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情怀下的高等教育国际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本土论文,情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末，高等教育“国际化”成为耳熟能详的词汇之一，紧随其后，“本土化”也越来越多地呈现在眼前。时至今日，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问题的一般性议论业已成为过时的风尚。但在众多的视听媒体中，依然随处可见教育要“与国际接轨”等流行辞藻。然而，“接”什么“轨”？“轨”之标准怎样？是以欧洲为参照还是以美国为参照？英语技能是否等于“国际视野”？诸如此类的种种问题，尚待我们深究。
一、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趋势
有社会学家认为，只要数数某一国家有多少麦当劳快餐店，就可以知道这个国家的“国际化”程度到了什么地步。瑞泽尔(G.Ritzer)在《社会的麦当劳化》一书中，归纳后认为是“效率性、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非人科技的控制性”这四个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要素，使之战无不胜、遍及全球。连高等教育这个“最后一个堡垒”也陷落在“麦当劳四项基本原则”之手，规范的课程及学时安排，标准的教学方式，同样的排列尺寸和词汇的教材，等等。被称为“高等教育麦当劳化”[1]的景观使得相对欠发达的中国有“狼来了”的惊呼。
从世界知识系统的规则与范式看，西方国家的准则成了惟一的学术裁判。在国际知识系统中，知识的生产和分配手段都高度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全世界6～10万种科学期刊中，仅有3,000种被认为是可以在全球传播的“重要”科学刊物[2]；而这些有影响的期刊绝大多数由美国和英国等其他西方国家的编辑使用着英文“利器”充当科学的“守门员”。发达国家的学术和科学系统规则与范式成为了世界共同的准则。现代高等教育的基本结构、科学基础、知识基础以及知识结构都是西方的，西方是唯一的教育输出地，而发展中国家最多不过是知识的消费者。
从高等教育国际流动状态看，中国高等教育处于不公平的地位。西方发达国家接收留学生所得到的利益远远大于它们为留学生提供的学习费用和各种机会。英国从海外学生身上收取的费用每年近10亿美元，1999年仅英国的79所大学的外国留学生为他们带来的收入就高达7亿英镑[3]。对于中国而言，大学国际化仅仅是“走出去”的单向性交流和人才大量流失。人们甚至把北大和清华称为“留美预备学校”。高校毕业生到发达国家留学不归而导致人才流失严重。据统计，1978年到2003年，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达70.02万人，但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17.28万人[4]，尚有52.74万人在国外。优秀人才的大量流失，是本土文化扭曲和缺失的一个反映。
从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看，中国高等教育乃至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都有可能沦为西方的“附庸藩属”。发展中国家为了与“国际”通行的制度接轨而不断地对本国高等教育进行改造，尤其是在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教育经验时难免照搬照抄，有意无意地“西化”而逐渐沦为附庸。我们曾经简单地用苏联的模式取代各种制度和课程模式，使中国高等教育迅速成为苏联的翻版。2003年北京大学教师评聘制度改革原稿第33条规定“除少数特殊学科外，新聘教授应能用一门外文教学授课”。如果不论中国古典文学还是老子哲学都用外文讲课，并以此作为晋升标准的话，那么这一行为被称为是“自我殖民”[5]并不过分。因此，如何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潮流中坚守本土文化阵地，是值得我们始终警觉的重要问题。
从归国人员影响看，他们不同程度地承担着西方文化潜在“使者”的角色。被称为“乡土文学旗帜”的台湾作家陈映真指出：“西方正以低廉的费用，吸引大量的大陆知识分子，进行高效率的、精密的洗脑……大陆知识分子到西方加工，塑造成一批又一批的买办精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6]。当接受了国际化教育的人回国后，异国的留学生涯在他们的工作、生活、思维方式和性格养成等方面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不管这些烙印是好还是坏，在还没有走出国门的同胞面前，他们或多或少会显示出一种“镀金”的自我张显状况，言语中显示出“国外的月亮更圆”。在有形无形之中把这种异国文化的影响更广泛地传播开去，使外来文化日益扩张，本土文化日益受到忽视和淡漠，本土文化价值面临着进一步萎缩的威胁。
面临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陷阱”，有人理直气壮地抵御着国际化，认为保存自我传统文化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在西方一些人眼中，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对本土问题狂热的关注”[7]。早在1994年初，当时的《中国时报周刊》就发表轰动一时的专题，提出“执掌中国大陆思想界大本营的北京知识界，正在形成一股‘反西方主义’思潮”。其实，尚有一层特殊的理由：国际化意味着语言和国际知识等方面的更高要求，部分教师害怕在国际化进程中失去自己固守的职位，因而对国际化反应比较冷淡。一些保守的领导瞻前顾后、犹豫不决。正如安吉加(R.C.Andringa)博士所言：“仅仅‘全球化’和‘国际化’这两个词就能够吓坏一些人”[8]。“西化”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行为。而稍有自尊的国家对要“化”到与“西方”一样的论点自然采取否定态度。“高等教育的麦当劳化”更使不少人担心教育国际化可能会迷失本土教育自我生长的根基，远离对文化传统的精神追求，最后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儿。
二、国际化与本土化的两难之境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把双刃剑，利弊相随。多年来，教育界一直在“教育国际化是否意味着西方化”的问题上争论不休。由此连带出人们对本土化的关注。
虽然本土化是随着国际化概念的产生而出现的，但是在人们的观念中，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的矛盾是和传统与反传统的矛盾结合在一起的。
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的矛盾，有着下列比较突出的表现形式[9]：(1)本土化表现为固守传统文化、拒斥外来的反传统文化，而国际化表现为否定传统、引进新兴文化，与本土已有的传统形成对立。(2)在教育过程中，本土化主要表现为在教学“精神”等方面，而国际化则局限于“物”的层面。(3)本土化排斥文化、精神、价值和理念等方面的国际化，对于技术层面的国际化采取积极的态度，而国际化却更希望是精神层面进入本土。(4)国际化极力推崇把国际上的教育制度引入本国、形成与国际上一致的制度化教育，而本土化则极力反对这种不考虑具体实际操作需要的“制度”层面方式，如此等等。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并不均衡，涉及深层文化教育的国际化就更不可能是一条坦途。正如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马约尔1998年在欧洲第二届社会科学大会上指出的那样：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少数人是全球化的“化人者”，多数人则是“被化者”。文化是流动、变化的，而文化流动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水往低处流”，即发达国家的文化向欠发达国家流动。很显然，“一个国家文化辐射力的强弱，受制于整体国力。整体国力强，辐射力就强；反之则弱”[10]。虽然中国有着悠久的、内涵丰富的历史，我们的现代高等教育依然模仿西方的模式，近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并不是本土文化和教育演进的产物，而是舶来品。虽然提出树立“华人大学理念”的呼声已经多年了，但就今日华人社会的大学而言，“根本的问题乃是华人的大学基本尚谈不上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亦即远未确立华人大学的理念”[11]。
今天，“国际化”更是显示出“西方化”之趋向。快餐和流行音乐风靡世界，微软产品垄断全球市场，英语几乎成为世界语言，大家不约而同地认为这是全球“美国化”。高等教育的“开放性”基本上还是属于单向性的交流，“走出去”的多，“走进来”的少。当中国留学生、唐装和华人餐馆也走遍世界的时候，没有人认为是全球“中国化”。
面对国际化的冲击，“闭关自守”显然不足取。中国文革期间的高等教育是地地道道的本土化模式[12]。事实证明这种模式是很不成功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在此种状态之下，我们有必要清醒认识到，“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重复，重复地把上一代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知识传给下一代”[13]。教育体系负有传递传统价值、注意自我文化保存的职责。但另一方面盲目地与世界“接轨”、学习西方所谓的“先进”体制也是行不通的。1952年院系调整“以苏为师”，全盘照搬苏联老大哥教育体制的历史教训还历历在目。“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不可能标准化，必须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14]。如果我们放弃自己的本土文化，放弃学术的独立性，就只能成为西方的“附庸藩属”。
问题的症结在于面对“国际化”冲击的中国高等教育，能否在参与国际化的进程中保持自我、避免成为西方的附庸？
三、本土化与国际化的融通之道
从字面上看，国际化与本土化是两个相异、相斥的命题，有着各自不同的对立范畴。但是从理论上来说，它们之间并非没有关联，而是相互重叠、密切相关的。
首先，从定义上看，本土化与国际化具有内在一致性。所谓“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指一国高等教育面向国际发展的趋势和过程，是把国际的、跨文化的、全球的观念融合到高等学校教学、科研和服务等诸项功能中的过程”[15]。加拿大教授奈特(Jane Knight)认为理解高等教育国际化有：活动、能力、过程和精神气质等四种方法[16]。可见，国际化与强调超越国家界限、忽视民族与国家教育愿望的“教育全球化”不同，国际化更强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的活动与过程，在承认各国差异的基础上展开，须从本国自身的条件和特点出发。所以，它与教育本土化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是在教育本土化基础上的国际化。高等教育本土化是相对于高等教育国际化而言的，没有外来教育特别是西方教育的传入，就无所谓本土化问题。“本土就是本民族的、传统的、现实的东西。教育本土化就是指吸收外来文化和自身文化的创新，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种文化选择”。[17]从这个定义出发，教育本土化就是强调民族、国家的自身特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本土化“情结”能有效保持教育民族特色和民族自尊心的情感动力，但是理智的本土化是一种兼收“外来文化”与“自身文化”的“创新”，是一种“文化选择”。同时，它也是外来文化与本民族传统文化相互沟通、融合的过程，是外来文化及传统文化改变自己初始形态以适应新文化发展要求的过程。这样看，国际化与本土化就不是两个具有截然不同的指涉意义的词汇，而是具有互相交叠语境的词汇，是两种不同文化发生碰撞中必然要出现的一个共生阶段。
其次，本土化与国际化具有相依相存的关系。教育国际化并不排斥本土化，因为高等教育具有国际化的属性，知识广泛性是高等教育创造知识的核心价值。从前，我们过分注意国际化中不同的东西，而忽视了相同的东西。本土化并不是割裂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更强调的是传统文化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更新和变迁。外来文化不经过本土化过程很难有生长的根基；而本土文化不吸收外来文化则更难以发展。一种未加反思的外来文化不是知识，而只是迷信。国际化过程同时也是本土化过程。把国际化的合理成分有机纳入本土社会，将二者融洽地结合，并使合理成分最终融入本土。这样，两者间的双向流动和更叠才使得彼此都具有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和契机。此外，本土化的东西经过一定时期的演变，也可能形成为国际化的东西。比如“阿拉伯数字”就是阿拉伯国家“本土”成为“国际”文化的产物。既然此种文化本来是属于某个国家，就肯定有着这个国家的特色，这样“本土化”的概念就应该包括在“国际化”之中。
最后，本土化与国际化互为补充才能体现高等教育的完整性。教育国际化是全世界国家和地区的教育走向趋同性(convergence)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本土化则是一个特定国家或区域教育呈现出地域特色的过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教育就其完整性来说，需要国际化与本土化两者的结合。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的角度来说，国际化是高等教育本身发展的要求。因为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都具有本土性，同时也具有国际性。越具有高度现代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也就越具有自己的本土特色。理想的教育体系必须是外来教育的思想、实践与本土化教育的高度融合，是本土已有思想和经验的高度升华。大学最主要的功能之一是保持国家特有的文化，并促使它与其它文化进行有益的碰撞与理解。
国际化与本土化的互相补充、互为发展的关系表明，它们完全可以达到新的融合。正像鲁迅先生所说过的一样，“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国际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与“国际接轨”，本土化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民族特色”。“本土化”就是要像技术精巧的花匠一样，把外来文化的“奇花异草”巧妙地嫁接到本土文化的“树桩”上，使其成为本土家园中生长出来的一枝新芽。
四、本土情怀的国际化选择
我们认为，化解国际化与本土化二难处境的必经之途是尽可能消除两者间的对立，确立本土情怀下的国际化意识。在本土化处于弱势的局面下，从本土关怀角度出发，把二者联系起来，互为条件，互为补充。这样才能使引进的“国际化”赋予本土关怀，两者各自从不同的角度，不卑不亢地走到一起来“对话”，实现新“融合”，达成新共识。亦即在“西化”和“闭关自守”两个极端之间搭建桥梁。本土情怀下的国际选择，可以从下面几点考虑：
第一，选取“中庸之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中，不偏不依，不厚此薄彼，一视同仁，平等看待。对两者都持有积极、开放的心态，才能注重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统一，达到文化认同，即达到“整合”中西文化和“兼容并蓄”中西文化的目的。
第二，注重“比较优势”。在一定意义上讲，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是一种“后发型”[18]模式，是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教育达成现代化以后才启动的。由于西方高等教育与我国高等教育的结构有多处不相符合，“赶超世界一流大学”是一种不着边际的空话，有悖于“比较优势”原则。东亚四小龙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就是采用了“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19]，由此为本土情怀下的高等教育国际化选择提供了一种思路：在高等教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尽量强调“自生能力”，采取与自己的比较优势相符合的发展战略。
第三，建设“中国的大学”。我们的目标是建设成为一个有“中国特色”、不是“西方特色”或“美国特色”的现代化强国。中国名副其实的大学“必须是发源于本土的种子”[20]。培养“中国人才”必须有“中国的大学”(a university of China)，而不是“在中国的大学”(a university in China)[21]。目前，无论怎样讨论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都不能脱离中国的现实环境。要有本土意识，才能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找到一条合适的本土道路。否则，将会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现象，甚至因“水土不服”、接不上地气而导致“死亡”。
第四，主动“输出东方”。有人说，东西方教育犹如一对相见恨晚的恋人，彼此都想往对方体系里掺和进一些自己的东西。很明显，在这个掺和过程中，处于弱势局面的本土化不能只是“拿来主义”，而应该考虑如何主动出击。北京大学王岳川在“重新发现东方”的研究课题中提出：“发现东方是理念，输出东方是实践”。他提到，“刮沙”行为在西方看来是一种虐待行为，但是刮沙行为的背后是经洛学说，经洛学说背后是阴阳学说，阴阳学说背后是哲学。在中国与西方之间，要避免文化误读所采取的方式就是要文化输出。台湾就比较重视本地学者在国际刊物上发表作品，他们的许多科学杂志都使用英文，向全球读者传播台湾的科学成果，确保台湾科学家成为国际知识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全民学外语的同时，更要广开门路，让更多的外国人来学汉语。既要走到国际上去，更要把“国际”引到中国来。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建立民族文化价值体系。重视“古为今用”，用中华民族5000年的悠久文化建立一个相对独立和完整的文化价值体系。长期的文化淀积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己的传统文化观念和文化体系，包容着民族的命运、历史、语言、习俗、信仰和文化等。1988年1月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集会时发表宣言中说过：“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建立了民族文化价值体系，本土教育才能真正挺立起来，才有承受吸取外来优秀文化成果以及经受外来文化冲击的巨大能量，才有走向世界的基础与可能。
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是高等教育形成、发展、进化的一个客观进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本土情怀下的国际化不仅可能，而且必须。对21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来说，不论喜欢与否，这对矛盾将始终存在，难以回避。本土情怀下的国际化决不是一种情结缠绕，而是一种理性思考。我们只有不断寻求本土化和国际化之间的平衡点，在尊重“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明辨择善”、“和而不同”，力求使国际经验本土化，有选择、有改进地吸收外来文化，才能在本土化和国际化之间实现积极的融合，达到“与狼共舞”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