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升级、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以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产业结构论文,环境污染论文,对外贸易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张，我国环境保护压力逐步加大，环境问题已成为当前中国急需解决的一个重大现实经济问题。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开展了大量的相关性研究，这使得我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逐步深化。但是，笔者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特征的不断变化，我们有必要对环境问题进行跟踪性和持续性研究。纵观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了以下鲜明的特征：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步伐逐步加快，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的规模稳步扩大，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在这样一种经济背景下，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有助于揭示开放条件下我国环境污染的主要影响因素，从而可以为各级政府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提供经验依据。
诚如我们所知，从三大经济带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来看，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速度相对较快，产业结构层次较高，其对外贸易的总体规模也相对较大。基于此，本文以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为例，对产业结构升级、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一、文献综述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近年来，众多学者对产业结构、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许士春(2006)研究得出，出口增长加剧了我国的环境污染，在进口方面，我国除了化学品及其相关产品向贸易伙伴国转嫁环境污染外，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产品及其制品贸易的发展可能会导致贸易伙伴国将环境污染转嫁到我国。包群和彭水军(2006)指出，贸易开放度的提高有助于减少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量，产业结构是影响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刘燕等人(2006)研究得出，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对工业废气排放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其对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的影响不显著；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对工业废水排放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其对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的影响不显著；出口与中国的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彭水军和包群(2006)研究得出，贸易开放与产业结构对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有着重要的影响。许士春和何正霞(2007)研究发现，我国出口贸易的增长会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中国的“三废”与第二产业的产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正相关，其与第三产业的产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负相关，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影响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李智等人(2008)研究得出，产业结构的调整对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有着重要的影响，不同产业对资源的使用程度不一样，其污染物排放密度不尽相同，当经济发展到更高水平时，产业结构的升级会减小环境压力。
刘林奇(2009)建立了对外贸易环境效应的数理模型，并实证分析了中国对外贸易的环境效应，其指出，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加剧了我国的环境污染，技术效应和市场效率效应则减少了我国的环境污染，环境政策效应减少了东部地区的环境污染，但增加了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环境污染，总体而言，中国对外贸易的环境效应对东部地区具有积极影响，但其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具有负面影响。何正霞和许士春(2009)指出，出口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环境的恶化，FDI与出口的共同作用有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唐德才(2009)研究发现，产业内部结构的变动会对环境污染密度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工业化进程中，发挥比较优势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生态环境的改善。蔡惠光和李怀政(2009)研究发现，中国环境倒“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还没有出现，产业结构对环境质量有着显著的影响，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越高，我国环境污染越严重。程雁和郑玉刚(2009)认为，总体来看，贸易自由化增加了污染物的排放，贸易规模效应带来的污染增加超过了其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引起的污染减少；“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不成立，中国要素禀赋决定的贸易模式减少了环境污染。张少华和陈浪南(2009)指出，经济全球化显著降低了我国环境污染的水平，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对环境污染影响不显著。傅京燕和周浩(2010)研究发现，污染强度的回归结果支持污染避难所假说，但不支持要素禀赋假说，人均污染排放量的回归结果既不支持污染避难所假说，也不支持要素禀赋假说。彭水军和刘安平(2010)研究指出，中国的出口品比进口品更加“清洁”，参与国际贸易对中国污染减排是有利的。何洁(2010)研究发现，出口和制造品进口在中国工业
排放的决定中起了完全相反的作用，实证结果不支持“污染庇护地”假说。余官胜(2010)认为，当人力资本较高时，贸易开放会减少环境污染，而当人力资本较低时，贸易开放会增加环境污染。戴翔(2010)指出，在产品内分工背景下，促进中国出口贸易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对降低中国出口贸易污染密集度具有显著的影响。
综上所述，当前学界关于产业结构、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研究虽然较多，但是，总体来看，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和需要完善的地方。具体而言，现有的研究在探讨产业结构与我国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时，大多只关注某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地位的变化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对于产业结构的整体调整和升级对我国环境污染是否具有影响以及影响方向等谈及不多，而关于这一问题的定量研究更是寥寥无几。此外，当前学界鲜有学者在一个相对统一的实证框架下来探讨产业结构升级、出口贸易、进口贸易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内在关系。因此，产业结构升级、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种数量关系仍是一个需要深入探究的问题。
与现有的研究相比，本文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借鉴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情况进行了定量测度，之后利用最新统计数据，实证分析了产业结构升级对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环境污染的影响，以揭示二者之间的数量关系；其次，就研究方法而言，本文综合运用了面板单位根检验、面板协整检验等现代计量经济方法，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信性；最后，在实证分析中，本文将对外贸易拆分成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两个部分，对二者对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行了定量研究，以探讨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环境效应的差异性。
二、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测度
考虑到产业结构升级测度指标的特殊性，此部分我们对产业结构升级测度指标进行详细的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该指标对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情况进行定量分析，以便于下文实证研究的开展。本文在测度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程度时，采用的指标为产业结构升级系数，该指标来源于徐德云(2008)的研究，其计算公式如下：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使样本中的个体在行政区划方面具有对等性，本文未将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直辖市和自治区纳入样本之中。因而本文的东部和中部地区是指以下地区：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以及湖南。利用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的相关统计数据，依据公式(1)，笔者计算出了1999-2009年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系数，相关年份的计算结果见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纵向来看，1999-2009年间，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系数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且其数值总体趋于增大。这意味着，1999-2009年间，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层次逐步提高，产业结构的升级步伐正在加快。横向来看，在东部地区，1999-2009年间，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以及海南的产业结构升级系数上升幅度较大，产业结构层次的提升较为明显。在中部地区，1999-2009年间，吉林、安徽、河南以及湖南的产业结构升级系数增幅较大，产业结构层次大幅提升。
总之，随着各级政府产业政策的有效实施，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这一点在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因而从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来研究产业结构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其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也具有迫切性。
三、实证分析
(一)实证模型的构建
根据实证研究的需要，并借鉴现有的研究，本文构造了以下实证模型：
差现象的产生，本文未对二者取对数。
(二)数据说明
根据实证分析的需要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将样本区间确定为1999-2009年。数据来源方面，1999-2009年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货物贸易出口额以及货物贸易进口额均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以及工业粉尘排放量的单位为万吨，货物贸易出口额与进口额的单位为亿美元。实证模型(2)中虚拟变量以外的其余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所示。
(三)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与实证模型的回归
1.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一般来说，宏观经济数据大多数都是非平稳的，如果直接对这些数据进行回归，可能会造成虚假回归。因此，为了避免这一问题的产生，本文首先对实证模型(2)中的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在进行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时，本文同时采用了LLC(Levin-Lin-Chu)检验、ADF-Fisher检验以及PP-Fisher检验方法，以增强检验结果的可靠性。
3.实证模型的回归。依据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步骤可知，在对实证模型(2)进行回归之前，我们需要检验其设定形式。基于此，本文对实证模型(2)进行了F检验和Hausman检验。通过F检验我们发现，实证模型(2)F检验相应的概率值小于0.05，因而实证模型(2)存在个体效应。此外，通过Hausman检验我们发现，实证模型(2)Hausman检验的Chi-Sq统计量相应的概率值也是小于0.05的，因此，Hausman检验结果拒绝面板数据模型应该建立为个体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最终，综合F检验和Hausman检验的结果，本文将实证模型(2)设立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在估计方法的选择方面，由于本文所采用的面板数据包含的横截面较多，因而为了消除面板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本文运用GLS方法对实证模型(2)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6方程(1)列。
由表6方程(1)列可以看出，在实证模型(2)的回归结果中，解释变量LnIMit的t统计量较小，其回归系数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鉴于此，依据逐步回归的思想，我们剔除该变量，对实证模型(2)中的其余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6方程(2)列。需要说明的是，依据F检验和Hausman检验的结果，我们将剔除解释变量
后的回归模型设立为随机效应模型。
四、结语
近年来，随着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产业结构升级步伐逐步加快、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已成为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运用1999-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最终得出了以下结论及相关启示：
第一，当前产业结构升级对减少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环境污染作用有限。本文实证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升级系数的变动最终会对被解释变量
产生负向影响，但当产业结构升级系数超过2.145之后，这种负向影响会逐步减小。这表明，由于我国工业化尚未完成，当前产业结构升级主要表现为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地位不断提高，目前产业结构升级对减少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环境污染作用有限。由此可以看出，尽管从长期来看，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是一国和地区减少环境污染的必然选择，但在短期内，由于受经济发展阶段的限制，产业结构升级对减少环境污染并不一定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基于此，笔者认为，当前对于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而言，一方面，应加快培育高级生产要素，逐步提升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不断减少第二产业污染物的排放量。
第二，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张加重了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环境污染。根据本文实证研究的结果可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出口贸易规模每增加1%，则其工业污染物的平均排放量将会增加0.118%。显然，这一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近年来，在出口贸易方面，尽管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在高速发展的出口贸易背后，东部和中部地区亦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支付了高额的环境成本。据此，我们认为，在外向型经济高速发展的经济背景下，如何科学、合理地处理出口贸易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同时实现贸易利益增进和生态环境改善两大目标依然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个现实难题。
第三，进口贸易的发展未对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环境污染产生显著的影响。在本文的实证研究中，解释变量
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对于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而言，进口贸易的发展未对其环境污染产生显著的影响，换言之，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进口贸易的环境效应不明显。这一研究结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积极扩大进口的贸易战略与环境保护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二者是兼容的。鉴于此，笔者认为，未来我国可以继续将扩大进口尤其是高技术产品的进口作为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战略取向。
第四，环保政策的相继出台及其实施力度的加大有利于减少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环境污染。从实证研究的结果来看，尽管虚拟变量
的回归系数相对较小，其仅为-0.089，但是，这一研究结果充分说明了，在环境保护方面，环保政策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