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末蒋经国访苏折射的战后中苏关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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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末蒋经国访苏折射的战后中苏关系

饶品良*

摘 要 1945年12月末,蒋经国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秘密访苏,与斯大林进行了两轮会谈。这是抗战胜利后中苏两国最高层次的首次接触,折射了战后复杂的中苏关系。

关键词 1945年 蒋经国访苏 中苏关系

一、蒋经国访苏的背景

抗战胜利后,中苏两国在东北问题上的交涉陷入僵局,为迫使苏联让步,蒋介石策划了“十一月东北行营大撤离”,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苏联在国际压力下态度有所软化,但中苏关系由此变得愈加紧张。在这时候,蒋经国突然于1945年12月末赴苏与斯大林密晤。之后,蒋介石一直没有透露蒋经国赴苏的具体原因,只是说斯大林“忽亦采取行动,他邀经国访俄”;后来又对美国驻华使馆人员解析是自己拒绝了斯大林的邀请,改派蒋经国代表自己访苏。

2.2.5.3 发病条件。在日照充分、土壤干旱、昼夜温差大、多风等条件下易发生。此病发生适温为20~28 ℃,最适相对湿度为52%~75%。海拔较高、昼夜温差大、多风条件有利于此病的发生。

将上述一次谐波和二次谐波的同相和正交信号分别求平方和并开根号处理后,即可得到一次谐波和二次谐波的幅度信息。

UC正比于柔直系统的调制比m,US受换流变档位Ttap影响,因此柔直系统的PQ功率圆受换流变档位Ttap、调制比m综合制约[1-3]。厦门柔直系统的调制比m为0.75~0.95;换流变档位Ttap为-8~8,对应的额定电压:(230+Ttap×1.25%)/288.5 kV。在换流变档位Ttap为-8、0和+8时,VSC-HVDC系统的极限运行PQ工作圆如图2所示。-8至+8各档位PQ工作圆的叠加形成了最终的VSC-HVDC系统工作范围。

而前苏联外交官列多夫斯基则认为蒋介石本人一直想前往莫斯科,亲自同斯大林讨论中苏关系的全部问题,但莫斯科一直回避这种访问。到底是蒋介石主动派蒋经国去苏联?还是如他所说的拒绝斯大林邀请改派蒋经国代替自己去?现在从蒋介石的日记中可以发现,由于战后对苏东北问题的交涉失利,1945年11月9日蒋介石与王世杰等人商讨对苏策略后,“乃决派经国赴俄,往见史大林(笔者注,即“斯大林”),作最后之一著,以卜成败矣。”这是迄今可以看到的关于蒋经国访苏原因的最早史料。蒋经国后来在回忆中也提及出访的原因:“父亲为了要解决东北和中苏有关的许多问题,派我以私人代表的资格再去访问史大林(原文如此)”。蒋经国与斯大林的会谈伊始,斯大林首先问蒋经国想谈什么?蒋经国向斯大林介绍了蒋介石派自己出访的目的。由此可以揣测,蒋介石想与斯大林会谈,但担心若亲自出访苏联会让美国生疑,而派曾在苏联长期生活、学习,又是自己儿子的蒋经国赴苏与斯大林会晤,这样既可表达自己诚意,又可避免得罪美国。

3.东北门户开放政策。虽然斯大林在1945年8月27日就对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说:“我们苏联人相信门户开放政策比殖民占领政策好”,“门户开放政策比较进步。”支持中国、包括在中国东北对所有友好国家实行贸易机会均等。斯大林还重复说,只要蒋介石不反对,他愿意发表声明支持中国实行门户开放。但战后,“自从盟国在占领日本的安排上发生分歧之后,俄国人愈来愈表现得不愿放松对满洲的控制,斯大林说过要宣布在那里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的诺言,也不曾有下文”。在会谈中,斯大林毫无商量地说:“外国想要苏联打开门户,但苏联政府让他们见鬼去。但中国是一个弱国,形式上只能同意门户开放政策。门户开放政策是外国对半殖民地国家的一贯要求”。蒋经国再三强调苏联代表在雅尔塔会议上曾表示不反对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斯大林才勉强答应这项政策,但认为“稍后中国需要关闭门户以便建立自己本国的工业”。并主动提出苏联可以帮助中国建立自己的工业,希望中国能把自己生产的矿物、农产品供给苏联,苏联也会把自己生产的机器、汽车,以及中国所没有的东西供给中国。这是因为苏联要单独控制东北,而“门户开放”则意味着美国及其他国家也可以进入东北,威胁苏联的远东安全。

1945年12月29日,在蒋经国抵达莫斯科前一天,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洛佐夫斯基根据斯大林的命令撰写了对蒋经国访苏的判断报告,报告判断蒋经国的莫斯科之行只是“蒋介石既想利用苏联,也想利用美国,尤其想利用两国之间的矛盾,以巩固国民政府,并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范围内改造中国”。预测蒋经国将在谈判中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建议斯大林在谈判中确定应对方针,报告最后认为蒋经国未必负有同苏联签订任何协议的使命,他前往莫斯科只是为了谈谈,可能的话就为蒋介石本人的来访打下基础。从后来的谈判情况来看,报告预测的内容基本是与蒋经国会谈内容相同,可见,苏联对蒋经国的莫斯科之行是做了充足的应对措施,这也是为什么斯大林敢在会谈中对蒋经国表示,他对蒋介石个人的研究“比研究其他任何各国之领袖为彻底”;认识蒋介石的性格“亦比任何人为真切”。

二、蒋经国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谈

1945年12月30日下午1时,蒋经国携胡世杰、张伯英等飞抵莫斯科,当晚9时,蒋经国拜会斯大林,傅秉常、莫洛托夫等在座。蒋经国、斯大林直接以俄语交谈,寒暄后,蒋经国将蒋介石的信函交给斯大林,双方接着就中苏关系诸问题展开了会谈。

从石灰用量对方铅矿矿浆电位影响的试验结果可以得出,随着石灰用量的增加,无论是采用铁介质磨矿,还是瓷介质磨矿,方铅矿矿浆电位都是逐渐上升,但铁介质磨矿时矿浆电位始终低于瓷介质磨矿。这是由于随着CaO用量的增加,方铅矿阳离子水解作用强烈,形成羟基络合物,如公式(2)所示:

1.国共关系问题。蒋经国主动提到国民党无意取消中共,但要中共放弃武装,请求斯大林就此发表意见。斯大林感到蒋经国是在要求苏联向中共施压,于是一再强调不了解中共情况,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会接受他的意见,苏联政府不想陷入其建议被拒绝的尴尬境地。总之,斯大林以各种理由,尽可能撇清苏联与中共所作所为的关系。

2.中苏友好问题。蒋经国表示希望中苏两国邦交友好,但斯大林以不信任的谴责语气说:至今中国代表总是反对苏联人,在旧金山和伦敦就是如此。蒋经国连忙答道,今后中国将保持与苏联一致的主张。

苏联的对华政策使蒋介石十分失望,蒋介石本来对蒋经国的访苏是寄予期望的,在日记中记下:“经儿访俄,卅日已与史大林(原文如此)会晤,或于国事有所补益也”。可是事与愿违,蒋经国后来恨恨地写下:“史达林(原文如此)这种惺惺作态的话,初听起来好像‘仁言利溥,’而在本质上则是‘做贼的,喊叫捉贼’罢了。我看史大林讲的这一段话,不是别的,正是俄帝征服中国和垄断整个东亚市场的最重要的轮廓,我的父亲更早已经看出,这是史达林的狡猾阴谋;如果我们上了当,就会亡国灭种,中华民族永无翻身的日子。所以,我们对史达林这种中、苏经济关系的建议,及其离间中、美关系的阴谋,彻底地予以拒绝了”。蒋介石也认为:“经儿访俄如期归来,史大林对我之心理与对美之观念得窥其一般,此乃最大之收获。至于东北与新疆形势则依然如故,并未有所转变也”。

研究显示,排球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进攻时弹跳高度达到的最大值相当于实验室中测试水平最高值的90.7%,其次是拦网和发球大概在89%左右,而传球的测试结果为最低,其值为实验室水平最高值的77.6%,所有动作的平均值为87.2%。在受试者中跳跃次数最多的是拦网,达到133次,占所有技术动作的35.2%。

4.新疆问题。蒋经国说,伊宁代表此前提出11项条件,政府已基本认可,不料最近又提出新要求:要中央军在一个月内撤退出新疆。这有损中央政府威望,请苏联政府出面调停。因斯大林担心新疆的伊斯兰极端势力会影响苏联的中亚领土的安全,所以答应了蒋经国的要求。

5.中美苏三国关系。斯大林对战后美军驻留在中国相当敏感,反复强调“苏联政府不愿让美军进入东北。这是苏联的地盘。看来,美国人也并未打算去那里。无论美军、英军或其他外国军队,都不应当允许他们进入东北”。蒋经国连忙解析美军不会进入东北,一旦完成自己的任务将全部撤离中国。斯大林不满地说:“外国军队出现在中国将损害蒋介石的威望,反之,如果中国没有外国军队,蒋介石的威望会更高”。随后,斯大林又怒气未消地批评美国对日态度不够坚决,又含沙射影地说:“中国人民是好样的,但领导人也应该是好样的”。对蒋介石进行讽刺。斯大林接着警告:中苏两国都经受过日本侵占,因此中苏都明白,必须把敌人置于不能再打仗的境地,但美国人不明白这一点。至此,无话可说的蒋经国只好表示:他的全部问题已经解决,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转达宋子文的问候。斯大林、莫洛托夫两人致谢后,莫洛托夫问到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的问题,蒋经国答称1月初中国政府迁往南京后公布,斯大林等人“表示满意”

在蒋经国与斯大林会谈的次日,蒋介石夫妇在重庆借宴请马歇尔之机,邀请了彼得罗夫、米克拉舍夫斯基等苏联使馆人员参加。午宴后,蒋介石特意留下苏联人品茗叙谈,双方互致寒暄后,蒋介石又再次强调只要中共服从国民政府领导,放弃武装部队,会让中共及其他党派代表参加最高政治机关和行政院。显然,蒋介石是想配合蒋经国的莫斯科会谈,制造良好的气氛,向斯大林传达自己最关心的中共问题。

三、蒋经国与斯大林的第二次会谈

③⑦《斯大林与中国》,第7~8页,第8页,第41页。

1.对日战利品和国共问题。会谈一开始,斯大林就气愤地指责中国不把日资企业算作苏联战利品,最后斯大林勉强同意把这问题交由专家解决。但在国共问题上,斯大林又再次强调自己不熟悉中国基本国情,不了解中国发生的事情,不明白蒋介石和毛泽东为什么不能达成协议;之后,还质疑国民党没有建立能与其他政党共存的宽容制度,质问“难道共产党比蒋介石更强大?毛泽东宣称他有150万军队,而美国人认为他只有60万”,堵塞了蒋经国在此问题上的继续发问。

2.政府结构和组成问题。蒋经国和斯大林讨论了波兰、南斯拉夫、法国、英美及苏联的政府组织形式,斯大林同意国民政府在用人问题上要进行改革的主张,但当话题一旦触及中共问题,斯大林马上拒绝回答或转换话题。

也许基于以上原因,国民政府在办理蒋经国的苏联入境签证时,才正式通知苏联政府:蒋经国将作为中国国家和元首的特别代表出访莫斯科。虽然苏联政府知道,是不能拒绝蒋经国来莫斯科会见斯大林的。但是苏联认为,蒋经国访苏和国民政府东北行营撤出长春一样,都是向苏联施压,所以斯大林责成苏联外交部分析蒋经国出访莫斯科的目的和可能提出的问题,并制定应对措施。1945年12月3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口头通知王世杰:斯大林准备于12月下旬与蒋经国会面。同年12月7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正式知照彼得洛夫:蒋经国决定于同年12月25日抵达莫斯科,行程方面是先到迪化,然后再飞莫斯科,请苏联提供便利。同年12月24日,王世杰代表蒋介石明令蒋经国“其任务在疏通感情,减少苏联对国民党之疑惑,不作具体谈判。对于中共问题,说明蒋先生之政策与态度”。

2.3 晒种:在玉米播种之前利用晴天上午十时至下午三时前晾晒3~5天,可灭菌防病,激化种子酶活性,也有利种子吸水。

②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九),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130页、第132页。

微波的传输情况可参考图1.当有入射波b从端口B输入,并通过透镜L1聚焦后,一部分能量被样品S反射成为出射波b1.另一部分能量透过样品S传输到端口A成为出射波b2[11].

四、蒋经国访苏折射的中苏关系

蒋经国与斯大林的两次会晤时间一共三个多小时,其中中共问题占了会谈的大半时间。在整个会谈过程中,蒋经国基本处于被动状态,斯大林则以居高临下的态势回答蒋经国的问题,双方的对话处于一种不对称的状态,而蒋介石最关心的中共问题没有得到斯大林的正面回应,而“东北与新疆问题,不能有所补益也”,这都说明蒋经国的莫斯科之行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这次会谈还反映了斯大林对国共两党的不同态度,在会谈中斯大林对蒋经国说:蒋介石专事精神感召为革命哲学。台湾前“行政院长”赫柏村认为:“实亦讽蒋公缺乏战略与权谋,而蒋公在内战的失败,即在战略与权谋”。斯大林后来把蒋经国要求苏联调解国共内讧的事告诉了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称赞蒋经国“能干机敏”。实际上在蒋经国访苏期间,斯大林又接见了即将离苏回国的毛泽东长子毛岸英,以表彰毛岸英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的英勇业绩为由,送了一支手枪给毛岸英,借以加深与毛泽东的私人感情。并允许毛岸英穿着苏联红军上尉军衔出现在毛泽东面前,同时,还派了两位苏联医生随同毛岸英一起去延安,送了诸多礼品给毛泽东。从斯大林对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儿子的不同态度,可以反映出斯大林对国共两党的不同态度。斯大林是不愿意出现国民党消灭中共的事情,但斯大林又不相信中共具备推翻国民党的实力,希望中共以议会方式在国民政府统治下存在。

所以蒋经国访苏后,苏联依然想和国民政府保持良好关系,1946年4月,联共(布)的官方杂志《布尔什维克》声称:(中共)和平解决与国民党的冲突毕竟是合乎愿望的。同年5月6日,苏联驻华使馆武官罗申向蒋经国转达斯大林密令:邀请蒋介石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会晤,并希望蒋介石能在莫洛托夫结束巴黎会议回到苏联的时候到达莫斯科。然而,蒋介石却认为斯大林“此举乃为其离间中美关系阴谋,且彼并未明言会晤之目的,自不能予以同意,但如何婉拒,此则应加以研究”。王世杰也迎合蒋介石意思,认为蒋介石若此时与斯大林会面,“如接受苏联之要挟,则必须承认中共之东北地位;而此种承认复不能消弭中共及苏联进一步之要求与行动;如不接受其要挟,局势或将更僵。因主张暂不拒绝,亦暂不应允即往,俟巴黎外长会议结束后,看美英与苏联之关系如何,再定对苏及对中共之态度”。王世杰的看法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同,而且蒋介石还自认“此时对俄已无希求,亦无所用其顾忌”。于是采取拖延措施,不予理会,后来在罗申的一再催问下,蒋介石才于8日指示蒋经国转告罗申:“几个月之内,我很忙,不能离开自己的国土”。谢绝了斯大林的邀请。随后,蒋介石在日记上写道:“余至此,更觉国际情形之复杂与阴谋之险狠,绝非余直率性所能应付。惟余矢以诚实笃敬,不惧不诈,中道而行;所谓以诚制伪,以拙制巧,则一时虽受冤屈,而终久必能了解。盖余在国际外交所恃者,惟精诚与道义”。

与采用传统教学法的对照组相比,通过OSC横向整合联合CBL教学后,实验组学生的课堂情况、知识运用情况、能力培养情况均明显改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氧化铋除氯的原理:氧化铋在酸性条件下分解出铋离子,铋离子与氯离子结合生成三氯化铋,三氯化铋水解时生成难溶于水的氯氧铋,从而将氯从溶液中除去。氧化铋除氯的化学反应式见式(1)~(3)。

蒋介石拒绝与斯大林会面的邀请,使斯大林感到蒋介石不会实行亲苏政策,于是,苏联的对华政策开始出现变化,之前苏联的报刊只评论国民政府,但不对国民党首领个人进行攻击;可是5月里,苏联《真理报》开始援引美国报刊的文章,指责蒋介石本人激化了中国的形象;苏联的《新时代》则指出“在这种条件下,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和国民会议没有意义,这会变成一出可能只会掩盖真实情况的喜剧”。此后,苏联开始发起对中共的公开舆论支持,苏联报刊开展了一个反对国民党和“美国干涉”中国的公开运动;苏联报刊不断转载中共首领们的反对国民党声明,支持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进步力量”进行的反对国民党的斗争,并且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之间的谈判失去了兴趣。

3.对日战利品问题。蒋经国提议把全部企业的一半移交给苏联,但斯大林蛮横地说:苏联政府在波兰就是这样做的,波兰同中国一样都是盟国。苏联政府宣布在波兰的德国企业是战利品,但并未从工厂将所有设备运走,而是将这些设备的大约一半留给了波兰人。战争的法则就是如此,一些国家不利用战争法则,另一些国家则利用战争法则。蒋经国只好解析中国没有重工业,蒋介石希望应由苏中公司管理的140多家企业的若干部分留归中国掌握,最后建立分属某些工业部门的公司,经济合同在苏军撤出后再签订,并留下目前在企业工作的苏联人员。斯大林同意考虑蒋经国的意见,但威胁道:“谈判现在可以继续进行,协定可以晚些签订,不过越快越好,因为资产可能会不断遭到盗窃”。随后莫洛托夫又拒绝商谈如何赎回苏军在东北发行纸币的问题。

蒋氏父子的内心感慨其实反映了国民政府对苏外交的失误。首先蒋介石对苏交涉缺少知识和经验,在主观上对苏联存在误解。他不明白苏联外交大权是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的,在东北的一切问题都要由斯大林决定或批准,东北的苏联官员是无权自作主张处理与国共有关的问题,这一点与西方国家有着很大的差别。可是蒋介石自以为是中美英苏四大盟国的领袖之一,在苏联有些威望;蒋经国是“苏俄通”,与俄国人有亲缘关系,苏联对他们父子不会不赏脸,有事容易商量,结果却是适得其反。

其次,在具体的交涉手法上蒋经国的外交失误也是明显的。斯大林在和蒋经国的会谈中,明确透露了苏联不愿意轻易撤军的目的:苏联希望在撤军前与中国达成经济合作协议,以控制东北的经济命脉,在东北亚筑起一道防波堤,抵御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势力扩张和威胁。尽管苏联的过高要价会严重损害中国的经济利益,但蒋经国没有充分认识东北的工业、资源与苏联的经济利益的关系,东北在日本势力撤走后,要复兴、建设,不跟邻近的苏联合作,也是难办的。因而与苏联谈判时,可以先口头答应中苏在东北的经济合作,订下几条原则,再由政府官员、专家具体磋商、研讨,把“人”稳住,苏军撤离时就不会继续大肆拆运,这样就可以避免东北经济受到进一步的损失。结果,紧张的中苏关系使苏联减少了染指东北的压力,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失败。

①④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八册)台北“国史馆”2015年,第239页,第233页,第286页,第371页,第271页,第298页。

注 释:

4.外蒙古问题。在最后的会谈中,蒋经国小心地提及外蒙古的经济情况,斯大林闻言十分紧张,极力贬低蒙古的经济和文化,并反问:“英国人是否无意将香港归还中国人?”还说罗斯福曾强烈主张将香港归还中国,并与丘吉尔激烈争论。斯大林在外蒙问题上的态度迫使蒋经国不得不结束会谈。在离席时,斯大林声称将转交一封信给蒋介石。其实信的内容很简单,只有一些外交客套话,并无任何实质内容。1946年1月5日,蒋经国黯然离开苏联返国,14日回到中国。

1946年1月3日晚11时,蒋经国与斯大林进行了第二次会谈,参与人员与第一次相同。

2.20世纪60年代“伟大社会”计划——社会运动的助推。计划开展的背景是老人、黑人、单亲家庭的女性等弱势群体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南部诸州大约80%的黑人依然生活在通过地方性立法(吉姆克劳法)和恐怖主义白人暴力强制施加的种族隔离制度之中,当时有大量的黑人走上街头进行游行示威并采取较为激烈的暴力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最著名的是伯明翰斗争)。

⑤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第114页,第166页,第114~115页,第113页。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第99页,第96~99页,第99~104页,第103~108页,第109~110页,第113~117页,第118~119页,第120页,第121页。

⑧陈晖译:《克鲁季科夫回忆录选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93页。

《王世杰日记》(手稿影印本)(5),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第234页,第487页。

叶健青:《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台北“国史馆”,2012年,第389页,第487页。

傅錡华、张力校注:《傅秉常日记:1945年》,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年,第242~243页,第245页。

后来蒋经国在回忆录中对这段话作了重要修改,改为“你们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来源于蒋经国:《访苏交涉记》,转引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13页。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王绳祖、蒋孟引校:《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593页、第641页,第634页。

赫柏村:《解读蒋公日记:1945~1949年》,台北天下远见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第160页。

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91页。

在苏军服役的毛岸英得到苏联的照顾,没有承担过危险任务。师哲口述,师秋郎整理:《毛泽东的翻译——师哲眼中的高层人物》,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页。

[俄]亚·弗·卢金,刘卓星、赵永穆等译:《俄国熊看中国龙——17~20世纪中国在俄罗斯的形象》,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199页,第197~200页。

章微寒、贾亦斌等著:《亲历者讲述蒋经国》,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第273页。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村民对于同一事件的不同阐释,既可以是基于当下个人生活状态与即时交流情境的不同而形成的差异,也可能源自他在对于事件的不同侧面的阐释选择,或是因“觉昨非而今是”而认知有所改变的结果。村民,既是能动的文化个体,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历史进程与地方社会发展格局的制约,而国家与地方社会并非人类个体活动的静态背景,本身即是通过无数个体的能动性活动才得以生成的,两者之间的互动关联极为复杂。就此而言,村民叙事的所谓“随意性”,恰好是理解村民历史观、价值观的必由之径,不但不是村落研究的绊脚石,反倒为村落民俗志书写提供了跃升的契机。

*[作者简介] 饶品良,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思政部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中国图书分类号 D829.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741(2019)02-0104-05

〔责任编辑:刘向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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