄国内“反民主”势力地位的言论，就不仅是一个形式上的警告，也确实反映了他们担心被拒之于欧洲统一大门外的心情。他们将北约的这种举动视为可能导致俄罗斯被孤立和“隔绝”，导致欧洲再次分裂的步骤〔45〕。
俄罗斯民族主义势力（其基本指导思想是欧亚主义）反对东扩的态度自然更甚于民主派。欧亚主义强调俄罗斯特殊的地缘条件和与西欧文化截然不同的欧亚文化传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有别于欧洲文明和亚洲文明的欧亚文明。他们指出，俄罗斯文化的特点在于其横跨欧亚的地缘位置及由此产生的对多种族文化的包容，在于其与东方的集体主义精神及由此产生的对国家权威的崇尚有着血缘关系〔46〕；俄罗斯的地缘条件、民族构成、宗教和文化都决定了西方与俄罗斯显然属于世界文明的不同的分支、其间的差异足以放下一个太平洋，因此俄罗斯的强国利益客观上可能与其他国家的利益相冲突〔47〕。它们强调，任何西方化的改革在俄罗斯都不可避免地遭到失败，因为实施这种改革的人没有考虑到俄罗斯社会对西方价值观念本能的抗拒心理〔48〕。它们断定，北约东扩恰恰证明了俄罗斯与西方的对立，西方不可能接受俄罗斯，而且还要缩小和孤立其生存空间。如果说西方派反对东扩是从现实政治战略的角度出发的话，这种势力则主要是从两种文明的异质性这一价值观，从反对西方文明侵入俄罗斯文明的生存空间这种角度出发的。这意味着前者的反对态度可能是战术性的和可变性的，后者的态度则是本质性的和恒常的。
历史的方法和视角是解读今天西方何以视俄罗斯为异已这个与东扩有着本质联系的问题的最犀利的手术刀。俄国著名思想家别林斯基说：“当代最伟大思想成就之一，便是我们终于了解到俄国有其同任何一个西欧国家完全不同的历史；必须研究这个历史，并根据这个历史本身，而不是根据同它毫无共同之处的欧洲各国人民的历史，来作出判断。”〔49〕别林斯基所说的这个有别于西欧的历史就是俄国精神的两面性。别尔嘉耶夫更明确地指出：“俄罗斯精神所具有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可能与下列情况有关，即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历史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完整部分，巨大的东方—西方，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50〕
15—16世纪俄罗斯民族国家形成后，俄罗斯在精神上和物质上与西方相比都处在落后的地位。从彼得大帝开始，俄国西方派的人士一直追求着将俄罗斯与发达的西方文明结合起来（虽然他们大多数未必真正了解西方文明的内核），也有许多人士（主要指19世纪中后期的革命民主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者）在从道义和政治等方面猛烈抨击西方文明的“黑暗”面的同时，至少仍然决心部分地以西方为榜样。但是，俄国变革的特殊条件，以及俄国思想与西方文明的不兼容性，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俄国西方化变革的一个显著特点：俄国的西方化与东方化相伴而行，而且东方化往往成为西方化的条件，即为了实现这种追赶和跳跃，俄国领导人无论在方法上，还是思想上都更多地表现出了东方式集权、使国家全面干预社会生活的倾向〔51〕。俄罗斯就是在这样一种不同文明相互撞击和结合的情况下开始实现现代化的。这些撞击和结合对俄罗斯来说有两种含义，即它在获得进步，得到西方文明熏陶的同时，其个性的烙印也刻得愈深。或者说它一方面在形式上或文明的某些表面成分上成为西方文明的近亲，但另一方面，在本质上与西方文明的核心又进一步拉开了距离。俄国用西方的物质文明将自己武装得更象俄国了。弗郎西斯·福山在分析黑格尔的“观念推动历史”说时认为，利用人的灵魂的第一部分（欲望）、第二部分（理性）是可以使非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但它们无法发挥其第三部分（精神），因而也就不能分享西方思想的“胜利”〔52〕。如果福山的理论只是暗含着这样一个逻辑：类似俄国这样的国家在物质上的现代化并不能导致精神上的西方化，另一位近来很“叫座”的西方学者亨廷顿则明确指出，西方文明具有特殊性，非西方文明是不可能被同化于其中的〔53〕。
一个不同于西方的俄国如果安心偏于欧亚大陆一隅，问题也就简单了。然而，驱动俄国学习西方的动力还在于其东正教中的使命感，即试图在赶上西方后的俄国建立第三罗马帝国的野心。19世纪30年代的斯拉夫主义还只是醉心于俄国文明的“优越性”〔54〕，19世纪50—60年代出现的泛斯拉夫主义则是在对外政策上集中体现了俄国与西方的对立，以及以东正教和俄国精神“拯救”欧洲的思想〔55〕。“‘俄罗斯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国家思想、帝国思想。与世界强国的躯壳相应的有思想上的俄罗斯救世说。正是这种俄罗斯救世思想，无论以官方意识形态出现，还是以经过加工后的知识分子的理论出现，或者是作为群众的‘大国’心理，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领土扩张的思想基础，也是向往在世界上的特殊作用的思想基础。”〔56〕与此相伴而行的还有俄国民族主义中的反西方情结。俄国人对待西方是持一种矛盾心理的：它们既羡慕、向往西方的先进，又无法接受，甚至敌视西方的价值观念。这种矛盾在许多俄国的著名人士那里都能得到反映，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从亲西方开始，以反西方或留恋俄国本土文明而告终〔57〕。从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到一般的国家安全，俄国人最能直接感受到的都是西方的威胁。俄国西方化变革所引发的外来文明与“土著”文明的矛盾，特殊的变革所造成的社会分裂，以及俄国一些思想家对西方社会弊病的洞悉，在俄国精神中无可避免地衍生出了反西方的倾向。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种反西方的倾向促使俄国在上个世纪末期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战胜”了西方主义，并最终导致了试图利用俄罗斯文明中的某些“优势”，跳过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践〔58〕。
难怪西方人从俄国的这种历史发展中得出了相当“悲观”的结论：“俄罗斯是国际体系中的一个造成不稳定的因素，因为它太大了，无法融入欧洲；而且它在太大的程度上属于一个亚洲大国，无法充分被接纳到西方体系中去，同时它自身也为这种相互抵触的特性而感到苦恼。俄罗斯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是一部连接不断地试图同西方在政治上的敌对和西方的智识影响达成妥协的历史。每一次对西方的挑战的妥协最后都夭折了。布尔什维克主义本身乃是把一种西方思想应用于俄罗斯的产物，而这种主义屈从于体现在斯大林身上的‘亚洲的’倾向，于是失败了。今天，西方的自由的政治主张和经济主张正在俄罗斯应用，同时也被歪曲，结果如何难以预料。”〔59〕
东欧与北约东扩
现在人们谈到东扩时往往首先想到北约步步紧逼。其实，冷战后最先提出加入北约的是东欧国家。东欧〔60〕为什么急切地希望加入北约，为什么波匈捷首先成为东扩的对象同样是北约东扩中的重要问题。
由于东欧地区在地缘政治中的特殊地位（简单说来，它成为西欧向东扩展的基地，也是俄国进入欧洲中心的跳板），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是欧洲外交、军事和政治斗争的主要舞台。如同我们所知道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均开始于此，冷战结束和现在东扩也集中于此。实际上，东欧国家从13世纪90年代开始即成为欧洲列强的争夺对象。而其短暂的独立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未摆脱在安全上依附某一大国或大国集团的命运〔61〕。自然，它也多次成为列强讨价还价的筹码（1938年之慕尼黑、1939年之波兰、1940年之罗马尼亚和1945年前后之雅尔塔）。一个面积不大的次地区承担了如此多的重负，对于东欧人来说不知是有幸还是不幸。
东欧地区奇特的历史造成了许多在东扩问题上仍在发挥作用的影响：
其一，文化、宗教和人种上的多样性〔62〕。波兰、匈牙利和捷克等前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国家不仅受西方文明影响深刻，而且实际上也成为这种文明西部的边沿。因此，它们把冷战后向西靠拢视为回归母体文化的正常进程，加入北约也就成为其“回归欧洲”，“实现欧洲性”的发展战略的一部分。难怪俄罗斯也有人承认“东欧急切加入北约与其说是为了防止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不如说是它们回归自己历史、精神和地缘‘根’的进程的一种表现”〔63〕。在这些国家看来，加入北约不仅保证了其摆脱俄国影响和恢复欧洲文明传统的进程不可逆转，而且，因此而成为西方联盟成员的事实有助于其此后加入西方其他现有机构和组织，有助于从西方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帮助。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等以前在奥斯曼帝国占领下的国家则在社会精神、生活方式等方面，与西方有着相当的距离。这种背景不仅使得捷匈波三国在目前的西方化变革中走在其他东欧国家的前面，而且也使其获得了最先加入北约的“优越”条件，尽管其他东欧国家对此的急切心情丝毫不亚于它们。另一方面，1945年后这些国家出现的向左转的倾向〔64〕、1995年以来这些国家左翼势力的复兴都说明，处在西方边沿的这些国家在发展方向上仍然存在着某种不确定性。无论从巩固冷战“胜利成果”的政治意义上讲，还是从维护西方文明整体性的角度看，西方都首先要将东扩的目标指向这些国家。
其二，领土、民族纠纷复杂。列强势力的此消彼涨导致该地区领土变更频繁，各国的民族疆界与实际国界往往不一致。东欧国家之间、它们与其他国家之间的领土矛盾至今也未完全解决。这种情况多次导致了危机局势，也迫使东欧国家在安全上寻求强国或强国集团的保护。冷战后的东欧充满了各种新的矛盾和问题，出现了被捷克总统哈韦尔称作“安全真空”的状态。而欧盟和欧安会在处理前南问题时的软弱无力，表明该地区除北约之外缺乏保障安全的国际结构。东欧国家在品尝到冷战结束带来的自由和主权的甘露后不久，就逐渐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不安全感。在它们看来，对其安全构成最大的威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该地区内部的民族主义和种族冲突，二是俄罗斯的不稳定。这样，无论从在制度中消除内部矛盾看，还是依靠联盟遏制外部威胁来说，它们都需要一个能将其包容在内的、完善可行的安全机制。
其三，与俄罗斯的亲疏程度不一。沙俄在东欧的侵略、干涉和统治使一些东欧民族产生了强烈的反俄、仇俄心理。二战后苏联对东欧盟国的一些不平等政策和行动更加深了这种民族情绪。波兰、罗马尼亚，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匈牙利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而保加利亚、塞尔维亚人则始终记得俄国帮助它们摆脱土耳其人统治的作用。捷克和斯洛伐克人在历史上对俄国并无恶感〔65〕。由此可见，如果捷克人力图加入北约更多地是从“回归”的角度上理解的，那么波兰人则更关心俄罗斯恢复帝国传统的可能。同样，这种人文环境也反映在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对东扩的态度〔66〕。而它们在情感上与俄国的接近或多或少也影响了它们加入北约的进程。
结语
中国古人说：“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67〕又说，“善除恶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68〕北约东扩肯定为未来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投下一个大的变数，也会成为冷战后新东西方关系中的一大悬案。北约第一任秘书长伊斯梅曾经说过：“北约的目的，就是让美国人进来，不要俄国人参加，把德国人压下去。”今天，北约秘书长索拉纳作何感想呢？他一定对北约把中东欧这一地缘政治敏感区即“边缘地带”包容进来而感到庆幸。他也一定会对与俄罗斯达成协议进而把本来属于对抗范畴的事情变成了一种可以标榜的制度性合作机制而觉得自豪。他应该对双方没有因此事陷入“囚徒的困境”而感到满意。这里面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在美国的对外政策学说中，一贯具有两种倾向：一是倾向于按照处理自己国内事务的方式制定对外政策，处理国际事务；二是认为自己的目标和意图是高尚的，政策倾向是和平的，其他国家如果对此提出异议，那是荒谬的。实际上，这种“致命的自负”（fatal canceit ）极容易产生外交学说中“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 这种倾向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称为“螺旋效应”（spiral effects），即双方都认为自己采取的政策是合理的、正义的，是防御性质的，但是都倾向于认为对方的政策具有威胁性、进攻性。这就导致信息与形象的扭曲，进而导致冲突甚至战争。这一次北约—俄罗斯协议，表明双方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螺旋效应”，从而软化了可能导致对抗的心理情结。
俄罗斯面对北约东扩，基本上是理性应对的。西方扩大北约，可谓怒之令愤；趁其衰弱，取其利益，可谓间之令疏。俄罗斯民族主义势力将来对叶利钦的改革力量可能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但是，可以认为，俄罗斯仍然在与北约的谈判中获得了与其实力相称的收益。虽然北约与俄罗斯达成了一种制度性妥协，但俄罗斯仍将东扩的北约看成是潜在的特洛伊木马。双方的根本地缘政治利益和文明特性上的差异或冲突并未获得最终的解决。俄罗斯与白俄罗斯搞了一个联盟宪章，当时也把西方吓了一跳。但是，俄罗斯并未想建立一个新帝国。俄罗斯只不过是一方面用它来缓冲一下北约东扩的冲击力，另一方面对国内压力有个交待罢了。
注释：
〔1〕参见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上），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4页。
〔2〕假定国家政治行为受环境的影响， 那么通过对环境的有效控制，就可能改变政治行为。这里的“环境”具有广泛的含义，既包括地理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人文环境。参见James Dougherty & RobertPfaltzgraff,Jr.1981,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Relations.Harper & Row,New York,Chap.2。
〔3〕See Halford Mackinder, 1962,Democratic Ideas andReality. New York, Norton. See H.J. Mackinder, The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in Geographical Journal.No.23,1904,pp.421—437.
〔4〕See Nicholas Spykman,1944.The Geography of Peace.New York,Harcourt Brace and Campany.
〔5〕见亨利·基辛格：《我们还不了解的世界》， 载[美]《新闻周刊》1月27日。 周荣耀教授在一篇《关于北约东扩的思考》的文章中也表达了这样的看法。一般看来，北约东扩仍是冷战思维的一种延续。因为扩展民主不是北约这类真枪实弹的军事组织应该管的事情。
〔6 〕参见Samuel P. Huntington, 1996.The Clash of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New York .亨廷顿在这本书中所表达的逻辑就是西方与非西方的对立，详见该书。
〔7〕马基雅弗利：《君主论》，商务印书院1985年版，第25页。
〔8〕地缘政治理论们大多认为大国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 这是权力扩张理念导致的。但是这些理论家并不将如何避免冲突，建立制度化的合作机制当成自己的职责。参见George liska,1977, Quest forEquilibrium:America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on land and Sea.Johns Hopkins Press.P.25。
〔9〕See Nicholas J.Spykman and Abbie A.Rollins,Geographyand Foreign polic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June,1939.
〔10〕See Nicholas Spykman,1944.The Geography of Peace.Harcourt Brace,New York,P.20.See N.J.Spykman, Americas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Harcourt Brace,1942.
〔11〕在美国地缘政治学派中，存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个阵营的争论。
〔12〕参见N.J.斯皮克曼：《和平的地理学》，1944年纽约版；斯皮克曼：《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战略》，1942年纽约版。
〔13〕参见（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下），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0页。
〔14〕See Samuel P.Huntington, The West:Unique, NotUniversal,in Foreign Affairs,Nov./Dec.1996.
〔15〕参见[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9页。
〔16〕陈乐民：“从文明史的观点看欧洲”，载《国际经济评论》，1997年3—4月号。
〔17〕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所长罗戈夫认为，俄罗斯在目前条件下追求的是以下6个目标：一是继续维持俄美特殊关系， 迫使美国承认俄罗斯在新的国际关系体系中拥有不同于其它大国的特殊地位；二是承认俄罗斯在欧洲安全问题上有重大发言权；三是把北约东扩的军事后果减小到最低限度；四是保持俄罗斯战略核力量的稳定；五是解决西方对俄罗斯贸易上的歧视问题；六是俄罗斯在世界贸易组织和巴黎俱乐部等国际组织中应有合法地位。参见俄罗斯《独立报》，1997年3 月25日。
〔18〕参见罗戈夫：《我们使西方失去行动自由》，载[俄]《消息报》1997年5月27日。
〔19〕见陈乐民：《东欧巨变与欧洲重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页。
〔20〕同上书，第144页。
〔21〕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The National Interest,Summer 1989,P.3.
〔22〕 Clinton/Howard Ⅱ/20 press conference,U.S. Inform-ation Service,Bulletin,November 21,1996.
〔23〕 Anthony Lake,Effective engagement in a changingworld,sdd in Bulletin of USIS,December 20,1993.
〔24〕 G.John Ikenberry,The Myth of Post-Cold War Chaos,Foreign Affairs,May/June,1996.
〔25〕典型的一例是，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任国务卿的杜勒斯曾经在一份秘密备忘录中说：冷战“主要是一场西方（基督教）文明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思想斗争”。转引自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42页。
〔26〕同上书，第112页。
〔27〕奥尔布赖特：“我代表着一个能肩负一切责任的国家”，[法]《世界报》。
〔28〕参阅 First News Conference with Secretary of StateMadeleine Albright,January 24,1997,Bulletin printed by USIS,January 27,1997； “科恩称美安全政策重点将从应付冷战结束转向塑造新时代”。
〔29〕陈乐民先生曾经对“西方与非西方”问题提出这样的看法，即：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我们在这里冒昧地加上“建立大西洋联盟强权下的世界和平”）等等“都反映了一个相同的观点或情绪，就是把西方作为先进文明的代表，并把非西方文明所属的国家和民族视为西方的对立面和‘异类’”。见陈乐民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01页。
〔30〕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可参阅陈乐民：《战后西欧国际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6页。
〔31〕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4页。
〔32〕在冷战后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对使用核武器的防范一直被置于首位。参阅 William J.Perry,Defense in an Age of Hope,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1996。
〔33〕Dean Aches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Messachusetts,1958.
〔34〕美国前国家安全局局长威廉·奥多姆：《扩大北约组织将遏制俄罗斯的欲望》，[美]《华盛顿邮报》，1996年4月28日。
〔35〕沙尔平：《大西洋联盟有责任承担义务》，[美]《国际先驱论坛报》，1995年3月14日。
〔36〕参见亨利·基辛格：《当心国外的威胁》，[美]《商业周刊》，1996年6月17日。布热津斯基采访录，[俄]《今日报》， 1996年8月22日。
〔37〕1994年3月14日佩里在华盛顿大学的演讲。
〔38〕参见恩格斯：《土耳其问题的真正论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8页。 恩格斯这里指出的俄国“安全线”与冷战时形成的东西方分界线基本一致。
〔39〕А.Арσатоь:Россuя: безоna сносmb сtрaньl B 90 loaom,《MEMO》r.1994.H.8—9.
〔40〕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的基本原则。
〔41〕В·В·Ильин,россuя:оnьlm нauuоu нanьно-lосуaapcm венноǔ uaеоnoluu,Mockba 1994, c.113.
〔42〕参见 А·КозвIрев:Переобрahceнue;E.T.гaйдap:Cmpaиa u пobopom 两书中的相关部分。
〔43〕о.ъoromoлoв:Poccuя u вocmoчHaяEbopona, 《Meждyhapoдhaя жизhb》r.1994.4.
〔44〕[俄]维·齐基奇科：《北约东扩情况下俄国的安全和欧洲的稳定》；[德]《欧洲安全》1996年第7期。
〔45〕“北约布鲁塞尔最高级会晤”，[俄]《独立报》，1994年1月13日。
〔46〕有关两种思潮的主张可参见《PocuяcoвpeMeHHbIй M иP》丛书1993年中的一系列文章。
〔47〕А·И·лютов,Коиuuo иambHo ǔбe з оnachocmu Poccuя в1995.
〔48〕В·КpachoB:Ot BblбopoB - 93 К Вblбopam -95,《Cbo - бoднaя мьIсль》,r.1995,H.10.
〔49〕[俄]别林斯基：《1846年俄国文学一瞥》。
〔50〕[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页。
〔51〕有关俄国变革中东方化的原因和特征足可用一本书来分析，但它不属于本文的范畴。
〔52〕参见弗郎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
〔53〕参见塞缪尔·亨廷顿：《西方文化是特有的，但不是普遍的》，[美]《外交》杂志，1996年11—12月号。
〔54〕斯拉夫主义与一个世纪后出现的欧亚主义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前者从文化的角度、后者从地缘的角度论证了俄国与西方的本质差异和俄国发展的特殊道路。
〔55〕关于这点可以参见泛斯拉夫主义的“圣经”——尼·达尼列夫斯基的《俄国与欧洲》一书。
〔56〕B.Xopoc:Pycckaя u бея иa ucmopu чeckomnepekPecmke,《 Cboбoдиaя MbIcдb》r，1992，H.6.
〔57〕关于这点，可以研究陀斯妥耶夫斯基、赫尔岑等人的思想变化。
〔58〕从这个意义上说列宁主义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十分准确的。在列宁那里，俄国精神的两重性再次表现出来。事实上，列宁的俄国“根”及他从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民粹派”继承而来的对西方的排斥，构成了俄国后来发展模式的内在逻辑。
〔59〕威廉·普法夫：《华盛顿的北约政策树俄罗斯为敌》，[美]《芝加哥论坛报》，1997年3月25日。
〔60〕现在人们更多地称这里为中东欧和巴尔干地区，但为叙述方便，本文仍运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政治概念。
〔61〕除阿尔巴尼亚（1912年）外，其他东欧国家成为现代民族独立国家是在1918年以后。它们随即成了丘吉尔提出的“反共防疫线”的一部分，在安全上成为英法的“保护国”；二战前夕，一部分国家接受了维也纳仲裁，成为“轴心集团”的成员；二战后它们又变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
〔62〕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属西斯拉夫民族，但接受了西方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匈牙利属马扎儿人，信奉天主教和新教；罗马尼亚基本由拉丁民族组成，信奉东正教，但与俄罗斯传教语言不同（罗用拉丁字母，俄用基里尔字母）；保加利亚和前南地区的大多数为斯拉夫人，前者信奉东正教，后者的宗教构成则较为复杂。
〔63〕П·Е·Смирнов: ape ǔф Bocmo чнo ǔeBponbl Ha yanaa u uHmepecbl poccuǔ·《CIIIA》r.1994,h.12.
〔64〕尽管苏联是战后东欧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定性因素，但与这些国家当时的社会倾向也是密不可分的。
〔65〕19世纪兴起的泛斯拉夫主义并不是起源于俄罗斯，而是捷克斯洛伐克。
〔66〕它们对俄罗斯关于建立欧洲安全新体系的设想和对东扩的后果的关心表示理解。
〔67〕引自《寤言二迁都建藩议》。
〔68〕参见《孙子兵法·形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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