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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人问题上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而其原因是复杂的
1.近而亲心理使然
往频率高的人之间，凝聚力较高，这便是近而亲心理。因为“近”交往机会就多，也 就自然地有更多的机会相互关心，相互帮助，这又促进了交往。于是，形成近而亲循环 。再者，随着交往增多、了解加深，彼此间的心理、行为、想法的可预知性、可靠性、 可控性也在增大，彼此感到对方于己有益，对方就逐渐成了我的生活的一部分，于是“ 亲”就成为必然。近而亲心理对我们党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在实 际工作中我们又要防止这种心理的消极作用。具体来说，党员领导干部在选拔下级干部 时，要自觉注意近而亲心理的消极作用，应根据党的干部标准和程序提拔领导干部。在 考评干部时也应一视同仁，对近的同志了解是好的，但必须坚持原则，不能任人唯“近 ”、任人唯亲，对不了解的同志，也应正确对待，只要考察证明其确实德才兼备，就应 一视同仁。原宁夏自治区烟草专卖局局长杨杰上任伊始就把情妇王艳菊调到手下，不到 两年提拔她为销售科长、销售处长，把烟草专卖权全控制在自己手中。他又调来一个曾 经帮他亲友解决过招工、调动等问题的老关系于春金来当工会主席兼代理人事处长，不 久又提名他任烟草专卖局副局长兼党组成员。此二人成为他身边的“哼哈二将”，对此 群众敢怒不敢言。与近而亲心理相反，有些领导者对一些有真才实学埋头苦干但不善于 吹吹拍拍、拉拉扯扯的下级干部，则容易在你不靠近我，不好领导的心理支配下，极易 听进那些只懂权术，不懂学术的小人流言，其惯有态度便是“虽然查无实据，但事出有 因，无风不起浪嘛，”导致践踏贤才，重用奸佞的恶果。
2.谋人之风不衰
在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大多数同志在努力为人民工作，但也有一些人干事业无精打 采，平庸无比，毫无政绩，但在谋人方面却上窜下跳、“才华横溢”、颇有“实绩”。 工于谋人者，必定无事业心和责任心，走下处，留下一片烂摊子。若是谋人者得逞、当 道，更会严重挫伤大批谋事者的积极性。原北京延庆县委书记刘金生就是一个典型的谋 人者。他先后送给陈希同和干部子女8辆轿车，其他请客送礼花了85万公款，靠“吹、 拍、塞”达到和陈希同和许多领导干部拉上关系的目的，从而为其取得信任获得升迁奠 定了基础。陈希同直接关照破格提拔他为正局级的延庆县委书记，并一直对其关爱有加 。1994年2月，延庆县召开党代会换届选举，此时刘金生的许多问题和毛病已经暴露出 来了，如果正常选举，他的票数肯定不够。为使他顺利过关，陈希同亲自派人到延庆坐 镇，召开了由局、委、办、乡镇主要领导参加的工作班子会议，做大家的“工作”，强 调一定要把刘金生选上。这种强奸民意的做法使干部和党员代表极为反感，但最后还是 在“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的压力下使刘金生通过党员代表的“民主选举 ”，又坐上县委书记的宝座。这种情况势必给人们造成要会吹、会拍、会塞，就可以青 云直上的感觉，形成错误的导向作用。
3.用人体制上的问题——伯乐相马与人身依附
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很重视干部队伍建设问题。毛 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注：《毛泽东选集》[M].人 民出版社，1991年，526—527。)邓小平同志说：“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 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 义上说，关键在人。”(注：《邓小平文选》[M].人民出版社，1998年，380。)江泽民 同志强调：“要保证我国改革和建设事业顺利发展，保证跨世纪宏伟目标的顺利实现， 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大力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广 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素质，已经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刻不容缓的更大任务。” (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党的建设》[M].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1998年，704—705。)按说，提拔使用干部有很多相关制度、相关手续，但腐败 分子怎么能够连闯关口如履平地呢?问题在于我们的现有用人机制有许多弊端，其中表 现最突出的便是用人上的长官意志、“个人说了算”及其衍生的人身依附。当前提拔使 用干部，很多情况下是领导事先授意选拔，乃至公开选拔，变成例行公事、走过场。虽 然中共中央陆续颁布了一些干部选拔方面的规定和程序，如要经过组织部门考察，要征 求群众和干部的意见。但在具体工作中，往往是先决定了选拔对象，再补办考察手续， 而不是通过考察提出选择对象。某些组织部门的负责人，为了迎合主要领导的意图，带 着框框去征求意见。凡事合乎领导意图的便是“群众意见”、“英雄所见略同”，不合 乎领导意图的便是个别人的意见或仅供参考，甚至还有的放矢的找能够提供所“需要” 的意见的人“征求意见”。如果想证明这个干部应该提拔，就去征求和他关系好的人的 意见；如果想证明这个干部不适合提拔，就专门找他的对立面征求意见；然后冠之以“ 群众意见”向上汇报。这种“民主程序”的结果，往往比没有民主程序更糟糕，因为它 为领导人长官意志进一步披上了“民主”的外衣，因而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合法性” 。在这里，只有领导人开口一关是真的，其他各关都是假的。在这种情况下，干部提拔 任用在很大程度上便取决于领导的人自身素质。一个领导者如果能出以公心，并具有识 人的慧眼，他就可能选择任用一个称职的干部；如果他掺进私心杂念和个人感情因素， 就会为一些人通过不正当手段和非正常渠道进入干部队伍及获得提升提职机会。实际上 ，在“个人说了算”的情况下，领导者的个人素质好也不一定能保证其选择正确。原泰 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就是这样一个靠胡吹来骗取“伯乐”好印象的典型。1994年，泰安市 产值只有40亿，市政府公布的数字却高达260亿；泰安市财政收入5亿元，胡建学却敢向 省领导口头汇报为12亿。他差点被列为副省级后备干部。更何况“伯乐”也不愿承认自 己会上当受骗。这种“个人说了算”和自上而下的干部选拔制度，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 ，便是使一些被提拔的干部很少想到必须向党负责。更少想到必须向人民负责，而是眼 睛向上——向推荐、考察他们的上级机关和发现、提拔他的领导“负责”，甚至发展成 为封建性的人身依附关系，如《生死抉择》严副书记所描绘的。因为一位干部只要得到 顶头上司的信任，其他人就动不了他一根毫毛，公众意见又奈他何?他何尝会关心群众 的疾苦，“三个代表”在他们那里便成为纸上谈兵。于是，一方面跑官要官、弄虚作假 、欺上瞒下的现象层出不穷，因为群众的选票不如领导的选票；另一方面，某些人自恃 有后台，便胡作非为、横行无忌，因为只要上面有人，下面的干部就奈何不了他。王宝 森、刘金生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人身依附，只能导致产生指鹿为马的，重用溜须拍马的 ，打击当牛做马的，逼走心猿意马的。
4.腐败者党同伐异
自上而下的干部管理体制，加上缺乏有效监督，本身就是容易滋生腐败的温床。这种 体制赋予管官的官如此大的权力，寻租、出租权力的现象便不可避免。有的腐败分子声 称“要想富、动干部”，把调动干部也当作发财致富的捷径；同时，又可以期待通过提 拔自己的人将来获取回报。有一个被查处的领导干部便在无意中泄露天机：“如今安排 好一个干部要胜过一个亲生儿。”他们的用人标准甚至不论干才、庸才，而是把这当作 编织自己关系网的机会和手段。一般来说，腐败分子一旦掌握了某个单位的领导权，首 先要把人、财、物等要害部门或要害岗位换上自己的人，或者把这些岗位上的人拉下水 ，如果后者不受引诱，就要设法排挤掉。对他们而言，“党同”和“伐异”是一个问题 的两个方面。排挤的手法多种多样。岗位轮换是我们党的一条重要的廉政措施，他们则 可以利用“轮岗”，把不依附自己、不同流合污的干部从妨碍他贪污侵占的关键岗位上 轮出去，把自己的同伙“轮”进来取而代之。岗位轮换变成了他们排斥异己的手段。有 的打着“改革”的旗号进行有利于自己的权力重新组合，架空那些原则性强的领导干部 ，想方设法把权力转移到自己的同伙手中。甚至在当前的机构改革和企业改制中，“下 岗”也可以成为一种“净化环境”的冠冕堂皇的手段。他们甚至还打着反腐败的旗号搞 整人的腐败。这种体制在现实中起着一种不良导向作用，使人们信奉“龙欲升天须浮出 ，人之仕进待中人”(注：舒展《贪官的价格》[C].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169。) ，也极易在政界形成人身依附关系。
二、有序推进改革，健全干部使用、考评和监督制度，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1.建立选任干部失误追究制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 ”“必善于认别干部。”(注：《毛泽东选集》[M].人民出版社，1991年，526—527。) 干部制度改革不仅要包括选拔任用干部的程序、方式等内容，更重要的是对领导和组织 人事干部建立责任追究制，对干部工作加强监督。要把责任追究制贯穿于选拔任用干部 工作的全过程，有效地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清除选拔任用干部工作上的腐败 现象，建立起三个方面的责任制：一是建立推荐责任制，力求推荐制度化。本着谁推荐 ，谁负责的原则，规范干部推荐程序，明确推荐人的责任，从而增强了推荐者的责任心 。二是建立考察责任制，力求考察真实化。分别明确负责考察工作单位的责任要求，考 察组及其成员的责任要求，参与考察谈话人员的责任要求，纪检监督部门的责任要求。 三是建立干部任用决策责任制，力求决策规范化。分别明确组织人事部门酝酿提名的责 任要求，党委讨论决定干部任免的责任要求，依照法律规定行使任命权的机关的责任要 求，审批机关的责任要求。还将用人失误分为推荐失误、考察失误、决策失误三大类， 每大类分二至三小类，从而构建起一套比较健全的用人失误责任追究体系，使用权选拔 任用干部的每个环节都有明确的责任要求，保证正确的用人和导向。中共北京市委总结 陈希同严重错误的五条教训，其中之一就是一定要坚持党的干部路线，选准人、用好人 。不然，很容易形成人身依附，帮派体系。邓小平同志曾告诫大家：不应当把上下级之 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 系。(注：《邓小平文选》[M].人民出版社，1998年，291。)如果以前的北京市实行了 选任干部失误追究制的话，陈希同敢于或能够“力排众议”提拔劣迹已有所显露的王宝 森、刘金生之流吗?那些信奉“安排好一个干部胜过一个亲生儿”的人还会有市场吗?其 实，用人失察追究责任古今中外并不鲜见。总而言之，权力一旦脱离制约和监督，就必 须要发生腐败，我们必须有序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解决民主选拔干部，民主监督和民 主决策问题，这是我们反对用人上的腐败和治本之策。
2.严惩卖官、买官行为
有的腐败分子声称：“要想富，动干部。”“安排好一个干部要胜过一个亲生儿。” 他们把调动干部也当作发财致富的捷径，回报关系户的途径。厦门市安全局一副局长思 维敏捷，工作能力强，主持工作多年，“政绩”显著，上层领导几次下来“考察”，群 众反映较好，可几次报批“副转正”，几次不了了之，毫无结果。这位副局长很苦恼。 有人给他出主意，说是要找赖昌星“帮忙”，起初他不屑一顾，认为赖纯属文盲加流氓 。后来不断有人给他指点迷津，他终于“开窍”，主动找赖昌星倾诉自己的“委屈”， 赖倒也仗义，出面为他“摆平”，不到一个月，宣布他“转正”的红头文件下来了。饮 水思源，以后他甘愿为赖昌星出力。赖昌星还大肆插手厦门海关的组织人事安排，被海 关人员称为“地下组织部长。”这是一种变相的买官、卖官行为。这起了相当坏的舆论 导向作用。厦门远华案的许多涉案人员谈到自己之所以与赖昌星套近乎，深交往，其中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赖能在他们仕途发展中助一臂之力。前面讲过的刘金生更是一个典型 的、不折不扣的买官代表。陈希同等自然是卖官的典型。中纪委委员、江西省委常委、 省纪委书记马世昌同志说得好：“现在人们意见最大的就是用人上的腐败，它起到了涣 散人心的作用。要知道，提拔一个好干部，能激励一批干部，树立正气；反之，提拔一 个坏干部，便打击了一批好干部，带坏风气。”我认为，在惩治买官、卖官腐败行为方 面，我们应该借鉴雍正皇帝的惩治腐败雷声大、雨点也大的做法，抄没贪官家产；凡是 买官卖官的，决不姑息。一经查实，就革职离任，直至法办；而领导干部也应该量才录 用、按工作实绩决定干部升降，营造公平竞争的用人环境。
3.领导干部要善于识别忠奸，严于惩治流言或诬告，给蒙冤者以申诉的场合、渠道(如 听证会)
不少有腐败行为的干部都十分乐于讲反腐败问题，陈希同、王宝森、胡建学莫不如此 。为什么搞腐败的人，反腐倡廉的调门不亚于默默无闻的廉洁奉公者甚至更高?原因有 两条：第一，他们大讲特讲反腐倡廉，是为了掩盖自己腐败的真实嘴脸，所谓贼喊捉贼 。善良老实的人们认为他们那样憎恨腐败，自己怎么会搞腐败呢?而他们恰恰利用了人 们的这种思维定势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第二，腐败分子不仅要捞钱，而且要捞 名，既要发财，又要升官。而不断地给自己塑造廉洁形象，也是不可缺少的。真正廉洁 者往往不重名、不重利，象西晋初年荆刺史胡智，自己清廉而惟恐别人知道。在近年来 查处的一些“巨贪”中，平时便不乏多次“拒贿”的事迹，有时甚至把应得的报酬也主 动捐献了。如原山东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和原河北唐县县长宋秀村都有过一次拒贿一万 元的记录，但背地里大肆索贿受贿几十万元。表面看起来，他们似乎丝毫不逊于真正廉 洁的干部，但实际上他们是应得的不得(小利)，以获取政治资本；不应得的得了(大利) ，以获取经济资本，两种资本积累都不耽误。清朝时有的官员故作“廉洁”姿态，连正 常的奉禄也不收取。雍正皇帝很不以为然，他告诫百官：“取所当取而不伤乎廉，用所 当用而不涉乎滥，固不可竣削以困民，亦不必矫激以沽誉”“若外洁美名，别立名色， 暗中巧取，断乎不可”。(注：郑宝叶《雍正智慧》[M].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100 。)几百年前的封建皇帝都明了，廉洁如果到了反常的地步，自我标榜过分了，往往可 能掩盖着与其口中所讲的恰恰相反的行为。故我们的领导干部和组织部门必须审视之， 明辨忠奸!
被流言所伤害的往往是埋头苦干、不唱高调的老实干部。我们现行的干部体制中，一 个很大的不足是缺乏对流言制造者的法纪制裁和给被流言中伤者一个恰当的申诉场合和 环境(到法院打官司还可当堂对质，展开法庭辩论)。1997年春，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深 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因为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学员研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所有制若干 问题的思考》，而在之后一年左右成为一批人的批判对象。让他备感委屈和不解的是， 人家把他批了个体无完肤，他却始终不能知道人家是谁，甚至在一年半以后谈起此事时 还是莫名其妙。而有些领导对被流言中伤者漠不关心，心中起疑，甚至据此采取组织手 段。对付流言最有效、最适当的对策就是追溯谣源，迅速对质，立即查处；若查不到流 言制造者，那要给被中伤者以当着决策层的面申诉的场合与机会，让决策层全面了解情 况，以明辨是非，要对被中伤者继续信任之、重用之，决不中奸贼之计而起狐疑之心， 以致冤枉好人而使老实人寒心!因根据无罪推定的原则，“疑罪从无”。
4.改革干部考评制度，公正公平地考核干部
明代学者李贽认为：谁有道德?谁有学问?谁有才干?不应以自我标榜和无凭的空言作根 据，最有说明力的是功业如何。那么功业如何评价、认定?笔者认为，可以参照评定职 称的方法，在每年考评干部时让干部书面述职、述学，然后在一段时间内展览让群众参 观、评论，允许一定时间内作为群众异议期。这样做，一可防止如胡建学之流吹牛拍马 且升官在望的现象再现。二可遏制上级领导官僚主义地“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 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乃至别有用心地伯乐相马式的察举制提拔歪才、腐才，打击老实 、正直的人的不良状况蔓延。三可给干部以公正、公平、公开的评价，同时也具体体现 了群众参与、群众监督、发扬人民民主的精神，疏通了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的切实可行 的渠道。
5.借鉴历史经验，强化群众监督
康熙皇帝为能“见于几先”、避免问题“渐使滋蔓，其弊不可胜言矣”而广言路，逐 渐推行密折制度。这种制度到雍正皇帝时更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密折的特点是：臣子 事无巨细都可以风闻入告；只要获皇帝许可，七品知县也可以向皇帝递送折子。密折使 官员们生怕自己的不法举动被人写入密折，直接为最高统治者所洞悉，而人人存戒心， 不致妄为；有助于较全面地考核察看官员；地方大员不能擅权。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论及 读《朱批谕旨》的感受时说：“彼时以督抚之威严，致不能弹一执法县令，但使操持可 信，大吏虽欲挤之死，而皇览能烛其微。”(注：陈初越、翁宝《铁腕雍正》[M].中国 文史出版社，1999年，239。)联想到1979—1998年被处分的省部级干部就有212人次， 而且绝大部分是屡屡犯案、为祸有年，说明强化群众监督、探讨制度创新的极端重要性 和必要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是民意代表，遍布各阶层、各领域，又有监督行政、司 法与参政议政之职责，除了一年开几次会、外出视察几次外，完全有能力也有必要就百 姓愿望、干部违规违纪问题有意识地走访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经常性地密函“上达 天听”(不一定给日理万机的最高领导人，可以考虑人大、政协抽一个专门委员会象处 理议案一样处理密函)，还可以考虑建立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周末在人大、政协办公地 点值班制度，以便于基层群众反映问题、提出意见和进行投诉，还可以考虑建立人大代 表质询同级行政领导制度，这样必定能减少不少“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的现象， 也能使腐败分子心存忌惮，不致胆大妄为、为祸多年乃至形成“窝案”、“串案”。考 虑到现实状况可以先授权各方面素质较高的全国和省一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作尝试， 相信一定能在反映民意、全面评价干部和反腐败方面见成效!湖南省人大代表陈荣杰同 志从1988年开始就举报腐败分子蒋艳萍的经济问题，一直告到最高人民检察院，蒋艳萍 却屡告不倒(差一点还成为国庆五十周年赴京观礼代表)，最终成为“三湘第一女巨贪” ，到1999年中央高层领导亲自批示后，蒋艳萍才被绳之以法。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用什么人不用什么人，对党的作风建设乃至整个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导向作用 。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是危害最大的不正之风，而且还会带来和助长其他方面的不正之风 。要把人选准用好，树立科学的用人观念至关重要。要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 既要德才兼备，又不求全责备；既要坚持选人标准，又要不拘一格；既要搞五湖四海， 又要唯才是举；既要看素质，又要有实绩。……要特别注意选拔任用政治清醒、信念坚 定、善于学习、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不图虚名、坚持原则、弘扬正气的人。(注：江 泽民《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会上的讲话》[M].转引自《江西日报》，2002年1月26日，二 版。)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提出的要求既是我们的领导干部和组织 部门用人、察人的指针，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吏治不腐败，党 和国家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