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与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段忠桥教授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唯物主义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英美论文,访谈录论文,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导语：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直是我国学术界关注的两个重要领域。也正是在这两个领域，段忠桥教授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前一个领域，他不仅提出并论证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概念和英美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阶段，而且通过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等流派的基本主张的阐释和评价开拓了国内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领域。在后一个领域，他借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做出了与国内流行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不同的新阐释，并在与近些年来我国流行的一些与历史唯物主义密切相关的新见解的争论中，提出了具有原创性的新观点，从而推进了我国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
段忠桥简介：段忠桥，1951年生，北京人，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牛津大学All Souls College（万灵学院）客座研究员（1998－1999）。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历史唯物主义、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迄今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英文专著，英国Avebury出版社1995年出版）、《理性的反思与正义的追求》（专著，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重释历史唯物主义》（专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主编《马克思主义史教程》和《当代国外社会思潮》，翻译出版了《卡莱尔》、《论英雄和英雄崇拜》（合译）、《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政治哲学”、“历史哲学”、“法哲学”、“社会科学哲学”四部分的条目）、《在自由中丧失——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导论》（合译）、《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等译著。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学》（英国）、《批判》（英国）和《自然、社会与思想》（美国）等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近百篇。
访谈时间：2009年8月19日上午
访谈地点：段忠桥教授家中
采访人：刘景钊（以下简称刘）
被采访人：段忠桥（以下简称段）
刘：段老师，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访谈。我曾拜读过您的一些论文和著作，感觉您善于通过学术讨论和争鸣来提出自己思想和观点。另外，像您这样在国外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能用英文在国外出版专著、发表论文，能同国外一流学者对话，而且引起国外学者重视和得到较高评价的哲学学者还不是很多。所以，我希望借这次访谈能比较全面地了解一下您的学术经历和学术思想。
段：好吧，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的主要研究领域。如果从1977年大学毕业到高校任教算起，我主要涉足的研究领域有两个，一个是历史唯物主义，另一个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我在这两个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成果是2007年出版的《理性的反思与正义的追求》和2009年出版的《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如果说前者展示的是我在后一个领域取得的主要成果，那后者展示的则是我在前一个领域取得的主要成果。
刘：如此说来，迄今为止，您已经在哲学领域耕耘了30多年，那么您能先谈谈您是怎样走上哲学研究之路的吗？
段：说来话长。我最早接触哲学是在1971年。1951年我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1964年上中学，1966年赶上文化大革命，所以也是文革期间的“老三届”。1969年1月，我同那时的很多中学生一样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到山西农村插队。插队生活的艰苦是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的，但也给我留下了一段终身受益的经历。1970年，毛主席发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指示，北大、清华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不知何故，我所在的晋东南地区也办了一所包括文理科、工科和农科的名为“太行五七大学”的学校。1971年3月我被推荐到这所学校的文理科政治班上学。按现在的标准说这所学校连大专的水平也达不到，因为它的师资主要来自原长治市的一些中专学校。政治班的主要课程有4门：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我就是从这时开始接触哲学的。由于当时的师资水平和教学条件都不太理想，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只是一些来自报刊杂志的最浅显的东西，所以我虽然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很感兴趣，但在课堂上的收获却很少。幸运的是，我所在的文理科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藏有大量文革前出版的哲学、经济学、文学、史学等方面的图书。尽管当时还处在文革期间，大部分图书是不准借阅的，但我却因与图书馆老师私人关系不错，因而可以偷偷地借出一些书来读，或者让他将我关在图书馆里任意翻阅。在政治班学习的两年多的时间里，我自学了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及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原著，如《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并阅读了不少古今中外各类名著，这些为我后来从事哲学研究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1973年7月，我从太行五七大学毕业，被分配在晋东南地区文化工作站工作。虽然在这里只工作了一年，但由于经常同搞文学、戏剧、美术、摄影的人士打交道，我从他们那里又学到很多文艺方面的知识，后来我对摄影的爱好就是从那时开始的。1974年8月，我又被推荐到天津南开大学哲学系上学，我真正接受较为系统的哲学教育是到南开大学之后。
我在南开大学上学时文革还在继续，学校的教学常受政治运动的冲击和影响，再加之有相当多的时间是到工厂、农村开门办学，所以真正坐下来学习哲学知识的时间并不多。但不管怎样讲，当时的哲学系还是给我们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等课程，并安排温公颐、方克立、杨焕章、冒丛虎、车铭洲等老师给我们上课，这使我的哲学知识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了深化和扩展。我在南开大学获取知识的途径除课堂教学和到图书馆读书以外，还来自与一些老师的交往，特别是当时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杨焕章老师和教西方哲学的车铭洲老师，他们在学习上给了我很多有益的指导。
刘：您提到的这几位老师，都是在国内哲学界很有影响的学者。
段：1977年我从南开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山西师范学院政史系工作，讲授历史唯物主义原理。1978年，全国研究生招生工作开始恢复，我立即萌发了报考研究生的想法。但当时学校不同意我报考，理由是我刚来这里工作，需要服务几年才能报考。此后不久，我遇到一位从中央马列学院下放我们学校的名叫王正萍的老师，他多年从事哲学研究，有很高的理论水平，而且刚刚发表了一篇被新华社转发的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的重要文章。能在山西师范学院遇到王正萍老师是我的幸运。因为对当时哲学界正在讨论的一些问题的兴趣，我开始同他交往，向他请教，有时还在一些问题上与他争论。1979年，王正萍老师调回北京，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室副主任，后来又成为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首任会长。由于王正萍老师很了解我不能报考研究生和两地生活的苦恼，所以他回北京后建议我先借调到他那里工作，然后再想办法调回北京。这样，在他的直接帮助下，我于1980年被借调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室工作。当时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室只有4个人，他们是王正萍、王锐生、王玉波、蔡俊生，王锐生也是研究室的副主任。从他们那里，特别是从王锐生老师那里，我不但又学到了很多新知识，而且还了解到哲学界的很多情况。应该说，我真正开始研究历史唯物主义是在借调到哲学所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室工作之后。
刘：那时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那么您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最早研究的是哪些问题呢？
段：我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写的第一篇论文，是提交给1981年1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历史唯物主义研讨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问题初探”一文。它针对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把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仅仅归结为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而忽略了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即实际支配的问题，重新阐释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人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占有关系以及这两者之间相互关系的论述，并进而说明了他们的论述对当时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后来这篇论文被收进了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探讨——全国历史唯物主义研讨会论文选》一书中。第二篇论文是一篇商榷性的文章。1981年春天，我读到《学习与探索》1981年第1期发表的徐殿久的论文《马克思主义以前没有唯物史观吗？》，作者在这篇论文中提出在马克思主义之前就已存在唯物史观。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唯物史观论述的严重误解，并把我的看法告诉了王锐生老师。王老师赞同我的看法，并鼓励我写一篇与作者商榷的文章。由于我那时担心自己的功力不够，于是就请求王老师与我合写，由我写初稿，他加工定稿。这就是发表在1981年第4期《学习与探索》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一大发现——同徐殿久同志商榷”一文。这篇论文虽说是合作的结果，但主要是王老师的功劳。
刘：说到“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我很想知道您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
段：我萌发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想法是在1981年下半年。1981年5月，我从山西师范学院调到北京商学院工作。由于我在调入北京商学院之前就已参加的由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和哲学所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室组织的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工作还没结束，我实际上是1981年底才到北京商学院报到的。参加这项工作，要求每一个参与者都要仔细通读这些经典作家的全部著作，这给了我一个可以而且必须集中时间和精力大量阅读经典作家著作的极好的机会。正是在读书过程中，我第一次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很多论述与我国流行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讲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很大的差别，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明确讲过人类社会的发展表现为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三大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但我国流行的哲学教科书讲的却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而后者直接来自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既然人们都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那为什么我国的哲学教科书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时不去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而非要依据斯大林的论述呢？可以说，正是从这时起，我萌发了要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想法。
刘：听说您后来又到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那是什么时候？
段：我在北京商学院教了两年多的书，1984年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硕士研究生，师从李秀林教授。由于我在参加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历史唯物主义》时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资料和我已产生的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想法，所以我把硕士论文题目定为“试论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在完成硕士论文的过程中我先后发表了《商品经济与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形成、发展再考察》、《发展商品经济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等论文，这些论文大都出自我的硕士论文，或是对它的进一步发挥。后来我把这些论文收录在《重释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第一部分，它们代表了我初涉历史唯物主义时取得的成果，虽然它们中的个别论点和提法后来已被我抛弃或修改，但它们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因而都可看作是我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初尝试。
这里还有两件事值得提及。一是我的导师李秀林教授于1986年3月因病去世，我的硕士论文实际上是在王于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李老师的英年早逝不仅是我们这些学生的巨大损失，而且更是我国哲学界的巨大损失。二是我在读硕士期间还翻译了两本直接涉及英雄史观的书。一本是一个英国人写的传记《卡莱尔》，另一本是卡莱尔本人的《论英雄和英雄崇拜》（与同学张志民合译）。我们那届硕士生有不少人在学习期间就翻译过国外学术著作，如何怀宏、何包钢和廖申白就翻译了罗尔斯的《正义论》。我后来产生出国学习的想法与这两本书的翻译不无关系。
刘：硕士毕业后您还继续从事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吗？我知道您后来又到英国留学并取得了博士学位，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段：我1987年硕士毕业后留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任教，并继续从事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1991年1月我以公派访问学者的身份到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哲学系留学，后来在系里几个教授的推荐下被埃塞克斯大学破例转为读博士。我的导师就是尼古拉斯·布宁，他是在中国举办了多届的“中英暑期哲学学院”的英方主席，对推进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贡献很大。
刘：尼古拉斯·布宁就是与余元纪共同主编《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的那位英国学者吗？原来他是您的导师。
段：是的，就是他。
刘：这部辞典刚一出版我就买了，它对我们中国人系统了解当代西方哲学是一部必不可少的工具书。我知道其中有几个学科的辞条是您翻译的。
段：我翻译了其中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社会科学哲学、法哲学4部分的辞条。
刘：听说您的博士论文后来在英国出版了，并受到英美学界的好评，这篇论文主要研究的是什么问题？
段：我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我之所以选这个题目是因为我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时候，就借阅过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之一、牛津大学政治哲学教授G·A·科恩的代表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因而对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
顺便说一下，G·A·科恩的这部著作在1989年就有了由岳长龄翻译的中文本，是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但这个译本存在很多错译、漏译的问题，以致使人们很难读懂。为了使国内学者能真正了解这本在当代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我从2006年起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根据2000年出版的英文第二版重译了这部书。同岳长龄译的1978年的第一版相比，第二版增加了一个介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导言”和“桎梏”、“历史唯物主义再思考”、“受到限制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包括一切的历史唯物主义”、“苏联垮台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四章新内容。我翻译的新译本已经于2008年6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我在新译本中将作者的名字译为G·A·科恩，而岳长龄将其译为G·A·柯亨，我的译法是基于两个考虑：一是作为名字的Cohen一词本身既可译为科恩，也可译为柯亨，而科恩与人们称呼作者时的实际的发音更为相近；二是为了与岳长龄的译本相区别。
我将论文题目定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还因为我在参加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历史唯物主义》时精读过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量论著，并且早有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想法。具体说来，我的博士论文是针对当时在西方流行的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的几种理解，主要是G·A·科恩在其《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提出的理解，以马克思本人成熟时期的相关论述为依据，对历史唯物主义做出一种新的阐释。由于我的博士论文涉及G·A·科恩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为了使论文更有说服力，我又花了一些时间了解和掌握他们采用的分析哲学的方法。1994年6月，我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
由于我的博士论文受到答辩老师的高度评价，导师建议我将它寄给3家相关的出版社，争取能在英国出版。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其中一家出版社很快就同意出版，并于1995年1月出版了我的博士论文——《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这本书出版后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关注。世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英国肯特大学教授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称这本书是“一本对马克思的历史分期做出原创性解释并与科恩争论的著作”，并把它列入到他的《卡尔·马克思传》和《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参考书目中。美国的《科学与社会》杂志（Science and Society）1997年秋季号发表了加拿大布罗克大学社会学系的Murray E·G·史密斯教授为这本书写的一个书评，对我在书中提出的新见解以及我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争论做了较为全面的评介，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讲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家段忠桥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组成部分做了简要的、具有挑战性的重新建构。根据段的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是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即关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在其论证精炼的六章中，段对马克思著作中有关这些问题的最重要的段落做了给人深刻印象的解释。不管人们是否接受段对这些原文的全部说明，人们都不能不感到受惠于他对这些原文的发掘，并会感谢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反思这些原文的机会。在那么多的人洋洋得意于对雷蒙·阿隆曾称之为‘知识分子的鸦片’的历史唯物主义总是‘说不’的时候，段给了我们很多理由重申‘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严密科学的理论，而且……是当今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强大的武器’。”
刘：据我所知，在英国拿博士学位是很难的，而且很少有人3年就能拿到，而您仅用了3年就拿到了，为什么能这样快？
段：我能这样快拿到博士学位除了自身的一些原因以外，如我在去英国前就已对论文所涉及的题目有初步的研究，而且已有一定的研究能力，还因为我在英国期间幸运地遇到了3位给我极大帮助的学者。
首先是我的导师尼古拉斯·布宁。我到埃塞克斯大学之前并不认识他，他也不是我一开始作为访问学者的导师。我当时在埃塞克斯大学进修的是历史哲学，导师是系主任杰伊·伯恩斯坦（JayBernstein），其专长是大陆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我到埃塞克斯大学后布宁不仅在生活上给了我多方面的无微不至的帮助，而且还尽可能地给我创造参加各种学术活动的条件，如多次带我到牛津、剑桥参加学术会议，尤其是与其他几个教授一起帮我解决了由访问学者转为读博士的问题。在我转为读博士以后，他成了我的导师，尽管他对我的论文涉及的问题并不十分熟悉，但仍凭他深厚的学术功底给了我很多有益的建议和指导，特别是花费不少时间帮我纠正英文表述方面的问题。
接下来是牛津大学G·A·科恩教授。刚才我提到过，我在出国之前就读过他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知道他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立者之一。到英国后更是经常听到人们谈到他，进而了解到他是世界著名的政治哲学大师。前边我还讲过，我的博士论文涉及G·A·科恩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我同布宁谈起我不同意科恩的功能解释的观点，并将我写的一篇题为“功能解释还是因果解释”的文章给他看。布宁看后建议我将其寄给科恩，因为如果能直接听到科恩本人的意见那就太好了。于是我将那篇文章寄给了科恩。我当时对科恩能给我回信根本不抱希望，因为我只是一个与他素不相识的来自中国的普通访问学者，而他是大名鼎鼎的牛津大学的教授。但令我意想不到是，科恩很快而且非常认真地对我的文章做了回复。他在回复中说，他对我这样一个有着那样不同的语言和知识背景的人能如此准确地把握那些问题感到惊奇，并对我论文中的16处提法逐一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的回复有3页A4纸，当时还没有电脑，全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而且听人说他打字是用一个手指头。科恩的回复并没有说服我，但他论证问题的分析哲学方法使我深受启发，并对我的论文写作产生重要影响。从那以后，我与科恩的交往开始增多，并成了好朋友。说到这里我还得沉痛地告诉你，科恩于今年8月5日因严重中风突然去世，享年68岁。得知这一消息时我正在读他今年4月寄给我的他的新著《拯救正义和平等》，真让人痛心不已。我目前正在写一篇论述他的学术成就的论文。
最后一位给予我帮助的是肯特大学的戴维·麦克莱伦教授。我与麦克莱伦的相识纯属偶然。那是在1991年11月的一天，布宁开车带我去肯特大学看他的朋友赛耶斯，赛耶斯现在中国哲学界也较有影响，而且经常来中国讲学。当赛耶斯得知我正在做关于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的博士论文时，就问我是否想见他们学校一位研究马克思的学者戴维·麦克莱伦。我说那当然好啦，因为我在出国前就知道他是享誉世界的研究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学者。于是赛耶斯就给麦克莱伦打电话，麦克莱伦立即请我们到他家去见面。在与麦克莱伦聊天时我告诉他我正在写关于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的博士论文，他立即给我找了七、八本相关的书籍并说可以借我带回去看。此后不久，他又邀请我到苏格兰他的一个朋友家去过新年，在那里我把前边提到的那篇与科恩商榷的文章“功能解释还是因果解释”给他看，他看后说文章写得很好，并问我是否愿意在肯特大学学报发表，如愿意，他可推荐。我当然希望我的文章能在英国发表，所以立即同意了。这篇文章两个月后就在肯特大学学报发表了。麦克莱伦对我最大的帮助是解决了我在博士论文答辩前遇到的一个大困难。1992年初，我的公派访问学者的期限到了，按照出国前签定的协议，我必须按时回国，否则会有很多麻烦。在这种情况下，我在确定了论文题目并做了相应的前期工作以后，就跟布宁提出能不能回国做论文，然后再回来参加答辩。他经请示系里后告诉我可以。于是我就在1992年初回国了。回国后我边工作边做论文，并在1993年下半年完成了论文初稿。但此时我遇到了一个事先没有想到的困难。这就是如何解决去英国答辩所需的各种费用。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费用，个人是根本负担不起的。我把这个困难反映给人民大学的相关领导，但得到的答复是学校无能为力。无奈之下，我给麦克莱伦写了封信，讲了我遇到的困难，并希望他帮我在英国申请一笔奖学金。他很快给我回了信。他在信中说，在英国申请奖学金不是没有可能，但时间会拖得很长，而且最后不一定拿得到；就你的困难而言，我愿意负担你来英国答辩的全部费用，往返机票我给你买好寄去，到英国后就住到我家，吃饭及到埃塞克斯大学答辩所需全部费用都由我来出。这样在麦克莱伦的资助下，我于1994年2月又去了英国。到英国住到麦克莱伦家中后，他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我的论文写作上，也给了我全力的帮助。在他家修改论文期间，无论我需要什么文献，只要给他开个单子，他都到肯特大学的图书馆帮我借来。在我的论文完成以后，他还通读了全文，帮我纠正了不少英文表述上的问题。
可以说，没有上述3位学者的帮助，我是不可能那么快就在英国拿到博士学位的。
刘：在英国读博士的经历肯定对您后来的学术研究有很大的益处，您能接着谈谈您回国后在学术研究上的新进展吗？
段：还在我去英国答辩之前，即在1993年9月，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调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所任副所长，1996年这个所又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所合并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我接着担任副院长直至2002年。由于工作单位及岗位发生变化，从英国回来后我的研究领域也相应发生了一些变化。具体说来就是，在继续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同时，又介入了两个新的领域，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二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就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而言，我先后主编了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教委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史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当代国外社会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此书2002年获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并被教育部推荐为研究生教学用书）和《建国以来普通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历史沿革资料汇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不过，我在这个领域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并不多。2004年我又从马克思主义学院调回哲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工作，后来又当了1年多的副院长，今年2月，我又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担任了主编，但这些变化对我的学术研究没有什么大影响，我只是不再涉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而集中精力从事历史唯物主义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了。
刘：我发现您从1995年起，就接连不断地在国内一些有影响的学术期刊上交替发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论文，从而给我一种感觉，即您对它们的研究似乎是同步进行和交织在一起的。您能分别谈谈您在这两个领域的成果吗？
段：好的。我先谈谈我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的成果。从总体上讲，我在这一领域的主要成果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成熟时期的文本出发，借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的方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做出了与国内流行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不同的新阐释，并对近些年来在我国流行的一些与历史唯物主义关系密切的新见解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此外，我还研究了一些也属于历史唯物主义范围并与我国现实密切相关的理论问题。
刘：您说的国内流行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指的是哪些？您的新阐释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段：我说的国内流行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指的是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赵家祥、李清昆、李士坤合著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而我的新阐释主要体现在我于1995－1996年发表的几篇论文中。在《马克思主义研究》1995年第3期发表的“对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概念的再考察”一文中，我针对流行的教科书虽然强调生产力是人们从事物质生产的能力，但在说明生产力的构成时又把它解释为劳动过程的逻辑矛盾，论证了生产力指的是人们从事物质生产的能力，它是由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构成的；针对它们把生产方式定义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论证了生产方式指的是从物质方面来看的特定的生产过程；针对它们将人们在共同劳动中的分工和协作都包括在生产关系中的解释，论证了并不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所有关系都是生产关系，只有那些反映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属性的关系，即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和直接生产者的关系，才是生产关系。在《哲学研究》1995年第2期发表的“论经济基础的构成”一文中，我针对流行的教科书把经济基础概念定义为不包括生产力在内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论证了经济基础指的是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包括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整体结构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层次构成。在《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2期发表的“对马克思社会形态概念的再考察”中，我通过对马克思原著的历史考察，澄清了“社会形态”与“社会形式”、“社会形态”与“社会经济形态”的不同含义，论证了社会形态概念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指的并不是流行的教科书所说的经济基础（不包括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而是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包括生产力）和上层建筑构成的社会整体。在《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发表的“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中，我通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相关论述的逻辑分析，论证了马克思从未提出过流行的教科书所说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而只提出过三大社会形态理论。
说到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原《中国社会科学》编审何祚榕先生。由于我自认为“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是我写得最好的一篇论文，而且此文提出的观点已得到西方学者的高度评价，所以我最初把它投给了《中国社会科学》。当时《中国社会科学》的编辑柯锦华告诉我他们认为这篇论文可用，但有位主编对我的一个提法有不同意见，并约我到编辑部面谈修改意见。在谈修改意见时由于我固执己见，拒不接受那位主编的意见，这篇稿子当时就被他拒绝了。当时也在场但与我素不相识的何祚榕先生不久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我他认为这篇稿子很好，愿意把它推荐给《史学理论研究》，并问我是否同意在该刊物上发表。这封信使我深受感动，后来这篇稿子就发表在《史学理论研究》上了。
刘：我记得您在《南京大学学报》发表过一篇题为“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一个主要依据的质疑”的论文，而且还引发了一场争论，它与您说的发表在《史学理论研究》的“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是同一篇文章吗？
段：从一定程度上讲可以说是同一篇。还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工作时，我就很关注随着“回到马克思”的口号在国内的流行而出现的重新解释马克思哲学的论著，并在《哲学动态》2002年第9期发表的“重释历史唯物主义与‘回到马克思’——访段忠桥教授”一文中，谈了我对当时影响很大的张一兵教授的那本《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一书的看法。回到哲学院后我又仔细研读了几部关于重释马克思哲学的论著，结果发现，人们对马克思同一文本的不同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所采用的解释方法不同。此外我还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采用的解释方法，特别是G·A·科恩等人采用的分析哲学的方法，对我国学者几乎没产生什么影响。于是，我就很想写一篇体现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文，这又使我想起了那篇发表在《史学理论研究》的文章，因为我不但认为它是我写的一篇最具创新见解的论文，而且也是一篇将分析哲学的方法运用得最好的论文。考虑到这篇论文虽然早在1995年就已发表，但却发表在不太为哲学界关注的《史学理论研究》上，因而搞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几乎都不知道它，于是我决定重新改写这篇论文，使其凸现分析哲学的方法在重释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作用。重新改写后的论文题目变为“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一个主要依据的质疑——重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一段著名论述”，此文后来发表在《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上。这篇论文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南京大学的奚兆永教授在《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2期发表了一篇与我商榷的论文，题目是《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讨论——兼评〈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一个主要依据的质疑〉》。北京大学的赵家祥教授在《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也发表了一篇题为《对质疑“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质疑——与段忠桥教授商榷》的论文。我对这两位教授的商榷分别做了回应，对前者的回应是发表在《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6期的《马克思提出过“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吗？——答奚兆永教授》，对后者的回应是发表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的《马克思从未提出过“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答赵家祥教授》。
刘：那您说的近些年来在我国流行的一些与历史唯物主义关系密切的新见解指的又是什么？您对它们提出了哪些不同意见？
段：主要是指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和吉林大学孙正聿教授提出的几个颇具影响的新见解。
我先说说对俞吾金教授的几次质疑。2005年6月，因为修改一篇即将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稿子的事宜，我从责任编辑孙麾和柯锦华那里得知下个月将在吉林大学召开“第五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他们邀请我参加这次会议，并建议我最好写一篇能在某些重大理论问题上提出独到见解并且最好能引起争论的文章，因为他们觉得当时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学术气氛太沉闷了。我很愿意参加这次会议，因为我自1993年离开哲学系到马克思主义学院工作以后，就再没有参加过哲学界的学术会议。但提交一篇什么样的论文呢？考虑到孙麾和柯锦华的建议，我对近10来年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成果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结果发现，它们之中存在两个明显的动向：一是强调回到马克思的哲学，二是强调用解释学的理论重新解读马克思的全部文本，而这两种动向最集中地体现在其倡导者俞吾金教授的一个口号上——“重新理解马克思”。于是，我就写了一篇题为《对俞吾金教授“重新理解马克思”的三点质疑》论文，并提交给了会议。我在这篇论文中向俞吾金教授提出的3点质疑是：他的“重新理解马克思”是要排斥恩格斯，还是要排斥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他的“重新理解马克思”应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依据，还是应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为依据？他的“重新理解马克思”是要恢复马克思的本真面目，还是要随意描绘马克思？此篇论文后来发表在《学术月刊》2006年第4期。由于《学术月刊》在发表我的论文的同时还发表了一篇俞吾金教授回应我的文章——《马克思哲学研究三题议——兼答段忠桥教授》，所以在看到这篇文章后我又写了一篇回应俞吾金教授的题为《“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辨析——答俞吾金教授》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河北学刊》2007年第6期。
2008年5月，我到复旦大学参加“第三届国外马克思论坛”，会上俞吾金教授送给我一本他新近出版的专著《问题域的转换——对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当代解读》，回去拜读后发现，他把历史唯物主义说成是实践唯物主义明显缺少文本根据。为了把问题搞得更清楚，我又翻阅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有关实践唯物主义的大部分论著，结果发现，俞吾金教授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实践唯物主义观点的学者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且是一个非常值得搞清楚的问题。此外，近些年来我虽然一直关注国内学者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并且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实践唯物主义的看法，但因种种原因却从未参与这一讨论，因而现在也想表明一下我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观点。于是，我就又写了一篇题为《质疑俞吾金教授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两个说法》的论文，指出他的“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本人提出来的”的说法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使用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概念的曲解，他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说成是一种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哲学，与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明显冲突。此篇论文发表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6期。
此后，我在与学生谈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时发现，他们有不少人深受俞吾金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发表的《“道德评价优先”到“历史评价优先”——马克思异化理论发展中的视角转换》一文的影响。于是我认真读了一下这篇文章，发现俞吾金教授提出了这样3个新见解：（1）马克思一生都使用异化概念；（2）在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发展中存在一个从“道德评价优先”到“历史评价优先”的“视角转换”；（3）异化概念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地位不是象征性的、边缘性的。而是实质性的、基础性的。在我看来，他的这3个观点都不能成立，于是我就又写了一篇题为《异化概念与历史唯物主义——与俞吾金教授商榷》的文章，这篇论文发表在《江海学刊》2009年第2期。我在论文中指出，马克思在其成熟时期的绝大部分重要著作中都没使用过异化概念，因而俞吾金教授说的“马克思一生都使用异化概念”，不符合实际情况；俞吾金教授所说的异化概念实际上是青年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由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已经放弃这一概念，因而他所说的情况——在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发展中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视角转换”，实际上并不存在；俞吾金教授所说的异化（劳动）概念还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因而它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连象征性的、边缘性的地位都谈不上，更不要说实质性的、基础性的地位了。
刘：那您说的孙正聿教授的新见解是什么，您的不同意见又是什么？
段：孙正聿教授在《哲学研究》2007年第3期发表的“历史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和第9期发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意义”提出，以“感性的人的活动”为立足点的“新世界观”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为内容的“历史唯物主义”。由于这两篇论文也涉及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本依据和方法的问题，而且我不同意他的见解，于是就又写了一篇题为“什么是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孙正聿教授商榷”的论文。这篇论文发表在《哲学研究》2008年第1期。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4点不同意见：第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不能仅仅依据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而且还应依据《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些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明确谈到的阐述已经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著；第二，从恩格斯对《提纲》的评价和《提纲》本身，推导不出以“感性的人的活动”为立足点的“新世界观”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为内容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第三，“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为内容的“历史唯物主义”，还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第四，历史唯物主义是把“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观”，而不是以“历史”的解释原则构成的“世界观”。后来，我还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其实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的论文，发表在《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1期。它与刚才说的与孙正聿教授商榷的论文有关。在我看来，孙正聿教授的论点实际上是基于对恩格斯的那段话——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的错误理解。我在这篇论文中提出，恩格斯不仅说过上面引用过的那句话，而且还说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其实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但这两个表述指的都是它包含了“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萌芽。
刘：听您一讲，您与俞吾金教授和孙正聿教授商榷的问题还都不是枝节问题，而是与如何正确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您在前边说过，您还研究了一些也属于历史唯物主义范围并与我国现实密切相关的理论问题，您能具体谈谈这些问题吗？
段：主要涉及3个问题。一是如何正确认识我国现今所处的历史时期问题。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在谈到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前途时，曾认为它有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理论界有不少同志以马克思有关这一问题的论述为依据，来论证我国已经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我认为，这种论证既不符合马克思本人的原意，也不符合我国的实际，而且还不利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于是，我就写了一篇题为“对我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再思考”的文章，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年第1期。我在文章中提出并论证了我们还没有完全走出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我们正在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方式走出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和以这种方式走出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速度会更快，代价会更小。
二是如何正确认识我国现存的剥削问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私营经济成分的不断增多，如何认识与之相伴随的剥削现象成了摆在我国理论界面前一个既难以回答又不能不回答、既有重要理论意义又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这一问题之所以难以回答，原因之一，是我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于历史上剥削现象的存在一般都是从否定的意义上予以阐述的，因而使得很多人认为剥削从来就是一种不合理的现象。所以，尽管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确实存在剥削现象，但却没人愿意对其存在是否具有合理性做出明确的说明，因为说它在现阶段的存在具有合理性会遇到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说它不具合理性会遇到在实践中无法立即将其消除的问题。这种态度无疑会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产生一种潜在的不利影响。为此，我在1999年下半年再次认真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剥削问题的大量论著，并在此基础上写了“马克思恩格斯论剥削的历史正当性”一文。这篇论文从剥削的存在在人类社会发展一定历史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剥削在一定历史时期起着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一定时期要以一部分人的牺牲为代价这三个方面，系统阐释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剥削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主张，及其对我们正确看待我国现存的剥削现象的指导意义。由于这篇论文触及敏感问题，所以尽管我将它投给了几家平时很愿意发表我的文章的刊物，但没有一家愿意发表它。一年之后，在一个朋友的建议下，我把它投给了以经常发表观点新颖的文章著称的《学术界》，得到的答复是他们愿意发表这篇文章，但由于种种原因眼下还不能发，何时能发也还确定不了。又过了一年，我在与中央党校的一个老同学聊天时无意谈到了这篇一直发不了的文章，他当即表示愿将它推荐给中央党校的《党政干部论坛》。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党政干部论坛》很快就在2001年第11期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只是将题目改为“马、恩是如何看待剥削的‘历史正当性’的”），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学术界》在2001年第6期也几乎同时发表了这篇文章（不知何故，他们将题目改为“论恩格斯的剥削的历史正当性观点”）。
三是怎样正确看待在我国日渐凸现的分配公平问题。近些年来，分配领域中的公平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不仅表现在它已成为广大群众经常议论的话题，而且还表现在它也成为众多理论工作者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从学术界有关公平问题的讨论可以看出，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只是初步的，还有很多深层的理论问题需要澄清。于是我就写了一篇题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公平观”的文章，此文发表在《哲学研究》2000年第8期。我的这篇文章试图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对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做一较为全面的阐述，以期为我国学术界正在进行的讨论提供一个可以依据的理论基础。此后我又写了一篇题为“道德公平与社会公平”的文章，发表在《河北学刊》2006年第1期，它进一步论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两种不同意义的公平的看法及其依据，以期为人们研究我国出现的分配不公的问题提供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
刘：从您的介绍来看，您不仅在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方面取得了众多的成果，而且在用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和说明重大现实问题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不过我还想提一个问题，在访谈一开始您就说过，您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取得的成果是集中反映在《重释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那么您这里的“重释”是什么含义？
段：关于“重释”的含义，我在《哲学研究》2008年第9期发表的论文——“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缘由、文本依据和方法”中已做了详细的说明，这里就不重述了。在此需要强调的是，“重释”本身就含有对以前的阐释持有不同意见的意思，你可能已注意到，我的很多文章标题都带有“质疑”、“商榷”、“也谈”、“再考察”、“再思考”这样的字样。当然，“重释”本身并不含有一定会比以前的阐释更正确的意思，因此，我对别人的“质疑”也会引起别人对我的质疑，我与别人“商榷”也会引起别人同我的商榷。我非常欢迎别人对我的研究成果提出批评，因为在我看来，开展正常的学术争论和批评是推进我国学术进步的重要途径。当然，在我国现今的学术争论和批评中也难免会出现一些掺杂非学术成分的情况，对此，我愿援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的最后一段话以自勉：“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刘：关于您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取得的成果咱们就先谈到这儿，您能再谈谈您在国外马克思主义领域的成果吗？
段：这个问题还要从我接触“西方马克思主义”谈起。我第一次知道“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是1982年春天，那时我在《历史唯物主义论丛》（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编）当兼职编辑，向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徐崇温同志约了一篇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稿子，正是这篇稿子使我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有了最初的了解。此后，在读研究生期间，我曾听过涉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课程，也读了一些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我当时更感兴趣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我真正开始研究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是在1991年。前边讲过，那时我正在英国埃塞克斯大学读博士。因为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这就不能不涉及当时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这一问题上已经提出的各种见解，特别是科恩教授在他的代表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中提出的见解。因此可以说，我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从这时开始，而最初的成果就是前边提到的那篇发表在英国肯特大学的学报上的与科恩教授商榷的文章——“功能解释还是因果解释”。
刘：您能具体谈谈您自那时以来取得的主要成果吗？
段：我在国外马克思主义领域取得的成果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第一是在如何理解和重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上与西方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了直接的争论，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第二，翻译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的论著，论证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并对它的一些主要观点做了较为系统深入的评介；第三，翻译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于英美的“市场社会主义”的部分代表性论著，对英美马克思主义者在市场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争论做了全面的评介；第四，对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长期流行的两个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并对如何进一步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刘：那么您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具体在哪些问题上进行了争论？这些争论产生了什么影响？
段：我同他们的争论主要体现在前边讲过的我那本英文专著《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Zhongqiao Duan,Marx's Theory of the Social Formation,Avebury Ashgate,1995.）中。在这本书中，我以马克思本人的相关论述为依据，对汤姆·博托莫尔界定的“社会形态”概念、J·P·普拉梅内兹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后”的观点、G·A·科恩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功能解释”、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和“无主体过程论”、翁贝托·梅洛蒂的“多线图式”、特奥多·沙宁的“未来社会变革道路的多样性”的主张，做了深入的分析批判，并针对性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刚才已经说过了，这本书得到了西方学者的认可和好评。
刘：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您又做了哪些工作？
段：我在英国留学期间深感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具有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因此，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一书出版之后，我开始进一步关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著，并着手把他们的代表性成果介绍给中国学术界。从1996年起，我陆续翻译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的一些论著，如科恩的论文“信奉而不恭维：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年第1期）和“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发表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年第2期）、“社会主义的未来——约翰·罗默访谈录”（发表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1期）、约翰·罗默的代表作《在自由中丧失》（与我的学生刘磊合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伦敦大学学院乔纳森·沃尔夫的《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科恩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
1996年，中国社科院马列所研究员余文烈请我给他的国内研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专著——《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写一篇书评，由于我那时已开始研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于是就欣然答应了。这篇书评就是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年第2期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成果——余文烈《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评介”。我在书评中虽然高度评价了这本书，但在结尾的地方也点出了此书一个值得商榷的提法：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特征是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由于这是一个关系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特征的大问题，故此我又写了两篇与余文烈商榷的论文，即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年第4期的“关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两个问题——与余文烈同志商榷”和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6期的“再谈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我在这两篇论文中提出并论证了两个主要观点：第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分析”，不是特指本世纪以来流行的以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人为代表的分析哲学，而是泛指包括分析哲学的方法在内的从当代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发展出来的一些研究方法；第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推崇分析的方法反对辩证法，二是推崇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反对整体主义。此后，我还在《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12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特征及其三个代表性成果”的论文，系统论述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上述两个特征，并简要介绍了科恩的发展命题、罗默的非劳动价值论的剥削理论和赖特的“中间阶级”理论。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中，我最关注的是科恩和罗默，我在发表于《哲学研究》2005年第5期的“谈谈科恩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功能解释”一文中指出，科恩虽然坚持认为功能解释是马克思主义固有的，并通过功能解释对马克思有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论述做了精细的说明，然而，他的功能解释是以对马克思相关论述的错误理解为前提的，因而是强加给马克思的。发表于《哲学研究》2006年第11期的“科恩的政治哲学转向及其启示”，论述了作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的科恩，为什么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转向了对当代政治哲学的研究以及这一转向对我们的启示。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4期的“罗默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哲学批判”，论述了罗默从哲学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制度提出的3个批判；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3期的“约翰·罗默的非劳动价值论的剥削理论”，系统地论述了他如何依据西方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均衡模型构建该理论，以及该理论对于批判资本主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意义。
刘：我知道您是国内较早关注“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学者之一，而且对其也有深入的研究。那么再请您具体介绍一下您在这方面的成果。
段：我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关注是从1995年开始的，那一年科恩来中国讲学，他讲的一个题目就是市场社会主义。我从他那里了解到市场社会主义是当时在英美左翼学者中十分流行的一种思潮，而且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中的罗默等人也正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1996年4月我到美国纽约参加“第14届社会主义学者研讨会”，在会议上了解到不少有关市场社会主义研究的情况，并收集了一些最新的资料。1998年9月到1999年3月我在牛津大学万灵学院做客座研究员，主要进行的就是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研究，并在美国的《自然、社会与思想》和英国的《批判》杂志上各发表一篇批判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的论文，其中发表在《自然、社会与思想》的那篇论文后来还被阿根廷一本杂志译为西班牙文和希腊一本杂志译为希腊文发表。1999年，应美国纽约大学政治系教授伯特尔·奥尔曼的请求，我把他主编的一本论文集《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学者之间的争论》译成中文出版。此后，我写了4篇有关市场社会主义的论文，第1篇是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5期的“市场为何能与社会主义‘联姻’？——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的3个论证”，这篇文章分析了当代西方市场主义的3个理论前提，即“市场手段论”、“市场中性论”和“市场优越论”；第2篇是发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1年第4期的“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对公有制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新论证”，这篇文章论述了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在公有制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上提出的两个新论证；第3篇是发表于《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12期的“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的三种模式”，这篇文章简要介绍了“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义”、“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和“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这3种有代表性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主要内容；第4篇是发表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3期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争论”，这篇文章较为全面地展示了英美4位马克思主义学者围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是否需要经历市场社会主义阶段而展开的激烈争论。为了使人们对市场社会主义有更多的了解，我还翻译了5篇英美学者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论文：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的“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是科恩1995年来中国人民大学讲学的一篇讲稿，科恩在这篇讲稿中概括地介绍了市场社会主义得以出现的社会背景和它的基本理论，并说明了他为什么对市场社会主义持一种有保留的赞同态度；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是戴维·麦克莱伦1996年来中国讲学的一篇讲稿，其中有一部分专门谈到了市场社会主义；发表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3期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与当代世界——伯特尔·奥尔曼教授访谈录”（与我的学生合译）介绍了他为什么对市场社会主义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发表于《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2期的“虚无主义的共产主义与辩证的共产主义”（与我的学生合译）和发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4年第6期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阶段理论”（与我的学生合译）是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哲学系教授詹姆斯·劳勒来中国人民大学讲学的两篇讲稿，它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出发为市场社会主义做了辩护性的论证。
刘：您刚才说到的您在国外马克思主义领域的第四个方面的成果是对在国内学界长期流行的两个观点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您说的这两个观点是指徐崇温先生坚持的观点吧，因为我看到您发表了好几篇与徐崇温先生商榷的文章。
段：是的。在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徐崇温同志可以说是一位元老，一位对这一研究领域起过开创性和奠基性作用的人物。我虽然一直很敬佩徐崇温同志为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做出的巨大贡献，但对他长期坚持的两个观点却不敢苟同。
我同徐崇温同志商榷的第一个问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徐崇温同志自1978年开始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以来，就始终坚持并极力维护“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虽然很早就不同意他的这一看法，但由于种种原因，却一直没有就这个问题写文章与徐崇温同志进行直接的争论。只是到了2000年，当我看到徐崇温同志批判青年学者王雨辰的文章“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论”时，才下决心写一篇公开与徐崇温同志争论的文章，因为我这时感到徐崇温同志的上述观点已严重阻碍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这篇文章就是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2年第6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吗？——与徐崇温同志商榷”。在这篇文章中，我从区分原本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引申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入手，论证了徐崇温同志的观点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
我同徐崇温同志商榷的第二个问题涉及如何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本身。“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不是我国学者首先提出和使用的，它是徐崇温同志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从西方学术界引进的。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国学术界就有不少人对徐崇温同志界定和使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提出质疑，我那时虽然隐约感到徐崇温同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存在不少问题，但却没做更多的思考。1991年留学英国期间，我曾问过戴维·麦克莱伦为什么他不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他告诉我因为这是一个容易引起混乱的概念。只要读一下他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就可以发现，他根本不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在英国期间我还发现，西方学者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人并不多，而且即使有人用这个概念，其用法也与徐崇温同志的用法大不相同。
我开始认真思考徐崇温同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是在2003年南京大学主办的“第一届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上。我在那次会议上发言的主旨是呼吁国内学者应把研究的重心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在前些年研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时我已注意到，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地域已从西欧大陆转到英美，而且西方有些学者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但我感到与会者对我的呼吁做出积极回应的人并不多。这是为什么？我在会上与其他学者交换意见时发现，大多数人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都不是特指那些植根于西欧大陆并与东欧（主要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相对而言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或理论，而是泛指由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肇始的、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相对而言的、包括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这样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那强调把研究的重心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在逻辑上就讲不通了，因为前者包含后者，后者只是前者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为什么这样理解和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我发现是因为受到徐崇温同志的影响，是他首先这样界定和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是他在这一领域的权威地位使得很多人未加思考就接受了他的用法。这样说来，要促使国内学者把研究的重心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就必须从澄清“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含义入手，而这就免不了还要与徐崇温同志商榷。所以，在这次会议以后，我接连写了4篇与徐崇温同志商榷的论文，即发表于《现代哲学》2004第1期的“真是‘按照西方学术界的习惯用法’吗？——质疑徐崇温同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4年第2期的“对安德森‘扩大’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说法的质疑”、发表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3期的“试析徐崇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逻辑矛盾”和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历史的具体的概念——与徐崇温同志商榷”，这些论文从考察和分析西方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两种用法入手，表明徐崇温同志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是“按照西方学术界的习惯用法”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而是按照他自己的界定来使用这一概念的，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但在逻辑上根本不能成立，而且在实践上会妨碍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为了引起国内学者对英美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关注，在澄清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以后，我在《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发表了一篇题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长文，对在当前流行于英美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6个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基本主张和主要理论做了较为系统全面的介绍。此后我又在《哲学动态》2006年第11期发表了一篇介绍当前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新发展的论文——“转向政治哲学与坚持辩证法——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两个方向”。2006年10月到2007年1月，我到英国牛津大学做了3个月的访问研究，在这期间对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了解，使我更加感到将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重心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所以，回国后我很快写了一篇题为“转向英美超越哲学关注‘正统’——推进当前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三点意见”的文章，此文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5期。在这篇文章中，我明确提出英美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强调转向英美——即把研究的重心由“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英美的马克思主义，超越哲学——即跳出原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哲学局限，关注“正统”——即要关注那些像戴维·哈维那样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当前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亟待解决的3个大问题。在牛津大学期间，我还注意到：随着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军事干涉的不断增多，尤其是美国布什政府在2001年“911”事件后打着反对恐怖主义的旗号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战争，西方左翼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帝国主义”的讨论开始升温，于是我又写了一篇题为“资本帝国主义视野下的美国霸权——戴维·哈维的《新帝国主义》及其意义”的文章，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刘：从国内学界近几年发表的有关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论文可以看出，您的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心转向英美马克思主义的意见已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听说您还主编了一套《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段：鉴于我国学者对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还缺少全面了解，我于2003年8月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商定出版一套能反映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最新成果的译著。当我决定着手主编这套“译丛”时，所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保证所选的著作能充分代表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研究成果。本人虽然多年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史和状况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但仍担心由于缺少直接而及时的信息而出现选择上的失误。为了避免这种问题的出现，我写信给英美的4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即英国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麦克莱伦、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哲学教授乔纳森·沃尔夫、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伯特尔·奥尔曼和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哲学教授詹姆斯·劳勒，告诉他们我要主编的这套译丛，并请他们各列出20本他们认为最能代表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最新研究成果的著作。这套译丛中的大多数著作，都是在参考了他们的意见之后选出的。这套《丛书》包括：乔纳森·沃尔夫的《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E·O·赖特的《阶级》、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马克思的生态学》、伯特尔·奥尔曼的《辩证法的舞蹈》、G·A·科恩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种辩护》、斯蒂芬·卢克斯的《马克思主义和道德》、阿利森·贾格尔的《女权主义政治和人性》和利丝·沃格尔的《马克思主义和妇女受压迫：趋向一致的理论》、查德·米勒的《分析马克思》和R·G·佩弗的《马克思主义、道德和社会正义》。目前其中的6本已经出版，另外4本将在今年年底前出版。
刘：我还注意到，您最近申报并获得批准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选题是“G·A·科恩的社会主义平等主义研究”，这是不是意味着您在继历史唯物主义和国外马克思主义之后，又要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段：是的。我目前正准备投身政治哲学的研究，特别是科恩的社会主义平等主义研究。因为在我看来，科恩的社会主义平等主义可以说是与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和以诺齐克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义并列的一种政治哲学理论，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第一，当前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主要趋势是转向政治哲学，而科恩的社会主义平等主义则代表了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这一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对它的研究无疑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进展。第二，科恩的社会主义平等主义更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取得的重要成果，对它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现状和发展态势，纠正那种把社会主义的政治哲学排斥在政治哲学领域之外的偏见。第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往往只注重客观规律性和历史必然性，而忽略甚至排斥与政治哲学相关的自由、平等、正义等问题，研究科恩的社会主义平等主义将使我们看到这些问题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并会进而促使我们反思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必要性。第四，科恩对社会主义平等主义的论证及其与诺齐克和罗尔斯的论争主要运用的是分析哲学的方法，研究科恩的社会主义平等主义能使我们对西方学术界通行的研究范式有更好的了解，从而提高我们与西方各种学术观点对话的能力。第五，科恩对社会主义平等主义的论证及其与诺齐克和罗尔斯的论争，虽然直接涉及的是西方国家现存的种种社会问题，但同时也深化了对自由、平等、正义这些政治哲学基本范畴的理解，而后者对于我们思考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有积极的作用。当然，开辟一个新领域绝非轻而易举，但我相信我还是能够做到这一点。
刘：相信您一定能够成功。非常感谢！
收稿日期：2009－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