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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由主义的衰落
在30年代初发生的关于现代化的第二次大辩论中，美国确立了工业社会的改革模式，即通过政府干预来完善工业社会。〔1〕
新政改革被称为自由主义，而反对这种改革、坚持自由放任被称为保守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届民主党政府继续把新政改革深入进行。从战后到6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空前繁荣与富裕的年代，经济学家称这一时期的美国社会是“丰裕社会”。自由主义改革的成绩是显著的，自由主义成为社会生活中被普遍接受的改革信条，而‘保守’或‘保守主义’成了“美国语言中最不受欢迎的词条之一。”
然而，从70年代始，情况发生了急剧与深刻的变化。新政自由主义的局限性与弊病日益暴露，面对美国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人们开始对新政自由主义感到不满，或者认为这些问题的根源是新政改革，或者认为再不能依靠自由主义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事实上，“自由主义已提不出一个建立良好社会和调和各群体民众的理论了。”〔2 〕自由主义走向衰落。
首先，经济增长的放慢与‘滞胀危机’是对自由主义的重大打击。自由主义的基本政策之一是以税收、社会保障等形式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而这必须建立在经济的巨大增长之上。战后初期自由主义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经济的持续与高速增长。战后年代自由主义正是靠着经济的巨大增长调和了企业追求利润与贫穷者获得基本生活和安全保障的关系，使得“富人变得更富的速度比穷人改善穷困的速度慢了些”。然而，经济不可能总是高速增长的，70年代后，美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放慢，给美国的繁荣与稳定蒙上阴影，使自由主义的财富再分配方法难以为继。70年代同60年代相比，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从4.1 %下降到2.9%，工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从5.5%下降到3.2%， 而同一时期的消费品价格的年上涨率则从2.3%上升到7.1%，年均失业率从4.8%增加到6.2%。 越南战争又使作为国际货币体系支柱的美元地位下降，对外贸易首次出现逆差，通货膨胀日趋严重。整个70年代，尼克松、福特、卡特三届政府虽然交替使用‘反衰退’与‘反膨胀’两种手段，但均无济于事。这表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已无法治愈这种‘滞胀’并发症，只有改弦更张才能摆脱困境。
其次，愈趋严重的社会问题也使自由主义陷于困境。新政时期的福利保障原是为了在经济上救助贫穷与不幸的人，但一旦走上福利国家的道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随之形成，严重地冲击传统的中产阶级价值。传统的价值观念注重工作、家庭生活与社会秩序的稳定，福利主义对这些价值“全面出击”，在福利社会，“人们已不再感到工作的重要，失去了生活的目的性与自信”。新政自由主义重福利甚于工作，把“工作、依赖福利、吸毒、犯罪、堕落视为合理”，〔3 〕结果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例如，吸毒已成为‘美国病’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关于是否需要与怎样控制枪枝的争论，反映了人们对不断增长的犯罪率的担忧。暴力与色情影视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高离婚率更是冲击了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并造成了严重后果，主要是使离婚妇女及其子女不断贫困化，成为美国社会新增长的贫困人口的一部分。美国儿童贫困率高居西方发达国家之首。教育问题与种族问题也深深地困扰着美国。中等教育水平逐年下降与大学（特别是私立大学）学费的不断上升是教育中二个主要问题，结果是许多中产阶级子女学不到必须的知识与技能，今后难以在社会上寻找满意的工作。黑人问题一直是美国社会的顽症。30年代以来的新政‘大联合’是城市中下层居民、少数民族族裔与黑人对自由主义改革的共识与一致支持，黑人强烈地希望通过自由主义改革改变他们的处境，实现种族平等。然而，经过自由主义改革年代，黑人虽然在法律上已获得平等，但在教育、就业、升迁等方面仍得不到公正待遇，黑人仍是一个弱势民族。大量的社会问题以及教育与种族问题使公众感到自由主义的政策不能达到预期目标。而资本主义制度、价值观与社会秩序却受到了冲击，因此，在社会问题上，保守主义迅速抬头。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1968年，美国人持保守主义观点的只有31%，到1980年已增至60%。
再次，自由主义改革的一系列政策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中产阶级的反对。二战以后美国政府的财政预算扶摇直上。福利开支与年俱增，成为政府预算中最大的开支项目；冷战年代，美国军事开支空前庞大，成为政府预算中又一项重大开支；还有，政府干预的结果必然是官僚机构的膨胀。70年代初，美国政府已有8万多个规模不等的机构， 雇员约1200万人，占美国就业总人数的16%。80年代，美国各级政府部门的就业人数已逾1680万。为维持这个官僚机构，为这么多的公职人员提供行政费用与工资是一个巨大的难以忍受的负担。福利、国防、政府官僚机构，所有这些开支，主要是由中产阶级纳税人来承担。中产阶级，包括工人、职员、公务员、低层次销售人员、教师以及小企业主，对日益加重的税收负担与通货胀感到不满甚至愤怒。他们认为，他们被置于政府与穷人之间，是被遗忘的大多数，他们得不到政府的福利资助，却要养活那支“福利大军”和“以干涉别人为生”的官僚机构的工作人员。新政‘大联合’的裂痕开始扩大，许多人脱离民主党。新政改革的社会基础发生动摇，这为保守主义的卷土重来铺平道路。
总之，到70年代末，自由主义走入尽头，广大美国人开始抛弃自由主义寻求新的办法来促使经济增长与解决社会问题，把现代化引向深入。一些人由于对“过分活跃的自由主义”感到失望，逐渐转向新保守主义。年轻的一代则转向新自由主义。
二、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
虽然自由主义陷入困境，但是，许多美国人清醒地知道，放弃政府干预回到自由放任，是断乎不行的。在他们看来，自由主义不能抛弃，只能修补。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认为，通过政府干预促进经济增长是第一位重要的。自由主义把财富再分配看成是政府干预的重点，新自由主义则把促进经济增长视为重点。在新的形势下，政府对企业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自由主义认为，平等的重要性胜过自由，而新自由主义认为，平等不应该高于自由，自由地创造财富才是最重要的。平等与正义主要是指机会而不是结果的平等，特别是要给人民普遍的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因为这不仅是公民个人的需要，而且是经济增长和国家竞争力得以提高的必须条件。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美国的经济管理是失败的，短期利润导向是一个谬误，短期利益的获得常常要以长期利益受损为代价。新自由主义批评劳工组织，认为他们所要求的高工资与广泛的福利增加了企业的费用，削弱了美国的国际竞争力，有些新自由主义者毫不隐瞒地要求劳工对工资与工作条件作出让步。
新自由主义认为，政府应当着力于提高经济竞争力，以便同日本与西欧进行竞争。他们对政府的税收政策极为不满，因为一方面，“这种政策是非理性的与非正义的，是权力而非公共利益的反映”。应该对富人课重税。另一方面，这种政策是在鼓励非生产性投资以及海外投资，这显然不利于提高美国的竞争力。〔4〕因此， 新自由主义者建议政府减少或禁止进口，增加出口，以帮助本国软弱的工业部门实行现代化或进行转型；政府要通过控制预算和财政来加强对经济的管理，遏制通货膨胀。他们还认为，扩充美国军事力量同经济增长是密不可分的，目标都是维护超级大国地位。
然而，新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不同，新自由主义最关心的是“团体，民主与繁荣”，注重整体利益，强调个人对国家负有责任，认为“个人主义分裂国家已达10余年了”，现在是摈弃以自我利益作为行动基础的时候了。〔5〕因此， 尽管新自由主义如此强调经济增长的必要与政府的职责，但企业界人士对此抱怀疑态度居多，他们对政府经济增长缺乏信任，而更愿意接受自由市场政策，即降低政府税收，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新自由主义是要在“资本家显然不热情的时候，动员广大的支持者挽救资本主义。”〔6〕
与自由主义衰落形成对照的是，保守主义的复活与新保守主义的兴起。保守主义与新保守主义具有共同的信念。他们强调以自由市场而不是国家作为经济调整的主要手段，认为个人及企业的自由是经济发展与社会繁荣的关键。主张减少国家对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干预。保守主义出于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对政府干预持否定态度，对政府有责任与能力解决国家的问题不以为然。它认为，过去几十年的经验证明，自由主义解决问题的标准方法所产生的问题，通常比其已经解决的问题更多。
自60年代后期始，随着自由主义的日趋衰落，其原来的许多支持者纷纷脱离自由主义阵营，逐渐向保守主义靠拢。这样，到70年代中期，保守主义在其内部形成了三个派别；一派是共和党右翼，也称老右派，它以正统保守主义自居。一派是新右派，它是当今保守主义阵营中势力最强大的派别。第三派便是新保守主义。
老右派、新右派和新保守派的成员构成各不相同。老右派代表传统的保守主义，其主要成员是美国政界，工商界和军界的中上层人物，多数集中在共和党内。新保守派的主要成员是中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其头面人物多为学术界舆论界有影响的知识精英与高级行政官员。而新右派则声称代表了广大中下层民众。因此，尽管他们奉守上述保守主义信念，但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上观点不尽相同，各派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新保守主义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自觉运动。其开端可以追溯到60年代。新保守主义者强调自由市场，认为政府不可能有类似市场的调节功能。新保守主义虽然愿意为某些极为重要的社会目标而干预市场活动，但它宁可通过“操纵市场甚至创造新市场来实现这些目标，而不愿依靠官僚机构的直接控制。新保守主义主张一种有限度的程序化民主，认为广泛的民众参与是危险的。“一种制度愈民主就愈容易由于内在威胁而发生危机”。过分民主与权威不受尊重是新保守派担心的一个问题。它还强调接受传统、尊重道德、宗教和精神价值观。新保守派极反对激进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改变”平等与自由的含义，指责他们把平等荒唐地理解成结果平等。新保守派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收入分配是合理的，因为它是人们的自由意志而非政府强迫的结果。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是自由的必然产物。美国当今的问题是个人失败的结果而不是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的结构性缺点所致。
新保守主义特别反对来自中产阶级的“新阶级”，认为这些人在前所未有的富裕环境中长大，在成长过程中未经挫折，这些人认为别人也应当享有同样的机会而没能认识到这是难以办到的。更不幸的是，这些人都是平等主义者，并怀有反对商业的态度。因此，美国领导的失败与美国文明的衰落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这个“新阶级”反对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7〕
与新保守派不同，新右派不单是一种政治信念，还是由千百万具有共同观念的人参加的社会运动。“新右派”一词最初在1975年由著名的保守派专栏作家凯文·菲利普斯所使用。他指出，新右派是对美国政治的一次有重大意义的背离。新右派的基础广泛，但主要由两类人组成。一类是原教旨主义的宗教团体，主要集中在美国南部与西部。另一类是全国的“中间派激进分子”，这类人为数甚众，占美国人口的25%。他们大多属于中下层，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但并未获得高地位高收入的工作。新右派认为自己是忽视了的中产阶级，承受着富人、穷人、少数民族和政府机构多方面的压力，政府干预使他们这些无权的、勤劳工作的中产阶级为穷人和少数民族的要求作了牺牲。新右派认为，30年代出生的一批精英掌权后，逐步扩大了自己的队伍，主宰了司法与行政部门。在新右派看来，这些人没有道德责任感，都是实利主义者。他们放纵自己，蔑视工作、家庭、自我奉献精神、团体意识和社会道德秩序。因此，新右派主张取代现在的掌权者，换上新右派的拥护者。
新右派更强调文化与社会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与主张。它重申父母抚养与教育子女的权利，给予父母检查孩子教科书的权力，并有权销毁与其价值观相违背的内容，保护私立学校，反对政府庇护同性恋者，反对自由堕胎，提倡把老人安置在家里看护。在公共生活方面，新右派将宗教道德作为美国的一种稳定力量，主张人们有权在学校或其它公共场所进行祷告，有权在公共场所举行宗教仪式。它还主张通过包括极刑在内的严厉惩罚措施对付犯罪，但反对控制枪枝，认为这是保护人权与自由的最后一道防线。在经济上，它所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是税收负担。它赞同大规模地减税以鼓励企业发展，对政府的支出加以限制。新右派声称，“坦率地说，我们只想阻止社会主义。”〔8〕
新右派认为，占人口多数的中层民众是美国传统文化的真正代表，因此，新右派重视中下层民众的政治活动，提倡平民主义。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我们不能接受现状，新右派不愿保守，我们要变化——我们是变化的力量，而改变现状是要通过群众活动的。”〔9 〕如上所述，新右派是同时带有渐进的、保守的与自由主义的色彩的思潮，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少见的。
综上所述，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试图用不同的方法解决美国面临的问题。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为美国现代化的第三次大辩论作了思想上的准备，一如进步主义思潮为第二次大辩论作了准备。
三、向右转与变革取向
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全社会已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情：建立在新政自由主义之上的政策都已归于失败。人们渴望用一个新的方法来试一试。在这一背景下，发生了关于美国现代化的第三次大辩论。1980年大选获胜的里根属保守主义阵营中共和党老右派。早在1964年，里根曾帮助极端保守派人物戈德华特竞选总统，但当时保守主义卷土重来的时机远未成熟。在其后的二届加州州长任内，里根逐渐完善了他的保守主义思想。作为老右派，他反对国家干预，主张回到自由放任。他竭力攻击联邦政府及其自由主义政策。里根在1980年竞选时说，现任美国政府正在窒息人民。他把这一攻击追溯到新政，说新政原先被认为“只是医治大萧条的痼疾的一种临时药剂”，但后来它却“打算对政府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他们得到的权力使他们几乎比我们选出来任职的那些人更有力量。”〔10〕这就是说，里根认为政府机构的膨胀已经超越了民选代表所具备的权力的范围。正是这种厌恶政府与政府干预的感情使里根在60年代初从民主党转入共和党，从自由主义转向保守主义。1980年里根的竞选纲领可以概括为：小政府、平衡预算、家庭价值与以实力求和平。这是一个标准的保守主义纲领。关于小政府，里根的观点是：“联邦政府不能解决问题，联邦政府本身就是问题”，特别是通货膨胀，是“今天面临的最大威胁”，而这正是国家干预的经济后果。在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特的电视辩论中，里根向美国选民提问，“现在你们的日子是不是比4年前更好？买商品是否比4年前更容易了？”〔11〕里根提出的小政府计划包括，第一，大量削减税收，个人所得税在3 年之内每年削减10%。大幅度降低企业投资所得税。第二，大力降低计划中的非国防开支。第三，稳定货币，降低通货膨胀。第四，取消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管制条例，放松对企业的限制。里根认为，小政府计划可以抑制通货膨胀。共和党纲领写道：“共和党相信，通货膨胀只有通过抑制财政支出与货币发行量以及大量减少对储蓄、投资与生产活动的管制性障碍才能加以控制。”〔12〕
关于社会问题，共和党内的主流派希望回归到传统的价值观念上，并指责联邦政府的干预促使道德败坏。共和党主张重建家庭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联邦政府不再干预私人生活。里根认为，权力回归个人会纠正近几十年来的弊端；一切美德存在于人民之中，而所有罪恶均因政府而起；人民的美德因为政府干预私人领域而破坏无遗。共和党纲领写道：“我们反对给联邦政府更多干预家庭生活的权力的任何动议。”〔13〕
1980年大选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一次重大决战。共和党打破了从新政以来的民主党联合阵线，从中争取大量“普通的美国人”，即中产阶级，其中许多是蓝领工人。蓝领工人原先是民主党联合阵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后，他们的经济地位提高，迁往郊区生活，这使得郊区的人口结构发生变化。而共和党的重振旗鼓正是从郊区入手的。在1980年大选中，共和党从郊区居民中获得了最多的选票。其次，大多数种族集团支持共和党。这样，新政以来的民主党联合阵线土崩瓦解了。虽然民主党继续得到黑人与妇女的支持，但更多的白人选民把选票投给共和党。里根保守主义的获胜主要是由于白人中产阶级的支持。中产阶级是美国政治中的决定性因素。正是中产阶级的支持，新政大联合维持了半个世纪之久，而自由主义也成为美国现代化的主旋律。然而，自由主义政策带来了大量问题，自由主义失去了活力，民主党在1980年大选中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中产阶级于是选择了共和党保守主义。1980年大选的研究者西奥多·怀特对中产阶级的思想转变过程写道：“人们为了追求平等曾经造成一种盘根错节的依存体制；而美国人深信，为平等付出的代价已勾销了机会所作的承诺。这些思想在竞选活动中，始终互相斗争，而且一种思想压倒了另一种思想，这使得1980年大选成为历史的分水岭。”〔14〕
共和党三届政府（1980—1991）利用选民对自由主义的不满与思变情绪把美国政治向右转。但向右转不是变革。“向右转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发现了新方法，一下子就万事大吉了。”〔15〕事实表明，保守主义没有解决新政自由主义带来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倒是把有些问题更严重化了。早在保守主义上台时，经济界就担心，里根的反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可能导致失业率上升，缩减税收会使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压缩联邦开支则意味着削减社会福利津贴。果然为此。通货膨胀急剧上升，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陷于严重衰退之中，1981年后，出现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经济衰退加上里根的“劫贫济富”的税收政策，导致中层与下层居民生活每况愈下，富者愈富，贫者愈贫。〔16〕保守主义只为少数人铺设成功之路。社会学家作了形象的比喻：“有些人在通往成功的路上穿的是用高科技制的鞋，有些人穿的鞋则是昨天的式样，而还有人根本就没有鞋。”〔17〕
在保守主义已告失败，民众迫切要求变革的环境中，1992年与1996年大选成为关于美国现代化的第三次大辩论的继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的竞选口号是“希望与变革”。克林顿高举改革的旗帜，向选民们宣告：“只有我才代表变革的真正希望。”他宣称他是“新民主党人”，“不同类型的民主党人”。〔18〕就是说，他与新政以来奉行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不同，他将用新方法应付挑战，迎合时代潮流；他将以新的改革姿态重新维护中产阶级的利益与价值观。从他的竞选纲领与实践看，克林顿的变革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他接受了新自由主义基本信条，即通过国家干预维护中产阶级利益。他的税收政策特别具有这一特色。克林顿主张公平课税，其具体计划是把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家庭的最高税率从31%提高到36%。对百万富翁增收附加税。与此同时，对中产阶级实行600亿美元的税收减免。 他还提出了类似于新政时代的通过举办公共工程来解决失业的就业方案，计划每年投资200 亿美元，重建美国的运输基础设施，并对年轻的下岗人员进行职业培训。此外，他还提出要减免对新投资的工厂与设备的税收，支持建立企业区。
其次，克林顿的变革计划也吸取了新保守主义的合理成份。在克林顿看来，保守主义的失败不意味着美国应重新回到新政自由主义。“我们国家需要一个新的经济学，它得包括来自保守主义方面的贡献。”〔19〕保守主义的主要批评是政府庞大的预算造成巨额的财政赤字。对此，克林顿计划在4年内使财政赤字减少一半。 克林顿还从新保守主义的实践中得出结论：鼓励企业的发展对振兴国家经济至关重要。所以，他的竞选纲领高度重视企业的发展。他说：“私营部门必须保持其主动性，但政府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对新建工厂与新投资的设备免税就是对企业的一大支持。他还表示，要帮助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经济界认为，克林顿的经济学将会是一条介于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之间的中间路线。
第三，克林顿的变革计划是把国内外形势与政策结合在一起考虑的。他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经济是外交的主要因素，经济安全在对外政策中应置于首位。他说：“现在我们必须理解，我们国家的安全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我们卷入世界的成功并不依赖于带给华盛顿政治家的新闻摘要，而先依赖于带给勤劳任事的中产阶级美国人的利益。”〔21〕他批评共和党使美国“成为一个因经济衰弱和缺乏远见而失去活力的军事巨人”，而他的政策首先要使美国成为经济巨人，“在一个充满巨大变化的时代，去建立一个安全、自由、民主、自由市场与发展的世界。”〔22〕
民主党在重新发现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同时，竭力找回中产阶级的支持，重建民主党的变革联盟。在1992年的大选中，克林顿除继续得到黑人与妇女的广泛支持外，他争取了种族集团的支持，例如，在犹太人选票中，他共得78%。他保持了黑人与西班牙裔人对民主党的强大支持，他也赢得了更多的工会会员的选票。总之，克林顿在各类选民的选票中都领先，只有白人新教徒除外，在这一类选民中，他比共和党候选人布什落后13%。概括地说，1992年，除了中产阶级上层与富人外，其余各收入阶层都支持克林顿。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关于美国现代化第三次大辩论的社会背景，共和党保守派与民主党变革派的社会基础与各自代表的阶级利益。我们还可以看到美国这个“移民之邦”，即使到了今天，它的活力与改革势头仍然来自种族集团，而白人中产阶级一般地是比较保守的，他们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不愿扩大平等。我们还可以看到，美国社会的凝聚力首先来自种族集团与白人新教徒的保持一致，这正是美国现代化的变革取向。
在1996年大选期间，在同共和党对手的辩论中，克林顿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变革思想，使他的“新民主党人”的自由主义变得清晰可辨。克林顿坚持国家干预，但反对大政府。他说，“我认为大政府的时代过去了。”但是，他反对共和党的保守主义立场，后者认为政府应该靠边站，让人们自谋生路，市场就能解决问题。克林顿反驳说：“市场确实是了不起的，然而市场（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中）并不能给予我们安全的街道、清洁的环境、平等的教育机会、贫穷婴孩的健康孕育以及健康而可靠的晚年。”〔23〕显然，这些是政府必须履行的职能。克林顿批评共和党在政府问题上的错误时指出，自1980年里根上台以来，共和党的主流已从“小政府几乎永远比大政府好”转变为“政府永远是个问题。”共和党的真正意图是取消国家干预，回到自由放任。正是这一点上，划出了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基本界线。
在减税问题上，克林顿政府主张对中等收入减税。在其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对全国年收入在2.5万美元或以下的1500 万户中等收入的工人家庭实行减税，平均免税1000美元。在1996年大选中，克林顿提出限定目标的减税计划。所谓限定目标就是把目标界定在教育与孩子抚养上。例如凡缴纳大学学费可享受 1 万美元税收减免。 克林顿批评共和党的5500亿美元的减税计划，说这个减税计划是“极其冒险的”。因为它必然增加财政赤字，这个计划也是错误的，实际上是对富人与最富的人的减税，对900万最贫穷的工人家庭实行增税。 克林顿在电视辩论中明确表示：“我肯定要制止他们的预算。”“如果我不制止它，那末将有损于我们的未来。”〔24〕
关于社会福利是困扰民主党的主要问题之一。面对举国上下对福利现状的不满与政府难以用福利填平贫穷的沟壑，新民主党人对新政以来的福利加以反思。克林顿的智囊团总结福利政策的四大失败：一、削弱了工作的刺激因素，并把穷人孤立于经济与社会主流之外。二、福利惩罚了婚姻，支持了单亲家庭现象。三、福利制度效率低，而且把权力给了官僚而不是穷人。四、福利未能支持美国的价值观。福利制度奖励失败而不是奖励成功。〔25〕他们批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在福利问题上的片面主张，试图越出多一点福利还是少一点福利的选择，制订一项新的战略，即福利改革的扶助战略。这一战略要求从福利走向工作，以便把穷人从福利和贫困中解放出来。政府的责任是为穷人提供进入美国生活主流的机会，穷人的相应责任是努力履行个人义务与避免让社会付出高昂的代价。鉴于管理社会福利是造成政府机构庞大与浪费的重大因素，新民主党人提出要少依靠行政系统提供服务，多依靠把权力交给贫穷公民的志愿组织和市场刺激，以便少花钱多办事。在1996年的大选中，克林顿把这些思想概括为机会、责任、社区这三个基本价值：政府为第一个公民提供机会；每个公民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在共同的工作中，形成强有力的社区，与全国的团结一致。克林顿说，他要“福利改革，使之成为第二次机会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26〕
克林顿的变革在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初见成效。美国经济形势看好。经济年增长率为4%；通货膨胀得到控制，联邦政府赤字从2900 亿美元降到1170亿；创造了1000万个新的工作机会； 政府雇员精简了 22.5万；200万人摆脱了福利依赖，重新上岗。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 形势继续看好。经济繁荣，物价稳定，个人收入普遍增长，失业率保持低水平。这些给新民主党人的改革带来了希望。如果克林顿政府执政期间，确实能找到一种合理的新经济学，那么，民主党完全可能继续执政一个时期，即令共和党在一个时期取而代之，也会执行民主党的政策。反之，关于美国现代化的第三次大辩论将会继续下去，直至找到一个能整治美国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新经济学。
注释：
〔1〕参见拙作“试论关于美国现代化的第二次大辩论”， 《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10期。
〔2 〕〔3 〕吉利亚·皮尔《复兴与反击：美国当今的右派》（牛津，1984年版），第41页。
〔4〕蓝德尔·罗滕伯格《新自由主义》（纽约1984年版），第 179页。
〔5〕〔6〕〔7〕〔9〕肯尼思·多尔韦等《美国当今的意识形态》（纽约1988年版），第70页、第84页、第134页、第237页。
〔8〕皮尔《复兴与反击》第201页。
〔10〕〔14〕怀特，《美国的自我探索》（中译本）第351页、 第484页。
〔11〕罗伯特·迪万《美国的过去与现在》（格林维，1990年版）第564页。
〔12〕〔13〕庞珀，《1980年选举》第49页、第53—54页
〔15〕〔19〕赫伯特·斯坦，《总统经济学》（中译本）， 第256页、第300页。
〔16〕托马斯·埃尔兹等，《连锁反应：种族、权利与税收对美国政治的影响》（纽约1991年版）第219—220页。
〔17〕艾伦·埃伦霍尔德，’一个时代悄悄地结束”，《纽约时报》1992年11月1日。
〔18〕〔25〕威尔·马歇尔等主编，《克林顿变革方略》（中译本）第8页、第294—301页。
〔20〕〔21〕〔22〕比尔·克林顿，“美国安全的新契约”，《哈佛国际评论》1992年夏季号。
〔23〕〔24〕〔26〕比尔·克林顿，《希望与历史之间》（中译本）第17页、第171页、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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