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经济活力：失败的一些原因[1a]_社会主义社会论文](https://www.lw33.cn/thumb/2c6eec9187e1ac30a1c4d3b3.webp)
现实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经济活力：若干失败原因[①a]，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活力论文,现实论文,原因论文,社会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联的经济发展大致可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俄国革命得到巩固之后，随着1928至1929年间制定并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加速了工业化并表现出明显的经济活力。通过粗放投入所有生产要素（即所谓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苏联快速实现了工业化，并在极短的时间里把原来的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②a]因此，苏联后来能成功抵抗纳粹德国的军事入侵并迅速重建家园，扩大了现实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影响。
第二阶段：从1955年起，苏联经济活力开始减缓。[③a]当时专家还预言，由于战争对人口的影响，可支配的资源以及过去对所有生产要素的粗放投入都将受到限制。所以从1966年起，提高生产效益并实现经济活力的质的增长，从而通过合理化和提高生产率克服资源限制，就作为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任务而成了苏共规划的核心。[④a]尽管苏联自70年代起大力开展“革新攻势”，却始终未能遏止经济活力的减缓。1979年是苏联战后经济成果最坏的一年。它非但没有实现所谋求的革新进步，反而出现了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停滞状态。
苏联存在的最后十年
在苏联存在的最后十年期间，经济发展仍未出现明显转机。由于80年代初未能实现能够达到质的经济增长的结构变化，所以光是由于资源的减少，苏联在这期间就不得不承受更严重的经济活力衰退。[⑤a]
在80年代前半期，苏联政府本应采取行动，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它未能提出一项带有各种解决办法的总体经济战略。相反，先前就已滑坡的总投资增长率，到1985年又下降了17%。[⑥a]此外还出现了另一种阻碍革新的投资结构变化：到1984年，用于开发原料和一性能源的投资，已占工业领域总投资的1／4；而同期用于机械、电子技术和电子工业等革新性先导行业的投资却没有增加；用于化工和石油化工这个苏联又一重要工业部门的投资，到1984年甚至减少了15%。看来苏联政府是想通过大力开发原材料来确保加强粗放的增长。这样就不得不大力开发原材料，为此必须勘探新矿床。除了种种弊端之外，这类甚探和开采工作往往在极其不利的地质条件下进行，因而投资很高但效益很低。例如从1980—1984年，石油工业的投资虽然增加了大约40%，但1984年的石油产量却低于1980年。[①b]所以到1985年，总投资的要素生产率竟降到－12%这样很低的资本系数。由于延长了折旧期，所以1980—1983年间陈旧设备的淘汰率降低了20%，从而表面上防止了因投资减少而造成的资本总额增加的下降。这自然就导致了资本总额和设备的进一步老化。早在1975年，全国所有设备中有55.7%的报废期限就已超过了五年。到1983年，这个比例又增加了7.3%。同前期相比，1980—1982年间苏联生产能力的增长减少了50%以上。还有一点，就是在1980—1985年期间，苏联一直未能降低原材料消耗；国民收入的增长，只是在相应增加物质投入的条件下才取得的。为此从1980年起，国家投资控制不再以改变粗放的增长活力为目标，而是只求维持这种增长活力。由于这种情形，苏联的经济增长继续减缓：同前期相比，从1980到1985年，工业生产的发展减缓近20%，工业生产资料的增加减少了15%，人均年实际收入的增加减少了40%。
由于谋求质的增长的努力未获积极结果，而经济衰退趋势又日益严重，这就向人们提出许多新问题。人们越来越对苏联经济的宏观经济框架条件产生怀疑。当时人们公开提出这样一些考虑，就是认为要想保障质的增长，是否应该首先从根本上、从质的方面改变经济秩序政策。到1985年，提出新的改革建议所依赖的经济、社会和科学前提终于形成，奠定了开始苏联最后改革进程的基础。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开始的这一改革，在这十年的最后一个计划中规定要切实通过提高投资率来刺激经济增长活力。于是在忽视消费需求的情况下，1986年的年度计划规定投资增长应为国民收入增长的两倍。这种以牺牲消费为代价的国民收入分配，在数十年的苏联经济计划中是从未有过的。为了促进资本总额的更新，设备折旧期限被缩短，设备淘汰率被提高了三倍。根据计划规定，到1990年，全部投资的一半应该用来进行现有设备的更新改造。这将意味着同前一个时期相比，此项投资将增加35%。
从这项新投资政策开始执行时，许多科学家就把它比作苏联以前进行的那些尝试，这类尝试中“所规定的通过集约性增长来加速经济活力的战略，无非只是粗放地、大力地增加生产投资的战略。”因此，这个时期的苏联经济只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原始资本积累时期，这种原始资本积累是人们早在20和30年代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工业化时就曾看到的。这项新投资政策仍将达不到所追求的质的增长的目标。[②b]
这项新投资政策使得投资集中在机械制造领域。计划规定，对该领域的投资到1990年应增加20%，占总投资的1／3。计划还规定，计算技术、电子和电子技术等优先革新领域的生产应增长30—60%。当然，增加机械制造业投资只能以减少其他行业的投资为代价，而原料和能源生产领域的投资不在减少之列，于是文化、社会福利和科学卫生以及消费工业等“非生产性”部门就成了减少投资的对象。
自1986年起，苏联改革一直是在不断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以国民经济现代化为首要目标的新投资政策，同时也加剧了苏联社会经济的不平衡性；改革还开始触动了行政计划经济本身的政治框架条件和严格的决策等级制度。这样，改革本身就引起了各横向决策层面的不同个体利益的反抗和冲突，这类决策者运用手中的权力为国民经济的运行设置重重障碍。苏联的所有改革尝试都是伴随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进行的，这种危机连同其他因素，最终通过政治化而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若干现实存在的结构强制
减少生产投入并实现生产结构变化的必要性越来越成了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存亡问题”。苏联科学家和政治家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早就认识到在生产中采用新技术新工艺的意义。他们把以前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再生产过程当作受历史条件制约的粗放再生产加以分析。通过提高效益和生产率进行的集约再生产所占比重甚少，而且是在严重依赖粗放增长因素的情况下实现的。苏联曾进行多种尝试，努力通过有目的地控制投资和大力运用各种科学手段来实现集约再生产。这表明，“存亡问题”意识使苏共很早就把实现集约再生产定为国家首要发展目标。苏联生产力在二次大战后的发展有个特点，就是始终谋求从粗放生产到集约生产的生产形式转变。下面就来考察一下影响这种发展并最后导致它的失败的一些结构因素。
革新潜力与控制投资
1.革新潜力 苏联在某些优势领域（尤其是航天和军事领域）取得的成就表明，它的科技基础完全符合甚至一度超过了国际水准。苏联拥有必要的革新和科学潜力，否则它就不能跃居世界第二军事强国。它在科研和教学方面拥有举世瞩目的人文资本。因此学术界大体一致认为，苏联经济活力日减的原因不在于缺少科技发明。[①c]至于说到西方国家对苏联实行的高技术出口限制，则苏联学者也承认，那只是减缓而不是停止了苏联的经济活力。[②c]因此，缺少科技发明和西方的科技封锁并不是妨碍苏联经济活力的重要因素。
妨碍苏联技术革新的一个最大阻力，是在组织工作和科技进步之间的联系。[③c]如果没有人为将技术革新投入生产进行准备，没有生产组织方面的进步，那么技术革新所促成的生产率的提高是微乎其微的。在苏联，将科技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工作甚至往往遭到彻底失败：以1983年为例，在苏联申报的所有专利中只有1／3在经济中得到应用。另外，苏联的劳动科学在运用自己的方法方面也遇到失败，没能成功地推行以提高生产率为目标的现代化的企业和劳动组织。
2.国家投资控制 有目的地控制投资作为一种手段，对控制和促进技术革新具有重大意义。苏联也确实曾试图利用投资政策努力实现各种技术革新方案。在这方面有两点颇引入注意：其一是国家规划的目标往往和所实现的投资控制相矛盾，这表明在超越企业之上的层层计划决策机构和执行决策机构内部存在着目标冲突，因而妨碍着有效地利用投资控制这一手段；其二是所实施的各种投资战略，均未实现预定目标。这说明现有的微观和宏观经济结构极其牢固，所以无法通过控制投资实现结构变化。
因此可以说，苏联的技术革新潜力未能充分发挥出来并非因为苏联没有控制投资或者投资不足，而是因为当时存在着想要而且能够把所进行的投资控制中性化的结构。显然，在现实社会主义体制中有许多更高一级的结构强制，它们在发挥和利用所有能够活跃经济的能力和潜力方面起着阻碍作用。
若干现实存在的结构强制
1.国家计划规定的现代化：造就敌视革新的企业 在所有研究苏联的文献中有一个几乎毫无争议的观点，就是认为把科技知识以新生产方案的形式纳入企业生产乃是苏联经济的核心问题。人们用经验性的研究考察证明，在现实社会主义体制中，技术革新的推广过程进展得十分缓慢。在资本主义工业中，由于有较好的竞争和需求条件，所以一旦有了技术革新，企业会把全部新投资都集中到这项革新上来，有时甚至彻底报废全部陈旧设备，从而使技术革新在企业生产能力中所占比重尽量迅速扩大。但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情况却相反：新投资继续用来购置陈旧技术水平的设备，陈旧设备的报废期被推迟。这样，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各种现代化战略的时间就延长了。
有人认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会出现这种保守态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企业领导在技术革新方面即便乐于承担风险和勇于参与也所得回报甚少。不过苏联劳动科学在贯彻合理化措施方面遇到的失败表明，中央计划经济的框架条件在企业经营方面甚至制造着经营者敌视革新的自身利益，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企业领导总是维持本企业庞大的职工数额作为唯一自主和灵活的生产投入要素，以便能够完成上级规定的生产计划，这是企业领导生命攸关的利益所在。完成上级生产计划的情况不仅关系着企业领导的社会和政治地位，而且也决定他们能否提出自己具体的收入要求。企业领导如果支持并贯彻国家的革新和合理化措施，就会丢掉对劳动力这个最后的生产要素的控制权，这就意味着干违背自身利益的事。因此，他们要想保住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和物质利益，就得反对国家的革新和合理化措施。
在现有行政规章的范围内，企业领导对上级采取十分明智的对策，把同革新相联系的风险降到最低限度。上级的生产计划规定了许多革新成就指标，然而甚至在维持传统生产过程和产品方面都不能保证持续的生产投入，所以企业领导认为没有任何理由为贯彻革新和合理化措施而冒新的和更大的风险。他们以维护自身地位的战略行事，反对有计划地提高生产效益，利用企业特有的权限和相应的信息优势，隐瞒生产物资、提供假信息以及制定有伸缩性的计划等等手段，逃避上级行政计划机构的控制。企业领导为了维护本企业的自主权，只是靠弄虚作假完成上级规定的生产指标，这种普遍做法必然导致企业生产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生产的混乱。
2.现实社会主义的价格机制 马克思本人也未曾澄清的、表现着商品的交换价值与价格之间的关系和差别的转化问题，在苏联仍未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价格是由国家在经济核算基础上作为纯结算单位规定的。这种价格职能倒是完全适合苏联30年代的粗放工业化，从马克思的理论来说，那种工业化乃是一种简单扩大再生产。在那个时期，价格只起自我核算作用并作为结构后果确保计划生产结构的经济理性，那时的经济增长是“受供给控制并有自主价格系统为其服务的增长”，[①d]价格只限于为经济结构服务。
但在战后发展的、日益复杂的现实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经济增长的轨道只能受需求控制，而这又只能通过价值职能来实现”，于是价格便具有了决定结构的职能。[②d]众所周知，就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持有的这种认识，在经互会各国几乎根本没有得到贯彻。价格一直由国家垄断并由行政规定。中央价格计划不能相应考虑到价格本身发挥的多层次的推动作用，致使价格与价值之间日益加剧的矛盾造成越来越严重的扭曲的价格结构。价格并未因国家定价而失去其对需求行为的信号作用，而是本身又发挥出许多抗拒经济理性的推动作用。由于国家不放弃行政定价，还造成了许多对革新起阻碍作用的后果：
1）经互会各国内部换货中规定的价格结构与世界市场发展相违。经互会规定价格总是以世界市场前五年的平均价格为准，所以后者的变动总是在五年以后才能对经互会贸易产生影响。70年代前期出现了世界经济衰退，原料大幅涨价，西方工业国家为替代进口都大力开展节约资源的科技革命。然而这些只是在后来才波及经互会国家的贸易，并且引起一个不断提高原料对工业成品的价格的过程。在1975至1984年间，作为原料出口国的苏联便把对提供工业产品的其他经互会成员国的进出口交换比率改善了45%，而这期间世界市场的原料价格已经下跌。我们从1980年就开始看到，这种价格结构并没有激励苏联发展革新性工业部门，而是促使它为了盈利而扩大原料开采和开发新的原料工业。针对苏联的原料涨价，其他经互会成员国不是靠技术革新，而是靠大力开发本国能源和原料来替代从苏联进口。因此，经互会国家间外贸的非工业化是符合它们所定价格结构的经济规则的。
2）严重扭曲的国内价格结构给政府所选定的最有效益的投资战略造成额外困难，因为有一部分价格要么与成本不符，要么只是有条件地反映了各种物资的国民经济效益。没有掌握或者只是极少掌握了国民经济成本，导致国家作出错误的经济决策，这是苏联所定各种投资控制战略失败的原因之一。因此，苏联一直未能通过有目的地控制投资促进高效益的技术革新。
3）中央计划必须这样确定价格，就是让技术革新的总效益能合理地分配给产销双方，使革新对双方都有刺激作用。这种极其复杂的核算不仅在科学上极富争议，而且实际上往往会作出不能充分考虑对产方的刺激作用的核算，因而在企业决策者中造成敌视革新的态度。
3.信息垄断 70年代在西方开始的科技革命所以有活跃的发展，乃是基于通讯和信息处理技术。因为在守旧和革新的框架内发生的变化，它对所有生产形式都起着决定性的塑造作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家们也看到了这一发展特征：“科技革命面临着克服大量增加的信息与人体在处理信息方面的生理极限之间的矛盾。”[①e]至于说到这种信息化过程的社会经济影响，那么“随着现代关键技术的广泛应用，社会化过程在质的方面有许多新特点。微电子技术、计算技术和人工智能等必须一体化、灵活化、完整化和普遍化”。[②e]
恰恰是进行信息处理所必须的灵活性、完整性和普遍性，需要一个与行政计划经济原则相反的市场作为实现信息交换的框架。只要接受中央指令的经济单位不能互相建立横向通讯结构，而是完全依赖自上而下的信息和决策结构，它们就不能发展由信息处理产生的科技革命潜力。但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关于科技进步发展道路的观念，拒绝接受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市场及其信息载体——价格，而是力求主要通过依靠信息的计算技术并仿照中央计划和中央经济的等级结构，实现领导和行政的自动化。企业自主权没有被扩展成面向基层或行业的横向信息处理，而是始终处在自上而下的行政机构的控制之下。同时，信息文化只是严格地局限于国家应用领域，以确保国家对信息通讯的传统垄断。由于禁止私人使用电脑，所以除了国家控制机制之外，则无论就技术方面而言还是就组织方面而言，都不能发展某种依赖电脑的“信息社会”[③e]。这样就白白丧失了许多提高生产率和创造性的巨大潜力，因而也从一个方面导致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各种现代化战略的失败。
事实表明，中央行政计划经济的宏观经济秩序不适应战后生产力革新的发展，尤其不适应70年代以后的发展。“当‘从上面’大力活跃经济的传统手段已不再有效之后，苏联本应在结构和技术方面‘让下面自行活跃经济’。但苏联没有这样做。实际上，在行政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结构和技术，总是越来越倾向于促进现状的‘自我扩大再生产’。”[①f]
结语
70年代以来，国际范围以及苏联国内的社会再生产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现实社会主义显然未能跟上新的生产力发展形势。恰恰是曾经使现实社会主义得到巩固和活跃发展的那些生产关系，后来却阻碍了它的现代化并造成了它的崩溃。现实社会主义成功的原因变成了它失败的原因。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只有变革整个社会，充分发展生产力才能从限制它发展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这种发展规律至少在解释苏联现实社会主义瓦解方面仍然是有效的。
（摘自德《东欧》1995年第2期第103—119页）
逸菡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译审
注释：
①a 德《东欧》杂志授权本刊译载。译文中小标题略有改动。
②a 例如从1928—1937年，苏联钢、煤、石油和电力生产分别提高了350%、250%、140%和538%。
③a 从1956年到1960年，苏联国民收入的增长减少了22%，人均年实际收入的增长减少了26%，工业生产的增长减少了25%，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减少了26%。
④a 参见：《关于1966—1970年五年计划的指示》，莫斯科，1966，第224—284页；《关于1971—1975年五年计划的指示》，莫斯科，1971，第235—301页；《关于1976—1980年国民经济发展主要方向的指示》，莫斯科，1976，第158—238页。
⑤a 从1980到1985年，苏联劳动力的增长实际减少了66%。据统计，1990年的情况也大体如此。苏联的计算是从这样的情况出发的，就是从1980年到1985年，各种生产要素（劳力、资本和原料）的综合投入共减少15%，而到1990年还将比前一时期再减少40%。
⑥a 据科学家们估计，这个时期苏联总投资实际增长率已降到3—4%。参见G.列普丁、I.阿迪里姆：《苏联的经济政策与加速经济发展的前景》，载《东欧》杂志1986年第12期，第987页。
①b H.克雷门特：《8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的发展与问题》，载《东欧》杂志1986年第8／9期合刊，第638页。
②b 参见G.列普丁、I.阿迪里姆：《苏联的经济政策与加速经济发展的前景》，载《东欧》杂志1986年第12期，第981页。
①c 参见H.—E.格拉马茨基：《国民经济政策、能力、规划的若干领域与科技进步》，载《苏联报导》，波恩，1988年，第330页；H.福格尔的《东西方革新能力比较研究》，载《东西方革新问题》，斯图加特，1983年，第213页。
②c 参见O.波格莫洛夫：《苏联的科技进步及其外经方面》，载《东西方的技术革新问题》，第193页。
③c 参见H.—E.格拉马茨基：《国民经济政策、能力、规划的若干领域与科技进步》，载《苏联报导》，第330页。
①d、②dB.齐科斯—纳吉：《80年代革新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意义》，见《东西方革新问题》，斯图加特，1983年，第35页及以下几页。
①e H.里希特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东柏林，1989年，第512、519页。
②e 同上。
③e E.格略克内尔：《苏联体制与科技进步》，见《东欧》杂志1986年第8／9期合刊，第677页。
①f H.—H.霍尔曼：《发展阶段》，见《苏联报导》，波恩，1988，第2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