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中国文学论文,发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再论林纾与五四文坛
五四作家，大都受到过林译小说的影响。
“我们几乎都因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注：周作人 《林琴南与罗振玉》(《语丝》第3期，1924年12月)。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鲁 迅与清末文坛》等文章中，详论过林纾对鲁迅和他的影响：“虽然梁任公的《新小说》 是新出的，也喜欢它的科学小说，但是却更佩服林琴南的古文所翻译的作品”。他们在 日本时，“对于林译小说有那么的热心，只要他印出一部，来到东京，便一定跑到神田 的中国书林，去把它买来，看过之后鲁迅还拿到钉书店去，改装硬纸板书面，背脊用的 是青灰洋布……”林译小说还直接促成了他们翻译西方小说。1907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 版的周作人翻译的《红星佚史》，就是他们在林译小说感染下的尝试。胡适说他早年“ 叙事文受了林琴南的影响。林琴南翻译小说我总看了上百部”(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 年谈话录》第280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郭沫若说《迦茵小传》是他“所读过 的西洋小说的第一种”，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给他“影响最深”；他比喻早 年所受的林译影响像“车辙的古道一样，很不容易磨减”(郭沫若《少年时代》第113、 1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周作人这句语气上显然比较克制的话，其实已经 道明中国现代文学以西方为典范的确立，是从林纾的翻译小说开始的。林译小说文本的 意义，既超越了他本人理性的审美与道德域限，也超越了晚清一般文人读者的审美期待 。因此它的最大价值乃是其“超前性”，隐性的后果就是塑造了一个崇尚西方文学的新 的读者群——五四一代新文学作家。林纾与新文学的启蒙与龃龉关系，都包含在“林译 ”的不期然的文本内在的审美空间中。这一点是林纾不曾预料到的。
《迦茵小传》在林纾的同辈文人那里，受到“诲淫”的指责，而在年轻的、上新学堂 的那一代那里，则是“自由”、“爱情”、“美”的启迪——
……那女主人公的迦茵是怎样的引起了我深厚的同情，诱出了我大量的眼泪哟。我很 爱怜她，我也很羡慕她的爱人亨利。当我读到亨利上古塔去替她取鸦雏，从古塔的顶上 坠下，她张着两手接受着他的时候，就好像我自己是从凌云山上的古塔顶坠下来了的一 样。我想假使有那样爱我的美好的迦茵，我就从凌云山的塔顶坠下，我就为她而死，也 很甘心。(注：郭沫若《少年时代》第1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恪守礼教的林纾，不会想到他所译的《迦茵小传》，成了20世纪中国最自由不羁的浪 漫诗人的启蒙之物。这某种程度上正应验了寅半生们的担忧。
林纾当初翻译，只是为了“沟通”，以使国内读书人不要鄙薄西方文学，哪料得到五 四那一代人读了他翻译的西方作品，不仅是变得“看得起”，而且是崇拜西方文学，而 后要求废除文言，追求中国文学的“西化”了!
多年后，梁启超在谈到晚清启蒙运动时，曾不无遗憾地说：“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 最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 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坐此为能力所限，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 不能免。故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注：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9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晚清的留学生，人员既少 ，火候也不到，不大可能形成“全体参加”的新文化运动；而当时能够参加的，就是中 坚，如严复。梁任公遗憾的其实是晚清没有能够完成现代思想文化的启蒙，而让五四抢 了头功。其实，梁启超的这个评价，很有点“后见”之“不明”，晚清不可能是五四， 而五四成就的新文化，则是晚清二十年来的文化思想启蒙与革新的产物。梁启超追悔晚 清的历史责任旁落，正好暴露出他不甘示弱的“老少年”心态。
晚清的“西洋留学生”，是到国外才开始了解西方的。西洋不但是一个与中国完全两 样的世界，而且也是与他们固有的阅读经验完全陌生的“他者”。他们只能以“惊羡” (注：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将1867年王韬 游历西方的体验称为“惊羡体验”，并认为这种体验是晚清中国人现代性体验的开端。 )的目光小心注视和理解这个“他者”，进而向完全无知的国内读者讲述这天方夜谭一 般的异域文化(注：如王韬《漫游随录》(1884年、1887年)，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 国日记》(1891年)，容闳《西学东渐记》(1909年)等。)。而五四那一代“西洋留学生 ”，“西方”已经通过大量的阅读而成为他们的间接经验，林译小说、严复译著及当时 风行的《时务报》、《新民丛报》、《新小说》、《东方杂志》等报章杂志，为他们提 供了大量感受西方的材料，他们在出国留学前便建立起比晚清那一辈更丰富也更真切的 西方形象。再加上强国思变的社会情绪随晚清以来屡屡失败的内政外交，到五四前夕已 经积蓄到极限，西方不再是新文化的“他者”，而是新文化的自我想象。
林纾不可能想到，他原本为沟通中西、消除偏见的文学翻译，竟然成为五四一代选择 西方文化价值的导引。30年代初，钱钟书与林纾的老友、著名经学家石遗老人陈衍见面 ，陈听钱说是因为读了林译小说而萌发学外国文学兴趣的，大为不解，说：“这事做颠 倒了……你读了他的翻译，应该进而学他的古文，怎么反而向往外国了?琴南岂不是‘ 为渊驱鱼’么?”(注：钱钟书《林纾的翻译》，《七缀集》第102页。)从某种意义上说 ，林纾的翻译不光是“为渊驱鱼”，简直就是“自掘坟墓”。五四新文化后来成为他晚 景悲凉的直接原因。
1924年10月，因五四而声名狼藉的林纾去世，新文学普遍表现出对林的宽恕。当年11 月，郑振铎在《小说月报》15卷11号上发表长文《林琴南先生》，该文不仅从人格上称 赞林纾是“热烈的爱国者”、“一个很清介的人”，而且对林纾的白话诗《闽中新乐府 》、林的小说创作和翻译均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和肯定。“林琴南先生的逝世，是使我们 去公允的认识他、评论他的一个机会”(注：郑振铎《林琴南先生》，《小说月报》第1 5卷第11号，1924年11月。)——郑振铎此举明显地是想矫正此前新文化人对林纾“不很 公允”的批评，给林纾一个公允的盖棺定论。12月，周作人在《语丝》第3期上撰文， 说林纾“在中国文学上的功绩是不可泯没的”，林纾的百余种翻译令“我们趾高气扬而 懒惰的青年，真正惭愧煞人”。周作人说，“林先生不懂什么文学和主义，只是他这种 忠于他的工作的精神，终是我们的师，这个我不惜承认，虽然有时也有爱真理过于爱我 们的师的时候。”(注：周作人《林琴南与罗振玉》，《语丝》第3期。1924年12月。) 周作人这篇《林琴南与罗振玉》，得到正在法国留学的刘半农的呼应。刘半农致信周作 人，以“晚辈”的心情“后悔当初的过于唐突前辈”(注：刘复《巴黎通信》，《语丝 》第20期，1925年3月。)。对此，被林纾在小说中丑化过的“金心异”钱玄同大为不满 。在《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底后面》中，钱玄同鲜明的五四态度仍然咄咄逼人：“我底 意见，今之所谓‘遗老’，不问其曾‘少仕伪朝’与否，一律都是‘亡国贱俘，至微至 陋’的东西。”钱玄同尤其不满刘半农的“晚辈”姿态，认为那是“长前辈底志气，灭 自己底威风”——“实在说来，前辈(尤其是中国现在的前辈)应该多听些后辈的教训才 是。因为论到知识，后辈总比前辈进化些；大概前辈的话总是错的多”(注：钱玄同《 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底后面》，《语丝》第20期，1925年3月。)。最有戏剧性的是，受 到钱玄同的感染，周作人又写《再说林琴南》，与刘、钱二文同期在《语丝》发表，对 此前的“恕辞”予以纠正——“不过他的功绩只此而已，再要说出什么好处来，我绝对 不能赞同”。周作人态度的变化，并不意味着他对林纾历史价值的否定。但是，其赞扬 的吝啬，以及后来对林纾反动性的强调(1935年，周作人在《人间世》第14、16期中看 到两篇纪念林纾的文章，再表不满，并再次申言五四时期林纾卫道行为的反动性)(注： 周作人《苦茶随笔·关于林琴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是出于对五四正义性 质的捍卫。但是，客观来说，林纾的历史地位在五四后的新文学中，基本能够得到公允 的评价。胡适1922年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对林纾翻译的评价，大概是五四新文 学最早为林纾“平反”的文字。1924年12月，他又在《<晨报>六周年纪念增刊》中撰文 纪念林纾，强调林纾是晚清维新运动中那一班“苦口苦心地做改革”的“新人物里的一 个”，并将林纾早年的白话诗整理出来公诸于众——“我们这一辈的少年人只认得守旧 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只听得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 林琴南壮年时曾做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注：原载1924年12月3 1日《<晨报>六周年纪念增刊》，引自《胡适文集》(7)第56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胡适在这里公布的林琴南的白话诗，即1897年印行的《闽中新乐府》，这些诗 产生在甲午战争之后，内容涉及爱国教育、兴女权与女学、反对妇女缠足等，如“兴女 学，兴女学，群贤海上真先觉”，“儿成便蓄报国志，四万万人同作气”(《兴女学， 美盛举也》)；“今日国仇深似海，复仇须鼓儿童心”(《村先生，讥蒙养失也》)；“ 救时良策在通变，岂抱文章长守株”(《破蓝衫，叹腐也》)——这活泼浅显的诗句颇能 反映晚清启蒙文学的特征。但是这样一个充满“新”色彩的五四之先声的林纾，何以到 了五四，竟对白话文学产生那样大的抵触呢?
其实，林纾与五四原本没有不共戴天的矛盾；林纾更像是仪式上的一个牺牲，被五四 少年供奉于旧文学的祭坛。
关于林纾在1919年前后与五四新文化的交锋，在几十年的主流文学史中，都是作为五 四文学革命与复古势力交战的第一个实例来进行描述的。林纾在这个冲突中不够智慧的 状态，以及他在政治立场上的大倒退(以清遗民自居、对军阀徐树铮的幻想等(注：通常 说，林纾小说《荆生》中伟丈夫荆生追打金心异等三书生、将他们赶出陶然亭的情节， 是暗示借军阀徐树铮之力绞杀新文化。))，确是他人生的败笔，促使其一世英名付诸东 流。而五四新文化的胜利，使我们后来的文学史描述，突出了其螳臂挡车的滑稽形象， 却鲜于体察他“独挡虎蹊”(注：1919年4月5日林纾在《公言报》发表《腐解》一文， 将自己的行为比作“蚊蚋之负泰山”，进而悲叹，“然万户皆酣，而吾独作晨鸡焉；万 夫皆屏，吾独悠悠当虎蹊焉。”(标点为引者加))的悲剧感受。
实在说，林纾本人的悲剧感受以及他在《腐解》中“万户皆鼾而吾独作晨鸡焉”的悲 壮比譬，可能比历史的实际情形崇高了一些。因为在这场“新”与“旧”的交战中，对 立的双方，无论是论辩的发动，还是实际的矛盾，都还未能形成真正的历史冲撞。
1917年1月，胡适字斟句酌的《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疾言厉色的《文学革命论》相 继在《新青年》第2卷的5、6号上发表，但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为了造势，钱玄同、 刘半农二人遂在《新青年》第4卷第3号上，策划了那出著名的双簧戏。钱玄同化名“王 敬轩”的《文学革命之反动》，与刘半农反驳的《复王敬轩书》，设一陷阱让林纾上套 (注：钱刘的双簧之后，《新青年》第4卷第6号上又登陈独秀《答崇拜王敬轩者》 ，并附一封署名“崇拜王敬轩先生者”的来信，继续炒作此事件。)。
“王敬轩”这篇文章，除了对《新青年》“神圣施(耐庵)、曹(雪芹)而士芥归(震方) 方(望溪)”的反传统倾向进行批评外，就只抬举一人，那就是林纾(注：钱玄同在这篇 文章的末尾，也将严复引出，曰“某意今日之真能倡新文学者，实惟严几道、林琴南两 先生”。但是严复因过分自信而不加理睬，故没有上当。)。而实际上，在胡适的《刍 议》、陈独秀的《革命论》中，林纾都未被作为与桐城鼻祖“归方刘姚”相对等的古文 家进行批判。在陈、胡的潜在话语中，林纾或者够不上被数落的资格(注：这从1919年 《新青年》、《每周评论》中陈独秀几篇涉及到林纾的通讯、短论中可以看出。)，或 者因为是晚清文坛上开风气的新派人物，他的白话诗写作，对西方文学的推崇和译介， 抬升小说地位的努力等，都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先声，即使林纾在对待传统文化上的观点 上与五四有重大分歧，但也不至于成为文学革命首当其冲的死对头。
然而钱玄同、刘半农所虚拟出的“王敬轩”，在竭力维护古文地位时，左右不离对林 纾的颂扬，硬将林纾“捧”上旧派核心的位置。
林先生为当代文豪，善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译外洋小说，所译者，皆西洋之事也， 而用笔措辞，全是国文风度，使阅者几忘其为西事。是岂寻常文人所能企及?
钱玄同以游戏笔墨塑造出一个莫须有的
顸愚钝的守旧派，处处赞美林纾，却是在为 林纾预设陷阱，逼林纾出丑。王敬轩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念成姓“陀思”的人，攻击 周作人所译“陀思之小说”(注：事实上是周作人翻译英国人W.B.Trites著的《陀思妥 夫斯奇之小说》，见1918年1月《新青年》第4卷第1号。)“不通”，“无从讽诵”；进 而指斥《新青年》，“林先生渊懿之古文，(贵报)则目为不通；周君蹇涩之译笔，则为 之登载。真所谓弃周鼎而宝康瓠者矣。”又说，“林先生所译小说，不特译笔雅健，即 所定书名，亦往往尽善尽美。如云‘吟边燕语’，云‘香钩情眼’，此可谓有句皆香， 无字不艳”。“王敬轩”的言论，在为刘半农的批驳树立具体的靶子。
刘半农假戏真做的《复王敬轩书》，有差不多一半的篇幅是针对“王敬轩”的观点讽 刺林纾的。指责林译的“硬伤”，无论是批评者还是被批评者，都不会感到意外。林纾 深知自己的短处，预先反复作过“不审西文”的申明。能对林纾造成最大伤害的，是挖 苦他的古文不到家。钱刘深谙林纾这种传统士人的心理认同，拿出了杀手锏。而他们为 贬低林纾的古文，抬出的是周作人——“如先生以为周作人先生的译笔不好，则周先生 既未自称其译笔之‘必好’，本志同人亦断断不敢如先生之捧林先生，把他说得如何如 何好法；然使先生以不作林先生‘渊懿之古文’，为周先生病，则记者等无论如何不敢 领教。”钱刘何以如此自信而菲薄林纾的古文呢?刘半农的文章说：
……周先生的文章，大约先生只看过一篇。如先生的国文程度，——此“程度”二字 ，是指先生所说的“渊懿”“雅健”说，并非新文学中的所谓程度，——只能以林先生 的文章为文学止境，不能再看林先生以上的文章，那就不用说；万一先生在旧文学上用 的功夫较深，竟能看得比林先生高古的著作，那就要请先生费些功夫，把周先生十年前 抱复古主义时代所译的《域外小说集》看看。
钱刘二人在此的语气，俨然拉出了一位古文大家与林纾擂台。不管是否正宗桐城派， 林纾在晚清尚有文名，并因此被聘为京师大学堂预科和师范馆的经学教员(1906～1910 年)。而周作人的成名，显然不在古文，且是在五四文学革命以后。他与鲁迅1909年出 版的《域外小说集》，由于传播上的失败，未能成为使周氏兄弟扬名的东西，那么，钱 刘何以认为周作人的古文比林纾的更好呢?
这当追溯到章太炎那里。章太炎以经学治小学，研究的是比韩柳更老因而更正统的“ 古文”。1908年至1909年，周氏兄弟在东京，曾到《民报》社跟随章太炎听课一年多， 获得“不少的益处”(注：周作人《民报社听讲》，《知堂回想录》(上)第252～256页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也因此而影响到文字的古雅追求，《域外小说集》的翻 译，正是那个时候。周作人自己就说过，他早期的翻译是在模仿林纾的译笔，但“听章 太炎先生的讲论，又发生多少变化，1909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正是那一时期的结 果。”(注：周作人《点滴·序》第1～2页，北京大学出版部1920年。)《域外小说集》 的书名，是用篆字题写的，作“或外小说亼”，可见其慕古求雅追求。当时在日本东 京一起听章太炎课的，还有一位章太炎的正宗弟子，就是钱玄同。钱氏仗着章门弟子的 身份和可以骄人的小学功底，蔑视林纾，潜在的标准显然是非常“古旧”和传统的。比 如先秦古文，唐人小说的语言，只算是古文(广义)中的俗语而已。其实林纾对此是非常 清楚的，这也是他不愿别人称赞他的翻译的原因。但林纾为说服同侪而将小说与史汉相 提并论的努力，却使自己被钱玄同们逼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的尴尬境地中。钱玄同 们仗着“高古”而将林纾比下去，但“高古”与小说这一世俗的文体本是不很相宜的， 周氏兄弟后来也承认《域外小说集》语言过于“生硬”和“诘屈聱牙”(注：见1921年 版《域外小说集序》，上海，群益书社。)，这是导致《域外小说集》传播失败的原因 之一。不过有意思的是，钱玄同等对林纾的挑战，是基于古文够不够格的问题，而深层 的心理则是传统中国士人的门户和等级偏见。历史学家罗志田在《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 初的新旧之争》中，曾经对新文化派的“旧等级观念”做过非常精当的论证，认为“新 文化诸人对林纾从一开始的主动攻击和后来的驳辩，都一直抓住林纾的认同危机即旧派 资格不够这一主线”(注：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第279 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林纾不曾将自己置于“桐城派”麾下，说“吾非桐城弟子”(注：林纾《慎宜轩文集序 》，引自林薇《林纾传》，《林纾选集》卷上第31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否 认自己是桐城派，既可能是“不言派”的性情使然，但更可能出于自尊。林纾只有举人 资格，又非师从关系，在门户和等级森严的传统学术风气下，这种“自谦”有时也是维 护自尊。况且，林纾在当时，是翻译小说的名气大于他作古文的名气，而“小说家者流 ”，是正宗古文派看不起的，正像陈独秀所挖苦的，属于“野狐禅的古文家”(注：192 0年2月《新青年》第7卷第3号陈独秀在《通信》答臧玉海时说，正宗桐城派是看不起林 纾这种只会译小说的“野狐禅的古文家”。)——这大约也是严复对康有为将他与林纾 相提并论感到恼怒的真正原因。陈独秀并且将林纾的崇尚古文，讥讽为“婢学夫人”( 注：1919年4月13日《每周评论》第17号，陈独秀(署名只眼)《随感录》中有一则《婢 学夫人》，说“林琴南排斥新思想，乃是想学孟轲辟杨墨，韩愈辟佛老。林老先生要晓 得如今虽有一部分人说孟轲、韩愈是圣贤，而杨墨佛老却仍然有许多人尊重，孟轲韩愈 的价值，正因为辟杨墨佛老而减色不少。况且学问文章不及韩孟的人，更不必婢学夫人 了。”)，将林置于一种不三不四的地位。新文化派“桐城谬种”的恶意咒骂，没有引 起正宗桐城派人的反弹，倒是倡导小说的“野狐禅古文家”的林纾，孤身出来迎战。无 论在“旧派”中的地位，还是与“新思想”的隔膜，林纾都不足以和没有必要作为旧派 的代表应战五四。这个不太合乎逻辑的现象，不排除身为桐城派边缘的林纾邀宠于“正 宗”的虚荣心理；但更主要的还是被钱玄同们主动出击，指骂着挑战的行为激怒了。
历史的进程常常是这样地充满讽刺意味，新文学以最“旧”的资格作为武器，虚设并 扳倒了一个并非与新文化不共戴天的反对派。
1919年初，林纾两篇小说《荆生》、《妖梦》的发表(注：林纾的学生张厚载将这两篇 小说拿到上海《新申报》发表，张是林纾在五城中学堂的学生，当时正在北大读书。) ，是导致其命运转折的事件。这两篇小说，丑诋陈独秀、钱玄同、胡适，乃至蔡元培， 情节相当荒唐，将北大喻为地狱之下群鬼主持的“白话学堂”(《妖梦》)，引起北大舆 论大哗，群情激愤。张厚载距毕业仅有数月，被北大以“在沪通讯，损坏校誉”之名开 除了学籍。林纾写这样的小说泄愤，既愧于连累学生，也觉得辱骂和恐吓不是君子之道 ，于是写信给各报馆，公开承认自己骂人的错误。可见其真诚的一面。陈独秀对林纾的 道歉曾给予积极回应：“林琴南写信给各报馆，承认他自己骂人的错处，像这样勇于改 过，倒很可佩服。”(注：陈独秀(署名只眼)《随感录·林琴南很可佩服》，《每周评 论》第17号，1919年4月13日。)
林纾与五四新文化的冲突，实在说，更像是一出喜剧——年近七十的老人，独自与一 群偏激少年鏖战。林纾的种种失态，实在有点被“逼”。林纾嘲笑白话是“引车卖浆之 徒所操之语”，“不值一哂”，是对新文学首先将文言、古文称为“死文字”、“死文 学”，还有“妖孽”“谬种”之类带侮蔑性的语言的反击，算是打个平手。林纾写小说 泄愤，显得非常荒唐，然而这正是他“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回敬新文化的方式 。重新回顾当时的论辩，其实“论”和“辩”只短暂地存在于林纾与新文化正式交火之 前——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相继发表后，1917年2月8日，针 对胡、陈对古文的绝对态度，林纾在《民国日报》发表《论古文之不宜废》，提出异议 ——“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有其不宜废者”(注：林纾《论古文之不宜废》 ，引文摘自《新青年》3卷3号(1917年5月1日)《通信》胡适致陈独秀信，胡适作《论古 文之不当废》。)。林纾与新文化的分歧，并非是否使用白话，而是是否使用白话，就 一定废除古文。林纾辩驳的依据是西方(包括日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并不抛弃传统。也 就是说，林纾认为白话与古文不妨共存。林纾其实仍然是以晚清启蒙文学者的身份和语 气，告戒五四新青年，不能走极端。在晚清那一代，梁启超的思维最受进化论影响，后 来还不怕耻笑，“跟着少年跑”。而林纾，虽然属于“维新派”，但对于以“新”“旧 ”判定文学价值，则历来持怀疑态度。1904年，他与魏易合作翻译了英国兰姆兄妹(Cha rles & Mary Lamb)所著Tales from Shakespeare(《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题为《 英国诗人吟边燕语》。在这部书的序言中，林纾对英国人“固以新为政者也，而不废莎 士之诗”大为感慨，进而对“吾国少年强济之士，遂一力求新，丑诋其故老，放弃其前 载，维新之从”的局面，表示了些许担忧(注：林纾《<英国诗人吟边燕语>序》，陈平 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第124、123页。)。林纾向来对名词新 而“学不新”的新学持审慎态度，而这在渴望变革的社会语境中，尤其在五四，难免被 当做守旧看待。历史地看，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化运动中形成的带有强烈进化论色彩的唯 “新”思维，在文化的建设方面，确实有很多值得反省的问题。林纾与五四的分歧，属 于学理论辩的范围。但是，当新文化派正苦恼于其文学革命主张“不特没有人来赞同， 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注：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9页，人 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林纾便成了首先被揪住的反对派。原本是真正意义的辩论， 才刚刚开始，就被非论辩的攻击取代了。“王敬轩”的制造，将对手妖魔化，也为新青 年派的“痛骂”制造了藉口。
关于五四新文化派在论辩中多取谩骂的方式，陈独秀在《答崇拜王敬轩者》中有过解 释。他说《新青年》对“反对之言论，非不欢迎”，但如何回答，得看反对者的言论属 于什么性质：第一类“立论精到，足以正社论之失者”，则“虚心受教”；第二类“是 非未定”，但“反对者言之成理”，即使不苟同，“亦必尊重讨论学理之自由虚心请益 ”；第三类属“不屑与辩者”，原因是“世界学界业已辩明之常识，妄人尚复闭眼胡说 ”；对待此类人，“则惟有痛骂之一法”(注：陈独秀《答崇拜王敬轩者》，《新青年 》第4卷第6号，1918年6月15日。)。林纾显然被“王敬轩”事件推到了毫无常识、“闭 眼胡说”的一类了，那么林被痛骂，是咎由自取。
这场冲突，五四新青年显然是论战的操纵者。他们出于急切的现代化策略，选择了“ 痛骂”而使对手无力辩解的方式。五四的方式，确出乎林纾的“常识”；而五四少年的 解构姿态，倒也激发了林纾作为小说家的“酒神精神”，遂写小说对骂。
五四与林纾的论战，就五四一方来说，是典型的为求“实质正义”而牺牲程序正义的 实例，整个论争过程缺乏学理的讨论与辩难，完全是态度的表决。在此，我们不得不注 意五四新文化阵营的某些分歧——胡适曾对钱刘双簧戏的策略大为不满，认为超越了游 戏规则。但胡的这个态度，在后来往往被作为保守看待。以五四激进主义为视角的文学 史，由于“省略”了一些偶然事件和细节，一方面这个过程被简化，另一方面这场带有 很强策略表演的论战，在历史主义的梳理下，带上某种虚假的崇高色彩；在这种色彩中 ，林纾的形象是扭曲的。
重审历史，不是要对“正义”的结论进行否定。而是尽可能在解读历史进程的某种偶 然性或非理性时，对历史有一点更丰富和博大的理解。
标签：钱玄同论文; 周作人论文; 陈独秀论文; 林纾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胡适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语丝论文; 现代性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新文化论文; 古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