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生存策略的道德及其演化路径
燕善敏
[摘 要] 道德作为生存的策略是人类进化中自我完善的文化工具。人性缺陷是道德存在的前提，自我意识是道德生成的基础，追求自由是道德实现的主要目标，生产力状况是道德演化的决定因素，实现信任是道德建构的核心任务。随着人类生活经验的积累和生存能力的增强，人类的发展面临着不同的矛盾与冲突，道德建构也就表现出不同的手段和途径。依据社会信任的实现方式，我们可以将道德演化的历史阶段划分为自然伦理阶段、经验伦理阶段、制度伦理阶段和技术伦理阶段。
[关键词] 策略；人性缺陷；自我完善；历史阶段
道德作为重要的社会现象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历史风貌，这种演化到底是遵循着怎样的路径，其背后的推动力量又是什么？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不同的认识。特别是在社会动荡或转型时期，人们被道德所困的时候更加渴望厘清道德在历史中的演化模式。卢梭与黑格尔都曾经以社会历史的发展为参照系提出社会进步与道德演化是矛盾的二律背反关系，即文明的进步会导致道德每况愈下，“科学与美德势不两立”[1]（P246）。而“马克思的历史观既承认历史与伦理二律背反现象的存在，同时也肯定道德在历史演化中的总趋势是沿着上升的方向趋进的”[2]，恩格斯认为，“在道德方面也和人类知识的其他部门一样，总的来说是有过进步的”[3]（P435）。达尔文在谈论到道德的时候运用进化论的思想，认为随着人类智慧的进步，“经验与理性有所增加之后，人对他自己的种种行为的后果看到更远了”[4]（P204），“社会与道德的种种品质就是这样地倾向于缓缓地向前进展而散布到整个的世界”[4]（P201）。
谈到道德演化的推动力量，历史上的认识也各不相同。黑格尔认为，“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5]（P237）。而以主持“囚徒困境重复博弈计算机程序奥林匹克竞赛”著称的阿克塞尔罗德教授则认为“人类社会与其他动物群体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人与人之间可以通过运用个人理性而达致某种形式的合作”[6]（P2）。美国著名神经学家、哲学家萨姆·哈里斯则认为“我们现代对于意义与道德的关怀，已经飞离了进化建造的栖木”[7]（P16），“人类幸福完全建构于世界中的事件以及人脑的状态。因此，一定有关于它的‘科学真理’（scientific truths）有待探知”[7]（P4）。
以上的认识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道德的演化模式，但存在片面化的问题。黑格尔的“恶”呈现相对性和主观性，容易使道德研究陷入难以自证的逻辑困境。而理性论和科学论过分强调自然属性，消解了道德的价值内涵。其实，道德是立体的，基于人类兼具自然与社会的禀性，道德并非纯粹生理现象或精神理念，而是两者的交融；道德是动态的，道德因人类的交往而产生，并且这种互动是无限延伸的；道德也是面向未来的，正如英国生物学家、现代综合进化论的奠基人朱利安·赫胥黎所说，“最基本的伦理准则应是尽可能地改善人类的未来”[8]（P124）。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兼顾了客观的存在与主观的诉求，对于混沌理论的运用契合道德动态发展的特征与面向未来的视角。以博弈论的思维来审视人类历史中的道德，我们可以将道德视为人类生存的策略。与一般博弈微观、有限、结构简单的策略不同，道德的建构是宏观而复杂的，是人类在进化中对于自身生存方式的持续建构。
一、道德作为生存策略的发生
1.生存需求是发生道德的推动力
因为人生存需求的特殊性也就相应使道德成为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人类的生存大致是沿着自然向社会进化的，具有了自我意识之后人类才开始脱离动物界真正成为发展进化的主体。自我意识使物质不再能满足人的生存需求，精神需求成为不可或缺的生存要素，甚至因为物质满足的短暂性，精神需求更显重要。由于需求的无限性，使其成为人类进化发展的原始动力，需求的实现往往表现为对自由的追求，这是自我意识不断强化的过程，摆脱各种束缚进入“自由”状态是人类的永恒梦想。正如黑格尔认为的那样，人类作为一种理性存在物，追求自由是一种不可压抑的欲望。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物质追求还是精神追求归根到底都是价值性的，最终表现为人类生存的“幸福感”。但自由是人类自我意识的产物，我们无法在自然界中直接获取，“每个曾经存在的社会都必须借由社会机制和组织来排解或遏抑人性的若干面向……”[7]（P25）。人类要实现物质自由和精神自由，谋得在自然界中的存在以及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只有在本性中寻找，由自身建构。康德曾说，文化是“有理性的实体为了一定目的而进行的能力之创造”[9]（P153）。“正因人的需求构成了人创造的动机，所以，我们找不到任何一种人类创造物或文化成果竟然与人的需求无关。正因文化源自人的需求又服务于人的需求，所以，文化就是满足人需求的工具”[10]。作为人类文化的灵魂，道德就是这样一种人类自我实现的文化工具，“道德，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它是适应人类生存和向前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人作为社会的高级动物，在自己长期的实践中认识到必须有一种规范来协调自己的行为，才能使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得到最有利的发展”[11]（P361）。至于我们最初如何掌握了这一工具，从过往的研究看，也许出于基因进化的天性也许出于理性计算的思考，但基于需求的动因，人类最终说服了自己，以道德作为回应生存需求的策略。
2.人性缺陷是发生道德的基本前提
然而人类并不完美，借助自我意识，人类体会到美妙“幸福感”的同时，自我意识带来的生物自利性和精神困惑总是阻碍着我们对自由的追求，内在冲突一直伴随着人类进化，这种人性缺陷就是道德存在的前提。道德是人类的自我拯救，通过不断自我突破，以自由的渴望对抗人性缺陷，是完善人性的策略性工具。道德与人性缺陷是辩证统一的，他们都来源于自我意识，服务于生存发展。人性缺陷恰恰是人性升华与人类发展的突破口，突破的方式就是道德与“人性缺陷”的善恶互动，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此消彼长，相互促进，缺一不可。故《镜花缘》里的“君子国”和“小人国”总是不可能成为现实，而鲶鱼效应却是激发社会活力的有效措施之一。因此，在人类逐渐脱离了自然界弱肉强食的残酷轮回之后，人性缺陷就是大自然留给人类以推动社会进化或文明发展的洪荒之力，那么道德就是人类控制这一原始力量的调节阀。道德本质上不是为了限制而限制，而是为了追求而追求，前者是暂时或曰变迁的，而后者则是永恒的。
道德需要实现两方面的生存功能，一是意义功能。建构美好的人生意义，遏制人性的自我解构。由于具有自我意识，人类必须对自己的选择做出价值判断以实现对生活的指引，离开了“善”和“幸福”等价值观念，人类将会失去生活的勇气和目标追求，很难长期发展，甚至无法存活。“愿意生存下来的目的和意义感”带给我们的是价值指向，生成社会美德或终极关怀，是道德的底层结构，体现人类情感，来自基因等人类的本性层面，创造的是人类世界的精神空间，达成更持久的幸福生活，是人类区别于动物性的生命动力来源，具有根本性和永恒性。意义功能描述的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是对本我与自我关系的阐释，是人的价值建构。二是整合功能。促进良好的群体合作，抑制人性的自利冲动。“将人们进行社会整合的责任纽带”带给我们的是行为指向，生成道德秩序，来自人类特有的理性层面，是道德的拓展部分，达成的是合作的美德，创造的是人类世界的物质空间，具有工具性和变迁性。整合功能描述的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是自我与超我关系的阐释，是人的自我约束。这两方面的功能是辨证统一的，既有区别也相辅相成互为一体。意义功能强调价值信念，有其纯粹的一面以建构美好的遐想对人类的生存苦境做出回应，是人类区别于动物以致使人从动物性解放出来的关键，也为整合功能提供初始的博弈契机及合理化的说辞。而整合功能强调人类的共同利益，实现群体的基本生存，也回应着意义功能使其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与现实性。在实践的层面，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互为一体的，总体的道德内容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为价值内容以追求人类幸福生活或规范要求以实现群体合作生存则取决于社会发展的水平。
但人性缺陷与道德并非完全对等的，人性缺陷因生物本性带有更原始的动能是第一位的，道德作为进化自我完善的策略是第二位的。因此，一方面道德存在的价值与状态直接取决于人性缺陷的存在与状态，即人类对于永恒价值的追求和人性自利的程度。当然，在具体的历史时期因道德作为对应策略必须经历建构的过程，相对人性缺陷的原发会有一定的滞后和延续。另一方面道德是人的自我完善意味着道德自身也必然受到人性缺陷的侵蚀，因此现实中永远不可能有完美的道德。道德以内心信念和自觉进行自我维护，这是对人性缺陷最直接的修补与约束，但信念和自觉在人性缺陷面前会不断地坍塌，需要我们持续强化生存意义以实现道德自身的维系与完善。佛家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是这个道理。因此，从较直观层面看，道德的存在是为了达成完善人性的策略效果，以消减人性缺陷对人类生存发展的钳制。这既是进化的必然也是人类理性的智慧选择。
3.道德实现的生存功能
但是，在我看来，成年人小心翼翼的崩溃，除了身不由己，更多的其实是时间有限，尤其是事业有成的成功人士，发泄情绪都得掐秒表。
其三，交往范围的拓宽，扩展了道德范围。人类群体的规模往往受到生产力的限制。马尔萨斯曾不无担心地提出“如果不抑制人口，它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人类所需的生活资料则是以算数比率增加的”[16]（P8）。早期人类只能以小群体的方式生存，随着生产力进步，人类活动的地理限制被打破，人口增加，群体界限模糊化，群体关系转向非零和博弈。人类个体则由具体走向抽象，日益平等化，群体意识淡化，社会趋向普遍性状态，需要道德调节的范围扩展。同时随着生活经验的积累，道德建构不再简单依靠个体的认知能力，由经验模式转向理性模式，道德适用的范围也逐渐具备了无限拓展的可能性。
（4）研制通用性自动铺地机器人。研发可从电脑中载入作业区域面积、瓷砖尺寸等数据的铺地机器人，内含智能控制芯片可自动计算、规划、调整工作程序，可在作业区域预先自动涂抹砂浆或粘合剂，机械臂可实现吸附、搬运瓷砖功能，可利用设定参数或扫描设备捕获瓷砖间隙宽度，自动调整瓷砖位置。可自动扫描和切割瓷砖大小、形状等功能。
二、道德作为生存策略的建构
1.实现信任是建构道德的核心任务
道德对于人类的自我完善并非空穴来风，而是通过叙事自我对于体验自我的合理化来实现的。而实现信任是促使体验自我向叙事自我转化的关键，也是建构道德的核心任务。随着人类认知能力的增强，人类越来越意识到合作的重要性，“也许没有什么比人类合作更加重要的事了。每当紧迫性的忧虑……眼看就要发生时，人类合作便是唯一的补救。合作是构成有意义的人类生活和可行性社会的重要元素”[7]（P65）。从物质的角度讲，道德促进社会合作满足自然需求，从精神的角度讲，道德促进社会和谐满足价值需求。合作不仅能实现物质自由也催生了精神自由。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道德是社会的道德，离开了社会则妄谈道德。但由于人性缺陷的存在，使人类的行为具有不确定性，个体间竞争有走向无序的极大可能，社会合作总是潜藏着崩溃的危机。可以说，我们看到的几乎每一个道德问题都首先表现为信任的缺失。就如其他生物一样，人类本性中也天然带有一定的信任基因，或者称为“怜悯之心”或者称为“人性之善”都可以，但这还不足以克服人性缺陷所带来的竞争压力以及因此产生的对信任本能的抵消。人类社会一直试图通过建构道德缩减甚至消除个体行为的不确定性，提升信任度，以获得稳定的生存合作与生活幸福感。因此，实现信任就是建构道德的核心任务。
2.道德作为策略的变动性
正如杜威所说“道德适应环境而产生，某种道德对于某种环境为善，对于他种环境又不然”[12]（P453）。道德的策略性在这种意义上是不作价值判断的。因为归根到底作为道德观念的价值本身也是生存策略的一部分。一方面，道德只是人类进化的方法或路径，是否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是第一性的价值，其他的价值判断都带有第二性，服从于第一性价值往往表现为时代性甚至虚伪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3]（P435）。另一方面，即使是道德本身，虽然看起来是针对被称为“恶”的人类自利性的钳制，也很难在这个意义上说某种道德要求就是“善”的。人性的善恶是对立统一的。黑格尔认为人的本性既善又恶，他以其历史感敏锐地意识到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的形式，并指出“恶的根源一般存在于自由的神秘性中，即自由的思辨方面”[13]（P163）。追求自由是人之本性，其本身有恶的一面，表现为贪婪的欲望，但也有善的一面，是人类进化的动力。因而道德对于恶的约束是具有历史性的，一个历史时期对恶的约束在另外一个历史时期也许本身就是被看作恶的。如果道德真能从根本上改变人性之恶，那么原始社会就不该有部族的界限，更不会因私有财产的产生而变成阶级社会，除非这种道德就是因为条件的逼迫而成为暂时的生存策略，只是后来随着生存条件的改善而没有必要再遵循那样一种看起来淳朴的道德。因此，作为生存策略的道德是绝不会真正消解同样作为本能的人性之恶的。所以，道德本身是策略性的，是存在内在张力和冲突的，并非为了限制而限制，是一种极其精妙的善与恶的转化机制，并非一成不变，这正是道德历史演化的原因。
3.道德演化的两个决定因素
人类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前进的方式就是不断突破自我。事实上我们一直处于进化过程中，而且这种进化具有明显的累积效应即我们总是在继承过去的基础上走向未来，获得一个自由之后再奔向更加高级的自由。“随着人们的需要的变化，传统的行为和态度不断在被取代或改变着。正如没有哪个人永远不死，也没有哪种文化永远不变”[14]（P531）。作为策略的道德，总是需要根据每个历史阶段的基本条件和具体问题做适应性的调整以达成基本的社会信任。随着人性缺陷和社会生产力这两个因素的发展变化，人类需求相应改变，决定了道德的策略建构。
两口子忙了半下午,瞅瞅,日光已经西斜了。看来觉是不能睡了,也睡不着了。相反,两人的精神头,倒比睡着了更好。
正如马克思所说，“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15]（P142）。总的来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升，道德更加强调意义功能。
基于人性缺陷与道德建构的辩证关系，人性缺陷在人类发展中的变化是道德历史演化的潜在线索和根本影响因素，他们是正相关关系。如果单纯就人的生物本性而言，我们很难考证自然人性的变化即随着社会发展，人类本性是变得更加自利还是更加友善。但我们完全不必纠结于人性改变是生发在基因层面还是智力层面，只要关注变化的稳定性。在人类进化历程中，人性缺陷的修正大概基于两方面。一是道德建构的累积作用。道德与人性缺陷之间类似于一个二级混沌系统，道德是人类对于自身缺陷的正确认知，随着人类进化的累积，人类认知水平持续提升，人类的主观能动性能够在不断进化中实现对自身缺陷更清晰的认知和更有效的遏制。现代生物学已经发现人类意识能够对自身生物状态产生实体性影响的证据，因此长期道德意识的累积不仅会改变潜在的认知还能实现对人类生物本性的修正。正如达尔文所说，“人在他的良心的指点与激发之后，通过长期的习惯，会终于取得这样一个比较完善的自我克制的能力，使他的一些愿望和情欲不费功夫和不用斗争地听命于他的一些社会性的同情和本能，包括对旁人对他的毁誉所引起的情绪在内”[4]（P174）。二是生物进化的优胜劣汰作用。如果我们相信道德对于良善的追求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那么人性缺陷相对更深的个体或群体就会在漫长的人类进化中逐渐的被淘汰，进化伦理学也认为具有较高道德水准的个体将在进化中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这一点同时可以从著名的“重复囚徒博弈”实验中得到印证。当然，道德作为一种进化策略其目的在于实现发展而非彻底改变人性，我们不必过于深刻化、神圣化道德，道德的作用只能是化解人性缺陷对人类发展所形成的障碍。如果我们梦想以道德完全改变人性，那不仅偏离了道德生成的主旨而且很可能是徒劳的，作为人性缺陷的“恶”本身的存在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2）社会生产力的状态
（1）人性缺陷的状态
总体模型中，疲劳热点出现在风机基础锥形过渡连接段位置，疲劳损伤为0.35。局部开口模型中，疲劳损伤峰值出现在圆孔左右圆弧段位置，如图3所示。从图3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风机基础电缆管开口边缘出现应力集中现象，风机基础主体结构平均应力约为6.5 MPa，风机开口局部位置应力水平约为20 MPa，根据公式(6)可知，疲劳损伤与应力比之间关系为指数关系见公式(7)，指数系数为m，m为S-N曲线负斜率，考虑S-N曲线差异与应力差异的影响，计算得到局部开口位置疲劳损伤约为0.8，开口区域为疲劳热点区域。
其一，生存压力的降低，改变了道德强度。整体上来说人类面临的生存压力是逐渐减小的，随着知识和技术的积累，个体生存能力持续提升，群体依赖程度降低，社会失序的危险性降低，道德强度随之减小。从要求个人无条件服从部落利益的原始社会绝对集体主义道德逐步过渡到更加强调个人权利的现代社会道德，允许个人拥有较大的自由意志的空间。如果说在某种意义上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使人性之恶愈加明显，那也是因为社会进步以至于有允许这种人性之恶存在的条件和空间了。根据经济学的边际递减效应，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个体占有更多物质的欲望强度会随之递减，因此人类的物质欲望并非无限膨胀的。这样人性缺陷对人类进化发展的相对影响力必将随着社会的发展呈现弱化趋势，道德强度趋向柔性和宽松。
将斑点叉尾鮰放入CO2浓度为550 mg/L的水溶液中，浸浴15 min后将鱼装进保活袋充入纯氧，每组分别放入0、2、4、6、8和12 ℃的培养箱中，5 h后取出放入清水中，观察存活数并记录存活率。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农耕社会中孕育着工业社会的文明，人们期望社会信任能更加普遍而且高效地达成，也更加具有可靠性和稳定性。传统的经验型道德体系的低效率与低可靠性完全无法满足这一要求，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以具有明示特征的制度取代内隐性的经验来建构信任使合作得以普遍实施成为走向工业社会的关键。如果说经验伦理阶段的道德是个人经验的总结，那么制度伦理阶段的道德就是人类经验的总结。制度中包含着的原则、规范基本都是由传统道德转化而来的，是经过历史验证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制度作为相对固化的经验，是将个别经验抽象出来具有一般性特征的规则体系，表现为一种外显性的社会共识。自然伦理阶段的信任由自然法则维系，经验伦理阶段的信任由建立在交往经验基础上的熟人社会维系，而制度伦理阶段的信任由代表社会共识的权威组织维系。这满足了工业社会对于未来预期更高确定性的渴望，使工业社会普遍性的人际信任关系建构成为可能。
调节分液漏斗的振荡时间，考察萃取反应时间对铷钾分离效果的影响。t-BAMBP体积分数为30%，料液碱度为0.4 mol/L，萃取相比为VO/VA=31。萃取时间试验结果如图3所示。
三、道德作为生存策略的演化路径
我国多数学者依据马克思的“社会形态说”将道德划分为原始社会道德、奴隶社会道德、封建社会道德、资本主义社会道德、社会主义社会道德和共产主义社会道德六大发展阶段。基于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这并不能体现各阶段道德建构方法与路径上的差异。对应于各阶段社会信任达成的策略模式，可以将道德演化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自然伦理阶段
我们一直从感情上拒绝承认基于理性利益考量的行为是真正意义上的道德行为，认为道德的本质在于发自内心的善，虽然我们并没有彻底弄明白这种善的根源到底来自何方。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自由意志是道德存在的前提条件。在人类的初级阶段，人类相互信任的合作行为看起来非常符合理想的道德生活，但部落间无情的残杀似乎在告诉我们这种“信任”更多基于生存利益考量而非真正的善。因此，大约在人类进入农耕社会之前的阶段，由于生产力的极端低下，受制于自然产出物的限制和人类懵懂的认知状态，人们的行为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类似于动物的自然行为。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在信任关系的建构上原始人类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原始信任建构的路径就是血缘情感的本能以及简单模仿的蒙昧这些自然伦理，我们很难将这种行为看作现代意义上的道德行为。但对于这一点的认识也许是有争议的，如果我们以行为自觉的程度作为考察标准，这恰恰是最纯粹意义上的道德，是不存在自利意图的互利行为。因此可以说，这一阶段的道德行为就是建立在自然行为的基础之上，“制定”这种道德规范或维护这种道德行为的就是自然法则，化解的是人与自然矛盾下的人性缺陷障碍，原始人类的自由意志充其量就是选择何种理由说服自己信任他人。这一阶段道德体系的显著特点就是以自然法则的面目出现。
2.经验伦理阶段
人类总是力图突破限制获得更多选择，但人们发现在获得意志自由的同时也面临着选择困惑与未知风险，必须进一步改造社会以适应发展。随着生产技术和生活经验的积累，人类逐渐脱离狩猎和采集的阶段，自身生产与物质生产达到基本平衡，人类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同时也趋向于开展更大规模的合作追求更多的自由。一方面群体间由零和博弈转向合作博弈，生产方式调整，社会分工细化合作扩大，道德领域拓展。另一方面由于自然力量的限制被生产力的进步不断瓦解，个体生存能力增强，人类认知能力得以释放，意志自由急剧扩展，竞争加剧。生存对抗的主要方面由人与自然之间转向人与人之间，原始信任的基础不再牢靠，导致社会发展面临着交往困难即信任的困惑，道德建构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这一阶段，信任建构完全不同于自然伦理阶段无需选择也无可选择的无意识状态，意志自由被强化，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交往开始了。社会的发展是渐进式的也是不可逆的，当人们意识到拥有了选择可能性的时候，原始的道德体系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瓦解。自然的道德权威消失之后，人们试探性开展更广范围的交往，通过长期合作博弈，积累交往经验，建立基本信任形成新的道德规范。这一阶段时间的大约范围就是原始社会之后一直到农耕社会期间，不仅道德规范的内容取决于交往经验中的认知，道德规范适用的范围也受到交往范围和交往模式的影响。道德主要以交往经验的形式存在，化解的是人与人竞争状态下的人性缺陷障碍。传统道德差序格局的状态其实基本就是个人交往的经验累积状态的反映。但经验性交往所形成的道德体系显然是有缺陷的，首先是经验的有限性限制了信任的范围进而影响道德规范的普遍性，其次是经验面向过去的时间特点与信任面向未来的时间特点限制了道德行为的可靠性。
3.制度伦理阶段
其二，发展层次的提升，转变了道德功能。自从人类有了时间的概念，物质所能带给我们的快乐就变得短暂和有限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生存不再是第一紧要的事务。人类发展的层次逐渐由物质生存提升到精神生存，道德评价标准更加倾向于行为的价值性而非结果的经济性，功利性具体思维向意义性抽象思维转变。道德提供社会秩序的整合性功能不断弱化，产生精神满足的意义性功能逐渐加强。道德观念由关注集体向关注个体转变，因为归根到底只有人类个体才有精神的需要。资本主义价值一系列观念的确立就是这种转变的历史转折点，共产主义“真正人的道德”将是这种转变的历史归宿。
所谓PAT算法就是相位自动跟踪(phase auto-track)技术，简单来讲就是控制两个简谐信号的相位差(Δφ)，如图4所示.
由于制度具有作为工具的显性和外化的特点，对制度内涵具有强化作用，十分切合生产力发展对合作效率及稳定性的要求，致使工业社会里道德建构秩序的功能凸显，逐渐脱离人类个体而成为一项公共事务，个体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无差别化，制度成为道德秩序功能存在的基本方式，与此同时，道德的意义功能和秩序功能趋向分离，相对于制度伦理侧重于社会秩序供给，以传统面目存在的道德本体更加彰显价值功能。当然，农耕社会也有制度，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达到社会化大生产的水平，对于普遍信任的需求并不是十分迫切，同时农耕社会中阶级压迫是普遍而突出的，统治者缺乏推动平等交往与普遍信任实现的愿望，这种情形下的制度并不具有道德属性。
农业规模化是现代农业一个重要标志。它代表着农业机械化，没有机械化，规模农业的生产和管理才能实现；还意味着农业标准化、品牌化。机械化智能化参与的农业生产能最大限度实现标准化，使品牌需要的质量与稳定有了可靠保障；规模化还蕴含着农业效益的提升。过去有专家说“减少农民是致富农民的唯一出路”——减少农民意味着农业经营主体可使用管理更多土地，规模化以及规模化带来的效益才可能实现。
4.技术伦理阶段
信任总是建立在对事物自认为充分认识的基础上，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却愈发认识到自己认知能力的有限性。“科学革命并不是‘知识的革命’而是‘无知的革命’。真正让科学革命起步的伟大发现，就是发现‘人类对于最重要的问题其实毫无所知’。”[17]（P236）进入信息社会后，巨量的信息明显超出了人类的经验能力，信任建构出现困难。虽然信息资源对信任建构一直都很重要，但在前信息社会中通过简单学习或“吃一堑长一智”式的经验积累，信息是每个人可以获取的公共物品，在这种情况下的博弈势均力敌，信任能够自然达成。但进入信息社会之后，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呈现复杂化现象，人们在对于信息依赖加重的同时信息出现资源化、私有化趋势，信息不对等成为常态，数字鸿沟产生。道德选择由完全信息动态博弈陷入了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促使人们选择互不信任的博弈策略，原子化现象凸显，社会信任度下降，安全感、幸福感降低，传统道德体系面临崩溃的危险。
信息社会中信任度下降表面上看是因为信息过载造成的，但实质上是由人性缺陷带来的。现代技术在产生巨量信息的同时也强化了个人能力，人的自利性放大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以保持“敌明我暗”的信息优势。社会出现原子化、去中心化现象，制度伦理得以维系的传统信任体系面临瓦解的风险，社会力图借助互联网技术使个人有机会打破信息不对称的局面重构信任体系。虽然互联网充斥着虚假信息，但这一趋势几乎无法避免，目前的解决办法是借助政府监管过滤虚假信息。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区块链概念应运而生，其研发目标就是确保信息的不可篡改，如能实现并推广将可以彻底解决互联网信息传递的可靠性问题，“互联网+区块链”将在不久的将来实质性地推动社会结构的重塑，甚至有取代公共管理的趋势。可以说，区块链技术在理论上是程序正义的技术延伸，是技术力量侵入社会交往的开端，技术手段将替代人类处理大量的交往信息，人与人的交往将开启“技术信任”的时代。有人将这称为“无信任交往”（Trustless Consensus）模式，即无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而是大家本着对技术的信任开展交往的方式。在这种依靠技术开展交往的时代，尽可能避免了人性的缺陷对道德的腐蚀，技术措施代替社会制度实现道德的秩序功能，人们之间的交往不再围绕信任展开，传统道德无限接近于纯粹价值。恩格斯所阐述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真正人的道德”将来也许就会随着相关技术的进步而逐步实现。
四、结束语
道德作为人类进化的文化工具，是建构在基本社会条件上的策略性发展体系以人类的意志自由为基础。正如康德主义的认识，所有道德范式都是人类给出的，而且在共同体中是相对普遍和必然的，它们是人类感知经验的先决条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道德演化并不完全等同于生物进化，而是建立在人类理性基础上的社会进化，即我们所获得的道德演化的描述是可以被我们所利用并促进道德演化的，正如我们所掌握的其他自然科学知识一样。从博弈论的视角将道德看作人类生存的策略兼顾了人类主体性与客体性的统一，让我们在尊重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但对道德策略性的认识应避免两种倾向。
一是避免过度夸大意志自由，以防滑向道德虚无主义的纯粹工具观念。对道德策略性的认识虽然确实带有一定的工具论思维特征，但这种推演并不意味着道德的建构就不必遵循客观规律。实际上，道德及其发展是在客观规律基础上的人类主观能动性的体现，甚至这种主观能动性本身也具有相当的客观色彩。首先，作为生存策略的道德从来不是哪一些人的工具，而是以人类进化的视角来界定的，它是相互联系的整个人类社会的选择。其次，作为工具的道德绝非纯粹外化于人的生存手段，更是人类自身的生存模式，因为我们既是自己生命的承担者也是自我命运的执行者。所以，以生存策略的视角看待道德并非意味着支持道德虚无主义，道德本身即是人类生存的理想目标，它来源于人类本性和自然选择，其发展是基于人类的整体而言，具有一贯的传承性，绝非可以随心所欲操控的工具。道德就如人类在镜子中看到的自己，我们只有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道德，人类的意志在道德中的作用更多是路径探寻和发现自我。
二是不可片面强调对立对抗，避免走向非此即彼的敌我斗争观念。首先，以生态伦理的视角来看，把道德看作策略绝不是为了对抗什么，自然、社会、人类、道德都是同向发展顺势而为，共同构成生态体系的。人类拥有智慧绝不是为了对抗自然而是赋予了我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道德恰恰就是我们努力顺应自然、减少冲突、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策略抑或路径。其次，即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在阶级社会里，道德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每个阶级都有各自阶级的道德标准，但这也并不否认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道德标准更多是具有共通性的，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吸收融合被统治阶级道德的，是体现一定生产力条件下社会历史发展需要的。因此，即便在阶级社会里大多数情况下，道德是起着弥合不同阶级价值观念，促进生产关系形成的整合作用的。
［参考文献］
［1］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M].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2］林剑.试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道德进步与退步现象共存及原因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6）.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达尔文.人类的由来[M].潘光旦，胡寿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复杂性[M].梁捷，高笑梅 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7］萨姆·哈里斯.道德景观[M].于嘉云，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
［8］埃尔温·薛定谔.生命是什么[M].罗来鸥，罗辽复，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
［9］康德.判断力的批判[M].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10］韩东屏.文化工具论论纲[J].河北学刊，2008（9）.
［11］徐惟诚.伦理学研究与道德建设[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12］杜威.杜威教育论著选[M].赵祥麟，王承绪，编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1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4］C·恩伯，M·恩伯.文化的变异[M].杜杉杉，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马尔萨斯.人口原理[M].王惠惠，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7］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M].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
[作者简介] 燕善敏，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公民道德建设素质提升的制度基础研究”（16ZXD005）；徐州工程学院培育项目“中国当代道德体系及其制度逻辑研究”（XKY2017105）
标签：策略论文; 人性缺陷论文; 自我完善论文; 历史阶段论文; 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