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进入与中国企业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发展论文,跨国公司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开发部、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中心、中华工商时报新闻评论部委托君创咨询有限公司举办的“中国企业论坛”第二次研讨活动，不久前在北京举行。此次研讨主题是跨国公司进入与中国企业发展前景。与会专家各抒己见，发表了不同看法。
承认跨国公司实力积蓄民族工业竞争力
一、跨国公司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角
1994年与1995年两年的世界投资报告的数字相当一致，全球3700家跨国公司，20.6万家分支机构，90%设在发达国家；前一百家跨国公司基本全部属于发达国家，欧洲30家，美国29家，日本6家，另有17 家属于其他发达国家；100家所拥有的资产大约4万亿美元，半数的资产投放在国外，控制了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工业集团、商业集团。他们不仅是世界资金的最大源头，也是世界新技术开发的主要来源，是控制国际资本运营的龙头。在世界主要股市上挂牌并交易的股票，基本上也是跨国公司发行的。国际贸易中，80%的贸易额由跨国公司进行。凡有新时代意义的产品，都是源于这些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即是推动市场国际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主体。
联合国贸发会议1996年6月公布资料，1995 年全球跨国投资比上年度增长46%，创造3250亿美元的记录。其中流入发达国家2160亿美元，占66%，流入发展中国家970亿美元，占34%； 当年美国居发达国家吸收外资首位，750亿美元；中国占发展中国家首位，730亿美元，说明目前的国际环境是本世纪二次大战以后出现的最有利于跨国投资的环境。
二、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态势
中国市场在当今世界上有个特殊现象，即群雄汇聚。资本对兴旺市场的跟随，也如牛羊的“逐水草而居”。中国经济连续10年的两位数增长和吸引作用，使1993年至1995年，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的“三连冠”，1993年全国固定资产总投资13219亿元， 其中外商投资 271.13亿美元，占总投资的17.5%；1994年总投资15926亿， 外商投资317亿美元，占18.6%；1995 年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19000 亿， 外商投资380亿美元，折合本币占总投资的16.8%。 上述三年还是外商投资所占比例最大的三年。三年累计吸收外商投资992.93亿美元，占16年对外开放期间吸收外资总额1354亿美元的73.3%，前13年仅占26.7%，每年平均27.7亿美元，近三年年均吸收外商投资330.97亿美元，是前13年平均值的11.9倍。因此近三年是个跳跃发展期。原因是国际资本运动的“涡流现象”，从四面八方的过度开发市场向新兴市场涌集，形成涡流。
三、我国引进外资的政策
今后外商投资增速能否持续，能否保持过去三年的水平，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我国的国民经济能否持续发展，保持市场的繁荣程度，二是国家政策对外资的限制程度。从目前的总态势看，我国经济仍在持续发展，对外资的需求仍然很大，这就应相对比较放手地吸引外资，如果拒之门外，正中我国周边国家之下怀。放手吸引并不等于对外资撒手不管，如果从今天起把门关起来不许外资再入，也不等于说把已经进来的1300多亿美元的外资就管好了。如果从政策上对外资管理得当，就不怕他们进来。问题不是多少的问题，而是管理的问题。过去17年来，与墨西哥相比，我国的外资管理比较好。没有发生资本外逃。墨之所以发生大量外逃，是因为他们引入的200亿投资中一半是金融证券投资。 我国的90%是实业型投资。
最近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大型跨国公司的垄断问题和民族工业的保护问题，据我掌握的情况，外资占比重最大的两个行业，一是电梯、一是微电机；电梯原是48家主机厂，现在基本就是迅达、奥的斯、三菱几家合资主机厂分割，其他的都是协作配套企业，但他们没有一家能形成对电梯市场的垄断。微型马达以日本马自达产量最大，年产10 亿只， 但90%以上出口，合同上约定的就是只许10%内销，而且连这个数都达不到。其他的行业如彩电，都未能形成某一公司垄断。
在民族工业问题上，主要视点应放在国内企业实力上研究。凡是新兴产业，民族工业就非常薄弱，难以形成与跨国公司抗衡实力；如汽车搞了30年，后来还是不得不与国际大汽车公司合资，并较快地形成了国产化，现在的飞机，特别是客机又面临这个问题。自己的民族工业干了30多年，始终没有形成抗衡的实力；而没有这个实力，在与跨国公司的交往中，我认为枉谈“保护民族工业”并不现实。所谓“保护”，意味着就是要自己干；事实证明这不行。
我认为国际竞争以及与跨国公司的竞争实际上是实力竞争，当还不具备与之抗衡的实力之时，正确策略只能是承认实力，并努力积蓄实力，要有一个迂迥的过程。谁都想让民族工业占领市场，不仅想占国内市场，而且想占国际市场，但必须形成实力。因此把跨国公司拒之门外并非上策；第二，中国处于目前的国际环境，已经无法避免世界各国的跨国公司“逐鹿中原”进行竞争的局面，必须看到这个形势不完全是坏事，有其积极一面，即可以避免受一国或一家的控制与摆布；几家同台竞争，我们可以博采众长，同时立法对之行为加以约束，以避免一家垄断局势的出现；关于控股的问题，要从实力出发，如果暂时不能控，我认为不妨让对方控，我方在其中积蓄实力，“借鸡下蛋”、“借船出海”，承认实力、积蓄实力，这个方针要比干脆不干好，但对跨国公司逃税行为应该认真查处。
中国投资环境正在形成吸纳国际资本的新条件
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以及与中国民族工业的关系问题上有几个问题构成了争论焦点，我想谈几点看法。
第一，从现在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态势上看，以1993年、1994年为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完成了三个转变，一是从港台的中介性的投入转到了欧美的直接性的投入； 二是从中小企业转变为跨国公司的进入，1992-1993年，就在中小资本投机炒作之时，国外跨国公司已做好了全面进军中国的准备工作；三是大型跨国公司已经从试探性进入变为全面性进入，其重要标志之一是外国公司的控股要求已非同往日，如迅达电梯外方从25%的持股变为70%以上的控股，大型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不仅认为必须控股，而且在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建立公司总部，把各个分部都变成加工厂，把商业功能收到总部，建立整体的商业网络。这都反映了他们的大的战略性转变。即是说，跨国公司目前的战略性的、大规模的而非试探性的进入，反映了中国投资环境的巨大改善的现实，也反映了外商进入中国到了一个前所未曾有的新阶段。中国投资环境的建设已经走过了艰苦的准备期，已形成吸纳国际资本的新条件；也反映整个国际资本向中国流动的趋势发生了质的变化。现在遇到的民族工业与跨国公司的冲突是新形势下的全新问题，每一个国家走到大规模国际化资本融通时都要面临和争论这个问题。
第二，最近有一种观点是倾向于挡住跨国公司，别让他们进来冲垮民族工业。但什么叫民族工业？有三种方式定义这一概念。“产业标志说”认为只要企业在这，变商品输入为资本输入，把厂与公司放在国内，本身就是民族工业，所谓的境内企业。产业说推到极限，必定否定民族工业概念。只有世界工业，而无民族工业。第二种是“产权说”，谁控制了资本，这就是谁的企业。这种观点的最大麻烦在于资本国际化比产品国际化要快得多，因此完全用资本说、产权说来概括这个问题也不全面，特别是在金融资本大规模流动已成气候时更是如此，我比较主张按第三种“主体说”，即把产业和产权综合起来，与主体的注册地、特别是品牌的注册地相关起来，融为一体。产权本来就是可以变动。所以中国的企业永远可以对外国资本敞开大门，但主要应研究自身的主体内容、自身的品牌等怎样到位。
第三，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功效从总体看到底是正的还是负的。我认为，跨国的大公司的进入对中国经济中整个结构调整、制度调整、管理调整总体看决不是消极的，一定是积极的。先被挤垮的企业决不会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一定先是那些多余的企业，等他们都完了，国家扶植的大企业才有危机感，才会老老实实地改自己，否则会接着被挤垮，使其连带着开始调自身结构和制度。在大的战略决策上，我认为应该研究产业的战略布局，如果分布好了，中国的国有工业是有自己的生存空间的。如果很多战略格局没有很好定位，盲目地去喊与外国人拼，或盲目地随意引进外资，都是战略选择上的决策失误。因此中国的政策制定上必须首先研究大战略，其中有产业性的、也有全局性的。
第四，是中国企业的对策问题。总体来讲，在市场对抗、市场融合、市场交叉三种选择上我比较倾向于市场交叉型。而且认为从市场交叉达到市场融合后，逐渐会走到一定的市场对抗。目前中国只有非常少的企业有资格去讲对抗。否则你只能指望一条，即国家保护，所保护的究竟是不是落后？很难说。此外，市场融合型不失为一条道路。在中国的产业发展不成熟期间，与国外大型跨国公司去市场融合，必须探讨融合好的路子。第三是市场交叉。中国的大型国企把自身的体制改造完成之后，要研究与跨国公司的市场划分，研究市场的交叉点，而避免直接冲撞，找到自己的市场定位。与此同时，国企必须加深自己的产权改革、功能改革、管理改革，必须研究自身的大规模的调整方略，才能在跨国公司的冲击下使自己真正立于世界跨国公司之林。
不能用狭隘的情绪代替客观的经济分析
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目标的主要内容是发展，是实现现代化。因此，从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角度看问题，比单纯谈跨国公司与民族工业的关系，要更有意义。
不少人关注跨国公司入境后中国的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问题。我想最好先搞清楚“经济安全”与“产业安全”的内涵与外延是什么，然后才能分析清跨国公司对此的影响。离开具体分析笼统讲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很容易滑到闭关锁国的泥潭中去。不能用狭隘的情绪来替代客观的社会经济分析。从“苏东”的教训看，社会经济的不发展才是影响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的最基础性因素。对于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大致有三种态度：无所谓；反感、反对；积极利用。持无所谓态度的人相当一部分出于对国有企业改革步伐迟缓而产生的愤懑，但也有不少人对跨国公司影响民族精神、国家利益这一点缺乏起码的沉痛感和耻辱心，似嫌有些过于麻木；还有些人对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一事无所思考，持一种放任或是短视的态度。对于“积极利用”而言，除了在控制跨国公司进入的产业、行业、产品、规模与方式上应有明确合理的指导思想外，有一点应特别引起注意，即我们的企业常常是改革大大落后于开放，不少企业只有通过合资才能转机建制，这是极不正常的。因此利用跨国公司的进入的压力和竞争日益紧迫的态势，推动国内企业改革的步伐和进程，将是政府和企业的共同任务。这也是放外资企业进来后应得的正常收获。
引进外资的政策导向需要深入研究、具体把握
引进外资的政策导向，应从两个层次深入研究和适当把握。
一是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包括以下的内容：
1是哪些产业或产业中的企业不允许外资进入；2是哪些产业或产业中的企业允许外资进入，但中方资本必须控股，中方多元主体投资入股的也可以合并计算，视为控股，同时明确大中型企业应有不同要求； 3是哪些产业或产业中的企业外方可以控股，或者应规定控股企业的数量比例；4是哪些产业或产业中的企业通过外方投资、中外合资、 或中方引进技术产品的，对不同行业的企业必须分别提出达到国产化率的期限，这在国家的产业政策中应该进行进一步细分析和要求。中国的政策中原则性条款有，但不够具体，而国外产业政策的规定在这些方面非常之细。
二是研究保护民族工业的具体政策。有以下七个问题：
1是进口关税政策，在“入关”背景前提下税率正不断下降， 但很重要的是把关税税率与国产化率挂钩，是发展中国家的非常重要的经验，而且应该搞两档税率，即外国商品进入中国的税率，国内企业由于国产化要求进口产品的税率，我国目前没有按两档税率来搞，应该规定国产化率越高，相应的税率就越低，这也是国际惯例；2 是国际招投标应规定国内配套的比例，本土采购比例，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3 是研究非关税保护手段，发展中国家都在研究；4 是研究国外产品大量低价进口的反倾销政策，外经贸部的国际司在研究我国进入美国市场并被美国进行反倾销时，而国外同样也以低价进入中国时，我们怎么进行反倾销，这方面还是空白；5是研究金融税收及投资政策，目前还很不配套；6是研究国家如何对国内知名品牌进行工商保护的政策；7是研究如何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目前政策规定还远不具体，远不明确，常常是市场让出，并没有换来相应技术。
我认为，制定保护民族工业及其发展的责任是政府的责任，主要是中央的综合经济部门的责任，同时也是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责的体现。
制定产业政策应多在鼓励国内企业竞争力上动脑筋
跨国公司与民族工业的关系，我认为是个国有企业的问题，外资企业对国有企业产生冲击的问题。否则可能会没有人提这个问题。但到底国有企业的问题是外资引起的，还是国企本身原有的，分析起来可能就不那么简单，必须分行业看。1989年我刚到国家计委，第一件事是乡镇企业调查。乡企对国企形成很大冲击，国企对之一片喊打声，认为抢占了他们的市场，采用很多不正当手段等。我们当时写了一个相对中性的报告，因为乡企涉及中国的农村问题，本身也不那么简单，计委层次上制定公共政策，不能光考虑国企的工人，还要考虑农民，他们长期来已经被忽视，乡企只是他们在夹缝中生存的一条路，虽然也确有很多问题。所以当时并没有出台对乡镇企业产生影响的政策。到了今天谈外资与产业安全时，也应做分析，假如简单下结论，然后做出一个政策来，对中国发展是否有利？应该分析得很细才行。有人说了中国的外资比重太高，我也有此感觉。但不同国家的人有不同看法。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反而羡慕，包括东欧国家在内，非洲国家等，政策层的人都有此类看法。例如我国的优惠政策他们这些国家也有，外资为什么不去呢？我国引进外资中的问题，有很多复杂的深层原因，如很多人热衷于引进外国牌子。有一些更深层次的文化或民族特性方面的问题。比如中国人喜欢洋牌子，一种消费心理，与韩国人完全不一样。他们进口车少，企划厅的人举了个例子，在汉城进口车停在街上可能就有人砸你的车。在中国决不会有此事。还有投融资体制的问题，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过去15年是38%，“九五”能到40%；国内的资金至少比较充分，为什么会热衷引外资？因为很多企业感到资金紧张，至少也说明国内资金的流动性很差。后者的原因又包括现行宏观金融政策的作用。投资者想在国内融资比引进外资还要难。例如地铁，很多城市要搞，成本很高，一公里很多亿。地方政府的融资能力就是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在国内融资没有能力的话，向外融资、借外方贷款、就必须购买外方的车辆设备等，又贵很多；仅就车辆而言，买他们的每公里七八亿，用长春的或北京的，也就五亿。中国今后在此类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非常大，如果融资体制、金融政策等不能改革，也即投资者在选择资金来源时在国内没有出路，他只能求助国外。中国的外资企业可分成两大类。一是出口导向的，大都是利用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生产产品、然后向外推销；这类企业很多，对中国的出口起的作用非常大。我们不能为出口而出口，其背后是劳动力的就业，而这是当前政府必须考虑的大问题，否则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太大。这一点上肯定是丢不开外资的。另一方面是进口替代的一类企业，如汽车、机电设备，还有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合资与不合资的效果，从汽车行业可以看出：中国过去独立自主搞汽车也搞了30年，其后搞成什么样子？卡车、轿车都不行，这一点大家都看得见。而合资之后中国的汽车才像点样，但无论在成本、技术、应变市场的能力等方面都很差，我不认为中国的汽车在合资之后也很成功，只能说假如不合资，至少不会比现在好。例如在设立大的合资汽车厂时，是与外国人进行技术转移的合同呢，还是直接买技术，买许可证，买回之后在国内拆开研究，把成果给国内企业。不同的国家做法都有不同，日本、韩国都不是中国的合资的方式，很多是直接买技术、买许可证，回来政府组织研究开发，卖给国内私营企业。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教授就在做这个对比研究，比较了很多国家的做法后认为买技术更有效，技术转移的模式更差一些。在政策技巧和引进技巧上也有很多值得探讨之处。
在当前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的大背景环境下，我们可以做的选择实际上并不很多，迥旋余地其实不大。中国的大市场内应该充分发展国内的竞争，把很多国内企业通过国内竞争提高能力。今后的产业政策出台应该在这方面多动脑筋。目前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很大，很多劳动力的就业依赖于外国市场，再退回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一味地想把跨国公司赶走可以说绝对不行。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中完全靠国内开发，一是财政拿不出这么多钱，二是有钱也没有这样的人力资本。飞机就是很好的例子。中国搞飞机多年，搞干线飞机投资了100多亿， 结果什么都没弄出来，白白扔了，对于中国这样资本很缺的国家太过可惜。这就是完全自主开发在一些领域的结果。十几年之后，会不会有很多人指着我们做政策的背后骂？这也有个国际分工的问题，是不是什么都要做？我们有六、七亿农民过得非常苦，你要把钱投在能够解决他们就业的领域，效率可能高于投在飞机上达几倍乃至十几倍。选择什么？是个战略性的。需要高层决策层决定。
90年代跨国公司制定全球战略加剧了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冲突
跨国公司最早的出现，据英国一个经济学家的考证是1812年比利时的一个小鞋匠收购荷兰的一个厂，从而出现两个国家的结算关系，导致全球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政府官员来注意企业间的跨国倾向。到了70年代，相对发达的北非国家对跨国公司进行了一次“国有化运动”，改变了经社理事会体制下对跨国公司的认识，该理事会特别成立了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又在WTO形成之际变成了跨国公司局， 成为一个协调机构，而不仅是研究组织。80年代初，跨国公司的投资在全球又引起个大问题，印度的伯尔雷兹尼，大面积的化工污染没人负责。这一风波导致跨国公司在再向世界投资时，较为注意对东道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稳定有所承担责任。90年代时，世界进入经济一体化、信息一体化和市场一体化的起步期，各国跨国公司均在制定全球战略，将自身名牌国际化，由此加剧了与发展中国家民族名牌及民族工业的冲突。在中国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的试验期已结束，出现实质性进入的动作。很多谈判往往在高层就已完成，对中国的产业系统形成从上灌顶式的渗透，产业体系上分割的主要是国有企业的体系，从市场体系上分割的是原来行政主导型市场，要求把这种市场全部变成全球性市场。总之，跨国公司已日益完成了对世界上所有角落的扩张，随之而来的，既有它们与东道国的经济的融合，也有东道国经济的深刻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