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中国》的经济思想——“五四”后期人物对经济自由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论文,经济论文,中国论文,后期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4543(2012)01-0012-07
《自由中国》杂志原本拟在上海创刊，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便成了1950年代岛内最为重要和最受瞩目的一份刊物。《自由中国》最初以胡适作为名义上的发行人，后来由雷震统一担任发行人和社长。它虽然是一份政论性的半月刊，但同时也开辟经济和文艺类栏目。在风雨飘摇、极度威权统治的年代里，《自由中国》集结了一批在民国时期就一直秉承五四思想、苦寻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正如《自由中国》一大思想台柱——殷海光所自命的一样，这群知识分子其实都是“五四后期人物”，他们“没有机会享受到五四时代人物的声华，但却有份遭受到寂寞、凄凉和横逆”。[1]虽然《自由中国》宣扬民主自由的政治思想早已备受关注，但它所蕴含的经济思想，尤其是这些五四后期人物关于经济自由的思考与摸索，却也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意义。现在对《自由中国》经济思想的研究还非常少，本文将追溯和介绍《自由中国》经济思想的探索历程和主题内容，从而探讨其特殊的价值和时代意义。
一、《自由中国》的特点及其经济思想的探索历程
研究《自由中国》的经济思想，不得不先注意到《自由中国》本身的特点对它的经济思想和探索历程产生着很大的影响。
1.《自由中国》的特点及其对经济思想的影响
首先要注意到的是，由于《自由中国》是政论性刊物，因而它对经济类文章的采选和发表自然有别于纯粹的经济类刊物，它并不旨在传播和介绍经济学原理，也不以提供经济分析、为当局或企业界出谋划策为目的，实际上，不论是刊载政治、经济类的文章乃至文艺类的散文、小说，不论是探讨理论性的问题或品评时势，《自由中国》都始终如一地追随着这样一种理念：“我们要向人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且要督促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这是胡适于1949年秉承五四精神为拟将创刊的《自由中国》所撰写的首要宗旨，这段话此后被刊载在每一期的《自由中国》上，以标示《自由中国》的宗旨和努力方向。无疑，这一宗旨直接促成了《自由中国》反对极权、追求民主自由的政治倾向，但它同时也对《自由中国》的经济思想赋予了相应的理念诉求，它意味着《自由中国》不会只是就经济谈经济，而是要去寻求符合民主自由、与民主政治相匹配的经济，从而在整体上探索一个自由的中国。
其次，由于《自由中国》主要是一份人文性质的刊物，因而要理解其经济思想还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学专业的眼光。一方面，《自由中国》在政治、哲学等领域的深入探讨有着骄人的成绩。战后基于法西斯极权带来的惨痛教训，西方世界开始重新思考个人自由和国家权力的问题，有秩序的个人主义重新得到正名，古典自由主义也由此复兴。受此影响，《自由中国》对个人与国家的价值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持续的思考，如张金监《个人自由底社会价值》(第2卷7期)，罗鸿诏《国家自由与个人自由》(第8卷1期)，许冠三《关于个体自由与群体自由》(第9卷2期)，殷海光《政治组织与个人自由》(第10卷2期)，等等。这些文章虽然都不探讨经济问题，但从理论本质看来，这些探讨所涉及的个人自由、个人价值等政治与哲学观念，却为自由经济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从作者群本身的知识结构来看，为《自由中国》撰写经济文章的作者群也并不局限于经济学专业，而是具备多元化的人文学科背景。以《自由中国》的编委为例，在撰写经济评论的主笔中，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的夏道平和时任台湾银行总经理的瞿荆州都是经济学出身，但发表经济类文章数量较多且思想成就突出的戴杜衡，却是民国时期蜚声国内文坛并曾与鲁迅进行过笔战的小说家和文艺批评家，他是到香港和台湾以后转而钻研经济学并卓有成就的。以社外撰稿人而言，除了专门研究金融、货币、财政、外贸等问题的赵冈、陈式锐、刘国增等经济学者以外，哲学、政治学、史学领域的著名学者张君励、王聿修、金承艺等人也在《自由中国》发表过经济评论。另一位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撰稿人周德伟，他虽然是著名经济学家，但同时也是一位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饱学之士，作为哈耶克的亲传弟子，他还将哈耶克的著作《到奴役之路》引介给殷海光，殷海光以边译边注的形式将译文连载于《自由中国》第9～11卷相关各期，而哈耶克正是一位熔经济学、法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与历史研究于一炉的自由主义大师，他的思想理论对《自由中国》各个学科背景的撰稿人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广泛深入的人文探讨加上作者群多元化的人文知识背景，也为《自由中国》的经济思想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2.《自由中国》经济思想的探索历程《自由中国》的上述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其经济思想的探索历程。在创刊初期，虽然已有明确的办刊宗旨作为指引，但什么才是符合民主自由的经济呢？对此，《自由中国》一开始并没有清晰的概念。由于受当时以“经济平等”为号召的苏俄计划经济的影响，以及与国民党当局尚处于交融期，《自由中国》早期多数文章是将“经济平等”与“经济自由”不分先后、混合并举的，如曾虚白《“自由”“民主”“社会”三主义合论》(第2卷6期)，王师复《经济社会化的政策性》(第2卷7、8期)，等等。当然，还有明确提倡自由经济的论述，如戴杜衡《论经济的国权主义》(第2卷6期)、《从经济平等说起》(第7卷8期)。这种混杂的局面表明：对于经济自由或不自由，早期的《自由中国》并没有像对政治民主不民主那样存在泾渭分明的主张，以至于民国时期力倡统制经济的罗敦伟也曾在《自由中国》上发表文章谈论相关看法。
但是，由于受到追求民主自由这一根本立场的牵引，并随着《自由中国》在探索自由民主的道路上逐渐与国民党当局关系破裂，这样一个混杂的局面终于还是向着经济自由的方向收敛。而在这一转化过程中，人文探讨起了基础性的推动作用。战后初期，国民党当局为了完成“反攻复国”的计划，在国防事业上投入了大量的资本，因而引发了台湾经济“以军事害财政”、“以财政害经济”的严重困境，当局一再发出“国家至上”之类的号召来加以掩饰。对此，《自由中国》经由前述关于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多次讨论，达成了“个人自由”与“个人价值”应为人类最高诉求的共识：“国家之最可实征的一面，是一个一个的个人，个人是国家的根本。”“近代国家是一法治组合。先有个人，然后才能有法治组合。”[2]“国家只是手段，绝不是目的；国家只有在为人类增进幸福上有其意义……”[3]这种哲学和政治的认识既是针对当时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有力解构，也为解构国家主义在经济领域的表现——经济管制——开辟了道路。
在这一认识论的基础上，殷海光译注的哈耶克《到奴役之路》在第9～11卷的连载成为一个有力的触发点和鲜明的转折点。《到奴役之路》是哈耶克根据奠基于个人主义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体系，批判统制经济致使个人自由丧失的理论著作。殷海光对该著作译注式的连载，如同在遍布火种的草原上刮起了一阵猛烈的旋风，迅速燃起了《自由中国》各个学科背景的作者对经济自由的强烈主张。即使是对经济学理论所知寥寥的殷海光，也在《到奴役之路》的译注中表现出对经济自由的肯定和醒悟，认为“若就政治情况而言……在今日的东方，若行中央管制，有而且只有加速新奴隶社会之建成”[4]，并把控制民众消费和私人生活的管制称为“百分之一百的经济的父权主义”。[5]而曾经倾心于苏俄计划经济体制的远在美国的胡适，在1954年读了殷海光译注的《到奴役之路》后也对自己过去的相关认识表示了“公开忏悔”。[6]自此以后，《自由中国》采选和刊载的各篇经济文章都统一指向了经济自由，在1955年的社论中，《自由中国》明确表示：“对于政治经济问题我们一向有些坚定不移的信念，其中我们认为政治民主是要以经济自由为基础的。”[7]由此，《自由中国》终于统一、完整而且鲜明地树立起了自由主义的大旗，在1950年代的台湾进行着它对于民主自由的理想实践。
二、《自由中国》经济思想的重要主题《自由中国》涉及的经济问题非常多，既探讨理论问题，也探讨关于发展台湾经济的方向、物价、财经改革、土地等问题。但统观其追求经济自由的整体思想，可以说有三大主题非常重要并且贯穿于大多数文章之中。
1.针砭时弊，批判经济管制这一类文章的数量最多，所针对的管制领域几乎是全方位的，包括金融、货币、财政、税收、外贸等等。在早期，《自由中国》就已经广泛注意到管制经济的各种弊病，并显露出锐利的批判锋芒，如，1951年的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第6卷1期)就因揭发金融管制执行机关所犯的罪行而轰动一时，并触怒了当局。1953年的社论《当前管制经济的措施亟待改进》(第8卷6期)中，也明白地指出当时台湾出现的“生产成本过高”、“主要产品滞销”、“及外汇不敷分配”三大严重的病症，“除了导源于台湾经济先天条件不够及战时经济本身的困难外，其主要原因乃是‘管制经济的措施’在那里作祟。”但早期的《自由中国》并没有完全反对全面的经济管制，只是希望其“亟待改进”，这主要是由于50年代初的台湾处于战后的非常时期，以及《自由中国》与国民党当局还处于“交融期”和“磨合期”，且自身对经济自由的理论认识尚未厘清的缘故。
但是，随着管制经济的弊端和所导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尤其是《自由中国》终于皈依于经济自由的旗帜之下，在追求民主自由的道路上与当局关系日渐破裂之后，它对经济管制就完全是一种反对和批判的态度了。不论是谈论财经改革、物价问题，还是批评保护政策、分析证券市场的设立，很多文章都引用相关经济理论来讨论市场现象与市场规则，批评了各类经济管制的措施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这些文章所涉及的范围不仅广，而且切入和剖析的角度也非常犀利而深刻，乃至从当时发生的个人套汇案和受到进口管制的苹果满街贩卖的现象中，也挖掘出其背后的外汇管制症结。[8-9]社论《我们的经济》(第17卷6期)就是其中一篇代表性文章。该文层层推进、环环相扣地分析了政府当时在投资政策、限制设厂政策、保护政策、银行信用政策和汇率政策等各方面对民间生产和对外贸易的抑制和阻碍，提出了具体的开放民间设厂投资、开放银行之设立、实施较自由的汇率等政策主张，并分析了这些政策对民间自由企业之生产和贸易的促进作用。可以说，无论是在政策解析还是在理论剖析方面，该文最为全面和深刻地表达了当时《自由中国》针砭时弊类文章要求解除各项管制、实行经济自由化的思想主张。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考虑效率以外，《自由中国》还将当时猖獗普遍的贪污问题与经济管制联系起来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指出“一项经济政策如果违背了市场供求法则，不管是出于无知，或是出于有意，都一定会造成特权。照市场法则，物资求过于供，必然涨价，倘若硬性的把价格平抑，则一定造成市场与官价间的距离，而这个差额便是特权的依据，特权之大小，与此差额之大小成正比；而贪污机会之大小，亦与此特权之大小成正比。”[10]这种深入骨髓地直接指向制度层面的精论，即使在1950年代的国际经济评论中也是难能可贵的。
2.要求民营企业的自由发展
台湾光复后，当局借由接收日本人产业的机会，将战前占台湾国民生产总值87%的民营企业一律收归国有，除了运用各种有关生产和外贸的管制政策(尤其是“设厂限制”政策)来保护公营企业以外，台湾在战后所接受的美援也大部分用于公营企业。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民营企业得到自由发展，既是反经济管制的一大主张，也是反经济管制的一大目的。
鉴于战后台湾民营企业处于弱势地位，《自由中国》一方面采取借题发挥的形式通过国际(尤其是给予美援的美国)主流思想来对国民党当局进行劝诫和施加压力，如翻译刊载当时新任美国开发借贷基金总署署长布兰德的演讲词：“开发借贷基金总署或其他的公共机构的努力，必须以不妨碍不阻挠不干涉民营工业及民营企业为原则。”[11]国民党当局之所以大规模实行企业公营，是有多方面原因的。其中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民国时期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思想传承，也有战时经济的需要，等等。但比较明显的一点，就是被国民党奉为“国父”的孙中山关于“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的思想主张，对国民党当局的意识形态有直接的影响。为此，有的文章也通过重新阐释孙中山思想以劝诫当局，如徐芸书在《论中山先生的全面利用外资政策》(第10卷12期)一文中提出：“我们必须注意两个要点：第一，中山先生的国家企业政策是要建筑在私人经营的基础之上的；第二，这个国家企业政策又是促使一般私人企业迅速发达的前提条件。”“实业计划中的国家企业之所以包括了衣食住行、印刷五项‘本部工业’……是要补救一个急趋繁荣的社会中的私人企业的不足，而不是没有工业化的条件，却要空有一个‘国家企业’的原则，反限制私人企业的自由。”
另一方面，对于压制民营企业的弊端，《自由中国》尤其从自由的角度进行了剖析。在这方面，戴杜衡、陈式锐等人的言论最具代表性。戴杜衡综合哲学、政治、经济等人文科学的视角分析了排斥民营经济的弊端，他认为，“由于人性中自私的弱点，仍没有找到一项东西，可以替代利润，来做效率的确切保证。”他还指出民营经济与民主政治两者的发展息息相关，因为“民主政治系植根于各种多样性的私人活动，凭借各种社会基础以获得力量，来对政府权力作有形或无形的制裁。”[12]陈式锐则尤其从个人主义的哲学观和经济观强调道：“人皆有不可转让之权利：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经济自由，亦由此而来，它可以私人经济企业之权代表之。人民组织政府，则为保障这些权利；且为谋个体与群体利害的调和，亦即促进全体的福利，乃容许政府干涉私人企业的活动。”“统观落后地区的情况，政治既不健全，根本不宜侈谈干涉。经济发展之解决之道，只能努力于创造一个适宜的环境，让私人企业自由发展，自可集树木而成林，为着经济的正常增长，应当从速放宽经济管制至最低的限度。”[13]
3.关于自由经济的纯理论探讨
《自由中国》对经济自由的纯理论探讨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直接体现着作者关于自由经济的理论认识水平。这些探讨首先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涉及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的辨析。其中，最早和最深刻地从理论上厘清了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二者之间关系的学者，当推戴杜衡、周德伟二人。戴杜衡在《论经济的国权主义》(第2卷6期)中就追溯了源自霍布斯、洛克、斯密等人思想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他既分析了自由主义在公平分配方面存在的弊端，也分析了一味追求财富均等、全部公营对个人自由和民主政治的妨害。在《从经济平等谈起》(第7卷8期)一文中，他进一步明确道出：“我是主张自由经济的”，并逐一分析了追求绝对贫富均等的有关经济理论的荒谬性。周德伟则分析了私有财产的存在及其发生所得对维护市场经济机能的原理和重要性，指出自由市场竞争虽然造成财产不均，但私有财产能按照不同之需求组织生产，以满足各色各样之欲望，排斥之必然使统治者之极少数以其自己的价值判断、欲望、幻想和嗜好代替大众的真实要求。“自由主义并不排除纠正不均的方案”，但“任何削减不均的方案，不应损害资本的经济机能，不应损害个性自由及创造的原则，此为社会进化之基本动力”。[14]这样的认识也广泛体现在其他作者甚至是张君励、王聿修等非经济学者的讨论中。如，王聿修就专门撰文表达：“正如政治必须自由，在经济上我们亦同样需要自由。一个社会制度，绝不能一半自由，另一半被控制。并且事实上政治经济是分不开的，如果只有政治自由而无经济自由是行不通的。”他只是主张在经济自由的前提下用累进所得税、遗产税等制度来缩小贫富差距。[15]
其次，《自由中国》也通过译介和引进自由主义的思想和相关经济理论来宣扬和探讨经济自由，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们并非消极被动地引进和译介，而是还注重审视其利弊，表达自身关于经济自由的理论思考。这尤其以对待凯恩斯主义为典型。在战后各种经济学理论大量传播到台湾的过程当中，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原理颇得国民党当局青睐。对此，赵冈就提醒道：“凯恩斯的设计是建筑在自由市场的理想上面。凯氏提议的办法是政府利用自由市场的机构来调节经济，而非以法令来直接干预私人经济活动。经济制度不相同的社会，不能采取同样的对策。”[16]如果说这样的提醒还比较温和的话，那么戴杜衡对凯恩斯经济学的介绍和评析就算得上是釜底抽薪式的。他在《凯恩斯的乘数原理》(第9卷10期)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民主而自由的社会，大概已无法遵照凯恩斯所指示的途径，解决失业的问题。走凯恩斯的路，需要一个极权政治。”在《凯恩斯的投资理论》(第10卷11期)中，他则分析了凯恩斯投资理论的全部论据仍不足以推翻古典派的经济学基本原则，并指出“……管制论者，是把自己的政策所造成的后果，归咎于自由企业了。”陈式锐是另一位引人注目的运用古典经济学原理的批判者。他指出，“凯恩斯氏及‘混合经济’的倡导者虽然仍支持私人经济制度，且标榜欲使私人企业‘较善运行’，但政府一旦干涉经济，因其伤害了竞争企业的机能，毛病容易滋长，益使其倾向于增加干涉。”“价格、利润结构为生产的指导力量，主张管制者忽略了干涉就在放弃此一结构，亦则必然地在遗弃竞争底企业制度。”[13]
再次，非常值得指出的是，《自由中国》不仅鲜明地表达了经济自由的理论立场，而且还初步从“自由化”进而延伸到“全球化”的理论讨论。戴杜衡的《国民经济论与战争》(第4卷11、12期)一文尤为杰出。该文首先从“比较利益”这一基本经济原理出发，论证了国际分工与合作的好处，接着指出主张经济国家主义的人往往扭曲和拒绝这一显而易见的经济法则，借战争的名义大规模实行管制和贸易保护的政策。然后，文章着重分析了其背后所受到的权力欲与野心的操纵，及其对经济自由和人民福利带来的危害，从而明确重申了符合比较利益原则的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的理念与政策主张。这种理论认识表明：《自由中国》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内批判经济管制，而是开始进入国际分工和合作的视野来思考经济自由了。这一认识在整个1950年代的台湾学术界都是非常突出的。
三、《自由中国》经济思想的时代意义——五四后期人物对中国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嬗变与超越
《自由中国》在台湾维持了不到十一年即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其多名同仁也被捕入狱。《自由中国》的生命是短暂而悲壮的，但它对于民主自由的追求、对于自由经济的摸索，却给后人留下了永恒的思考。
诚然，从学术研究和现代经济学的眼光来看，《自由中国》关于经济自由的经济思想也有诸多不足。《自由中国》虽然秉承了自亚当·斯密以来古典经济学派所提倡的自由经济思想，在其要求“去除管制”、“自由化”的各种批判和分析中，我们处处可见“自然机制”和“均衡”思想的影子。然而，从前述各大经济主题的探讨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不论是时政性还是理论性的文章，《自由中国》都是以批判为主，而对于自由竞争市场机制的运作原理却没有给予充分的探讨。同时，除了提出解除管制、政府应当提供良好的环境以外，对于政府应当在经济中具体承担什么样的角色，也并没有建设性地完整勾画出来。当然，这一方面是由于《自由中国》作为政论性刊物，侧重于对民主自由的宣扬和对政府当局的督促，因而激情锐利的批判有余，精微全面的考求不足；另一方面，囿于20世纪上半期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水平，当时的《自由中国》也无法运用后来出现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等理论来更为理性和深入地探讨自由经济中的政府作用。这一任务事实上是由1970年代以后的台湾学者继续完成的。
尽管如此，《自由中国》的经济思想仍然构建了一块值得瞩目的丰碑，它所触及到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至今都具有丰富的时代意义。自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冲击以来，在富国强兵的刺激下，我国开始踏上了追索民主自由之路，自由主义也得以在我国传播和发展，严复、梁启超等就是清末民初第一批探索自由主义的先锋，而胡适等人则掀起了“五四”以后的第二拨自由主义思潮。虽然民国时期已经形成了鲜明的政治自由、思想言论自由等主张，但由于受传统思想的制约，以及当时迫切渴望工业化以摆脱落后地位等原因，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在经济上普遍排斥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游离于统制经济和计划经济之中。迁徙到台湾的《自由中国》所集结着的这批知识分子或者说“五四”后期人物，实际上正继承着大陆第二拨自由主义思潮的血脉。他们在《自由中国》初期对于经济自由和经济平等的迷惘与混淆，也正是五四时期中国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迷惘和混淆。而《自由中国》最终对经济自由和市场经济的皈依，却意味着对其所传承第二拨自由主义思潮的超越和嬗变。这一转变虽然与战后古典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密切相关，但也是《自由中国》的作者们自身思考和成长的结果。事实上，正是国民党当局威权体制所造成的反面刺激，在很大程度上促使《自由中国》接受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并深刻体悟到没有经济自由，则个人和政治的自由均无法存在，经济自由是实现政治自由不可或缺的基础和工具。因此，《自由中国》在追索民主自由的道路上，以经济自由来配合政治民主，以经济自由来批判和瓦解极权专制，并对解除经济管制、让民间企业自由发展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和理论探讨，这一思想实际上已实现了中国近代以来关于民主自由的制度性构想的一次突破，并超越了以胡适为代表的第二拨自由主义思潮的成就。而以经济自由为制度基础来追寻“自由中国”这一理想，其意义正可以用“五四后期人物”殷海光的话来作为注脚：“经济上的解除统治而向着自由经济的道路走去，这一趋势所带来的概念，可以扩大到观念、思想和言论层次。由此延伸，又可能扩大到政治层次，那末就是接近自由建构的全部实现。”[17]
此外，作为人文性质的刊物，《自由中国》对经济自由的理解和追求还牵涉和融入了它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理解和吸收，而并未局限于纯经济学领域，但正因如此，《自由中国》的经济思想才得以从更广泛的政治、哲学等领域接受启迪、汲取力量。这一特点和成就直到今天仍是极富时代意义的，事实上，正如哈耶克所言：要对自由进行探究，就须将经济学、哲学和法理学等综合起来，以期对当今重要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达到充分理解。[18]对当今学术界来说，《自由中国》在这方面的摸索无疑提供了相当有价值的借鉴。
《自由中国》经济思想的时代意义还远不止本文所能道尽，事实上，它对战后台湾走向自由经济的道路，对台湾形成以民营中小企业为主的经济特征，对现代台湾寻求“自由化”、“国际化”和“制度化”的影响，乃至于对当今中国大陆探求市场经济的借鉴，都还有待于深入挖掘和研究。而不论如何，1950年代的那些五四后期人物借由《自由中国》对民主自由的坚持和探索，及其经济思想给予后人的启蒙和借鉴，都值得我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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