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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6)05-0051-05
在两极体系瓦解后，民族主义再次掀起惊涛骇浪。而在二战后由于民族主义兴起得到发展的“非洲社会主义”此时不进反退，或是销声匿迹，或是淡出历史舞台。这种“在社会主义的口号下复兴民族经济”的所谓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有进步意义的激进的民族主义”。①所以人们常称非洲社会主义为民族社会主义。鉴于非洲社会主义的惨淡收场，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②放宽历史的视界，“非洲社会主义”遭受大的挫折不仅有历史的原因，更有现实的因素；既有客观上的不足，又有主观上的落后性。
一、非洲社会主义的起源
（一）殖民统治的后遗症。非洲国家利用二战后的有利国际形势，纷纷从西方殖民主义者手中夺取了国家的领导权，获得了独立的地位。仅在被称为“非洲独立年”的1960年就有17个非洲国家取得了独立。尽管西方殖民主义者大都被迫移交了政权，但是外国垄断资本仍然控制着新独立国家的银行、金融、保险、外贸、商业、工矿业、交通运输、种植园、农场等要害部门，掌控着它们的经济命脉。
独立后这些国家面临着如何振兴民族经济的严峻挑战。在这一问题上，非洲独立国家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有的选择走自由资本主义道路；有的则声称走“不左不右”的中间道路，即有计划的自由主义；其中还有不少国家由于历史的纠葛和现实的窘境，选择了“非资本主义道路”，声称自己奉行的是所谓的“非洲社会主义”，同时还强调这是一种有别于苏联和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要“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山坡和社会主义的山坡所形成的这个山谷中开辟出一条道路来”③。这样，先后有24个非洲国家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各自走上社会主义的途径却大相径庭，其中有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有通过进步的军事政变或人民革命的方式，但更多的还是在以和平方式获得独立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
（二）社会主义国家的传奇魅力。这些国家要赢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所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振兴本国的民族经济。在这样的条件下，“新独立的非洲国家都把振兴民族经济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一致强调要以经济上的独立补充政治上的独立”④。无独有偶，当时的社会主义苏联建设的伟大成就向它们展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奇迹般的吸引力；而“中国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废墟上成功建立起社会制度的现实对许多具有类似国情的亚非拉国家来说更有特殊的吸引力”⑤。社会主义道路自然成为很好的可选方案，况且当时还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鼎立相助，所以很多国家从现实主义出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这些非洲国家之所以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愿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不只是出于对帝国主义的憎恶，它们还担心重新沦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庸。此外，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和加速经济的发展实乃当务之急。刚刚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一方面要发展经济，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加快民族经济的发展，争取经济独立，从而实现完全的独立；另一方面，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意识的非洲人民渴望能早日摆脱殖民主义的阴影，这就要求刚刚获得独立的国家加强中央权力，使全体国民团结在政府的周围。二战后，随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和它的革命威力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还有苏联和中国等“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事实向亚非拉美人民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有力地吸引并推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执政党和领导人选择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⑥。
因此，“社会主义就成为最能反映他们这一愿望和要求，并能动员和鼓励深受西方资本主义奴役之苦的广大非洲人民的团结建国的响亮口号，进而得到广泛的响应和传播”⑦。这些国家认为选择“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⑧。
（三）非洲独特的阶级状况。非洲不平衡和不发达的经济现状对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因为“不发达的经济状况决定了非洲特定的阶级状况，这对非洲社会主义的产生有更直接的密切关系”⑨。最明显的表现是非洲的资产阶级不仅比无产阶级产生的还要晚，而且人数也赶不上无产阶级，事实上无产阶级在非洲也远未成熟，因此他们均不能起领导的作用。但非洲国家的小资产阶级却活跃异常，并在社会大变革中充当了革命的领导力量。尤其是其中有一大批民族知识分子，他们既有文化，觉悟也高，因而在非洲政治舞台上往往是他们充当着先锋和领导的角色。这批来自传统非洲的知识分子均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教育的影响，他们“虽然内心害怕社会主义，希望发展资本主义，但在强大的时代潮流面前，在广大人民群众愤恨资本主义、向往社会主义的强烈愿望面前，不敢公开亮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旗帜，更不敢公开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⑩他们当中还有许多人，如加纳的恩克鲁玛等都接受过好的教育，还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些领导人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非洲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
二、纷呈的流派及其基本特征
尽管诸多非洲国家宣布它们所奉行的是所谓“社会主义”，但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内部问题又错综复杂；还由于各自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思想体系、社会实践也千差万别，因而非洲的“社会主义”也呈现出千姿百态。总体来说，非洲社会主义大致可分为四派：(1)阿拉伯社会主义，北非诸国主张社会主义要与阿拉伯民族特点和伊斯兰传统相结合；(2)村社社会主义，以恩克鲁玛、杜尔为代表，主张在非洲农村原有的‘大家庭制’基础上搞社会主义；(3)民主社会主义，突尼斯的布尔吉巴、塞内加尔的桑戈尔等接受西欧社会党国际的影响而提出这一政治主张；(4)非洲科学社会主义，安哥拉、莫桑比克、贝宁、埃塞俄比亚等国在70年代提出以‘马列主义’为指导，80年代后期又先后宣布放弃。(11)不难看出，前两个流派主要带有很强的非洲传统思想和固有观念因素，而后两个流派主要是受到国际社会主义和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尽管不同流派各有侧重、各不相同，然而有一点却是相通的，那就是“它们均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主观上选择了一种既非共产主义、又非资本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却是在社会主义的口号下复兴民族主义”(12)。
虽然非洲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思想和实践存在极大的差异，在发展过程当中又进一步多样化和复杂化，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还能看出，“非洲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单一的思想理论和发展模式，而是非洲各国宣称奉行的各种社会主义的统称”(13)。但这不等于说它们都是互不关联的，它们最明显的表现便是都“承认并弘扬非洲传统文化与精神价值，包括村社制度及若干宗教教义，强调非洲是一个有‘共同利益’的整体，需要‘团结’和‘统一’”(14)。可见，事实上它们还是存在其他一些共同特征的。
（一）民族主义的内核。民族主义是非洲社会主义的内核，也是其最显著的特征。“非洲社会主义实质上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这些国家的成立都经历过武装斗争或群众运动，其领导人大都曾是泛非运动或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中的革命派。”(15)这就是人们为什么称这种社会主义为“民族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因。“‘非洲社会主义’的提出，一方面反映了非洲人民向往平等生活、追求理想社会的迫切愿望；另一方面则表现出他们希望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希望有一种反映非洲社会特点表达自身价值观点的思想意识。”(16)这种以独特形式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的特征也有其特有的表现：强调本民族的传统价值体系，强调自己独特的“中间道路”或“第三种理论”，强调对外的民族解放斗争而忽略内部的阶级分化和阶级冲突。
（二）曲折中前进的态势。从非洲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过程和轨迹来看，非洲社会主义的发展呈现此起彼伏、在挫折和困境中曲折前进的态势。二战后逐渐兴起的非洲社会主义到20世纪60年代达到第一次高潮，这一高潮由于1966年加纳社会主义因军事政变而停止；第二次高潮是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等国也纷纷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但随着1984年几内亚军事政变宣布放弃社会主义，各国几乎均程度不等地出现经济不景气或社会动荡，这一高潮也就悄无声息地转入低谷。特别是在苏东剧变后，打社会主义旗号的非洲国家越来越少，但还是有津巴布韦、坦桑尼亚等国一直坚持“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
（三）名称和形式的多样性。非洲社会主义的第三个特征是名称和形式的多样性。据统计，在二战后仅30年里，在已独立的非洲国家中有近半数的国家先后宣布实行社会主义政策，但它们的名称和形式就如同其理论来源及思想体系一样五花八门。除了上述四种社会主义之外，还有坦桑尼亚的“乌贾马社会主义”、赞比亚的“人道社会主义”、马达加斯加的“福科诺纳社会主义”、毛里求斯的“温和与适用的社会主义”等。(17)
（四）浓厚的宗教色彩。非洲社会主义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大都表现出浓厚的宗教色彩，而且大多数社会主义流派对科学社会主义还具有排斥的倾向。虽然各个流派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当大多数民族社会主义执政党及其领导人打着“社会主义”旗帜上台后，大多数的民族主义执政党都不同程度地排斥甚至是诋毁共产主义。卡扎菲就曾公然宣称利比亚的社会主义是“反对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还强调说“我们反对共产主义对历史、宇宙、生存和民族、宗教、经济等问题的看法”。(18)
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非洲国家大多与原宗主国的关系比较紧张，而与苏中等社会主义国家交往甚密，在照搬中苏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同时，对原殖民主义经济和私有制经济的改造采取了较强硬的不切实际、急功近利的激进措施。因而“非洲社会主义的社会实践具有脱离国情的激进性”(19)倾向的特征。
三、殊途同归的失败改革
要全面认识这种社会主义，仅理解非洲社会主义的由来、性质和类型还远远不够，还必须了解它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历史作用和影响。不仅要看到非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思想来源和理论体系的各不相同，更应看到其最本质的一面——它们常常在条件并不具备的时候，企图超越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采取相应过激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制度变革。各国在发展社会主义时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国有化，这些改革最终失败的结局也大致相似。这显然与其激进的民族主义特质是密不可分的。
（一）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大多是自上而下开始实行的，是自称社会主义的非洲国家所采取的一项重要的反封建措施。非洲居民的80%-90%是农民或农业工人。所以，各独立国家不论是奉行资本主义自由经济还是“非洲社会主义”，首先都需要解决农民问题，改变现有的仍由大地主和殖民势力左右的、不合理的土地制度。
土地改革首先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占优势、同时存在殖民者种植园的国家埃及展开。从1952年到1969年，埃及先后颁发了三个土改法令强行征收贵族地主、宗教寺院的土地，用十多年的时间逐步完成了土地改革。埃及整个土地改革的过程都充满了与大地主们激烈的斗争，大地主们拼命抵抗，纷纷私自抛售、转让和分散土地。接着土地改革在殖民者种植园占优势、同时存在部落村社所有制和保留地的东南非洲的扎伊尔等国展开，如同在村社形式下的小农所有制与封建酋长所有制占优势、同时还存在少量殖民者种植园的西非地区一样，它们的改革同样是十分积极但收效甚微。改革部分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还增加了各自民族经济的实力，为农村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不过，实际上它们只是暂时缓解了农村土地占有的矛盾，“农民与地主的矛盾一时有所缓和，但实际上原有的封建土地关系根本没有触动”。(20)
（二）国有化、本地化。为了尽快掌握本国的经济权益，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特别是受到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改革的启示，非洲国家纷纷学习国有化经验，实行本土化的国有化，以求改善国家落后的工业和农业现状，实现振兴民族经济的伟大抱负。
最早宣布实行国有化的依然是埃及。1956年7月26日，埃及宣布将英国控制的苏伊士运河公司归为国有，掀起了第一次非洲国有化的浪潮；1960年初，埃及又将本国两家最大的私人银行——埃及银行和埃及国民银行收归国有；1961年6月和7月，纳赛尔发布了一系列国有化法令，对于私人资本采用完全国有化、半国有化、监管制三种方式实现国有化；1963-1964年，进一步扩大国有化范围，除了小型工业、手工业和零售商及小部分中型的私人企业外，其余工商企业全部实行国有化，从而形成了国家垄断的经济体制。
在埃及的带动下，非洲社会主义各国均程度不等地实行了国有化方案，而实行这一方针的途径又因各国情况的不同而不同。但有一点基本上是共同的，那就是它们均试图将西方殖民主义的组织和殖民主义代理人所持有的主要种植园、银行、运输和保险公司、工商企业等收归国有；接着对工厂、矿山、铁路、石油等重要战略资源实行国有化。国有化使重要的生产资料大都掌握在国家手中，并依靠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外援建立起了一批国营企业，使国家的独立得到维护，经济状况也随之好转，初步实现了自己掌握自己的经济命运，迈向真正意义上的独立道路。然而，在国有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国有化使不少国家染上了急功近利的毛病，在开始有节制的国有化取得一定成效之时，“随之而来的全行业收归国有和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却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破坏和影响”(21)。
（三）农业集体化。很多非洲社会主义国家主张消灭个体经济，迫切希望早日能实现农业集体化。坦桑尼亚的“乌贾马运动”是非常好的例证，“该运动要在农村建立乌贾马村，参加者的土地、牲畜、大型农具和产品为集体所共有，人人从事劳动，实行按劳分配，每个成员的权利平等，崇尚非洲传统社会的民主互助精神。”“乌贾马村也是个自治的基层组织，受政府监督，并在政府的资助下建立学校、医院、俱乐部、商店等设施。”(22)事实并不如想像的美好，实际上这一运动严重脱离了当地实际，当时“广大农民根本不愿意搬迁在一起，更不愿意在分配中实行平均主义。政府用了强力推行集中政策”。(23)这种不切实际、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人为操作不仅破坏了当地的农业生产，还大大地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类似的改革在加纳也开展过，“恩克鲁玛在加纳建立700多个合作社”，“还建立了20多个国营农场”，但“由于体制不合理和管理不善等原因”，(24)收效甚微而不得不草草收场。
其他的非洲社会主义国家所实施的农业集体化，其结果大都殊途同归，几乎均以失败告终。不仅没能达到集中力量解决农村经济问题的目的，也没有能实现从农业经济转变到工业经济的理想，反而加剧了经济困难和国内矛盾。
四、无法超越“卡夫丁峡谷”的症结所在
非洲国家奉行的所谓“社会主义”在振兴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促进民主、开展社会福利等方面的确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倡导“社会主义”的非洲国家由于后期的经济衰退、债务繁重、通货膨胀等原因，大多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不是销声匿迹就是改弦更张。缘何如此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却这样草草收场，“两个山坡间开辟出的道路”缘何遭遇无法跨越的“卡夫丁峡谷”呢？
(1)国际环境的影响。国际环境对非洲社会主义造成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在美苏主导的冷战格局下，世界各国纷纷选择两大阵营中的一方，而只有此时的非洲尚是惟一还没有被两大阵营“开拓”的地方，美苏均视非洲为自己势在必得的势力范围，都想左右非洲国家的政局或是在非洲造成影响。因此，脆弱的非洲诸国更容易受到别国尤其是美苏势力的影响，并很大程度上受其左右。巨大压力下的非洲社会主义很难真正做到“自己走自己的路”。
(2)无产阶级势单力薄。追根求源，首先我们会发现非洲不具备发展社会主义的主观条件。非洲的无产阶级十分弱小，无产阶级政党尚不成熟，更无力担当起民族解放的重任。“无产阶级政党也大多没能在将马列主义与本国实际结合的基础上，卓有成效地开展强大持久的群众革命运动。”(25)况且当时好多宣传奉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大多都还没有产生自己的无产阶级政党，既没有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也没有强大的国家政权为依托作为施政的基础。最关键的失误还在于它们“没有真正理解社会主义的科学含义，不能把握社会主义的真谛，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26)当然，问题还存在于非洲文化上根深蒂固的落后性和巨大差异，教育水平长期得不到有效的提高，落后的文化面貌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
社会主义运动要是没有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和科学发展观来规范的话，其后果是不可想像的，非洲国家即使在实施社会主义后立即在经济或政治上都取得很大成就，但接踵而至的仍是盲目求快所带来的无法回避的严峻现实问题：国内再次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及由此诱发的社会动乱；在发展道路上他们要么是在照搬别国的经验，要么是习惯性地误打误撞，缺乏自主创新的能力，因此也就不能发明符合自己现实国情的科学的远景规划；经济发展缓慢，且严重不平衡，经济结构依然单一；农民不能团结在政府周围，在发展过程中他们得到的实惠少之又少，在劳动积极性受挫的同时不免会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诸多因素共同造成社会发展缺乏持续的推动力和牵引力。
(3)客观现实的制约。在客观上，部族、种族、宗教及地区矛盾始终存在，殖民统治造成经济的畸形发展，文化教育和制度建设都很薄弱，因此，在这样的生产力水平下并不具备发展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此外，政策失误又为非洲社会主义的发展制造了重重障碍，使生产力发展受到主观条件的巨大制约。政府在独立之初为实现经济的独立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必要的但不是不受限制的。这一点在农业集体化过程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合作社经营管理不善，生产不升反降，农民极为不愿加入，政府通常又会试图强制执行，甚至经常造成流血冲突。强制的后果是农民积极性的丧失，消极的背后隐藏的却是民众的挫折感和愤怒。
不能很好地理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盲目地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和规模化。激进的举措在国内政策中随处可见：实施国有化的国家在最初的有节制的国有化有所收益后胃口大开，在国有化的过程中也就大手大脚起来；急躁的大规模国有化非但没有促进经济的大发展，反而在很大范围内造成生产的停滞甚至下降；还由于这种“非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主义缺乏正确的经济理论指导，即使在国有化之后建立的大批国有企业由于管理上的不足、监督的不力，几乎都面临严重的亏损；土地改革虽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事实上仍然只是暂时缓和了矛盾，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土地问题的解决事关非洲社会主义的全局。
由此可见，非洲各国基本上都是在条件并不具备的时候，企图超越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采取相应过激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制度变革来振兴民族经济，非洲社会主义的实质是“有进步意义的激进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只是个号召民众的口号而已。因此，所谓的社会主义受挫也完全是无法避免的。
五、结语
这条“山谷中开辟出来的道路”在非洲走的并不顺利，反而日渐艰辛。其中缘由自不待言。“非洲社会主义”是一种“非科学”的社会主义，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以及现实情况的制约，它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消极后果。在两极体系的压力之下，在条件不成熟的前提下，既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更没能把发展生产力当作关键任务来抓，单一的畸形经济结构又得不到及时的纠正，落后的文化现状得不到改善，广大的民众得不到实质的好处。长此以往，很难不造成经济困难或政局动荡，社会出现大的危机或政权更迭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非洲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无疑会使“人民经受锻炼，从中汲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27)。邓小平同志说要好好研究一下非洲社会主义的用意大概就出于这方面的考虑，社会主义只有在不断汲取有益成分后才能走得更稳、更快、更远。
注释：
①(17)(19)(25)余建华《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页，第238页，第239页，第213页。
②⑧《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2-313页，第313页。
③1964年3月，马里总统马桑巴·代巴对法国《人道报》记者的谈话，转引自唐大盾等编《非洲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
④(15)参见http://zhjyx.hfjy.net.cn/Resource/Book/Edu/JXCKS/TS010070/0011-ts010070.htm.
⑤(14)黄宗良、孔寒冰《世界社会主义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9页，第371页。
⑥⑩(23)(24)高放主编《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新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72-473页，第474页，第481页。
⑦⑨(13)(22)唐大盾等编《非洲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第6页，第31页，第76页。
(11)(12)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71-472页，第471-472页。
(16)李安山《非洲国家民族建构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载于《亚非论坛》2002年第4期。
(18)吴治清《亚非拉各国社会主义》求实出版社1983年版第273页。
(20)(22)陆庭恩、艾周昌《非洲史教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页，第454页。
(24)赵明义主编《当代社会主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3页。
(26)李爱华、卢辉《非洲社会主义为什么不成功》，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1期。
(2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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