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后现代价值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论文,价值观论文,化与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更多的证据表明，世界观发生彻底的变化正在发生。在全世界，这些变化正在重塑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最重要的证据来自“世界价值观测量”(Worldvalues Surveys)。世界价值观测量在1999～2000年进行了第四次测量。它测量了60个社会，代表了世界75%的人口，并覆盖了各种变量，包括从人均收入每年只有300美元的社会到那些人均收入比它高达100倍的社会，从伴随市场经济的老牌的民主国家到正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权威主义国家和社会。这个唯一的调查发现，个人信仰和所在社会特点之间有着强烈的正相关关系。
世界价值观测量主要找出那些先进的工业社会中价值观和信仰变化的模式。这些变化反映了经济和技术的改变已经导致人们将永远地从饥饿或疾病、死亡的可能性中逃脱出来。调查表明一个众所周知的而且重要的事实：随着经济发展，人类预期寿命得到提高。在最贫穷的国家中，甚至在今天，其平均预期寿命仅在40岁左右。在最富裕的国家，诸如日本和瑞士，它已达到80岁。但这种关系呈现曲线型。我们发现随着收入从生存线到每年几千美元，预期寿命急速提高，但是到了先进工业社会的水准时，上升的幅度较小。德国人的预期寿命与爱尔兰相差无几，尽管德国人的收入高于爱尔兰的两部。这表明工业化的经济增长着眼于提高人类的生存，但是在达到一定点之外，回报率减少。
调查表明，在全世界，世界价值观测量对幸福和生活满意度的度量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类的幸福与经济发展之间也是一种强正相关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曲线型。当从维持生活的社会，诸如印度、尼日利亚到先进的工业社会调查时，对生活整体上感到幸福或非常满意的人口比例在大幅度上升。但是超出一定的水平（韩国或爱尔兰目前的水平），曲线开始变成水平。在先进的工业社会，在收入水准和主观的幸福感之间实际上没有任何联系。在这方面，爱尔兰的排列高于德国。
诚如大家所期望的，收入水平的提高伴随着幸福和生活的满意度上升。它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强。当超过一定的点时，曲线开始变成水平。当我们从低收入的国家转到高收入的国家时，主观的幸福感大幅度上升。但是当我们达到人均10000美元时，收入的影响开始停止。超过这个点之外，收入和主观上的幸福之间实际上没有任何联系。尽管德国人的财富是爱尔兰人的两部，但是爱尔兰人比德国人幸福。而且尽管日本的财富是台湾的三倍，但台湾人与日本人一样的幸福。
无论从预期寿命还是从人的幸福上看，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似乎产生很高的回报率。但是回报率接着呈现水平发展；超过某一个点，经济发展似乎不起多大作用。在先进的工业社会中，依然还存在大量的变化。一些社会比其他的社会高，但是差异反映的是生活方式因素而不是经济决定论。无论从预期寿命还是从人的幸福的角度看，经济发展最终达到回报率递减的点上。这导致先进工业社会的人民的基本价值观和目标发生渐进的但确实是根本的变化。
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似乎对主观上的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在从饥饿状态到一个合理的满意度上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超出一定的门槛后，主体从经济发展中获益开始停止。超出这个门槛后导致这些社会在基本价值观上发生代际转变。在曲线早期阶段的社会倾向于不惜一切代价强调经济增长，但是当超过一个门槛后，他们开始强调关注诸如环境保护和生活方式等生活质量的问题。尽管经济增长依然重要，但是当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发生冲突时，大部分公众把环境保护置于经济增长之上。
在1970年，我开始测量文化变迁，提出一个假说：在西欧战后一代人与前一代人在价值观的优先上存在差异，因为他们一直是在更安全的状态下成长起来的。当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萧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代人把经济和物质安全置于突出的地位时，而更年轻的一代的大多数把自我表达和生活质量置于优先地位。我们的研究是在两个假说指导下进行的：
＊匮乏假说。一个人的优先价值观是社会经济环境的反映。人们把最主要的主观价值观给予相对匮乏的事物上。
＊社会化假说。社会经济环境和优先的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的相互调整；大量的时间滞差涉及到一个人的基本价值观，反映的是青少年时期的状况。
匮乏假说意味着近来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先进工业社会的收入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再加上福利国家的出现，出现了历史所未有的境况：大多数人不再生活在饥饿和经济不安全之中。这导致在归属的需要、自我表达和参与社会上发生逐步的变化。繁荣时期的延长倾向于鼓励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传播；经济衰退倾向于起相反的效果。
但是，在经济水平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流行之间并不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这些价值观反映的是个人对安全的主观感受，而不是一个人自身的经济水平。尽管富人比穷人倾向于更有安全，但是一个人的安全感也受到他成长的文化背景和福利制度的影响。于是，匮乏假说必须用社会化假说来补充：基本的个性结构倾向于在进入成年时期时形成，以后的变化相对较小。
把它们结合在一起，这两个假说产生出一套有关价值观变化的预测。首先，匮乏假说意味着繁荣将促使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流传，而社会化假说意味着个人的价值观和社会整体价值观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大多数情况下，当一个社会的成年人中年轻一代的主力军取代老一代时，基本的价值观变化就发生了。结果是，经济和物质安全长期提高后，一个人将发现在老一代和年轻一代之间的优先的价值观之间存在着相当的差异；它们是由不同的经历所塑造的。
这个论点在1970年对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和比利时的公众价值观测量中得到确证。被调查的人在一系列设计的目标中，在开发经济和物质安全和在自我表达和非物质上的生活质量间选择他们认为最重要的目标。
调查表明，年轻一代和年老的一代的价值观差异很大。在年老的一组中，我们发现压倒性的多数是物质主义者，那些人给经济和物质上的安全以最高的优先。但是，当我们从老的一组转到年轻的一组时，物质主义者的比例下降而后物质财富主义者的比例上升。在战后的一代人中间，后物质主义者超过了物质主义者。
我们从代际间的价值观改变来解释这些发现。现论上讲，年龄的差异可能简单地反映了生命周期的影响，它意味着当年轻一代开始变老时，他们可能像老一代人一样是物质主义者。但是，在1/4世纪以上我们都遵循着对年龄群体的这种看法，可年轻的群体当他们变老时，并没有变得更物质化。代际间的价值观的改变正在发生。诚如所预测的一样，在大多数社会中，后物质主义者对物质主义者的比例在大幅度的上升。调查表明，在1970-1994年间在美国和七个其他西方社会变化已经发生。
在整个先进的发达社会中，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仅仅是从现代价值观向后现代价值观广泛转变中的一个方面。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后现代价值观没有共同性；他们依然正在从传统价值观向现代价值观转变。
在政治上，不安全导致恐惧，需要政治强人和对权威的尊重。与此相应的是，大萧条带来恐惧，并在全世界使权威主义政治崛起。一种基本的安全感有着相反的效果。后现代价值观强调自我表达而不是对权威的尊重，并容忍各个团体，甚至把各种荒诞事情和文化多元看作是富有刺激性和趣味，而不看作是一种威胁。
现代工业社会的经济观把经济增长和经济成效置于首要的地位。后现代价值观给环境保护、文化问题置于优先地位，即使这些目标与经济发展最大化发生冲突时都如此。
现代工业社会通过两个关键的制度而成为一种可能：巨大的生产流水线和官僚组织。这些制度使生产大量的产品和许多人被中心使用标准线路所控制成为可能。他们是高度有效的，但是它们急剧地减少个人的自由。在先进的工业社会，个人自由的地位不断上升。结果是，等级制、中心控制的官僚制度在后现代社会里开始越来越不被接受。
在传统和工业社会的早期，妇女的作用是大部分被限制在生孩子和培养孩子身上，这两个任务在婴孩死亡率高和预期寿命短的条件下对社会的生存是非常重要的。当妇女生养四五个孩子时，她可能也接近生命的尽头。性生活被严格地限定在鼓励生育上，而且仅在家庭内部的父母间发生。今天，随着婴孩死亡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后现代社会正朝性生活给个人的性满意和个人自我表达以更大的自由方向迈进。
宗教倾向也在发生变化。处于生存线挣扎的不确定的世界中，对严格准则的需要和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确保，终级东西的出现的感觉将很好地满足心理的要求。宗教最重要的功能是在一个不安全的环境中提供一种确定感。物质和经济的不安全强化了这种需要。但是和平、繁荣和福利国家已经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生存安全感。这已经减少了对传统宗教提供担保的需要。后现代世界观是与对有关性和生育的严格宗教规范接受的下降以及减少对绝对规则的需要连在一起的，但是，这也带来对生活的意义和目的关注的上升。于是，在大多数先进的工业社会中，尽管老牌的宗教组织已经衰落了，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其精神衰落，相反却又转向它们。
世界观的这种变化已经给新的社会运动以广阔的空间，从环境主义者的运动，到女权运动，再到有关文化多元的新规范，并且开始接受男女同性恋生活方式。自从人类历史有记录以来，实际上在所有的社会中，妇女一直被严格地限定在承担彻底不同于男人的任务。在整个先进的工业社会中，性别作用的差异正在受到侵蚀。根深蒂固的权威正在受到怀疑。
价值观的改变影响到经济增长率。主导的价值观变化——新教伦理的兴起——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工业革命扫清道路。
在西方历史上，新教伦理的崛起——一种容忍并鼓励经济积累的一个物质主义的价值体系——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变化，为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开辟了道路。但是，准确地说，因为他们达到高度的经济安全，第一个进行工业化的西方社会逐步开始强调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把社会质量置于经济增长之上。今天，当技术发展和文化变化成为全球现象时，与新教同等功能的伦理在东亚最有活力，但在新教的欧洲正在消退。
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大众的价值观和态度对民主制度能否生存下来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过去的几年里，在中欧、东亚和前苏联的新民主政权中进行了第一次的自由选举。但是采用正式的民主制度是一件事情，而稳定民主是另一件事情。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大量的新民主政体建立起来，其中多数在两次战争间的压力下没有存活下来。最悲惨和重大的事件是德国，在那里希特勒通过自由选举成为总理。
如果一个人认为，在民主制度下，从整体上看，一个人的生活一直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它为支持这个制度提供一个相对牢固的基础。这个制度建立在大众支持的资本上，大众支持能够帮助政体成功地度过难关。合法性对任何政权都是有帮助的，但是权威主义可能通过强制生存下来，民主政体在其公民的眼中必须是合法的。
对主观上的幸福的调查，是建立把有关生活满意和个人幸福问题的回答结合起来的基础上的。调查发现那些主观上的幸福感较高的社会比那些较低的社会更可能有稳定的民主制度。更细致的分析证明，主观上的幸福感在使民主制度合法化上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主观上的幸福感是扩散的和根深蒂固的，它为支持特定类型的政体提供相对稳定的基础。相反，当人们对政治不满意时，他们可能改变执政的政党。而且当人们对生活不满意时，他们可能拒绝整个政治制度甚至使国家解体，如前苏联。
一种解释认为民主制度产生一种自我表达的文化症状。换言之，民主使人民健康、幸福、容忍、和信任，而且还注入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至少在年轻一代人中间是这样）。我乐于想念这种解释。它为民主提供一个很有力的观点，并意味着我们世界上大多数问题有一个快速的解决方向：实行民主制度，以后生活一直幸福。
另一个解释是，现代化和后现代化过程所引起的社会和文化的逐步变化，使民主制度可能生存并繁荣起来。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大众民主直到最近才出现，甚至在现在，为什么特别是经济更发达的国家中才最可能发现有高水准的后现代价值观。这个解释既有令人鼓舞的意味，也有令人失望的含义。坏的消息是，民主并非简单地采用正确的法律就容易达到。好的消息是在过去的若干世纪中长远趋势是朝向经济发展，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全球这个过程开始加速发展。经济发展似乎带来民主最可能出现和生存的社会和文化条件。诚如我们所看到的，经济发展将导致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传播，它将给自由言论和政治参与以优越地位，并且它将与主观上高的幸福感联系在一起。从长远看，经济发展倾向于带来有助于民主的文化变化。这些变化是与出现后现代价值观相联系的广泛进程的一个部分。
原载美国《华盛顿季刊》2000年冬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