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剧三集》辑刊及版本流变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杂剧论文,版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初邹式金辑刊的《杂剧三集》，又名《杂剧新编》，是继明末沈泰所辑《盛明杂剧》初、二集之后刊行的重要的杂剧集。该集存本在20世纪初陆续被学界发现，在郑振铎看来，“其意义较之《盛明杂剧》初、二集的出现，更为重大”①。因为“这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发现，剧曲史上的几篇新页的补充。一旦而获得了近四十种的名著，那种兴奋的情绪，恐怕只有野心家的获得了一个殖民地，探险家的发现了一块新地，考古家的发现了一个古城或满贮着古物的古墓的时候方才能够了解的”②。如此重要的戏曲文献，原本不易为一般人所见，但在经过了民国三十年(1941)董康诵芬室重校刊刻之后，尤其1958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影印出版诵芬室重校本之后，便得以迅速广泛地传播。然而，无论诸家对《杂剧三集》的著录，还是自原刻本以来现存诸版本之间的内容，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显示了该文献版本流变的复杂性。对其版本不作辨析而贸然以一种版本概指其他版本，必然导致对该文献使用的不准确。查清《杂剧三集》辑刊及其版本流变的过程，辨明现存各本间的差异、真伪与优劣，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杂剧三集》的著录、存佚及其庋藏 《杂剧三集》早在清顺治十八年(1661)即已刊行，但在清代所存的戏曲书目中却缺乏著录。李斗《扬州画舫录》转引的焦循《曲考》、黄文旸《曲海目》，以及管庭芬校录《重订曲海总目》、支丰宜《曲目新编》(俗称《曲目表》)、姚燮《今乐考证》等，皆曾著录《杂剧三集》中的若干剧目，但并非该集所收的全部剧目。这些目录文献的作者显然未曾获知《杂剧三集》的存在，或虽知而未能见其全璧。进入民国之后，最为知名的戏曲目录编纂于宣统元年(1909)的王国维《曲录》著录了《盛明杂剧》初集、二集，依然未著录《杂剧三集》，说明他当时亦未知晓《杂剧三集》。 真正最早全面著录《杂剧三集》具体剧目的，是民国三年(1914)连平范氏双鱼室所刊的罗振玉《续汇刻书目》。《续汇刻书目》癸集著录了《杂剧新编》目录中的三十四种剧目，未著录序跋、插图等版本信息。此后，发表于《小说月报》十四卷一号(1923年1月)的郑振铎《中国的戏曲集》一文著录：“《杂剧新编》，清邹式金编。此为清代杂剧的选本，共有三十四种。”③也未具体说明所著录的《杂剧新编》为何种版本及其版本情况。尚无资料显示此时郑振铎见过《杂剧新编》，郑氏著录或源自罗氏著录。最早著录实际所见《杂剧新编》的是董康，其《书舶庸谭》所载民国十六年(1927)1月4日日记云：“《杂剧》尚有《三编》，为明邹式金所选，凡卅四种。余尝以四十圆获其首册，有灌隐人序及自序。灌隐即梅村祭酒别号。图为钱磬室绘，甚精。”④并全文抄录了吴伟业序、邹式金自序和目录。 赵万里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十月编刊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杂剧三集》三十四卷，清邹式金编，清顺治刻本。存十四卷。《通天台》一卷，清吴伟业撰；《临春阁》一卷，清吴伟业撰；《读离骚》一卷，清尤侗撰；《吊琵琶》一卷，清尤侗撰；《苏园翁》一卷，明茅维撰；《秦廷筑》一卷，明茅维撰；《金门戟》一卷，明茅维撰；《闹门神》一卷，明茅维撰；《城南寺》一卷，清黄家舒撰；《西台记》一卷，清陆世廉撰；《卫花符》一卷，清堵廷棻撰；《鲠诗谶》一卷，清土室道民撰；《风流冢》一卷，清邹式金撰；《空堂话》一卷，清邹兑金撰。”⑤除了将作者字号改称本名(非残存本原貌)之外，与后来孙楷第《戏曲小说书录解题》所著录的“残本《杂剧三集》十四卷，清顺治刊本”一致⑥。孙氏所见者即当时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所藏十四卷本，而该馆所藏残本的数量不久又得到不断增加。 1937年4月某日，郑振铎从某书肆(主人姓汪)处得到《杂剧新编》，同年5月13日撰写了《邹式金杂剧新编跋》，很快于同年5月24日在《国立暨南大学图书馆馆报》第2期刊发。该文叙述了北平图书馆得到《杂剧三集》残本和郑振铎得到《杂剧新编》全本的过程及各种版本的情况，但对于其中若干事件的时间未作具体交待，现结合陈福康编著《郑振铎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有关郑振铎主要事迹的纪年和马廉的有关史料可考知：大约在此文写作的十一二年前即1925年左右，郑振铎在中国书店惊喜地见到了《杂剧新编》首册，该册刻有吴伟业《通天台》和《临春阁》二剧，卷首有吴伟业、邹式金二序及目录，当即前述董康日记所记者。因书店此前已经有意高价售予董康，且董康可能有在翻刻《盛明杂剧》二集之后再行翻刻《杂剧新编》的需要，郑振铎故将此首册让给了董康。董康1932年将此册转让给北平图书馆。1926年马廉获得了《杂剧新编》零本三册，即《眼儿媚》《昭君梦》《风流冢》⑦。另据马廉于1930年代初补订王国维《曲录》所载⑧，此时马廉又增补了《醉新丰》一剧，说明马廉曾获得过该剧的单行本。1933年北平图书馆买下中国书店寄来的《杂剧新编》其他零种数册，郑振铎借来过录一部。这些本子除和北平图书馆所藏复见外，又多出了几种。后该馆再得到朱希祖所藏《杂剧新编》一册，但系与前所收本重复者。“十余年来，经了同好者四五人的用力访求，这部‘新编’始终没能成为全帙。想不到，在四月的一个早晨，我终于把这部‘新编’的全部，连附录的《陌花轩杂剧》完全得到了!”⑨获得《杂剧新编》全帙的当年(1937)8月14日，郑振铎自行刊印《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并作如下著录：“《杂剧新编》三十三种，附《陌花轩杂出(孙按：“剧”之误)》十折，八册，顺治间刊本。”⑩ 1943年《国书月刊》二卷六期刊发吴晓铃《鄞马氏不登大雅文库剧目目录》，显示马廉不登大雅堂文库中藏有“《杂剧三集》(残存)□种□卷(清邹式金编，清顺治间刊本)三册”(11)，这就将郑振铎《邹式金杂剧新编跋》中所谓马氏获得《杂剧新编》零本二三册之说坐实为三册，说明前述郑氏所言可信。 此后较全面著录《杂剧新编》的是1981年出版的傅惜华《清代杂剧全目》。该书“引用书籍解题”之“杂剧新编”条云：“清邹式金编。清顺治间刻本。此书原名《盛明杂剧三集》，因刊行时已入清初，故改题名；又标：《杂剧三集》。共收明末清初所制杂剧三十四种。卷首有翼望山人、吴伟业、邹式金序，邹漪跋。除原刻本外，尚有：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武进董氏诵芬室复刻本；又有一九五八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影诵芬室石印本。”(12)不仅著录了清刻本，还著录了民国重刻本。这是傅惜华实际所见的《杂剧新编》若干版本。 上述诸家著录的本子并非皆已被保存下来，而新的存本却有被发现者。笔者经眼的《杂剧三集》现存本有六种，其保存及庋藏情况是：(一)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善本室藏顺治十八年(1661)刻本残本，当即郑振铎《邹式金杂剧新编跋》所著录的由中国书店寄售给北平图书馆的零本数册中的一部分，重复者已佚(详下文)。题《杂剧三集》，三十四卷三十四种，存二十六种二十六卷(一至九、十五至二十五、二十九至三十四)，十册。索书号A01838；(二)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齐如山旧藏康熙元年(1662)刻本全本。题《杂剧新编》，三十三卷三十三种，八册。索书号T5663/2248。《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齐如山小说戏曲文献汇刊》据以影印。此本与郑振铎1937年获得的三十三卷本为同一版本(详下文)；(三)国图文津馆藏郑振铎旧抄藏残本。题《杂剧新编》，三十三卷三十三种，存二种二卷(卷十一《半臂寒》、卷十二《长公妹》)，一册。新索书号XD6104，原索书号11484。此本并非郑振铎于1933年从北平图书馆借来的过录本(详下文)；(四)国图文津馆藏董康诵芬室民国三十年(1941)刻本全本。扉页题《杂剧三编三十四卷》，目录题《杂剧三集》，书根题《盛明杂剧三集》及各剧剧名、册序号，卷首有翼望山人序。三十四卷三十四种，八册。索书号32971。当即傅惜华所见诵芬室本；(五)国图文津馆藏董康诵芬室民国三十年(1941)刻本全本。扉页题《杂剧三编三十四卷》，目录题《杂剧三集》，书根无字，卷首无翼望山人序，三十四卷三十四种，八册。索书号102659。(六)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据民国三十年诵芬室重校刊刻本影印，书名及目录皆题《杂剧三集》，插图采用北京图书馆(今国图)所藏顺治刻本中的汇刻图复印，汇刻图中所缺第八种《金门戟》乃用诵芬室版复制，《杂剧三集》在当代流播最广者即此本。 前述诸家著录的《杂剧三集》版本中，笔者不曾获见的有：(一)罗振玉《续汇刻书目》著录本。罗氏的著录当不为转引其著而来，应是见到具体存本(详下文)；(二)董康1925年购藏的刻有吴伟业、邹式金二序、吴伟业《通天台》《临春阁》二剧的首册零本，即郑振铎最早所见而让与董康者。该本没有邹漪跋文，又将吴伟业二剧并为首册，说明既非国图现存的三十四卷残本(索书号A01838，该本吴伟业二剧收在第二册)，也非属于郑振铎所有的三十三卷刻本(该本卷首有邹漪跋文)，或是将这两种版本所印首册拆纬重编的新装订本；(三)郑振铎据1933年由中国书店寄售给原北平图书馆的含有茅孝若四剧和陆晚庵《西台记》、邹氏兄弟《风流冢》《空堂话》的过录本；(四)原北平图书馆所藏与今国图现存藏残本(索书号A01838)复出的残本；(五)马廉所藏由其于1933年得到的零本三册；(六)郑振铎于1937年购藏的三十三卷三十三种全本。 上述佚者都无线索可稽，唯郑振铎所藏三十三卷本曾被怀疑即国图善本室现藏本。虽然郑振铎在1937年刊行的《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中著录了其刚获得的三十三卷本《杂剧新编》，然而由其于1956年编成的《西谛书目》未收该本，此时郑振铎尚在世，说明此时该本已归他处，并得到郑振铎的确认。对于该本的去处，吴晓铃先生曾推测：“疑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所藏即先生于抗战期间斥去之此本也。”(13)然而，比照国图所藏善本《杂剧三集》版本面貌和郑振铎《邹式金杂剧新编跋》描述其所藏本版本面貌、《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著录信息，国图所藏善本与郑振铎当年收藏本的剧作数量、题跋、目录、分册情况等都不尽相同，属于不同版本。上述吴晓铃先生的推测难以成立。 二、从顺治本到康熙本：《杂剧三集》的辑刊过程 国图善本室所藏残刻本《杂剧三集》(A01838)的目录为：卷一《通天台》灌隐主人，卷二《临春阁》吴梅村，卷三《读离骚》尤悔庵，卷四《吊琵琶》尤悔庵，卷五《醉新丰》茅孝若，卷六《苏园翁》茅孝若，卷七《秦廷筑》茅孝若，卷八《金门戟》茅孝若，卷九《闹门神》茅孝若，卷十《双合欢》茅孝若，卷十一《半臂寒》南山逸史，卷十二《长公妹》南山逸史，卷十三《中郎女》南山逸史，卷十四《京兆眉》南山逸史，卷十五《翠钿缘》南山逸史，卷十六《鹦鹉洲》郑无瑜，卷十七《汨罗江》郑无瑜，卷十八《黄鹤楼》郑无瑜，卷十九《滕王阁》郑无瑜，卷二十《眼儿媚》孟子若，卷二十一《孤鸿影》周芥庵，卷二十二《梦幻缘》周芥庵，卷二十三《续西厢》查伊璜，卷二十四《不了缘》碧蕉主人，卷二十五《樱桃宴》张来宗，卷二十六《昭君梦》薛既扬，卷二十七《旗亭宴》张掌霖，卷二十八《饿方朔》孙笨庵，卷二十九《城南寺》黄汉臣，卷三十《西台记》陆晚庵，卷三十一《卫花符》堵伊令，卷三十二《鲠诗谶》土室道民，卷三十三《风流冢》邹仲愔，卷三十四《空堂话》邹叔介。从残存的内容看，正文与目录是完全一致的。卷首集中了各剧插图共计六十六幅，每剧正图之后附有饰画之图，缺失第八种《金门戟》图二幅。该本卷首依次有落款为“小弟灌隐人题”之《杂剧三集序》、“辛丑秋香眉主人邹式金题”之《小引》(文末钤“邹式金印”阴文方印、“木石”阳文方印)。辛丑为清顺治十八年(1661)。是为《杂剧三集》最早的原刻本，可称顺治本。顺治本的这些信息与董康1925年购藏的首册完全相同。另，郑振铎曾遗憾自己所藏三十三卷本中少了《醉新丰》一剧，但又说“《醉新丰》一本，幸隅卿所得‘新编’零本中有之，故仍可补得完全”(14)，可见，董康和马廉(隅卿)当年所藏残本皆为顺治本。 据郑振铎《邹式金杂剧新编跋》，其于1937年所购藏的三十三卷全本“插图及附录《陌花轩杂剧》都是全的；只是‘目录’改动过了，把卷之三十四的《空堂话》移到卷之五，而缺《醉新丰》一种。故实际上只有三十三卷。又卷之十三南山逸史的《中郎女》，目录上却刻作邹仲愔的《风流冢》，和卷之三十三的变成重复的了。但原文却仍是《中郎女》。我疑心这目录是后刻的，故和原书不大合。”(15)此外，该本“较北平图书馆藏的首册，多了一篇邹漪的跋。这跋写于壬寅，是康熙元年，较邹式金的序上所署的年月(辛丑，顺治十八年)只差了一年。”(16)此本可称康熙本。郑振铎所藏康熙本目录内容所收剧作数量及排序、序跋的上述信息与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齐如山旧藏刻本是一致的，齐如山藏本亦为康熙本。在郑振铎藏本已佚的情况下，要想详细了解康熙本的情况只能通过考察齐如山藏本。该本卷首有三篇序跋，依次为“年家弟吴伟业题”之《杂剧新编序》、署“辛丑秋香眉主人邹式金题”之《小引》(文末印钤同顺治本)、署“壬寅初夏邹漪流绮识于夕佳楼”之《跋》(文末钤“邹漪之印”阳文方印、“字流绮”阴文方印)。邹漪《跋》言及其参与了《杂剧新编》的辑刊。与顺治本相比，康熙本除了上述目录、正文所收剧作数量、排序不同以及多出邹漪跋文之外，其吴伟业序文的题目、落款亦不同于顺治本，首次将《杂剧三集》改称《杂剧新编》，将“小弟灌隐人题”改为“年家弟吴伟业题”，并多出了卷三十三末所附的黄方胤《陌花轩杂剧》十出。卷首的插图也有所不同：康熙本插图从叶“一”至叶“三十四”依次排列，中间缺叶五《醉新丰》插图，而不缺叶八《金门戟》插图。 国图现存郑振铎抄藏本(索书号：XD6104)目录及正文有“西谛钞藏”印制的绿格，卷首吴伟业《杂剧新编序》、邹式金《小引》、邹漪《跋》的题名、内容、落款等与康熙本同，故亦属康熙本。 郑振铎1933年过录本的版本归属问题，则较为复杂。1933年北平图书馆得自于中国书店的“这几册里有茅孝若的四剧和陆晚庵的《西台记》，邹氏兄弟的《风流冢》及《空堂话》。最怪的是后面附有黄方胤的《陌花轩杂剧》全部，这是目录上所没有的。”(17)郑振铎借来过录一部，而后来北平图书馆得自朱希祖的《杂剧新编》零本一册是与之重复者，郑氏不再过录。现在能够考察到的顺治本未曾提及所附《陌花轩杂剧》，康熙本附有《陌花轩杂剧》。将北平图书馆在1933年和后来所得到的若干册零本以及郑振铎的据此过录本看作康熙本，是不准确的判断。因为即便康熙本实际附有《陌花轩杂剧》，但全书首册的卷首总目录中并未写入所附刻的目录，说明此附刻仅为刊刻《杂剧新编》后的乘便之举，原应作为两种文献分属装订。如郑振铎过录所用的底本这样将附体文献与本体文献装订在一起的现象，在实际古籍保存中并不少见，不足以作为据此判断本体文献版本差异的主要依据。是否有邹漪的跋文，远比是否有附刻《陌花轩杂剧》更为重要。而判断郑振铎过录本底本版本的最为关键的依据，应是上述“那几册里有茅孝若的四剧和陆晚庵的《西台记》，邹氏兄弟的《风流冢》及《空堂话》”一句。从齐如山藏本的分册情况看，茅孝若的五种剧作，前三种与后两种分装在不同零册内，郑振铎看到的要么是五剧，要么是三剧或两剧，无论如何不可能看到四剧。《风流冢》《空堂话》在齐如山本藏中分属第五卷和第三十三卷，在数量有限的情况下，同时看到此二剧的可能性也很小。相反，在国图藏顺治本的残本中，茅孝若五剧中后四剧分属卷六、卷七、卷八、卷九，合为一册，且《风流冢》《空堂话》分别为卷三十三、卷三十四卷，又排在一起。据此，郑振铎1933年过录本时所用底本即此前中国书店售予北平图书馆的零种数册和朱希祖的那一册，都当属于顺治本。 厘清了顺治本与康熙本的差异以及历史上曾经出现的版本和现存版本的归属之后，有必要寻绎顺治本与康熙本之间的联系。由于顺治十八年(1661)刻本和康熙元年(1662)刻本的时间只相差一年，且康熙本卷首邹漪《跋》云“故于刻成，妄识简端如此”(18)，所以容易形成错误的判断，认为《杂剧三集》的刊刻始自顺治十八年辛丑，而“借知‘新编’刻成的时候是壬寅”(19)。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比照这两个本子，无庸讳言，康熙本源自顺治本，二者并非截然不同。譬如二者卷首吴伟业序、邹式金自序、二者共有插图、共收剧本的文字内容、版式行款等皆同，邹式金自序文末所钤印记也相同。然而，其不同者又绝不仅仅是康熙本卷首多了邹漪跋文，如果仅此差异，则简单地断言康熙本与顺治本为一个版本应是可以的。但较为复杂的问题是二者之间的差异并非仅限于此。 顺治本与康熙本的差异，除了前文多处述及的序跋多寡、吴序题署有别和目录、插图、所收剧作的多寡及其排序之外，更能说明康熙本刊刻时有所增累的是，《风流冢》顺治本“[山坡羊]冷清清封华表，静沉沉墙穿狐貉。响飕飕松柏哀吟，乱纷纷白杨枯槁。(看介)这墓上只依他平日所言，写个‘奉圣旨填词柳三变之墓’。咳，依稀认姓字没蓬蒿，苔绣模糊看不晓。石径横斜，断垣颓倒风骚，俏灵儿何处抛。虚嚣恁相逢，没下稍。”这五行文字皆无，可见此处版面在刊后复被挖除，其中的原因或许虑及这段文字有涉违碍。康熙本此处完整而清晰，或因邹式金父子认为时过境迁，不必多此顾虑，遂而补刊。 顺治本与康熙本不宜被视作一个版本，后人在著录这两个版本系统的藏本时应予辨别。据此，则郑振铎《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将其所藏《杂剧新编》三十三种本称为顺治间刊本，是不准确的；傅惜华《清代杂剧全目》不加区别地笼统称之为顺治间刻本，也有失确当；朱崇志《中国古代戏曲选本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在未对版本辨析的情况下以康熙元年刊本指称，这样的表述同样不够精准。 《杂剧三集》的刊刻始自何时?邹式金撰于顺治十八年秋的《小引》但云“幽居无事，邮筒往来，得若干种，先梓行之”(20)，并未说明《杂剧三集》的刊刻是从该序文撰写之时开工。从前文所引康熙元年初夏邹漪所撰《跋》文“故于刻成，妄识简端如此”一语推测，所顺治本收剧作多达三十四种且配有近七十幅精美插图的如此大规模的刊刻任务，即便排除康熙本所附《陌花轩杂剧》十出于顺治年刻竣的可能，《杂剧三集》的刊刻工程已经大到绝非八九个月时间可以完工。开工时间理应早于顺治十八年秋之前。未署时间的吴伟业《杂剧三集序》称：“木石邹年兄，梁溪老学宿，有契悟，旁通声律，近选《杂剧三集》成，嘱袁子重其索余言。余阅其三十余种，近今名流鉅公之笔，搜采殆遍。”(21)邹式金托袁骏(字重其)交给吴伟业看的既已选成的《杂剧三集》，当为刊刻之前的过录本。邹式金父子搜罗选辑的过程应该很早就开始，或许在清兵南下不久。顺治本《杂剧三集》有意赓续沈泰《盛明杂剧》初集、二集，而康熙本将总题名改为《杂剧新编》，盖因考虑到康熙本修订刊竣之际相距《盛明杂剧》初集、二集刊行年代已较远。 《杂剧三集》的刊行过程应是：顺治十八年秋，《杂剧三集》已经刻毕，收有三十四种剧作，每种一卷，计有三十四卷，卷首刻“小弟灌隐人题”《杂剧三集序》、邹式金《小引》和集中配刊三十四组插图(每剧主副二图)，是否附刻《陌花轩杂剧》不能确定。顺治本为《杂剧三集》之原刻本。不久，对顺治本进行修订，正文抽去了顺治本卷五《醉新丰》(茅孝若)一剧，将顺治本卷三十四《空堂话》(邹叔介)从卷末移补卷五缺空处，目录相应调整、重刻为三十三卷三十三种，插图则直接抽掉插图叶五之《醉新丰》，其余不作变动，《空堂话》插图一仍顺治本原来次序居于末尾。同时，对卷首吴伟业序文题名改作《杂剧新编序》，文末落款改作“年家弟吴伟业题”。落款如此改动，是否有意借重吴伟业的名望进一步扩大《杂剧三集》之影响，乃至抬高邹式金地位，不得而知。除此之外，对顺治本的缺刊之处加以补刊，完善文字。修竣之后，邹漪撰《跋》附刊于卷首原吴、邹(式金)二序之后，交待其最后修订完成的时间，从而最终完成了对顺治本的第一次修订。 三、《杂剧三集》诵芬室本的版本属性及其价值 民国三十年(1941)董康诵芬室刻本，是康熙本之后出现的对《杂剧三集》重新校定即再次修订中所形成的百衲版本，日本学界称之为“重校刊本”更为准确(22)。该本所用的底本兼顾顺治本和康熙本，其对这两种底本综合修订的幅度，较康熙本对顺治本修订的幅度更大，已非一般意义的对某一单种版本的翻刻，更非对某一单种版本的如式刻板再印的复刻。中国戏剧出版社《杂剧三集》“出版说明”称诵芬室本为翻刻本(23)，上文引傅惜华《清代杂剧全目》将诵芬室本称为复刻本，说法皆不准确。 国图现存《杂剧三集》有两部诵芬室本，索书号分别为102659、32971。二者在题名、扉页题签、所收剧目、目录、正文及其框格尺寸等方面完全相同。区别在于：(一)前者卷首有吴伟业、邹式金、邹漪三篇序跋，而后者则在此三篇序跋之前又有“翼望山人题”《名家杂剧序》；(二)每剧前两幅插图的位置和自身左右方向，前者与顺治本、康熙本不同，即第一幅为副图花鸟图，第二幅方为主图情节图，次序与顺治本、康熙本相反，且每一幅图左右方向也与顺治本、康熙本相反，后者则与顺治本、康熙本相同；(三)前者书根无字，后者有字；(四)前者天头、地脚小，后者大，可见所用纸型大小不同。后三个方面的差别应是同一书版的两次印装所致，插图的差异更是印刷技术错误所致，皆不足以说明诵芬室本刊刻时使用了顺治本、康熙本之外的另一新底本。 翼望山人序的来源问题，是辨明诵芬室本是否另有底本的关键。该序不见于顺治本、康熙本，其板框形制虽与吴伟业序同，但高度、宽度都要大一些，比邹氏父子序跋款寸更大，应另有来处。此序实则原为明崇祯年间所刊《盛明杂剧》初集(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齐如山旧藏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齐如山小说戏曲文献汇刊》据以影印)卷首的序文，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影印《盛明杂剧》初集诵芬室重校刊刻本却无之。该序谓“我郡沈子林宗复选诸名家杂剧，如康对山、梅雨(孙按：应为禹)金、汪伯玉、徐文长辈，以继关、马之后”(24)。沈泰《盛明杂剧》初集原名《名家杂剧》，正收有汪道昆(伯玉)、徐渭(文长)、康海(对山)、梅鼎祚(禹金)诸人杂剧作品，翼望山人《名家杂剧序》乃针对《盛明杂剧》初集而撰，与《杂剧三集》无关。且《杂剧三集》诵芬室本(索书号32971)卷首的翼望山人序与《盛明杂剧》初集崇祯原刻本卷首的翼望山人序，无论是内容还是版式，皆完全一致。显然，《杂剧三集》卷首翼望山人序是从《盛明杂剧》初集崇祯原刻本翻刻误置而来。 可见，现存两部诵芬室本在版本上没有本质差异，只是在不同的印刷过程中有的加了书根文字，有的未加；有的将插图反印反装，有的未反；有的画蛇添足地误印误置了翼望山人序，有的则未误置而已。两者诸多的共性内容与特征说明它们同属一个版本。 诵芬室本不仅兼采顺治本和康熙本作底本，力求全面反映原刻本和递修本的内容，而且创造性地调整两种底本所收剧目次序，以体现辑刊者对不同底本的独特态度。如卷首吴伟业序的题名和落款，依顺治本，作《杂剧三集序》“小弟灌隐人题”，而非康熙本的《杂剧新编序》“年家弟吴伟业题”；收入为康熙本所有而为顺治本所无的邹漪《跋》；目录题名，保持与吴伟业序题一致，依顺治本，作“杂剧三集目录”，而非康熙本的“杂剧新编目录”；剧目数量的选择，依顺治本，为三十四种，而非康熙本的三十三种；南山逸史《中郎女》缺第十七、十八叶，因顺治本此剧不存而无法判断诵芬室本此剧所用底本是否为顺治本，但康熙本同样缺这两叶，其源于康熙本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剧目编排次序，不依顺治本，而兼顾康熙本和董康自己的想法，卷五依康熙本为《空堂话》邹叔介，非顺治本的《醉新丰》茅孝若，但《醉新丰》并未被弃而不用，而是被置于康熙本卷九《闹门神》茅孝若处，康熙本卷九《闹门神》在诵芬室本中被推移至卷十，以下各剧依次后推，全书依然为三十四种，如顺治本。既然顺治本所收剧作的数量和具体剧目在诵芬室本中没有改变，那么，董康在编排诵芬室本所收各剧次序和目录时，缘何一定要借鉴康熙本又加以调整，不再全依顺治本?或许是因为他觉得邹式金将其弟邹兑金(叔介)作品《空堂话》置于卷末如顺治本的做法，不如置于卷册前部如康熙本的做法更能显示对其弟尊重和对其作品重视，同时，又认为《醉新丰》应是茅维(孝若)之作，康熙本将其抽掉不用欠妥，至于将其插于《闹门神》之前，估计也是求得与茅维其他剧作放在一起而已，其与《闹门神》孰先孰后已无太大区别。 诵芬室本对顺治本和康熙本的改动，还体现在：于各剧之前加了剧名题叶，又将插图分散到各剧之前，而非集中在目录之后、正文之前。统一规范了异体字，尤其订正了错别字，如顺治本、康熙本《鹦鹉洲》将“鹦鹉”的“鹉”误作“武”，“正所谓”的“谓”误作“为”，《滕王阁》“控蛮荆而引瓯越”的“瓯”误作“甄”，“轻裘缓带，虚叨半壁长城”的“壁”误作“璧”，《半臂寒》“青史频摩，一任知予或罪予”的“摩”误作“挥”，《卫花符》眉批“轻佻之致，故佳”的“佳”误作“在”等错别字，不一而足，诵芬室本都从语义上加以订正。补齐了脱文，如《汨罗江》“固时俗之从流兮”顺治本和康熙本皆脱“俗”字，“世人演《八仙庆寿》，要凑脚数，把我扮做生，把他扮做旦，故有此胡说”末句皆脱“说”字，诵芬室本予以补上。除了从语义角度对顺治本、康熙本加以订正外，诵芬室本还能够从戏曲的脚色排场角度订正顺治本、康熙本之误，如顺治本、康熙本《樱桃宴》有一处科介为“小净笑科”，据脚色排场，此处的“小净”当为“副净”，诵芬室本改为“副净”；《半臂寒》有一处科介为“旦、贴又弹唱介”，但据脚色排场，此处“旦”应为“老旦”，诵芬室本也予以改正。当然，顺治本、康熙本中错误，诵芬室本偶有未能发现者，如顺治本、康熙本《汨罗江》误将曲牌名[乔木查]的“查”写作“香”，诵芬室本一仍其误；顺治本、康熙本《樱桃宴》【柳叶儿】首句“果然昧平生平生半面”后一“平生”当为衍文，诵芬室本亦未发现，然此种现象极少。 总起来看，顺治本、康熙本中绝大多数的错误在诵芬室本中都得到了改正，这是诵芬室本的重要贡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董康明确将诵芬室本定性为“重校定”既符合实际(25)，也更能体现其超越顺治本和康熙本的创造价值。 诵芬室本的文献价值得到了后世的认可。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年《盛明杂剧三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杂剧三集》、北京中国书店1980年《盛明杂剧三集》等皆选择诵芬室本《杂剧三集》为底本影印，而不以康熙本为底本(26)，也未以顺治本作为部分剧目的底本或参校本。这些出版社之所以决定采用诵芬室本为底本，即便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诵芬室本使用便利，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这些出版社对诵芬室本的文献价值有准确的判断。 四、罗振玉《续汇刻书目》著录本《杂剧新编》蠡测 上述顺治本、康熙本、诵芬室本形成了《杂剧三集》现存本的三个系统。罗振玉《续汇刻书目》著录的《杂剧新编》本由于其所录的各卷子目与顺治本、康熙本既有所不同，又有所关联，故可理解为顺治本、康熙本、诵芬室本三大系统之外又一独特版本。 从整体上看，罗氏著录本的目录题名采用康熙本的“杂剧新编”而非顺治本的“杂剧三集”，全书收有包括《醉新丰》在内的三十四种剧作，却明显体现顺治本而非康熙本的特点。从细节上看，该本在卷五位置上著录的剧目为“《醉新丰》邹叔介”，既不同于顺治本此处的“《醉新丰》茅孝若”，又不同于康熙本此处的“《空堂话》邹叔介”，而是取顺治本的剧目《醉新丰》，却改用康熙本《空堂话》的作者。无论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罗氏著录本显然是顺治本与康熙本杂糅的产物(27)。 罗氏著录本的目录，是否为罗氏所见真实文献的目录而非罗氏有意或无意的改造?在关注《杂剧三集》版本的学者中，最早注意到罗氏著录本的是郑振铎。郑振铎《邹式金杂剧新编跋》称“‘新编’的目录，完全者惟见于罗振玉的《续汇刻书目》”(28)，却并未转引《续汇刻书目》所著录的《杂剧新编》子目。而后郑振铎根据自己所见顺治本的零本信息和刚获得的康熙本面貌，推测出原本三十四卷的子目情况，而这个推测出的子目恰与罗氏著录本完全相同。如果这个由郑振铎推测出的子目不是郑振铎对罗氏著录本的盲从，那么，罗氏著录本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着的版本，且其中的某些零本曾被郑振铎寓目。然而，从本文以上所论得知，郑振铎所见本或为顺治本或为康熙本，并无所谓“《醉新丰》邹叔介”者。 对于这个颇为令人困惑的问题，台湾前辈著名学者罗锦堂先生似乎并未在意。其编著的《中国戏曲总目汇编》所附《杂剧新编》的子目与罗氏著录本的子目完全一致(29)，且不说明这个子目是其对原始文献著录所得，还是引自罗振玉《续汇刻书目》，抑或源自郑振铎《邹式金杂剧新编跋》，但至少说明罗锦堂对罗氏著录本的间接认可。 郑振铎、罗锦堂二位先贤未对罗氏著录本提出质疑，当有其一定的学理逻辑。在罗振玉编著《续汇刻书目》时，《杂剧三集》清初刻本诸如顺治本、康熙本等的存本尚未被学界逐次发现，若将上述杂糅现象理解为罗振玉的主观改造所致，则缺乏必需的文献依据。相反，从罗振玉编著《续汇刻书目》文献来源的角度看，罗氏著录本所依据的原始文献当有具体来源。 据罗振玉《续汇刻书目》自撰《序》文，《续汇刻书目》为罗振玉于“宣统六年”(即民国三年，1914)流亡日本时期，为续刻蒋黼、汪康年所录书目而编写。具体做法是：“间就予大云书库所蓄，补录光、宣两朝诸家丛刻及刊于光、宣以前而朱目失载者，凡得三百余种”，“间有所缺，则假之缪氏艺风堂。其顾书所载朱氏遗之者，亦就予储书所有者补之，其不可见者，宁阙之不补也。”“此书既为定，读吾友藤田剑峰学士丰八藏书目，见有此编失载者数种，爰移书求写寄，又内藤湖南博士虎次郎、富冈君撝教授谦藏，亦写示日本、高丽诸丛刻，复据以补入。”(30)可见，《续汇刻书目》乃根据其位于日本东山寓居的名曰“大云书库”藏书及其日本友人藤田丰八(号剑峰)、内藤虎次郎(号湖南)、富冈谦藏(字君撝)等人所藏日本、高丽所藏书籍编辑而成。其编着的态度不仅务实谨严，所著录者皆为其所藏所见，非此则宁缺毋滥，而且广为搜求，力求完备。罗振玉应是据自己或日本友人所藏《杂剧新编》的真实面貌予以著录。 东北解放后，罗振玉后人将罗振玉的全部藏书捐给了国家，其中绝大部分存于当时的旅大图书馆即今大连图书馆，小部分归辽宁省图书馆，然今二馆所藏古籍目录均无《杂剧新编》。罗振玉自编《罗氏藏书目录》三卷并未著录《杂剧新编》。另外，罗振玉曾撰《大云书库藏书题识》四卷，亦未提及《杂剧新编》。罗振玉所见《杂剧新编》，更多可能是来自日本友人提供的“日本、高丽诸丛刻”。 查高丽时期的有关书录，朝鲜半岛并无《杂剧三集》(或题《杂剧新编》)的汉籍存本，亦无高丽人的同名翻刻汉文本。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及日本各藏书机构、有关学者所编着的汉籍书目文献，均未见著录《杂剧三集》(或《杂剧新编》)。罗振玉所见者或为日本的复刻本。众所周知，日本有复刻汉籍的传统，现存的各种复刻汉籍包括戏曲文献皆刻工精良，如日本京都文科大学复刻的《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几可以假乱真。《续汇刻书目》所著录的《杂剧新编》为日本复刻之文献，并非没有可能。 五、结语 《杂剧三集》于顺治十八年(1661)完成初刻，收有明末清初杂剧作品三十四种，是为《杂剧三集》的原刻本；康熙元年(1662)初夏完成了对原刻本的第一次修订，这次修订的重点是将所选剧目减少为三十三种并重新编排次序，补齐原刻本缺刊内容，增加修订者的跋文；民国三十年(1941)董康诵芬室对顺治本、康熙本进行综合性重校刊刻，成为内容最为完善的版本，但由于其拼接、调整处较多，所以在客观上给后人准确认识《杂剧三集》版本流变设置了障碍。但这不妨碍后人对其文献价值的肯定，此后的通行本即此本。除了顺治本、康熙本、诵芬室本这三大系统外，罗振玉《续汇刻书目》著录本应是又一曾经客观存在的本子，为《杂剧三集》版本的第四个系统，其实际馆藏情况有待于进一步查访。 梳理清晰了《杂剧三集》的辑刊及其版本流变过程，可帮助我们对相关研究对象采用准确的表述、选择和判断，乃至帮助我们对相关问题选用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如对现存三大版本系统的版本属性表述，不可将诵芬室本之前的清初刻本不加区别地笼统称之为顺治本或康熙本，也不可简单化地以“翻刻本”、“复刻本”之谓指称诵芬室本；研究和整理邹式金《风流冢》(今仅存《杂剧三集》所收本)所选用的底本，不应是顺治本，而应是康熙本和诵芬室本；对内容的准确解读，更多地应该借助于诵芬室本，而非顺治本和康熙本；研究邹式金《杂剧三集》与沈泰《盛明杂剧》初集、二集之关系，以及研究邹式金、邹漪父子的戏曲活动、戏曲观念与社会理想等问题，依靠分析诵芬室本将无法获得全面、准确的资讯，也不可满足于对顺治本或康熙本中某一版本的静态分析，而应将顺治本与康熙本联系在一起作动态研究。 注释： ①郑振铎：《邹式金杂剧新编跋》，《郑振铎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699页。 ②《邹式金杂剧新编跋》，《郑振铎文集》第五卷，第696页。 ③郑振铎：《中国的戏曲集》，《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84年，第509页。 ④董康：《书舶庸谭》，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页。 ⑤赵万里：《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目四”，民国二十二年(1933)十月刊印。 ⑥孙楷第：《戏曲小说书录解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444-445页。 ⑦马廉：《隅卿日记选钞》“民国十五年”条，马廉著、刘倩编：《马隅卿小说戏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31页。 ⑧马廉补订王国维《曲录》，现存首都图书馆，郑志良先生较早披露。 ⑨《邹式金杂剧新编跋》，《郑振铎文集》第五卷，第696页。 ⑩郑振铎：《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吴平、回达强《历代戏曲目录丛刊》据民国年间来青阁书庄蓝印本影印，扬州：广陵书社，2009年，第4679页。 (11)吴晓铃：《鄞马氏不登大雅文库剧目目录》，吴平、回达强《历代戏曲目录丛刊》据《国书月刊》民国三十二年(1943)二卷六期抽印本影印，第5682页。 (12)傅惜华：《清代杂剧全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655页。 (13)郑振铎撰、吴晓铃整理：《西谛书跋》，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526页。 (14)《邹式金杂剧新编跋》，《郑振铎文集》第五卷，第697页。 (15)《邹式金杂剧新编跋》，《郑振铎文集》第五卷，第697页。 (16)《邹式金杂剧新编跋》，《郑振铎文集》第五卷，第698页。 (17)《邹式金杂剧新编跋》，《郑振铎文集》第五卷，第695页。 (18)邹漪：《跋》，《杂剧新编》卷首，清康熙元年(1662)刻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编《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齐如山小说戏曲文献汇刊》据以影印，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 (19)《邹式金杂剧新编跋》，《郑振铎文集》第五卷，第698页。 (20)邹式金：《小引》，《杂剧三集》卷首，清顺治刻本，国家图书馆善本室藏。 (21)灌隐人：《杂剧三集序》，《杂剧三集》卷首，清顺治刻本，国家图书馆善本室藏。 (22)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非卖品)集部，昭和四十八年(1973)。 (23)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辑部：《杂剧三集》卷首“出版说明”，《杂剧三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 (24)翼望山人：《名家杂剧序》，沈泰《盛明杂剧》初集卷首，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齐如山旧藏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编《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齐如山小说戏曲文献汇刊》据以影印，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 (25)国家图书馆文津馆所藏两部民国三十年(1941)诵芬室刻本《杂剧三集》(索书号102659和32971)的扉页背面均签刻“岁次辛巳孟秋诵芬室重校定”。 (26)此时齐如山藏康熙本已归哈佛燕京图书馆，中美之间虽处冷战，尚未建交，但北京古籍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若以民间文化交流方式与哈佛燕京图书馆洽谈借用底本影印出版之事，应不难做到。再者，郑振铎藏康熙本或许此时尚可获见。到1980年中美两国已建交，两国文化交流已趋频繁，北京中国书店仍不取齐如山旧藏康熙本为底本，并参校北京图书馆藏顺治本，就更可能是该社基于对诵芬室本的肯定。 (27)罗振玉：《续汇刻书目》癸集“杂剧新编”条，民国间连平范氏双鱼室刊本。 (28)《邹式金杂剧新编跋》，《郑振铎文集》第五卷，第697页。 (29)罗锦堂：《中国戏曲总目汇编》，香港：香港万有图书公司，1966年，第153页。 (30)罗振玉：《序》，《续汇刻书目》卷首，民国间连平范氏双鱼室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