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和生产的垂直分工与全球失衡：金融发展与金融开放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一轮全球失衡中，最主要的经常项目逆差国依然是美国，但主要的经常项目顺差国则转变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中美失衡已经逐渐成为全球失衡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关于全球失衡问题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金融市场差异与全球失衡的关系，其原因是：在现实基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逆差国和以中国为代表的顺差国之间，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在理论基础方面，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的金融发展理论逐渐成熟和完善。金融发展因素被引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框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较为充分的研究。金融发展理论的这些最新进展为从金融市场差异视角分析全球失衡问题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在上述现实和理论背景下，近期(特别是2005年以来)有关金融市场差异和全球失衡关系的文献开始大量出现。总体来讲，这些研究遵循了两种基本的路径。第一种从宏观层面入手，基于净出口与储蓄—投资缺口之间的恒等关系，用储蓄和投资的失衡来解释贸易失衡。这类研究的核心是：金融发展差异是造成各国储蓄率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储蓄率差异导致了国家间储蓄—投资缺口的差异，从而产生了全球失衡。第二种从微观层面入手，首先研究金融发展差异对国际分工和贸易模式的影响，进而研究这种国际分工和贸易模式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如图1所示)。
在第一类研究中，一方面，Svensson(1988)、Willen(2004)和Mendoza et al(2006)构建的理论模型比较充分地阐释了金融发展程度影响私人储蓄的理论机制，Loayza et al.(1998)和Chinn and Ito(2005，2009)等研究利用多国面板数据对上述理论机制进行了检验。另一方面，Dooley et al(2004，2005，2009)提出的“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学说从汇率操控和货币发行国特权的角度解释了政府储蓄失衡(持续财政赤字)发生的原因。因此，基于宏观路径的研究已经比较完善。
在第二类研究中，关于金融市场差异与国际分工关系的研究(如Beck，2002；齐俊妍，2005；包群和阳佳余，2008等)和关于国际分工与全球失衡关系的研究(如钱学锋和黄汉民，2008；Ju and Wei，2005等)已经相对成熟，但全面地探讨金融市场差异、国际分工和全球失衡三者关系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在这方面，Caballero et al(2006)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该研究认为，在与其他国家存在金融发展差异的条件下，美国的持续失衡是经济运行的一种均衡结果。由于金融市场相对发达的国家可以把更多的未来收入“证券化”，因而美国具有更强的提供优质金融资产的能力。东亚国家虽然经济增长较快、有着较高的预期收入，但金融发展相对落后，从而无法为本国提供足够的优质金融资产。因此，美国经常项目的持续逆差实际上是美国为世界各国提供金融资产的一种表现。在这一研究的启发下，雷达和赵勇(2009)与徐建炜和姚洋(2010)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在金融服务业(虚拟经济)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发达国家会出口金融资产、进口制造业产品，从而产生经常项目逆差；而在制造业(实体经济)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则会出口制造业产品、进口金融资产，从而产生经常项目顺差。关于金融发展与全球失衡方面更详尽的文献综述请参见李宏等(2010)。
徐建炜和姚洋(2010)等用金融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水平分工来解释全球失衡的思想对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也有一些问题值得商榷。首先，虽然金融资产和制造业产品之间的交换会表现为经常项目失衡，但金融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分工并不完全等价于金融资产和制造业产品之间的交换，因为前者不会导致经常项目失衡(余永定，2010)。其次，优质的金融资产离不开强大实体经济的支撑。金融资产是一种虚拟产品，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实物产品生产能力，其金融资产也将不具有价值。第三，金融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水平分工很难体现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真实关系。金融市场通过融资(Antràs and Caballero，2007)和风险分散(Ju and Wei，2005)等功能影响着实体经济。金融产品大多是最终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中间品投入品，如果假定在金融业和制造业之间分工模式是水平型的，那么二者之间的联系将很难得到体现。鉴于此，金融发展差异、国际分工与全球失衡之间的关系仍然有待进一步梳理和探究。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金融业和制造业之间的分工只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真实国际分工模式的一种表象，其实质是创新环节和生产环节之间的垂直分工。与生产环节相比，创新环节更加依赖外部融资。因此，金融发展程度相对更高的国家在创新环节上具有比较优势，而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则在生产环节上具有比较优势。这种分工模式的设定更加符合当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国际分工情况的基本事实，同时也避免了把金融业与制造业作为水平对立的国际分工产业。以对上述分工模式的分析为切入点，本文将深入探究引发全球失衡的微观机制，进而研究金融发展和金融开放程度差异对全球失衡的影响。本文其他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模型构建的基本思路和假定条件；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是理论模型的主体部分；第五部分是经验研究，最后是结论性评述和政策建议。
二、建模思路和假定条件
Beck(2002)建立了一个引入金融发展因素的两个国家、两种产品(工业品和食品)的模型，金融发展程度在该模型中被定义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冰山型成本。该研究指出：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国家在工业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因而会出口工业品进口食品。Ju and Wei(2005)把金融发展因素引入传统的H-O-S模型，创建了一个“木桶理论”，认为金融发展决定了企业的融资能力，当金融发展不够充分时，融资能力就成为木桶的短边。此时，要素市场上存在剩余资本，传统H-O模型的基本结论会因此而改变。Antràs and Caballero(2007)建立了一个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三种要素的模型(以下简称A&C模型)。除了劳动要素外，该模型中还包括“创新资本”(informed capital)和“普通资本”(uninformed capital)两种要素。创新资本的数量为该国企业家的自有资本量和借贷资本量之和。企业家的借贷资本量由金融发展水平决定，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企业家的借贷能力就越强。没有置于企业家支配下的资本则称为普通资本。最终产品分为用创新资本与劳动生产出来的创新产品和用普通资本与劳动生产出来的普通产品。该研究在该基本框架下对基于金融发展差异的国际分工模式进行了探讨，并分析了在该模式下普通资本流动和贸易之间的关系。
上述文献充分地研究了金融发展影响国际分工的理论机制，但遗憾的是，这些模型都无法被用于分析全球失衡问题。A&C模型虽然分析了普通资本国际流动的影响，但并没有就创新资本国际流动对分工和失衡的影响进行研究。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借鉴了A&C模型的基本思路，并对其假定条件做出了调整：假定只有一种最终产品，同时把该产品的生产过程分割为创新活动和生产活动两个环节，从而将A&C模型改造成为一个垂直分工模型。本文模型具体的假定条件如下：
为了使模型更加简洁，通过设定上述假定条件，本文把A&C模型中的创新产品单独进行了分析，而忽略该模型中的普通产品和劳动要素。同时，模型假定只有一种最终产品和一个时期，因而不涉及跨时期替代效应和产品间替代效应。在这样的设定下，产量越大就意味着社会福利越高，因而没有必要设立特定的效用函数。这相当于假定经济是在中央决策者产量最大化的目标下运行的。在上述假定条件下，本文将首先在封闭经济条件下探讨金融发展水平对产出的影响；然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分析金融发展差异通过怎样的机制引发了创新与生产的垂直分工；最后进一步讨论金融开放程度(即创新资本和普通资本的国际流动成本)对国际分工和失衡的影响。
三、创新活动与生产活动的国际垂直分工
(一)金融环境差异与国际垂直分工的基础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处于金融短缺与金融充裕状态下的国家之间存在分工的基础：在处于金融充裕状态的国家，相比最优生产状态的需要而言，企业家获得创新资本的能力是过剩的；而在处于金融短缺状态的国家，企业家获得创新资本的能力不能满足最优生产状态的需要。因此，金融充裕的国家在创新活动上具有比较优势，而金融短缺的国家在生产活动上具有比较优势。
在创新环节和生产环节上进行垂直分工需要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创新活动的成果和生产活动的成果可以进行国际交换。但是，作为创新成果的信息中间品(在现实中包括生产技术、管理技术等)通常具有很强的外部性，这使得其市场交易变得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资本流动可以替代商品流动成为达成国际分工的条件。创新资本和普通资本的国际流动是不同的。普通资本的国际流动只是普通的要素流动，而创新资本的国际流动还伴随着企业家的创新知识。也就是说，普通资本的国际流动属于国际间接投资，而创新资本的国际流动属于国际直接投资(FDI)。这两类资本能否自由流动取决于国家间资本开放的程度。故在后续的分析中，本文将进一步探讨在商品流动性和资本开放程度不同的情况下，上述国际垂直分工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解释全球失衡是如何产生的。
式(3)反映了A国对信息中间品的进口需求。在最终产品净收入最大化的条件下，中间品的价格越高，A国进口中间品的数量也越高。这与正常需求关系是相反的，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中间品的边际报酬递增特征。这一特征使得中间品的投入越多，其边际收益就越高。因此，中间品价格越高，就需要进口更多的中间品。
(三)资本流动无摩擦时的情况
在这一部分，我们假定国际资本流动是完全无摩擦的，普通资本和创新资本都可以自由流动。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流动可以完全替代商品流动。由于A国融资能力不足，而B国融资能力过剩，所以资本流动的模式是：A国输出普通资本同时输入创新资本，而B国的资本流向则恰好相反。
在商品流动无摩擦的情况下，中间品与最终产品的交易都会记入经常账户。因此，在均衡的相对价格下，任何一个国家的经常账户都是平衡的。在资本流动无摩擦的情况下，创新资本与普通资本的国际流动都将记入资本与金融账户，因而不会影响经常账户的平衡。因此，在商品市场无摩擦和资本市场无摩擦的情况下，创新活动与生产活动的垂直分工都不会引发国际收支的失衡。由于信息中间品交易的外部性，其交易成本过高是不可避免的，而资本流动的成本则取决于国际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因此，在下述分析中，本文将进一步探讨资本开放对国际垂直分工以及国际收支账户的影响。
四、资本开放程度对国际分工和失衡的影响
(一)普通资本可自由流动时的情况
在这一部分，我们假定中间品不可贸易，最终产品可以自由贸易；同时，创新资本(FDI)无法流动，普通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受到融资约束，A国创新资本的投入量低于最优值θ*K，普通资本的投入量高于最优值(1-θ*)K。而对于不存在融资约束的B国，其可获得的创新资本数量高于其最优值。这将导致A国存在输出普通资本的动力，B国则存在输入普通资本的动力。
普通资本的报酬需要用最终产品进行支付。在给定的普通资本报酬下，为了实现产量的最大化，A国需要选择一个最优的普通资本输入数量。由于受到融资极限的约束，A国创新资本的投入会达到该国企业家的融资极限(
μK)。在创新资本投入数量给定的情况下，一方面，随着普通资本输出量的增加，其交易所得会随之增加；但另一方面，普通资本的输出也会缩小本国生产规模，使国内最终产品的产量下降。当单位普通资本输出所带来的国内产量减少量与单位出口收入相等时，A国会实现产量的最大化。也就是说，给定普通资本的报酬，A国会存在一个最优普通资本输出量。普通资本的报酬与其最优输出量之间呈正向关系。同样，给定普通资本的报酬，B国也会存在一个最优的普通资本输入量，二者呈反向关系。A、B两国普通资本流动实现均衡时，会存在一个均衡的普通资本国际报酬。在均衡报酬下，普通资本的国际流动会使A、B两国都实现收入的最大化。关于普通资本可以自由流动情况下A、B两国普通资本流动均衡条件的数学证明，请参见附录1。
一方面，普通资本的输入使B国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其过剩的融资能力，从而扩大创新活动和生产活动的规模；另一方面，普通资本的输出会缩小A国生产活动的规模。也就是说，普通资本的国际流动将把生产活动和创新活动的中心都转移至金融市场更为发达的B国，而金融发展落后的A国将被逐渐的“抽空”。在这种情况下，A国将用输出普通资本的报酬购买B国的最终产品，这就造成了A国经常账户的逆差和B国经常账户的顺差。同时，A国普通资本的流出又造成了A国资本和金融账户上的逆差和B国该账户上的顺差。因此，在普通资本自由流动而创新资本无法流动的情况下，A国的“双逆差”和B国的“双顺差”是经济均衡下的自然表现。
(二)创新资本可自由流动时的情况
在这一部分，我们假定中间品不可贸易，最终产品可自由贸易；同时，普通资本无法国际流动，创新资本(FDI)可以在国家间自由流动。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受到融资约束，封闭条件下的A国创新资本的投入数量低于最优值(θ*K)。为了实现最优的最终产品产量，A国需要更多的创新资本。由于不存在融资约束，封闭条件下的B国可以实现其创新资本投入的最优水平。但实际上，B国企业家还有剩余的融资能力。在这种情形下，A国存在输入创新资本的需求，B国也存在输出创新资本的动力。
创新资本的报酬也需要用最终产品进行支付。由于受到融资极限的约束，A国创新资本的投入会达到该国企业家的融资极限(μK)。因此，普通资本的投入数量也会固定在(1-μ)K的水平上。在普通资本投入数量给定的情况下，一方面，随着创新资本输入量的增加，本国创新活动的规模会得到提高，中间品的投入量也会随之上升，这最终会提高本国最终产品的产量。但另一方面，A国的最终产品也需要用于支付B国创新资本的报酬，输入创新资本的数量越多，支付的报酬也越多。当单位创新资本输入所带来的国内产量增加与其报酬相等时，A国会实现产量的最大化。也就是说，在给定的创新资本报酬下，A国会存在一个最优的创新资本输入量。由于创新资本和中间品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所以报酬越高，A国就需要输入越多的创新资本，二者呈正向关系。同样，在给定的报酬下，B国也会存在一个最优的普通资本输出量，二者呈反向关系。A、B两国创新资本流动实现均衡时，会存在一个均衡的国际报酬额使两国都实现收入的最大化。关于创新资本可以自由流动情况下A、B两国创新资本流动均衡条件的数学证明请参见附录2。
一方面，创新资本的输出会使B国更充分地利用其融资能力；另一方面，创新资本的输入也可以使A国突破本国的融资约束，增加中间品的投入，从而提高本国生产活动的效率，扩大本国最终产品的产出规模。B国输出创新资本是以降低本国生产过程中普通资本的投入量为代价的，因此，该国最终产品的产量会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由于B国生产活动的萎缩，其部分最终产品的消费需要由A国供给，并用本国的创新资本输出收益支付。这就形成了B国经常项目的逆差和A国经常项目的顺差。同时，B国创新资本的流出形成了FDI的国际流动，这就造成了A国资本和金融项目的顺差和B国资本账户和金融项目的逆差。因此，在创新资本可以自由流动而普通资本不可流动的情况下，A国的“双顺差”和B国的“双逆差”是经济均衡下的自然表现。
上述分析说明：当资本开放的形式不同时(创新资本开放或普通资本开放)，存在金融发展差异的国家之间将出现失衡。当普通资本可以自由流动时，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会出现经常账户顺差，而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会出现经常账户逆差；当创新资本可以自由流动时，情况恰好相反。创新资本的流动本质上是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输出产品创新成果，是生产环节向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国家的转移，由此形成了产品创新环节和生产环节之间的国际分工。
五、经验分析
第四部分的分析表明，接受创新资本最多的国家会成为全球的生产中心，而接受普通资本最多的国家则会成为全球的创新中心。如果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吸引了大量的创新资本，同时其普通资本的外流又受到了约束，则该国将会出现大规模的贸易顺差。如果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吸引了大量的普通资本从而成为创新中心，同时该国又存在大量的创新资本外流，则该国就会出现大规模的贸易逆差。中、美两国的情况恰好与之相符，这也使中美之间的失衡成为当前全球失衡问题的核心。这一部分将为模型的基本结论提供事实数据支持，包括对中美失衡的描述性分析和基于多国面板数据的计量检验两部分。
(一)中美失衡的描述性分析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失衡是当前全球失衡最重要、最核心的组成部分。两国的金融发展情况如表1所示。表1中是中美两国反映金融市场规模和企业融资能力的各项指标，这些指标所取的都是1995年至2005年的均值。通过对比这些指标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全面落后于美国，而且与美国的差距十分巨大。
美国是资本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中国的资本账户则几乎是不开放的。据Kaopen(Ito and Chinn，2008)指标显示，美国2000年以来的资本开放程度高达2.500014，而中国2000年以来该指数却只有-1.13552。资本开放程度的差异导致普通资本可以自由流向美国，而中国的普通资本却几乎不能外流。图2显示了中美两国FDI存量和经常账户的基本情况。从图2可以看出，1995年到2007年间，中国始终是FDI的净流入国，而美国始终是FDI的净流出国。上述数据说明，作为金融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美国在吸引全球普通资本流入的同时，也在把创新成果通过FDI不断向外输出。而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中国，由于其在生产要素、销售市场以及吸引FDI政策方面的优势，已经成为吸引全球FDI流入的生产基地。这说明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本文理论模型所描述的垂直分工模式。在图2中，美国经常账户持续的巨额逆差和中国经常项目持续的巨额顺差也印证了本文理论部分的基本结论。
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相对于经常账户逆差的规模而言，美国FDI净流出的规模却是比较小的。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企业大多选择有“避税天堂”之称的一些小型岛国作为母公司。这使得大部分美国企业的FDI流出都被记入这些“避税天堂”国家的国际收支账户。以我国2007年的数据为例，在流入我国的FDI中，来自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萨摩亚、毛里求斯和巴巴多斯等“避税天堂”的FDI所占的比重已经超过了1/3(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8》)。
(二)基于全球面板数据的计量检验
上述数据说明，中美失衡情况与本文的基本结论是相符的。虽然中美两国是当前全球失衡的核心，但本文的分析结论仍然需要更广泛的事实数据支持。因此，本文选取了50个失衡最为严重的国家(顺差国和逆差国各25个)，用这些国家1995年至2005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对本文的结论进行了检验。计量模型如式(14)所示：
首先观察变量RNCA与FAD、RNFDI和RKOPEN三个变量的散点图，如下页图3所示。从图3(A)和(C)可以看出，变量RNCA与变量FAD以及RNFDI之间有明显的线性关系，并都呈现出反向关系，这与理论预期是一致的。但在图3(B)中，变量RNCA与变量RKOPEN之间的线性关系却不够明显，其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进行验证。
对计量模型的Hausman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Chi-Sq统计量的值高于临界值，从而拒绝了个体影响与解释变量不相关的原假设，因此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表3显示了回归的结果。其中包括加入总体均值截距项的固定效应模型(Ⅰ)、加入时期个体恒量的固定效应模型(Ⅱ)和同时加入两种固定效应的模型(Ⅲ)。
在三种类型回归结果中，核心解释变量FAD和RNFDI都是显著的，而且其符号均为负值。这说明金融发展程度和FDI净流出规模的提高都会恶化经常项目，这与理论预期的结果是一致的。变量RKOPEN的符号为正值，这也与理论预期一致。但在模型(Ⅱ)中，该变量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其原因主要是各国的KOPEN指数跨期差异较小。在各控制变量中，变量ER是不显著的，这说明汇率变化与失衡调整之间并不存在显著联系，这与Béreau et al(2010)等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变量CY和GY在三个模型中都有足够的显著性，而且符号为负。这说明私人消费和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越高，经常项目越容易恶化，这也与理论的预期是一致的。
六、结论性评述与政策含义
本文的分析说明：即便其他条件完全相同，仅存在金融发展水平差异的国家之间也会存在进行国际垂直分工的基础。由于能够给拥有创新知识的企业家提供更多的融资，金融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在创新环节上具有比较优势；而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则在生产环节上具有比较优势。基于各自的比较优势，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将在创新环节上进行专业化，而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将在生产环节上进行专业化。
当国际商品流动或国际资本流动完全无摩擦时，这种在创新环节和生产环节上的垂直分工并不会引发失衡。但由于创新成果以商品形式进行国际流动的交易成本很高，这种分工的实现还有赖于国际资本的流动。当创新资本可以自由流动而普通资本无法流动时，创新资本会通过FDI流入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并将生产中心转移至该国，从而使其成为“双顺差”国，同时，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成为“双逆差”国。当普通资本可以自由流动而创新资本无法流动时，普通资本会通过间接投资流入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并将创新中心和生产中心都转移至该国，从而使其成为“双顺差”国，同时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会成为“双逆差”国。在现实世界中，各国都会处在上述两个极端情况之间的位置。创新资本会向FDI净回报率最高的国家集中，同时普通资本也会向净回报率最高的国家集中。因此，世界生产中心和世界创新中心的资本开放情况会成为影响全球失衡的关键。中美两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情况恰好验证了这一结论。同时基于50个主要失衡国家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结果也支持了本文的结论。
本文研究结论蕴含着下述政策含义：首先，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存在国际分工层面上的微观基础，其实质是全球金融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失衡。只要这种失衡状况得不到改善，基于创新和生产的垂直分工模式就有存在的基础，全球经济失衡也将持续发展下去。在这种情况下，调整汇率、价格水平或短期宏观政策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全球失衡的问题。其次，如果创新成果的交易成本能够被降低，更多的创新成果通过经常账户进行国际流动，全球失衡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这意味着如果发达国家放松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管制，或者将更多的研发机构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全球失衡的状况将会有所改善。第三，在存在持续FDI流入的情况下，我国可以通过资本账户的开放缓解失衡压力。但这种做法也存在风险，即当FDI流入减少时，我国也可能会被“空心化”。最后，对我国而言，完善金融体系，提高金融发展程度将会减少经常账户的盈余。但相比而言，为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提高本国企业的创新能力才是改变我国国际分工地位，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失衡问题的关键。
发展中国家人均资本存量较低导致了较高的资本回报率，这也是FDI流向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原因。本文模型忽略了劳动要素，因而没有考虑这一因素。但这也说明，即便不考虑资本回报率差异因素，仅仅是由于金融发展和资本开放程度差异，也会导致贸易失衡。如果引入资本回报率差异，发展中国家较高的资本回报率会进一步扩大其FDI流入的规模。这对本文描述的理论机制会产生放大作用，从而引发更大规模的失衡。因此，忽略资本回报率因素并不会对本文的结论产生实质性影响。另外，本文的分析并没有采用标准的动态一般均衡框架，这使得消费者时间偏好、技术进步以及汇率等因素没有被纳入本文的分析框架。在后续的研究中，我们将努力这些方面进行完善。也希望本文能够抛砖引玉，引发广大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修改意见；感谢盛斌教授、殷晓鹏教授和黄益平教授在第九届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会议和第十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上给予本文的评论和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注释：
①各变量的经济含义及数据来源请参见附录3。
标签：金融论文; 经常账户论文; 国际分工论文; 美国金融论文; 投入资本论文; 差异分析论文; 能力模型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市场均衡论文; 经常项目论文; 融资论文; 投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