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区社会现代化的观念检讨与方法借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观念论文,藏区论文,方法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102(2004)04-0037-06
近些年来，对藏族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问题讨论得很热烈，研究者多冠之以“现代化”，如藏族文化的现代化，藏传佛教的现代化，藏医药学的现代化，藏区农牧业的现代化等等，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观点和方法。但是，同时在讨论中留下的模糊与空缺处也还不少，如对“现代化”的内涵解析不全面，对藏族自身文化的定位欠准确，提出的方法和策略大多缺乏可操作性等。本文在进一步解构概念的基础上，谈谈“拿来主义”方法对藏族社会进步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现代化”涵义及学界的认识空缺
从西方学者的论述看，“现代化”是一个含政治、经济、文化综合指标的社会模式，它既是一个目标，又是一个过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经济技术的现代化。如蒸汽、电力、原子能取代人力、畜力而成为生产、分配、运输和通讯的基础。手工工具被机器取代，工业化不断增长，高水平技术导致门类繁多的第二和第三产业持续发展。2、文化领域的现代化。以进步和完善为宗旨，强调能力的自由发挥、感情的自由表达、个性的自由发展的文化观。教育普及，形成以各种知识训练为基础、为培养和提高专门化人才而建立起知识和制度体系。同时，伴随而来的是人文精神的唤起和肯定，使人显示更完善的能力去适应社会。3.政治制度的现代化。主要意思是指社会有能力发展起一种制度结构，它能适应不断变化的问题和要求。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来自民主，政府是建立在对公民承担责任的基础上的。民主的机制不断扩大乃至全体成年公民，全体公民都在一个自由轻松而意见一致的道义体系中。
上述模式与理念是在西方的发展历史和文化背景下理性与心智选择的结果，但它同时又是普世性的，在现时代赢得了全球的青睐与效仿，几乎没有人能拒绝其巨大的价值诱惑。如何结合自身特点引入“现代化”，成为各国各地区思考的热点。从上述定义来看，藏族学界的讨论中忽视了大量且十分重要的内容，或者显出理解上的不到位，或者竟是一种难以逾越的认识障碍和尴尬：
首先，内容的理解是片面化的。多数人只停留在经济和技术的层面，对其他内涵往往忽略不计。这可以理解为藏族人急于摆脱物质匮乏现状心态的自然显露，在一片追求物质财富的炒作声中，思维变得十分单向化。显然，单纯以经济技术和效益指标对应“现代化”，会滑向大错误。而中国目前的讨论与实践中，“现代化”几乎只是政府关心的经济数字，这样的后果是，将来失去的可能比得到的还要多。也有些人单以“文化”概念相涵盖，表面上似乎包容了全体，不失公正，实际上其内容却是空洞无着的。还有一部分学者注意到具体问题的讨论，如农牧业、医药学、教育等等，但忽略了这个讨论的前提是政治制度与文化观念的现代化，结果等于在前提和方向上已经迷失了。
其次，目标的设定是虚拟化的。现代化的成功模式很多，如欧美式的、日本式的、台湾、新加坡式的，它们各自发展的路径和经验不同，是依据自身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经济基础而又互相借鉴、互相促成的。并且，这些成功模式本身又处在趋变和发展中，即目标本身又是过程。于是，藏族社会向何模式看齐？千呼万唤的“现代化”究竟是何面目？学者们心目中的目标又虚拟化起来。更有甚者，不少人心底的“目标”只是中国内地，而不知中国的“现代化”也是带着一系列问题蹒珊学步的。比如在理解中将单一的、忽略了相应文化特色构成的“工业化”、“城镇化”完全等同于“现代化”，结果是低水平的城市与工业反而造成浪费、污染的恶性循环与重复等。
第三，方法的设想是空洞化的。既然现代化的模式有多种，那么，也可以找出多种成功的方法来。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使研究者们不断加以借鉴并拓宽其视野，修正认识，并期待着新方法的出现。反观藏族学界的研究，其注意力主要还在现象层，批判现象的多，提出方法的少，提出积极有效方法的更少，大多只是些政策的重复宜讲和浅显阐释。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些人既未考虑到藏族社会的独特一面，更未将视域投向国际社会大背景中。一句话，缺乏创新思维的能力。
另外，对藏文化的定位不准确，这是不少人的认识中出现片面和错误的又一重要原因。如对待传统文化，偏激的一些人竟可以将之一概否定了。笔者之所以认为很多人对藏文化定位不准，可以以藏传佛教为例：
首先，很多人是以西方的宗教理论来套解佛教的，而不知西方宗教理论的主要依据是基督教。如这些人往往认为佛教徒迷信于神的护佑，教主崇拜，教主超能等等，岂不知佛教与基督教有着本质的区别。佛教讲人心自救，佛不能救。人能自净其心，人就是佛，如果自迷心智，便是凡夫。也就是说，佛教将做人或做鬼、做佛的权力交到人自己的手里，不同于基督教唯上帝才能救赎人的观念。因此，包括西方学界中对佛教有过研究和了解的人都认为佛教是唯一的“无神”论宗教。这方面，被誉为现代科学之父的爱因斯坦的话对很多人大概最有说服力。他说：“未来宗教将是宇宙的宗教，它应当超越个人化的神，避免教条和神学，涵盖自然和精神两方面。它的根基，应建立在某种宗教意义之上，这种宗教意识来源，是在把所有自然和精神的事物作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来经历时得到的体验。佛教正是以上所讲述的这种宗教。”又说：“我不是宗教徒，如果是，我一定是佛教徒。”我们有理由相信，爱因斯坦是经过了理性的判断、比较与思考的，应该引起每个人的认真思索。至少，不应该在“宗教”一词的笼括下混同佛教与其他宗教的区别，更不应该以西方宗教理论来呆板地套解佛教。而事实上，这种认识现象在很多人那里或教材中都有意无意地存在着。
还有，一些人连佛教的基本概念都不清楚，便发表文章谈观点看法，结果等于其立足点就已经错了。如有人这样写道：“佛教认为世界的主宰者不是人类，而是以因果律著称的‘业’，也就是说，整个宇宙是由业力而诞生。在现实生活中，‘所未造业不会遇，已造之业不失坏。’人时刻被业所控制，有时人就像神灵手中的玩具。”这种认识根本未解佛教“业报”理论的真义，其错误处在于将业与人分离，又将业等同于神灵之力。实质上，佛教与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恰恰是佛教不讲究由某个神明来控制自己，不主张另有天神或其他赏赐我们的善恶，主宰我们的命运。佛教讲究人的行为，主张自己决定自己的一切，就是“自由业力”，“业”正是自己所做的事及其结果。每个人做了好事的因，必然会生出好的业果，所以业力是非常自由的，无特殊与权威，只按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自作自受的自然规律。并且，佛教根本否定神权的控制。许多人的苦恼就是对自己的未来茫然无知，因此很容易被神权控制，很容易将自己的未来交给神权去主宰。但如果明白“业”及“无常”的道理，就会肯定自己的未来，脱离神权思想的控制，而做自己因缘的主人。同时，世间最大的力量不是神通或其它，而是行为的力量，即业的力量。佛教强调业力创造世界与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创造世界的观念根本一致，这里的“劳动”完全可以被佛教的“业力”所涵盖。
还有一种将佛教与藏文化努力分离的做法，同样需要认真思考和谨慎对待。藏族古代文化在佛教未传入之前源远流长，但佛教传来以后完全被其浸染，好比水乳交融，佛教渗透到藏文化的各个领域，并成为当中的精髓。抽去佛教之后，藏文化便没有任何特色和生命力了。借这种“区分”以图忽视佛教内容和地位者，更不可取。
面对目前学术界整体的浮躁和急功近利而又空虚茫然情状，笔者极力主张研究者一定要回到各自的文本上去。研究佛教就一定要认真阅读和理解佛教经典，而不能依据第二、三手介绍或评论性的书本文字去说东道西，不能仅从某些现象中作以偏概全、一叶障目式的结论，更不能以街头巷尾摆摊算命者的言语说词来当作佛教，因为这样的结果，很容易会滑向自以为是或挂一漏万的认识盲区，而最后一种现象更属痴人说梦，与佛教理论风马牛不相及。
二、拿来主义的方法和原则
“拿来”是古今中外社会发展进步的通则，是被无数事实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基本方法。拿来主义方法涵盖着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1.普适与共享性。“拿来”是古今各文明范式取得进步与发展的通则，从历史上各民族社会成衰交替的辙迹中，不难看出其意义。可以说，一个善于“拿来”的民族便是善于求进步的民族，越强盛的民族越善于“拿来”。历史上藏民族正是一个善于拿来的民族，吐蕃王朝政权极盛时，雄踞青藏高原，号令四方，使学他国，广泛吸纳各地优秀文化，包括藏传佛教也是在那时被“拿来”的。当今美国社会也是一个善于拿来的社会，一个建国历史不过三百年的国家，之所以取得引领世界的现代化的巨大成就，靠的就是拿来各种先进的制度文化和优秀人才，进而融铸成特有的“美国精神”。相反，凡封闭、自守、落后的民族和社会一定是不善于拿来或拒绝拿来的。有人将伊斯兰社会与西方社会作过如此比较：阿拉伯联盟的22个成员国，不仅没有一个实行民选，而且经济水平相当低。全部22国的人均收入，才是南韩人均收入的一半。全部22国的生产总值还没有西班牙一国多。全部22国的近3亿人口中，四分之一是文盲。主要原因就是伊斯兰社会的相对封闭和保守。所以说，“拿来”是不甘居人后和发展进步的重要手段。另外，凡技术、发明以及优秀思想成果等，一经形成并开始传播，便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供全人类共享，这是拿来主义的共享性特点。在共享的层面上，领先者与落后者已没有界限的意义。并且，往往是发明与创造者总是极少数，而最庞大的群体都在拿来者之列。于是，正如我们看到的，像汽车、飞机、手机、电脑等等，使用的人群已无有肤色、种族、职业、地域之隔。在使用者那里，发明者是谁已变得毫不重要，甚至不必知道他是谁。可以说，在技术发明飞速发展、信息流通无孔不入的今天，物质和思想的共享已成为“天赋”的权力，谁也不能剥夺和垄断。共享使过多的自怨自责以及失落、无助等等都失去意义。为什么非要等到自己能发明了之后再去使用呢，与其是自己的发明永远跟在人后，不如直接去“拿来”享用好了。事实同样证明，谁先拿来，谁先受益。
2.最优与最快性。鲁迅在谈到当时中国的情形时说：“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讨论当今藏族问题时，这个提示竟如此重要。虽然藏民族现在并没有像鲁迅所处时代汉民族那种遭遇，但在与异民族交流时，对方堕落文化的可能浸染，仍要认真对待。笔者曾看到这样一幅照片，在牧区的一顶帐篷前，四位藏族少年（大约十三、四岁的样子）居然像模像样地在打麻将，各自神态中透露着对麻将的专注和投入以及熟练与老道，可以想见到他们是怎样被环境和他们的长辈们熏习的。这等于是自身懒散堕落的陋习与外来堕性文化的一拍即合。这种情况如不引起高度警觉，会严重影响到藏族社会进步的基础。一个社会和民族的精神与理念走向堕落时，所有物质的优裕与技术的先进反而会成为这种堕落的促成器。如时下流行的学外语、学电脑等固然很重要，但通过英语和电脑要做什么才是根本，在没有理性和爱心的人那里，先进的技术工具甚至可以变成最先进的毁人机器。因此，在“拿来”的原则下，可以认真审视并取用外来文化和技术发明，这正是最优的意思。“拿来”时，主动权应该在自己手中，头脑也应该在自己身上。再看最快性原则。人都希望以最快的方式走向富足和强盛，笔者认为最快路径的首选便是“拿来”。“拿来”时，落后者等于与先进者站到了一起，至少将中间的差距拉近了许多。首先，在“拿来”时，直接可以从最先进的拿，中间再多的模式和层次都可以超越，从而达到最快。同时，又可以参照到其他模式许多现成的经验得失，这些曾使先走一步者付出过昂贵代价得来的经验，在后进者这里却成了宝贵的警示和教诫，这样也可以达到最快。另外，任何技术成果，总是发明难，使用起来却十分简单，这从技术因素上已能保证可以达到最快。
3.特色与保护性。“拿来”不是生搬硬套，它必将以特色为前提和基础。凡成功的“现代化”模式其实都以各自国情与社会实际相结合的。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一个大前提也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谓中国特色，即保留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由此推而论之，藏族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也必将是具有藏民族特色的道路和模式。离开实际与特色，会成为十足的邯郸学步。有藏族特色的现代社会应该是全体藏族人的共同心念和努力方向，因为一个普通的道理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有人在看到美国的藏族人后这样写道：他们全都出生在海外，而且从来没有回过西藏，但他们彼此说藏话，看的是藏文，胸前腕上戴着藏族宗教物品，汽车音响放的是藏族音乐，对比他们，想起我那西雅图的侄子，七、八岁离开中国，现在既不认识汉文，汉话也越剩越少，并且完全不想当中国人……这位学者从对比中对汉民族文化认同心理在华裔青年中的淡化现象深感忧虑。无论如何，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藏族作为一个不过数百万人口的民族，创造的文化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相媲美，它的音乐、舞蹈、服饰、宗教、绘画、建筑、饮食等等，无不突显出本民族的特色，难怪很多人都推许丹洛坚所说的这句话：“谁能保证说在将来的某一天，藏族文化不会像美国的牛仔裤一样被接受并流行全世界？”可以说，特色与发展非但不矛盾，且可以十分和谐。另外，人们普遍担心的是借着发展与进步的诱惑和“现代化”命义下的盲动，一窝蜂似地上项目、搞开发，将藏区不堪一击的脆弱生态破坏殆尽。如果出现这种结局，那将是人类开发史上的一大劫难。因此，“拿来主义”方法中有一层保护的涵义。直白地说，现代化的目的就是使生活更富足、安康和快乐。那么绝不能说只有高楼大厦、工厂企业、奔驰的汽车才与其有缘，而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广阔的草原就一定与现代化无缘，恰恰相反，后者可能是现代化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近些年来，美国人将百年来修造的大量水坝拆毁，让河水恢复自然流淌。因为到处修筑水坝的后果是最严重的水系污染、资源浪费、环境破坏。这又是一个警示，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需要冷静思考。
三、“拿来”的路径思考
1.从观念入手。对藏族人而言，首先需要从确立正确的观念入手，有了正确的观念，才可以一步步付诸实行。譬如，要从观念上认识和解决传统文化的价值及意义问题，解决精神与物质追求的协调问题，解决佛教与科学及二者的关系问题，特别要解决藏传佛教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及如何应用问题。从观念入手时，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及世界其它地区宗教对社会的贡献及其相应的社会角色和社会位置诸种经验，以参照并校正自己的宗教观念。
在西方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基督教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平等、博爱、自由、科学、人权这一系列现代社会理念几乎都是从基督教中孕育的。也可以说，是基督教打造了资本主义精神。特别是近现代以来，基督教努力有效地介入社会慈善和福利事业，上帝的福音正是通过兴办医疗、学校等公益事业而传遍全球的。有人这样写道：今天人们依赖的主要物质产品，绝大多数来自基督文明发达的西方的发明和创造；西方产生了无数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音乐家、画家、作家、诗人等等。确实如此，以作为基督救国家的美国为例，其成功的经验便非常能够说明问题。据统计，相信有上帝的美国人高达95%（布什在清华大学演讲时引用的数字），基督教继续扩大，成为美国人生活的重要内容。82%的美国人说，上帝对他们“非常重要”。宗教和上帝的话题是美国青年学生最喜欢谈论的话题之一。2003年，纽约大学教授弗格森发表《为什么美国超过欧洲——上帝的因素》一文，通过大量数字再次指出，美国之所以在各方面一直比欧洲强，与绝大多数美国人有宗教信仰有直接关系。
在佛教的慈悲观、平等观中，也完全能衍生出民主、自由、平等的现代社会理念。正如很多人早已指出的，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背后，是佛教发挥了极重要的隐性作用。当今世界很多地区的佛教团体，更以各种慈善方式直接介入人们的现实生活中，显示出强大的入世功能。如台湾佛教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三十年来致力于社会服务、医疗建设、教育建设、社会文化等事业，并投入骨髓捐赠、环境保护、社区志工、国际赈灾等事业，获得海内外社会大众的广泛信任和支持。香港的妙华佛学会除了开展大量的佛教活动外，组织会员参与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如公益金百万行、不同的扶贫、赈灾等。中国大陆也有不少佛教慈善组织，在文化、教育、医疗、服务等公益福利事业方面从事着未间断的工作。因此，如果正确理解和应用的话，藏民族坚定而虔诚的佛教信仰作为一种资源优势，在藏族社会发展中同样可以发挥巨大的支持作用。对藏族人来说，首先要从观念上明确佛教的殊胜价值，同时要明确，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藏传佛教也要不断改革，积极适应这种变化。应该主动地、智慧地投入到这种变化过程中，承担责任，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2.从制度入手。人们共认，良性和高效率的制度机制是最积极的生产力因素，而恶性的制度可以扼杀一切进步的机会，包括人的创造性。因此，制度的选择和构建将是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关键因子。对藏族而言，它在历史上的制度选成在当时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但在最后仍不免沦落为一个充满腐败、懒惰、官僚和低效率的制度体系。对此，应加以正确认识：首先，迄今为止，整个人类历史上都还没有出现过一个完善无缺的社会制度，任何一个哪怕被后人溢美为“盛世”的社会时期，其一总是一蹴而过，其二也总是问题累累。所以，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公平与发展、个性自由与群体意志之间的矛盾问题等，始终考量着人类的理性及创造能力。藏族人应该很清楚，民主、法制、公正、自由的现代制度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必然趋势。处在现代社会制度遍地开花的二十一世纪，有谁如果抱残守缺以图恢复旧制度，无疑是异想天开，而有谁如果以此来作杞人忧天式的推论和猜测，也等于是不着边际的梦话。
从制度入手，要通过引入和改造两个环节。引入即“拿来”最先进的制度模式和机制，从政治、法律、经济、教育各方面入手，努力构建起一个民主、公正、法制化的制度体系和一套高效实际的具体运行机制。改造即根据自身特点，特别是根据全民信仰佛教这一大前提，参照世界上成功的先例，恰好地摆正宗教与世俗理念的关系，将一切旧体制完好地改造成现代制度形式。目前的实际情形是，随着中国社会体制转型的完成，藏民族应该同时完成这一转型，从而跟上世界进步潮流。在富有人道、道德的藏民族这里，良性的制度因素更可以激发巨大的进步能量。
3.从人才入手。现代化的社会必定首先包括现代化的人，人才与观念和制度又是相互依存和相互成就的。在人才方面，“拿来”意味着培养和引来，除自己有条件和能力培养外，“送去”是培养和引进的重要方式。中国的近现代史已足以证明“送去”的重要性，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各方面有造诣和有贡献的人才几乎都是留学归来的，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的贡献不可估量。藏族历史上，人才的“送去”同样被十分重视，松赞干布时派大量青年到四邻强国去学习，这些人学成归来后创造文字、译解经典、修建寺院、收徒讲学，开启了藏文化的辉煌历史。从公元七世纪开始的这种做法在历史上从未间断过，直到上世纪初，十三世达赖喇嘛推行改革，派青年到英国、印度等地留学，专业包括电力、矿业、军事、英语等等，这些人回来后拉萨藏人的生活中出现了电报、电灯、英语等。这给我们两个启示：第一，人才的流动是一个民族和地区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这也是其开放程度的表现；第二，“送去”一定要往世界最先进的国家和地区送，并且要有计划和目的，分清轻重缓急，避免盲动性。“拿来”的前提是拥有较高素质的民众基础和选择能力，如前面讲的青少年打麻将之类问题，说到底仍是自身素质低下的表现。有能力去“拿”时，便首先可以鉴别利弊好坏，而“拿来”本身又可以促进素质的提高，
关于人才和素质的界定，笔者认为首要一条是有正确的思想观念和道德感、责任感、正义感、民族自豪感，然后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技术技能。藏民族以其天性所决定，不会缺乏诗人和艺术家，所缺乏的最有可能是思想家并有能力将自己的思想付于实践的实行家，这样的人不可能很多，但只要有一位两位，我们就应该尊重和信任他们，帮助他们，使他们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另外，面对一个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特点，也需要精通某一方面的专门性人才和兼通多种语言或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只有拥有了专门的或兼通的、思想的或实行的各层次各类人才，这个民族才有希望。
4.从技术入手。许多人在谈论藏族社会的后进时，目光总是首先在技术层面，这也接近事实。其实，技术层面的落后通过“拿来”便很容易可以得到弥补，因为技术方面的“拿来”是最直捷和简便的。藏民族从古至今也从未停止过“拿来”，如今像汽车、手机、电脑等，越来越普遍地进入到藏族人的生活中，这也是本文强调“拿来”方法的原因所在。这里要确信这样一个观念，即各民族的创造性和创造能力有许多固有的差异，因此，凡别的民族所有的和所能的我也一定要有要能，这是不现实的。应该是，别人有的我可能没有，但我有一样却是最好的，然后再“拿来”别人的最好的，这才是发展与进步的捷径。藏民族其实是一个长于哲思的民族，因此，对于先进的技术文明，一要不盲目和迷信，二要结合实际需要去“拿”，三是拿来的技术一定要有益于人与人之间及人与自然间的和谐与完善，有益于民族的发展与进步。笔者所以强调对技术与工具不必盲目迷信，是因为技术理性的盲目和失控已经成为人类最棘手的难题之一。正如爱因斯坦说过的：技术“创造出非常有效的破坏工具，这种工具掌握在要求无限制行动自由的国家的手里，就变成了对人类安全和生存的威胁。”（《爱因斯坦文集》）汤因比也说：“技术这个曾经使西方赢得支配权的钥匙现在似乎转而对自己不利了，正是在它给了好处的地方，受到的却是苦果。”（《历史研究》）当我们知道人类目前拥有的核武器足可以将地球摧毁二百次以上，而许多国家和地区仍在拼命搜求和发展这种危险技术时，我们不能不感慨爱因斯坦们的担忧和提醒多么符合实际。而一些人对工具技术的盲从与迷信也可以得到客观的校正。
可以说，一切技术的优势必须要同向善的思想和道德观念相结合，并且善的原则永远是所有技术的灵魂和方向。每个藏族人皆需保持客观、理智的头脑，万不能因为对他人技术的盲目崇拜而将这个关系颠倒了。
总之，“拿来主义”是一个系统的值得借鉴的方法，它以特色为基础，以最快与最优为途径，以发展与进步为目的。如果问，从观念、制度、人才和技术四方面又将如何着手？那得靠教育，教育才是根本的基础和长远发展的希望所在。
［收稿日期］2004-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