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压力与政党需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中国社会论文,压力论文,需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现代化是结构的变迁，而非社会的某个方面一朝一夕之变化。无论其切入点在那一种领域，均不能减少其现代化过程中结构的压力及复杂性。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其现代化的切入点别无选择地落在了政治领域，并且在政治领域优先发育的是中国的政党。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政党既是有保守和进步之分，但就总体而论，仍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化的倡导者和推动力量。那么，中国政党及政党制度在现代化过程中与整个社会的结构性互动关系应怎样理解？中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大规模社会，其现代化过程及结构性变迁的超复杂性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如何解读中国的政党及政党制度与这种“超复杂性”的历史的现实的关系呢？以上两个问题是我们对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进行生态分析的关键所在。为此，以下我们着重讨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遗产及政治需求，强有力的政党制对后发展型现代化中国的意义等问题。
二、现代化的历史遗产及政治需求
祖先留给我们的是这样一个国家：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有着悠久的一度曾辉煌的历史，文化传统根基深厚，经济科技落后，主要是个农业国且发展不平衡。这就是我们现代化的历史前提，它对我国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产生着整体的根深蒂固的影响。正如学者们早已看到的那样，“这些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同的起点，极大地影响着这些社会发展的具体面貌及其所遇到的问题。”（注：艾森施塔特：《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认识到这笔历史遗产会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产生影响仅是问题的一个显而易见的方面，而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的问题则是：这笔遗产将对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怎样的影响，它是如何“规定”历史的进程和逻辑的，它潜在的政治需求是如何成长为今天的政治结构的，所有这些都是不能够轻而易举搞清楚的问题。
现代化的历史遗产，既包括了它的自然方面，又包括了它的社会方面。首先，让我们关注它的自然方面。其一，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它直接影响着一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实力。我国的自然资源的总体情况是人均资源占有率低，尤其是土地和水资源已接近资源承载的极限，其他矿物资源也仅有世界人均占有量的一半；资源分布不平衡，一些主要资源集中分布在地处偏僻、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自然资源日趋紧张，人口和资源压力成正比。自然资源的这种状况对现代化的影响甚大。有学者认为，“以中国社会规模之大，如果采取经典的发展方式，即以大量消耗不可更新的资源为基础，以实现国家的富裕和繁荣，那将是不可能的。”（注：方雷：《现代化战略与模式选择》，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页。）其二，我国人口绝对数量大，增长速度快，平均文化水平低，文盲半文盲人口多达2亿多人。 这虽有劳动力资源丰富之优点，但总的来看，它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人口的数量和质量的实际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现有的政治结构。其三，自然环境对现代化的正、负面影响共存，自然灾害频繁且强度大，如1998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严重水灾，生态环境恶化，人为的资源和自然环境的破坏性利用日趋严重，可持续发展面临重大压力。总之，自然条件是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它对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经济、政治均构成了结构性的强制。比如说人口问题，说到底是人口和资源的关系问题，它要求社会必然营造一个有能力控制人口的政治体系及政策，因此，中国的政治结构中就应该包含这样的体系和政策。而现实也正是如此，中国政府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成功地控制了它的人口。自然条件对政治的结构性强制多为我们以往的理论所忽视，批评它为“地理环境决定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看到自然条件同政治的现实关系，至于这种关系的意义是决定性的还是非决定性的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正如法国政治学家迪韦尔热所言，“地理既是历史的女儿，又是历史的母亲。这句话的含义是，社会的发展既依赖生态环境，又影响生态环境。首先，历史是从地理给它提供的各种‘可能’中逐步做出选择的。”（注：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杨祖功、王大东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45页。）
现代化历史遗产的社会方面进入我们视野的情景更是异常的广阔和复杂。其一，多民族的构成，民族分布状况的大杂居、小聚居局面，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社会的多民族构成极其特点要求其政治体系必须具备高度整合的结构及功能，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其二，经济发展水平低，主要是个农业国，十多亿人口绝大多数仍在利用手工工具搞饭吃。不平衡的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突出，表现为一部分现代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的工业同时并存，经济较发达的东南部和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同时并存；现代化的城市所占比重小，而落后的农村所占比重大，少量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同时并存；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相当的比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在发育之中；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经济文化条件还很不充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及行为在社会上还有广泛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及由其决定的经济社会不平衡的二元结构使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现代化过程具有了非常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必然要对政治体系提出自己的需求。其三，传统文化根基深固。中国有着世界上最悠久的文明历史，历史的长期积淀形成之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它的主体是一种发育于“农业——宗法”社会的，以儒家学说为核心，兼容法、道、佛等众家思想的伦理型文化。这种文化的政治色彩尤其浓厚，曾造就了中国古代辉煌于世的政治文明。传统文化的政治方面主要表现为以君权至上为核心的主权主义和政治伦理化倾向，前者在造就国家认同和凝聚力的同时也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政治崇拜现象，认为政治权力是社会的最高价值尺度，即所谓的“官本位”现象；而后者强调的则是政治的人伦秩序和“人治”。总之，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对现代化的影响既有正面的意义又有负面的作用。近代以来，融入中国现实的还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化和西方文化，多元文化已构筑了当今中国文化结构的现实。这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是最为直接的，如何处理好各种文化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使其最终形成相互融合之趋势，事关中国现代化的方向，同时也是时代向政治体系提出的一个基本的功能需求。
总而言之，现实的超大规模社会就是我们现代化的前提，这个超大规模社会是多维的，它在发展中衍生出的问题也是多方面的，是其他社会不可能出现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它对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需求必然具有特殊性，这是我们理解现实政治结构及其历史趋势，进而理解中国政党制度的关键所在。
三、强有力的政党制度对后发展型现代化中国的意义
政党与现代化的关系因各国现代化所处的历史条件及发展模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比较史的结论告诉我们，19世纪发展起来的国家如英、美等国是以一种自主的方式或多或少地在没有外界事物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其现代化模式被叫作先发内生型。在这种类型的国家中，政党可以被看作是现代化进程中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分化的必然结果，其体现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所引发的政治结构变迁的内在逻辑。因此，这类政党的社会政治功能基本上是为了满足现代性成长过程中社会新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危机，以及新政治秩序的整合危机和参与危机。政党与政党制度作为现代化社会的一部分，与整个社会形成了结构性互动。（注：参阅奥勒姆：《政治社会学导论》中译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0页。）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 像先发内生型国家那样的“自主性发展”已是不可能再出现的了。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已将它们无情地抛进了各种意识形态的竞争和国家利益的冲突之中，抛入了殖民化时期的屈辱状态之中。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毫无例外的都是在外部的“示范效应”影响下甚至在其直接的压力下促动的。其现代化模式被叫作后发外生型。在这种类型的国家中，政党并不是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发展了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分化的结果，而是在外来的影响和压力下，政治体系为了维护其生存和发展，整合政治资源的现实需要。因此，这两类国家现代化模式的差异，很突出的表现在其各自的政党及政党制度不同的结构和功能方面。在先发内生型国家中，政党及政党制度是现代化变迁的产物，是新政治秩序的体现者和完善者，而在后发外生型国家中，政党是社会政治危机的产物，是现代化的领导者和推动者。
近代史的结论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化发轫于外在的压力是有道理的，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中也包含着求生存、求发展，不屈不挠，奋发图强的成分，任何外在的压力只有同这种内在的成分相结合才能作用于中国社会。因此，科学地讲，中国现代化的启动是内在的动力与外在的压力相结合的结果，中国必须实现现代化。
然而像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社会如何实现现代化？在多长的时间里实现现代化？它不仅必须以自己的“历史遗产”为现代化的基础，而且还受到它在世界现代化总进程中所处的时空地位的制约。这就是中国这个超大社会的现代化所面临的压力。
因此，压力来自于后发展型现代化加超大社会。
现代化的起步类型
划分标准类型A 类型B
现代化起步时间 "早发"的现代化"后发"的现代化
现代化最初动力来源
"内发"的现代化"外发"的现代化
现代化的推进力量"市民、资产阶级"国家、政府
现代化的起点贸易、工业化"" 民族独立解放战争
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第177页。
作为后发展型现代化的国家，中国的压力来自于：第一，它既不能像早发展国家那样通过殖民主义的方式去掠夺别国的财富来加强自身的资本积累，又要在一个更为恶劣的环境中与早发展国家竞争；第二，它不仅要追赶早发展国家早已达到的历史目标，还要适应发达工业世界的当前发展趋势；第三，它既要依赖早发展国家的资本、技术和市场等市场要素，又要忍受这些要素带来的不安定甚至某种危机如金融危机的威胁；第四，早发展国家的示范效应，一方面在不断地扩大着人们的“需求期望”，另一方面又要求由此产生的所有问题如：环境、生态、人权、福利、民主等问题同时受到关注和解决。（注：方雷：《现代化战略与模式选择》，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3页。）
超大规模社会现代化的困难首先在于其结构性变迁的复杂性和多维性。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起码意味着社会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型；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型。（注：参阅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发展战略及企业组织创新》，见《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其次在于变革的艰难性和渐进性，中国的超大社会是个立体的多维结构，作为其核心部分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极难变迁，如经济生活中的平均主义、好大喜功、中庸之道等保守封闭的传统习惯和社会心理，政治生活中的政治权力拜物教、官官相护、重关系人情、官僚主义等传统文化倾向在经历了百年变迁的压力后仍普遍存在。其三在于变革中矛盾的复杂性，国家、集体、个人之间，各地区之间，各民族之间，各行业之间等方面的矛盾呈错综复杂的局面。其四在于整合资源的艰巨性，现代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资源的整合水平，但我国物质财富的相对匮乏与超水平需求的矛盾仍在发展；人口压力使积累和消费的矛盾日益突出，而地方保护主义则严重打击了资源整合的现代化需求。其五在于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严重地制约着现代化进程。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国现代化所面临的压力，一方面来源于近代以来我国在世界现代化的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另一方面来源于我国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特殊性。压力在社会结构中转化为动力的政治条件或者说向政治体系提出的需求是：第一，政治体系必须具备高度的政治整合功能，它必须能够将各种同质的、异质的政治资源、利益和需求联结起来吸收并同化于体系之中；它必须有能力协调好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区、各行业以及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它必须有能力平衡社会结构性变迁的多维性，使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协调发展；它还必须有能力培养与人类文明相一致的价值理性以及民族共同感和政治认同感，从而使现代化成为社会结构间的良性互动。第二，政治体系必须具备开发、掌握和有效利用政治资源的功能。中国作为后发展型现代化国家，现代化同样是在政治的推动下进行的，因此，中国现代化的进展状况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治体系所拥有的政治资源。因为，“政治供给能量的大小取决于政治资源的规模。在一个超大社会中，政治体系的力量和权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己所能够掌握和分配的资源。而在一个小型国家中，政治体系掌握和分配资源的要求不高，不那么政治性，技术性的因素高于政治性的因素。政治体系掌握一定量或者说相当量的资源，并根据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政治发展的目标分配，是大国发展的必然，也是大国保持政治一体化的必要条件。在中国这样的超大社会和发展中社会实现现代化，政治体系必须掌握和分配必要量的资源”。（注：王沪宁：《市场发育和权威基础，保护和开发政治资源》，《复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2期。）第三，政治体系必须具备适应社会变迁的功能。 政治体系的适应性存在着互为因果的两个方面：一是适应性的参与的制度化程度；二是政治稳定的保障机制。前者要求政治体系必须具有制度化的参与通道，以吸纳各种利益群体及其要求并以此强化政治社会化，进而动员和整合一切积极力量。后者则要求政治体系能不断地提供合法性的各种资源如：传统习惯、功绩、合理性等和政治稳定的物质保障。一个具有适应性的政治体系应既能提供参与又能保证稳定。
中国的政治体系正是这种历史需求发展的结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就是应了这种历史的需求而成长起来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明显地具备了与以上功能需求相适应的结构。首先，执政党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建的政党，它的金字塔状的组织网络，囊括了整个中国社会，共产党的基础组织（支部）深入到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各行各业的每个角落。古老的中国社会从来没有享受过如此程度的统一，如此程度的政治社会化。并且在制度的框架内，各参政党都存在规模相对小的类似于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它们都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实现了中国政党制度政策选择的互动优势。由此可见中国政党制度的结构是非常有利于发挥政治整合功能的。它有能力迎接中国这个超大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结构性变迁的复杂性和多维性的挑战。其次，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也存在着有利于发挥整合政治资源的功能。就体制而言，它既有能力开发和整合社会的政治资源，又能够较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源。各政党的组织结构不仅是动员政治资源的体制，而且其本身也是巨大的政治资源，共产党拥有五千六百万党员，民主党派也有数十万党员，这是一笔巨大的现代化力量。共产党是从民族解放战争和民主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它一直领导着军队这支宝贵的政治资源。更重要的是党的纲领和意识形态可以动员可能多的政治资源和提供合法性的观念基础。经过数十年的政治社会化过程，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在中国已成为合法性的符号。其三，中国政党制的适应性结构尤为明显，它既存在结构的多元性，又存在核心的一元性。这种结构的特点使它既能够发挥不断扩大参与的功能，融合各民族、地区、宗教、界别、阶层的不同利益，又有利于形成统一的意志和团结的力量。共产党的领导可以使政党制度产生较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保证各党派政治目标最终的一致性。各民主党派虽有各自所联系的阶层、群体，利益和主张也存在着差别，但以共产党为核心所形成的合力的指向则是一致的，即宪法中规定的总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避免了多党制由于各政党政治主张的差异所造成的政治的不稳定。同时多党合作又可以使政党制度具有吸收同化社会各方面广泛参与政治的能力。为社会政治参与提供制度化的组织、程序和途径，保证了各阶层、群体和政党参与政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实现了现代政治体系政策选择的互动优势，使政策的过程反映社会的要求从而更具实践性和科学性。这样就避免了一党制无视社会的需求脱离社会的弊端，从而在根本上提供了政治稳定的条件。
总之，中国的政党制度即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成长起来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高度的整合性和适应性，拥有着巨大政治资源能够胜任中国超大社会现代化挑战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它不仅在结构和功能上有能力迎接现代化的挑战，而且它还准备着坚定不移地去迎接这个挑战。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的历史过程，至少需要一百年的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更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
标签：政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资源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政党制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