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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文教学通讯》2013年3期上读到周老师的《有多少语文？》（见附录），作为青春语文的提出者和倡导者，我想说点我的看法，跟周老师商榷。
首先，从来没有“抽象”的语文。
我以为，理想化的教育乃是个性化的教师培养出个性化的学生的过程。在所有的学科中，语文学科的个性化更为突出。语文教学具体到课堂上，必然要由个性化的教师来演绎，而个性化的教师必然催生个性化的语文教学。罗素说，参差多态乃幸福之源。丰富多彩的语文教学风格的形成是语文教学健康发展的标志，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里程碑。
所以，黄厚江老师说“语文就是语文”这句话要一分为二地客观分析。我以为，这句话是在具体的语境下针对当前语文教学中出现的一些浮华混乱现象的纠偏，是一种带着主观感情的批评。它本身不是一个准确的判断。这就有点儿像我们说“人就是人”一样，这样的语句中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但没有理性的界定，不能拿它作为价值衡量的标准。所以，黄老师才会一边说“语文就是语文”，一边把自己的语文追求定义为“本色语文”。如果按照周老师的逻辑，黄老师岂不是自相矛盾？这实在是因为他没有读懂“本色语文”，也没有读懂黄老师所致。
其次，我想纠正一下周老师对这些“语文”的误解。
周老师发出质问：既然有本色语文，就应该有诗意语文，既然有精致语文，就应该有自然语文……他很迷惑，继续问：教说明文，会不会有诗意语文？教诗歌，会不会有本色语文？教中学生，会不会有少年语文……
我建议周老师系统地去读一读黄厚江老师的《本色语文》，这样他就不会问教诗歌“本不本色”的问题。我也希望周老师有时间研究一下赵谦翔老师关于“绿色语文”的论述，这样他就不会质疑“会不会有蓝色语文”。如果可能，他还可以翻一翻《王君讲语文》和《青春课堂》等书，那他就不会发出“少年语文”这样让我啼笑皆非的问题。如果还有空，他也可以看看董一菲老师的书，或者看看她的教学录像，那么他会知道“诗意语文”和教说明文一点儿也不矛盾……
我猜测，周老师对他批判的诸多对象大都没有系统地进行研究，大部分应该是望文生义，所以才会疑惑多多。
事实上，“本色”“青春”“诗意”“绿色”等词在这些语境中都不是名词，而是形容词。就以“青春语文”为例，我作为提出者与倡导者，有我自己的诠释。
这里的“青春”和年龄没有什么关系。它只是一种状态：课堂的、生命的、生活的状态。做教师，做一个人，永葆激情，永葆青春的梦想，永远拥有青春的活力和动力。我想，这是我们活着的全部意义和魅力。我自己曾经把“青春语文”的追求归纳为四句话：文本，有青春如新的解读；课堂，有青春灵动的设计；师生，有青春勃发的状态：生活，有青春如诗的旋律。我赋予“青春语文”的含义，是和周老师的理解迥异的。
再退一万步说，就按照周老师的逻辑，按照把“青春”理解为名词的奇怪思路，我也可以明确答复：“少年语文”非常需要！不仅是“少年语文”，就连“幼儿语文”“童年语文”“中年语文”都有研究的价值。我们事实上不可能用教中学语文的办法来教小学语文，一个优秀的大学中文系教授不一定能够成为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鲁迅教语文和朱自清教语文肯定是两个味儿。语文教学作为一门科学，跟其他科学一样，其内部的分类越细致，就越标志着这门学科的成熟。如何划分？角度很多，可以是年龄段，可以是学段，可以是城乡差别，可以是教师个性，可以是学生素质……如果非要“大锅饭”一锅煮，萝卜青菜大炖菜，语文研究只会陷于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混乱状态。
第三，对于周老师在文章中提出来的几个论据，我也觉得很有些站不住脚。
第一个论据，特级教师们在两地的公开课展示中表现不同，一地优秀，一地平庸。周老师说这是因为特级教师们都“独在展示自己的内在学养和执教风格”而没有“依靠教材，作用于学生”之故，所以“提这样那样的语文，对语文教学没有太大的益处”。我不知道这样推论的逻辑联系在哪里。不管是在黄厚江老师对“本色语文”的已至深刻的理论建构中，还是在赵谦翔老师已经名满天下的对“绿色语文”的阐述中，抑或在我自己的关于“青春语文”还非常薄弱的理论探索中，还有在其他如“精致语文”“深度语文”“生命语文”的研究中，研究学生，探索学情，本来就是语文教师研究内容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教学追求的天然构成。上公开课如打仗，胜败兵家常事而已。周老师说这些老师“一年后同样的活动”“执教却让人大跌眼镜”，语焉不详，我读之疑惑。第一，我不太相信特级教师们会在一个地点同时成功，也不太相信更会在同一个地点同时折戟。第二，就算同时折戟，大概也各有各的原因。这几个教师就恰恰是“青春语文”“本色语文”“诗意语文”等等语文的提出者吗？我觉得周老师下文轻率了些，没有逻辑严密的分析，只是似是而非地跟着情绪走而已。
第二个论据，对其他教师的影响，周老师说“这些追求往往带有个人色彩，与个人的学养、气质、执教风格紧密相联，甚至与自己的教学环境也不无联系。如果加以推广，食而不化者、邯郸学步者必然不少，对指导我们的教学非但无益反而有害。更为严重的是，有些教师会觉得我的教学既不属于这个语文，也不属于那个语文，从而对自己做好语文教学工作失去信心”。我不知道，是不是确有“失去信心”的老师在那儿做论据。或者，又是周老师一厢情愿地想象。
研究一种教学追求对其他教师的影响，途径很多。他们的文章，他们的书，他们的课，他们的报告，他们的博客……质疑者应该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调查和抽样分析，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而不是这样想当然地下结论。
榜样的力量不是完全地成为榜样，而是寻找榜样身上和自己契合的那一部分。每一个语文教师都有自己对语文教学的追求，这些追求再个性化，再独特，也必须符合语文教学的基本规律，否则，这些追求就不成其为追求，也不会得到广大一线教师的认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爱者慕之近之学之，在共鸣中寻找自我。不爱者自可以笑之远之甚至批判之讨伐之，也可以促成自己对语文教学的新思考的形成。
第三个论据，连钱梦龙、李吉林等大教育家都没有提出什么什么语文，你们凭什么这语文那语文？读到这段我真是觉得悲凉。周老师的逻辑是，因为钱老师、李老师很伟大，所以他们怎么活我们也就得怎么活，他们没有做什么我们居然敢做就是有罪。这是不讲道理！这是用名人来压人！就是因为前人没有做，所以后人才要努力去做。换一个角度看，钱梦龙老师、李吉林老师恰恰是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在他们那个相对更不开放更讲究思想大一统的年代，“语文导读”“三主四式”“情景教学”本就是一种对语文教学法的命名。我可以想见，在几十年前，当他们第一次亮出这些“新提法新观点”的时候，同样会有压力，同样面临各种各样的质疑。但是，如果他们随大流呢？如果他们心甘情愿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戴上他人的旧帽子呢？那就没有今天的钱梦龙和李吉林了。命名既是勇气，又是艺术。所以，评价一种教学追求，既要看“实”，也要看“名”。“名”“实”相符，就应该得到认可，受到尊重。
周老师的第四个论据更让我疑惑：据说“不同流派的语文专家们在某一个教研活动中分庭抗礼，这种语文与那种语文竟然干起仗来”。如果周老师所说属实，我要为这“分庭抗礼”大声叫好。我们的大部分教研活动实在是了无生趣，中国人习惯于老老实实遵循中庸之道，把说好话当护身符，把互相恭维当成熟，把“举手赞成”当习惯，如果还能有“干起仗”来的教研活动，我真要拊掌叫好，阿弥陀佛！
我们教语文，早已经教得锐气全无，个性丢失，四平八稳，有气无力，居然还有这么血性的老师和这么“真刀实枪”的教研活动，我愿意拜他们为师，愿意多参加这样的活动。
总之，周老师完全不必担忧这些提出者“笔走偏锋，各执一隅，如同盲人摸象，给自己造了一个壳，背负着一个沉重的负担，像蜗牛一样”。语文教学博大精深，如汪洋大海，如莽莽苍天，生命太短，能够用于专业研讨的时间更是有限。你再怎么努力，可能也只能是触到语文之一隅。这“一隅”已是宝贵，已是不易。要求全，求完美，才真正不过是“痴人说梦”。
最后，我想以我自己的经历说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命名”。
我当初提出“青春语文”的时候，还只是一毫无影响力的普通年轻教师而已。这样的对自己教学的提炼和概括，完全来源于一种直觉——对自己个性特色的直觉，对自己教学风格的直觉，对理想中的语文教学境界或者说对理想中的语文教学生命状态的一种直觉。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的内心有一种东西在涌动，有一种激情在喷薄，于是在一次偶然的教学手记写作中，“青春语文”这几个字就那么顺理成章地涌出来了。对我而言，它是在我自己的教学田野中自自然然生长出来的一棵树，开出来的一株花，既非呕心沥血，更无处心积虑。
我喜欢“青春”这个词语。它和我的性格底色很吻合，而且简直就是我灵魂的特质。你怎么活，你就怎么教。你活得青春灿烂，你就教得青春灿烂。你活得老气横秋，你可能也就教得老气横秋。生命的状态就是你的课堂的状态，有白发苍苍的“青年”，也有年纪轻轻的“老人”，决定你“青春不青春”的，不是你的年龄。
语文教学更是这样。课堂的迟暮衰朽已经让长期身处一线的我们自己都忍无可忍了。追求“青春”的课堂也许是我们自我救赎的路径之一。
总之，我的“青春语文”，事实上是向“内”的，是面向灵魂的，是我对自己的鞭策。后来，写的文章多了，上的课多了，老师、朋友也渐渐认可了我和这四个字的联系。这也是年轻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面镜子，这面镜子就是汉语中的某一个词汇。我们在互相寻找。有的人比较幸运，早早就找到了。有的人晚点儿找到。有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找不到。找到总比找不到好。这个词语，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定位。人生苦短，没有太多时间左顾右盼。完成自己的方式就是把这个词语放大，再放大，大到让这个词语跟你的身体灵魂完全契合，融为一体。到这个时候，也许你就不必再问“我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等诸多问题了。你要成为什么样的自己，你要教什么风格的语文，你都很清楚。这“清楚”乃是生命中的大幸运，教育中的大幸运。
就我的素养和基本功，我根本无力建什么流派，或者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等等。“青春语文”是我自己的责任田，也是我的精神后花园。我在里边栽花种草，慢慢地享受生活，享受语文，慢慢地完成我自己。
至于慢慢地有了一些共鸣者和同行者，我以为这只是证明保持青春的生命状态，追寻青春的课堂风格，契合了部分语文人的灵魂追求。他们拥护的不是我，而是拥护一种生命状态。
至于别人也碰巧提出了这样那样的“语文”，我非常理解，深知其中甘苦冷暖。其中，有部分师长朋友，因为研究精深，理论建构完备，还真“聚集了一支研究队伍”。我不觉得这是为了“吸引人们的眼球”。这是一种责任和担当。这是以身许语文，是大气魄和大奉献。
总之，我以为，无论如何，能够找到一个词语来为自己的生活重新命名，为自己的语文教育重新命名，这是需要思考力和行动力的。
有思考比不思考好。有提炼比不提炼好。有行动比没行动好。有探索比没探索好。
我觉得周老师根本不需要忧心。全国语文老师该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吧，这么巨大的人群，才有不到十个这样那样的“语文”，我觉得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如果有更多人对自己的个性特质有清楚的自觉，对自己的教学有清晰的定位，这绝对不是坏事。
我们这个国度从来主动习惯或者被动习惯于各种各样形式的专制，警惕个人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这声音哪怕微弱得很，渺小得很，也要急匆匆赶快弹压。我不觉得这是好现象。
这让我想起梁漱溟的那句话：中国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个人永远不会被发现。
每一个人都是绝无仅有的那一“个”，都应该有自己的名字，每一个人的语文也应该有自己的名字，哪怕这个名字默默无闻，但在自己的心中应该是明明白白的。
有了这个“名”，你就会去充实这个“实”，有“名”又有“实”，你的教学风格就形成了，你的生命的风格也就形成了。至于有多少人认可，我觉得这不重要。大浪淘沙，语文的历史自有公论。
我们不必追求青史留名。但不留名，我们也必须活得有名有姓。
有多少完整独立的个体，就有多少“语文”。
周老师，你以为如何？
有多少语文？
江苏兴化市沈伦中心校 周传松
偶读黄厚江老师的《本色语文》，时不时拍案叫绝。陆续又听说诗意语文、精致语文、青春语文等等，新奇之余，心想：哪来这么多语文？
既然有本色语文，就应该有诗意语文，既然有精致语文，就应该有自然语文，既然有青春语文，就应该有少年语文。由此类推，语文无数。既然无数，我们一线教师的学习又应该何去何从？有时候，我会想，教学说明文，会不会有诗意语文？教学诗歌，会不会有本色语文？教小学生，会不会有青春语文？教中学生，会不会有少年语文？如此看来，这样那样的语文只是从一个侧面观照语文这座高山，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记得有一次到南京参加“新课标新课程新课堂”的公开课展示活动，全国各地的特级教师都展示了自己的执教风格，让听者大饱眼福。一年后同样的活动，这些特级教师的执教却让人大跌眼镜。前后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反差？学生使然。语文教学依靠教材，作用于学生，目的是提高学生运用语文的能力，不独在展示自己的内在学养和执教风格，所以提这样那样的语文，对语文教学没有太大的益处。
也许有人会说，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这种情况反映了课改后教育思想的大解放，大繁荣。语文教师有自己的理论追求，这有什么不好？为语文研究找个切入口，便于研究的深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无可厚非的，甚至应该加以褒扬。可这种追求往往带有个人色彩，与个人的学养、气质、执教风格紧密相连，甚至与自已的教学环境也不无关系。如果加以推广，食而不化者、邯郸学步者必然不少，对指导我们的语文教学非但无益反而有害。更为严重的是，有些教师会觉得我的教学既不属于这个语文，又不属于那个语文，从而对自己做好语文教学工作失去信心。
钱梦龙、李吉林等语文教育大家从来没有标榜自己是什么语文，他们只是告诉我们语文教学的规律，教我们如何去提高语文教学艺术，但是他们的语文教学整整影响了一代语文教师。钱梦龙的“三主四式”，李吉林的“情景教学”至今没有失去它们的光彩，他们的理论使我们普通教师觉得语文教学并没有那么难，有章可循，扎实地学习是可以提高语文教学水平的。
在这个人人不甘平庸的时代，竖起一面大旗，聚集一支研究队伍，吸引人们的眼球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切不可笔走偏锋，各执一隅，如同盲人摸象一般，也不可给自己造一个壳，背负着一个沉重的负担，像蜗牛一样。据说一次教研活动，学校请了很多专家，这些专家分属不同的语文流派，结果在会上分庭抗礼，这种语文与那种语文竟然干起仗来，这实在太可笑了！
还是借用黄厚江老师的话：语文就是语文。自然没有那么多语文，如果要人为地制造出那么多语义，无疑是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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