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立走向融合——21世纪价值哲学研究方法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立论文,哲学论文,走向论文,价值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78(2001)01-54-05
自价值哲学（一般价值理论）兴起至今，其发展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这期间，它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问题逐步深入，新的理论层出不穷，新的观念不断出现。这一方面反映了20世纪价值哲学的兴盛、发展和繁荣景象，另一方面也展现了价值哲学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困境的所遇到的问题。反思20世纪价值哲学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展望21世纪价值哲学的发展趋势和新的生长点，这是摆在当今价值哲学面前的重大课题。本文试图从研究方法视角，探讨21世纪价值哲学从对立走向融合的发展趋势。
一、研究方法的对立是症结所在——从对立走向融合的历史前提
探讨21世纪价值哲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向，不能不对20世纪价值哲学及其研究方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深入的反思。正是在后者中孕育和潜藏着前者的种子、原因和根据。
20世纪价值哲学的发展，首先表现为现代价值理论的产生、形成和多样化演进过程。近代哲学的本体论思维方式和理性主义倾向及其衰落和终结，为现代价值理论的兴起准备了条件并提供了契机。为了给人和社会的发展指示方向，同时也为衰落的哲学寻找出路，德国哲学家尼采另辟蹊径，把价值概念引进哲学并使之提升为哲学的中心概念。（注：参见刘继：《现代西方价值论概述》，《价值和价值观》，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114页；江畅：《现代西方价值理论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19页。）经过尼采的“重新评价一切价值”和新康德主义弗莱堡学派建立价值哲学的努力，价值问题愈来愈被哲学家们所关注，以至于成为整个现代哲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之一。这就为现代价值理论的兴起和形成开辟了道路并奠定了基础。奥地利哲学家布伦塔诺与他的两个学生迈农和艾伦菲尔斯，不仅在前人开辟的价值研究方向和道路上继续开拓，而且试图并努力建立一种更系统、更普遍、更有效的能统摄一切价值的一般价值理论。（注：参见刘继：《现代西方价值论概述》，《价值和价值观》，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114页；江畅：《现代西方价值理论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19页。）从此以后，价值哲学不仅作为哲学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建立起来，而且其影响迅速扩大，其发展势不可挡。从奥地利到德国，从德国到英国，从欧洲大陆到美国、日本，从西方到东方，从苏联到中国……，价值问题不断出现，价值研究不断深化，价值理论不断更新，价值学派不断形成。20世纪既是价值哲学逐步产生、形成和繁荣的世纪，也是价值理论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的世纪。
然而，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不可能总是繁荣和兴旺，到一定时候也会遇到矛盾和困难。在20世纪价值哲学表面繁荣的背后，同样也隐藏着自身深刻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在现代西方价值哲学中首先表现为各种价值理论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例如，主观主义价值论和客观主义价值论的矛盾，自然主义价值论与直觉主义价值论的矛盾，认识主义价值论和非认识主义价值论的矛盾，存在价值论与评价价值论的矛盾，一元价值论与多元价值论的矛盾，元价值理论与规范价值理论的矛盾，等等。在当代中国价值哲学中，它则进一步表现为各种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和争议。例如，实体（属性）价值论与关系价值论的冲突，主体价值论与客体价值论的争论，天道价值论与人道价值论的对立，目的理想价值论与现实结果价值论的斗争，主客体关系价值论与系统价值论的竞争，等等。多种价值理论及其观念的形成和存在本身并非坏事，问题在于各派价值理论及其观念之间的矛盾分歧难以化解、争论不休，使得整个价值哲学的发展陷入困境、止步不前，也使得人类价值追求难以选择、无所适从。
多种价值理论、观念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根源于它们各自研究方法的差异和对立。这里所谓研究方法，主要是指思考、探讨和解决各种价值问题的基本立场、根本观点、主要原则和思维方式。立场不同，研究价值问题的目的就不同；观点对立，观察价值问题的维度也对立；原则相异，探讨价值问题的重点就有区别；思维方式冲突，形成的价值观念也必然冲突。一句话，价值哲学研究方法的不同，决定了价值哲学理论观念的不同；价值哲学理论观念的对立，归根结底不过是价值哲学研究方法对立的理论反映和观念表现。举例来说，认识主义价值论和非认识主义价值论的矛盾，反映的是价值研究中的客观化立场和主观化立场的对立；主观主义价值论和客观主义价值论的矛盾，体现的是价值研究中人文化思维和科学化思维的不同；元价值理论和规范价值理论的矛盾，根源于价值研究中元问题探究视角和规范观念建构维度的差别；而天道价值论和人道价值论的矛盾，则扎根于价值研究中生态观点和人的观点的区别；如此等等，不一一列举。
由此可见，理论观念层面的问题，本质上是研究方法领域的问题；价值哲学所面临的困境，实质上是其研究方法所遇到的困境。价值哲学发展的关键是其研究方法的发展。如果说，研究方法上的对立是价值哲学陷入困境的症结所在，那么，要想推进价值哲学的发展，首先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价值哲学研究方法上的矛盾、冲突和对立。
二、思维方法自身发展的逻辑必然——从对立走向融合的理论根据
解决价值哲学研究方法上的矛盾、冲突和对立问题，不应该是随意的、武断的、凭空想象的，而应该立足于其思维方法自身发展的必然逻辑。
价值哲学的发展过程，是价值理论及其研究方法自身内在矛盾和逐步展开和逐步解决过程。回顾20世纪价值哲学的发展，它不仅是在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认识主义与非认识主义、直觉主义和自然主义、元价值理论和规范价值理论、存在价值论和评价价值论等各种价值理论之间的矛盾中逐步展开的，而且在深层意义上说，它更是在客观化立场和主观化立场、人文化思维和科学化思维、人的观点和自然观点、元问题探究视角和规范观念建构维度等各种思维方法相互对立中逐步实现的。黑格尔曾指出：“矛盾是推动整个世界的原则，……这句话的正确之处只在于说，我们不能停留在矛盾里，矛盾会通过自己本身扬弃它自己”。这是因为，辩证法本身“是一种内在的超越”。“矛盾是一普遍而无法抵抗的力量，在这个大力面前，无论表面上如何稳定坚固的事物，没有一个能够持久不摇。”（注：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58页，第176页，第179页。）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面对20世纪价值哲学各种价值理论及其研究方法的矛盾和对立，必将依靠自身的内在力量，推动价值哲学及其研究方法从矛盾和对立走向统一与融合。
如果说“矛盾发展原则”是价值哲学研究方法从对立走向融合的内在动力，那么，思维从“抽象同一”到“具体同一”则是其从对立走向融合的逻辑途径。从抽象同一到具体同一，作为辩证思维的普遍规律，对于价值哲学及其研究方法的发展来说，同样也不例外。价值现象作为思维认识所要把握的客观具体对象，其本身是由多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所构成的多样性统一存在。人们对它的认识不可能超越思维的抽象同一阶段而直接达到思维的具体同一，相反，它只能在辩证思维的逻辑规律支配下，由抽象同一走向具体同一。20世纪的各种价值理论及其研究方法之间的矛盾、对立和冲突，并不意味着价值哲学本应永远如此，而只是表明它本身还处在知性思维的抽象同一阶段。要使价值哲学及其研究方法在21世纪获得突破和发展，必须使其由抽象同一走向具体同一。只有这样，它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而走向成熟和繁荣。而这种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进展，正是价值哲学及其研究方法从对立走向融合的逻辑根据。
价值哲学及其研究方法由对立走向融合，不仅是思维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要求，而且是分析方法和综合方法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必然结果。在辩证思维中，思维抽象和思维具体是通过分析和综合来实现的。前者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决定了后者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而后者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则保证着前者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20世纪价值哲学各种理论、各种方法之间的矛盾、对立和冲突，既是思维的抽象同一的现实表现，也是思维的分析方法的必然结果。然而，分析是为了综合。“没有综合的分析，只能使人们的认识陷入枝节之见，不能统观全局，……就不能全面而正确地认识矛盾的统一体”。（注：张巨青等：《辩证逻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8页。）同样，借助于分析方法，20世纪的价值哲学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价值理论和多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尽管这些理论和方法就其自身而言可能是自足的，并且包含有某种合理性，但是对于多样性统一的价值现象来说，它们各自又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片面性和单一性。要使思维对价值的把握从片面走向全面，由单一性走向多样性的统一，就必须使价值分析转化为价值综合。这种从分析到综合的转化，既是价值哲学及其研究方法从对立走向融合的基本条件，也是其从对立走向融合的方法论根据。如果说20世纪是“分析的时代”，那么21世纪将是“综合的时代”。这无论是对于一般哲学来说，还是对于价值哲学而言，同样都是一个正确的判断。
三、新世纪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从对立走向融合的现实基础
价值哲学及其研究方法从对立走向融合的发展趋势，绝不仅仅存在于理论思维自身发展的必然逻辑之中，它同时也奠基在新世纪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的现实基础之上。这一现实基础的三个主要方面是：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全球化趋势的挑战和文化价值冲突的凸现。
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是21世纪价值哲学所面临的首要现实课题。由“罗马俱乐部”率先提出的所谓“全球性问题”——诸如人口问题、粮食问题、资源问题、能源问题、环境问题、生态问题、核威胁问题、南北问题等等——之所以引起世界的极大关注，是因为这些问题本身所具有的全局性、严重性和复杂性。由于全球性问题的出现，“这个世界必须被看作是一个由各个国家和地区通过各种相互依赖关系而形成的一个世界系统”，“它要求世界任何地区就重大问题采取的所有行动都必须按全球角度加以考虑，并且要从多学科的各个方面加以考虑。”（注：梅萨罗维克、佩斯特尔：《人类处于转折点》，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0页，第25-26页。）全球性问题产生于20世纪，但其解决问题的要求却面向21世纪。这种要求反映到价值哲学中来，它要求21世纪的价值哲学及其研究方法必须适应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需要，必须从对立走向融合。
全球化趋势的挑战，是21世纪价值哲学所面临的另一大现实课题。全球化趋势虽然早在“民族国家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之中已初露端倪，又在20世纪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要求中得以凸现，但真正使之成为一种现实的挑战，却是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形成而出现的。所谓全球化趋势，不仅指经济的全球化，同时也包括政治的全球化和文化的全球化；它也不只是现今表面所呈现的资本主义文明的扩展和渗透，而且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它本质上也是社会主义文明向世界的进军和扩展。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全球化条件下所发生的一种民族社会形态向世界社会形态的转移，既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成为世界性社会形态的内容，也包括资本主义世界社会形态转向社会主义世界社会形态的内容”。（注：梁树发：《全球化：世界社会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新华文摘》2000年第7期，第17页。）由此而言，所谓全球化趋势，本质上是由当今世界历史所蕴含的各种现实矛盾所产生的社会一体化趋势，它是民族国家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的新的历史阶段，是在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冲突、相互碰撞、相互整合基础上所形成的整个世界历史不可避免地逐步走向共同发展的基本趋向。在这个全球化趋势面前，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各个地区都将面临挑战。顺之者昌，逆之者衰。与此相适应，21世纪的价值哲学及其研究方法也必须顺应这个潮流，从对立走向融合。否则，彼此矛盾的价值理论和相互对立的研究方法，终将被全球化趋势所淘汰。
文化价值冲突的凸现，是21世纪价值哲学所必须解决的又一现实难题。全球性问题需要有全球化的解决方式，全球化趋势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全球化战略。然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又都总是从自己的历史和现实出发，按照自己的文化观念和价值标准去提出办法、制定战略。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价值发生冲突。这种冲突既表现为各大宗教文化之间的差异，又表现为各地区文明之间的矛盾；不仅包括东西方价值之间的对立，而且包括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之间的斗争……。然而，在全球性问题解决过程中和在全球化趋势面前，各种文化价值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既不能靠用一种文化消灭另一种文化的办法来解决，也不能靠以一种价值观取代另一种价值观的方式来处理，最为现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只能是各文化之间的对话和各种价值之间的整合。价值理论及其研究方法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归根结底不过是现实文化价值冲突在价值哲学和理论研究上的反映和表现。现实文化价值冲突的有效解决，要求21世纪价值哲学及其研究方法必须从对立走向融合；而这种理论方法从对立走向融合，其实不过是现实文化价值从矛盾冲突走向对话整合的观念反映和理论表现。
四、在实践思维中寻求融合途径——从对立走向融合的合理方式
为什么价值哲学的发展会出现各种价值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彼此矛盾、相互对立且难以统一的困难局面？从方法论上来讲，根源还在于思维方式的差异，而其症结则在于大多数研究者对于价值哲学和实践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还缺乏深入地研究和了解。实际上，正如马克思所早已指出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18页。）马克思所确立的实践思维方式，既是价值哲学发展所应有的思维方式，又是价值理论方法走出目前困境，从对立走向融合的正确道路与合理方式。
所谓实践思维方式，亦即实践观点的哲学思维方式，简单说，也就是按照人的实践活动本性及其方式去思考、认识、处理和解决问题的哲学思维方式。实践活动是一种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目的与手段、理想与现实等矛盾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否定的辩证统一活动。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也就是实践活动本身的各种矛盾对立统一关系在哲学思维中的主观反映和集中体现。一句话，实践的思维方式，本质上就是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客观性原则与能动超越性原则、现实性原则与目的理想性原则、唯物论原则与辩证法原则内在统一的哲学思维方式。（注：参见拙作：《转变哲学思维方式与重解历史存在方式》，《世纪论评》，1998年第5-6期，第50-53页。）
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既是一种现代哲学思维方式，也是现代价值哲学研究价值现象的正确合理的思维方式。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价值现象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而社会历史过程实际上就是人们的实践活动过程。价值与实践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实践是价值发生、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价值则是实践的目的、动力和内容。人们的社会历史活动过程，本质上也就是人们通过自身实践活动去追求价值、选择价值、创造价值和实现价值的过程。一切价值现象归根到底都扎根于人的实践活动，离开实践活动便没有价值可言。由此可见，价值哲学之所以应该选择实践思维方式，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价值现象实际上就是实践现象，实践现象本质上也就是价值现象。实践生成价值，价值依赖实践。实践不能脱离价值，价值也离不开实践。
实践思维方式不仅是价值哲学的思维方式，而且也是正确认识和解释20世纪价值哲学理论方法矛盾对立根源的合理思维方式。从实践思维方式来看，各种价值理论矛盾和各种研究方法对立，归根到底不过是实践活动自身矛盾的某种反映和表现，只是这种反映和表现在特定价值理论和方法上采取了某种单向度思维，而在整个价值哲学上则表现为某种外在分离状态。例如：实践活动（价值活动）原本是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对立统一的活动。然而，主体价值论和客体价值论、主观主义价值论和客观主义价值论却仅仅表现了实践矛盾（价值矛盾）的某一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其结果使自己陷入片面化之中。又如，认识主义价值论和非认识主义价值论、目的理想价值论和现实结果价值论、存在价值论和评价价值论之所以陷入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对立之中，根本原因也在于它们各自对实践活动自身所包含的认知和情感、目的和结果、理想与现实、事实与评价等矛盾关系作了单方面的反映和表现，而未能达到对它们的全面理解和把握。
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也就获得了解决问题的关键之点。缺乏全面的实践观点是20世纪价值哲学陷入矛盾困境的根本原因，确立实践思维方式也就成为21世纪价值哲学及其研究方法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实践思维方式既是解决价值理论及其研究方法之间矛盾对立的正确途径，也是21世纪价值哲学及其研究方法从对立走向融合的合理方式。
价值哲学确立实践思维方式，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或抛弃以往所形成的各种富有成果的价值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它只是试图在实践思维方式中为实现相互矛盾、彼此对立的各种价值理论及其研究方法的融合统一寻找出路和方式，从而使21世纪的价值哲学在更广阔视野、更高的起点、更合理方式和更坚实基础上获得更大发展。
在谈到哲学历史上各种体系之间的关系时，黑格尔曾指出：“哲学史上所表现的种种不同的体系，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只是一个哲学体系，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罢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那些作为各个哲学体系的基础的特殊原则，只不过是同一思想整体的一些分支罢了。那些在时间上最晚出的哲学体系，乃是前此一切体系的成果，因而必定包括前此各体系的原则在内；所以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哲学体系，必定是最渊博、最丰富和最具体的哲学体系”。（注：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4-55页。）无庸讳言，这里包含着黑格尔建立终极体系的企图，但撇开这一点，其中所表达的哲学历史发展的基本思想还是很有道理的。哲学发展如此，价值哲学发展也同样如此。在实践思维方式中，20世纪所形成的各种价值理论及其研究方法的“特殊原则”不仅没有消失，相反，在相互融合、彼此统一中又重新获得了新的生命；它们在融合统一中不仅找到了自己真正合适的位置，而且也都将发挥自己所应该发挥的功能和作用。例如：在实践思维方式中，主体价值论和客体价值论、主观主义价值论和客观主义价值论、人道价值论和天道价值论各自所表达的核心价值理念，都将在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人与自然的否定性统一关系中得到应有体现；而认识主义价值论和非认识主义价值论、自然主义价值论和直觉主义价值论、存在价值论和评价价值论、目的理想价值论和现实结果价值论等所强调的特殊原则，也都将在实践思维方式对认知与情感、理性与非理性、事实与评价、目的与结果、理想与现实的辩证统一理解中获得相应调整和有机融合。至于一元价值论和多元价值论、关系价值论和系统价值论、元价值研究和规范价值研究的矛盾和对立，最终也都将在实践思维方式的广阔视野中找到统一中介，获得最佳融合。
实践思维方式是20世纪价值哲学走出困境的思维方式，也是21世纪价值哲学走向繁荣的思维方式。然而，运用这一思维方式建构21世纪崭新的价值哲学，不仅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而且是一场全面深刻的伟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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