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铁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兼论“红色之路”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关系
贠占军
（东北抗联博物馆，黑龙江哈尔滨 150001）
【摘 要】 中东铁路建成通车后，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火种随着铁路线的延伸播撒到中国大地，大批对马克思主义充满憧憬与渴望的中国青年也通过这条“红色之路”踏上了寻求救国真理的道路。中东铁路在为共产国际指导东北亚各国共产主义组织开展工作提供了便利的同时，也对加速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 中东铁路；红色之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成立
中东铁路于1898年8月开始修建，1903年7月全线通车，是沙俄为了与日本争夺对远东地区的控制权，进一步掠夺中国东北的经济资源而修建的。这条铁路经清政府力争取名“大清东省铁路”，1920年进入民国时期后更名为“中国东省铁路”，简称“中东铁路”，一直沿袭下来。
哈尔滨作为这条铁路线上最重要的交通中转站，很快成为中国经由满洲里或绥芬河出境前往欧洲的交通枢纽。大批欧洲移民，尤其是建筑工程技术人员的集中涌入，让哈尔滨在短时间内迅速成为远东地区最著名的大城市之一，被誉为“东方莫斯科”。
不可否认，这是一条见证了晚清政府丧权辱国的铁路。中东铁路建成后，沙俄和日本对中国东北霸权的争夺达到白热化，双方甚至在中国领土上兵戎相见（日俄战争于1904 年2 月8 日爆发，1905 年1月2 日俄方在投降书上签字标志着战争结束）。
(1)确定城市灾害综合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准则层分别为危险性、暴露性、脆弱性和应急保障能力，方案层指标充分考虑到部分数据资料获取的难度较大，同时又要兼顾整个指标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成性，因此共选取11个定性指标、10个定量指标建立指标体系。
但令侵略者们始料未及的是，他们企图依托其掠夺更多财富的运输线，最终成为一条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红色之路”。
中东铁路不但为中国带来了马列主义的成功实践经验，更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它被称为“红色之路”的主要原因。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与指导下，在探索中前行并不断发展壮大，大批共产主义者通过这条铁路往返于中俄（苏）之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条“红色之路”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长和壮大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采用湿法工艺，由于增加了烟气换热器（GGH）和湿法塔，设备阻力增加，引风机及设备电耗都相应增加，因此总运行费用干法+湿法＞半干法+湿法＞半干法+干法。采用了湿法工艺后，HCl和SO2的排放浓度通常可达到5 mg/m3。因此，新建垃圾焚烧发电厂，烟气排放执行欧盟2010/75/EC标准时，可采用半干法+干法工艺，若排放更为严格，可采用半干法+湿法工艺，并且二级脱酸工艺均可保证污染物短时间内达标排放。
一、中东铁路在客观上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程
随着中东铁路的延伸，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火炬很快传入中国东北，在以哈尔滨中东铁路总工厂工人为代表的工人阶级队伍中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日俄战争结束不久，俄国铁路工人大罢工迅速席卷全国，这种影响也延伸到哈尔滨，中东铁路总工厂的中俄工人也随之举行了罢工。沙俄控制的中东铁路当局强令工人复工，引发强烈反抗。在当年年底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铁路工人数次火烧铁路局和总工厂，影响深远。1907 年5 月14 日（俄历5 月1 日），数千名中俄工人在江心岛（今太阳岛）集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也是中国工人阶级最早举行的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活动。
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消息沿着中东铁路传到哈尔滨后，更加坚定了广大无产者追求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和决心。以三十六棚为中心的中东铁路工人，先后发动了四次全路工人大罢工，成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要力量。
1919 年列宁领导创建的共产国际成立后，中东铁路迅速成为马克思主义向东北亚各国传播的大动脉。共产国际历史上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如维经斯基、优林、尼克尔斯基、李德、加伦、鲍罗廷、崔可夫等人都曾通过中东铁路来到中国。
更何况，大部分情况下，尤其是低幼宝宝中间，大部分的欺负并不是霸凌事件。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的孩子在游乐场，因为发脾气、不耐烦或好奇心等各种原因，推、打、咬了其他小朋友一下，然后对方本着“被欺负了就打回去”的原则，直接一拳打过来。你会觉得对方家长的教育是合情合理的么？
在度过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后，维经斯基一行从北京回到哈尔滨共产国际驻满办事处。休整几天后，从哈尔滨出发，经中东铁路由满洲里出境到达伊尔库茨克。
1920 年春，瞿秋白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 月初，在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上学的瞿秋白接到通知，与两名同学李宗武、俞颂华以北京《晨报》特派记者身份赴苏俄考察采访。
迟羽在滑翔伞基地的人缘还是不错的。大约是大家都看出她被胖子缠得太紧，第二天，一名叫七哥的男教练主动提出愿意帮迟羽分担一些客人。迟羽求之不得，感恩戴德地把胖子推到了七哥的名单里。
《红色记忆：中东铁路上的中国梦》一书引用了任弼时女儿任远芳对任弼时等人赴俄经过的回忆，路线是：上海—哈尔滨—绥芬河—海参崴—莫斯科。[7]（P.163）显然这是不正确的。
10 月20 日晚上八九点钟，瞿秋白一行抵达哈尔滨（中东铁路经满洲里进入俄国的各种手续都要在此办理）。本以为在哈尔滨中转一下就可以经由满洲里奔赴苏俄，不料，此时正赶上苏俄红军和谢米诺夫白匪军发生激战，满洲里至赤塔一段铁路交通临时中断。这个原因导致瞿秋白一行在哈尔滨停留了五十余天。
房屋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财产，是不动产登记中业务量最大、情况最复杂的不动产类型。规范的划分房屋定着物单元，使之成为独立并可加以支配的特定的物，既是物权特定原则的内在要求，又是规范不动产登记和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的必要条件。
哈尔滨作为中东铁路的枢纽和中转站，所有赴俄旅客必须在此停留，但一般就是几天时间，瞿秋白等人在哈尔滨停留这么久纯属特殊情况。
世界各国在农业发展的过程中，为了确保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都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特征：不仅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在农业公共设施建设上，还要采取各种财政支持性政策，特别是农业补贴政策，对农业进行支持与保护。目前，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农业支持与农业补贴政策更为完善，而巴西与中国同属于发展中国家，且都属于农业大国，在农业政策制定上有较多的相似之处。通过对当前美国、日本和巴西农业补贴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情况进行研究，可吸取其中的有效策略，将其应用到中国农业政策的制定之中。
在哈尔滨停留期间，飘荡在哈尔滨这座城市上空的共产主义气息给瞿秋白留下深刻印象，“自从到哈尔滨一个半月，先得共产党的空气……”[1]（P.51）
他在参加哈尔滨工党联合会庆祝十月革命纪念会时，在哈尔滨第一次听到《国际歌》，精神为之一振。在《饿乡纪程》中，他详细记述了当时的经过：“我当时还在行止未定，得一俄国友人的介绍去参观他们的庆祝会。会场是哈尔滨工党联合会预备开劳工大学的新房子，那天居然得中国警察厅的许可，召集大会。会场里拥挤得不得了，走不进去。我们就同会长商量，到演说坛上坐下。看坛下挤满了的人，宣布开会时大家都高呼‘万岁’，轰然起立唱《国际歌》（International），声调雄壮得很。这是我第一次听见《国际歌》，到俄国之后差不多随处随时听见，苏维埃俄国就以这歌为国歌……”[1]（P.45-46）
在哈尔滨第一次听见的《国际歌》对瞿秋白影响非常大，加之他在苏俄期间的耳濡目染，更触动了他将《国际歌》译成中文的热情。1923 年初回国后，他很快就将译成中文并配有简谱的《国际歌》发表在当年的《新青年》第一期，成为中国第一位将《国际歌》的曲谱与中文歌词完美结合的翻译者。
中东铁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重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程，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火种沿着这条铁路播撒到中国大地；二是作为共产国际指导东北亚各国共产主义组织的重要桥梁，对加速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要推进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关键在于推进技术进步。以组织编写《路线图》的方式来推动技术进步，是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一次全新的尝试。
中东铁路哈满段交通恢复通行后，瞿秋白一行于12 月10 日启程奔赴莫斯科。他激动地在报告文学中写道：“启程了，启程了！向着红光里去……快走了！快走了！快到目的地了！苏维埃制度，——无产阶级独裁机关，——共产主义——马克思经济学的社会主义，可以有研究的机会了！而还没有研究。请先得共产党一点空气（atmosphere）……”[1]（P.45）
城市防洪——思想认识是前提。只有当人们认识到洪灾的危害性以及防洪的重要性，才能更好的实行城市防洪办法。很多灾害的发生都是思想麻痹引起的，普及人们对城市防洪的认识，十分有利于未来防洪工作的开展。人们对于防洪的认识落后，就会产生向河道倾倒垃圾，随意占用、更改、围垦河道以及滩地的行为现象，导致河道泄洪能力减弱，进一步加剧洪灾。加强防洪意识的认知与培养，提高群众防汛意识，不仅增强了居民群众的应急自救能力，更有利于推进现有防洪政策的实施，形成社会监督。
瞿秋白到达莫斯科后，他多次目睹列宁演讲的风采，对马克思主义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同年11 月7 日，瞿秋白参加了莫斯科第三电力劳工工厂举行的十月革命胜利四周年庆祝大会，列宁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瞿秋白以激动的心情记述了当时的场景：“集会的人，看来人人都异常兴致勃发。无意之中，忽然见列宁立登演坛。全会场都拥挤簇动。几分钟间，好像是奇愕不胜，寂然一晌，后来突然万岁声，鼓掌声，震天动地……”[1]（P.143）
1921 年6 月22 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瞿秋白以记者身份参加了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他被苏俄热火朝天的革命气氛深深感染。“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一种诚执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安德莱厅每逢列宁演说，台前拥挤不堪，椅上、桌上都站堆着火山……列宁的演说，篇末数字往往为霹雳的鼓掌声所吞没。”[1]（P.116）
在苏俄实地考察的实践经历，给瞿秋白的思想带来了巨大冲击，他看到了苏俄人民在列宁的领导下为摆脱贫困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智慧，进而坚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
1922 年2 月，深受苏俄巨大变化影响的瞿秋白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带着“同天共乐”的“希望和责任”，任弼时一行到达海参崴后，穿过至伯力一带的赤白交界区，在伯力会合后继续前行，于7 月9 日抵达莫斯科。
瞿秋白在苏俄考察期间，亲眼目睹了苏俄发生的巨大变化。这让他逐渐认识到，要想使中国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也要走共产主义道路。1923 年1月，被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瞿秋白回到国内，随即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之中。
1)将25个鸡蛋放在一个自制的25个格子的蛋盘中(格子的大小与分割图像的设置参数对应)，同时每个鸡蛋都对应一个透光孔；将鸡蛋放在海绵上，尽量保证鸡蛋与透光孔对齐无缝隙。
位于上海霞飞路渔阳里6 号的上海外国语学社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与共产国际合作培养中国革命者的摇篮，也是负责输送革命青年赴莫斯科留学的基地。
俞秀松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发起人之一，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建者（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的第一任书记）。1921 年初，党组织委派他作为留学生代表先行赴苏俄接洽相关工作，同时参加少共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体育彩票自1994年发行以来，在推进全民健身活动、奥运战略及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为促进我国体育事业发展产生着积极影响。通过文献梳理可知，对于体育彩票领域的研究较多是体育彩票产业现状、社会效应、政策解读等方面的质性研究。量化研究更多的是从彩票购买者角度为出发点的实证研究。李凌(2015)等初步探讨了消费者购买竞猜型体育彩票的影响因素[1]，通过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消费者购买竞猜型体育彩票的偏好路径[2]，最后通过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法探讨体育赛事观赏与竞猜型体育彩票的影响效果[3]。
政策五：6月11日，农业农村部组织制定了《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活动工作方案（2018－2025年）》，提出在2018－2025年，以生猪、奶牛、蛋鸡、肉鸡、肉牛和肉羊规模养殖场为重点，兼顾其他特色畜禽规模养殖场，每年要创建100个左右现代化的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共创建1000个。示范场要达到以下要求：生产高效、环境友好、产品安全、管理先进。
俞秀松赴俄的路线是：上海—北京—奉天（沈阳）—长春—哈尔滨—满洲里—莫斯科
1921 年3 月29 日，俞秀松从上海出发，于次日晚抵达北京。在北京处理一些事情后，俞秀松从北京乘火车前往哈尔滨。4 月4 日，俞秀松到达哈尔滨，并在哈尔滨停留四天。
在哈尔滨停留期间，俞秀松给家人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除了向父母报平安外，也非常清晰地说明了他此行的路线：“我于三月廿九日从上海乘快车北上，卅日到北京，稍有些事，住了三天。四月二日夜八点半从北京乘京奉通车赴奉天，三日夜七点钟在南满站换乘日本人所管辖的南满车赴长春，四日早七点四十分到长春，再换乘俄人所管辖的中东铁路的车，上午八点四十分从长春开车，下午五点半到哈尔滨。我现在住在道里（中东铁路直贯哈尔滨的腹部，铁路之西北处叫做道里，外国人多在这区居住，空气较为清洁；铁路之东南处叫做道外，道路极不清洁，为南方所罕见的。）中国三道街中华栈，拟住一二天后，即行再进……”[2]（P.226）
俞秀松在哈尔滨办完出国手续后，经中东铁路从满洲里出境赴苏俄。
俞秀松走后不到两个月，受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派遣，任弼时等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培训的赴俄留学生们也开始分批、陆续踏上了赴俄的行程。
不过，任弼时等人的赴俄路线与俞秀松并不相同。他们是“乘日本邮轮从上海取道日本长崎到海参崴赴苏俄留学。同一批赴俄的还有萧劲光、任岳、周昭秋、胡士廉、陈启沃、刘少奇、彭述之、罗亦农（罗觉）、卜士琦、吴芳、谢文锦、蒋光慈等”。[3]（P.21）
俞秀松作为“探路者”顺利抵达苏俄，为什么任弼时、刘少奇这批赴俄留学生却改变路线了呢？
原因是：“当时，从上海赴苏俄，有三个途径：一是走陆路，坐火车到哈尔滨，经满洲里改乘苏俄列车到赤塔西行。这是一条捷径。但是，在满洲里外的十八里站，军阀政府的边防站盘查‘过激派’很严，即使持有护照也很难通过。二是走水路，坐船到海参崴后，乘火车到伯力西行。当时，苏俄的远东共和国管辖范围只及于伯力，伯力以南的滨海省，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着，赤白交界，双方相持，旅途要冒一定风险。三是从黑龙江溯江而上到赤塔，盘查虽然较松，但河道冰封，要到五月中以后才能通航。赴苏俄的留学生，第一批走的是陆路，到满洲里以后，就被军阀政府逮捕了。第二批十二人改走水路，四月十一日从上海坐船出发，幸而成功，到达伯力后来电报告，并在伯力等候第三批留俄的同学们。第三批的任弼时、萧劲光等便决定走海路。”[4]（P.33-34）
任弼时在登船启程当天给父亲的信中写道：“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惟祷双亲长寿康，来日当可得览大同世界，儿在外面心亦稍安。”[5]（P.30）
同年11 月5 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彼得堡（后移到莫斯科）举行。瞿秋白与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瞿秋白担任陈独秀的翻译。在聆听了列宁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后，他及时将其译成中文，寄回国内报社发表。
任弼时在从海参崴去往伯力的过程中遇到了险情，但他机智地度过了难关。
据萧劲光回忆：“从海参崴到伯力，有一条伊曼河，那是红白交界处，河南边是白区，河北就是红区。为了顺利通过，我们十多个人分成若干小组。有的白天走，有的晚上走，有的由俄国人带着走，说好了在伯力某处汇合。我和弼时同志两人一组，我们一个扮作裁缝，一个扮作理发工人，路上装着互不相识，一前一后走着，谁也不理谁。过伊曼河红白交界处时，有日本人和白匪设卡，盘查严得很。当时海参崴发生鼠疫，过往的行人都要检疫，他们先给我们量体温，我的体温正常，査来查去査不出什么名堂，只好把我放了，弼时当时可能有点感冒，体温稍高一些，结果以鼠疫患者的嫌疑被扣下了。我很着急，却又无法帮助他，只好只身一人继续往伯力方向走。一边走，一边暗暗为他祈祷，盼望他能脱险赶上队伍。少奇、蒋光慈他门也都陆陆续续地过来了。蒋光慈过了桥以后，还以为是白俄地区，躲躲闪闪的，结果被红军当坏人抓住了，一问情况才知道是误会，把他放了。在伯力汇合后，我忧心重重地告诉少奇他们弼时同志被扣的情况，大家都很着急。过了两天，弼时同志一人赶到伯力，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我高兴地一把抓住他，连连问他怎么脱险的？弼时同志告诉我们，日本人和白匪盘问他，他只说自己是工人，要到俄国去谋生，他们问不出别的，又给他量体温，这次弼时同志在腋下夹体温计时，将体温计的水银部分漏在外边，这下体温正常了，他们只好把他放了。弼时同志所表现出的坚毅的革命精神和镇静机智的品德，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次险情。这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原不算是什么稀奇的事，但那时对我们这些刚刚走上革命道路的十七八岁的青年，却是一次不小的考验。”[6]（P.10）
瞿秋白的苏俄之行让他的好朋友们感到十分高兴，郑振铎等人特意为瞿秋白写了送别诗：“汽笛一声声催着，车轮慢慢地转着。你们走了——走向红光里去了！新世界的生活，我们羡慕你们受着。”[1]（P.25）
4) 仿真成像技术解决几何复杂构件检测难题, 成像由各声束A扫数据产生,实际检测结合工艺轨迹追踪,同步显示 A、B、C、D、P、3D扫描数据。
尽管这批人员走海路成功抵达了莫斯科，但是耗费的时间是相当漫长的。随着苏俄红军在远东地区的节节胜利，在击溃白匪军并将日本势力驱出西伯利亚地区后，直至1934 年上海中央局遭到破坏，经中东铁路出入境一直是中共人员往返中俄（苏）的主要路线。
可以说，中东铁路承载着广大马克思主义者的梦想，通过这些对共产主义充满渴望和追求的无产者和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经验输送到中国各地。便捷的交通条件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大大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速度。
二、中东铁路对创建中国共产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十月革命胜利后，共产国际于1919 年3 月在莫斯科成立。共产国际十分关注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先后派出维经斯基（也称维金斯基）、马林（斯内夫利特）、优林、达林、越飞、鲍罗廷、崔可夫等人到中国帮助建党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当时他们来中国的路线除极少数走海路外，绝大多数是经中东铁路到达哈尔滨，然后转道关内，到达北京、上海等地。
哈尔滨作为中东铁路的枢纽和中转站，是中苏之间这条“红色之路”的纽带。鉴于哈尔滨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苏俄在道里区西九道街57 号设立共产国际驻满办事处，负责人是阿勃拉姆。他的主要任务是秘密接待和护送往来于苏俄和中国之间的共产国际代表。
1920 年3 月，经共产国际批准，由俄共（布）远东局向中国派出一个代表团，“派遣这个代表团的使命是：‘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8]（P.91）具有地下工作经验又精通英语的维经斯基（在中国时取名“吴廷康”）被任命为代表团的负责人。受俄共（布）远东局派遣的维经斯基一行五人从莫斯科出发，沿西伯利亚大铁路，经秋明、鄂木斯克、伊尔库茨克、赤塔，然后从满洲里进入中国境内，抵达哈尔滨，然后赴北京。
上连市场、下接农民，鲁花是连接市场与农民的桥梁，形成龙头带企业、企业带基地、基地带农户的产业体系。谈到全国各地建工厂是否有可能导致所产花生油味道有差异时，鲁花集团强调：花生虽然品种有差异，但不同地方的花生味道差不多，做出来的油香味也差不多。
“27 岁的维经斯基是能干的。他不辱使命，在半年的时间里，从中国的北方来到南方，播撒了共产主义的火种。”[8]（P.213）
4 月初，杨明斋（任代表团秘书）通过北京大学俄籍教员“柏列伟”（波列伏依）和“伊凤阁”（阿列克塞·伊凡诺维奇·伊凡诺夫）了解了一些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情况后，维经斯基在这两位俄籍教员的介绍下开始与李大钊进行接触。
这是来自十月革命圣地的使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人物的第一次正式会面。
“他同李大钊见面谈了一席话之后，便要求见见参加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同学。这样李大钊先生就找了几个同学和维金斯基见面。人数不多，其中有我（作者注：罗章龙）和张国焘、李梅羹、刘仁静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9]（P.34）
在李大钊与维经斯基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达成共识后，为了加速建党进程，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赴上海会见陈独秀，商议建党大计。
1920 年4 月下旬，维经斯基到达上海后与陈独秀秘密见面。陈独秀向维经斯基介绍了中国五四运动后的状况，维经斯基向陈独秀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大好形势。双方来往逐渐密切后，他们开始讨论在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1920 年6 月，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正式建立，由它辐射各地发动建党活动。很快，在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先后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
1921 年1 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为了加强对东北亚各国革命运动的领导，决定在伊尔库茨克设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远东书记处下设四个支部：中国支部、朝鲜支部、日本支部、蒙藏支部。“中国支部的任务是解决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给中国共产党和俄共（布）提供情况，并向中国共产党传达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8]（P.216）
共产国际将远东书记处设在伊尔库茨克的主要原因是考虑交通问题。莫斯科距离远东各国路途实在遥远，伊尔库茨克位于中东铁路连接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主干线上，距离中国的路程甚至比其至莫斯科还要近很多，将远东书记处设在这里，既能尽快获得来自东北亚各国的各类情报信息，同时也能够将共产国际的指示迅速传达给东北亚各国的共产主义组织。
1921 年初，维经斯基在接到回国任职的指令后离开广州，踏上了返程列车。经上海抵达北京后，维经斯基与李大钊在北大“红楼”再次聚首，两人相互通报了上海、北京两地党组织的发展情况，此时他们已经成为无话不谈的老朋友。
在北京停留期间，维经斯基多次会见李大钊和其他北京党组织成员，谈到了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和共产党的基本信念及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问题。经维经斯基和陈独秀、李大钊商议，决定派张太雷与维经斯基同行赴俄，到伊尔库茨克工作。
这是一条令广大中国青年充满憧憬与渴望的马克思主义传播通道。瞿秋白是通过这条“红色之路”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信仰，进而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典型代表。
在伊尔库茨克，维经斯基和张太雷一起担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国支部的工作。
鉴于中国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共产国际很快又向中国派出另一位代表——共产国际“二大”被选为执行委员的马林。与维经斯基不同的是，马林是乘船走海路来中国的。
马林来华是列宁向共产国际推荐的，任务是继续维经斯基离开中国之后尚未完成的工作。列宁在推荐书中写明了马林来华的任务：“斯内夫利特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去中国，他的任务是查明是否需要在那里建立共产国际的办事机构。同时，责成他与中国、日本、朝鲜、东印度、印度支那和菲律宾建立联系，并报告它们的社会政治情况。”[8]（P.225）
1921 年4 月，肩负重要使命的马林从奥地利维也纳出发，乘船经地中海，通过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印度洋，穿过马六甲海峡，来到中国。
尽管在途中遭到沿途各国警察的监视、检查，马林还是历尽艰险从遥远的欧洲来到了中国。
1921 年6 月3 日，马林乘“阿奎利亚号”抵达上海。因为他的真实身份早已暴露，所以马林在上海几乎全程处于密探的监视之中。这在1921 年6 月17 日上海法租界工部局致荷兰驻上海总领事的信中有清晰记述：“斯内夫利特乘意大利船阿奎利亚号到达上海，住在南京路东方饭店，化名安德烈森。”[10]
在马林抵达上海的当天，尼克尔斯基也来到了上海。这是另一位与中国共产党成立有直接关系和重要影响的共产国际代表，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是15 位中共“一大”参加者之一。
尼克尔斯基是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来中国的。来中国前，尼克尔斯基刚刚加入俄共（布）不久，英语说得也不流利。他沿着维经斯基来中国的路线，经西伯利亚大铁路和中东铁路到达中国上海。
马林与尼克尔斯基取得联系后，又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代理书记李达和李汉俊秘密会面。
马林根据李达和李汉俊汇报的情况，提出了尽快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据李达回忆：“6 月初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克洛夫（俄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7 月1 日开幕……”[11]（P.10）
李达对中共一大开幕时间的记忆并不准确。1921 年7 月中下旬，从全国各地五十多名党员中推选出的中共一大代表先后抵达上海。他们分别是：上海的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的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代表王烬美、邓恩铭；广州的代表陈公博；旅日代表周佛海；陈独秀委托的代表包惠僧。
7 月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 号（现兴业路76 号）秘密召开。会议由张国焘主持，除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3 位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也参加了会议。
7 月30 日晚8 时左右，法租界巡捕突然闯进中共一大会场。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将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召开。
1921 年8 月3 日下午六点左右，中共一大代表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完成了中共一大的全部议程。（中共一大闭幕时间有多说，本文采用“8 月3 日说”。[12]（P.98）通过了党纲、决议和宣言后，选举出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张国焘任组织主任，李达任宣传主任。
从此，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航者，带领中国人民走上追求独立、繁荣的自强之路……
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的依赖度决定了两个组织之间人员往来的频率和密度。处于蹒跚走路阶段的中国共产党需要从已经取得成功的苏俄学习经验和做法，大批党内干部被送到苏俄学习和培训。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后，也需要经常参加共产国际组织的一些重要会议，接受共产国际的工作指导，乃至从那里获取维持政党运行的经费支持。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初期的这些客观需要，让中东铁路变得不再寻常。张太雷、俞秀松、张国焘、王烬美、邓恩铭、高君宇、林育南、李大钊、陈独秀、彭述之等早期共产党人都曾先后取道中东铁路去莫斯科“取经”。
1921 年10 月中旬，张国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去苏俄参加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他此行的主要任务除了参加这个会议外，还要“将中国共产党的情形向共产国际汇报，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并研究苏俄和其他各国的革命经验。”[13]（P.147）
张国焘从上海出发经中东铁路在满洲里过境，然后辗转到达伊尔库茨克。
他在《我的回忆》中详细地记述了赴俄的经过：“我依照陈先生所说的地址，到北四川路的一条弄堂内去找尼科罗夫斯基……他将中俄边境满洲里一带的情形摘要相告，并问我是否已准备了御寒的衣服。我答称一切均已准备齐全，可以即日启程。他便从抽屉中取出一张极普通的商店名片，指点着说：‘这张名片就是你的护照，上面有一个不容易看见的针孔乃是暗号。’要我持这张名片，用不露行迹的方法，去找满洲里某某理发店的老板，由他护送过境等等……第二天，我便搭上火车，经由南京、天津、奉天、哈尔滨，直趋满洲里……”[13]（P.147）
中东铁路历经沧桑，见证了中共党建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1924 年李大钊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28 年中共六大代表赴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2008 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在绥芬河举办纪念党的六大召开80 周年研讨会，对绥芬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作出了评价。“绥芬河作为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国际红色通道，担负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使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为党的发展壮大，为安全迎送‘六大’代表，为保持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为东北抗战、为苏联出兵东北打击日寇乃至全国解放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14]（P.15）绥芬河是中东铁路众多站点的一个缩影，将这个评价用于中东铁路似乎更为恰当。
综上所述，中东铁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均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成功实践经验，将马克思主义这颗火种实实在在地从遥远的欧洲播撒在中国大地，照亮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探索前行的道路，开启了中华儿女战胜一切困难的航程。
参考文献：
[1]瞿秋白.饿乡纪程[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5.
[2]《俞秀松传》编委会编.俞秀松传[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5]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G].北 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
[6]萧劲光.萧劲光回忆录[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
[7]冯立强，冯冠豪.红色记忆：中东铁路上的中国梦[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4.
[8]叶永烈.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建党始末[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
[9]刘朋.中共党史口述实录[M].北京：中国古籍出版社，2010.
[10]上海法租界工部局致荷兰驻上海总领事信（第124 号）[B].原件存荷兰外交部，G 类156，总号2349.
[11]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汇编（二）[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2]陈水林.中共一大闭幕日期考[J].中共党史研究，2018（9）.
[13]张国焘.我的回忆（上）[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14]朱荣利.绥芬河交通线与中共六大[J].世纪桥，2011（6）.
【中图分类号】 D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475（2019）011-0020-06
【作者简介】 贠占军（1972-），男，黑龙江哈尔滨人，研究馆员，文学硕士，东北烈士纪念馆研究部主任，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东北抗联史和博物馆学。
[责任编辑：褚永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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