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国地方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方政府论文,中国论文,市场经济论文,主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05)01-0031-08
近来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引导人们再次把根源归咎到地方政府的扩张冲动上来。1 0多年来，人们对中国地方扩张冲动的产生根源进行了不断探索。沈立人、戴园晨(1990 )，胡鞍钢、王绍光(1993)等许多人当时认为地方财政包干(现行分税制不过是妥协产物 )是造成上述现象的根源。但这种说法不能进一步解释：①为何在中国目前相当长的时 期，这种向地方分权让利的财政政策只能继续不能停止?②如果说向地方下放财权只是 在中国不得不下放事权的结果，那么为何在中国只能下放事权?③将这个问题放到更宽 的视野中则更不能解释：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由于公共服务职能 日益复杂庞大，财政负担日益加重，交易管理成本日益提高，为了降低和转移各种成本 ，加之现代价值观民主化多元化的趋势，许多国家中央政府都向地方下放了越来越多的 事权，普遍实行了地方自治和联邦制，为什么它们没有而只有中国造成了如此显著和强 烈的地方扩张冲动?
周业安(2003)、周黎安(2004)等人从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市场新角度进行了分析。前 者认为，中国的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这一对矛盾，产生中央(或上级，下同)政府对地方 政府官员只能采用经济指标考核下的政治晋升制度，由此政治竞争引发了强烈的地方扩 张冲动。后者认为，各地方的政治晋升锦标赛不同于经济市场竞争，这是一种零和博弈 ，因此，各地方政府对于那些利己不利人的事情激励最充分，而对那些利己利人的双赢 合作则激励不足。这些对政治市场的经济分析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将中央对地方官员 的考核晋升制度看做是主要决定因素。诚然，这种说法比过去更加深入，但它不能进一 步解释：①当中央发出的许多考核指令、信息不是经济过热和迅速增长而是宏观调控之 时，比如，制止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停止圈地运动、禁止侵犯职工和农民权益等，但地 方官员大多执行不力，或是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或是诉苦陈由甚至阳奉阴违顶着不办 ，这些虽不利于自己考核晋升，但有利于地方迅速发展的事仍然是地方官员的偏好。② 在地方官员中晋升(尤其到中央的)机会只属于一小部分，绝大部分没有晋升机会的官员 仍然构成地方投资冲动的主要动力。③许多资料表明，上级对下级官员的要求更注重忠 诚而非业绩，在许多情况下忠诚度成为官员晋升的主要指标，更不用说裙带关系和官场 腐败有时还发挥着重要作用。④从中西方长期的历史来看，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也曾同 时出现过，而封建诸侯割据更是常见，为何都未能形成中国地方政府今天这种强烈的扩 张冲动和过热竞争。
以上表明，中国地方政府过热发展动力的根源仍需进一步研究。本文着重研究以强烈 投资冲动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地方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产生的根源。笔者认为，将企业经 营者个人控制权理论运用于地方官员，认为官员个人控制权扩张有三条途径，而中国地 方官员主要运用横向扩张以获得自我晋升。中国地方政府强烈的投资冲动，既不同于西 方国家普遍的地方自治，也不同于中外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封建诸侯割据，它强烈的扩张 动力产生于如下全部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必要(本文定义为动力)条件是在中国特殊 国情和时代条件下地方官员集团横向扩张个人控制权的强烈冲动，充分(本文定义为约 束)条件是在特殊国情和时代条件下中国地方资源的产权性质与公共选择制度约束失效 。从成本收益角度说，必要(动力)条件就是收益，充分(约束)条件就是成本。对于中国 地方政府而言，正是由于收益很大而成本很小才产生了异常强烈的投资过热冲动。此外 ，本文还分析了这种经济现象的两重性。
一、必要(动力)条件：地方官员横向扩张控制权的强烈动机
从科斯等的企业理论出发，可以把地方政府及所管辖的“地方”看做同企业同样的社 会生产组织，进而可以把地方政府官员看做同企业经营者同样的管理阶层。这是各国进 入现代化后社会专业化分工所分化出来的一个社会群体，自然也是一个利益集团。恩格 斯指出，国家的本质特征是从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因此，它是人民、企业、国家 、地区等各方利益集团运用非市场(或特殊市场)合约建立的公共管理阶层，具有特殊的 信息、专业知识、行政手段等垄断优势，因而具有垄断寻租的动机。几十年前，人们就 已经发现企业经营者同所有者具有不同的目标函数，企业所有者追求利润最大化，而经 营者追求个人控制权最大化。由于产权稀释使企业产权对占大多数的中、小股东而言接 近于一种公共产品。阿尔钦和登姆塞茨(1972)指出，人民没有特别的兴趣去监督一个企 业的详细活动，而经理的租费率(一大笔人力资本)却完全取决于这个企业的成败。因此 ，为了企业的经营发展，管理者有获得残余(此处指收益和盈余)和出售残余的权利。格 罗斯曼和哈特(1986)提出“剩余控制权”概念来解释所有权或产权的本质。他们认为市 场上许多合约是不完全的，由于不完全合约中存在许多未经规定的“剩余权利”，而完 善合同的成本巨大，这样最节约交易成本的方式是，一方将所有剩余权利(包括上述获 得“残余”的权利等)都购买过来，这就是购买了“剩余控制权”即产权，而企业的边 界取决于剩余控制权——产权的大小。企业经营管理者的个人控制权，等于他们实际上 已取得企业部分或重要部分的剩余控制权即产权。事实上，大多数企业尤其是规模较大 的企业，经营管理者(他们具有个人控制权最大化目标)往往实际控制了企业，肖伯纳(1 941)的这一论点早已为人所知：西方社会已由“经理资本主义”控制。
地方政府官员追求的个人控制权，同上述企业经营者追求剩余控制权即产权的本质完 全一致。按照尼斯坎南(1971)的说法，官僚的目标就是追求任意(或自由)决定的预算最 大化，其意思可理解为追求个人控制权最大化。“帕金森定律”(1961)指出，官僚机关 的扩张具有两种动力：增加下属和制造出工作，因为这等于提高自己地位，等于增加个 人控制权。那么，为什么地方政府官员扩张个人控制权具有如此强烈的动力呢?
从公共选择理论可知，政府官员同企业经营者一样，都具有经济人特性，都追求个人 效用最大化。官员的个人效用主要是：个人金钱收入、个人权力职务的特权、公众中的 声誉、做出改变决定的自由自在感和管理该部门的自豪感，它自己的历史形象、对个人 崇高理想的追求、对公共福利的个人观点等这一类变量(尼斯坎南，1971)，以及地位、 权威、干一番事业施展抱负和才能的舞台，社会认可的成就感，等等。广义地说，上述 这些效用都属于垄断租金，经济学家认为：在上述效用中，对于官员来说非物质效用比 物质效用更为重要。而其中“个人权力和做出改变决定的自由自在感”就是周其仁(199 8)所说的“控制权回报”，因为领导更多的人、控制更大规模的资源这本身的快感就是 回报，这样的控制权回报对官员和经营者就是最大的效用，这是社会专业化分工必须留 下的“剩余控制权”和“残余”，是用于决策劳动和“监督劳动的劳动”最低交易成本 的激励方式。事实上，前述官员所有的个人效用，也只有在官员获得了个人控制权的基 础上才能获得。让·雅克·卢梭曾指出：每个官员在其所隶属的机关中显然要比每个公 民在其所属团体中更为活跃，仅仅因为政府官员几乎总是个别地负责某一具体职能，而 一般公民并不个别地负责任何一种具体的国家职能(缪勒，1971)。其意思可理解为，政 府官员因其岗位职能具有个人控制权效用而产生更强激励。
按照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1980)对于社会资本的定义，“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 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个人控制权也 属于社会资本；同时社会资本是一笔真实的财富，它需要为其积累以及产生一个收益束 (程民选，2004)，照此理解，社会资本同物质资本同样具有积累增值的自发动力。总之 ，地方官员的个人控制权属于社会资本，它同物质资本一样具有不断自我增值和自我扩 张的自发动力。那么，为何官员的扩张动机如此强烈而不计风险呢?借用弗兰克·奈特( 1934)、詹森·梅克林(1976)的话说，寻租者是用其委托人即别人的钱进行投资的代理 人时，冒险行为比厌恶风险更合理，因而可以预测租金是会被过度消耗掉的；选取企业 家的自选择过程使企业家成为一个承担风险者集团，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企业家的寻租 行为不仅会完全耗尽所有潜在的租金，而且会出现寻租投资的亏损。可见，地方官员具 有不计成本扩张个人控制权的强烈动机。
然而，地方政府官员是怎样实现扩张个人控制权目标的呢?综合起来有以下三个途径。 第一条途径是向上晋升，即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获取个人控制权，这就是周业安、周 黎安等所说的政治晋升博弈，但这只是三个途径之一而不是惟一途径(其他国家由地方 公众投票产生的地方官员，其当选也可看做是向上晋升)。第二条途径是向下深入，也 就是运用行政权力更多地干预企业等微观经济社会主体和公民的日常生活，在市场经济 和现代文明社会中，这条途径的操作空间显然有限。于是在现实中第三条途径就成为主 要途径：地方官员控制权边界的横向扩张，即地方资源和经济社会规模的迅速增长(地 区面积受到行政边界限制一般不能扩张)。而这种规模的扩张，换言之就是官员的自我 晋升和自我提拔，这同企业经营者主要通过扩大企业规模来“自己提拔自己”，从而横 向扩大个人控制权边界的性质一样；而经营者也是对规模的追求远甚于对利润的追求( 缪勒，1971)(经营者兼有股东身份的因素除外)。事实上，规模扩张越大，结构越复杂 ，中央和下层对地方官员的控制就越弱(丹尼尔.J.伊拉扎，2004)，这反过来又会增强 地方官员的个人控制权。
那么最重要的问题是，在中国初期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中国地方政府官员个人控制权 的扩张动力与一般国家和一般时代的地方官员又有什么不同呢?①中国地方政府官员成 为更加独立的利益集团。一般国家和一般时代的地方政府官员，虽然都各有自己的个人 控制权利益，但他们的主要身份还是代理人——在地方自治制度中是地方民众公共利益 的代理人，在中央集权制度中是中央政府更大范围公共利益的代理人。在上述两种情况 下，地方官员的个人效用同公共利益的脱离程度较小，服从公共利益较多。由此，一是 使地方官员个人控制权扩张的动力减弱；二是使地方官员效用更寄托于向上晋升和向下 深入，从而减弱控制权横向扩张的动力。然而，在中国初期市场经济中，由于目前的官 员产生和晋升的方式，地方官员还不能称为地方公众的代理人；又由于目前的经济分权 方式和(尤其是到中央)政治晋升机会的缺少，地方政府官员一般还不能称为中央政府的 代理人。因此，中国初期市场经济中的地方政府官员就成为比较独立的单独利益集团， 加之这一时期中国实行的财税放权让利使这种利益更加聚集起来。这样，一是相比其他 国家和时代，他们的独立效用同公共利益脱离的程度更多，从而个人控制权扩张的动力 更强；二是更重要的，他们扩大个人控制权既无法利用向下深入的途径，又难以利用向 上晋升的途径，故而只能主要利用横向扩张的途径——扩张资源、经济、社会规模，走 自我晋升的道路，使地方官员横向扩张个人控制权的动力比一般国家和一般时代都要强 烈得多。②中国地方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是世界上现有政府主导型经济的特殊形式，政 府主导作为前提使地方政府官员具有更加优越的垄断租金和特权地位，他们的个人控制 权更加产权清晰从而使扩张利益冲动更加强烈。③中国处于现代化迅速增长时期，城市 化、工业化、市场化本身需求很大而动力很强。中国从中央到各级政府都制定了经济赶 超战略，并以发展经济为主要职能，因此，地方官员控制权的横向扩张在总体上同国家 发展战略和趋势是同向的，其扩张动力因此得到倍增，这是区别于其他国家其他时代的 重要特点。④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历史形成了官本位传统文化，这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金 钱本位或贵族本位(更何况人本位了)。官本位传统使官员控制权的扩张变得几乎高于一 切，其获得的垄断租金也高于其他国家，这也是中国地方官员控制权扩张动力强于其他 国家的重要原因。
总之，虽然各国地方政府官员都有横向扩张个人控制权的动机，但由于中国特殊国情 和初期市场经济的特殊时代，使得中国地方官员个人控制权横向扩张的动力相比而言更 要强烈得多。
二、充分(约束)条件之一：自下而上的产权和公共选择制度约束失效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地方官员控制权横向扩张的动力同其他国家的强度不同(实际上它们 的性质都是一致的)，这说明不仅对必要条件而且对充分条件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以获得在性质上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其他时代的根据。中国初期市场经济地方发展强烈冲 动产生的充分条件，即其所受到的约束可为分为资源和公共选择两方面：一是地方资源 的产权约束，二是地方民众的投票约束。
从地方资源产权来说，笔者此前已提出“地方内公外私产权”的模型，在以是否具有 排他性作为公私产权本质区别的标准下，所谓“内公外私”产权，起初是指中国现在仍 大量存在的国有企业及集体企业，它们在正式制度和法律上仍然是公有企业，但在一般 竞争领域，其多数已在实际上演变为内公外私或部分的内公外私(后者也称为公私合营) 产权。它们对内公有或部分公有，即利益相关者或所有者互相签订了非排他性契约；对 外具有“整体私人”性质，即签订了排他性契约。事实上，内公外私产权不仅存在于企 业，而且广泛存在于或部分存在于一般单位、团体、家庭、合伙企业、会员俱乐部、地 区、部门乃至行业、社会群体、民族、国家等一般拥有独立利益的社会生产组织。中国 初期市场经济中的地方政府同其他国家总体上都具有地方内公外私产权性质，中国地方 政府官员的个人控制权同其他国家总体上也是内公外私产权性质，这种个人控制权控制 了对内的公有范围，因为只有某种程度的公有性质资源才能接受管理者的行政控制；这 种个人控制权对外具有整体私人性质，因而控制权的边界即对内公有范围的边界由其对 外私人性质的竞争博弈决定。所谓横向扩张个人控制权即是通过对外私人竞争向外推移 对内公有范围的边界——由于价值判断和约束条件的不同，公私产品的边界可以移动( 赵义怀，2004)。
然而，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地方”存在的重大区别在于：由于两者对内公有范围具有 实质性的区别，前者属于完全的内公外私产权，后者属于部分或不完全的内公外私产权 。中国地方目前对内公有的范围，除别国都有的一般公共领域外，还包括大量的非公共 领域和准公共领域，尤其是土地、投资、资金等许多资源，以及许多一般竞争性领域的 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还有许多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垄断行业”、 “公益事业”大都纳入公共职能范围，保持国有性质并由政府控制。中国地方(从而官 员控制权)对内公有的边界移动到性质根本不同的如此大的范围，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 造成地方官员有更大的需求和动力，并拥有看上去是无限的资源和万能的超经济行政手 段来强化对外的私人竞争，即横向扩张个人控制权边界的动力产生了质的飞跃。
其中土地资源是中国地方最为重要的公有资源，中国地方政府对内以公有产权代表身 份，即地方城市国有土地的代表，并且也是地方农村集体土地的实际代表(在现行制度 下，农村集体土地的处置权基本被以村干部为主的强势集团控制，而他们多数是地方政 府意志的执行者)。显然，中国初期市场经济城市与乡村土地就地方内部范围而言都是 公共物品。公共物品具有外部性，可以随意白“搭便车”，因而在具体的交易场合公共 物品的价格为零，即公共物品使得资源的所有制约束和成本约束均为零。在对内的微观 范围内，由于土地资源的公有性，使原来稀缺的土地从虚幻上也变得不稀缺了，土地的 价格降低为零。按照价格—需求定律，价格越低需求越大，价格为零需求无穷大，供求 均衡点从需求曲线的陡峭部分下滑到平滑部分。可见，对于地方政府个人控制权来说， 公有土地资源价格为零或接近于零造成地方投资需求无穷大，产生最贪婪的“公有资产 黑洞”。
其他地方资源的公有性质。例如，①地方政府几乎可以无限使用自己的信用，利用强 有力的行政手段主动提供公共性中介服务；②地方政府与非公有厂商建立公有性质的非 排他性契约，即相互依赖的官商同盟，运用政府主导为其创造超国民待遇，将长期市场 进出均衡点从全部平均成本(零利润)降低到可变成本(仅包括工资、原材料等简单再生 产费用)即短期市场进出均衡点以下；③贷款的低利率与可无限期偿还形成了低成本资 金；④国有资本不计风险和成本的投资(无论竞争领域或基础设施、公共领域)；⑤廉价 劳动(国家对农民的实际公有性剥夺和对城市工人的公有补贴)的大量供给；⑥公有性质 的财税返还、退税和优惠等各种扶持，等等。以上种种公有性质资源的运用大大推动了 地方投资的超常增长。可见，地方资源的对内公有性质使产权边界模糊，并使运用资源 的成本从微观和暂时来说大大降低，从而不能自下而上制约反而是促进了过度投资冲动 。
地方政府对内过度利用低价公有资源和政府主导超经济手段的推动，大大加剧了中国 初期市场经济中各地方对外激烈的私人性竞争。地方对内的过热需求转化为对外的过热 供给，而地方间过热供给的竞争反过来又加强了对地方内的过热需求，在内外公私两面 互相强化的激励机制作用下，必然产生持续顽强的地方投资过热冲动。各地方对外私人 性竞争博弈的均衡，恰恰决定了对内公有资源控制权的边界。因此，各地方不惜投资过 热，以粗放增长扩大对外竞争，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扩大官员个人控制权的边界和规模。 一般国家包括市场经济国家的“地方”仅仅是部分或不完全的内公外私产权，因为同中 国相比它们对内公有的范围具有质的不同，仅限于比较纯粹的公共领域，如治安、环保 、社保、部分教育等，而且有相当数量原来定义的公共服务，由于界定产权而将外部效 应内部化了，也就是将公共产品的边界向内移动而缩小规模。这样，其他国家的地方绝 大多数资源(如土地、资金等)和绝大多数领域的企业、单位具有私人产权性质，劳动和 招商引资等也排除了政府主导而具有更清晰的个人产权。私人产权资源的价格在具体和 自由交易场合中的价格必定高于公共价格，从而提高了(实为显示了真实的)地方政府的 投资成本从而降低了投资需求。可见，其他国家地方大部分资源的清晰产权边界有效制 约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
总之，中国的地方内公外私产权同其他国家在对外方面的私人性质是基本一样的，两 者的实质性区别是在对内方面，即中国地方的对内公有性质比国外有质的不同与扩大。 这个重要区别使中国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远强于别国，使中国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对外私 人竞争也远强于别国。
有人会指出中外历代常见的封建诸侯割据，为何未能造成地方的投资冲动和过热竞争? 这是因为，那些封建诸侯所占有地方范围的资源绝大部分是完全的私人产权。一是分封 给他们自己私人的土地等资源，因为产权十分明晰并完全人格化了，所以绝不会轻易浪 费和低价出让；二是他们管辖地区的地主及农民的土地和商人财产都是私人财产，他们 除对诸侯有缴税、纳粮和服兵役劳役义务外，由于边界清晰一般也不会受侵犯，更何况 过多的掠夺也会失掉诸侯自己的税源和兵源。此外，那时尚未进入市场经济，因而地方 政府的投资冲动不强或受到了较大制约，并且那时地方诸侯间的控制权竞争主要不体现 在经济社会方面而是武力兼并和战争。
再来看地方民众的投票约束。从企业产权理论看来，在现代企业两权分离的条件下， 企业经营者的代理风险仅仅由所有者监督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它们受到了外部风险资 本市场和经理劳动市场竞争的约束(尤金·法马，1972)，即用脚投票和用手投票的制约 。许多其他国家的地方自治是公民民主体制的一部分。市场经济是天然的平等派，要求 经济主体多元化和地位平等，要求形成合理分权的分散决策系统。其重要思维是认为政 府是有限理性的，上级政府和中央政府也是有限理性的，因此，要求以权力制约权力， 其中包括以地方权力制约中央权力，因此，他们就将民主共和制同联邦制及地方自治联 贯一体。其政治体制包括横向分权和纵向分权，纵向分权就是地方自治，横向分权(即 民主)是纵向分权的基础和前提，实质是以民众权力制约政府权力(文森特·奥斯特罗姆 ，2003；薄贵利，2001)。如果没有良好的横向分权，纵向分权就不是地方自治而是封 建割据或中国目前的地方竞争，那就是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发育程度不够的表现。
在许多实行地方自治的国家，其地方政府官员受到地方民众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制 约。他们虽然也有某些个人控制权的横向扩张，但如果这种强烈扩张过远地背离公共利 益目标，侵犯了私人资源和财产，就会被地方民众用手投票(选举)和用脚投票(迁移造 成税源减少)所抛弃。相比之下，中国处于初期市场经济，鉴于法制和制度的不成熟不 健全，地方民众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对地方官员的任免升降没有决定意义，因而不能自 下而上制约地方官员个人控制权横向扩张的强烈冲动和过热投资，不能制约其违背公共 目标和侵犯私人产权。
三、充分(约束)条件之二：自上而下的产权和公共选择制度约束失效
人们还会指出计划经济或中外历史上常见的封建中央集权时期，同样也缺乏自下而上 的产权与民众约束，但也未能造成地方扩张强烈冲动的事实，对此需要加以解释。在上 述时期，地方政府官员是中央和上级政府的代理人，官员扩大个人控制权的效用目标虽 然同公共利益有一定距离，但由于在中央高度集权下地方对上对外都属于公有性质，上 下和互相之间都签订了非排他性契约，中央和上级政府可以任意干预、平调和扶持下级 ，下级则完全服从和依赖中央和上级，因而中央从上面和外部对地方官员个人控制权的 约束比较有效，地方扩张冲动受到有效限制。
然而，中国进入初期市场经济以来，地方成为完全的事权主体和独立利益主体。如前 所述，成为同别国别的时代有实质上不同的完全的地方内公外私产权。中国的地方内公 外私产权对内公有范围有实质性的扩大，产生了对外特别强烈的私人竞争即“外私”性 质，使地方政府很大程度上难以成为中央的代理人，从而排斥了中央计划自上而下的集 中约束，使得中央集权对中国地方官员个人控制权横向扩张动机从上面和外部施加的制 约失效。总之，中国地方内公外私产权处于内外或上下两头落空的约束真空状态，中国 经济中以地方政府为主要角色的市场竞争失控，这就造成上下许多人虽然看到且社会反 映普遍强烈，中央政府支付巨大的实施和监督成本，仍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中国地方政 府主导下投资过热及由其导致的周期性波动的根源。
四、中国地方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具有两重性
一般来说，市场和政府都各有自己有效和失效的两重性。作为中国地方政府，目前它 已成为完全的地方内公外私产权组织，它对外的私人性，表明它是准市场主体，因此， 地方政府对外的两重性同市场基本一致；它对内的公有性，表明它行使政府主导型干预 ，因此，地方政府对内的两重性同政府基本一致。
在对外方面，中国地方政府主导有效和市场有效是一致的。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手段集 中调配资源，降低交易成本和市场门槛，从而帮助市场增加供给，推动经济增长、市场 竞争和价格市场化，这就支持了市场有效。中国地方政府凭借内部的公有资源，特别是 廉价的土地、资金、劳力、交易成本、国有投资、市场门槛等，强化对外私人竞争，由 此产生强烈的扩张冲动。中国产业资本和市场经济得以迅速实现原始积累，中国经济得 以长期高速增长与迅猛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主要源泉与主要动力皆源于此。另一方面 ，地方政府主导失效和市场失效也是一致的。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手段降低交易成本和市 场门槛，使市场过度增加供给，造成市场价格和平均利润大幅下降，形成过度的产业结 构趋同以及重复投资，以及中国频繁的经济过热和周期波动。
在对内方面，中国地方政府主导有效和政府有效是一致的。它有力地提供了地方公共 产品，如环境、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发展、就业机会等。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主导失效 和政府失效也是一致的，它的行政干预有时削弱了市场机制，阻碍了经济发展和市场化 进程，比如，地方保护主义行为、行政性企业重组、对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加以审批限 制等。
鉴于中国地方政府主导自身的复杂性，导致它的两重性也呈现出复杂特点。它的有效 是对外支持了市场有效和对内提供了公共物品，它的失效是对外加剧了市场失效和对内 政府干预失效。对此，人们通俗地称为成也“诸侯”败也“诸侯”。中国地方政府主导 型市场经济，在当代存在是合理的。但随着中国初期市场经济从初期向成熟的转变，经 济发展得越快，社会经济产生的矛盾也越突出，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作用就越大。那么 ，上述两重性中失效的一面就会上升到更为重要的地位，使得中国地方扩张冲动异常显 著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各自向自己的反面转化(例如，“公有地悲剧”等导致了产权 的演变)。这样，就会推动中国地方经济社会体制发生进一步转变，使得中国地方政府 主导型市场经济向中央有效宏观调控下的地方市民自治型市场经济演变。
收稿日期：2004-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