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前沿问题·
论麦金太尔的道德叙事理论
郭笑雨，王晓朝
摘 要： 麦金太尔在近著《现代性冲突中的伦理学：欲望、实践推理与叙事》中对其道德叙事思想进行了系统化、理论化的阐释。具体而言，在伦理学的话语体系中，我们反思自己为了满足某些欲望或者因为何种理由选择这样做而非那样做时，也就是试图解释我作为一个理性行为者的行动是合理的。我们通过这类解释能够发展出一种关于人类行为的结构性叙事，从而获得透彻理解人类幸福意味着什么的方式。这一叙事不仅是文本的，也是历史的、实践的，我们对自己的选择、行动、人生的理解和解释都体现着叙事的作用，这一叙事又是所属传统与社会背景下的宏观叙事的一部分。
关键词： 麦金太尔；道德叙事；解释；实现
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的美德伦理思想近年来受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热度不减。他认为当代道德共同体与道德判断的性质已经使我们不可能再以某种特定方式诉诸于共同的道德标准，唯有借助亚里士多德概念体系所揭示并表达出的传统观点重回美德伦理学，我们才有可能开展行之有效的道德探究。在阐明自己的美德伦理思想过程中，麦金太尔运用了基于传统与历史的道德叙事（moral narratives）方法，可以认为其美德伦理思想是寓于其道德叙事之中的。经过此后多年的深入思考，笔耕不辍的麦金太尔于87岁高龄推出力作《现代性冲突中的伦理学：欲望、实践推理与叙事》（Ethics in the Conflicts of Modernity ：An Essay on Desire ，Practical Reasoning ，and Narrative, 2016）（下文简称“近著”），书中对此前的道德叙事思想进行了更加系统化、理论化的阐释，对于我们深刻把握麦金太尔的道德叙事理论乃至道德哲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一、从道德叙事思想到道德叙事理论
麦金太尔的道德叙事理论是对其道德哲学研究进程中相关思想的总结与升华。早年写作《伦理学简史》（1967）时，麦金太尔就谈到，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不能指望找到一套道德概念，不能指望我们的社会对道德词汇有共同的解说。相反，当前概念的冲突是普遍性的，这是由我们的道德冲突的深度所决定的。① 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伦理学简史》，龚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45页。 其后，他在《追寻美德》（1981）中提出了道德叙事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叙事性的自我，即“我是在我历经从生到死的故事的过程中被他人所合理地认为是的那个存在；我是一个历史的主体，这个历史是我自己的而不是任何别的人的，并且有其自身独特的意义”。② 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追寻美德——道德理论研究》，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76页。 因此，诸美德不能到概念中去寻找，相反，“对人来说善的生活，是在寻求对人来说善的过程中所度过的那种生活，而这种寻求所必需的美德，则是使我们能够更为深入广泛地理解对人来说善的生活的那些美德”。③ 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追寻美德——道德理论研究》，宋继杰译，第278—279页。 带着这样的思路，麦金太尔将对个体及其特殊生活的道德探究纳入传统的叙事架构中来，主张从叙事的角度进行道德合理性探究。④ 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三种对立的道德探究观》，万俊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30页。 “关于我的实践信念、关系和承诺的理性探究，并不是我试图将自己与我的一整套信念、关系和承诺分离，并从某种外在的立场去看待它们的行为，而是我们从我们的共同实践模式内部出发进行的行为。”⑤ 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依赖性的理性动物——人类为什么需要德性》，刘玮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129页。
近著中，麦金太尔对道德叙事思想加以进一步的理论概括，以期解决新时期道德哲学领域的争论。与《追寻美德》中“一个令人忧虑的联想”之开篇相似，其近著也是由一个哲学上的僵局（impasse）展开分析的。随着道德哲学研究的推进，麦金太尔认为当前的道德哲学争论主要存在于表达主义（expressivism）⑥ 在元伦理学中，“表达主义是一种非事实论（nonfactualism）。非事实论包含形而上学和语言两个层面——在形而上学层面，它否认相关领域（譬如道德领域）的那类事实存在；在语言层面，它否认相关领域的语句具有描述意义（通常是否认该领域的语句具有真值条件），并以某种非描述的意义（例如表达情感、态度、立场等等）取而代之”。引自周振忠：《情感主义的语义表述》，《哲学研究》2012年第8期，第90—97页。 与他致力于捍卫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NeoAristotelianism）⑦ 麦金太尔本人对使用“新亚里士多德主义（NeoAristotelianism）”的解释是：“当我称这一解释为新亚里士多德式时，是想借‘新'字表达这一意义。亚里士多德有如此诸多的评注者与解释者，他们对于相关文本的解释有着深刻分歧。我不打算进入这些纠葛内部。我所提出的观点直接源于亚里士多德本人，但不管它们是否是亚里士多德的，重点在于这些观点本身很重要。此外，这些观点此后得到了明显的发展，一大批亚里士多德的解释者，如伊斯兰教的、犹太教的、基督教的，都对此做了显著贡献，特别是阿奎那。然而，如果我因此而称其为托马斯主义的观点，就会发现自己卷进和对立的阿奎那解释者们不必要的争端之中。所以我眼下还是给自己的观点贴上‘新亚里士多德式'这一笨拙的标签比较好。”引自 Alasdair MacIntyre，Ethics in the Conflicts of Modernity：An Essay on Desire，Practical Reasoning，and Narra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6，p.31.之间。作为一类元伦理学理论，表达主义伦理学从休谟、斯蒂文森（Charles L.Stevenson）、布莱克本（Simon Blackburn）的情感主义（emotivism）思想中逐渐分化形成，其当今代表人物是吉伯德（Alan Gibbard）。表达主义者的基本观点可以表述为，我们无法从自然主义的立场对一些基本的规范性术语给出正确的定义，道德语句所表达的不过是一种主观情感。⑧ 艾伦·吉伯德：《规范性领悟能够成为规范性知识的来源吗》，陈真译，《江海学刊》2012年第6期，第22—29页。 换言之，表达主义者认为当我们试图做出评价性或规范性判断时，仅仅事实判断感动不了我们。如果我们看到某人悲痛不已时想要采取能够缓解这种悲痛的行动时，其间感动我们的不是悲痛的事实，而是我们面对现实的态度，是怜悯、喜爱或是我们希望被认为富有同情心。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法兰克福（Harry G.Frankfurt）反对理性主义（rationalism）的态度并不如表达主义者那样坚决，但他与之相似地提出道德规范基础不在我们的理性中，而在我们对于道德原则所设想的生活状态和风格的热爱之中，强调“爱是最终价值的始源（originating source）”。⑨ Harry G.Frankfurt，The Reasons of Lov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p.55.因此麦金太尔认为其显然也与自己一贯的主张相抵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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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太尔回应道，表达主义者本质上对“善”一词的用法和对“诸善”（goods）的理解上存在误区。他们声称当人们在争论对一个人来说什么才是以及怎样才能成为、做到或拥有“善”时，就是在争论他们各自的偏好、认可、赞同的态度、关心、欲望、激情或是这些同类词项的某些结合，而没有权威性的、外在并独立于个人感受、关心、承认以及态度的规范性标准可诉诸。① Alasdair MacIntyre，Ethics in the Conflicts of Modernity：An Essay on Desire，Practical Reasoning，and Narrative ，p.23.为了反驳这一观点，他在近著的写作中以第一人称视角设置了未经哲学训练的普通人（plain nonphilosophical persons）这一角色。普通人往往会对某事充满欲求，但经过长时间的思考（prolonged consideration）后认为自己没有欲求此事的好理由，此外还有以其他方式行动的绝佳理由，而这一方式使他彻底无法满足当前炽热的（ardent）欲望。他发现自己身陷囹圄，进而提出疑问：“我该如何在自己深切的欲望与导致这一欲望挫败的绝佳行动理由之间作出权衡？作为一个理性行为者，我该认同自己的欲望还是另一种理由及其推理过程？”② Alasdair MacIntyre，Ethics in the Conflicts of Modernity：An Essay on Desire，Practical Reasoning，and Narrative ，p.32.如果这位普通人稍做思考，他将立刻意识到当前的冲突真实存在于自己的人格之中。他的评价性推理由前理性的承诺或态度或感觉的集合所决定并给出，这些因素都体现在他的评价性和规范性判断中。他的欲望是当前意识到的内在驱动和渴望，然而他并不清楚自己如何选择其中一种而非另一种理由。求助道德哲学也没有用，麦金太尔认为当今道德哲学家们所能提供的只是自己对这些分歧看法上的再度分歧，而这些愈发复杂的分歧使他认为有必要进一步丰富自己的道德叙事理论。
二、麦金太尔道德叙事理论诸环节
当代分析哲学家施特劳森（Galen Strawson）认为，麦金太尔的叙事思想存在心理学叙事（psychological Narrativity）和伦理学叙事（ethical Narrativity）两种层次，前者是对个人生活体验的叙事，后者则是对前者的伦理评价，暗指叙事通向好的生活（well-lived life），而他认为两者都是错误的。理由是，对于前者，无法确定个人生活体验到的究竟是对人类整体的叙事，还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实体（inner mental entity）；对于后者，任何个体的心理体验都有两类——历时的（Diachronic）与情景的（Episodic），伦理学叙事更符合历时的特征却未能顾及情景体验在价值选择中的重要性。麦金太尔在近著中对此的答复是，我们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必须用叙事度量人生，但是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生命贯穿其中的叙事结构，并且努力想要将此表达给其他人时，不可避免地会反问自己两个问题：“我的一生迄今过得如何？”“如果我想未来过得好，那么必须如何展开行动？”而当我们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时，自然就会进入一种解释的状态之中，并且必须进入这样的解释。同样，当我们提出一种道德主张时，需要知道他人对此是认同还是反对，也需要借助解释的方式。
（一）语境
麦金太尔曾表示语境主义思想并非只存在于政治哲学探究中。在道德哲学界，基本观点不仅应使特定传统内部的人清晰明了，更重要的是，要使得传统外部的人也能通过理解这一种传统而率先突破认识上的界限，从而进入特定探讨语境当中。④ Alasdair MacIntyre，The Tasks of Philosophy:Volume 1:Selected Essay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72.同样，他在近著中通过检视并比较休谟、亚里士多德、阿奎那、马克思等人以及理论经济学派（academic economics）的道德理论说明，那些阐明了自身所处时代的政治与道德生活的哲学家们，无一例外，都首先为我们提供了足够充分的叙事语境，以便于我们在其中重述（retelling）我们的故事。当认识或评价一类道德理论时，如果不能同时把握其所依托的实践语境，则极易被误导。而为了理解一种特定类型的理论主张，我们首先必须认清其提出者自身曾经以及当下反对的（against）和拥护的（for）各是什么。⑤ Alasdair MacIntyre，Ethics in the Conflicts of Modernity：An Essay on Desire，Practical Reasoning，and Narrative ，p.110.正如苏格拉底所说，无视人们关于事物本性的意见，就等于是抛弃了我们所拥有的通向实在的最为重要的渠道，或者是抛弃了我们力所能及的最为重要的真理的足迹。⑥ 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125页。 进一步地，一种道德学说试图对自身进行合理性辩护时，其论证中也必须包含三个维度。第一，真正有生命力的理论总是存在于提出者与自己、与其他对立的（rival）理论家以及与生活在同一语境中的行为者们（agents）之间的对话之中，并且诉诸于当前最好的评价标准。第二，唯有诉诸与我们家庭环境、工作环境中的特定生活实践类型相适应的标准的最终裁定（a final verdict）才可能成立。在此之上，第三维度阐明的是，道德学说的标准并非包含在前提之中，而是以结论中的某些部分为预设条件，并且一定程度上与我们所直观的主体社会地位与角色相分离。因此要把握这一标准，我们还需要拥有社会学意义上的“自知之明”（self-knowledge），使我们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角色，以及与他人之间结成的社会关系拥有充分的理解。
应用于分拣工位的机械手需要对产品的位置进行定位，并能够准确地对产品进行分拣和抓取，目前应用比较多的分拣装置主要是利用传感器来进行分拣，而这类分拣只能辨别出产品的形状、大小和材质，而不能准确地对产品的位置进行定位，所以产品在进入分拣工位之前只能一字行拍好，然后才能进行分拣和装箱，增加了生产环节，降低了生产效率。因此本文中机械手的分拣采用视觉伺服系统，即模拟人的视觉系统，利用双摄像头成像交叉定位，并结合小孔成像技术模型，来实现对目标物体的定位。
正是这种“人与神融合”的文化渊源形成了楚文化中“人神合一”的文化特征。神与神之间的爱以及人与神之间的爱在古希腊神话中很常见，但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并不常见。中原地区的大多数神话人物都以神灵和怪物的形式出现，不仅表现出与“人”不同的形象，也表现出“神”的尊严。虽然楚神话中的众神有奇怪的面孔，但他们更具有个性化和人情的典型[4]。
（二）解释
解释的环节给予我们合理理由的根本目的还在于正确地指导行动。我们想要的不只是世界包含某种特定事态，我们想要的还包括以某种方式去行动。① B.威廉斯：《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陈嘉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70页。 亚里士多德认为，拥有美德就是能恰当地去行动，而行动的方式则由实践推理产生。实践推理往往以一些惯常性的设想及自身的一些观察为前提，分析道德生活。其获得的第一个结果，即科学认识，不是有助于自身，而是服务于一个其他目的，即成为合乎道德，② 奥特弗里德·赫费：《实践哲学——亚里士多德模式》，沈国琴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7页。 由此逐级推理，构成循环的实践推理链条，使遵循实践推理规律的行为者得以清晰把握适宜的美德。围绕这一主张，麦金太尔曾大致概括了成为一名独立实践推理者的前提与过程。他在近著中进一步强调了自己对实践推理的这一认识，指出对于任何版本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来说，我们都只能通过一种方式透彻理解人类幸福意味着什么，即发展出一种关于人类行为的结构性叙事，使得“善”及其同源词在这些结构中得以运用。③ Alasdair MacIntyre，Ethics in the Conflicts of Modernity：An Essay on Desire，Practical Reasoning，and Narrative ，p.49.并且，每一类型的行动中都包含双重目的（a double end）：特殊层面上，我们力图在特定时间和地点中以恰当方式的行动达到目的；一般层面上，我们力图成为心理与性格上充满熟练技巧与必备品质的卓越的行为者。双重目的都与实践活动密切相关，我们不可能超出或是独立于行动而试图单独认识目的，“事实上只有通过那些行动才能足够了解如何考虑自身目的，以及如何被其正确指引”。④ Alasdair MacIntyre，Ethics in the Conflicts of Modernity：An Essay on Desire，Practical Reasoning，and Narrative ，p.50.
麦金太尔也曾认为实践推理还有进一步推进的维度，如果想要充分地运用实践推理，不仅需要技巧，还需要德性和自我认识。⑤ 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依赖性的理性动物——人类为什么需要德性》，刘玮译，第77页。 对此他在近著中更加充分地分析了可能导致实践推理失败的原因。他认为明智的（sound）推理要求行为者对自身有望获取的个体善和共同善（common goods）的思考更加广泛。这一思考的失败将立刻造成推理和美德运用（exercise of the virtues）的失败。这些失败类型各不相同：缺乏对有望获取之诸善的范围的合理想象、对潜在危害的无能或错误评价、对他人及自身需求的迟钝反应、对自己或他人能力的过高估计，等等。因此，美德的教育（education into the virtues）应当针对如上各类错误及其原因，从人的性格、社会角色等角度对特定的、导致错误的倾向善加引导，应当用更多新近发现来丰富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托马斯主义在此方面的传统洞见。⑥ Alasdair MacIntyre，Ethics in the Conflicts of Modernity：An Essay on Desire，Practical Reasoning，and Narrative ，p.191.为此，麦金太尔也在近著中援引社会心理学的相关实证案例表明，实践推理中的认识偏见（biases）被证实内在于人的心灵之中，我们需要更为明确的意识以克服它们，从而使叙事产生行动效应。
目前，叙事理论界常用的专业性分析方法有两类：批判叙事分析（critical narrative analysis）和话语语境分析（discursive contextual analysis）。前者通过巧妙的开放式访谈发掘一个人的故事，并将它们组装成一段连贯叙事。后者则跳出个体精神分析的范围，力图将个人叙事与社会中广泛流传的文化思想相联系，这种方法往往用于研究个体心理与其所在语境之间的交互作用。③ Kathleen Wells，Narrative Inqui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111.麦金太尔笔下的道德叙事显然采取的是后一种方法，他一向主张哲学的辩护必须依托特定的历史探究语境而展开。因此，语境也是他的道德叙事理论的基础环节。在此之上，解释、实践和关联几个环节依次展开。
根据经验可知，从动轮半径r1、主动轮半径r2、驱动电机功率P和施加预紧力FN的均值可根据实际数值来确定。其中：从动轮和主动轮半径的标准差分别取为其均值的0.005倍；电机功率和预紧力的标准差分别取为其均值的0.08倍[19]。
（三）行动
麦金太尔认为在伦理学的话语体系中，我们反思自己为了满足某些欲望，因何理由选择这样做而非那样做时，也就是试图解释我作为一个理性行为者（rational agent）的行动是合理的。并且证明一个行动的合理性就是表明从这个行动中所获得的“善”在价值上超过了行为者可选择的其他任何行动能够带来的诸善。当然，合理性辩护的问题并不是针对我们的特定行动提出的唯一问题。其他人有时会发现我们的欲望和由之表现出的行为与其说不公正，不如说不可理解（unintelligible）。我们对于他人而言的可理解性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能够尽可能辨明并理解诸善，正是诸善提供给我们欲望和相应的行动的理由。因此如果有人把自己的行为当作自己满足了某种欲望的唯一理由，但却没有解释清楚他们在满足自身欲望的同时获得了一些善，他们就没有做任何使自身行动成为一种可解释的预期行动的事情，也就无从向他人表明自己行动的合理性。
可解释性（accountability）是人类独有特征之一，其可使我们对正在或将要施展的行为做出解释，从而使得他人理解我们的行动所内涵的充分合理的理由。同时，他人也同样是通过解释自己的行动或计划中内涵的理由使我们理解其用意。而我们的解释与理解，都是发生在身处其中的特定生活叙事中。① Alasdair MacIntyre，Ethics in the Conflicts of Modernity：An Essay on Desire，Practical Reasoning，and Narrative ，2016，pp.231—232.进一步说来，当我们与他人就此展开对话时，我们的对话内容不会仅仅局限于抽象的理论层面，而是会进入传统的语境之中，将我们的信仰、认同、立场汇集在一个特定的历史叙事（historical narrative）当中，成为一种独特的事件，将其解释给他人。事件中的主角，正是每个身临叙事之中的普通的实践者。事实上，当我们试图评价并构划自己的生活时，正是在预演一部叙事，并且我们自身正是作者或合作者。
（四）实现
我们看到，通过前述三个环节的分析，麦金太尔的道德叙事理论为行为者提供了辩护行动合理性的基本方式。当且仅当行为者能够满足三个条件，即对自己的欲望给出好的理由、行动出于合理有效的实践推理以及行动中包含着双重目的时，我们就称行为者是明智的。这些分析都是发生在特定语境下的叙事当中。但是，这些分析目前只是停留在思想层面的，是基于此前哲学著作文本推演出来的，其理论效力还不够充分。归根结底，叙事逻辑之所以与认知逻辑存在区别，是因为，叙事逻辑根本上是与人生密切相关、顺应着人生本体的逻辑。叙事的方式促使想象与反思相纠缠，从而在想象中具备真理性，使叙事必然具有逻辑。⑦ 刘阳：《叙事逻辑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3页。 正如麦金太尔所说，出自叙事理论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唯有经由真实的案例而非想象的案例校验，才能可信并得到充分的理解。⑧ Alasdair MacIntyre，Ethics in the Conflicts of Modernity：An Essay on Desire，Practical Reasoning，and Narrative ，2016，p.243.
诚然，涉足道德哲学领域以来，麦金太尔未曾改变过他的核心立场，即“亚里士多德的道德传统，是我们所拥有的关于一个传统其支持者有资格合理地高度确信其认识论与道德资源之最佳范例”。③ 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追寻美德——道德理论研究》，宋继杰译，第353页。 因此，在其后续包括近著在内的作品中，麦金太尔的道德叙事是根植于这一传统展开的，“但对于那些在这些探究传统之外的人，以及外在于任何这样一种传统的人而言，这种回答将无法合理地评价，甚至也许是无法理解的”。④ 马克·C·墨菲：《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胡传顺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9页。 因此，从理论的合理性方面而言，其道德叙事理论需要给出更多认识论层面中的解释。此外，他还可能会面临所谓“循环论证”的质疑。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作为实践哲学，它是一种循环：它以城邦范围内的自由生活为前提，又想养成此种生活；合道德性早晚是一样的。⑤ 奥特弗里德·赫费：《实践哲学：亚里士多德模式》，沈国琴等译，第49页。 尽管实践推理构成的循环意在为从一种目标出发不断接近比自身更高的目标提供分析方法，但由于其前提和结论均属同一性质，且在麦金太尔的新进展中完全统一于叙事之中，现实中通常难于有效分别。值得重视的是，如果诸如此类的理论质疑不能得到有力回应，将会对核心方法论的有效性乃至理论自身的合理性产生不利影响。
三、麦金太尔道德叙事理论的意义
在《追寻美德》中，麦金太尔曾以克尔凯郭尔的《非此即彼》、简·奥斯汀的《曼斯菲尔德公园》和《劝说》等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与情节为例，表明自己的道德叙事思想与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的自我判断逻辑相一致。相比之下，近著末尾用一整章的篇幅罗列了发生在20世纪中的四段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亦即人生叙事。其中包括苏联小说家格罗斯曼（Vasily Grossman）、美国法官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特立尼达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与政治活动家詹姆斯（C.L.R.James）以及爱尔兰天主教神父与政治活动家法奥尔（Monsignor Denis Faul），麦金太尔力图用传记式研究方法说明，自己的道德叙事理论不仅适用于文学作品的想象空间，而且同样能够为现实所印证，具有实现的功能。他选择这四段人生叙事加以检视的理由则是：第一，他们当中每一位的生平都与其所处的历史时代和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同时又走完了特色鲜明且有料可查的独特的人生；第二，他们的故事距离我们当今时代不算久远，也并不为多数人所曲解，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共识；第三，他们的生活叙事中不仅体现着自己的判断，而且其他人的意见在他们每一次重要的人生抉择关口都对其影响甚大。① Alasdair MacIntyre，Ethics in the Conflicts of Modernity：An Essay on Desire，Practical Reasoning，and Narrative ，2016，pp.243-244.在对这四段起落人生加以细致探究后，麦金太尔指出，他们的现实生活都表现出了叙事的特征，道德叙事理论都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得以应验。他们对自己的选择、行动、人生的理解和解释，都体现了叙事的作用，可以说，他们的叙事都是自己所属传统与社会背景下的宏观叙事的一部分。最后，叙事理论的实现绝非一次而成，而是随着人生的延伸，不断进行。因为，对我们而言，有限的善（finite good）和伴随着的有限的美德（finite virtues）是多样的，在此之上我们才能通过叙事接近那更高级的善（further good），以及那属于自然神学而非伦理学范围内的终极目的（final end）。② Alasdair MacIntyre，Ethics in the Conflicts of Modernity：An Essay on Desire，Practical Reasoning，and Narrative ，2016，p.315.
但这并不妨碍麦金太尔所做努力的理论意义。从文化认知的视角来看，叙事通常被我们视为一种“思维的工具”，一种构成上较为复杂的、用于人类记忆与阅读的扩展式工具。人类积累的广泛社会经验都能够通过叙事得以表征，而作为一类实践哲学的伦理学，自然也能够借助叙事的工具来得以表达。⑥ Jakob Lothe，Jeremy Hawthorn，Narrative Ethics ，Rodopi，2013，p.34.因此在认识论方面，正如伽达默尔论及亚里士多德诠释学的现实意义时指出的，“道德现象的本质标志之一显然就是，行为者必须认识自身和决定自身，并且不能够让任何东西从他那里夺走这种职责”。①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43页。 这表明正确的哲学伦理学绝不侵占道德意识的位置，并且应当在对现象的概略性解释中主动帮助道德意识达到对于自身的清晰性。麦金太尔的道德叙事理论正是对这个方面的呼应。其根源上，为普通人的道德思考而生，将道德叙事与道德哲学的抽象思辨结合起来；其目的上，为行为者提供了可供自我意识的平台，也在行为者之间赋予了彼此对话的现实可能性。据此，道德叙事理论的认识论意义正在于其既是赋予道德真理新的意义，从而成为解决抽象理论层面上的术语论争的有效承载体，又是为一切参与其中的行为者提供认识自身和决定自身的话语权的手段，从而做到了在道德领域，真理的创造性特征在于，其能够在历史理解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新的阐明，这种阐明为真理带来的意义扩大和意义理解经常能够催生出新的视角和问题域。② 让·格朗丹：《诠释学真理？——论伽达默尔的真理概念》，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16—217页。 故事会产生，并因此附着在文化记忆之上，这是多种审美特质组合在一起的结果，得益于那些故事改变者的创造性。③ 参见安·瑞格蕾：《故事的生产性：叙事与文化记忆》，龙晓滢译，转引自谭君强主编：《叙事学研究：回顾与发展——第五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七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36页。
从方法论层面来看，利科（Paul Ricoeur）曾评价到麦金太尔的《追寻美德》总体上为我们提供了理想的道德叙事方法，但细究之下仍然存在三点不足。首先，文学虚构的叙事与现实生活的叙事绝不相同，因此在文学语境中讨论出的伦理内涵无法直接用于我们在实际生活中考察自身；其次，麦金太尔所说的叙事统一性概念欠缺一个文学式的终结，因此其无法真正将生活统合于一个独特的目标之下，叙事主体也会因无法预见并理解自己生活的总体性而对其成功与完善失去信心；最后，行为者一生的历程能够勾勒出许多路径、策划出许多情节、叙述出许多故事，缺乏结局感将进一步导致麦金太尔的叙事统一性概念无力应对这种混杂交织的局面。④ 保罗·利科：《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佘碧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34—237页。 我们看到，麦金太尔在近著中针对道德叙事理论所做的努力有针对性地回应了这些质疑，他对诸环节的阐释特别是道德叙事理论实现的印证，使得这些困难得以克服，使得文学与生活、开端与终结、个体与整体之间得以在道德领域中展开对话。事实上，文学叙事具有敏感与个性化这两项长处，因而最擅长表现人们的经验状态，包括道德经验状态。⑤ 龚刚：《现代性伦理叙事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3页。 据此可以认为，麦金太尔在一定程度上真正实现了文学叙事方法为伦理学服务的目的，将叙事理论放在行动理论和道德理论之间的连接处，为各种道德思想经验展现出一个想象的同时也是现实的空间。⑥ 保罗·利科：《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佘碧平译，第252—253页。
此外，麦金太尔的道德叙事理论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首先，它启示我们重视道德心理并善于把握道德心理机制的进路。叙事伦理学认为，决定我们人类“是其所是”的正是充满人情的生活独特性，而非缺乏人情味的逻辑结构，因此，伦理思考必须从前者所在的层面入手。归根结底，叙事通过故事的形式将我的个体生活与周围环境紧密相连，在故事中赋予我所持有的价值观、确信与目的。⑦ Steve Wilkens，Beyond Bumper Sticker Ethics: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of Right and Wrong， IVP Academic，2011，pp.157-158.道德心理是美德伦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当代美德伦理学在参与改造或替代现代道德哲学的过程中更关注行为者的心理基础，试图通过澄清行为者的心理结构而更加真实地揭示他们的心理反应与心理过程。⑧ 李义天：《美德、心灵与行动》，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10页。 麦金太尔的研究正是如此，他在近著中对以实践推理方法论为核心的美德心理过程的全面阐释启示我们重视道德心理，也从美德伦理学向度为我们提供了关于道德行为者的心理动机和推理过程的更为系统和深刻的认识。围绕着叙事诸要素特别是叙述者之间的关系，叙事的展开实质是一种心灵视域之间相互交融、相互理解的状态，改变心灵的作用即在于此。① 李西顺：《视域交融——探寻深入心灵的德育叙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9页。 因此，麦金太尔对道德心理的关注还从研究方法上启示我们，美德伦理学能够运用哲学探究方法发现并尝试解读道德心理层面的根本问题，而心理学研究能为哲学家回答这些根本问题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② 彭凯平、喻丰、柏阳：《实验伦理学：研究、贡献与挑战》，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第15—25页。
其次，它为更多普通人掌握正确的道德探究方式，提高自己的德性修养提供了建设性的方案。麦金太尔并不只是一名书斋学者，身为一名大学教师，他还从自身对教师的教育任务的理解来思考教育目的的本质。③ 闫闯：《培养受教的公众：麦金太尔的教育目的》，《外国教育研究》2017年第2期，第23—34页。 他在近著中对道德叙事的阐明，以及他以现实的人生历程而非单纯虚构的文学叙事作为例证的论述，既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人生乃至历史统一性的认识途径，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开展道德教育、塑造道德品质的实践手段。相比于传统意义上的道德说教，构建道德叙事更能够创设出鲜活的道德场景，使受教者在寓情于景、寓教于乐的氛围中自觉地将伦理观念转化为自身的道德品格。此外，麦金太尔近著中所举的叙事大多源自于在某一领域取得成就的知名人士，反映出了道德叙事更为深层的用意，即树立榜样。这也与传统儒家伦理学所持观点相契合，“儒家伦理看重的，不是去制定这样那样的规则、规范，而是强调在道德生活中树立榜样”。④ 王庆节：《道德感动与儒家示范伦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9页。 总之，他通过道德叙事方法对道德探究和美德教育做出的努力，真正值得我们借鉴。
根系活性氧(ROS)包括: 过氧化氢(H2O2)和超氧阴离子采用过氧化氢试剂盒(南京建成)测定H2O2含量；参照Achary等[17]的方法测定含量。抗氧化酶活性包括: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化物酶(POD)、过氧化氢酶(CAT)和抗坏血酸过氧化物酶(APX)。采用氮蓝四唑法测定SOD活性；愈创木酚法测定POD活性；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APX和CAT活性[18]。
On Alasdair MacIntyre's Moral Narrative Theory
Guo Xiao-yu，Wang Xiao-chao
Abstract: In his recent book,Ethics in the Conflict of Modernity:An Essay on Desire,Practical Reasoning and Narrative,MacIntyre gives a systematic and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of the previous moral narrative thought.Specifically,in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ethics,when we reflect on what we choose to do rather than do in order to satisfy certain desires or for what reasons,we try to explain that my actions as a rational actor are reasonable.We can develop a structured narrative of human behavior through such explanations,thus gaining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what human happiness means.This narrative is not only textual,but also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Our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our own choices,actions and lives all reflect the role of narrative,and our narrative is part of the macro-narrative of our own tradition and social background.
Key words: Alasdair MacIntyre,Moral Narrative,Interpretation,Achievement
作者简介： 郭笑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4）；王晓朝，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哲学系讲座教授（珠海 519082）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史”（14ZDA14）
DOI编码： 10.19667/j.cnki.cn23-1070/c.2019.01.004
［责任编辑 付洪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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