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技术哲学：历史、现状和趋势（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现状论文,哲学论文,趋势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15)04-0005-12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15.04.001 三、作为一种哲学纲领的技术哲学 尽管作为部门哲学的技术哲学发展越来越突出了技术的独立地位，也突出了技术哲学的学科特点，但只要技术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传统、哲学视角、哲学眼光”尚未获得强调，便很难从其所属学科中获得伸展。吴国盛指出，技术哲学只有成为一种哲学纲领，才能显示出“技术哲学的真正问世”，因为它作为哲学纲领的旨趣“在于哲学中的实践取向压倒理论取向，在于意识到技术在形上意义上高于科学(而不是科学的应用)，在于意识到技术比科学有更漫长的历史和更深刻的人性根源”[1]。这里之所以强调作为哲学纲领的技术哲学，是因为作为部门哲学的技术哲学至少存在两种困境：一是中国自然辩证法长期以来主要强调数学与自然科学的理论或方法论取向，它尽管在STS(科学技术研究)意义上强调技术的本质及其与社会的特定关系，但它根本不可能赋予技术哲学以独特意义；二是在自然辩证法框架下，技术往往被认为是“应用科学”或“科学应用”，因而向来没有进入哲学思考的核心。 与此同时，作为部门哲学的技术哲学还呈现出相当的分散性或复杂性。目前中国技术哲学界普遍接受美国技术哲学家米切姆的技术哲学二分法——把技术哲学分为工程的技术哲学(倾向于为技术辩护)与人文的技术哲学(主要倾向于对技术进行批判)两种传统。中国技术哲学作为部门哲学的技术哲学中，技术的经济哲学和社会哲学大体上接近于工程的技术哲学，技术的伦理哲学则显然被包含在人文的技术哲学传统中。有学者指出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理论已经“各成体系，形成传统，相互竞争”[2]。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技术哲学的语境“在时序上并不与西方国家相对应”，指出这两个传统在中国许多学者那里“都有交叉”，因此与其强调两者之间的竞争发展，不如深入探讨两者之间的“互补融合的具体路径”[3]。有的学者还尝试性地提出了融合的方向性路径：加强对技术创新的本体论(或存在论)哲学研究，从而实现工程主义技术哲学与人文技术主义哲学内容的二重化；采纳“经验转向”与现象学的视角为主要认识维度，基于对技术的充分描述和将现象学“范式”用于技术哲学研究，从而实现“真正全面”反思技术等[4]。目前人们开始以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指明了诸如“技术创新哲学”[5]、“两种文化”(科学和人文)教育、“工程哲学”(包括“工程伦理学”)、“技术人类学”[6]等这样一些融合两个传统的更具体路径。但这些具体路径由于在经验转向上意在强调技术哲学面向技术的具体经验层面(如创新活动、社会机制、技术文化、工程因素等)，仍然难以呈现技术哲学的哲学传统或哲学特色。因此如果不是求诸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而是诉诸哲学中的“技术转向”，那就会展示一种作为哲学纲领的技术哲学。回到中国技术哲学中来，近10多年来中国作为一种哲学纲领的技术哲学，在全球对话中以一种“与国际接轨”的学术方式，至少表现出现象学技术哲学、分析的技术哲学、解释学技术哲学和实用主义技术哲学四种进路或倾向。 (一)现象学技术哲学 与技术的经济哲学和社会哲学一样，技术的伦理哲学主要限于技术的社会影响。只不过前者更加关注技术的正面影响，后者更加强调技术的负面影响。其不同在于，技术的伦理哲学通过对技术的负面影响关注，更加强化了技术的意义认知。对技术的意义认知，中国技术哲学界逐步转向一种现象学视角。关于这种视角，国内一种比较有影响的说法是“现象学技术哲学”，它是指现象学面向技术经验的哲学思考方向。这一领域从1990年代开始孕育，进入21世纪之后，特别是从2007年开始开展的每年一届的全国现象学科技哲学研讨会，渐渐取得一定地位。从这种学术活动看，中国学界并不单纯是“现象学技术哲学”，也有“现象学科学哲学”、“现象学科技哲学”的说法或用语。如果按照传统上把技术看作应用科学或科学应用或把技术看作科学向工程或生产力转化的中间环节，那么现象学技术哲学看来只不过是一种部门哲学或分支哲学，最多可以称为“技术现象学”。下面鉴于目前国内有关现象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文献大多是对欧美有关思想和观点给予评介和阐释，不打算对此给予太多关注，只是想借助国内有关的思想和观点就现象学技术哲学作为一种哲学纲领给予适当说明。 第一，现象学技术哲学之所以是一种哲学纲领，在于它把技术看作科学的本质来对待，展示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技术—科学关系，从而赋予技术哲学以独特的哲学地位。技术哲学作为部门哲学，人们为了追求学科建制，要么寄生于分析的科学哲学之中，要么是没有明确的哲学立场只具调和性倾向。面对这种学术情形，吴国盛认为技术哲学作为一种具有独到解释力的哲学纲领代表了真正的哲学趣味，它是从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开始的，也即是海德格尔真正在哲学上将技术确立为核心主题。他为此提出如下三点理由：一是海德格尔以实践取向取代理论取向，他描述的人与世界的关系首先是一种操作关系，其次才是认识观照关系；二是海德格尔充分认识到技术作为一种现代最突出的现象，是一种起支配和揭示作用的本质，是真理的呈现或展现方式，现代科学的本质在于现代技术；三是海德格尔是第一个把技术提到哲学最重要位置的哲学家，认为现代技术是形而上学的完成形态[1]。在这三条理由中，第三条理由是总体性的，第一、二条理由基本是同一回事，即现代技术是现代科学的本质，由此显示出现代技术优先于现代科学的哲学地位。也就是说，现象学的哲学传统赋予技术哲学以强大的哲学背景，也表明现象学技术哲学可以成为一种独特的哲学纲领，但这并不意味着现象学技术哲学立即成为一种哲学纲领。有学者指出可以借着“新兴的现象学科学哲学”，推动“科学哲学”囊括“技术哲学”“工程哲学”乃至“自然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其整个逻辑在于海德格尔已经表明的“现时代的‘科学’与古代的‘科学’有着本质的不同，‘科学’已拥有了技术本质，或者说科学的本质就是技术的本质，科学和技术有着共同的本质”[7]。这种逻辑的指向显然是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本质，但在本质的顺序上模糊了海德格尔以技术界定科学本质的历史哲学命题。这在现象学中，与目前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的“技科学”(technoscience)一词的精神实质也不相符。毫无疑问，无论是现象学科学哲学，还是现象学技术哲学，都是新兴的领域，力图借着现象学科学哲学兴起之际以科学哲学囊括技术哲学，多少有些“科学哲学主义”之嫌。 第二，现象学技术哲学作为一种哲学纲领，不仅表现出对其他理论的融通，而且也逐步从本体论向经验论转换。中国技术哲学学者不仅通过考察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思想表明现象学技术哲学的理论来源，而且也试图推动现象学技术哲学研究纲领对其他技术研究或其他技术哲学流派的理论融通。有些学者将“现象学技术哲学”与“技术现象学”进行区分，认为技术现象学“只局限于技术哲学的现象学的应用”，现象学技术哲学则不仅如此，而且还包括“现象学在技术哲学外部的技术理论研究中的运用”，如现象学通过对社会学的影响实现了对技术的社会建构论的影响，而这恰恰表明现象学之于技术哲学的“强大的生命力”[8]。还有学者表明，荷兰技术哲学的“特文特模式”，“发展原有古典现象学概念以人—技术—世界关系为空间轴向，定位了技术哲学的社会关联性的实践价值与意义，将形而上的哲学抽象论述转为了关注人类生活福祉的效用理论”[9]。不过更多的文献主要是从胡塞尔的“面向实事本身”，通过伯格曼的“器具范式”、德雷福斯的“人工智能向度”、伊德的“人-技术-世界关系”等，从海德格尔的形而上条件关注转向形而下(如日常生活问题、技术伦理影响等)考察，即“从本体走向经验”[10-11]。对中国技术哲学来说，这与其说是展示现象学技术哲学的发展趋势，毋宁说是对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的一种呼吁。在这方面，中国技术哲学界零星地对赛博空间、纳米图像、声响技术进行了现象学研究，似乎显示出中国技术哲学转向经验研究的“后现象学”症候。 (二)分析的技术哲学 分析哲学与现象学，被公认为是20世纪以来西方最有影响的两大哲学流派。目前国内科技哲学界一般倾向于认为，现象学支持技术哲学，分析哲学支持科学哲学。但21世纪初期以来，随着中国技术哲学作为部门哲学的繁荣和发展，有些科学哲学学者也开始介入技术哲学，力图以分析哲学为基础建构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似乎打破了这种哲学边界，并激发一场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之争，凸显出分析的技术哲学作为哲学纲领的端倪。这场争论的焦点在于，技术哲学的核心问题或根本问题究竟为何。张华夏、张志林提出“技术哲学的核心问题，当然也是技术认识论和技术推理逻辑问题”，呼吁“技术哲学要转向技术知识论和技术逻辑的研究”。他们作为科学哲学学者，出于科学与技术的划界，力图使技术哲学作为部门哲学从科学哲学中分离出来，以避免技术哲学“与STS的研究融合在一起而失掉技术哲学的特殊性”[12]。但问题在于既然技术有不同于科学的特殊性，技术哲学有不同于科学哲学的学科特点，技术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与科学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便会有重要的区别，技术哲学的核心问题便不应是技术认识论和技术推理逻辑问题。因此陈昌曙、远德玉作为中国早期技术哲学学者，主张“把技术价值论作为技术哲学的核心问题”，认为“我国要实现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也要求把科技价值特别是技术价值论的研究和宣传放在首位”[13]。如果说张华夏、张志林指认把技术价值论作为核心会产生与STS相融合而失去技术哲学特殊性的话，那么陈昌曙、远德玉则指认把技术认识论和技术推理逻辑作为核心会产生使技术哲学成为科学哲学的“私人子”或部门哲学之嫌。 就技术哲学的核心问题是技术认识论还是技术价值论这一问题，争论双方遵从的逻辑均为“只从A对系统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并不能论证A是主要的”。按照这种逻辑，似乎可以说技术认识论和技术价值论对技术哲学都是必需的，但都不能成为技术哲学的核心问题，任何关于核心问题的绝对陈述至少应是不太谨慎的。尽管如此，这场争论还是将技术哲学讨论引向了深入。陈红兵、陈昌曙纠结于技术的决定要素究竟是技术工具(如人的知识、技能和经验等)还是技术实体(如工具、机器、设备等)，其回答是“只是在特定情况或从矛盾的特殊性看，在都有必要的因素中才可能有一个是相对主要的方面”[14]。张华夏、张志林就此进一步表明，技术认识论与技术价值论的分歧反映出了国际技术哲学界技术工具论与技术实体论的分歧或争论。在他们看来，陈昌曙等人的技术定义——即以马克思的劳动学说描述技术的实践(行为或行动)、目的或过程、实体或结构特征，强调的是技术的物或器具因素的使用层面，直接地与技术实体论接轨。这无异乎将技术等同于劳动过程或生产力，不但不能把技术与科学(科学也是劳动)区别开来，而且“所谓技术是劳动过程的决定因素或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说法便失去了意义”。与强调技术的实体因素或“硬件”相比，他们更加强调技术的知识、“软件”方面，在技术工具论意义上将技术界定为“达到实用目的的智能手段”[15]。按照这种界定，他们以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之名列出了一系列分析哲学问题，如技术工作者知道什么、怎样知道和如何运用特定知识和技能提出技术问题，进而设计、试验、评价、选择、发明各种人工产品，并对它们进行技术革新等问题。为了突出技术哲学不同于科学哲学的智能分析对象，张华夏还以“SARS”(即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为例，说明“Know how without know why”这一独特的技术哲学命题，也即“在关键的科学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技术也可以依靠自己的经验积累，常规地向前发展，解决自己的问题”[16]。 这场争论的最初发起者，其前提是要将分析的技术哲学确立为技术哲学的一个研究纲领。这其实是一种“少对多”的学术反应，因为正如有学者指出“对中国技术哲学近十年的发展作一鸟瞰之后，会发现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偏向于价值论，即人文传统的技术批判，而较少涉及工程传统的实践探讨”[17]。也就是说，技术的社会哲学、伦理哲学甚至现象学技术哲学更多地偏于价值论范畴进行研究，作为回到技术本身的认识论或分析哲学研究亟待加强。高亮华在讨论当代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时，把当代技术哲学分为规范性、批判性和描述性三大主题，认为“规范性、批判性主题占据了经典技术哲学的几乎全部”，即使对技术的社会的—规范的评价内容是技术哲学的核心部分，也需要“通过描述性主题的建立与完善，将整个技术哲学建立在一个可靠坚固的基础上”，也即把分析哲学“整合成为一个重要的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确保技术哲学“从底部建立起来”[18]。但他同时也指出，分析的技术哲学作为一种研究纲领有明显的缺陷：一是在研究目的上它对技术中以及我们关于技术的思考中借以表达与阐明的概念与概念框架进行批判性的反思与分析过于狭窄；二是在分析方法上并不具备相对于其他方法的价值优先性；三是在主题上集中于技术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拒斥技术的价值论与意识形态讨论。这些局限其实是因为分析哲学自身的限定而起，也即其基本方法与原则有它自己的适应范围。在这方面，潘恩荣具体指出传统分析哲学无法解决技术人工物的结构—功能逻辑鸿沟问题——“结构描述与功能描述不能互推”。即使是荷兰学派采取了解释融贯推理、类比融贯推理、演绎融贯推理和实践性推理，也还没有给出满意的哲学答案。为此潘恩荣认为，理论性推理的研究进路(如逻辑视角、认识论视角和本体论视角)“不适用于研究结构—功能关系问题，甚至不是很适用于研究技术与工程中的哲学问题”，它“无法在本体论方面解释结构与功能之间的肯定性关系”，所以“需要一种基于实践性推理的技术(人工物)本体论”[19]。尽管当代分析的技术哲学存在这类逻辑鸿沟的哲学难题，中国技术哲学界仍然有不少学者呼应分析的技术哲学研究纲领。吴国林在全国第14届技术哲学学术讨论会上，以《试论技术哲学研究纲领——兼评“张文”与“陈文”之争》一文重提这场争论，坚称“技术哲学的核心是技术认识论问题”，强调“最基本的方法是分析法”，在内容上除涉及技术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技术逻辑和推理、技术设计和解释、技术预见与创新等外，特别将“技术价值论”(如伦理推理)纳入分析范畴。这种做法不管是否已经超越分析的技术哲学范围，最终还是要面对技术结构—功能之间的逻辑鸿沟难题。但愿中国技术哲学界在“经验转向”中，能够通过进一步的深刻研究，为分析的技术哲学研究贡献自身的智慧和力量。 (三)解释学技术哲学 毫无疑问，无论作为部门哲学的技术哲学还是作为哲学纲领的技术哲学，它们都力图超越技术作为科学应用或应用科学的附属或附庸地位。从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之争来看，与国外技术哲学一样，中国技术哲学始终把技术的本质作为核心问题加以追问。在这里不管是常识性工具论的技术定义(如知识、智能、经验等)，还是实体论的技术定义(如“展现”“座驾”“劳动”“价值”等)，都不过是技术本质主义。对于这种技术本质主义，有学者指出以本质性定义或普遍性概念寻找技术的所有情况中的共同要素，不仅不能产生任何哲学结果，而且还使人们将具体的技术情形看作无用的东西，因此必须要借助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概念来界定描述技术，如美国技术哲学家芬伯格的初级工具化(各种技术本质主义在这里对技术的本质给予规定)和次级工具化(各种技术与非技术因素此时得以聚集)就是这样说明技术的[20]。这种去本质主义的技术界定方法，无疑使技术具有了可解释的弹性，并借此将技术开放给了解释学的哲学传统。目前中国技术哲学界这方面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一般会冠以“技术解释学”的名讳。但必须要指出，“技术解释学”这一名称至少包括如下三种语境：一是把技术作为文化来加以解释，如把海德格尔的以词源学追问技术作为一种解释学—现象学方法、将哈贝马斯的技术意识形态看作深度解释学研究以及倡导技术的文化解释学研究；二是基于逻辑分析推演技术结构—功能关系，如把荷兰学派的技术人工物二重性理论看作一种技术解释学；三是把技术作为文本加以解释，如将伊德的技术的“解释学关系”延伸看作是技术解释学、把“技术正本”概念作为“技术物体”的延伸和超越进行本体解释学考察等等。第一种语境的技术解释学强调的仍然是技术的社会文化批判，其所谓解释学不再是技术本身而是文化对技术负面影响的自我修复、拯救或弥补；第二种语境的技术解释学与其说是解释学，毋宁说是分析的技术哲学。只有第三种语境的技术解释学是一种独特的哲学纲领，可以称得上是解释学技术哲学。这不仅是因为它对技术进行合解释学哲学传统的研究或考察，而且也是因为它由此强调技术的解释弹性或技术的可选择性。在这种意义上，赵乐静的《技术解释学》一书其实是要尝试把解释学技术哲学确立为一种哲学纲领，尽管他仍然沿用了“技术解释学”称谓。按照该书，他的技术解释学或作为一种哲学纲领的解释学技术哲学至少涉及三个问题[21]。 第一，现象学技术哲学作为哲学纲领在理论上如何可能。米切姆曾经将人文的技术哲学称为“解释学技术哲学”，意指通过探索诸如艺术、文学、伦理学、政治学及宗教等非技术的或超技术的观点解释技术的意义，反映技术与社会、自然及人类的互动关系。赵乐静并不情愿使用“解释学技术哲学”这一概念，而宁愿使用“技术解释学”概念，并指出它在理论上来源于海德格尔的存在本体论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其实，这种理论根源恰恰表明现象学技术哲学的哲学传统，只是不能如米切姆那样笼统地说解释学技术哲学来源于一切人文学科。至于赵乐静提到的技术解释学的现实起点始于比克和平齐的技术社会建构论、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伊德的人—机现象学与解释学以及拉图尔的后结构主义技术符号学，则恰恰说明了解释学对技术问题的自觉或不自觉哲学拓展。应该说，现象学技术哲学既包含了它作为哲学纲领的传统来源，又指明把技术作为一项解释学任务的现实学术要求。进一步说，现象学技术哲学并不如人文的技术哲学传统那样经过对技术的多重批判之后，多以艺术、文化、宗教信仰作为技术的替代，而是回到技术本身上赋予技术的可选择意义。 第二，技术作为文本的解释如何可能。赵乐静采取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概念，把技术界定为变革自然、生成有形无形产品的人类实践行动，即关涉自然的知识、活动和人造物。毫无疑问，现象学技术哲学所以成为一种哲学纲领，就在于它很大程度上把技术作为一种文本隐喻加以解释。为适应这一要求，赵乐静大大拓展了伽达默尔主要集中于历史、法律、艺术作品这些领域的“本文”定义域，不仅把技术知识和技术人工制品作为文本加以对待，而且还参照利科的“将社会行为视作文本”的作法，把技术活动也纳入文本范畴，力图构建技术知识的解释学、技术活动的解释学和技术人造物的解释学。技术知识的解释学在于，不仅要阅读技术知识文本的可编码知识，而且要关注技术知识文本的不可编码知识，即地方性知识和意会知识，因此需要对不可编码知识与可编码知识之间的转换、扩散进行解释学研究；技术活动的解释学是在将社会行为视作本文的条件下，赋予技术解释灵活性、技术框架、技术风格、行动者网络等范式以解释学意义，倡导以哲学解释学为指导的“解释学设计模型”，论述技术设计中的解释学循环、问答逻辑，同时以技术代码的形成与作用揭示出处于力量对比语境中的技术活动的解释学意蕴；技术人造物的解释学则从广义对称原则出发，以技术人造物的功能意向性为依据，将技术人造物看作本文的可能，形成了技术人造物本文分析方法，以此“阅读”技术创新的“多重正本”、技术的性别正本，强调“技术本文”作者原意的“顽固性”及用户阅读时的灵活性，对技术的“道德授权”“政治场景”“可用性”以及“技术驯化”进行了解释学研究。 第三，可选择性的技术如何可能。与分析的技术哲学主要限于对现实技术的逻辑分析以建立相应解释模型不同，也与现象学技术哲学基于技术的价值批判寻找对现有技术的价值替代也不相同，解释学技术哲学则是通过对技术文本的解释学研究探索技术的不同选择，其逻辑落点是可选择性的技术。赵乐静为此强调由于技术理解的解释学境遇性，从来不存在对技术文本的唯一阅读，任何文本有多种阅读。关于技术文本的多重阅读这一见解，在理论上必须要澄清技术文本的生成及其客观性问题。在他看来，这一问题反映出解释学技术哲学与现象学技术哲学的不同，那就是不是以后现代对现代的反对，而是表现出现代与后现代境遇的融通。例如，拉图尔的“技术正本”概念，表现为“铭记”与“解读”的符号学含义：技术设计者、生产者如同文学作品的作者一样，预先在产品中“铭记”其意欲传达给使用者或者说“读者”的意图，这些做法使人造物文本具有某种“顽固性”，并以此规定着用户“应当”如何解读这些本文，但另一方面，用户在使用产品时，事实上却并非被动地复制、接受作者意图，相反，不同用户总是根据自己的前理解结构或旨趣，“颠覆性地”阅读人造物本文，“驯化”技术本文，甚至实行某种“反赋义”，从而以不同于设计者的意图甚至与设计者完全相反的用法，使用既有的人造物。从哲学解释学来看，技术本文的这种“客观性”就是某种“前见”，这种“前见”意味着技术的选择性。当然所谓可选择性的技术必然表明技术的设计和决策充满着基于价值、利益因素的权力对比与协商，不过赵乐静并不想让技术哲学成为一种“技术政治学”，只是想把解释学作为我们理解技术的一种新的选择。 (四)实用主义技术哲学 “实用主义”一词源于希腊语“pragma”，意为行动、行为，强调注重实践和行动。实用主义哲学作为美国本土哲学和美国的民族精神或文化核心，强调把取得效果当作生活的最高目标，也即“有用即为真理”。这一实用主义观点至迟在1970年代末之前，伴随着对胡适(杜威的中国追随者)的批判，一直在中国意识形态和哲学领域受到批判。但这一观点由于在哲学上强调有效性和合实践性标准，而对技术哲学有着特别的意义，也意味着实用主义技术哲学作为哲学纲领的可能性。其实，自1980年代初期开始，陈昌曙就在许多技术论述中提及实用主义，甚至呼吁在关注现象学(存在主义)技术哲学的同时，不要忽视实用主义技术哲学。不过中国技术哲学界开始真正关注实用主义技术哲学，是从21世纪初期开始的。曹观法较早通过希克曼指出了技术发展对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深刻影响，评价杜威实用主义技术哲学是改造大众文化的重要手段[22]。继2003年在日本召开的以21世纪的实用主义与技术哲学为主题的国际会议之后，中国技术哲学界对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给予了更多关注。盛国荣通过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强调“对技术做功能主义的理解而非本质主义的分析”[23]。夏保华则借助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突出知行统一的技术探究模式和“科学实际上就是技术”这一观点[24]。庞丹更是将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作为研究纲领，也即实用主义的“工具主义”为“核”，它的技术规定、技术探究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伦理论等为“保护带”[25]。陈文化曾鉴于国际技术哲学界对皮特的技术认识论的各种争论，结合中国技术研究的“哲学转向”和哲学研究的“技术转向”形势，较早对皮特的技术定义给予介绍和评价，使皮特的技术哲学受到国内学者重视[26]。与这种一般评价不同，马会端在其《实用主义分析技术哲学》一书中将皮特的技术行动理论展示为“实用主义分析技术哲学”，标示出杜威以外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语境[27]。实用主义哲学对中国来说并不陌生，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的中国情结有待进一步挖掘。 四、思想来源、传统文化与时代特色 通过以上考察可见，中国技术哲学正在从部门哲学向哲学纲领构建发展。但这仅仅是对中国技术哲学学科发展进程的一种线索梳理，而绝不意味着两者的完全分离。实际上，技术哲学作为哲学纲领的出现源自部门哲学发展，部门哲学孕育了哲学纲领，同时部门哲学讨论的问题又可以包含在哲学纲领的相关维度中加以研究和探索。同时必须要看到，中国作为部门哲学的技术哲学发展是体制性的，已有相当发展也有较广的扩散，而作为哲学纲领的技术哲学才作为一种“国际引进”刚刚兴起。如果说前者具有较大分散性的话，那么后者则需要深入。无论如何，通过这两条线索来梳理中国技术哲学思想状况仍然有挂一漏万之嫌，以下将进一步通过思想来源考察、传统文化关联和时代特色呈现等方面尽量给予弥补，也希望从中把握中国技术哲学的某些发展趋势。 (一)思想来源考察 中国技术哲学发展至少有两个思想来源，即意识形态要求和全球对话或学说交流。中国作为部门哲学的技术哲学，特别是技术的经济哲学和社会哲学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确切地说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尽管现在在名称上越来越为“科学技术哲学”或“科技哲学”替代，但在学科体制特别是高等教育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仍然包含着自然辩证法的意识形态影响)。在这种学科体制之下，由于科学哲学优先获得发展，因此中国技术哲学受到科学哲学浸润较深。在较长时期内，人们往往以STS包容技术哲学，甚至把技术作为应用科学或科学应用来排斥技术哲学的独立性。只是随着真理标准的意识形态张扬，中国技术哲学才作为部门哲学获得发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人们极大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特别是生产力理论、劳动学说等的理论作用，才逐步把技术问题在学科意义上纳入哲学范畴。这种做法的一种强烈的学科效应是，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技术论述作为中国技术哲学的重要来源。不仅陈昌曙、关士续、远德玉、曾孝威等许多早期技术哲学学者，在他们的技术论或论技术论述中依赖的是马克思或恩格斯的技术观点，而且后来的如陈凡、李刚、李三虎、乔瑞金、牟焕森等人也对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给予较多关注。目前国内有关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论述已有大量文献，即使是对恩格斯也有零星论述。比较系统的论述有乔瑞金《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人民出版社，2002)、牟焕森《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国际反响》(东北大学出版社，2003)、李三虎《十字路口的道德抉择——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研究》(广州出版社，2006)。考虑到经典马克思主义是被国内外学术界广泛认同的技术哲学思想重要来源，也考虑到马克思主义曾经对中国技术哲学研究的强烈思想影响，中国技术哲学界可以考虑将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确立为一种哲学纲领加以研究。这倒不一定是出于意识形态要求，而是可以真正从思想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框架，并针对时代特点做出适应性解释或分析。 当然，对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的研究并不是孤立于国外技术哲学思想进行研究的，而应该是在全球对话中加以展开的。事实上，中国作为部门哲学的技术哲学发展，就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参照。1990年代初期，高亮华就曾从技术哲学角度对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如霍克海默、阿尔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思想给予考察，其著作《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大致反映了他的相关研究情况[28]。但既然是以“人文主义”来标示“技术哲学”，那就不可能仅仅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哲学思想。因此高亮华实际上也较早对海德格尔、芒福德、温纳等人的技术哲学思想给予关注。随着中国越来越多的学者进入技术哲学领域，人们开始围绕技术哲学进行更为广泛的全球性对话。前面讨论的作为部门哲学的技术的社会哲学和伦理哲学以及作为哲学纲领的现象学技术哲学、分析的技术哲学、解释学技术哲学和实用主义技术哲学，并不是源于本土思想和意识形态要求，而是源于在全球对话中对欧美技术哲学的理解和把握。这种理解和把握远远说不上完整。技术的社会哲学研究尚未达到对技术的哲学人类学和文化—社会—政治批判的研究深度，技术的伦理哲学研究也还没有通过精致的技术评估上升为影响技术决策的政治实践高度；也谈不上再阐释和再发展，当欧美现象学技术哲学已从经典现象学进路(直接应用现象学传统资源去理解技术)发展到后现象学进路(应用重新解释的现象学去理解技术)时，中国学者基本上还停留在引介和评价方面，至于分析的技术哲学、解释学技术哲学、实用主义技术哲学更是才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而已。但无论如何，中国已经通过全球对话，吸引了一大批技术哲学新锐，吸纳了各种技术哲学资源，使中国技术哲学能够容纳欧美各种哲学流派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分析哲学、社会建构主义、实用主义等)，逐步从仅仅涉及科学哲学、知识理论、实践行动理论和伦理学发展到对形而上学、美学、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的学术开放，成为今天越来越受关注的专业领域。 (二)传统文化关联 现代技术既然不是从中华民族本身孕育而来，那在西方现代性意义上考虑古代中国哲学，便常常在技术哲学中将古代中国哲学排斥在外，甚至将它列入反技术范畴。但技术哲学在其实践取向上包含了批判性、规范性、描述性、解释性和建设性主题，特别是在批判性、规范性的主题意义上，综合考虑知识、工具、生态和文化等技术因素，当代技术哲学越来越在在历史向度上，不仅以立足现在的批判关注未来，而且也因未来的定位解释传统或历史；在空间向度上，不仅眼观作为现代性发源地的西方世界，而且也以后现代放望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海德格尔赋予技术以哲学的中心地位，经过对现代技术的“座驾”批判之后，在寻求“拯救”之路时，回溯到古希腊思想，也从古代中国(特别是老庄道家思想)那里借得了见识。目前国内有不少文献以海德格尔“天地人神”的“四方域”概念容纳道家的技术人工物论述，也有不少学者在海德格尔思想之外，赋予儒家和道家思想以“技术(异化)批判”甚至“天道酬技”和“以道驭术”乃至“技术自然主义”等象征性意义。笔者在《重申传统：一种整体论的比较技术哲学研究》一书中试图从技术哲学角度打通中国传统与西方传统的哲学隔阂，以便以中国传统重塑一种“技术整体论”[29]。这类研究虽然已经脱离了常识性工具论论述，但仍然未能对古代中国哲学给予技术哲学重构。不过，中国最近有现象学学者以现象学关照儒家心学时，倒是为技术哲学与古代中国哲学的文化关联开启了可能的方向。倪梁康通过儒家经典和宋明儒学中提炼出了“未发”与“已发”两个概念，在现象学上分别将它们称为“前客体化行为”“客体化行为未发”或“非客体化行为”(或可以称为胡塞尔的“前意向的”或“前现象的”状态)以及“客体化行为”(各种意向表象行为)和“后客体化行为”(意向情感活动)。这种论述虽然主要是力图挖掘儒家心学所蕴含的意识结构，但它从“已发”的意识结构逻辑地推出的“奠基”关系，即“必须首先有表象活动或客体化行为构造出各种对象或客体，而后才可能有对这些客体的喜怒哀乐情感产生”[30]，却有些类似于海德格尔对技术本体论的古希腊传统追问。海德格尔在其《哲学的基本问题》(1937-1938)演讲中曾说，好奇使古希腊人“必须在承认所迸发事物过程中获得立足点，必须以一种生产方式观察事物不可思议的呈现方式”。因此如果说海德格尔由此引出了古希腊人以自我呈现或展现方式使物从“遮蔽”进入“无蔽”的“技艺”概念的话，那么，倪梁康的逻辑“奠基”关系同样也意味着“格物致知”或“致良知”作为呈现方式使物从“未发”到“已发”的“技”或“艺”概念。应该说，这种理解不过是以现象学的描述分析或解释学的说明方式来处理技术本体论问题，但惟其如此，才能将现象学技术哲学、解释学技术哲学乃至分析的技术哲学与古代中国哲学关联起来。与此同时，实用主义不仅将物理设备看作工具，而且将概念与方法也看作工具，其技术哲学意义在于它超越手段与目的相分离的常识性工具论，倡导使手段与目的、事实与价值、思想与行动成为连续一体的整体性工具论。如果将这种整体性工具论开放给中国以“体”“用”“一”“中”等为整体论特征的传统文化解释，同样也能使古代中国哲学绽放出技术的社会哲学和伦理哲学意义。无论如何，诉诸当代哲学主题和方法，对传统文化进行技术哲学重释或重构，可以在历史传统的语言浸润中为中国技术哲学寻找自身的传统语境和根系话语。 (三)当代特色呈现 中国技术哲学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关联方面，已经触及到所谓“中国特色”一类的学术诉求。这种诉求在中国技术哲学的30多年发展中前后有两种不同表述：一是前20年，鉴于中国技术哲学作为部门哲学的诞生和发展，在经验上要求密切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31]，在理论上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劳动理论，把技术作为科学转化为生产力的特殊环节来彰显区别于科学哲学的技术哲学“独立性”[32]，在意识形态上表明了技术辩证法的历史语境；二是近10多年来，随着全球对话的日益加深，鉴于在国际技术哲学领域的学术地位考虑，开始强调技术哲学的“中国语境”[33]，突出“立足本土化、走向国际化、促进建制化”的中国技术哲学进路[34]，从而指向了中国技术哲学的国际地位获取。前者是部门性的学科要求，后者是哲学纲领性的特色要求。就后者来说，2012年3月，在东北大学举办的第14届全国技术哲学学术年会，它的主题更是在当代技术哲学之下力图突出“中国语境的技术哲学”、“中国化的技术哲学研究”或“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学派”[35]。这种要求一者是中国技术哲学的拓展使然，二者是因着国际技术哲学界的“经验转向”和“文化转向”而来。无论是“经验转向”，还是“文化转向”，不独是在内容上向着去形而上学的“生活世界”，也包含了“中国语境”和“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体现。不过，中国化的技术哲学研究要求不能脱离技术哲学的“哲学性”而进入“中国语境”和体现“中国特色”。这种“哲学性”早在2001年人们讨论“技术转向”时就已经提出，它的含义不简单是指一种哲学对技术的关注，而是要具有中国化的技术哲学问题意识。吴国盛认为，“技术正在或即将成为哲学反思的中心话题”，技术之所以能够成为哲学中心话题，是因为“技术不是诸多问题之中的一个，而是使所有问题成为问题的那种问题”，也即“一切问题都是技术问题，而一切技术问题都不是(狭义的)‘技术’问题”[36]。所谓一切问题都是技术问题、一切技术问题又都不是技术问题的哲学陈述，对中国来说来不过是要以自身的技术经验和文化演绎中国式的生存论本体论。这种演绎不仅体现在自上而下的国家技术战略(如自主创新)推进上，而且也表现为自下而上的技术引进、使用和自我创新方面。因此中国技术哲学发展与其要求“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研究”，毋宁以呈现“当代特色”来体现中国技术哲学对中国人经验技术的更深刻理解和把握。由此来把握目前中国技术哲学发展趋势，不难看出有如下三种迹象。 第一，前沿领域寻走向。技术作为技术哲学研究的对象和基础，目前已经发展到纳米—生物—信息—认知的汇聚(NBIC)高度。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技术发展前沿领域，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技术前沿发展，无疑正在进一步深化着人们对技术的基本内涵、本质和定义的看法和思考。例如，国外哲学人类学曾把人类看作一种“尚未完成的动物”，进而将技术看作是克服人类身体的先天缺陷，现在则由此发展了一种“超人类主义”思想，认为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是补偿、加强或替代人体器官的最新技术或称人类增强技术。从技术的社会哲学来看，这可以说是技术决定论的当代体现。面对这种新的技术哲学进展，中国技术哲学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缺场，因为“如果技术哲学工作者对NBIC四大汇聚技术知之甚少，其结果则必然导致对于此类技术的研究仅限于伦理思考的范畴之内，而对其发展历史、研究进展所知不多，最终难以形成有效的方法对相应的技术知识和技术理解展开探讨，并最终或成为技术的批评者，或仅仅限于伦理学的考察”[34]。技术前沿领域包含着未来的人类经验，当然也就成为技术哲学前沿。技术前沿领域包含了中国人的技术经验，中国技术哲学自然也应从前沿领域寻找新的方向。 第二，多元化中求个性。中国技术哲学思想发展并没有定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一尊，整体上表现为一种多元化发展。陈昌曙生前曾指出，技术哲学作为哲学的分支学科，要与国内外整个哲学学科发展相协调。保持一种多元化发展，以确保中国技术哲学的丰盈和广泛。与此同时，还不能不注意到，目前欧美技术哲学正在出现一种新的发展倾向：技术的社会哲学以及现象学技术哲学和分析的技术哲学，正在通过解释学技术哲学或实用主义技术哲学联系起来。在技术的社会哲学方面，芬伯格沿着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进路，充分发挥了社会建构论的哲学文化功能，发展出了独特的技术批判理论，其中的初级工具化和次级工具化概念表现出了强烈的解释学倾向；现象学技术哲学方面，伊德的后现象学以人—技术—世界的关系框架直接地进入到了文化解释学范畴；至于分析的技术哲学，荷兰学派虽然以描述性见长，但也表现出了与现象学、解释学合流的方向。再说实用主义倾向，皮特的分析的技术哲学被冠以实用主义前缀自不别说，就是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和伊德的后现象学也分别被看作是与实用主义存在“相似性”和“与实用主义的联姻”[37]。从这种发展形势看，中国技术哲学发展不但要从国外技术哲学阐释中寻求中国发展的技术经验，而且要通过迫使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与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的学术整合，诉诸分析哲学与现象学哲学的相互借用，以解释学和实用主义的经验和规范包容中国技术文化的传统和当代经验，使技术哲学在哲学的主题与方法的融通中充满中国的个性和时代特点。 第三，哲学史中找深度。正如前面已经表明，中国作为部门哲学的技术哲学有着自身的意识形态传统，但作为哲学纲领的技术哲学有着明显的“拿来特征”。中国技术哲学学者目前虽然已经不再以意识形态呈现自身特色，但技术哲学的“文化转向”包含了意识形态以及更多的学术向度。这里不仅马克思主义传统仍然是技术哲学的伸展方向，而且中国古代哲学更是在当下技术批判语境下涉及伦理哲学、社会哲学、现象学、实用主义、生态主义等议题的重要技术哲学资源。前面对此已经做过一些讨论，这里需要强调的关键问题是不能将中国技术哲学的历史仅仅锁定于改革开放以后的30多年或最多回溯到1949年，而应该以“前史”，打通与近代和古代的技术哲学思想关联。中国技术哲学只有与传统文化关联起来才有生命力，也才能通过吸纳国外技术哲学资源体现自身特色。为此我们应该在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外的思想历史相互比较和互相阐释中，寻找技术哲学的“中国话语”，使部门哲学(技术的经济哲学、社会哲学和伦理哲学)生长出哲学纲领(自然主义技术哲学、生态主义技术哲学、工程哲学等)，让哲学纲领(现象学哲学、分析的技术哲学、解释学技术哲学、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等)嵌入中国元素(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以及技术传统要素等)。这不仅是一种中国话语寻根，更是当代哲学中的技术批判向度赋予中国传统文化延续以选择性的时代要求。标签：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科学哲学论文; 现象学论文; 解释学论文; 科学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中国现状论文; 逻辑分析法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哲学家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实用主义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认识论论文; 中国军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