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清初江南“打行”研究（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南论文,之二论文,明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
打行固然气焰炙人，但因其以“勇力”为资本，以抢打为生涯，故既缺乏独立性，又不为王章国法所容。为了逃避官府惩治，他们往往投于势宦门下，寻求政治庇护。明人赵用贤云：
打行之风，独盛于吴下。昔年督粮翁大立，尝被其害，几及大乱……近者踪迹愈密，诡名于乡宦家人，遂致道路以目，官司莫敢谁何？”（注：赵用贤：《松石斋集》卷二九《尺牍六·与陈按院》。）
清人余国柱云：
打降之为害，地方惟三吴有其事，遂有其名……城镇乡村无处不有，藉拳棍为生涯，视良善如几肉……倚靠势豪为城社，结连衙蠹为腹心。彼既恃有护身之符，尚何畏三尺之法？”（注：康熙《常熟县志》卷五《风俗》。）
然而，打行对绅士的依赖也非一厢情愿。对绅士来说，为了保护既得利益，更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也需借助打行之勇力来施展其势。例如，民抄董宦时，“董氏见万民汹汹，祸在旦夕，纠郡中打行恶少扞卫。”（注：佚名：《民抄董宦事实》。）昆山徐宦之子徐四爷为了占夺邻人田房，“飞驾械船二十只，统部枭狼仆高已、徐音等百凶”，肆行抢打（注：《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24。载《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其家奴顾君甫谋占邻人田产“百计谋圆不遂”，于是“埋伏打降二十枭，各执金箍铁尺器械”，指喝画押，强行占据。（注：《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30。载《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松江“宦孽”高槎客、高介祉、高玄照等人，谋占邻人房产不遂，即“霹驾风水有碍为由”，“统枭百众，列械层围，斩门抄燹，逢人便殴，遇物即伤，门窗锅灶，顷成齑粉”，邻畏闭户莫救。（注：《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9。 载《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徐元文侄徐振绂窜踞太仓，“纳闯将胡恩、盛五、沈石朝官、陈祥等二百余枭，助恶行凶。”（注：《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2。载《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
正是在上述动机的驱使下，绅士力图对打行进行渗透和控制，并主要采取下述方式：
一是亲自加入打行。下层绅士流氓化是晚明突出的社会问题，其情已具于顾炎武《生员论》一文中（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一。）。作为一流氓群体，打行自然以市井恶少、游手好闲之辈为主体，然而因打行有利可图，所以不少下层绅士如落第秀才，自思上进无望，便厕身其间。《亦巢偶记》载：打行“有上中下三等，上者即秀才贵介亦有之，中者为行业身家子弟，下者则游手负担里巷无赖耳，三种皆有头目。”（注：禇人获：《坚瓠集》九集卷二《打行》。）吴中，“间有豪民拥姝丽游宴，必邀一二庠士置上座以防意外。至民间兴讼，各倩所知儒生，直之公庭。于是吴中相侮，遂有雇秀才打汝之语。”（注：《万历野获编》卷二二《海忠介抚江南》。）康熙年间，常熟势宦翁是龙等募集劣衿为打手，“斩掘坟家，抬抢墓碑。”（注：《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19。）
二是乡绅子弟、家奴结交打行。晚明江南乡绅，历来以“虐民”为人诟病，而其虐行的实际操作者则多系乡绅的子弟、家奴。如华亭乡绅徐阶“子弟家奴暴横乡里，一方病之，如坐水火。”董其昌之子素不加检束，倚势煽虐，乡里侧目。苏州乡绅徐廷禄“所用家童，皆能致厚产，豪于乡，乡人畏之如虎。”（注：沈瓒：《近事丛残》卷一。）在乡绅子弟、家奴肆横过程中，往往勾结甚或加入打行，以壮其声势。《福惠全书》云：
近日吴越州邑，有等无赖少年，并纠合绅衿不肖子弟，焚香歃血，公请教师，学习拳棒，两臂刺绣花纹，身服齐腰短甲，狐群狗党，出入茶坊酒肆，蜂游蝶舞，颠狂红粉青楼。闻他人有不平，便指报仇而恣抢夺，忤伊凶于一盼，辄为攒殴而折股肱，号称太岁，名曰打降。（注：黄六鸿：《福惠全书》卷一一。）
《太仓州志》载：
吾州恶习，多相殴，或倩无赖，曰打行；或倩若辈（家奴），曰宅里人。大约打行半系宅里人，则若辈尤雄。凡其族党与外亲，并外亲之外亲，俱狐假作焰。（注：崇祯《太仓州志》卷五《风俗志》。）
江苏太仓打降首领沈君甫、胡恩即是乡绅徐振绂的家奴；“白拉光棍”杨椿系昆山徐春元之仆。（注：《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17。）
三是绅士之家蓄养打行。如乡绅董其昌“招集打行，肆行诈害，温饱之家，则挜债而盘其田房；膏染之子，则纠赌而席卷其囊橐。囹圄怨气冲霄，圜圚怨声载道。”（注：佚名：《民抄董宦事实》。）松江乡绅高槎客等“招纳盐枭打降”，为害乡里（注：《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9。）。徐乾学子侄、 工部尚书翁叔元侄子翁是龙、翁振翼、河南道邵登之子邵锡麒等人即豢养了不少打降。（注：《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19。）南京势豪邓玉堂“蓄虎棍数十人，遇江上卖舶至者，令其党假充诸色人给事贾人所，或为缝纫，或为祷祠，因得贾人乡里姓氏，与其祖父诸名字，写伪券怵之曰：‘某年而祖父游金陵，负我金若干。’贾人多错愕不能辨，其党又大言恫喝，或居间游说胁持之，往往如数偿。间有识其诈者，辄钩致于家，置水牢中，其人闷绝，辄偿所负以求解。有讼者，请托抑其词不行，或讼者反被重刑而去，南都莫可如何。”（注：顾启元：《客座赘语》卷八《陈侍御》。）
绅士对打行的控制，其意义不仅在于控制了打行本身，更重要的是由此还控制了其他流氓群体。江南流氓虽有多种名目，但并无严格的界限。首先，各流氓群体或互为勾连，或互为牵制，或同时受雇一主，关系至为密切。如太仓州有流氓组织“罡会”，“入会者讼师、打行、衙役”，每月量贫富投柜，“一人有事，即出柜中物，群致力，遂横莫遏。”（注：崇祯《太仓州志》卷五《风俗志·流习》。）常熟流氓组织访行，罗致讼师、打行、清客于门下，为害地方（注：佚名：《虞阳说苑》乙集《虞谐志》。）。在苏州、嘉善等地，访行每以打行为其“爪牙”，讼师每以打行为其“羽翼”，豪棍每以打行为其“鹰犬”，而讼师又为访行之心腹，打行也常借助讼徒的“辩口”进行活动。（注：参见《虞谐志·序》；李陈玉：《退思堂集》第一册，《述职言》。）而在上海一带，有打降、白拉、盗牛等流氓团伙，“凡白拉、盗牛，无非打降把持。”（注：嘉庆《南翔镇志》卷一二《杂志》。）太仓乡宦徐振绂“招讼师盛汉宗，参谋造囤；纳打降胡恩、盛五、沈石朝官、陈祥等二百余枭，助恶行凶；纵豪奴胥二、费戍等，草菅民命；交访革复充权吏王聚德、王聚斌、王聚升、杨茂凡、杨殿臣等一班，挟官枉法。”（注：《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2。）
其次，各流氓群体的活动往往互有交叉。《南翔镇志》载：
市井恶少无赖所谓打降、白拉者，是处有之……打降逞其拳勇，凡抢亲、抗孀、抬神、扎诈诸不法事，多起于若辈。白拉聚集恶党，潜伏道侧，候村氓入市，邀夺货物，或私开牙行，客商经过，百计诱致，不罄其赀不止。（注：嘉庆《南翔镇志》卷一二《杂志·纪事》。）
《太仓州志》载：
白赖，乡人持物，不论货卖与否，辄攫去，曰至某店领价。乡民且奈何，则随往，有候至日暮半价者，有徒手哭归者，有饥馁嗟怨被殴伤者。（注：崇祯《太仓州志》卷五《风俗》。）
《资治新书》载：
（江宁）出一种无赖喇棍，似非乞丐，游手好闲，以精壮之徒，故作穷凶之态，每日窥探婚嫁丧寿大小有事之家，或三五成群，或十余人一伙，到彼说油语数句，名曰叫好，因而索钱索酒，稍不如意，即行辱骂，若与理论，即肆行扛打，庶民之家寡不敌众，难与相争；富贵之家又体统自重，不屑与之较量……更可虑者，凡民间吉凶丧娶，亲朋毕集，往来杂沓，最易疏虞，此辈名为叫好，实窥家室之盈虚，并探门户之出入，以盗窃计耳。（注：李渔：《资治新书》二集卷十四《禁喇棍叫好示》。）
显而易见，上述白拉、白赖、无赖喇棍等流氓群体的所作所为，打行同样为之。这一特点决定各流氓的成员流动性，同一个人可以同时加入多种流氓群体。
正因为各种流氓势力相互勾连在一起，所以绅士对打行的渗透和控制也就意味对整个流氓势力的渗透和控制。从史籍看，绅士对打行之外各种流氓势力均有控制。
以脚夫为例，康熙年间“江湾两镇，若辈什百为群，投托势宦，接纳豪奴，私自分疆划界，凡商民货物横索，脚价稍不如意，则货抛河下，无人承挑，商贾裹足。”（注：民国《江湾里志》卷三《徭役》。）长洲“地方冲要桥梁，向被脚夫恃强霸踞，各宪通行禁革。今有娄门外脚夫万□顾□等贿匿宪示，倚仗势豪，从未常遵纤毫之令。”（注：《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153《遵奉各宪严禁脚夫勒索碑记》。 ）嘉定县脚夫“什佰成群，投托势要，私划地界，设立盘头、脚头等名目，盘踞一方……有司碍于情面，不加惩创，养成骄悍，日甚一日。”（注：《上海碑刻资料选辑》207 《嘉定县严禁脚夫结党横行告示碑》。）以衙蠹、访行、讼棍为例，常熟访行，“为访行者，不过豪奴衙蠹，千百成群，犹仰乡绅之鼻息。”如访行首领朱灵均系孙方伯家优奴，钱维周系顾参政世仆，邹月升、邵声施、朱灵均系孙宦家仆。（注：《虞阳说苑》乙集《虞谐志》。）常熟大乡绅钱谦益、瞿式耜主使腹仆邹月升、安如盘等充粮吏、库吏，“库银半归吏囊，半归官橐”（注：《虞阳说苑》甲集《张汉儒疏稿》。）。“太仓之俗，豪奴皆为衙役，表里横行”（注：禇人获：《坚瓠广集》卷二《神救贤绅》。）。尤其在讼棍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生监。“凡刁猾地方，但有词讼，即有无赖衿棍包揽料理”（注：黄六鸿：《福惠全书》卷十一。）。在许多案件中，生员包揽词讼之事被揭出（注：参阅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载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绅士对流氓的渗透和控制，扩张了流氓的声势，因为流氓可借助绅士的招牌进行活动。昆山巨棍王子来，“恃与昆山大宦至戚”，谋人田产不遂，即“统虎子著名乡霸王尧中，带领羽党姚云、梅德等多凶，驾徐府灯旗，械舡蜂至田庄，阵捣入室”（注：《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15页。）。地棍许七、许二等“一门五虎”，杀人之后，自料“大辟难逃”，即“贿投昆山徐宦恶侄徐君甫，挟制县廉，不询致死根由，买嘱招房，删供换招，仅以许七拟罪掩饰，而主谋加功之许二等四凶，竟置不问，不收监，不加刑，概不正律，逍遥法外”（注：《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17页。）。光棍邹君恒，“恃昆山大宦为泰山，可倚长城之护，夜郎自大，吞嚼小民，毒遍穷檐，赃山孽海。灭（蔑）国用之银钱，造违制之竹筹，乡民卖布，止付一筹，执筹领银，八折称发，冤焰震野”（注：《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14页。）。金匮县脚夫更持有势宦给发的“灯牌”进行活动（注：《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525页。）。 常熟船枭倚势不法，“悬挂缙绅牌额护符，敢于接娼聚赌，包酒演剧。”（注：《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355《禁止酒浪等船停泊妨碍行舟示碑》。）
我们知道，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绅士是在明代正德以后逐渐形成并建立其对地方的控制的，（注：伍丹戈：《明代绅衿地主的发展》，载《明史研究论丛》第二辑。）在绅权社会结构中，绅士只是其深藏于整个权力体系背后“辐射点”，而其权力的运作是通过宗族、姻戚、胥吏、家奴、清客、门生、故吏、流氓等一系列社会组织、社会关系实现的。（注：参见拙文：《试论绅权》，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 ）因此，绅士对打行及流氓势力的渗透和控制必然强化绅士的社会控制力。从某种意义上，晚明乡绅肆横、流氓活动猖獗，正是二者交互为用的结果。
以上我们分析了打行的产生及其活动情形，下面我们不妨对打行所包含的社会意义作一如下推论，以为本文的结尾。晚明江南商品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它“冲破了由明王朝建立的体制，同时也引起了社会上的全面多变性。它造成了自16世纪初叶便出现并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越来越深刻的变化……一个无产阶级和一个市民小资产阶级形成了、农村生活变化了、农村生活渗透进了城市的影响、大商业阶级和商人的地位也在上升。”（注：谢和耐：《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364—368页。）如果说阶级结构的变动、农村生活的变化、大商业阶级和商人的地位的上升从正面反映了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那么是否也可以说打行的产生从反面折射出商品经济发展的曙光。因为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不会出现繁荣的市镇和频繁的城乡交流，而没有繁荣的市镇和频繁的城乡交流，就无法吸纳无业游民，也就无法为打行提供活动空间；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无法促进江南绅士势力的高度发展，而没有绅士阶层的发展，就无法在地方社会生成一种与以州县衙门为载体的正式权力并行的以绅士为载体的“非正式”的权力，而这种非正式的权力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必然建立自己的权力自卫体系，从而为打行的存在提供了社会需求。清王朝建立后，随着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控制力的强化和绅士势力的削弱，随着战争的破坏以及随之而来的商品经济的萎缩和市镇的萧条，打行逐渐因失去活动空间和顾主而销声匿迹。
[收稿日期]200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