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与医学的大众化--明清儒家医学与“医学宗”_明清论文

医学的正典化与大众化：明清之际的儒医与“医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医论文,明清论文,化与论文,医学论文,医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5)04-0141-13

      宋元以来，中医知识演进，医学流派渐增，但较为普遍地存在门户之见。医家多囿于一家一派之言，以专为胜，不究会通，由此造成医理混乱，医道不明，习医者、诊治者均无所本。至明代，一些知名儒医基于学术归纳及职业应用之需，编纂以“医宗”为名的民间医学典籍。就目前传世文献而言，较早以“医宗”命名的书，刊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的《百代医宗》，此书为一方书，由明太医院刊行。民间流传较广的医宗类医籍是明代名医李中梓于崇祯十年(1637)所刊行的《医宗必读》，此书还专撰有《医宗论》一篇。松江名士夏允彝在序言中说：“庶医道明，而时师知所归矣。于是受弟子之请，而著书曰医宗云。”①可见医宗之著，首在使习医有所归，医道有所宗。书中所辑内容，极尽综合，有破除门户、兼采众长之意，可作为医术会通的导引。而后则以乾隆年间《御制医宗金鉴》影响最大，为朝廷参与医学典籍编撰的重要体现。②自晚明至晚清，以“医宗”为名之医学书籍二十余种(见表1)，多编纂于《御制医宗金鉴》之后，其体例多相似，皆采录历代诸家精论，言浅意深，简便易行，流传皆广。

      在医学知识体系演进的脉络下看，明清医宗类医籍的编撰体现出中医学术的集成正典取向。李建民指出中国“正典”医学发展的二条线索：一是以《内经》系为主流、根据同一批文本不断重编的历史，另一是注解这些医经的传统的形成。③与儒学的注经传统相较，这两条线索其实体现的是相似的路径，早期中医学术也是在守常与创新之间逐渐丰富。赵元玲提出了医学必须立基在“世医”传统之上，还是医生必须熟悉三种经典(《黄帝内经》《素问脉诀》《神农本草》)的疑问，其实是说医者在养成过程中，是更为倚重“经验”，还是“经典”。④祝平一先生则通过对“儒医”的身份认同与其文本知识的态度如何表现在宋、明之际的医史书写上进行了探讨，指出宋代的医史比附佛、道的宗教传统，明代的医史转而比附儒学传统，以建立医家统绪的模范，而以16世纪李梴的《医学入门》大致可以认为“医学道统论”成立。⑤在细致梳理前代医者的过程中，由于门户之争及医道不明所带来的混乱，17世纪的医史书写则进一步发展，开始了对“医宗”的建构。医宗的编纂则不是单纯的对经典医籍进行注解或重编，而在于通过综合百家，集合众长，来构建共同的专业知识体系，能为习医与行医者所通用。由宋明之际儒医对“医史”的书写，至明清之际对“医宗”的建构，这个过程是不断深化的，不仅《内经》等经典著作得到强化，张仲景的地位也不断得到尊崇和圣化，⑥此时期也是养成医名、扩展职业医疗市场的需要。⑦明清之际医宗编纂既重视医理归纳，也注重临床实践，将通用性、实用性和大众化相结合，可能恰恰体现出这一时期医学正典化的新取向。

      本文通过系统梳理有关“医宗”的论述，与“医宗”命名的著作为依托，考察明清之际儒医群体如何通过对医学典籍的整理，将医学经典化，构建“医宗”，以加强身份认同提升其地方儒医的地位。借由医宗典籍的编撰，医学的知识体系趋于标准化和系统化，并通过医籍文本的刊刻，使之走向大众化，可为习医者、行医者所用，也可为患者及公众所知。在清王朝新政权下，王权也干预到医宗的编辑之中，在强化医籍权威的同时，也可能包含着将民间“医宗”的构建纳入到大一统中的政治隐喻。在儒医与医宗的问题关联之下，本文也试图考察医者职业与医学学术演进间的内在关系。

      一、门户之见、医道不明与医宗之兴

      宋以后医籍传世者增多，这与宋以后雕版活字印刷术盛行、造纸业的发达关联甚大。历代政府重视医学者无过于宋，特别设立“太医局”，用以培养医学人才，又设立校正医书局，以负责编纂整理历代重要医籍。当时官纂之书，本草而外，有《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及《圣济总录》。⑧对繁多的方药进行筛选鉴定，使漫无边际的方书由博返约。《局方》一书出，“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成俗”。⑨官方医学教育的发展，也促进了民间医学的发展，民间医家个人也热衷医方书籍的研究和出版。经宋人收集传世的医书中，医经类甚少，而方书独多。至金元四大家之兴才改变了唐宋以来崇尚成方、推行成药的局面，他们基于各自所处的年代、地域以及临床所接触到的疾病类型不一致，提出不同的学说，形成各个不同的学派，刘河间寒凉派、张从正攻邪派、李东垣补土派、朱丹溪补阴派，后起的学派往往对先前的学派加以补充或纠偏而形成。⑩

      四库馆臣称，“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11)，医学的门户之分大致在金元时期，这一看法普遍被接受。清人徐大椿(1693-1771)曾称：“元时号称极盛，各立门庭，徒骋私见；迨乎有明，蹈袭元之绪余而已。”(12)明承金元，医学流派更为繁盛，但门户之见也愈发严重。概一医派崛起，必依一学说为根基，创立者以此行医立道，著书立说，为世人推崇，受医者习教，学说和医治的声名与之俱增。后世习医者受此影响，也往往取其一皈依之，倚门派学说与其他医家相区别，以专为胜，而不是努力去融会贯通各家学术思想。医学名家大多囿于一家之言，贬抑他人，或矫枉过正，意气相争。门户之见纷呈，既说明医学在不断创新发展，又反映其知识体系尚未完全定型，医学学术的演进受到职业竞争的影响。

      从职业的角度观察，门户医学的存在与当时医生的训练方式、医学的传承方式和医家的行医方式有很密切的关系。家传、师传、自学是习医者步入医学的主要途径。(13)医家在传授弟子医学时，多是传授其自身医学心得，或者是其所宗之师。而至于自学，除最基础的医学知识外，大多数习医之人往往也是选取某一医家的学说和著作作为主要的学习和参考。但从晋至清，医书甚繁而不可枚举，医家虽多有发挥创新，但是又未免拘泥于自家学术与个人经验，或专而无度，或博而不精，或杂而不一，相互诋毁、互相矛盾者亦不鲜见。在医学并未列入庠序之教的情况下，学派可为医家养成之基础，但也为后人习医带来了难以选择、无所适从的困惑。习医者往往只习某一人之学，只宗某一人之术，“守一家之说，滥称专门焉”(14)，挟专胜以获令名，陷偏执而不自知，导致临病时不能正确辨别病因，易致误诊。

      医学上的门户之见，直接影响到临床行医的诊断方式。金元以来，临床医学上影响最深的还是河间(刘完素)、丹溪(朱震亨)的医学。张景岳(1563-1640)指出“当世之所宗范者，无如河间、丹溪矣，而且各执偏见。左说盛行，遂致医道失中者”，因而在诊治时，“见热则用寒，见寒则用热，见外感则云发散，见胀满则云消导”，动不动就说病人是火热，喜用降火之药而导致病人生气全无，元阳败损，杀人而不觉。假若有人不用此法，则很容易导致他医持河间之说，群起而攻之，医生而无从辩驳。(15)固守门户之见，诊治流于教条。至于病人体质，病理病因，反而不究会通，如此不仅“医道失中”，临诊失据，医家本身也是非难辨。

      医学的正典化不足导致习医者在职业养成过程中缺乏系统公认的学术训练，其水准也参差不齐，能会通医道、承旧创新者并不多见。“逮晋、唐以后，则支流愈分，徒讲乎医之术，而不讲乎医之道，则去圣远矣。”(16)习医者虽本《内经》，效法张仲景(张机)等名医前贤，但能达到追求医道境界的人只有少数医界翘楚，“高者为艺术，低者为糊口计，日趋日下”(17)，仅仅将医学当作一门“术”，甚至只是为了养家糊口。“医道不弘”，导致医学沦为“下厕之技流”。(18)之所以会这样，有医者自省，认为主要在于习医之人“所习之法全非正法，经书不识，旁径乐趋”(19)。松江士人何良俊(1506-1573)也指出：“今世但以朱丹溪为儒医，学医者皆从此入门，而不知《素》《难》为何物矣。正如学者不体认经书，但取旧人文字模仿成篇，欲取科第，亦有幸而偶中者，然学者以误国，医以杀人，其祸亦岂小小哉。”(20)学医者局于门户，不深研经典，以偏法行医，重术轻学，医道不明，流弊甚大。习医者、就医者都陷入困惑之中。

      门户之见与医道不明，既造成了医疗活动的无序紊乱，也加剧了社会对医学和业医者的疏远和不信任。医生各执偏见，相互攻伐，在病理与治法上难得共识。中医学的知识体系亟须归纳整理，辨析源流，正典明理。正德年间虞抟(1438-1517)也指出医学为“民命死生所系，其责不为不重”，故撰《医学正传》，尊《内经》为医家之宗、医家之祖。以此为提纲，脉法皆采摭王叔和脉经要语，不同科目再宗其人，如伤寒宗张仲景，内伤宗李东垣，小儿科多本于钱仲阳，其余诸病悉以丹溪要语及所著诸方，冠于其首，次以刘张李三家之方。(21)弘治年间王纶也称，《内经》如儒道之六经，四大家仲景、东垣、河间、丹溪，犹如中庸、孟子，各发明一义，为精通经典的台阶，并无优劣可言。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河间，杂病用丹溪，这样才可“医道大全”。(22)此说以《内经》比附六经，以四大家比附四书，推崇其作为医学正典的地位。四大家开创医派，其学说历经检验，在医理及临床上都广受认同，推为正典并不为过，所谓“主《内经》而博观”，正是强调从基本医理出发来探幽发微。有些医派循此路径，在医学创新方面有所成就，但在临床诊治中却画地为牢，自设藩篱，又失其创新本意。至于有些医家以医派自重，相互贬损，就更是江河日下，偏离医学发展之正途。

      万历年间方有执(1523-1594)认为医道始于本草经，阐明于素难，至伤寒论大备。但是神农本草只是“世传其说而不经见”，凭借师学相传，未有文字。两汉名医张仲景、华佗，始因古学，附以新说，通为编述，本草才于见经。张仲景首先将医学学说付诸文字，为“有是论之作则其先后素难而股肱之”，因而功不亚于神皇、轩岐与越人，医门尊奉为“圣”，如同“儒门之圣孔子而宗师焉”。(23)明代医家开始有意识地整理医家谱系，以廓清医家源流与尊崇的对象。儒医对医史脉络的梳理越来越依赖文本的路径，其实体现的就是医学学术发展的正典化取向，《内经》被尊奉为医学经典，张仲景被推崇为医圣，大抵体现的也是这一趋势。因此，在门户医学趋于严重的同时，也有医家意识到其弊端所在，开始着手编纂医宗类典籍。医宗类典籍的出现可以说是医学正典化传统的继续。

      基于学术归纳及职业应用之需，明后期开始编纂以“医宗”为名的医学典籍。太医院医官涂绅编纂《百代医宗》，刊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捃摭诸籍，参以己意，经十余年而成一书”，内容“凡男妇小儿、内外诸科，罔不具备”，称“医学之指南，百代之宗主”(24)。此书介绍了多种病症，方论兼重，使读者易于学习，学术适用价值颇高，但主要是一方书，对于医道、医理梳理较少。大致是沿袭了《局方》这一趋向，但更为简约。

      万历四十年(1612)，罗周彦著《医宗粹言》。罗周彦曾南游吴越、北走燕赵，结交医学名流，穷搜方技群书，自是见闻日博，羁旅长安上十年，编辑成帙。此书多宗《内经》以及选取历代各家论述，如张仲景、李东垣、刘河间、朱丹溪、王叔和、罗谦甫诸名家，“皆胪揭其精旨而摘录之，不敢以他岐惑世，故命篇曰医宗粹言”。(25)其书大抵摘前人诸籍精粹之言，附以己意，但已经体现出综合百家、贯通各科的医宗意识。

      这两本医宗之书已体现出两个倾向，由博返约、探究经典。到李中梓编撰《医宗必读》，并撰《医宗论》，就表明医学界已经明确认识到门户医学之弊，因而构建医宗也就在医学正典化和学术通用性方面具有了双重意义。

      据笔者的统计，在明万历年间涂绅编《百代医宗》之后，及至清乾嘉时期，医宗编撰已经代有所出，达到11种之多。在道咸以后，医宗编撰仍在继续，达14种之多。到民国时期，医宗编撰大为减少，大致晚清以后中医学科渐立，医学的学院式教育体系建立起来，现代医学的教科书编撰也逐渐完备。此外，越南、朝鲜、日本汉医也有医宗典籍的编纂，足见其影响。兹列医宗典籍见表1。

      在明万历至清乾嘉年间的11种医宗典籍中，依编者可分为两类：其一是医家自编，如李中梓《医宗必读》、蒋士吉《医宗说约》、吴人驹《医宗承启》等皆是；二是医家奉旨编纂，主要是新安名医吴谦受乾隆旨意所编的《御制医宗金鉴》。医家自编占据主要，这些编纂者多是在医学著述和临床行医方面极具盛誉的江南儒医名家。他们在根究医理之时，注重会通，同时又将行医过程中所遇疑难及经验列注书中，既注重基础医理，又注重临床实践，适合医者、患者学习查备之用，受到业界及社会推崇。同时，医宗医籍的编撰又极大扩张了医家的声名。吴谦本为徽州名家，乾隆年间曾为御医，任太医院判，极受乾隆信任。因秉皇命而编，又称《御制医宗金鉴》。医宗金鉴的编撰是由朝廷推动进行的，说明清廷已经意识到医学集成的重要性，其影响与民间医家自编还是有所不同。

      医宗典籍如按体例而论，也可分为两类，一类重综合，一类重临证。综合者，诸如医理、医案均包括在内。临证类，重点在于医方、医案，重于实用。两类都能超越门户之见，以基本医理和临床实效为标准，在通用性和大众化方面异于一般医书。从这个角度看来，医宗典籍的编纂使医学的正典化不再单纯依赖于一家之说的解注，而更为注重综合各家之长，贯通医理，究之实用，构建出超越门户之见的共同性专业知识。医宗所促进之大众化，首先其实是面对医者，使其在专业知识养成的过程中不局于一家一派之学说，能够从基本医理出发，融会众长。在大规模的医宗编纂之前，习医者欲求融通而不易得。在医宗类医籍广为刊刻后，习医、行医者就有了“渡河之筏”。其次，医宗的编纂体例风格也更易阅读，《医宗必读》《医宗说约》阐释医理并不晦涩，还有很多实例。医者容易理解掌握，就是一般大众也可以将之当作“医科全书”，从中了解病症，增加医学的知识水准。医宗编纂者的“医名”，也在业内和社会上广为传播。

      

      在众多医宗典籍中，李中梓所编《医宗必读》(1637)始对医宗进行系统诠释，康熙年间的蒋士吉所编的《医宗说约》等重视医学知识的通俗化，《御制医宗金鉴》则体现了皇权对医学正典化的干预。本文即以此三案为例探讨医宗类典籍之兴创，至于19世纪医宗类书籍的近代走向则后续撰文以阐释。

      二、渡河之筏：崇祯年间的《医宗必读》

      对于“医宗”作系统的诠释，应当从晚明李中梓始。李中梓在《颐生微论》中专有一篇“医宗论”，此书初刊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崇祯十五年(1642)再版时，书名为《删补颐生微论》，虽对部分章节做了修订，但《医宗论》这一篇被完整的保存下来。崇祯十年(1637)还撰有《医宗必读》一书，当是在习医与实践的过程中不断体会与升华之后，对于“医宗”的系统诠释。

      李中梓的《医宗论》，在开篇中论及无论是医家或病家，医学知识的庞杂引起了更多的困惑，医家无法对于医疗知识的基础有共识，病家则无从判断医者之良窳。

      医诚良而听之宜也，今医师遍天下，而术未工，病者疑信半而姑听命焉。又以好全恶危之心待之，病非在皮肤，效期于旦夕，旦不效，旦更；夕不效，夕更，而医始不能尽其技矣。故天下不尊医，医亦不自尊，急而求医，医亦急而求术。古之艺精而试，今之艺试而精。古之人，法治病；今之人，病合法。(27)

      此段话曾出现在沈一贯为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所作的序之中，但是至李中梓，几乎是完整地照抄下来。也就是说医学知识的庞杂，建立正统知识以求共识的焦虑仍存在，并且显得更为迫切。中国关于医史学、医学史，向无专书。唐朝甘伯宗的《名医传》久经散佚，较早的有明朝李濂的《医史》、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徐春甫曾希望解决此焦虑，应此而作，但是这部大部头的百卷医书也成了医疗文本雪崩中的碎片。(28)徐春甫在《古今医统大全》中载有《历世圣贤名医姓氏》，网罗甚富，从五帝三代谈起，所涉及医者数量庞大，多达270人，甚至是传说中的人氏也列入其中。(29)而李中梓在《医宗论》中则取之较为精粹，仅34人，“历考前代医籍之传者，五百九十六部，一万有九十二卷，而吾熙朝之彦，续有万余卷，不能枚举。兹特述其尤者，亦说约之意也”。徐氏详载其生平传记，只述医史，不作评价，较为温和。李中梓言简意赅，重在叙述医籍、医术、医理，并且考辨得失。如同样叙述扁鹊，徐春甫详述其生平，并举扁鹊见齐桓公一例来佐证。而李中梓则强调扁鹊之著述，“成难经八十一卷”，开后学之师表。同时指出扁鹊医学知识的谬误，“以命门一穴为右肾”。再如张仲景，徐春甫先叙其生平为官经历，再论其著述，而李中梓则直接论其著述，推举张仲景为“伤寒之鼻祖，济世之慈航”。(30)李中梓不拘泥于医史的梳理，而是提要钩玄，针砭时弊，既指出诸医家的精到处，也指出诸家的偏颇处，重在分析前人医学思想的得失。尤其重视医家的传世医籍，有意识地整理医家谱系，以廓清医家源流与尊崇的对象，重在构建以文本为传承的统绪，使习医、行医有所本有所宗，“医宗”之意明也。

      李中梓(1558-1655)，字士材，松江华亭人。李氏出身科甲门第，衣冠薮泽之家。晚明大儒陈继儒曾赞李中梓六岁时，已见“少成之性”，“能自力于文章令，名噪诸生间，所至夺席，所去悬榻，斯已奇矣”。(31)李中梓十二岁即取得生员资格，但此后屡试不第，复因两亲子被庸医用凉药所误而亡，自己又体弱多病，遂转而学医，以贡生终焉。(32)李中梓未曾拜于当时的医学名家门下，因熟谙儒学经典，儒与医通，为“同源而异流”，通过研读《内经》《伤寒论》等历代医学典籍，自究医理，自学成才，自称“余儒者也”。(33)

      李中梓著《医宗必读》一书，目的是为救二失。其一，《内经》虚设，时师厌为畸书。其二，百家相因而起，匡正之术，必至于偏，时师药其成法，偏滞益甚。在李中梓生活的时代，一般医生为了应付门诊，多半只学习唐、宋以来各个医家的药书、方书，从中找出几个治病的药方，而对传统的医学经典《内经》等著作并不感兴趣，更不愿为研究这些著作而下苦功夫。医宗为“呼吸存亡之变，埒于行师；转盼补救之功，同于澍雨”，需要“考坟索、率典常以揆方，叶神化以通微之为得”，“当本之内经，以立其正，合之诸家，以尽其变。苟有长也，必有以持其后，使善处其长；苟有短也，必有以原其意，使巧用其短。庶医道明，而时师知所归矣。于是受弟子之请，而著书曰医宗云”。(34)

      他认为《内经》为“医学之祖”(35)，“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阐发玄微，垂不朽之弘慈，开生民之寿域”，从事医学者应勤求精究。故在《医宗必读》卷首即设《读〈内经〉论》，并指出只有“精深儒典，洞彻玄宗，通于性命之故，达于文章之微，广征医籍，博访先知，思维与问学交参，精气与《灵》《素》相遇，将默通有熊氏于灵兰之室，伯高、少俞，对扬问难，究极义理”，才能担负关乎病者性命的神圣使命。(36)“用兵救乱，用药救生，道在应危微之介，非神圣不能善中”(37)。只有读书习字，博通古今，才能更好地掌握医理，究天人、参禅玄，才可擅专门学，力图使医由“术”上升为“道”。

      《医宗必读》首篇《读内经论》之后，次篇即《读四大家论》，前人之说博而繁，泥守其常，必有偏颇，“若夫百家者相因而起，匡正之术也，然而必至于偏，如仲景所未备，河间补之；东垣所未备，丹溪补之，四家之言，非相违也，而相成也。而后人执其一说，其失一也”。(38)李氏言不善学者，师仲景而过，则偏于峻重；师守真而过，则偏于苦寒，师东垣而过，则偏于升补；师丹溪而过，则偏于清降。譬如侏儒观场，为识者笑。“四大家，以其各自成一家言。总之阐内经之要旨，发前人之未备，不相摭拾，适相发明也。”(39)李中梓有关四大家的讨论，承继了王纶的说法，并不特指金元四大家。清代医家将张仲景奉为医圣，故将张从正与张仲景替代。李中梓首阐内经，再提四大家，指出四大家也是依内经而来，纠偏补弊，各有发明。而明代医学的主流，主要依循丹溪养阴降火的理论，一般医者学其偏，反以苦寒降火为主，因而产生不少流弊。李氏一再强调仅仅知某一派之医术，往往会有偏颇，其治学主张贯通诸家之长，不偏不倚。李中梓既重视脾胃，也重滋阴养阳，提出“先天之本在肾”“后天之本在脾”的医学思想，成为明代温补学派的代表。(40)

      《医宗必读》一书仅十卷，首阐明经旨，次列诊察要诀，次辨药性，次详伤寒治法，次录病机，所集颇广，更附治验之案，以资参证，最后选录切要古方，随各病证分条列载。从理、法、方、药诸方面阐释其治疗手段和经验，内容系统规范。从著述来看，他不仅对经典著作颇有钻研，而且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更为重要的是，他还能够将经典论述与自身的实践和思考很好地结合起来，形成一套自己独到的治疗原则和治疗方案。先述病症，再附药方，再举医案，提供了整套为医家诊断治病的方案。虽简明，但百科全书式地构建了整个传统医学的架构，也可以成为初学医者的必读书目。“阅其所刻医宗必读，仅五册，词简而明，法精以详，允为当世正法眼。”(41)李中梓《医宗必读》《删补颐生微论》得到新安吴氏的资助得以出版。新安吴肇广称：“明通者读之，而无遗珠之恨；初机者读之，而无望洋之叹。”(42)在经典与临床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为“渡河之筏”。

      此后，李中梓还专门对《内经》和《伤寒杂病论》两部经典加以探究，提供了理解经典文本的《内经知要》以及《伤寒括要》。前代《内经》注本虽多，但大多较为繁杂，《内经知要》只有《黄帝内经》的十分之一，选择内容比较精炼，概括性强，宜使人掌握重点，适合初学者。《伤寒括要》亦如此，“夫病机繁赜，变迁无穷，如珠之走盘，纵横不可测，虽纵横不可测，而终不出此盘也。是帙者其珠之盘乎？审是帙者，其持盘者乎？操通灵之法，以应无穷之变，唯变所适，而不胶于法也，斯善读《括要》者矣”。(43)黄宗羲在《明儒学案》里也曾指出：“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是编分别宗旨，如灯取影。杜牧之曰，丸之走盘，横斜圆直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于盘也。一夫宗旨亦若是而已矣。”(44)学术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整理，不论是居于正统的儒学，还是视为方技的医学，在这方面均有共识，着意于各家宗旨的归纳介绍，确有“如灯取影”之效。“珠之走盘”“丸之走盘”，在学术经典化的道路上，医与儒殊途同归。

      可见，李中梓著《医宗必读》，其意并不在取代原有经典，而是强调贯通经典，纠正门派医学中忽视基本医理与公共常识的偏失。朱熹通过经典诠释、历史重构以及对思想世俗化的努力，再度确立了所谓“道统”。(45)李中梓研读儒家经典，由儒入医，有意识地模仿儒家尊经传统来设计其必读书，其中也体现出其立言立功的雄心。《医宗必读》主张厚基础，明医理，求会通，重临床，对原有医学经典极为看重，“内经为医学之祖”，“仲景《伤寒论》暨《金匮要略》，诚为千古医宗”。在以医宗定位《内经》《伤寒论》经典地位的同时，又以《医宗必读》作为个人著作的书名，显然是将自己置于承前启后的医道传承者。李中梓自认为其著作《医宗必读》“为后学作渡河之筏”，并称张仲景伤寒一书为“济世之航”。暗含之意，是接续了张仲景以来的医道。通过医宗提供的理解经典的途径，可为后学开启登堂入室之门，将医术上升为医道，使其成为医学的“集大成者”。

      《医宗必读》一出，得到医界及社会的认同，可以纠正门户医学的偏失，后来医宗的编纂就代有承继，甚至在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绍兴医学会会长何廉臣还著有《新医宗必读》，并且蔡元培亲为之作序。(46)医宗的名目，在前文已有列举，其中还可以看到《医宗承启》《医宗己任编》等著作。从书名看，就包含有树立医宗、承前继后的意味。其他著作，也多以辑要、备要、说约名之。整体上说，医宗的编纂体现明清之际医学知识走向归纳集成的新取向。在促进医学正典化的同时，也通过文本刊刻传播，推动了医学的大众化应用，在医学人才的培养和医学知识扩散方面发挥出实际的社会功用。

      三、大众化与通俗化：康熙年间的《医宗说约》

      医宗类医籍在内容方面讲究会通，说理力求具体易懂，文风也多平实简易，有别于《内经》《伤寒论》的晦涩简约，更便于习医行医者掌握运用。《医宗说约》接《医宗必读》之后，更能体现其通俗化的面貌。

      《医宗说约》刊刻于清康熙元年(1662)，作者蒋示吉，字仲芳，为江苏吴县人。其幼时家境贫寒，尝寄食于舅氏家中。于“诵读之暇，间阅方书”，“究心《灵》《素》，博涉群书，斟酌尽善”，而成《医宗说约》一书。(47)《医宗说约》仅六卷，为临证小书。蒋示吉认为“望色、闻声、问症、相形俱业医之首事也”，望、闻、问、切是中医诊断最基本的方法，合称“四诊”，为医家所必备。因而卷首即介绍四诊法，“今摘《灵》《素》之奥旨，百家之微论，取其切要者，贯于编首，为初学登高之自”，以通俗的语言将中医四诊知识向读者介绍，十分简明扼要。再介绍脉法，认为“脉法行世者多矣，备者繁多，简者缺略”，因而“以《内经》脉法为主，附以先贤确论，二十九象主病，分明熟读细玩，指下自然了然”。所介绍四诊知识及脉法，简易实用。卷首还编制《药性炮制歌》，介绍常用药物316种，认为“医之用药，犹将之用兵也。不识兵法，何以定乱？不知药性，何以攻疾”，因而“取本草之切用者，删繁去泛，编成歌诀，以便记诵”，均采用四字歌诀的方式，如“人参味甘，功专入肺，止渴生津，大补元气，更能养血，肺热乃忌。黄芪甘温，力专补气，收汗固表，内伤有济，专托溃疡，生肌大利”(48)，将药物的药性、功效、主治、禁忌等用歌诀描述，朗朗上口，便于记忆。

      卷一、卷二列杂症，“上究《灵》《素》，下采百家，勾精摘要，编成是诀”。先言病原、病状，次述病方，再随症加减，以尽寒热虚实之变，“其言浅，其意深，其词简，其法备，细心熟究，实能活人”。如背痛，“背属太阳膀胱经，太阳气郁痛不行。通气防风汤可用，藁本羌活独活存，防芎一钱及甘蔓，生姜为引水煎成。身重腰沉加防己，脉迟附子药如神，二陈合治脉来滑，背心一点冷如冰，劳役过度常常痛，十全大补定功成”。(49)短短一则七言歌诀之中将症状、治法、方药都纳入，其论简明，其治详尽，以治为重，深入浅出，极便学诵。

      卷三论治伤寒，以张仲景为“鼻祖”，但《伤寒论》所载法、方繁巨，颇费记诵。陶华(节庵)提纲举领，著《伤寒六书》，集四十方，但是又过于简略。蒋示吉“勾其精要，编赋二章，以节庵之方，补其未备，约歌六十，熟读会通，自有补耳”，“庶无遗珠憾也”(50)。内容编排上，也没有一味地照抄照搬古代医书，而是经过精心选择，仔细推敲，重新排列，钩沉要旨，以便熟读会通，显然有助于初学者的学习，为普及中医药知识做出了贡献。

      卷四主要介绍儿科、女科常见、多发病的论治。卷五介绍疡科疾病的论治。蒋示吉因幼时家境贫寒，深知民众罹患疾病之苦，洞晓民众求医问药之难，书中收集了大量治疗妇儿疾病的简便验方，栏目清楚，查阅方便，宛如现代的诊疗手册。所用之药均为常用中药，无偏僻及贵重之药，尽力普及常见病的简易治疗方法，普及的医药知识不仅惠及当时的民众，而且芳泽后人。

      蒋示吉医术精湛，活人无算，名播江浙间。他虽非李中梓的登门入室弟子，但治学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也是由儒入医，重视医学经典，强调会通，纠偏补弊，并着力于医学知识的普及。“宗古人书，采专科法，并独得秘，编诀具陈，使学者知所宗，不致望洋而叹。”成书的目的也是要为初学指南，“医自岐黄之神圣，历代之名医方书充栋，精微玄奥，未易入门”，主张从《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入手，鉴于古代经典医书的深奥难解，采用明白晓畅的语言，力求使其通俗实用。治学严谨，学宗诸家，择善而取，不偏拘于一隅，上达仲景之法之方，下逮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薛(己)、李(中梓)、陶(华)等诸家所长。认为“东垣(李杲)补养正为先，子和(张从正)三法去邪为急，河间(刘完素)火热，丹溪(朱震亨)湿痰，立斋(薛己)温补，各臻其妙”，而非相互矛盾。“古人著书议论，不是特别有见地不传医案，不是疑难杂症不记载，以补前人所未备。”金元时期著名医家基于他们各自所处的年代、地域以及临床所接触到的疾病类型不一致，因而在医学、药学理论上提出不同的学说，从而形成不同的学派，后起的学派往往是对先前的学派加以补充或纠偏而形成的。当今学者拘泥其说，往往有偏僻之弊。因而提出“人有南北，病有轻重”，应因人因地而变更，不能拘泥一家之言，以避偏僻之诮。(51)他在书中曾三次提到“士材先师”，因而有学者据此推断他曾问业于李中梓。可能由于李已晚年，蒋亦知名于时，不欲屈蒋于门墙之列。所以尤乘在《医宗小补》序文中，称示吉为先生而不称同门，亦秉承师意而尊之之义，与李中梓的学说渊源是一脉相承的，“医宗”的流派是宛然可接的。(52)

      不过相较李中梓的《医宗必读》卷首列《读内经论》《读四大家论》等，《医宗说约》卷首即列四诊常识、药性歌诀，从书的编排上来说，更为实用，更易入门。书中将深奥的中医理论、繁杂的治疗手法、诸多的方药均编写成简易歌诀，通俗易懂，形象生动，方便记诵。全书仅有六卷，简约明了，“名曰《说约》，庶几学岐黄者得会归之源，去烦苦之失耳”。(53)并且此书不仅是面向医者，也面向普通大众，“即未谙医者，一展卷则脉症方治，虚实加减，灿然于目，亦可对症投药矣。敢曰活人心切，聊为济众者之一助也”，反映其更加通俗化、大众化的倾向。

      《医宗说约》之后，后世民间所编的众多医宗著作基本上都是循着这种简约通俗的路径。刊于嘉庆三年(1798)的《医宗宝镜》，由邓复旦所编。全书仅四卷，卷一载有药性二十五篇；卷二录医方歌诀十五条，同载方二百六十余首，每方皆列主治病症及用药炮制之法；卷三为医方论治，讨论内科及妇科、儿科等病症，并附便用杂方、小儿种痘方、救荒辟谷简便奇方及医方歌诀七十余首；卷四主要阐述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和辨脉的方法。此书“辞简易而义周详”，“药性精详，医方明备，而论症论脉，无不采摘诸家之微言奥旨，况其修辞则诗歌赋论不一其体，释义惟字诠句解，益尽周详，熟读是书者，又不必更读他书耳”。论述深入浅出，方歌易懂易记，对初学者有引径之功。并且此书不仅为医家必备之书，“即农工商贾以及穷经考道之士，亦当购置案头随时参阅，虽在荒僻无医之处，不至仓皇而无策，其有以济人之生、救人之疾者何其广也！”(54)此外，张楷的《医宗辑要》(1823)、任锡庚的《医宗简要》(1896)等，均荟萃诸书之学术经验，介绍诊断、本草、方剂、各科临证的基本知识，并多以歌诀形式写成，简易通俗，为临证入门读物。(55)

      无论是内容上的综合，还是体例文风上的通俗，都体现出医宗编撰的实用导向。不仅饱读诗书的儒者可用，初识岐黄的入门者也易记易懂。一般的社会公众也可以借助口诀和病例，通晓基本的医理。这种通俗易懂的口诀方式甚至连皇家编纂的《医宗金鉴》也有采纳。医宗编撰的大众化和通俗化，对推动医学人才养成和医学知识传播大有补益。

      四、皇权与正典：乾隆年间的《御纂医宗金鉴》

      医学并非儒家正统之学，医书的编纂多是民间医者以个人和学派之力进行，朝廷向来极少干涉。不过明清之际，医风盛行，医者向儒，儒者知医，在江南地区极其普遍。读书人“比户皆医”(56)，多为生计，皇帝观医书，就另有“圣意”。

      康熙帝本人博学多才，对医书也多有涉猎，“朕研究经史之余，披阅诸子百家，至黄帝素问内经诸篇，观其义蕴，实有恻隐之心。民生疾苦，无不洞瞩。其后历代医家虽多著述，各执意见。若难经及痘疹诸书，未能精思极论，文义亦未贯通，朕甚惜之。”在研习经史之余外，还重视医学经典《内经》诸篇的阅读，并且也意识到历代医家著述虽繁，但各执意见，书中尚有“未能精思极论”的部分，指示太医院医官，“尔等可取医林载籍酌古准今，博采众言，折衷定论，勒成一书，以垂永久，副朕较恤元元至意”。(57)康熙亲研医书，以帝王身份垂训示范，无疑对医学教育有推动作用，也促使了民间好医之习蔚然成风。

      皇帝挟天子的权威对医学表示重视，可以提升医学的学术地位，提升“知识”的权威性。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南巡至吴，名医张璐之子张以柔呈献《张氏医通》等医著，并《进〈医通〉疏》。御前儒医张睿查看后，于康熙四十七年闰三月二十六日具折覆奏云：“此书各卷全是原于《内经》，可比《证治准绳》，奉旨是即发裕德堂，另为装订备览。”(58)此书深当上意，寻命御医院校勘，置之南薰殿。(59)康熙年间尽管文网甚严，但对于医书的刊刻，是持比较开放的态度。此外，民间献医书的活动，也表明民间也希望借助于皇权，通过世俗权威来强化其医学的正统性。

      到乾隆年间，乾隆帝允准由御医编纂《医宗金鉴》。编纂的原因在于“医道废弛，师范不立久矣，皆因医书驳杂，人不知宗”，希望以朝廷名义编纂医宗，立医者师范。乾隆帝谕令御医吴谦主持，从乾隆五年(1740)夏开始至乾隆七年(1742)冬，历时二年半完成，全书共90卷，子书15种。由乾隆帝钦定并书写书名为《医宗金鉴》，“赤文绿字，寿世鸿编”，目的“修医书，以正医学”。为了编纂好《医宗金鉴》，太医院内专门设立医书馆，不仅选拔精通医学、兼通文理之人，还于翰林院及各部院官员内，查派通晓医学者。编辑者需具备儒与医的学养，以便对前代词义深奥的医书进行考订，既欲理明，亦须辞达；既贵详晰，尤须贯串，因而医理、文理、分修、总修，四者缺一不可。并将大内所有的医书，以及京省书坊现行医书，此外还有旧医书无版者、新医书未刻者、并家藏秘书及世传经验良方，令地方官婉谕购买，或借抄录，或本人愿自献者，集中送太医院进行纂修。《医宗金鉴》的编纂，一方面是为了“改正注释，分别诸家是非”；另一方面也是“使为师者，必由是而教；为弟子者，必由是而学”。(60)希图重振医学教育，使学有规范，医有所宗。

      《医宗金鉴》推崇仲景学术，认为《伤寒论》《金匮要略杂病论》，“诚医宗之正派，启万世之法程，实医门之圣书”，但原文比较深奥，要很好理解，必须选读各家注释，但后世的注本、改本太多，“或博而不精，或杂而不一，间有自相牴牾，反足惑人”。(61)如同儒家经典《大学》，后世改本愈多，其义愈晦涩。因此要详定二书，纠讹补漏，以标证治之正轨。(62)故全书首先对这两本经典医籍进行全面订正，其《订正仲景全书》与《伤寒心法要诀》分册内容占据全书三分之一，分量之重，足见对张仲景学术的重视。编写上先引用原文，再集合诸家注释，采其精粹，正其错讹，删其驳杂，补其阙漏。将历代学说精华收于其中，而略去诸家学术争议，以便于初学者学习和把握。(63)

      《医宗金鉴》重视中医经典理论，四诊、方论及临证各科，皆以经典理论为指导，各分册均可见“经曰”，所指以《黄帝内经》为主。强调“医非博不能通，非通不能精，非精不能专，必精而专，始能由博返约”，强调广博会通，由精而专，由博返约，不偏不倚。此书从医理、方书、脉理、运气等方面构筑知识体系，结合临床医学的发展，进而分化出伤寒、杂病、妇科、幼科、痘疹、外科、眼科、刺灸、正骨等门类来整理当时的医学成果，内容全面系统，作为官修医书，去其繁杂，统一各家学说，使医学理论和临床各科知识趋于规范化，“并不拘泥前人，唯在启发后学，足裨实用”。(64)显示出医生训练内容上日益专门化，传统时代的医学分科也趋于定型，中医的专业化和分科的逐渐细微反映了中医学科体系的逐渐建立。

      采取民间沿用的歌诀体裁，是《医宗金鉴》的一大突出特色。歌诀图解直观精确，使医理法技的演绎更加生动形象，实用性强。但这种形式向来被认为是浅陋的，难登大雅之堂，而《医宗金鉴》作为皇家主编的专用教材，居然大部分采用了这种歌诀的形式，“皆有图、有说、有歌诀，俾学者既易考求，又便诵习也。”(65)此书十五种子书，要诀类著作占三分之二者，出于文学积淀深厚的儒医之手，又配备专门画工，故其歌诀图表直观形象生动。歌诀既融汇经典理论知识，且以浅近文词表达，便于熟读默记、融会贯通，易读易解，有会心之乐而无望洋之叹矣。(66)

      在清代以前，由政府统一整理编纂规模较大的医书为宋代的《圣济总录》(1118)，由北宋政府组织医家广泛收集历代方书及民间方药，历时七年编成。全书共二百卷，所载病征包括内、妇、外、儿、五官、针灸、正骨等十三科，方近二万首，几乎囊括了前代全部方书。但是“漫无指归，不可为法”(67)，“校刊古书而已，不能有所发明”(68)。相较而言，《医宗金鉴》重视经典、遵循古法，博采众家之长。既有经典理论，又汇集众家之长，驳其错杂而成，选取合适以为典范。其临证基础的阐述深入浅出，临床各科的理法方药辨证施治易于掌握，实用性强。清代考据学盛行，使得医书的编纂也取得巨大成就。特别是康熙亲自研究医学，并指示太医院医官：“历代医家虽多著述，各执意见。若难经及痘疹诸书，未能精思极论，文义亦未贯通，朕甚惜之。……尔等可取医林载籍酌古准今，博采众言，折衷定论，勒成一书，以垂永久，副朕较恤元元至意”(69)。谕旨之后启动，并在雍正时完成了《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乾隆年间，设四库医书馆，编纂了《四库全书》，其中包括子部医家类。《医宗金鉴》作为集大成文化的总结，推动了医学知识的普及化、专业化、规范化。

      清廷为表彰编纂此书的有功人员，对该书的主要编纂人员，除每人加升一级俸禄外，还赏给《医宗金鉴》一部，及特制的小型针灸铜人一具。(70)从《医宗金鉴》整个编纂过程来看，专设医馆，精选人才，广征医书，财力资助，对这部医著的编纂十分重视。《清史稿》称此书“荟萃古今学说，宗旨纯正”，“从俗从宜，隐示崇实黜虚之意”。(71)“书成后，颁布天下。乾、嘉、道、咸、同五朝之习医者，于《内》《难》《仲景》之外，即以此书为入手方法。盖其平正通达，条理分明，所集方药虽多，而以理法为重，不拘泥于一偏之说，故全国可以通行。”(72)《医宗金鉴》被称之为“集诸贤之大成，开后人之心法”(73)，“酌古以准今，芟繁而摘要，古今医学之书，此其集大成矣”(74)，“诚万世遵行之盛典也”。(75)此书代表了当时医学著作的最高水准，不但在其后的医学教育中作为基本教材一直使用到清末，而且医官审证处方也多依据此书。此书远播朝鲜、越南、日本，对域外汉医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76)但是《医宗金鉴》作为集大成之作，在此后鲜有突破性发展，甚至出现太医院御医诊病时，诸医拟方必用《医宗金鉴》，取不能批驳。(77)反而造成医学理论与临床的束缚，这又是始料未及的。

      《御制医宗金鉴》由乾隆皇帝钦定并书写书名，与《十三经》《二十四史》等同出于皇宫武英殿刊行。借此过程，乾隆帝在把自己塑造成政治权威的同时，将政治势力介入思想与文化传统，并延伸到医学领域。这种对“圣君”形象的追求与角色定位，从乾隆帝钦定到御赐铜人嘉奖中可见一斑。医经正典化的历史进程并不是滚雪球式的越来越多的累积历程，而是以排除为原则，不断地把既有医经的正典性挖掘出来，也就是经由重新编辑，命名，注解旧有经文来重建该学科的秩序与权威。(78)梁其姿认为，1742年的《医宗金鉴》在此时出版并非偶然，它将现存的通行的医书著作综合整理刊行，使入门教科书和一般医学的参考书的功能合而为一。虽然没有创新医学教学养成模式，却无疑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医书的一个综合体。(79)《医宗金鉴》体现了清廷大一统文化意识的渗透，通过医著的编修与体例的不断修正，乾隆帝正医学，意在鼓吹正统，确证本朝为亘古未有之得统至正的国家。(80)《御制医宗金鉴》规范了医学，使医学教育有了依据和准绳，将医家经典的解释权掌握在帝王之手，以消解民间对医宗的尊奉和理解，将医道等小技也与主流文化一样纳入到“大一统”的文化中，以显示其得统至正。

      明清之际，江南一带经济发展，人口增多，城市规模也有扩展，医疗市场其实在不断扩大。而同时，读书人渐众，科举之途有限，不少儒者转而业医，儒医群体不断扩展。宋元以后，医学流派渐增，门户之见加重，一方面是因为医学的职业养成路径，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医疗市场的职业竞争所至。但不同流派的医学探索，也在客观上为医学学术的正典化提供了基础。一些眼光宏阔、医名卓著的儒医名家敏锐意识到门户之争及医道不明所带来的混乱，在总结个人行医经验理论之时，也注重知识的集成整理。最为突出者，当数“医宗”类民间医学典籍的编纂。自明初至清后期，以“医宗”为名之医学综合类书籍近二十种，大部分出自江南儒医之手，尽管医宗类书籍并没有一定的模式，也无强烈的传承关系。医宗类著作几乎囊括了所有医书的撰写形式，有经论、医方、医案、歌诀等等。但是不论是民间医家自编医宗，还是御制医宗典籍，都有两个倾向，一是探究经典，二是由博返约。既对中医的基础脉象经络、病因病机学说予以总结，亦通过医案对临床诊断应用知识加以阐释，提倡研经典、明医理、求会通、重临床，有破除门户、兼采众长之意，可为医术会通作导引，极大促进医学知识体系的正典化与大众化。

      医宗所体现的医学正典化路径与儒学的经注传统相似。朱熹通过经典诠释、历史重构以及对思想世俗化的努力，再度确立了所谓“道统”。《四书五经》的再注解和编定，使其成为儒学经典普及化世俗化的典范。而李中梓的《医宗必读》，也试图构建医史演进的脉络，树立医宗，得道而通，使其成为医学的“集大成者”，并且他试图通过他的书成为必读书，取得与儒同尊的地位，尽管他的书在后世也曾受指责。(81)医家尊奉经典，梳理医史的系谱，归纳医学的宗旨，与此时学者对儒学宗派的梳理几乎是亦步亦趋的。在学术经典化的道路上，医与儒殊途同归。由李中梓的《医宗必读》，再到康熙年间《医宗说约》，明清儒医对医学经典的探讨，虽未像理学一样建构一个新的医学体系，但医宗的编纂推动医学知识的通俗化和普及化，使之超越门户，扩散至一般医者甚至民众。以至同治年间有刊行《儒门医宗总略》(1871)仅从其书名即可管窥儒学渗透之一斑，旨在正本清源，发明经义。(82)医家本身也得益于医宗编纂，其学术、职业及社会声望得以强化。

      医宗类医籍的编纂主要是由儒医名家所推动，其医理综合及临床案例都有鲜明的个体化特征。在门户之见愈来愈严重的情势之下，医宗典籍的编纂对推进中医学的学科化方面作用不可小视。医宗书籍的传播也并未完全脱离家传、师承、自学的职业养成路径，但借助于印刷文本的流传，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的医疗需求。国家权力的介入也有助于推动医学知识超越门户之见。清廷广修丛书，通过医书刊刻、史书收录、太医制度等，参与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由太医院领衔主持编纂的《御制医宗金鉴》，提升了医宗典籍的权威，有助于中医学术的专业化与大众化，后世医家基本以此为圭臬。直至今日，仍然成为中医学校的教学参考书之一。在近代化的医学职业教育体系之前，《医宗必读》《医宗金鉴》等医宗书籍可以说扮演着医学教科书的角色，是医学的社会化知识构建和传播路径的重要依托。

      感谢匿名评审人的修改建议。本文曾提交2014年11月第十五届中国社会史学会年会暨“中国历史上的生命、生计与生态”国际学术研讨会，得余新忠、唐仕春两位教授之宝贵意见，亦在此致谢。

      ①夏允彝：《医宗必读序》，《李中梓医学全书》，《明清名医全书大成》，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第69页。

      ②《御制医宗金鉴》收录在《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医宗必读》收录在《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系列丛书中，其他以“医宗”命名之书皆未录。

      ③李建民：《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新视野》，《新史学》2004年第3期。

      ④Chao Yuan-ling,Medicine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A Study of Physicians in Suzhou,1600-1850,New York:Peter Lang,2009,pp.26-27.

      ⑤祝平一：《宋明之际的医史与“儒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7本，第3分，2006年。

      ⑥余新忠曾指出张仲景尊崇和圣化运动于12、13世纪初步兴起，15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的进一步发展到医界独尊地位的确立，此过程恰好与由宋明之际的医史书写到明清之际的医宗建构的过程相匹配。余新忠：《医圣的层累造成(1065-1949)——“仲景”与现代中医知识建构系列研究之一》，《历史教学》2014年第14期。

      ⑦参见冯玉荣：《医籍、医名与医理：明末李中梓的儒医形象及知识传承》，《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⑧谢利恒：《中国医学源流论》，《宋明间医方》，上海：上海中医书局，1935年，第33页。

      ⑨朱震亨：《局方发挥》，《四库全书》史部第746册。

      ⑩朱建平：《中国医学史研究》，《明代空前发展的中医药学》，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10页。

      (11)永瑢、纪昀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103，子部十三，医家类一。

      (12)徐大椿：《医学源流论》卷上《方剂古今论》，《四库全书》史部第785册，第659页。

      (13)梁其姿：《明代社会中的医药》，载《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83页。

      (14)(18)孙一奎：《赤水玄珠·凡例》，《四库全书》史部第766册，第3、5页。

      (15)张景岳：《景岳全书》卷3《传忠录下·误谬论》，《四库全书》史部第777册，第60页。

      (16)徐灵胎：《难经经释·自叙》(清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983册，第707页。

      (17)吴瑭：《医医病书·医以明理为要论》，《吴鞠通医学全书》，《明清名医全书大成》，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第173页。

      (19)萧京：《轩岐救正论·自序》，《福建历代名医著作珍本》，北京：线装书局，2011年，第6页。

      (20)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20《子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83页。

      (21)虞抟：《医学正传·自序》，《医学正传·凡例》，明嘉靖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019册，第241-242页。

      (22)王纶撰、薛已注：《明医杂著》卷1《医论仲景东垣河间丹溪诸书孰优》，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第1-2页。

      (23)方有执：《伤寒论条辨前序》，《四库全书》史部第775册，第2页。

      (24)张应试：《百代医宗序》，涂绅：《百代医宗》，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刻本，《中医古籍孤本大全》第1辑，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38页。

      (25)罗周彦：《医宗粹言·凡例》，吴崐撰述，罗周彦增定：《医宗粹言》，明万历四十年新安罗氏刊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31页。

      (26)表1主要根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编，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1年)制成，主要辑录目前存世文献。其中《(神验医宗)舌镜》《海上医宗心领》未收录，《(神验医宗)舌镜》收录在《明清中医珍善孤本精选》(十)(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有关《海上医宗心领》的刊刻情况可参考，阮氏李、杜尹心、王寅：《越南黎有卓〈海上海宗心领〉述评》，《云南中医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27)沈一贯：《古今医统大全序》，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新安医籍丛刊》，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第16-17页；李中梓：《删补颐生微论》卷1《医宗论》，《李中梓医学全书》，第656页。

      (28)祝平一：《宋明之际的医史与“儒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7本，第3分，2006年。

      (29)徐春甫：《历世圣贤名医姓氏》，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新安医籍丛刊》，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第5-57页。

      (30)李中梓：《删补颐生微论》卷1《医宗论》，《李中梓医学全书》，第656-658页。

      (31)陈继儒：《医宗必读序》，《李中梓医学全书》，第67页。

      (32)李中梓：《删补颐生微论·自序》，《李中梓医学全书》，第643页。

      (33)李中梓：《删补颐生微论》卷4《医案论第》，《李中梓医学全书》，第749页。

      (34)夏允彝：《医宗必读序》，《李中梓医学全书》，第69页。

      (35)李中梓：《删补颐生微论·凡例》，《李中梓医学全书》，第646页。

      (36)李中梓：《医宗必读》卷1《读内经论》，《李中梓医学全书》，第79页。

      (37)李中梓：《删补颐生微论·自序》，《李中梓医学全书》，第643页。

      (38)夏允彝：《医宗必读序》，《李中梓医学全书》，第69页。

      (39)李中梓：《医宗必读》卷1《四大家论》，《李中梓医学全书》，第80页。

      (40)李中梓：《医宗必读》卷1《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论》，《李中梓医学全书》，第81页。

      (41)萧京：《轩岐救正论》卷5，《福建历代名医著作珍本》，第113页。

      (42)吴肇广：《医宗必读序》，《李中梓医学全书》，第68页。

      (43)李中梓：《伤寒括要·自序》，《李中梓医学全书》，第290页。

      (44)陈祖武：《清儒学术拾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页。

      (45)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6页。

      (46)严世芸主编：《中国医籍通考》第3卷，上海：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3716页。

      (47)蒋士吉：《医宗说约自序》，《明清中医临证小丛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48)蒋士吉：《医宗说约》卷首《药性炮制歌》，第26页。

      (49)蒋士吉：《医宗说约》卷2《背痛》，第101页。

      (50)蒋士吉：《医宗说约》卷3《说约歌》，第130-131页。

      (51)蒋士吉：《医宗说约·凡例》，第2页。

      (52)徐荣斋：《读书教学与临证》之《李士材学说综概》，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年，第230页。

      (53)蒋士吉：《医宗说约·自序》，第2页。

      (54)邹璞园：《医宗宝镜序》，邓复旦编：《医宗宝镜》，上海文瑞楼据清嘉庆三年刊本石印本。

      (55)裘沛然主编：《中国医籍大辞典》，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1523页。

      (56)张璐：《医通自序》，张璐：《张氏医通》，《续修四库全书》第1022册，第179页。

      (57)《清圣祖实录》卷120，康熙二十四年四月辛丑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67页。

      (58)张以柔：《进医通疏》，张璐：《张氏医通》，《续修四库全书》第1022册，第182页。

      (59)朱彝尊：《张氏医通序》，张璐：《张氏医通》，《续修四库全书》第1022册，第176页。

      (60)(61)《御纂医宗金鉴》首卷《奏疏》，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年，第5-8、5页。

      (62)(65)(68)永瑢、纪昀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104，子部十四，医家类二。

      (63)《御纂医宗金鉴》卷1《订正仲景全书伤寒论注》，第9页。

      (64)《御纂医宗金鉴》，《订正仲景全书凡例》，第3页。

      (66)《御制医宗金鉴》卷36《编辑伤寒心法要诀》

      (67)永瑢、纪昀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103，子部十三，医家类一。

      (69)《清圣祖实录》卷120，康熙二十四年四月辛丑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67页。

      (70)傅维康：《〈医宗金鉴〉之编撰与清廷颁奖》，《医古文知识》1997年第3期。

      (71)《清史稿》卷502《艺术传一》。

      (72)谢观：《中国医学源流论》，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75页。

      (73)李治运：《临证指南医案序》，叶桂撰，华岫云辑：《临证指南医案》，《续修四库全书》1027册，第14页。

      (74)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43，子部五之一，民国吴兴书本。

      (75)曹禾：《医学读书志》卷上，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9页。

      (76)赵林冰：《御纂〈医宗金鉴〉辨证论治学术特色及其传承研究》，中国中医科学院2008级硕士学位论文。

      (77)李秉新等校勘：《清朝野史大观》，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4页。

      (78)李建民：《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新视野》，《新史学》2004年第3期。

      (79)梁其姿：《明清中国的医学入门与普及化》，《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第46页。

      (80)杨念群曾论及“大一统”历史观对清朝乃至以后的中国文化再生能力的抑制作用，特别是对精英阶层精神气质的再塑造扮演的关键的角色。(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就医学而言，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李中梓等江南学者通过著书行医形成影响巨大的温补学派，《医宗金鉴》之后的医宗撰写者则在医学理论上无甚建树，此问题可再撰文探讨。

      (81)清人陈念祖称“四大家，声名噪；必读书，错名号；明以后，须酌量；士材说，守其常”。称李中梓误将张仲景列入四大家，但也肯定其说“守常”，对初学者有益。陈念祖：《医学三字经》卷1《医学渊流第一》，清嘉庆九年南雅堂刻本，《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026册，第406页。

      (82)熊煜奎：《儒门医宗总略序》，《儒门医宗总略》，同治十年(1871)崇训堂刻本。

标签：明清论文;  古今医统大全论文;  中医论文;  张仲景论文;  医道论文;  伤寒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