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安全相关性（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相关性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国家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经济全球化和原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转轨是近十几年来国内外关注的两大世界性现象。但人们在考察这两个问题时很少从两者的相关性和互动的角度去做分析。我们的研究表明：第一，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具有相关性，两者之间存在互动关系；第二，以第一点为基础和出发点，在转轨国家所处的经济体制转换和制度变迁的阶段，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性表现尤为明显并有其特殊性。
关于上面的第一点，正如波兰著名经济学家科勒德克（2003，中译本）所指出的：“近10年来，两个并行不悖的进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就其范围、内涵和速度而言，它广泛地吸引着人们，几乎使全人类都从智力、物质和情感上卷入了这两大进程之中。其一是经济关系的全球化，其二是后社会主义的转轨。这两大进程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创造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内涵。一方面，全球化过去和现在都是后社会主义转轨的催化剂，其作用正在不断加强；另一方面，假如不是不久前还是一个特殊封闭的社会主义世界的参与，那么全球化至少不可能以如此规模、如此速度得以发展……。后社会主义的转轨是必要的，以便使我们在以前就已观察到的地区性、民族性和局部性市场一体化进程演变成全球化进程。与此同时，非社会主义世界早就开始的市场一体化正在取得不断进展，这对我们这个地球一角的制度转轨也在发挥影响。”科勒德克非常明确地阐明了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的相关性与互动性，即这两个并行不悖的进程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的：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促进了原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转轨，而这些国家的经济转轨又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实际上，早在2001年，笔者就注意到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转轨的相关性问题，并对两者的互动关系进行了专门研究（郭连成，2001）。
关于上面的第二点，可以从多角度来考察和研究转轨国家制度变迁特殊阶段中经济全球化与这类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性较为明显的原因。
首先，转轨国家处于新旧体制交替时期，甚至在有的转轨国家旧体制已被彻底摒弃，新体制又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出现了所谓的“体制真空”。在这种情况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相伴的各种风险很容易乘虚而入，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对转轨国家还没有最终建立起来的新经济体制或其中的薄弱环节造成冲击，引起经济不安全。其次，转轨国家不仅市场机制不尽完善，而且使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客观环境和条件也并不完全具备。这其中，市场体系不完善是制约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主要因素。而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条件下，由于市场越来越自由化，越来越同外部世界建立更广泛的接触和联系，转轨国家市场体系不完善和市场机制不健全，就更加容易受到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再次，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大多数转轨国家都主张建立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主张取消市场限制和政府行政干预。因而在实践中这些转轨国家的政府不断减少对市场经济的介入，甚至迅速退出了原来发挥重要作用的许多领域，政府在经济转轨中的职能作用日渐衰微。其直接后果，不仅严重削弱了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作用，而且政府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驾驭本国经济的能力下降，尤其是当本国的经济主权受到侵蚀、经济安全受到威胁时，政府往往表现得软弱无力。最后，正如科勒德克所指出的，经济全球化会限制转轨国家的自由，既限制它们对经济政策的选择，也限制它们对市场经济各种规制和结构的选择。转轨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特别是金融政策，必须要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全球性要求。而且事实上，任何一个转轨国家，一旦实行对外开放，融入经济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全球化进程，就会立即卷入国外的金融漩涡。同时，由于转轨的大衰退和对资本不断增长的巨大需求，几乎所有转轨国家都很快成为负债国，其中一些国家的债务已大大超出了偿还能力。这种情况既发生在小国阿尔巴尼亚，也发生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这样的大国，只有中国没有失去对本国经济的控制，避免了这种危险（科勒德克，2003，中译本）。这说明，只要转轨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就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经济安全问题。
二 转轨国家加入全球化过程中的经济安全问题
关于国家经济安全，不仅不同的学者会给出不同的定义，而且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不同理解和诠释，这是由各国的不同国情和不同战略目标所决定所制约的。《俄罗斯联邦国家经济安全战略》明确提出，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关键所在。经济领域的国家利益是最主要的国家利益，保障俄罗斯的经济安全和利益是国家政策的主要内容。俄著名学者先恰科夫（2003，中译本）将俄罗斯经济安全和主要的经济威胁归结为以下9个方面：经济结构的畸形加剧；投资和创新积极性下降，科技潜力遭到破坏；俄罗斯变为发达国家的燃料和原材料供应地，不仅出卖自然资源，而且强化了对世界市场行情的过分依赖；对进口的依赖性加强；外汇资金外流；社会的财产分化加深；外债增加；经济过度开放；经济犯罪增加。在涉及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的这9个方面中， 变成发达国家的燃料和原材料供应地，经济增长受制于世界燃料和原料市场的行情波动；过分依赖进口；资本外流；外债增加和经济过度开放，这5个方面均与经济全球化有直接和密切关系，是俄罗斯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与之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国家经济不安全因素。
本文将具体分析转轨国家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安全问题。
（一）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金融安全的相关性
俄罗斯学者认为，虽然国家经济安全主要包括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生产领域安全、运输和通信领域安全、社会经济领域的安全、对外贸易领域的安全等，但其中的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布尔采夫，2003）。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条件下，由于国际信息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和信息跨国界的迅速传播，以及生产资料配置的优化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由于金融自由化和电子化的快速发展，使资金流量激增和流速加快，并极大地促进了金融交易的发展。而资金快速流动和金融业的混业经营，既增加了金融市场的复杂性，也平添了管理上的艰巨性。尤其是当金融危机作恶亚洲，肆虐俄罗斯，冲击拉美，又波及美欧时，许多国家的有识之士都深刻认识到经济全球化需要金融安全。
不仅如此，由于当今世界各国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经济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经济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的联动关系和传导机制的作用更加明显，因而与这些国家金融安全的相关性也更为突出。如果做更为具体和深入的分析，可以从外部和内部两大因素来探究转轨国家金融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经济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全球化与转轨国家金融安全的相关性。
从外部因素看，经济全球化尤其是金融全球化是转轨国家金融安全问题产生的重要外在条件。第一，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跨国经济联系在全球迅速发展，世界经济国际化和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进程加快，而转轨国家则由于忙于制度变迁而对此准备不足。第二，金融全球化推动了金融资本的国际化进程和国际资本的大循环，使得世界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金融业务量猛增，世界金融市场的竞争也因此而进一步加剧。与此同时，对世界金融市场的有效调控在弱化。在这种情况下，处于特殊阶段的转轨国家金融体系容易受到冲击。第三，金融全球化迫使那些实行金融市场保护的转轨国家开放本国金融市场，其结果，一方面促进了资本向世界市场特别是向转轨国家市场的扩张，另一方面也使世界金融体系得以扩大。而转轨国家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必然使这类国家的金融企业面临与外国金融企业的激烈竞争。事实上，发达国家在金融业的竞争优势是十分明显的，转轨国家始终处于不利的地位。第四，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许多转轨国家经济过分依赖于外国短期投机资本，这种依赖性导致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过于脆弱。尤其是当国际游资进入转轨国家扰乱金融市场时，就会形成巨大的风险，这已为俄罗斯和中东欧一些转轨国家的教训所证实。第五，金融全球化不仅给世界金融体系增添了不稳定性和不可预见性，而且也使转轨国家金融体系与国际金融体系接轨更具风险性。
从转轨国家的内部因素看，俄罗斯、乌克兰和中东欧一些转轨国家迅速融入金融全球化进程，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开放本国金融市场，允许外资进入，实行了外汇自由化。但金融全球化在加速国际资本流动和为转轨国家利用国外资金提供便利条件的同时，也往往隐藏着金融危机和风险。由于一些转轨国家疏于防范和放松金融管制，盲目开放金融市场，在金融全球化与其经济的联动和传导机制的作用下，接二连三发生金融危机，造成严重后果。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俄罗斯自1997年10月至1998年8月发生的三次金融危机。从持续不断的金融危机对俄国内造成的影响看，不仅导致俄两届政府的垮台，而且使俄国内居民存款遭受惨重损失，特别是给许多商业银行造成巨大损失，商业银行中有一半濒临破产。由于金融市场具有很高程度的相互关联性，俄罗斯金融危机尤其是1998年8月的金融危机还波及全球。
由于转轨国家实行金融自由化和开放金融市场，使外国直接投资和有价证券投资不断增加。特别是由于非居民可以自由进入转轨国家的金融市场，使得外国投资大量涌入这些国家。这也增强了转轨国家国内金融市场对世界金融市场的依赖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危及到这些国家的金融稳定。例如，有资料显示，自1996年中期开始，俄罗斯证券市场由于外国资本的涌入而使市场规模增大，市场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此外，在俄罗斯国家短期债券和联邦债券流通总额中，非居民资金所占的比重从1997年1月1日的17％增加到1997年11月1日的30％。非居民资金在外汇债券市场上的比重也已超过40％。正因如此，1997年10月底至11月世界金融市场总体形势恶化并发生的危机，就对俄罗斯外汇和证券市场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先恰科夫，2003，中译本）。
另外，随着俄罗斯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俄外汇市场在经济转轨初期就得到较快发展。与此相关，俄罗斯经济的“美元化”趋势日益明显。据有关资料，在俄市场上流通的美元高达500多亿。因此， 为稳定金融形势，消除对俄罗斯经济的威胁，俄中央银行把保持本国货币的稳定，消除外汇市场供求关系短期内的剧烈波动，提高汇率变动的可预见性，促进经济的非美元化进程，发展国内外汇市场，扩大交易范围等，确定为货币政策的基本目标。
（二）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对外贸易安全的相关性
由于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的互动，这些国家迅速融入贸易自由化进程。特别是俄罗斯、乌克兰、波兰和匈牙利等一些中东欧转轨国家纷纷全面实行对外经贸自由化政策。这些国家不仅取消了外贸经营权的国家垄断，允许境内的一切企业自由从事对外经贸活动，而且开放国内市场，放宽或基本取消进出口限制，实行进出口贸易的自由化。例如，目前俄罗斯已经基本上没有进口的数量限制，关税的平均水平尽管略高于发达国家，但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中国也迅速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在与世界经济逐步融合的过程中使贸易制度和贸易政策向国际惯例靠拢，并在此基础上加速贸易自由化进程。
但无论是俄罗斯和中东欧转轨国家还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浪潮中均受到对外贸易安全问题的挑战，这依然是由两者的密切相关性所决定的。对此可从以下三个大的方面加以分析：
其一，作为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产物，世贸组织对推动全球贸易发展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可以说是推动全球贸易一体化和自由化的“发动机”。从转轨国家的情况看，匈牙利和波兰早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时期就加入了关贸总协定，后来自然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除这两国外，保加利亚、捷克、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中国等转轨国家也相继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而俄罗斯尚未加入世贸组织，成为世界上惟一一个非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大国，与阿尔巴尼亚、柬埔寨、老挝等30个不发达国家处在同一行列。这与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对国际事务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由于目前世界上大约有90％的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均严格执行世贸组织的30个多边贸易协定，俄罗斯则因为没有加入世贸组织而只能置身其外，损失惨重。例如，美国等国不仅对俄黑色冶金产品的出口实行反倾销调查，而且还对其实行纺织品出口的数量限制。据不完全统计，由于对俄实施上述制裁措施，俄每年要损失25～30亿美元。如果是享有充分权利的世贸组织成员国，就可以通过这一国际组织来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
但另一方面，与加入世贸组织相关联，俄罗斯要冒一定的风险并要付出一定代价。一是加入世贸组织会使俄经济主权受到一定的侵蚀。例如，世贸组织要求俄罗斯降低关税，俄政府就必须单方面做出一些让步，下调关税税率。而对进口关税税率的任何调整和修正都会引起俄国内市场“游戏规则”的改变，甚至会给某些市场主体造成严重损失。二是在世贸组织规则的框架内，实行经济开放，外国商品和劳务大量进入俄市场，使俄很难保护处于危机状态的本国生产企业免受冲击。特别是进口关税大幅降低导致外国商品的大量涌入，对民族工业造成很大冲击和威胁。三是作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国，俄在采取有效措施调节对外经济活动方面的自由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四是世贸组织采用十分复杂的诉讼机制来解决参加国之间的贸易矛盾和纠纷，这就增加了保护俄罗斯生产者切身利益的难度。但权衡利弊，俄罗斯还是最终做出了加入世贸组织的战略选择，以消除在国际贸易领域对俄罗斯权利的限制，并在保护国内市场的同时保证国产商品和服务实际进入世界市场。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也对发达国家的过高要价筹码做出让步，不得不牺牲一定的经济利益，甚至在有些问题上被迫屈从于世贸组织和主要发达国家对中国经济主权的制约。这些都说明，转轨国家融入贸易自由化进程均面临一定的外部压力，不同程度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或制约，从而危及对外贸易安全。
其二，在贸易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转轨国家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有越来越高的趋势。俄罗斯2003年的外贸依存度为48.65％，目前已达到50％以上。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也相当迅速，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增大，由1999年的37％上升到2002的51％，2003年超过了60％，2004年甚至高达70％。可见，单从数字上看，中俄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远远高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些国家的外贸依存度稳定在14％～20％的范围内。（注：但这并不是说，这些发达国家的贸易开放程度不如中国和俄罗斯，或者是它们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不大。其中的原因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是这些国家服务贸易、金融资本市场和劳务市场的全面开放，均不能从货物贸易的“贸易依存度”中反映出来。）一般认为，一个国家的外贸依存度高于40％或低于10％，都会使该国的贸易安全面临危险状态。按照这个标准，中俄等转轨国家的贸易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转轨国家对外贸易依存度的提高，一方面说明，由于这些国家加快融入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特别是已经加入或即将加入WTO， 使这些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处于迅速上升的时期，从而也使这些转轨国家的经济更加国际化并逐步与国际接轨，因之，世界经济对转轨国家经济的影响更加明显；但另一方面，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及与之相关的外贸依存度的不断提升，不仅会造成转轨国家国民经济的过度对外依赖性，世界市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对其经济和外贸进出口产生不利影响，而且也使转轨国家的对外贸易磨擦趋于频繁化。例如，正如有资料所显示的，中国对美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由1997年的5.4％上升到2003年的8.95％。 这种较高的外贸依存度成为近年来中美两国频繁发生贸易磨擦的重要原因。再如，近来闹得沸沸扬扬的欧美相继对中国纺织品设限的问题，也是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中贸易摩擦加剧的典型表现。据有关资料，仅美国对华7种纺织品设限就影响了中国20 亿美元的出口和16万人的就业，欧盟设限则影响了中国3亿多美元的出口。目前，受纺织品设限的影响，中国纺织品在中欧、中美贸易中所占比重逐渐下降，出口增幅也逐月下降。这就是说，贸易自由化条件下外贸依存度的迅速提升和贸易摩擦的加剧，会给转轨国家造成贸易不安全。而由于全球经济不断融合，外贸风险和不安全因素也会超越转轨国家并可能波及全球。
其三，大多数经济转轨国家并不完全具备参与贸易自由化的一些基本条件，如商品的竞争力、合理的商品出口结构、与世界接轨的对外贸易政策等。特别是商品出口结构不合理，商品普遍缺乏竞争力的问题较为突出。例如，俄罗斯出口到国外的产品主要是以能源、原材料和半成品为支撑，成品出口的比重很小。这是由于俄制成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所致。一个时期以来，矿物原料、燃料以及黑色和有色金属在俄罗斯向非独联体国家的出口中所占比重高达70％以上，而机器和运输设备及化工产品的比重则在20％以下。这种情况与目前全球农业、矿业和能源产品占世界出口贸易的比重大大下降（已从2/3跌至1/4以下）的趋势背道而驰。虽然近几年俄罗斯为改变这种不合理的落后经济结构和出口结构，出台了包括鼓励机器制造业产品生产和出口在内的一系列优惠政策，但收效甚微。机器和设备出口占俄罗斯出口的比重仍不超过10％，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所占的出口比重不大。而以石油和天然气以及原材料的生产与出口为主的经济结构，不仅会耗竭自然资源，而且会时常受国际市场行情波动的影响，从而使本国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外部因素的左右，经济和贸易安全受到威胁，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例如，1998年，世界石油价格降到10年以来破纪录的最低点，每桶仅为10美元，这导致俄罗斯出口收入的极大损失和财政税收收入锐减，从而成为诱发严重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资源（能源）安全的相关性
既然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经济活动跨越民族国家界限以及各国经济在世界范围的相互融合过程，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跨国界广泛而自由流动，从而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过程，那么资源特别是自然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就会引起或触动转轨国家的资源（能源）安全问题。我们仍以俄罗斯为例，虽然俄罗斯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容量很大的国内市场，但长期以来由于投资不足、工业结构危机以及经济与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因素的影响，使得俄经济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的模式，其结果使俄经济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与此相关，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也日益凸显。
另一方面，受不断攀升的国际高油价的主导，俄罗斯将以不断扩大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的出口作为其基本方针。正如俄经济学家所言，俄罗斯依然是靠扩大石油、天然气、黑色和有色金属及木材的出口活着。这意味着俄罗斯依然要靠保护落后的部门和经济结构来达到经济的高速增长。不仅如此，国际高油价还不断刺激俄罗斯提高石油产量并加快加大对石油生产领域的投资。据俄工业和能源部2005年1月12日发布的统计数据，因国际油价上涨，2004年俄石油开采与出口均有较大幅度增长。石油开采量达4.59亿吨，同比增长9％，创1991年以来的最高记录。 天然气开采量6339.5亿立方米，同比增长2.8％。另据俄罗斯经济发展和贸易部2004年12 月底发布的俄经济和社会中期发展纲要草案显示，在2005～2015年的10年内，俄罗斯对石油生产领域的投资将达到1280～1400亿美元。按最低投资额预计，到2015年俄石油产量将达到5亿吨，出口2.84亿吨；按最高投资额预计，2015年俄石油产量将达到5.55亿吨，出口3.7亿吨。
俄罗斯加大石油生产和出口，使这个世界第二大产油国在油价持续攀升的情况下赚取了大量的石油美元。有资料估计，2005年俄罗斯的石油出口收入可达900 亿美元（《参考消息》，2005）。但经济学家们也指出，油价升得越高，厄运和萧条的警告声可能就会越大。对俄罗斯而言，石油财富最终可能为其带来弊大于利的后果。
其一，这样的生产和出口结构使俄经济很容易受到世界市场行情变化的影响，并对其产生依赖性，从而给俄经济的发展设置了外部限制和障碍。正如著名经济学家格拉季耶夫（2003，中译本）所一针见血指出的，这样的经济结构和出口结构会使“俄罗斯最宝贵的资源处于外国的控制之下，丧失实现当代经济增长所需的基本内部要素，丧失独立自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另外，在当代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迅猛发展的条件下，专门出口自然资源也会使俄罗斯陷于长期落后状态，并加剧结构性衰退。而且，“这样一种经济结构注定会使一个国家对外国产生深深的依赖，必然要在对外经济交换中接受不平等的条件（格拉季耶夫，2003，中译本）。”事实上，正如俄经济学家所言，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条件下，始终存在着西方发达国家希望把俄罗斯变成原料出口国即变成发达国家原料供应国的危险，所有这些都会对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特别是资源（能源）安全甚至民族安全构成威胁。
其二，由于俄罗斯的外贸结构比较单一，以石油、天然气和其他原料出口为主，这就容易患上“荷兰病”。“‘荷兰病’经常侵袭那些原材料丰富的国家，它体现在这些国家在原材料之外已陷入了一种惰性之中，即一个部门繁荣，而其他领域萎缩（福斯温克尔，2005）。”而且，俄罗斯虽然石油储量为世界石油储量的12％～13％，天然气为32％，煤为11％，铁为26％，铅为10％，锌为15％，钴为21％，钾盐为31％，自然资源可谓十分丰富，但这些资源一是不可再生；二是开采条件越来越差，开采成本越来越高；三是必须在受行情波动影响的世界市场上销售。这三种情况都会构成俄罗斯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因素，构成对资源安全的威胁。正如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费多连科（2003）等学者所指出的，如果对国家的自然资源继续实行掠夺性开采，那么这些资源尤其是森林、鱼类、水资源等会很快枯竭。鉴于此，必须在现在的一代人和后代人之间保持再分配资源的公平平衡，对资源开采规定限额和实行许可证制度。否则，无节制的掠夺性开采会使俄罗斯在几十年以后成为自然资源贫乏甚至一些主要资源枯竭的国家。
因此，为保证国家资源（能源）安全，谋划俄罗斯今后的经济发展，《俄罗斯政府至2008年前工作的基本方针》提出了“一个摆脱”、“两个投入”和“三个转变”的方针。所谓“一个摆脱”，就是摆脱经济发展长期依赖自然资源和主要依赖现有生产能力的状况；“两个投入”即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加速设备更新和进一步加大科教投入，发展人力资本；“三个转变”，一是使经济增长从依靠扩大外需向拉动内需转变，二是从主要依靠能源、原材料部门向依靠加工部门转变，三是从依赖利用现有生产能力向依赖实现生产设备现代化转变。这“一个摆脱”、“两个投入”和“三个转变”的核心，是使俄罗斯转变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摆脱对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的过分依赖。
另有资料显示，从1990到2001年，中国石油消费量增长100％， 天然气消费增长92％，钢消费增长143％，铜增长189％，铝增长380％，锌增长311％，10种有色金属增长276％。这样的消耗速度，将会迅速耗尽国内的资源。而且从消费总量看，到2010年，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57％，铁矿石达到57％，铜达到70％，铝达到80％。因此，面对人类的这些共同问题，有学者甚至认为，如果没有新的全球资源配置体系的革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矛盾将会迅速激化，人类有可能越不过这次文明转型的门槛。各国可能围绕即将枯竭的自然资源展开最后一次哄抢，意味着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在短期内可能发生一次更大的碰撞（潘岳，2004）。
（四）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民族工业（产业）安全的相关性
由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范围内市场力量的加强，以及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的不断扩张，转轨国家在经济事务中的权力相对减弱。特别是由于生产和投资越来越具全球性，转轨国家实际上已经很难完全控制本国的生产，难以自主决定民族工业的生存与发展。这既与国家主权观念相悖，也给这些国家的民族工业和产业安全带来直接的威胁。我们仍以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典型的转轨国家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从俄罗斯的情况看，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投资自由化和生产国际化的快速发展，英国和美国的四大烟草公司只用两三年的时间就完全占领了俄罗斯烟草市场。这些公司不断向其设在俄罗斯的企业大量投资，目前已达到年产2600亿支香烟的生产规模，成为四大烟草公司在境外的最大香烟生产企业。与此同时，俄罗斯自己的大多数企业则被这四大烟草公司挤垮。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民族工业和产业安全问题也对中国构成极大的挑战。在经济转轨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由于实行开放政策，大力吸引外资，使跨国公司及其直接投资大量进入中国。这些跨国公司尤其是大型跨国公司利用其在管理、资金、品牌和技术等方面的明显优势，千方百计在中国谋求最大的市场份额并渐显垄断态势，甚或已经形成市场垄断势力。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对中国民族工业和产业安全的威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垄断和控制中国的洗涤用品、饮料和造纸等轻工企业。例如，美国的可口可乐公司利用其强大的资本、品牌和技术优势，在中国设立了20多家生产基地，仅用几年的时间就占领了中国市场，其可口可乐饮料和浓缩液在中国的市场份额达到了70％，占有明显的垄断地位。二是直接并购中国的实力企业，特别是有目的地并购同一地区的主要国有企业或不同地区同一行业的骨干企业。三是实行品牌控制。这也是跨国公司在中国迅速取得优势地位的一个重要手段。仅据江苏省工商局的统计，近三四年来，该省至少有10个以上的知名企业品牌被外国企业“吃掉”。凡此种种，说明跨国公司对中国的一些行业包括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行业已取得垄断地位或优势地位。这种现实的确对中国民族工业和产业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也威胁到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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