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分歧的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民主主义论文,分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我党的既定目标，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转变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页。）明确指明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方向。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方向问题上，党内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是，在何时向社会主义转变、如何转变的问题上，20世纪50年代初，党内曾存在分歧，甚至出现激烈的争论。这些分歧和争论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并没有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充分深入的讨论，得出实事求是的意见。结果导致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重大缺憾。今天重新思考、研究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分歧的经验教训，对于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不无俾益。
一、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分歧的经过
20世纪50年代初，我党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问题上的分歧大体集中在两个阶段。以1953年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为标志，之前，分歧双方围绕“什么时候开始向社会主义转变”进行了三次思想交锋，最终以“现在过渡”的考虑取代了“将来转变”的设想；之后，分歧双方围绕着“如何进行社会主义转变”进行了一次激烈争论，结果以“加速发展”的要求压倒了“减速巩固”的意见。随着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进行，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在匆忙中完成。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后，中央和地方有不少人把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带进城市，要求分机器、厂房；对资本家提出过高的工资要求；不准辞退工人；不敢和资本家接触；担心土改后产生新富农阶级；采取了许多过火行为等。反映出立即消灭资产阶级、混同新民主主义政策和社会主义步骤的倾向。这种倾向在东北局等地方的实际工作和某些中央政策部门的讲话、指示中都有表现。（注：见1949年5月31日中央《关于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电》以及1950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主要负责同志在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四五月间，刘少奇到天津进行了一次调查研究，并作了著名的“天津讲话”，阐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以后，在采取社会主义实际步骤之前，应该经过一个阶段的经济建设，创造和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后，再转向社会主义。为此，对待现阶段的资本主义，不能只强调斗争和限制，应当允许和鼓励发展，以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毛泽东赞同刘少奇的观点，早在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作出了“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15年”（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页。）。的设想。在刘少奇对东北局常委张闻天提交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的修改意见中，毛泽东增加了“决不可采取过早的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的提法。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现在就要取消资本主义的说法，阐明了党在恢复国民经济期间的主要任务和打击目标，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策略思想。他说，“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定要多做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96～697页。）由此看来，在1950年前后，主张用15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20年），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再通过和平改造的方法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将来转变”的意见在党内占了主流。
1951年，围绕山西省发展农业生产合作，实质上涉及老区农村和土改后的农村要不要开始起步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上，刘少奇和华北局主张不能过早地采取否定私有制的步骤，而是继续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在充分发挥土改带来的农民个体所有制的积极性后，再去动摇私有制。其理论基础是当时没有工业化，不具备立刻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生产力标准。1951年3月，刘少奇在为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起草的《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中进一步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口号。但是，毛泽东认为贫农的互助要求是社会主义积极性的表现，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厂手工业阶段，工厂分工形成了新生产力，则中国组织合作社，依靠简单协作就可以形成新生产力，动摇私有制基础。毛泽东开始表态不赞成刘少奇的意见，支持山西省委在互助组的基础上“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发展以土地入股为特征的初级社，逐步过渡到土地公有的高级社，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并通过类似的形式实现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刘少奇收回了在春藉斋发给马列学院学员阐述的有关“将来转变”理论的资料。分歧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现在过渡”的意见开始占居上风。
1952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批道：“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注：毛泽东1952年6月6日关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的批示。）这就透露出毛泽东开始“从现在起”进行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关键步骤——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思考。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第一次谈到，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以后才开始过渡。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观点，他说，“‘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么确立法？每天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确立，是很难哩！”（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并在会上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说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这些构想完全改变了刚进城时至少要经过10年才能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设想。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刘少奇等人对“将来转变”的意见作了自我批评，全会确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会后全国掀起了宣传贯彻总路线的热潮，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蓬勃展开，“从现在起过渡到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党的主流思想。
在如何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上，20世纪50年代初党内的认识在一些大的方面是基本一致的：第一步先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新民主主义的5种经济各得其所，得到发展，并努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但是在如何转变的具体问题上，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越来越强调限制的一面，主张农民先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合理安排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刘少奇主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限制的同时，更强调利用发展的一面，农业改造上要先机械化后合作化，工业化上要先发展轻工业和必要的军事工业，再发展重工业，依靠重工业的发展进一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这种构想有许多合理的因素，但是和毛泽东关于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设想有着明显的分歧，随着毛泽东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批评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而销声匿迹，分歧双方并没有形成激烈的争论。
1955年毛泽东与当时担任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子恢，在关于浙江省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全国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反映了当时向社会主义过渡应该是“减速巩固”还是“加速发展”、过渡形式应该是更多地采取初级社还是更快地达到高级社的党内尖锐分歧。以邓子恢为代表的“巩固派”基于生产关系的改造要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主张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应该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不能操之过急，当时应当更多地采取既符合客观实际又具有积极创造精神的初级社形式，不能不切实际地追求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最后阶段的高级社。而毛泽东基于生产关系的能动作用，主张通过生产关系的大力改造来发展生产力，指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批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说“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注：毛泽东1955年7月31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主张合作社要“韩信将兵，多多益善”，甚至在七届六中全会的结论中提出“使资本主义绝种，使小生产绝种”的论断。（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51页。）在全国“左”倾冒进思想日益严重的气氛中，农业合作化掀起了批判右倾机会主义高潮，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出现了不可抵挡的猛势，大体用了1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间出现了要求过急、改造过快、工作过粗、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缺点。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分歧的根源并没有消除，并进一步发展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正确的和错误的两种趋势，最终错误的压倒了正确的而导致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浩劫的灾难。
二、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分歧的主客观背景
从客观上来说，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不发达国家，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如何转变到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论述。苏联在1936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其转变经验当然可以作为中国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借鉴，弥补转变理论的不足。但是，苏联的转变经验并不是完全成功的，建国之初，党中央、毛泽东对此就有充分、清醒的认识，一直试图寻求一条独立自主的、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改造路线。在缺乏经验成功和成熟理论指导的情况下，凭自己的勇气和智慧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产生分歧可以说是正常的，而且这种探索很难避免不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从而与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倾向产生更大的分歧。
建国后，中国一直面临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采取冷战、遏制的政策，妄想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朝鲜战争的爆发、台湾局势的紧张使中国的前途命运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紧张的国际形势可能使党的领导人感到“多少事，从来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在进行国内政治决策时，不能做到心平气和；在没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情况下，采取行政命令、党的指示的方式匆忙做出结论，这样就很容易在党内产生分歧。此外，国内形势也是复杂多变。土改后的农民一方面具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有向往社会主义的热情，又有担心如果互助合作不积极，会被错划阶级的恐惧；资本主义工商业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又有自私自利、损公济私的另一面，资产阶级“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头痛哭”，积极面与消极面并存；“三反”、“五反”高潮迭起，形势发展一日千里。如此复杂的局面是我党进城以后第一次遇到的，因此一些人的思想激进一些，一些人的思想保守一些是不可避免的。重要的是我党仍然沿用了在革命战争时期行之有效的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一旦起来，就难以控制，即使分歧的双方都知道分歧的症结所在，但在运动的惯性面前，也难以纠正。分歧继续扩大下去。
从主观方面来说，由于人们观察事物的侧重点不同，对同一件事情的认识有所不同，从而导致主张与决策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对1955年夏季的农村形势，毛泽东开始支持邓子恢的估计，主张放慢合作化步伐，可是不久就发生了“五月变化”，转而主张加速合作化步伐。原因之一在于邓子恢看到的是合作化全局形势严峻的一面，而毛泽东看到的是合作化局部乐观的一面，所以得出了截然相反的意见。
其次，把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错误地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人为地加剧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分歧。1955年夏，邓子恢与毛泽东的争论仅仅是农业合作化在当时应该更多地采取初级社还是高级社的形式，亦即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快慢的争论。但是把这种正常的分歧上升到要不要合作化的路线斗争，就很容易使人“跟风”、“站队”，扩大分歧的范围，加深分歧的严重程度。此外，党内某些人如高岗、饶漱石等出于个人野心，采取不正常的活动，推波助澜，也加剧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问题的正常分歧，给党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消极后果。
三、对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分歧的评价
首先，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分歧反映了双方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关系侧重点的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同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但是这种能动作用不能超越生产力的限制。分歧中的“将来转变”、“减速巩固”的意见实际上坚持农业集体化等社会主义改造必须以国家的工业化为条件，虽然在没有大批机械的情况下，只要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发展互助合作组织，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提高生产力的目的。从根本上说，这种观点是正确的。“现在过渡”、“加速发展”的意见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过分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能动作用，以资本主义的发展曾经经历过工场手工业阶段作例证，得出简单协作可以形成新的生产力的结论，把劳动互助在一定条件下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绝对化，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又急于求成，造成生产关系的变革与生产力的发展相脱节，生产关系的变革先期完成，而生产力的发展严重滞后，给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严重影响，因而是失当的。
其次，分歧反映了建国初期我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容纳的生产力未完全释放以前，它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中国新民主主义中的资本主义“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4～385页。）。在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刚刚掌握政权，必须充分发挥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吸收借鉴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不能心存偏见，对资产阶级采取歧视政策，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建国初期，资本家确实存在偷工减料、延期交货、加大剥削、甚至停工怠工等使公私和劳资关系紧张的行为，但对于资本主义的消极因素，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资本主义本质不好，而采取限制、改造政策，尽快消灭资本主义。如果当时能够把这些消极行为归因于市场不完善、法制不健全，则会起到更富有建设性的积极意义。应该说，“将来转变”、“减速巩固”的意见实际上在试图跳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非善即恶的思维定式，用一种平等、客观的视角看问题，这是非常可贵的探索，遗憾的是这种探索的声音最终被加快社会主义改造步伐的口号声淹没了。
最后，分歧反映了双方在观察事物的方法上单一观点和系统论的不同思路。在“将来转变”、“减速巩固”的意见看来，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是一个复杂深刻的工程，非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的思想等各个方面的巨变难以成功的，对于社会改造过程中各个方面的大量矛盾，必须进行实事求是地分析，依靠社会本身的综合力量加以解决，才能达到促进改造，发展经济的目的。而“现在过渡”、“加速发展”的意见出于巩固新生政权的目的，把社会改造中出现的复杂矛盾简单地看成一种矛盾——阶级矛盾。如《社会主义总路线宣传提纲》明确指出，“过渡时期不能不是死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又如毛泽东在1953年10月和11月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中强调指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然会去占领……一切工作都要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为纲。”由此可见，向社会主义转变被看成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与实事求是、从发展经济的目的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相背离。
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应当在充分尊重客观实际的基础上，发挥积极因素，经过一级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后，再逐步稳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现在过渡”的理论一方面形成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合理因素，创造了入股性质的初级社、个别行业公私合营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形式；一方面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艰巨性、长期性认识不足，导致了后期“加速发展”的盲目冒进，社会主义改造成了“夹生饭”，国民经济遭遇困难。“将来转变”的设想虽然未能明确“转变”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但是强调了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必须经过较长时期的经济建设，其充分尊重客观实际的精神与主张巩固初级社、个别行业公私合营的“减速巩固”意见是一致的，如果这种意见能够在50年代初得到充分重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就会少走弯路，社会主义改造也不至于遗留重大的缺憾。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今天建设社会主义，也必须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踏踏实实地进行经济建设，不能做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盲目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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