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校园诗人穆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人论文,校园论文,穆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 1000—5110（1999）05—0073—04
当抗日战争的战火弥漫在中国大地上的时候，却在相对宁静的大后方昆明出现了一座精神家园——西南联大。它培育出了一批战乱中的校园诗人，比如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王佐良、赵瑞蕻、俞铭传等。穆旦就是这群校园诗人中的杰出代表。当时站在西南联大文学院讲坛上的多是有成就有影响的学者、诗人和作家，有的通过研究西方文学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产生兴趣，有的自己就是写现代主义诗歌的诗人。卞之琳的《十年诗草》译介了艾略特和奥登的一些作品，冯至介绍了里尔克和他的诗歌，并创作了《十四行集》。艾略特、里尔克、奥登正是在那些年代里被穆旦等校园诗人热切地读着的外国诗人。1938年，奥登来中国战场访问，写出了一组《战时在中国作》的十四行诗，也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更直接的影响，则来自穆旦他们的老师威廉·燕卜荪。这位出现在中国校园中的英国现代主义诗人和理论家，开了一门当代诗歌课。他不太讲自己的诗歌，他的学生当中能够读懂他那结合着现代科学和哲学的诗的人也不多。但是通过教学和他的为人，学生们漫漫学会了如何去体验和表现生活。穆旦等人正苦于缺乏学习的榜样，他们既不喜欢开始衰败的新月派诗歌，也不喜欢那种缺乏生气的后浪漫主义诗风。“因此当燕卜荪在课堂上教他们读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奥登的《西班牙》和十四行诗的时候，他们惊奇地发现：原来还有这样的新的题材和技巧！但是，战局在恶转，物价在腾飞，在那样艰苦的生活环境里，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最终也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庇护艺术的象牙塔。他们倒是把从西方现代主义学到的东西用来写中国的现实了”。（注：王佐良：《论穆旦的诗》、《穆旦诗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所以20世纪4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在边缘的昆明兴起也就不足为奇了。
西文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奥登、里尔克、瓦雷里、叶芝以及他们的作品、诗歌理论就这样在西南联大与穆旦等诗人相遇了，并给他们带来了现代的诗学观念。这就给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突破和发展带来了机遇，穆旦就是这种突破和发展的代表人物。他以更加开放的眼光与世界现代主义诗潮进行直接的交流，成了一位自觉的现代主义者。他终于从艾略特等人那里找到了与他内在生命要求相适应的诗的观念与形式，由此开始了他以校园诗人的身份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进行的探索。中国新诗在进行现代性转换和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诗学一直抵抗着现代主义以及外来的其它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穆旦等校园诗人既具有传统文化的积淀又与当时世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代表了学院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立场，以其开放的视野、前卫的意识和巨大的包容性，在昆明掀起了中国新诗史上的一次现代主义浪潮。穆旦自觉地提出了新诗现代化的主张，这在中国新诗史上无疑是一次诗学观念的重要突破。
他的诗歌《还原作用》便是这种现代诗学观念的具体体现：
污泥里的猪梦见生了翅膀，
从天降生的渴望着飞扬，
当他醒来时悲痛地呼喊。
胸里燃烧了却不能起床，
跳蚤，耗子，在他的身上粘着；
你爱我吗？我爱你，他说。
八小时工作，挖成一颗空壳，
荡在尘网里，害怕把丝弄断，
蜘蛛嗅过了，知道没有用处。
他的安慰是求学时的朋友，
三月的花园怎么样盛开，
通信联起了一大片荒原。
那里看出了变形的狂然，
开始学习着在地上走步，
一切是无边的，无边的迟缓。穆旦曾这样评价《还原作用》：“其中没有‘风花雪月’，不用陈旧的形象或浪漫而模糊的意境来写它，而是用‘非诗意’辞句写成诗。”（注：穆旦：转引自《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8页。）诗中出现了“猪”、“跳蚤”、“耗子”、“”空壳”、 “蜘蛛”等丑恶又充满矛盾的意象，以及“花园”向“荒原”的转换，都是传统诗歌中很难见到的，但这又正是诗人在现代生活中的充满荒诞、无奈的真实感受和体验。诗人拒绝对传统诗歌意象、意境的借用和模仿，充分反映了他坚持诗的形象现代生活化的反叛精神。用非诗意辞句写成诗，“几近于抽象的隐喻似的抒情”（注：唐湜：《忆诗人穆旦》，《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3页。 ），这是一种与传统抒情差异很大的方式。主体意识的自由伸展、运动，直接地理智化叙述，大量的内心直白，肉感与玄思的结合，这些让人觉得传统的诗意很少，但却造成了一种陌生化的审美效果。穆旦诗歌的抒情方式比任何一位新诗人都要现代化。穆旦的《诗八首》是一组情诗，用冷静的口吻来对待被无数诗人浪漫化了的爱情：
你底眼睛看见这一场火灾，
你看不见我，虽然我为你点燃；
唉，那燃烧着的不过是成熟的年代，
你底，我底。我们相隔如重山！
从这自然底蜕变底程序里，
我却爱了一个暂时的你。
即使我哭泣，变灰，变灰又新生，
姑娘，那只是上帝玩弄他自己。诗歌通过对人的生理自然，爱情的孤独，上帝的永恒与人的有限生命等的抒写，暗示了爱情和爱情的悲剧性，并由此升华到对生命存在的思索。
作为校园诗人的穆旦是以追求“思”与“诗”的融合而表现出自己的特点的。他努力想让自己独特而又普遍的生命体验，通过对诗的思维与语言的实验、改造将其转化为审美的形态。这种“思”与“诗”的融合，文本实验的自觉，显示出了鲜明的个性特征，充分体现了校园诗歌的特色。要实现新诗的现代化，就必须对诗的思维形式和诗的语言进行改造。穆旦的这一思想也鲜明地体现在了他的诗歌创作中。20世纪20年代李金发的诗歌语言代表了一种极端，大量的文言词汇入诗，从历史意义上说，是对当时自由散漫的白话诗的一种反拨。但从由旧到新的中国诗歌艺术媒介的必然转换趋势上说，文言词汇的复辟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权宜之计，最终将被现代诗歌语言所取代。所以在30年代现代主义诗人的诗歌创作中就出现了新旧交杂的局面，并逐渐由旧向新过渡。而在40年代穆旦的现代主义诗歌中则表现出对旧的诗歌艺术媒介的真正疏离，在新诗艺术媒介的锻炼、重造方面逐渐走向成熟。“为了准确地表达他作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复杂思想感情，不能不动用较多的现代词汇和句法以及现代社会生活的比喻。”（注：杜运燮：《穆旦诗选·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穆旦的《五月》以新诗与旧诗对照的方式展示出现代主义诗歌的特质。“从历史的扭转的弹道里，／我是得到了二次的诞生。”“而谋害者，凯歌着五月的自由，／紧握一切无形电力的总枢纽。”“安心守住了你们古老的监狱，／一个封建社会搁浅在资本主义的历史里。”这些意象不可能出现在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人的笔下。汉语语言的象形性、多义性和语法建构的宽松，人的语言与描述对象的距离，人对世界的审美把握的无可穷尽，这些都成了穆旦诗歌语言弹性的来源。
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穆旦一开始就陷入了这样的矛盾之中：一方面要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另一方面又不愿委身于国家权威而要以人的解放为目标；一方面同情劳苦大众，揭露社会黑暗，反映人民的疾苦，为下层劳苦大众的悲苦命运呐喊，但是又不愿与劳苦大众站在同一地平线上，而是在为民请命的同时以西方现代观念烛照其落后与愚昧，对其进行思想文化的启蒙教育。他是国家权威意识形态的监督者和批评者，同时又是民众的代言者和民众疾病的诊断者、医治者。他力图在国家权威话语和民间大众话语中保持自己独立的知识分子话语和品格。但这无疑会让他感到无比的艰难、孤单甚至悲观。《我》就充满了这种情绪。“从子宫割裂，失去了温暖，／是残缺的部分渴望着救援／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从静止的梦离开了群体，／痛感到时流，没有什么抓住，／不断的回忆带不回自己。”诗中的“我”是残缺的、孤独绝望的自我形象，隔绝于时间和空间，没法溶入历史的整体和群体之中。在时间的流逝中，再也没有什么能够抓住和把握，一切都毫无用处，无论是回忆或是爱情，真正的自己似乎被锁进了文明社会的荒野，一切真实最终成为幻像，成为更深的绝望。失去和谐的整体性，是“残缺”的“我”的焦虑的由来。穆旦的诗歌具有一种现代主义文学所常有的精神特征，即对宇宙人生的焦虑，但和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不同，他没有由此走向虚无和颓废，而是走向自我的蜕变和新生。在宇宙人生的焦躁中展示内心的矛盾和挣扎，在否定自己中寻找一个新的自我，成了穆旦普遍思考和探索的主题。“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呵，谁该负责这样的罪行：／一个平凡的人，里面蕴惑着／无数的暗杀，无数的诞生。”《控诉》这首诗是在对现实感到失望之后，转而求之于内心的自我反省的，表现了诗人内心的厮杀拼搏，充满了矛盾和焦虑。“习惯和常规是一块遮蔽存在的大幕布。只要这块大幕布位置牢靠，我们就不需要考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它的意义似乎已经充分体现在日常习惯的胜利之中了。但是，一旦社会的结构破裂了，人就突然被抛在外头，离开了他一度无意识地接受的那套习惯和准则。站在外面，他的问题冒出来了。”（注：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 杨照明等译， 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34页。）西南联大坚守的正是“五四”新文化的传统， 穆旦等人都将校园视为追求自由和民主精神的家园。在这里，思想是自由的，个性是解放的；在这里，他可以尽情地展现着一个校园诗人所具有的独特气质，使他的诗歌具有明显的超越性。可是外面的世界是坚硬而丑恶的，每时每刻都在对这种超越性形成强大的压迫。一切都受制于已经形成的习惯和传统，人们的生活和人的一生最终不过是在完成一个平庸的圆、一个令人绝望的完整。这就是被围困的穆旦的痛苦：“从强制的集体的愚蠢／到文明的精密的计算，／从我们生命价值的推翻／到建立和再建立：／最得信任的仍是你的铁掌。／从我们今日的梦魇／到明日的难产的天堂，／从婴儿的第一声啼哭／直到他的不甘心的死亡：／一切遗传你的形象。”（《暴力》）
“一个正在经历一场混乱和大动荡的社会，必然会使每个人遭受痛苦，但是这种痛苦本身却能导致一个人更接近自己的存在。”（注：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杨照明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33页。）是抗战的历史机遇把穆旦逼到了边缘的昆明， 他在人生道路和文学道路上都经历了一次难得的深刻体验。他一方面受到现实的巨大压迫，一方面又凭着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良心和社会使命感勇敢地介入现实并投入到它的怀抱里。1942年2月，他胸怀“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之志，毅然走出西南联大校园，参加中国远征军，任司令部随军翻译，后随207师出征缅甸抗日战场。 他亲历了缅甸战场上与日军的战斗及随后的大撤退。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在后面穷追不舍。他的马死了，传令兵也死了。不知多少天，他被死去战友的直瞪瞪的眼睛追赶着。他的腿肿了，带着一种致命的痢疾，让蚂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叮咬着，还有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达8天之久， 他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会这样疲倦，他有点支持不住了。他感到野人山森林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感到了对于大地的惧怕。原始森林里奇异的看了使人害病的草木在疯长，而在繁茂的绿叶之间却是那些走在他前面的人的腐烂的尸体，也许就是他的朋友们。穆旦的《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便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直面战争与死亡、歌颂生命与永恒的代表作：“是什么声音呼唤？有什么东西／忽然躲避我？在绿叶后面／它露出眼睛，向我注视，我移动／它轻轻跟随。黑夜带来它嫉妒的沉默／贴近我全身，而树和树织成的网／压住我的呼吸，隔去我享有的天空！／是饥饿的空间，低语又飞旋，／像多智的灵魂，使我渐渐明白／它的要求温柔而邪恶，它散布／疾病和绝望，和憩静，要我依从。／在横倒的大树旁，在腐烂的叶上，／绿色的毒，你瘫痪了我的血肉和深心！／”这是一种只有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以后才会有的生命体验，这是那些少年不知愁滋味的轻飘飘的校园诗人们所缺乏的。穆旦将对现实的沉思、更具感性的战争体验融入了个人与人类本位的更具形而上色彩的生命体验和思考。生活在危难岁月的穆旦，以巨大的牺牲精神投入争取民族解放的抗争，不仅表现在行动上，而且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但穆旦始终坚持用自己的话语、自己的方式传达着对土地、天空的热爱和对苦难民众的人文关怀。这位校园诗人的诗歌中没有象牙塔的与世隔绝，总是跳动着真实的生活脉搏，充满着泥土和时代的气息。《防空洞里的抒情诗》、《退伍》、《给战士》、《反攻基地》、《旗》等就是鲜活的人生图景和战争生活画卷。
尽管穆旦主张要热烈地拥抱生活，勇敢地介入现实，但艺术的独立品格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他始终无法解决。他认为现实既包括物质现实、社会现实，也包括精神的心灵的现实，既是时代的、社会的，也是超时空的、个人的。现实变成诗的关键在于艺术转化的能力，这种能力应具有一种超越性。穆旦的时代的诗人们难于摆脱现实的和艺术的双重压力，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要求并引导着诗歌对它的关注，当时缺少节制的直接宣泄已成为民众认可并乐于接受的一种形式，那么当穆旦的具有强烈的现代主义色彩的诗歌一出现，无疑就具有了一种反叛的性质。穆旦的诗歌让我们感到置身于现实世界，感受着真切的生活气息。但是他从现实到诗歌的艺术转换形式又是与众不同的，他没有紧跟20世纪40年代极其写实甚至沦为照像式模仿的诗歌潮流，而是将自审意识、生命沉思与深层心理探索引进现代主义诗歌创作中，去体验生命、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我常常想念不幸的人们，／如同暗室的囚徒窥伺着光明，／自从命运和神祗失去了主宰，／我们更痛地抚摸着我们的伤痕，／在遥远的古代里有野蛮的战争，／有春闺的怨女和自溺的诗人，／是谁的安排荒诞到让我们讥笑，／笑过了千年，千年中更大的不幸。”（《不幸的人们》）诗歌并没有轻易地将人们苦难的图景组装成诗句，而是通过这些图景穿透历史的沉积进入了对生命存在的思考。苦难的体验，不断深入，由个体到整体，由具体而归于抽象，现实的苦难在诗性中得到独特的展现。战争和政治把诗歌逼向了现实的需要，民族和集体的利益使个性变得微不足道，诗人的独特性追求和大时代的一致性召唤就构成了一对难于解决的矛盾。他一方面要努力反映现实、表现现实，另一方面又要警惕奔涌的诗歌世俗化潮流，以自己的独特性充实和更新诗歌的品质。他别无选择地只能在现实与艺术的夹缝中挣扎。“他一方面最善于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另一方面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在别的中国诗人是模糊而像羽毛样轻的地方，他确实，而且几乎是拍着桌子说话。在普遍的单薄之中，他的组织和联想的丰富有点近乎冒犯别人了。”（注：王佐良：《一个中国新诗人》，《文学杂志》1947年7月2卷第2期。 ）不堪忍受现实与艺术矛盾痛苦的穆旦，终于找到了一条突围的道路——超越现实，走向上帝：“我不再祈求那不可能的了，上帝，／当可能还在不可能的时候。”（《我向自己说》）所以穆旦西南联大的同学王佐良作出了这样的评价：“穆旦对于中国新写作的最大贡献，照我看，还是在他的创造了一个上帝。”可以说，校园诗人穆旦是在以他的痛苦人生推动着中国新诗的现代化进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