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路上的瓶颈与方略——知名国际关系学者时殷弘教授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方略论文,强国论文,瓶颈论文,访谈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1995年底，您在引发学界热议的《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一文中，最早提出中华民族在21世纪崛起成为世界性大国这一战略哲学命题，10年过去了，中国的崛起已成为一个现实的趋势，你现在是怎么看待这个命题的呢？
时殷弘（以下简称时）：中国崛起的命题是甲午战争后百年来数代中国志士仁人对国家命运的一种追求、一种理想，但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崛起才真正出现一个可见的和可以谈论的前景。中国崛起的国家方向与带有根本性的未来外部环境界定——“重要战略机遇期”概念密切相关。在21世纪初期中国面临的世界基本格局中，最重要的是两项事态或趋势：美国将相当经久地拥有显赫的力量优势及其实在和潜在的广泛的局部霸权；而从国家规模、发展速度和综合国力增进趋向上看，中国在21世纪初期后段（特别是它邻近终了时）很可能在总体力量上显著强于美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实在和潜在强国，目前同美国相比的巨大弱势也很可能大大缩小，在亚洲的力量对比格局将尤其如此。可以说，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一个可见的前景，对于战略制定和指导者而言，中国崛起的战略指导方针和战略哲学思想已具有了基本的影响。
《南》：您在文中指出中国有“自助”、“不出头”、“搭车”三大可供选择的世纪性战略。你当时的主张十分明显，中国应采行“搭车”战略。
时：我当时指出，“自助”战略构成世纪性大战略的基础：实际上，以增长自身经济/军事实力和谋求在国际上联弱抑强为基本内涵的“自助”是所有重要国家在大多数时期内的战略性基础。然而，“自助”战略有几方面的局限性，并且像其他基本战略一样有其不应忽视的某些负面效应。在21世纪世界基本潮流当中，最重要的当属导致中国国力迅速增长的全球化，其次则是由中国国力迅速增长得到促进的多极化。“搭车”主要是搭世界基本潮流之车，特别是在深入和广泛地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断地多方面进步，不断地增进多系列力量，与此同时在一个长的历史时期内以一种复杂的态势和政策体系对待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南》：崛起就是要成为强国，您如何来界定强国这样一个概念呢？
时：现当代强国概念可以被分解为强国资格、强国地位和强国形象。就强国资格而言，所谓强国是指这样的国家：它在本区域或世界范围内有较广泛存在的国外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它拥有足够的综合国力，包括足够的中远程力量投射能力，以致在平时能够有效地维护这些利益，在战时则能够或通常能够抗御至少其他两个区域性或世界性强国的联合力量；它一般来说被其他国家广泛地公认为有权利参与处理本区域或世界范围内所有重大的国际问题，连同足以严重影响其他多个国家的安全的国内问题；它通常与本区域或世界上其他一些强国有起码的共同利益、共同国际价值观念、共同规范和共同国际运作机制，从而被认为是一个强国共同体的成员，不管这个共同体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由此，强国资格一般由特定的实力、利益存在范围、被承认的国际特殊权利和被承认的国际特殊身份构成，而不是像一些人简单地认为的那样，仅由实力，或者至多再加上利益存在范围构成。
“和平崛起”新解
《南》：2003年中共中央党校郑必坚先生提出了“和平崛起”论，激发了国内热烈的讨论，也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普遍关注，应该说将中国崛起这个战略命题引向了更深入。
时：中国1990年代以来经济总量和对外贸易持续增长首先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在2004年中国经济崛起的事实尤为引起了境外空前广泛密集的谈论，这样的谈论反馈回国内，开始使中国人自己逐渐生成了明确的中国崛起意识。“和平崛起”这一概念提出后，曾由中国领导人数次宣示，从而形成一种政治话语。在中国国内，对于这个概念应当有怎样的内涵，甚至对于它本身是否恰当和可行，存在重要的争论：一部分人主要不满其中的“和平”两字，认为这可能导致中国削弱加速自身军事现代化的决心，削弱迎接据信迟早难免的强国之间重大军事冲突的意志；另一些人则主要不满其中的“崛起”两字，担心这将不必要地加剧国外对于中国国力增长的疑惧和警戒，其中有些人甚至还担心由此助长中国民众中过度的民族主义情绪。尽管如此，仍然应该赞成和平崛起这个概念，将它当作中国在今后至少20年或25年对外应有的国家方向或国家基本意图。不仅如此，和平崛起还可以是一个适应新的历史大时期和大需要的对外政策纲领性观念，是按照新的历史大时期中的基本需要塑造精英舆论和公众舆论的一个头等要素，以统帅当前时期各个局部对外问题的处理，使之具有统一的“战略逻辑”和“哲理依据”。
《南》：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您提到的这种对“和平崛起”的国内争论，在官方的政治话语系统中，“和平崛起”被“和平发展”所替代，从而让这个概念的内涵更显模糊。
时：官方的话语系统除了哲理和战略考虑外，还有与国际“公关”和国内舆论状况等因素相联的种种政策和策略考虑。“和平发展”在官方话语系统中大致取代“和平崛起”有其种种有理有利有节的道理和相关的裨益。另一方面，崛起(rise)不等同于发展，任何一个国家既然存在都要发展，而崛起就是要成为强国，不成为强国谈不上是崛起。崛起的概念与强国目标密不可分，崛起也是走向强国地位的趋势和动因。
作为一整个历史时期中的国家方向而不是单纯的战略和策略概念，和平崛起在其最起码的意义上直接意味着两件事情：第一，中国要崛起为世界强国(World Power)，这点刚才已经提到过了；第二，中国要崛起为世界强国而不经过强国间的全面战争(major war)以及强国间经久的冷战对抗，这两条是关于如何达到世界强国目标的一个根本的具有大战略性质的规定。与此同时，和平崛起还在最起码的意义上比较间接地意味着第三件事情：中国要争取成为的是可持续的头等强国，而不是先前世界现代史上差不多屡见不鲜的迅速崛起而后迅速跌落的强国。这涉及一个成本效益的问题，中途夭折或到达顶峰后急剧地下跌衰落都不值得。中国需要的是至少50年到100年，甚至是200年，如英国、美国这样的可持续性的强国地位。在这样的意义上和平崛起，不仅是达到头等强国地位的需要，也是经久地维持这一地位的需要。
要注意的是，和平崛起作为国家方向，并不包含它的某些批评者为了批评而读进其中的“绝对和平”含义，即一概排除军事冲突为中国国家政策工具。台湾问题上发生有限军事冲突，仍然是和平崛起。和平崛起是目的不是手段，不应当把它当作仅仅旨在减小别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的局部性战略或政策宣示，围绕它进行的种种阐释和争辩也不仅是一种语义学上的讨论——它确实关系到中国的基本走向和未来命运。
“克服”两大外部瓶颈
《南》：许多中国学者都认为中国崛起最大的对手是美国，在美国，中国崛起引发的“中国威胁论”也有很大的市场，中美之间的结构性对抗似乎无法避免？
时：中美结构性对抗确实是中国崛起最重要最长期的背景问题，而且这一中长期“结构性矛盾”正在变得比过去更为深刻，甚至潜在地更为强烈，有如远处的地平线上正在集聚的乌云甚至潜在风暴。中国经济总量和对外贸易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在东亚乃至世界其他一些地区的经济、政治和外文影响迅速扩展和增强；中国持续和加速地进行军事现代化；中国由趋于紧迫的经济必需驱动而在全世界广泛争取战略意义重大的能源……在如此的根本形势中，力量趋于衰减的美国会比冷战结束后的任何时候都更感觉到一种必要——对华构筑和强化战略性和军事性防范的必要。超级强国美国决心维持自身最重要、最显赫的战略资产，即美国的军事优势，中国则从根本和起码的国家利益出发，决心实现必不可少的军事现代化：这一根本矛盾将在愈益增大的分量上影响或规定中美关系，使之逐步地越来越带有强国之间竞争性关系的首要战略色彩。
《南》：2005年中国反日民族主义思潮盛行，也让国人前所未有地感到了日本在中国崛起进程中的影响。
时：与中美“结构性战略矛盾”相比，当下远为突出和严重的是中日之间的“结构性战略对立”。中国正在以异乎寻常的速度持续地增长国力和增进国际影响，与此同时早已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的日本越来越决心要成为政治强国。按照国际政治常理，在两个近邻之间发生的这么一种“双强崛起”依其本质就充满动能，充满不确定性和引发不稳定的强大诱因。更何况，在中国一方有着深刻和经久的、以日本在半个世纪里持续对华侵略为特征的历史记忆，而在日本一方则有多少淡化和掩饰这番历史的心理需要和政治需要，这就为上述“权势动能”注入了强烈的“情感动能”，使之更加难以控制。此外，中日关系中尤为危险的事态，在于中日双方各自怀抱的、关于对方是怎样的国家的根本意象，趋于造就根本性的战略疑惧和敌意。多数日本公众正在形成这么一种“中国意象”：一个迅速强大但对日本满怀敌意的中国。多数中国公众正在形成的“日本意象”则比较复杂：一个正在崛起、同时又正在衰落的日本，一个历来可恨、今后又很可能是严重威胁的日本，一个中国未来一定要、也很可能能够压倒的日本。复杂性就在于关于日本既崛起又衰落的意象：崛起是指政治上的张扬和军事上的躁动，衰落是指经济上的相对减弱，连同与中国迅速崛起比较而言的相对颓势。
《南》：你曾经发表过《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的文章，被一些媒体称为是“中日关系的新思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时：我个人从来不用“新思维”这个词，而是经常用“战略性思考”，偶尔也用过“战略性新思考”；而且，我对别人所讲的“中日关系新思维”始终持有远非很赞同的看法，就像对“中日关系旧思维”一样。不管什么“思维”，都有其根本主题、基本观念、思想方法和随形势变化可变也须变的具体政策主张；一个术语性的“标号”远远不能囊括所有这一切。
主要以日本政府近两年来顽固地坚持对华强硬政策和在争端问题上不断采取单方面行动为直接原因，中日两国间在相对甚短的一段时间里发生了许多重大的政治和战略争端，而且其中没有一个在可预见的时期里能够真正解决，并且差不多每一个都在近乎不断地恶化。2005年吴仪副总理取消与小泉的会晤后，中国表现出持久以恒的对日强硬。这些事态表明，经济互相依赖远不是中日关系的足够可靠的“安全垫”。从长远和战略高度看，中国崛起的进程必定是从应对日本直至“克服”日本，亦即使日本最终在心理上接受（或不得不接受）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崛起。如果中国不在这个意义上“克服”日本，就不能真正实现中国的崛起。
与许多历史大动态一样，中国和平崛起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必然。在中国的外部环境中，使之不能成为这种必然的因素几乎没有别的，就是中美之间的结构性战略矛盾和中日之间的结构性战略对立。说到底，如果解决不了这两个问题，中国和平崛起就面临过不去的“瓶颈”。另一方面，在以足够的战略眼界、信心和耐心努力去寻求以前，就以命定主义(determinism)的方式高度简单化地设定找不到这样的答案，那么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就都是错误的。
中国所处的东亚地区有多项“安全两难”，中国在其中作为一个角色的占一半以上。不仅如此，东亚地区正面临多项“权势转移”，国际关系和力量对比正在多方面显著地变动，将产生显著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中国如果要和平崛起，就必须处理好这些问题。如果像中国这样面对很复杂、也很困难的地缘政治环境的大国能够做到这一点，从而经久地和总体上和平地维持和加强中国的基本安全，那就是实现了一项重大的历史性创新。
大战略的平衡
《南》：很多国内学者认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根本利益，同时也是中美结构性对抗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崛起进程中，国家统一问题应该被提到首要位置。
时：台湾问题只是中国崛起大战略中的局部问题，而不是中国崛起的瓶颈，而且其可控、可操作程度越来越明显，困难程度明显降低。2004年台湾立委选举（以前每次选举都是台独力量日趋壮大，立委选举是首次通过民主程序使台独力量受挫）和2005年三合一选举后台岛内总的政治形势都表明，只要中国大陆保持现有成功的军事和政治威慑，陈水扁当局在今后几年内通过修宪和公投手段宣告法理台独已经失去了现实的可能。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从大陆《反分裂法》通过后，台湾问题的根本主导权已经很明显和相当经久地转到了中国大陆手中。中国大陆的“柔性攻势”从邀请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访问开始，到连宋登陆，接二连三，声势浩大，其中再三出现引人注目的态势创新、政策主张创新和对台具体措施创新，对台湾民意和公众舆论的积极影响异常强烈，台湾民意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只要坚持这样的政策创新，国家统一一定能比我们先前任何人所想象的更快地实现。
同和平崛起一样，中国在国家统一问题上要争取的同样是可持续性的和平统一，而不是带来许多遗留问题的统一。要减少不必要的代价和后果。当然，如果形势确实需要，一场有限的战争将是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画龙点睛之笔。
《南》：提到对台战争，您一定看到了前不久有关使用核武对付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可能的军事干涉和对华侵略的言论，这番话一度引起了某些国际舆论的轩然大波。
时：你提到的这番军职人员个人公开言论是不适当的，因为它违背了现代国务的一个根本原则——文职领导，特别在最高层次的国策问题上；违背了中国政府反复宣布的不首先使用核武的国策。此外，鉴于台湾问题和美国对华政策当前的实际形势，它也是不必要的。什么叫战略？用西奥多·罗斯福的话来讲就是两个方面：大棒的有无和说话的方式，最差的战略就是手里没有大棒，讲话却非常凶，而最好的战略是手里有大棒，并且让对方知道这一点和绝对必需时使用大棒的决心，同时说话有分寸，甚至需要时说话“柔和”。对于一项成功的威慑政策来说，最重要的是：一要有充足地显示威慑的决心，二要有足以击败对方根本改变现状之行动的可见的能力，三要有防止对方将威慑意图误解为进攻性意图的政策。与此同时，要明白威慑只是总体战略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中国加速军事现代化是中国崛起大战略的必然方面，问题在于，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军事现代化？这既要考虑到长期战略目标和短期现实问题的结合，还要充分认识到外部世界对中国加速军事现代化的反应。无论是鉴于国际关系史还是鉴于国际政治常理，中国持续和加速的军力发展必将成为美国战略家和新保守派心目中最突出的问题。因此，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建设一定要充分认识到美国新保守派现在的“神经质”和“被挑战感”，除非绝对必须不挑战美国在战略上的“模糊底线”，这包括：急剧和大规模地建设航母特混舰队，急剧和大规模地建设中远程两栖投放力量与远程海空军事运输能力，大规模地急剧增加和急剧更新战略核力量。说到底，中国发展多少坦克、部署多少短程导弹瞄准台湾，美国并不很在乎。但中国倘若巨大规模地急剧发展洲际军事权势就一定会引起美国对华敌意的大大加剧以及由此而来的军事反应。对此，应当有充分的预先考虑和仔细权衡。
中国到目前为止，维护境外利益取得最大成就和首要手段的仍然是经济，其次是外交技能，最后才是威慑意义上的军事力量。在维护外部能源以及市场的基本经济存在上，可以考虑最低限度的军事存在，一般以不引起相关国家过度的被威胁感和过头反应为限。同时军事力量的使用一定要以绝对必须为前提，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基本体制安全意义上的基本主权，同时还要注意使用军事力量的限度、方式和时机。
《南》：最后一个问题，许多国外媒体在研判中国的大战略时，都将您划进鸽派，您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时：鸽派还是鹰派这种词都是最粗糙的。战略这个东西是根据具体需要，同时也是能动的，有自己的灵活性。“硬”和“软”都是健全的、复杂的战略必不可少的方面，一项精明的、成功的战略，软硬两手都要必备。不管软还是硬，不管温和还是强硬，这里说的都是战略问题，而不属于道德范畴。
中国的强国崛起作为一种国家方向和根本目标，除了道义上的正当外，还须具备一项优秀的大战略目标的必备素质：即合理、有限、充足、集中和内在平衡。对于决策者，旨在实现这一根本目标的具体政策可以说是选择，是方略实验，是审视、调整和优化的过程。当然，决策者一方面必须考虑政策在国内政治中的可行性，另一方面不必拘泥于学者、媒体、公众乃至他们自己的某些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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