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最终产品价值构成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国农业论文,实证研究论文,价值论文,产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3246/j.cnki.jae.2016.06.010 2004年减免农业税拉开了工业反哺农业的序幕，而近年来服务业的飞速发展也通过产业关联为农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此同时，随着成功加入WTO，我国逐步减少了对农产品的国内支持、取消关税壁垒、削减出口补贴，农业发展越来越趋于全球化。国际分工日益深化，中间品贸易在贸易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我国农业最终产品中将包含更多其他行业或国家的增加值。这使得行业间、区域间联系越来越紧密，但也导致传统的总量核算方法难以反映我国农业发展的真实面貌。那么，我国农业最终产品中究竟包含了多少来自其他行业其他国家的贡献？这一不同来源的增加值构成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厘清上述问题，对于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进一步把产业链、价值链等现代产业组织方式引入农业，促进第一二三产业融合互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推进制造业、服务业与农业的融合发展，突破传统的农业与制造业、服务业产业间的界限，实现彼此的相互渗透，鼓励农业企业向价值链高端发展，提升农业市场化、社会化、专业化水平，发展农业生产与专业化服务融合互动的现代化生产体系，推动农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构建农业竞争新优势具有指导作用。本文尝试运用最新的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定量研究我国农业最终产品的价值构成情况和发展趋势。 近年来，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进行增加值核算是一个热门话题。然而这类计算大都集中于贸易领域：利用增加值来估计和度量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相关研究主要有如下两类。第一类包括：陈锡康(2001)采用出口对GDP的影响、祝坤福(2007)采用出口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效应，Lawrence J.Lau等(2007)采用出口增加值对GDP的贡献，沈利生(2006)、Koopman et al.(2012)、Hiau Looi Kee et al.(2012)、Koopman et al.(2014)等采用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率(DVS)。主要考察单位出口中所含国内增加值的价值。第二类主要包括：沈利生(2003)、陈怡(2006)采用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沈利生(2009)、中国2007年投入产出表分析应用课题组(2010)采用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主要考察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比重。上述研究最终聚焦于GDP价值构成，而不同行业的发展同样可以从增加值视角分析其构成，避免总量核算带来的统计假象。 与本文相关的还有一类文章，主要讨论其他产业与农业的关联以及相互作用。其中从工业与农业关联作用的研究主要考察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效果。例如，马晓河等(2005)，洪银兴(2007)以及皮建才(2009)等讨论了工业或者制造业对农业的反哺机制、路径以及对福利的影响。刘拥军(2005)，宋德勇等(2007)则从工业与农业依存度的视角构建了内生增加模型并实证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关系。随着近年来我国服务业的蓬勃发展，有学者进而将视角转向农业与服务业，如潘锦云等(2011)、姜长云(2011)、杜传忠等(2010)、汪建丰等(2011)、张振刚等(2011)着重考察包括现代服务业在内的新旧农业生产要素对改造传统农业的影响，大都认为中国农业现代服务业发展空间巨大，应依靠现代服务业提供现代科技和信息技术来改造传统农业。类似研究还包括温涛(2010)、曹卫芳(2013)以及刘奕等(2014)。 可以发现，已有研究要么以投入产出表为基点，最终过渡到经济总量的分解与核算，少有以农业为研究对象，从而无法从农业全球价值链的视角考察关联行业间以及地域间的发展态势。要么笼统的使用总量核算，对农业与工业以及服务业之间的依存度、关联性进行估计，没有考虑由于来自国内外不同行业的中间品投入带来的重复性问题，使得估计结果难以令人信服。而本文的工作恰好是从国际投入产出表为起点，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构建了一个用以分析农业最终产品的增加值构成的统一框架，并在此框架下测算我国农业最终产品增加值构成的行业指数、地域指数以及交叉指数。从而准确的刻画农业最终产品增加值构成的行业以及地域分布，对于突破传统的农业与制造业、服务业产业间的界限，鼓励我国农业向价值链高端发展，推动农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构建农业竞争新优势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二、测算方法 为了计算我国农业最终产品中来自其他行业或国家增加值的贡献，根据列昂惕夫的思想，可以做如下形式的分解。首先，计算第一层次的来自农业部门自身雇佣劳动和资本用于生产形成的增加值：
。其中
表示增加值率向量，
表示最终需求向量。可以预见
中仅有对我国农业部门的最终产品需求为正值，即我国和外国对我国农业部门的最终产品需求之和，其余为零。此外，农业部门最终产品的形成需要中间投入，该部分中间投入的第一层次供应商的增加值可以表示为：
，其中A表示完全消耗矩阵。中间投入品
引致的第二层次供应商增加值为
。因此，根据增加值的来源，我国农业最终产品价值可以表示为：
为简单起见，本文构建两个国家(s、r)、两个产业(i、j)的世界投入产出表和相应的矩阵形式加以说明，其中以i产业表示农业，j表示其他产业，s国为本国，r国为外国(下同)，其中如表1：
(1)相应的矩阵形式为：
根据(4)在多国多行业的情况下可以定义我国农业最终产品的行业价值构成指数、地域价值构成指数以及交叉价值构成指数：
其中，
表示我国农业最终产品的行业价值构成指数，
表示我国农业最终产品的地域价值构成指数，
表示我国农业最终产品的交叉价值构成指数。这些指数一方面刻画了不同行业或者不同地域创造的价值对我国农业最终产品的贡献，另一方面也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反映了对我国农产品最终需求一美元的变化对其他不同行业或者地域GDP的拉动效应。 三、测算结果及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产业分类 本文数据采用多国世界投入产出表(WIOTs)。WIOTs数据主要基于SUT(NSI和ITS提供)、用BEC分类链接，结合双边贸易数据(BACI)构建的一个全球产业层面的数据，是WIOD数据库的核心部分。数据主要内容包含41个经济体(40个国家，包括OECD国家，俄罗斯，巴西，中国，印度，印尼和南非；其他国家归为一个经济体ROW)及其细分35个产业的1995至2011年的连续17年数据。特别要说明的是，WIOTs数据目前只更新到了2011年。具体指标有：35个产业货物和服务中间品投入及产出；对35个产业消费支出及存货变化；当年CIF/FOB调整价格；当年国际货运毛利；当年产品净税值等。 本文研究对象——农业，主要对应于WIOTs分类中的c1，即农、林、牧、渔行业。工业(制造业)行业主要对应于WIOTs分类中的c2-c16。服务业行业主要对应于WIOTs分类中的c17-c35。为分析方便，参考Rahman et al.(2013)要素密集度分类方法将工业(制造业)行业以及服务业行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劳动密集型服务业、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7大门类。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包括：纺织及服装制造、皮革制品、木材加工及木制品、废品及其他制造业。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包括：采矿、食品及饮料制造、造纸及纸制品、石油及核燃料加工、橡胶及塑料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金属制品。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包括：化学原料及制品、机械制造、电气及电子机械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包括：建筑、汽车及摩托车销售、维护及修理、燃油零售(除汽车摩托车)、零售(除汽车摩托车)、住宿和餐饮、旅行社务、私人雇佣的家庭服务。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包括：电力煤气水供应、内陆运输、水路运输、航空及其他运输、邮政与通讯、房地产。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包括：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公共服务业包括：公共管理和国防、社会保障、卫生和社会工作、教育、其他社区社会及个人服务。 (二)测算结果及分析 根据第二部分的测算框架，通过计算(5)、(6)、(7)式得到如下结果：图1反映的是行业价值构成指数，即我国农业最终产品价值构成中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占比情况。可以发现，从构成大小来看，制造业贡献占比大约在不超过15%的水平，而服务业业贡献占比从10%增加到样本期末大约13%的水平。两者之和大约占我国农业最终产品价值构成四分之一的水平。从时间趋势来看，制造业占比在样本期内比较为稳定，而服务业占比在1995-2002年有一波迅速的提升，随后趋于平缓。图2描述的是地域价值构成指数，即来自国外的增加值在我国农业最终产品价值构成中的占比。从图中可以发现，国外增加值占比在样本期内波动较大，最低点在1998年，略低于5%，最高点在2004年，略高于8%。在1998-2004年国外的增加值在我国农业最终产品价值构成中的占比增加迅速，尤其在2001年后，表明加入WTO使得我国农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提升明显。2004-2007年国外的增加值在我国农业最终产品价值构成中的占比一直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而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国外的增加值在我国农业最终产品价值构成中的占比明显下降，但随后逐渐恢复到金融危机以前的水平。 接下来进一步按照要素密集度对行业进行划分，并据此计算得到按要素密集度划分的行业增加值构成指数。如表2所示，从行业要素密集度特征来看，我国农业最终产品的价值构成中来源于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的比重基本比较稳定。占比最大的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其次是知识密集型制造业，服务业中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三者创造的增加值在农业最终产品的价值构成中大致相仿，再次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占比最小的是公共服务业。从时间维度来看，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不仅在我国农业最终产品的行业价值构成指数中最大，近年来其占比还呈现增长的趋势，尤其是2004年以后增幅显著，可能原因是2004年减免农业税政策的出台，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同时加快农业资本积累速度，但这一结构效应并未很好地体现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对农业的反哺作用中。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具有同样趋势还有公共服务业在我国农业最终产品的行业价值构成指数。相反，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在农业最终产品价值构成中的占比则呈现下降的趋势。劳动密集型服务业、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农业最终产品价值构成中的时间趋势相对比较稳定。
图1 我国农业最终产品行业增加值构成
图2 我国农业最终产品地域增加值构成 总体而言，除了农业本身以外，其他行业对农业最终产品的价值贡献大小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第一，该行业与农业直接经济技术联系密切，关联程度高，相互依赖性强。这主要取决于直接消耗矩阵A的元素大小。第二，行业规模与行业本身增加值率大小，这直接反映了行业通过雇佣劳动力和资本等原始要素创造价值的能力。第三，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看，该行业与农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相对位置，若该行业所处位置相对较为上游，其创造的增加值可以通过中间产品直接体现在农业最终产品中，也可以通过作为其他行业中间投入的中间投入，间接体现在农业最终产品中。
为了同时考察行业与地域的交叉因素，本文计算了我国农业最终产品中地域与行业的交叉价值构成指数。表3所示是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我国农业最终产品的行业与地域交叉价值构成指数。从表中可以发现，我国农业最终产品的价值构成从行业和地域两方面综合来看总体上比较稳定。其中除了本国本行业贡献的增加值以外，价值构成从大到小依次是来自本国制造业的增加值、本国服务业的增加值、外国制造业的增加值、外国服务业的增加值以及外国农业的增加值。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大多数学者认为，2004年减免农业税拉开了中国工业反哺农业的序幕，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但是从农业最终产品中价值的构成来看，这一论断过于笼统，换句话说，减免农业税拉引致的工业反哺更多地体现在规模性而非结构性方面。因为农业最终产品中来自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总体上在2004年前后始终处于较平稳的状态，正如前文所示仅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结构性反哺效应明显。虽然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农业最终产品的价值构成中非农行业增加值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但这并非完全以2004年减免农业税为契机引致的工业反哺效应为主，而更多地体现为服务业增加值在我国农业最终产品中的比重以及我国农业国际化程度的提升，尤其是后者，加入WTO以后，我国农业在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不断提高，从而使得来自国外的非农产业增加值占比有所增加。
从时间趋势上看，则各种来源的变化情况有所不同，首先从1995-2011年，十七年间，我国农业最终产品中来自本国本行业的增加值虽然仍稳定在七成以上，但这一比例在逐年下降。而来自外国本行业的增加值虽然占比仍然较低，但却有逐年提高的趋势，从1995年的0.73%上升到2011年的1.21%。这说明，从我国农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情况来看，参与度稳中略有提升。此外，本国服务业和外国服务业在我国农业最终产品价值构成中的比重呈现出明显的波动，尤其是本国服务业在我国农业最终产品价值构成中的比重，从1995年的8.5%迅速上升到2002年的11.30%，此后回落到2006年的9.28%再增长到2011年的10.18%。这反映了我国农业最终产品价值的波动主要来源于服务业在其中的增加值构成，尤其是本地服务业。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表3中数值的大小也反映了我国农业最终产品价值的实现对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拉动作用。换句话说，全球对我国农产品的最终需求的变化，对其他地区的行业增加值(或者说创造的GDP)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对我国农产品的最终需求变化量的大小，还取决于不同地域的行业在我国农业最终产品价值构成中的比例。因此，上表的结果也可以说明，全球对我国农产品的最终需求每提升100美元对不同地区的行业增加值拉动的数量。需要说明的是，根据上述说法，全球对我国农产品的最终需求每提升100美元，对本国农业增加值的拉动是逐渐下降的，而对其他国家农业增加值的拉动是逐年增加的。如果我国农业最终产品中农业增加值可以恰当的表示农业投入要素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得的报酬的话，这是否可以代表我国农业全球化所付出的代价？其实，通过计算可以发现，从价值分配结构而言，随着全球化参与程度的提升绝大多数行业自身增加值占比都呈现下降的趋势，但从总量上而言全球化则带来了本行业增加值巨大的飞跃，以我国农业增加值为例，样本期末我国农业最终产品价值中来自农业本身的增加值总量是样本期初的2.5倍。 四、结论与启示 研究表明，第一，行业指数显示制造业贡献占比大约在不超过15%的水平，而服务业业贡献占比从10%增加到样本期末大约13%的水平。两者之和大约占我国农业最终产品价值构成四分之一的水平。从时间趋势来看，制造业指数在样本期内比较为稳定，而服务业指数在样本期相对制造业提升明显。地域指数显示，国外增加值占比在样本期内提升明显，但有一定波动，加入WTO是提升的主要契机，而波动主要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第二，按行业要素密集度划分的结果显示，构成指数中从大到小依次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知识密集型制造业，服务业中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三者创造的增加值在农业最终产品的价值构成中大致相仿，再次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最后是公共服务业。其中，2004年减免农业税政策的出台使得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对农业的反哺效应最为明显。第三，行业与地域交叉效指数的结果显示，我国农业最终产品的增加值构成中非农行业增加值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主要是由于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以及我国农业国际化程度的提升。同时，在农业国际化进程中，虽然最终需求对本行业增加值的拉动效应从价值分配结构方面来看有所减弱，但从总体规模来看却是大有好处的。 可以获得的启示有：(1)减免农业税收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否引致工业反哺农业需要审慎地看待。工业领域中不同要素构成的行业可能存在差异，政策出台以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对农业的反哺效应明显，但总体上看政策效果在价值构成的结构效应方面并不显著，其间是否存在不同行业的挤出与替代效应还需要进一步研究。(2)服务业与农业的融合发展值得期待。我国工业与农业的依存关系已趋于稳定，但服务业与农业的关联越发紧密。服务业增加值对农业最终产品价值的贡献呈上升趋势，同时也说明，农产品最终需求对服务业的拉动效果日益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服务业在农业最终产品的增加值构成中波动最为明显，这是否必然导致农产品价格的波动仍需要再做探讨。因此，突破农业与服务业产业间的界限，实现彼此的相互渗透，同时控制好彼此的风险传播途径才能真正推动农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构建农业竞争新优势。(3)我国农业应更积极地参与到全球生产网络和价值链体系中去。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伴随着价值链的重构，因此各阶段的投入要素在参与报酬分配时的格局也必然出现变化。但这一变化并非评判参与全球化好坏的标准，全球化带来总体上的规模效应和价值链各环节的溢出效应才是参与者真正受益的地方。因此，需要充分认识到全球化这一不可逆的趋势，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到全球价值链生产中，主动融入和建立全球或区域性的自由贸易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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